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恒/文

2026年1—2月，中国CPI和PPI累计同比分别为0.8%和-1.2%，一季度GDP平减指数同比或仍处于负值区间。3月《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推动价格总水平由负转正、消费价格合理温和回升”。

与此同时，中东局势骤然紧张，美伊冲突升级带动国际油价剧烈波动。油价飙升，表面上似乎与“推动物价合理回升”的政策方向不谋而合，但这是我们需要的通胀吗？

宏观经济目标的意义，不在数字本身，而在数字背后所代表的微观主体的真实处境。4.5%—5%的经济增速目标，追求的不是靠无效投资和库存积压堆出来的产出数字，而是企业主动扩大投资、居民愿意增加消费，经济内生循环真正转动起来。同理，2%左右的通胀目标，也不是单纯地推高物价，而是通过温和通胀打破“物价低迷→消费投资推迟→经济不振”的负向循环，让企业盈利改善、居民收入增长成为可持续的常态。

换言之，我们需要的不是“通胀”本身，而是通胀背后所映射的那套经济正常运转的逻辑。政策的核心目标，是重建并维护“企业能盈利、居民有就业有收入、社会对未来有信心”这一完整的激励机制。

有必要区分通胀的不同来源，我们不需要供给短缺推上去的滞胀，不需要货币滥发推上去的恶性通胀，也不需要资产价格猛涨但实体经济没起来的结构性泡沫。我们真正期望看到的，是需求拉动型的、温和的物价回升。需求回暖带动企业扩产，企业盈利改善带动居民就业和收入企稳，微观主体信心修复又进一步支撑消费和投资，物价温和上行是经济重新良性运转之后的自然体现。这才是“推动价格总水平由负转正、消费价格合理温和回升”的真正含义。

一、油价上涨如何向国内PPI和CPI传导？

石油是工业的血液，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PPI和CPI存在显著影响，通过直接和间接的渠道向国内物价传导。

（一）油价上涨对PPI的传导机制

油价上涨对PPI的影响最为直接且迅速，主要通过成本推动渠道实现。

一是直接推升国内石油价格。中国原油对外依存度在70%左右，国内成品油定价又与国际油价直接挂钩，因此国际油价的波动将快速传导至国内油价。PPI的权重结构中，采掘工业和原材料工业占比较高，这使得国际油价的波动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反映到PPI的变化中。

二是通过产业链纵向传导。石油是化工产业链的起点，其价格上升会依次推高乙烯、丙烯等基础化工品价格，进而传导至塑料、合成橡胶、合成纤维、化肥、农药等中间品和终端工业品。传导过程中存在逐级递减效应，即越靠近终端消费品，油价冲击的幅度越小，但覆盖的行业面越广。

三是能源替代与联动效应。油价上涨还会通过能源替代效应推升煤炭等替代能源的价格。当石油作为燃料的成本上升时，工业企业倾向于转向煤炭和天然气，从而增加对这些能源的需求，推高其价格。这种联动效应使得油价上涨的影响超越石化行业，扩展到电力、热力、钢铁、建材等高耗能领域，进一步放大对PPI整体水平的推升作用。

四是增加运输成本。燃油是物流运输的核心成本构成。油价上涨会系统性地提高公路运输、航运等物流费用，而几乎所有工业品都涉及运输环节，因此运输成本的上升具有广泛的普涨效应，会渗透到PPI各个分项之中。

（二）油价上涨对CPI的传导机制

油价上涨对CPI的传导链条相对PPI更长，影响路径更加复杂。

一是直接推升成品油和出行价格。中国实行成品油价格与国际原油价格挂钩的调价机制，国际油价上涨会较为直接地反映为国内汽油、柴油零售价格的上调。出租车、网约车、快递物流等服务行业的运营成本与燃油价格密切相关，油价持续上涨可能促使这些行业调整服务收费标准。此外，旅游、航空票价等也对燃油成本较为敏感。

二是企业将成本上升转嫁至终端消费品。PPI中上游价格上涨最终会部分传导至下游消费品出厂价格，再经由零售环节反映到CPI的工业消费品分项中。例如，塑料制品、纺织服装、家电等消费品的生产成本上升后，企业可能通过提价来转嫁成本压力。不过，这一传导渠道的效率取决于下游行业的竞争格局和需求弹性。如果下游行业竞争激烈、库存较高，企业转嫁成本的能力就会受限，PPI向CPI的传导就会出现阻滞。

