花城出版社二○○四年出版

2026年2月1日，《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条例》的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鼓励在车站、机场、码头、宾馆等公共服务机构和场所，以及公园、景区等公共空间设置阅读设施，旨在让公众能随手有书可读、随时有地可读。这让我不禁想起希望工程那幅经典招贴画，想起解海龙那张“大眼睛”照片里“我要读书”的渴望；眼前又浮现出落后农村的扫盲场景，也想起了自己与书的缘分。

书荒岁月，借读欢然

从书荒走来，年幼时村里借来借去的那几本《三国演义》《杨家将》《呼家将》《说岳全传》，三分之一以上都卷了角，甚至掉角或失去几行字；很多人翻阅不便时，会舔一下食指肚再捻，书页到处布满了粗糙的指纹。很多年以后，我有幸策划了一本《旗人风华》。书中一幅描绘老北京“敬惜字纸”风物的木刻图，令我感慨良多，使我至今仍保持着不乱弃任何片纸只字的习惯。

后来能借到金庸、梁羽生等人的武侠小说了，总是借到什么看什么，很少能从容地从第一部看到最后。任何一本，也大多看得有头无尾，书页常被撕得七零八落。所谓“少不看《水浒》，老不看《三国》”，这些带着血气之勇、无关考试的书，学校自然要没收，家长也严令禁止。很多伙伴猫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熬坏了眼睛。那时候，谁要是戴着眼镜、上衣兜里插着一支笔，便显得很有学问。据说，普通老师只在兜里别一支笔，而别着两支钢笔的，大概就是校长了。那时候，连纸张也是稀缺品。我一、二年级在村头的庙里读书，只有两位女老师，一个教一年级，一个教二年级，一位尼姑算是我们的校长。我们的课本，是学一课便撕下一课，要么拿去叠元宝，要么就到尼姑校长那里换口水喝。她需要这些纸来卷烟。

后来，即便到了以藏书丰富著称的北京大学，图书馆里热门书的副本也极少，借阅排队不易。为此，不少同学会直接去正在借阅者的宿舍里围追堵截，催促还书。阅览室非常受欢迎，但谁也不能保证今天读的书，明天还能接着读。所以，在阅览室的书架上，把书倒插或者藏起来的情况比比皆是。真是“书非借不能读也”。更有趣的是，在一些书，尤其是论文集的书眉，常会看到颇为礼貌却又赫然的提醒：“已抄！！！”我一直记得余英时先生的《士与中国文化》，我借到的那本前一百页都被人撕掉了。直到毕业多年后，我才买到它，补全了当年残缺的阅读。

当我薪水富余可以买点书时，便有了巨大的满足感。每有机会到一个地方，我常常第一时间去新华书店买张地图，顺手捎几本书，这被我的研究生导师形容为“贼不走空”。我一直记得，有一次我正躲在熙熙攘攘的海淀图书城“二酉堂”书店里挑书，忽然听见我那书痴导师在外面，正为了多打点折扣跟老板软磨硬泡。他反复跟人家强调：“你看，书是挺厚，但对我有用的也就这几页。再便宜点吧。”我怕他尴尬，便等他离开了才敢出来。其实，书籍身上这种文化传承与商品属性的并存，一直让许多爱书人感到矛盾。

我曾在江南一个小地方谋温饱，小地方买书尤其不易，故而每当有人从外地带来好书、磁带、碟片，大家便一起分享，其乐融融。至今，我书架上还有不少朋友送的书。书不仅仅是知识的载体，也是情感的温暖流动。

我至今还记得，从苏州大学附近一家旧书店抱回一摞王道乾译的兰波《地狱一季》，从徐州百花书店购得一摞周良沛编的波德莱尔《恶之花》（《不吉祥的花》）时，那心情何等激动，何其自得。子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可以群”，是我们青春读书的见证。

入行出版，校雠深思

因与书结缘，且认为书是更耐久的东西，我便从新闻业转向了出版业。但作为读者读书与作为编辑读书，实在大不相同。读者读书，求得其好处便好，些许错别字或印装差错，只要无碍于提升认知，便仍属好书。我曾感慨，光明日报出版社1993年10月初版的吴晓铃《居京琐记》，错别字虽多，但的确不妨碍它是一本好书。然而，好书也并非我作为出版人就必须出版它的充要理由。

想想过去读的金庸小说，清一色是盗版，哪本不是错字连篇？甚至署名“金庸大”“金庸新”“全庸”的作品也不少，好看便看，不好看扔了便是。古人追求“善本”，正说明其难求。古代的刻工是工匠，而非学者，形近而误在所难免。对他们而言，靠手艺吃饱饭才是第一要义。

然而编辑读书有一个古典词汇叫“校雠（音chóu）”，其意为：仇人相对，刀笔相向。所以编辑阅读天然以挑刺为主，那些显眼的字词、语法错误会不停地朝眼里跳，所以编辑读书大多顾不上把图书的知识化为自己的营养。

问题在于，图书的商业属性驱策着速度与效益，使得编辑很难固守专业边界。加之学科体系的日益细分，以《经典常谈》为例，试问今日中文、历史或哲学系的学生，谁又敢言其内容尽在自己专业樊笼之内？近日，贺毅武老师凭借深厚学养与多版本比对，指出现行人民教育出版社《经典常谈》的诸多失误。此事看似简单，但在他指出之前，这些显眼的错误又有几人真正深究？而视频传播后，众人多是在转述他的发现，可曾有谁在此基础上，发掘出贺老师也未察觉的新误？

编辑是所谓的杂家，随着自己职业的成长越来越杂，哪有多少底气和作者对话呢？为了这个对话的底气，我业余时间也试着写点东西，其实是希望减少“流寇式”作战。我深深体会到，写作者读书和编辑读书又大不同。自己有一缸水才能予人一瓢水；自己有一瓢水至多予人一掬水。既然写书，就应该把相关范围内最基本的著作翻一翻，对相关领域的前沿研究有大致了解。

当然，广泛阅读也有个限度。我曾经努力写过老子，关于《老子》的权威注本和研究著作自然要读的，包括楚简本、马王堆帛书本。鉴于自己没多少古文字修养，关于楚简和马王堆帛书本，大概只读一个本子还不行。最让我矛盾的是，我虽上过李零老师的课，也读过他包括楚简校释在内的多部著作，但在自己动笔时，却刻意回避读他已出版的《老子》研究专著。原因是担心，读过他的著作会过早地熄灭自己探索的热情。直到我的《老子大不肖》出版后，我才开始仔细读李零老师的《人往低处走》。

读书为本，敬惜恒之

身份不同，读书态度自然不同，即使读同一本书所得也一定不同，但读书自身是应该被大大鼓励的。有朋友问我为什么读书？作为一个出版人和写作者，我很奇怪这个发问，为什么读书？那我们为什么不问问为什么吃饭、为什么散步呢？

人与动物的最大差别之一大概就是知识积累的程度不同，完成今天社会所必须的知识积累，只有通过教育和读书。通过主动读书，我们才能和古人对话，和过去的智慧对话，这就是古所谓“尚友”。读书，应该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荀子《劝学》篇说得很清楚：“学不可以已”，意思是学习无止境。

主动阅读，方能更好体味读书的乐趣；他人的选择，从来不是自己阅读的充分理由。作为出版人，我常常参与一些荐书活动，但推荐什么书需要非常谨慎。像我这样的很多读书人，其实最初都并非从好书读起的。洪子诚先生反思过自己的阅读经历，感慨他读过那么多后来人认为竟然毫无营养的书！

如今，书终究是多起来了。我们得以随处遇见书，随手拿起书，爱书人也不必再为狭小居所里如何囤书而发愁。但作为一个从“书荒”年代走来的人，我仍想呼吁那四个字：敬惜字纸。

读书之前，虽不必沐浴焚香，但净手是必要的，不乱涂乱画也是必要的。书，不是供我们“到此一游”的景点，它是一次充电、一场放空、一种思考的媒介，更是一段尚友古人、“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别样人生。

花城出版社二○○四年出版

2026年2月1日，《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条例》的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鼓励在车站、机场、码头、宾馆等公共服务机构和场所，以及公园、景区等公共空间设置阅读设施，旨在让公众能随手有书可读、随时有地可读。这让我不禁想起希望工程那幅经典招贴画，想起解海龙那张“大眼睛”照片里“我要读书”的渴望；眼前又浮现出落后农村的扫盲场景，也想起了自己与书的缘分。

书荒岁月，借读欢然

从书荒走来，年幼时村里借来借去的那几本《三国演义》《杨家将》《呼家将》《说岳全传》，三分之一以上都卷了角，甚至掉角或失去几行字；很多人翻阅不便时，会舔一下食指肚再捻，书页到处布满了粗糙的指纹。很多年以后，我有幸策划了一本《旗人风华》。书中一幅描绘老北京“敬惜字纸”风物的木刻图，令我感慨良多，使我至今仍保持着不乱弃任何片纸只字的习惯。

后来能借到金庸、梁羽生等人的武侠小说了，总是借到什么看什么，很少能从容地从第一部看到最后。任何一本，也大多看得有头无尾，书页常被撕得七零八落。所谓“少不看《水浒》，老不看《三国》”，这些带着血气之勇、无关考试的书，学校自然要没收，家长也严令禁止。很多伙伴猫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熬坏了眼睛。那时候，谁要是戴着眼镜、上衣兜里插着一支笔，便显得很有学问。据说，普通老师只在兜里别一支笔，而别着两支钢笔的，大概就是校长了。那时候，连纸张也是稀缺品。我一、二年级在村头的庙里读书，只有两位女老师，一个教一年级，一个教二年级，一位尼姑算是我们的校长。我们的课本，是学一课便撕下一课，要么拿去叠元宝，要么就到尼姑校长那里换口水喝。她需要这些纸来卷烟。