三是间接传导至食品价格。油价上涨会通过多个环节推升食品价格：一是化肥和农药价格上涨增加农业生产成本；二是农业机械作业的燃油成本上升；三是农产品运输费用增加；四是食品加工环节的能源和包装材料成本上升。

二、影响测算：不同油价假设下，PPI和CPI全年走势如何？

我们更多测算的是油价的直接冲击，PPI主要涉及成本端受影响较大的石油、化工行业，CPI主要是交通运输及燃气等。食品饮料、农副产品、替代能源（煤炭）等行业也会受到油价冲击，但由于影响路径复杂，难以准确合理估计其间接影响。

（一）油价同比每上涨10%，或分别推升国内PPI和CPI同比0.4和0.1个百分点

PPI各个分项中，石油开采、石油加工、化工原料、化学纤维、橡胶塑料5个行业受油价上涨影响较大，且权重占比高，合计权重占比14.1%。我们通过回归测算，得出ICE布油价格变动对这5个行业PPI同比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68、0.41、0.20、0.20和0.05，各模型的拟合优度均在70%以上。结合各行业权重进行加权汇总后，得到国际油价对PPI的总拉动效应：国际油价同比上涨10%，约拉动国内PPI同比增速提高0.4个百分点。

国际油价对CPI的影响集中在非食品项，油价上涨10%将拉动CPI同比上涨约0.11个百分点。一是国际油价会影响成品油价格，进而影响CPI“交通与通信”项下的“交通工具用能源”；二是影响CPI“居住”项下的“水电燃料”。但由于相关细项的权重已不再公布，无法观测，因此只能观察油价与CPI非食品项同比关系。ICE布油价格同比上涨10%，将拉动CPI非食品项同比提高0.13个百分点，考虑到CPI非食品项权重约86% ，合计影响CPI同比上涨约0.1个百分点。

（二）测算假设：油价走势的5种可能情形

中东局势和油价走势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美国、伊朗都面临多重挑战，美国需要在控制通胀与维持中东影响力之间寻找平衡，伊朗则需在短期安全利益与长期发展空间之间做出抉择。我们依据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程度，以及周边产油国是否受到波及，按照冲突烈度从低到高可能出现5种情形。

情形一：冲突在近2周快速降温，美伊开启外交谈判，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核心假设：布油价格在3月底降至65美元/桶，并持续至年底。

情形二：近一个月内伊朗内部矛盾激化，库尔德人、俾路支人等组织反政府武装活动，内战使伊朗逐步“南斯拉夫化”，没有余力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核心假设：布油价格中枢在3月底达85美元/桶，至6月回落到70美元/桶左右后持续至年底。

情形三：霍尔木兹海峡封锁达1个月，后逐步通航，背后或由于美国出动海军陆战队，夺取伊朗沿海岛屿，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或由于石油消费国衰退风险上升后联合施压。核心假设：布油价格中枢在3月底达100美元/桶，至9月回落到70美元/桶左右，持续至年底。

情形四：战事长期化，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封锁，但周边产油国受波及较小。核心假设：布油价格中枢在3月底达110美元/桶，持续至年底。

情形五：美以伊爆发全面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全面封锁，且战争波及产油国。核心假设：布油价格飙升至150美元/桶甚至更高，但由于发改委为国内油价设置了上限约束——即当国际油价高于130美元/桶时，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不提或少提，因此实际影响为布油3月底达到130美元/桶并持续至年底。

（三）测算结果：若冲突激化，全年PPI同比均值可能冲高至2.2%，CPI为2.1%；若冲突降温，PPI同比仍会在5月回正，PPI同比全年均值0.4%，CPI为1.0%

PPI方面：根据假设情形，可得出布油价格的环比增速，进一步根据布油环比价格预测PPI环比增速，最终利用环比连乘推测PPI同比值的全年走势。

主要结论如下：

其一，若美伊冲突快速降温，布油价格3月底降至冲突前平均水平65美元/桶（情形一），则PPI同比增速大概率在5月份回正，全年均值0.4%。

其二，若冲突持续激化，演绎为全面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封锁（情形五），则产生明显的输入性通胀，PPI同比将在二季度开始陡峭上行，8、9月达到峰值2.9%，全年PPI同比均值达到2.2%。

其三，只要霍尔木兹海峡封锁达1个月（其他情形下），则PPI同比将大概率在3、4月份回正，全年同比均值将在1%左右。

CPI方面：若冲突快速降温，则2026年CPI同比中枢约1.0%；若战争烈度增加、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时间较长，CPI同比中枢可能在1.3%-2.1%区间。

三、殊途同归还是貌合神离？油价推涨物价≠“物价合理回升”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居民消费价格涨幅2%左右”“推动价格总水平由负转正、消费价格合理温和回升”的政策目标，工作部署中更是强调“把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物价合理回升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考量”。

油价上涨推动PPI和CPI同比回升，看似与“推动物价合理回升”的政策目标不谋而合，但实际上存在明显错位。当前国内物价持续低迷主要源于有效需求不足，期望的物价回升是“需求拉动型通胀”，而油价上涨引发的是“成本推动型通胀”或“输入性通胀”，源自于供给冲击。

（一）油价推涨物价的四个不利影响

其一，成本推动型通胀会增加居民生活成本，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受冲击较大。同样是物价上升，需求拉动型通胀往往伴随居民收入增加，对居民生活水平的影响存在一定对冲；成本推动型通胀则是直接增加居民生活成本，居民“痛感”会更明显一些。能源和食品在低收入家庭消费支出中占比较高，油价上涨推动交通出行成本和食品价格（通过农资和物流渠道）上升，对低收入群体的实际购买力侵蚀更为显著。

其二，中下游企业可能面临原材料价格上涨和终端需求不足的双重挤压，利润下滑、预期转弱。油价上涨沿产业链向下传导，交通运输成本、化工原料成本、农业生产资料成本全面抬升。但在当前终端需求不足的背景下，中下游企业很难将增加的成本有效转嫁给消费者，结果是其利润进一步被压缩。即使部分成本最终传导至消费端，则在居民收入预期偏弱、消费信心不足的背景下，也将进一步抑制消费需求，同样不利于企业营收和利润。

其三，输入性通胀会弱化我国的贸易条件，加大外汇流出压力，不利于人民币汇率稳定。贸易条件是一国出口商品价格与进口商品价格的比率，衡量了一单位出口商品能换回多少进口商品，反映了一国的对外贸易状况和交换效益。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原油进口国之一，2025年进口量达5.8亿吨。油价上涨引发进口价格上升、贸易条件弱化，意味着我国需要消耗更多的国内资源和出口更多的产品，才能维持原有的进口规模。同时，油价上涨导致能源进口支出的显著增加，加大经常账户压力，对外汇储备和汇率稳定构成潜在挑战。

其四，供给冲击导致的通胀上行，可能对货币政策进一步发力稳增长形成制约。当前经济恢复基础仍不稳固，需要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予以支持，市场对降准降息有较高预期。但如果油价上涨推动CPI同比明显回升，尤其是一旦进入2%以上的区间，央行在降准降息时可能面临维护物价稳定的舆论压力和沟通成本，增加货币政策操作的复杂性和难度，干扰宏观调控的正常运行。

（二）物价低迷背景下，输入性通胀可能的有利影响

在此前中国通胀中枢较高的时间段，油价上涨等输入性通胀带来的通常是不合意的负面冲击，尤其是一旦与“猪周期”发生“猪油共振”，将导致通胀高企。但在当前物价持续低迷的背景下，输入性通胀可能会形成一些“阴差阳错”的有利影响。

其一，提振通胀预期，缓解物价持续低迷的自我强化。近年来我国物价持续低迷，GDP平减指数同比连续11个季度为负，PPI同比连续41个月为负，CPI同比明显低于2%的通胀目标，使得微观主体的通胀预期偏低。这种预期一旦固化，将使得企业推迟投资、消费者推迟购买，进一步压低需求，导致物价难以有效回升。油价上涨带来的PPI和CPI同比回升，即使本质上不是需求好转的信号，但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打断这种预期的自我实现过程，强化推动物价合理回升的政策效果。当前日本走出1990年代初泡沫破灭后的通缩泥潭，一定程度也受益于疫情期间全球供应链紧张以及近几年日元汇率大幅贬值，导致的输入性通胀压力对居民通胀预期的提振。

其二，改善上游企业经营状况，降低实际利率，促进经济良性循环。虽然成本推动型通胀可能对中下游行业形成不利冲击，但也有助于能源、化工等上游行业率先企稳，改善企业盈利和员工收入，为促进经济良性循环注入有生力量。此外，PPI同比回升，有助于降低实际利率（名义利率－通胀率），减轻企业债务负担，提振信贷和投资需求。

其三，增加财政收入，缓解地方政府债务压力，扩展财政政策空间。一方面，增值税、资源税等税收收入与价格水平高度相关，PPI同比回升意味着工业品交易环节的税基扩大，有助于增加财政收入。另一方面，物价回升推高名义GDP增速，有助于改善地方政府负债率指标（债务/GDP），缓解债务压力，为积极财政政策提供更大空间。