后来，即便到了以藏书丰富著称的北京大学，图书馆里热门书的副本也极少，借阅排队不易。为此，不少同学会直接去正在借阅者的宿舍里围追堵截，催促还书。阅览室非常受欢迎，但谁也不能保证今天读的书，明天还能接着读。所以，在阅览室的书架上，把书倒插或者藏起来的情况比比皆是。真是“书非借不能读也”。更有趣的是，在一些书，尤其是论文集的书眉，常会看到颇为礼貌却又赫然的提醒：“已抄！！！”我一直记得余英时先生的《士与中国文化》，我借到的那本前一百页都被人撕掉了。直到毕业多年后，我才买到它，补全了当年残缺的阅读。

当我薪水富余可以买点书时，便有了巨大的满足感。每有机会到一个地方，我常常第一时间去新华书店买张地图，顺手捎几本书，这被我的研究生导师形容为“贼不走空”。我一直记得，有一次我正躲在熙熙攘攘的海淀图书城“二酉堂”书店里挑书，忽然听见我那书痴导师在外面，正为了多打点折扣跟老板软磨硬泡。他反复跟人家强调：“你看，书是挺厚，但对我有用的也就这几页。再便宜点吧。”我怕他尴尬，便等他离开了才敢出来。其实，书籍身上这种文化传承与商品属性的并存，一直让许多爱书人感到矛盾。

我曾在江南一个小地方谋温饱，小地方买书尤其不易，故而每当有人从外地带来好书、磁带、碟片，大家便一起分享，其乐融融。至今，我书架上还有不少朋友送的书。书不仅仅是知识的载体，也是情感的温暖流动。

我至今还记得，从苏州大学附近一家旧书店抱回一摞王道乾译的兰波《地狱一季》，从徐州百花书店购得一摞周良沛编的波德莱尔《恶之花》（《不吉祥的花》）时，那心情何等激动，何其自得。子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可以群”，是我们青春读书的见证。

入行出版，校雠深思

因与书结缘，且认为书是更耐久的东西，我便从新闻业转向了出版业。但作为读者读书与作为编辑读书，实在大不相同。读者读书，求得其好处便好，些许错别字或印装差错，只要无碍于提升认知，便仍属好书。我曾感慨，光明日报出版社1993年10月初版的吴晓铃《居京琐记》，错别字虽多，但的确不妨碍它是一本好书。然而，好书也并非我作为出版人就必须出版它的充要理由。

想想过去读的金庸小说，清一色是盗版，哪本不是错字连篇？甚至署名“金庸大”“金庸新”“全庸”的作品也不少，好看便看，不好看扔了便是。古人追求“善本”，正说明其难求。古代的刻工是工匠，而非学者，形近而误在所难免。对他们而言，靠手艺吃饱饭才是第一要义。

然而编辑读书有一个古典词汇叫“校雠（音chóu）”，其意为：仇人相对，刀笔相向。所以编辑阅读天然以挑刺为主，那些显眼的字词、语法错误会不停地朝眼里跳，所以编辑读书大多顾不上把图书的知识化为自己的营养。

问题在于，图书的商业属性驱策着速度与效益，使得编辑很难固守专业边界。加之学科体系的日益细分，以《经典常谈》为例，试问今日中文、历史或哲学系的学生，谁又敢言其内容尽在自己专业樊笼之内？近日，贺毅武老师凭借深厚学养与多版本比对，指出现行人民教育出版社《经典常谈》的诸多失误。此事看似简单，但在他指出之前，这些显眼的错误又有几人真正深究？而视频传播后，众人多是在转述他的发现，可曾有谁在此基础上，发掘出贺老师也未察觉的新误？

编辑是所谓的杂家，随着自己职业的成长越来越杂，哪有多少底气和作者对话呢？为了这个对话的底气，我业余时间也试着写点东西，其实是希望减少“流寇式”作战。我深深体会到，写作者读书和编辑读书又大不同。自己有一缸水才能予人一瓢水；自己有一瓢水至多予人一掬水。既然写书，就应该把相关范围内最基本的著作翻一翻，对相关领域的前沿研究有大致了解。

当然，广泛阅读也有个限度。我曾经努力写过老子，关于《老子》的权威注本和研究著作自然要读的，包括楚简本、马王堆帛书本。鉴于自己没多少古文字修养，关于楚简和马王堆帛书本，大概只读一个本子还不行。最让我矛盾的是，我虽上过李零老师的课，也读过他包括楚简校释在内的多部著作，但在自己动笔时，却刻意回避读他已出版的《老子》研究专著。原因是担心，读过他的著作会过早地熄灭自己探索的热情。直到我的《老子大不肖》出版后，我才开始仔细读李零老师的《人往低处走》。

读书为本，敬惜恒之

身份不同，读书态度自然不同，即使读同一本书所得也一定不同，但读书自身是应该被大大鼓励的。有朋友问我为什么读书？作为一个出版人和写作者，我很奇怪这个发问，为什么读书？那我们为什么不问问为什么吃饭、为什么散步呢？

人与动物的最大差别之一大概就是知识积累的程度不同，完成今天社会所必须的知识积累，只有通过教育和读书。通过主动读书，我们才能和古人对话，和过去的智慧对话，这就是古所谓“尚友”。读书，应该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荀子《劝学》篇说得很清楚：“学不可以已”，意思是学习无止境。

主动阅读，方能更好体味读书的乐趣；他人的选择，从来不是自己阅读的充分理由。作为出版人，我常常参与一些荐书活动，但推荐什么书需要非常谨慎。像我这样的很多读书人，其实最初都并非从好书读起的。洪子诚先生反思过自己的阅读经历，感慨他读过那么多后来人认为竟然毫无营养的书！

如今，书终究是多起来了。我们得以随处遇见书，随手拿起书，爱书人也不必再为狭小居所里如何囤书而发愁。但作为一个从“书荒”年代走来的人，我仍想呼吁那四个字：敬惜字纸。

读书之前，虽不必沐浴焚香，但净手是必要的，不乱涂乱画也是必要的。书，不是供我们“到此一游”的景点，它是一次充电、一场放空、一种思考的媒介，更是一段尚友古人、“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别样人生。

花城出版社二○○四年出版

2026年2月1日，《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条例》的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鼓励在车站、机场、码头、宾馆等公共服务机构和场所，以及公园、景区等公共空间设置阅读设施，旨在让公众能随手有书可读、随时有地可读。这让我不禁想起希望工程那幅经典招贴画，想起解海龙那张“大眼睛”照片里“我要读书”的渴望；眼前又浮现出落后农村的扫盲场景，也想起了自己与书的缘分。

书荒岁月，借读欢然

从书荒走来，年幼时村里借来借去的那几本《三国演义》《杨家将》《呼家将》《说岳全传》，三分之一以上都卷了角，甚至掉角或失去几行字；很多人翻阅不便时，会舔一下食指肚再捻，书页到处布满了粗糙的指纹。很多年以后，我有幸策划了一本《旗人风华》。书中一幅描绘老北京“敬惜字纸”风物的木刻图，令我感慨良多，使我至今仍保持着不乱弃任何片纸只字的习惯。

后来能借到金庸、梁羽生等人的武侠小说了，总是借到什么看什么，很少能从容地从第一部看到最后。任何一本，也大多看得有头无尾，书页常被撕得七零八落。所谓“少不看《水浒》，老不看《三国》”，这些带着血气之勇、无关考试的书，学校自然要没收，家长也严令禁止。很多伙伴猫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熬坏了眼睛。那时候，谁要是戴着眼镜、上衣兜里插着一支笔，便显得很有学问。据说，普通老师只在兜里别一支笔，而别着两支钢笔的，大概就是校长了。那时候，连纸张也是稀缺品。我一、二年级在村头的庙里读书，只有两位女老师，一个教一年级，一个教二年级，一位尼姑算是我们的校长。我们的课本，是学一课便撕下一课，要么拿去叠元宝，要么就到尼姑校长那里换口水喝。她需要这些纸来卷烟。

后来，即便到了以藏书丰富著称的北京大学，图书馆里热门书的副本也极少，借阅排队不易。为此，不少同学会直接去正在借阅者的宿舍里围追堵截，催促还书。阅览室非常受欢迎，但谁也不能保证今天读的书，明天还能接着读。所以，在阅览室的书架上，把书倒插或者藏起来的情况比比皆是。真是“书非借不能读也”。更有趣的是，在一些书，尤其是论文集的书眉，常会看到颇为礼貌却又赫然的提醒：“已抄！！！”我一直记得余英时先生的《士与中国文化》，我借到的那本前一百页都被人撕掉了。直到毕业多年后，我才买到它，补全了当年残缺的阅读。

当我薪水富余可以买点书时，便有了巨大的满足感。每有机会到一个地方，我常常第一时间去新华书店买张地图，顺手捎几本书，这被我的研究生导师形容为“贼不走空”。我一直记得，有一次我正躲在熙熙攘攘的海淀图书城“二酉堂”书店里挑书，忽然听见我那书痴导师在外面，正为了多打点折扣跟老板软磨硬泡。他反复跟人家强调：“你看，书是挺厚，但对我有用的也就这几页。再便宜点吧。”我怕他尴尬，便等他离开了才敢出来。其实，书籍身上这种文化传承与商品属性的并存，一直让许多爱书人感到矛盾。

我曾在江南一个小地方谋温饱，小地方买书尤其不易，故而每当有人从外地带来好书、磁带、碟片，大家便一起分享，其乐融融。至今，我书架上还有不少朋友送的书。书不仅仅是知识的载体，也是情感的温暖流动。

我至今还记得，从苏州大学附近一家旧书店抱回一摞王道乾译的兰波《地狱一季》，从徐州百花书店购得一摞周良沛编的波德莱尔《恶之花》（《不吉祥的花》）时，那心情何等激动，何其自得。子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可以群”，是我们青春读书的见证。

入行出版，校雠深思

因与书结缘，且认为书是更耐久的东西，我便从新闻业转向了出版业。但作为读者读书与作为编辑读书，实在大不相同。读者读书，求得其好处便好，些许错别字或印装差错，只要无碍于提升认知，便仍属好书。我曾感慨，光明日报出版社1993年10月初版的吴晓铃《居京琐记》，错别字虽多，但的确不妨碍它是一本好书。然而，好书也并非我作为出版人就必须出版它的充要理由。

想想过去读的金庸小说，清一色是盗版，哪本不是错字连篇？甚至署名“金庸大”“金庸新”“全庸”的作品也不少，好看便看，不好看扔了便是。古人追求“善本”，正说明其难求。古代的刻工是工匠，而非学者，形近而误在所难免。对他们而言，靠手艺吃饱饭才是第一要义。

然而编辑读书有一个古典词汇叫“校雠（音chóu）”，其意为：仇人相对，刀笔相向。所以编辑阅读天然以挑刺为主，那些显眼的字词、语法错误会不停地朝眼里跳，所以编辑读书大多顾不上把图书的知识化为自己的营养。

问题在于，图书的商业属性驱策着速度与效益，使得编辑很难固守专业边界。加之学科体系的日益细分，以《经典常谈》为例，试问今日中文、历史或哲学系的学生，谁又敢言其内容尽在自己专业樊笼之内？近日，贺毅武老师凭借深厚学养与多版本比对，指出现行人民教育出版社《经典常谈》的诸多失误。此事看似简单，但在他指出之前，这些显眼的错误又有几人真正深究？而视频传播后，众人多是在转述他的发现，可曾有谁在此基础上，发掘出贺老师也未察觉的新误？

编辑是所谓的杂家，随着自己职业的成长越来越杂，哪有多少底气和作者对话呢？为了这个对话的底气，我业余时间也试着写点东西，其实是希望减少“流寇式”作战。我深深体会到，写作者读书和编辑读书又大不同。自己有一缸水才能予人一瓢水；自己有一瓢水至多予人一掬水。既然写书，就应该把相关范围内最基本的著作翻一翻，对相关领域的前沿研究有大致了解。

当然，广泛阅读也有个限度。我曾经努力写过老子，关于《老子》的权威注本和研究著作自然要读的，包括楚简本、马王堆帛书本。鉴于自己没多少古文字修养，关于楚简和马王堆帛书本，大概只读一个本子还不行。最让我矛盾的是，我虽上过李零老师的课，也读过他包括楚简校释在内的多部著作，但在自己动笔时，却刻意回避读他已出版的《老子》研究专著。原因是担心，读过他的著作会过早地熄灭自己探索的热情。直到我的《老子大不肖》出版后，我才开始仔细读李零老师的《人往低处走》。

读书为本，敬惜恒之

身份不同，读书态度自然不同，即使读同一本书所得也一定不同，但读书自身是应该被大大鼓励的。有朋友问我为什么读书？作为一个出版人和写作者，我很奇怪这个发问，为什么读书？那我们为什么不问问为什么吃饭、为什么散步呢？

人与动物的最大差别之一大概就是知识积累的程度不同，完成今天社会所必须的知识积累，只有通过教育和读书。通过主动读书，我们才能和古人对话，和过去的智慧对话，这就是古所谓“尚友”。读书，应该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荀子《劝学》篇说得很清楚：“学不可以已”，意思是学习无止境。

主动阅读，方能更好体味读书的乐趣；他人的选择，从来不是自己阅读的充分理由。作为出版人，我常常参与一些荐书活动，但推荐什么书需要非常谨慎。像我这样的很多读书人，其实最初都并非从好书读起的。洪子诚先生反思过自己的阅读经历，感慨他读过那么多后来人认为竟然毫无营养的书！

如今，书终究是多起来了。我们得以随处遇见书，随手拿起书，爱书人也不必再为狭小居所里如何囤书而发愁。但作为一个从“书荒”年代走来的人，我仍想呼吁那四个字：敬惜字纸。

读书之前，虽不必沐浴焚香，但净手是必要的，不乱涂乱画也是必要的。书，不是供我们“到此一游”的景点，它是一次充电、一场放空、一种思考的媒介，更是一段尚友古人、“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别样人生。

花城出版社二○○四年出版

2026年2月1日，《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条例》的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鼓励在车站、机场、码头、宾馆等公共服务机构和场所，以及公园、景区等公共空间设置阅读设施，旨在让公众能随手有书可读、随时有地可读。这让我不禁想起希望工程那幅经典招贴画，想起解海龙那张“大眼睛”照片里“我要读书”的渴望；眼前又浮现出落后农村的扫盲场景，也想起了自己与书的缘分。

书荒岁月，借读欢然

从书荒走来，年幼时村里借来借去的那几本《三国演义》《杨家将》《呼家将》《说岳全传》，三分之一以上都卷了角，甚至掉角或失去几行字；很多人翻阅不便时，会舔一下食指肚再捻，书页到处布满了粗糙的指纹。很多年以后，我有幸策划了一本《旗人风华》。书中一幅描绘老北京“敬惜字纸”风物的木刻图，令我感慨良多，使我至今仍保持着不乱弃任何片纸只字的习惯。

后来能借到金庸、梁羽生等人的武侠小说了，总是借到什么看什么，很少能从容地从第一部看到最后。任何一本，也大多看得有头无尾，书页常被撕得七零八落。所谓“少不看《水浒》，老不看《三国》”，这些带着血气之勇、无关考试的书，学校自然要没收，家长也严令禁止。很多伙伴猫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熬坏了眼睛。那时候，谁要是戴着眼镜、上衣兜里插着一支笔，便显得很有学问。据说，普通老师只在兜里别一支笔，而别着两支钢笔的，大概就是校长了。那时候，连纸张也是稀缺品。我一、二年级在村头的庙里读书，只有两位女老师，一个教一年级，一个教二年级，一位尼姑算是我们的校长。我们的课本，是学一课便撕下一课，要么拿去叠元宝，要么就到尼姑校长那里换口水喝。她需要这些纸来卷烟。

后来，即便到了以藏书丰富著称的北京大学，图书馆里热门书的副本也极少，借阅排队不易。为此，不少同学会直接去正在借阅者的宿舍里围追堵截，催促还书。阅览室非常受欢迎，但谁也不能保证今天读的书，明天还能接着读。所以，在阅览室的书架上，把书倒插或者藏起来的情况比比皆是。真是“书非借不能读也”。更有趣的是，在一些书，尤其是论文集的书眉，常会看到颇为礼貌却又赫然的提醒：“已抄！！！”我一直记得余英时先生的《士与中国文化》，我借到的那本前一百页都被人撕掉了。直到毕业多年后，我才买到它，补全了当年残缺的阅读。

当我薪水富余可以买点书时，便有了巨大的满足感。每有机会到一个地方，我常常第一时间去新华书店买张地图，顺手捎几本书，这被我的研究生导师形容为“贼不走空”。我一直记得，有一次我正躲在熙熙攘攘的海淀图书城“二酉堂”书店里挑书，忽然听见我那书痴导师在外面，正为了多打点折扣跟老板软磨硬泡。他反复跟人家强调：“你看，书是挺厚，但对我有用的也就这几页。再便宜点吧。”我怕他尴尬，便等他离开了才敢出来。其实，书籍身上这种文化传承与商品属性的并存，一直让许多爱书人感到矛盾。

我曾在江南一个小地方谋温饱，小地方买书尤其不易，故而每当有人从外地带来好书、磁带、碟片，大家便一起分享，其乐融融。至今，我书架上还有不少朋友送的书。书不仅仅是知识的载体，也是情感的温暖流动。

我至今还记得，从苏州大学附近一家旧书店抱回一摞王道乾译的兰波《地狱一季》，从徐州百花书店购得一摞周良沛编的波德莱尔《恶之花》（《不吉祥的花》）时，那心情何等激动，何其自得。子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可以群”，是我们青春读书的见证。

入行出版，校雠深思

因与书结缘，且认为书是更耐久的东西，我便从新闻业转向了出版业。但作为读者读书与作为编辑读书，实在大不相同。读者读书，求得其好处便好，些许错别字或印装差错，只要无碍于提升认知，便仍属好书。我曾感慨，光明日报出版社1993年10月初版的吴晓铃《居京琐记》，错别字虽多，但的确不妨碍它是一本好书。然而，好书也并非我作为出版人就必须出版它的充要理由。

想想过去读的金庸小说，清一色是盗版，哪本不是错字连篇？甚至署名“金庸大”“金庸新”“全庸”的作品也不少，好看便看，不好看扔了便是。古人追求“善本”，正说明其难求。古代的刻工是工匠，而非学者，形近而误在所难免。对他们而言，靠手艺吃饱饭才是第一要义。

然而编辑读书有一个古典词汇叫“校雠（音chóu）”，其意为：仇人相对，刀笔相向。所以编辑阅读天然以挑刺为主，那些显眼的字词、语法错误会不停地朝眼里跳，所以编辑读书大多顾不上把图书的知识化为自己的营养。

问题在于，图书的商业属性驱策着速度与效益，使得编辑很难固守专业边界。加之学科体系的日益细分，以《经典常谈》为例，试问今日中文、历史或哲学系的学生，谁又敢言其内容尽在自己专业樊笼之内？近日，贺毅武老师凭借深厚学养与多版本比对，指出现行人民教育出版社《经典常谈》的诸多失误。此事看似简单，但在他指出之前，这些显眼的错误又有几人真正深究？而视频传播后，众人多是在转述他的发现，可曾有谁在此基础上，发掘出贺老师也未察觉的新误？

编辑是所谓的杂家，随着自己职业的成长越来越杂，哪有多少底气和作者对话呢？为了这个对话的底气，我业余时间也试着写点东西，其实是希望减少“流寇式”作战。我深深体会到，写作者读书和编辑读书又大不同。自己有一缸水才能予人一瓢水；自己有一瓢水至多予人一掬水。既然写书，就应该把相关范围内最基本的著作翻一翻，对相关领域的前沿研究有大致了解。

当然，广泛阅读也有个限度。我曾经努力写过老子，关于《老子》的权威注本和研究著作自然要读的，包括楚简本、马王堆帛书本。鉴于自己没多少古文字修养，关于楚简和马王堆帛书本，大概只读一个本子还不行。最让我矛盾的是，我虽上过李零老师的课，也读过他包括楚简校释在内的多部著作，但在自己动笔时，却刻意回避读他已出版的《老子》研究专著。原因是担心，读过他的著作会过早地熄灭自己探索的热情。直到我的《老子大不肖》出版后，我才开始仔细读李零老师的《人往低处走》。

读书为本，敬惜恒之

身份不同，读书态度自然不同，即使读同一本书所得也一定不同，但读书自身是应该被大大鼓励的。有朋友问我为什么读书？作为一个出版人和写作者，我很奇怪这个发问，为什么读书？那我们为什么不问问为什么吃饭、为什么散步呢？

人与动物的最大差别之一大概就是知识积累的程度不同，完成今天社会所必须的知识积累，只有通过教育和读书。通过主动读书，我们才能和古人对话，和过去的智慧对话，这就是古所谓“尚友”。读书，应该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荀子《劝学》篇说得很清楚：“学不可以已”，意思是学习无止境。

主动阅读，方能更好体味读书的乐趣；他人的选择，从来不是自己阅读的充分理由。作为出版人，我常常参与一些荐书活动，但推荐什么书需要非常谨慎。像我这样的很多读书人，其实最初都并非从好书读起的。洪子诚先生反思过自己的阅读经历，感慨他读过那么多后来人认为竟然毫无营养的书！

如今，书终究是多起来了。我们得以随处遇见书，随手拿起书，爱书人也不必再为狭小居所里如何囤书而发愁。但作为一个从“书荒”年代走来的人，我仍想呼吁那四个字：敬惜字纸。

读书之前，虽不必沐浴焚香，但净手是必要的，不乱涂乱画也是必要的。书，不是供我们“到此一游”的景点，它是一次充电、一场放空、一种思考的媒介，更是一段尚友古人、“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别样人生。

花城出版社二○○四年出版

2026年2月1日，《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条例》的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鼓励在车站、机场、码头、宾馆等公共服务机构和场所，以及公园、景区等公共空间设置阅读设施，旨在让公众能随手有书可读、随时有地可读。这让我不禁想起希望工程那幅经典招贴画，想起解海龙那张“大眼睛”照片里“我要读书”的渴望；眼前又浮现出落后农村的扫盲场景，也想起了自己与书的缘分。

书荒岁月，借读欢然

从书荒走来，年幼时村里借来借去的那几本《三国演义》《杨家将》《呼家将》《说岳全传》，三分之一以上都卷了角，甚至掉角或失去几行字；很多人翻阅不便时，会舔一下食指肚再捻，书页到处布满了粗糙的指纹。很多年以后，我有幸策划了一本《旗人风华》。书中一幅描绘老北京“敬惜字纸”风物的木刻图，令我感慨良多，使我至今仍保持着不乱弃任何片纸只字的习惯。

后来能借到金庸、梁羽生等人的武侠小说了，总是借到什么看什么，很少能从容地从第一部看到最后。任何一本，也大多看得有头无尾，书页常被撕得七零八落。所谓“少不看《水浒》，老不看《三国》”，这些带着血气之勇、无关考试的书，学校自然要没收，家长也严令禁止。很多伙伴猫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熬坏了眼睛。那时候，谁要是戴着眼镜、上衣兜里插着一支笔，便显得很有学问。据说，普通老师只在兜里别一支笔，而别着两支钢笔的，大概就是校长了。那时候，连纸张也是稀缺品。我一、二年级在村头的庙里读书，只有两位女老师，一个教一年级，一个教二年级，一位尼姑算是我们的校长。我们的课本，是学一课便撕下一课，要么拿去叠元宝，要么就到尼姑校长那里换口水喝。她需要这些纸来卷烟。

后来，即便到了以藏书丰富著称的北京大学，图书馆里热门书的副本也极少，借阅排队不易。为此，不少同学会直接去正在借阅者的宿舍里围追堵截，催促还书。阅览室非常受欢迎，但谁也不能保证今天读的书，明天还能接着读。所以，在阅览室的书架上，把书倒插或者藏起来的情况比比皆是。真是“书非借不能读也”。更有趣的是，在一些书，尤其是论文集的书眉，常会看到颇为礼貌却又赫然的提醒：“已抄！！！”我一直记得余英时先生的《士与中国文化》，我借到的那本前一百页都被人撕掉了。直到毕业多年后，我才买到它，补全了当年残缺的阅读。

当我薪水富余可以买点书时，便有了巨大的满足感。每有机会到一个地方，我常常第一时间去新华书店买张地图，顺手捎几本书，这被我的研究生导师形容为“贼不走空”。我一直记得，有一次我正躲在熙熙攘攘的海淀图书城“二酉堂”书店里挑书，忽然听见我那书痴导师在外面，正为了多打点折扣跟老板软磨硬泡。他反复跟人家强调：“你看，书是挺厚，但对我有用的也就这几页。再便宜点吧。”我怕他尴尬，便等他离开了才敢出来。其实，书籍身上这种文化传承与商品属性的并存，一直让许多爱书人感到矛盾。

我曾在江南一个小地方谋温饱，小地方买书尤其不易，故而每当有人从外地带来好书、磁带、碟片，大家便一起分享，其乐融融。至今，我书架上还有不少朋友送的书。书不仅仅是知识的载体，也是情感的温暖流动。

我至今还记得，从苏州大学附近一家旧书店抱回一摞王道乾译的兰波《地狱一季》，从徐州百花书店购得一摞周良沛编的波德莱尔《恶之花》（《不吉祥的花》）时，那心情何等激动，何其自得。子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可以群”，是我们青春读书的见证。

入行出版，校雠深思

因与书结缘，且认为书是更耐久的东西，我便从新闻业转向了出版业。但作为读者读书与作为编辑读书，实在大不相同。读者读书，求得其好处便好，些许错别字或印装差错，只要无碍于提升认知，便仍属好书。我曾感慨，光明日报出版社1993年10月初版的吴晓铃《居京琐记》，错别字虽多，但的确不妨碍它是一本好书。然而，好书也并非我作为出版人就必须出版它的充要理由。

想想过去读的金庸小说，清一色是盗版，哪本不是错字连篇？甚至署名“金庸大”“金庸新”“全庸”的作品也不少，好看便看，不好看扔了便是。古人追求“善本”，正说明其难求。古代的刻工是工匠，而非学者，形近而误在所难免。对他们而言，靠手艺吃饱饭才是第一要义。

然而编辑读书有一个古典词汇叫“校雠（音chóu）”，其意为：仇人相对，刀笔相向。所以编辑阅读天然以挑刺为主，那些显眼的字词、语法错误会不停地朝眼里跳，所以编辑读书大多顾不上把图书的知识化为自己的营养。

问题在于，图书的商业属性驱策着速度与效益，使得编辑很难固守专业边界。加之学科体系的日益细分，以《经典常谈》为例，试问今日中文、历史或哲学系的学生，谁又敢言其内容尽在自己专业樊笼之内？近日，贺毅武老师凭借深厚学养与多版本比对，指出现行人民教育出版社《经典常谈》的诸多失误。此事看似简单，但在他指出之前，这些显眼的错误又有几人真正深究？而视频传播后，众人多是在转述他的发现，可曾有谁在此基础上，发掘出贺老师也未察觉的新误？

编辑是所谓的杂家，随着自己职业的成长越来越杂，哪有多少底气和作者对话呢？为了这个对话的底气，我业余时间也试着写点东西，其实是希望减少“流寇式”作战。我深深体会到，写作者读书和编辑读书又大不同。自己有一缸水才能予人一瓢水；自己有一瓢水至多予人一掬水。既然写书，就应该把相关范围内最基本的著作翻一翻，对相关领域的前沿研究有大致了解。

当然，广泛阅读也有个限度。我曾经努力写过老子，关于《老子》的权威注本和研究著作自然要读的，包括楚简本、马王堆帛书本。鉴于自己没多少古文字修养，关于楚简和马王堆帛书本，大概只读一个本子还不行。最让我矛盾的是，我虽上过李零老师的课，也读过他包括楚简校释在内的多部著作，但在自己动笔时，却刻意回避读他已出版的《老子》研究专著。原因是担心，读过他的著作会过早地熄灭自己探索的热情。直到我的《老子大不肖》出版后，我才开始仔细读李零老师的《人往低处走》。

读书为本，敬惜恒之

身份不同，读书态度自然不同，即使读同一本书所得也一定不同，但读书自身是应该被大大鼓励的。有朋友问我为什么读书？作为一个出版人和写作者，我很奇怪这个发问，为什么读书？那我们为什么不问问为什么吃饭、为什么散步呢？

人与动物的最大差别之一大概就是知识积累的程度不同，完成今天社会所必须的知识积累，只有通过教育和读书。通过主动读书，我们才能和古人对话，和过去的智慧对话，这就是古所谓“尚友”。读书，应该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荀子《劝学》篇说得很清楚：“学不可以已”，意思是学习无止境。

主动阅读，方能更好体味读书的乐趣；他人的选择，从来不是自己阅读的充分理由。作为出版人，我常常参与一些荐书活动，但推荐什么书需要非常谨慎。像我这样的很多读书人，其实最初都并非从好书读起的。洪子诚先生反思过自己的阅读经历，感慨他读过那么多后来人认为竟然毫无营养的书！

如今，书终究是多起来了。我们得以随处遇见书，随手拿起书，爱书人也不必再为狭小居所里如何囤书而发愁。但作为一个从“书荒”年代走来的人，我仍想呼吁那四个字：敬惜字纸。

读书之前，虽不必沐浴焚香，但净手是必要的，不乱涂乱画也是必要的。书，不是供我们“到此一游”的景点，它是一次充电、一场放空、一种思考的媒介，更是一段尚友古人、“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别样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