四、政策应如何应对？

针对油价上涨驱动的成本推动型或输入性通胀，应不被表面的价格数据所迷惑，而是从供给端缓冲、微观主体纾困、宏观政策定力三方面协同发力。

（一）供给端增强能源安全，平滑国际油价波动对国内的冲击

一是灵活运用战略石油储备。在油价处于相对低位时加大储备吸纳，在油价急剧飙升时适时释放储备投放市场，起到“削峰填谷”的稳定器作用。

二是利用好成品油定价机制的缓冲功能。中国现行的成品油价格机制设有“天花板价”等安排，当国际油价超过每桶130美元时，国内成品油价格不再跟涨。这一机制在极端情形下能削弱国际油价向国内终端价格的传导程度，政策层面应确保该机制的严格执行。

三是加快推进能源进口来源多元化和替代能源发展。拓展与俄罗斯、中亚、非洲和南美等地区的能源合作，加快风电光伏新能源装机和储能建设，推进交通领域电气化替代，降低经济对国际油价冲击的敏感度。

（二）对企业和居民进行定向纾困和补贴，保企业、保民生

一是对受冲击的中下游行业和中小企业实施定向纾困。油价上涨对交通运输、物流、化工下游、农业种植等行业冲击最为直接。可以考虑阶段性减免这些行业的部分税费负担，或通过专项补贴、贷款贴息等方式帮助企业渡过成本高企的阶段，防止出现大面积经营困难和失业。

二是对中低收入群体实施定向补贴。能源和食品价格上涨具有显著的累退效应，对低收入家庭冲击最大。可以适时提高低保标准、发放一次性价格补贴或消费券，既保障民生底线，又能通过边际消费倾向较高的群体将资金快速转化为消费需求。

（三）宏观政策保持战略定力，关注核心CPI和产出缺口，加强预期管理

一方面，宏观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应保持战略定力，重点关注核心CPI（剔除能源和食品价格）和产出缺口，而非受油价显著扰动的总体价格指标。面对油价上涨等供给冲击，只要冲击是一次性的、没有引发“工资—物价”螺旋上升，货币政策就不应对其作出紧缩反应。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矛盾是有效需求不足，货币政策的主线任务仍是保持流动性充裕，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加力支持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另一方面，有关部门有必要加强预期管理，避免市场或公众对数据和政策误读。例如，统计部门在发布CPI和PPI数据时，更加突出核心CPI的变化趋势，帮助市场准确解读价格形势。央行可以通过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新闻发布会等渠道，明确向市场传递“当前物价回升主要由外部供给冲击驱动，不改变货币政策适度宽松的政策取向”，稳定市场预期，防止金融市场对政策方向产生不必要的猜疑和波动。

罗志恒/文

2026年1—2月，中国CPI和PPI累计同比分别为0.8%和-1.2%，一季度GDP平减指数同比或仍处于负值区间。3月《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推动价格总水平由负转正、消费价格合理温和回升”。

与此同时，中东局势骤然紧张，美伊冲突升级带动国际油价剧烈波动。油价飙升，表面上似乎与“推动物价合理回升”的政策方向不谋而合，但这是我们需要的通胀吗？

宏观经济目标的意义，不在数字本身，而在数字背后所代表的微观主体的真实处境。4.5%—5%的经济增速目标，追求的不是靠无效投资和库存积压堆出来的产出数字，而是企业主动扩大投资、居民愿意增加消费，经济内生循环真正转动起来。同理，2%左右的通胀目标，也不是单纯地推高物价，而是通过温和通胀打破“物价低迷→消费投资推迟→经济不振”的负向循环，让企业盈利改善、居民收入增长成为可持续的常态。

换言之，我们需要的不是“通胀”本身，而是通胀背后所映射的那套经济正常运转的逻辑。政策的核心目标，是重建并维护“企业能盈利、居民有就业有收入、社会对未来有信心”这一完整的激励机制。

有必要区分通胀的不同来源，我们不需要供给短缺推上去的滞胀，不需要货币滥发推上去的恶性通胀，也不需要资产价格猛涨但实体经济没起来的结构性泡沫。我们真正期望看到的，是需求拉动型的、温和的物价回升。需求回暖带动企业扩产，企业盈利改善带动居民就业和收入企稳，微观主体信心修复又进一步支撑消费和投资，物价温和上行是经济重新良性运转之后的自然体现。这才是“推动价格总水平由负转正、消费价格合理温和回升”的真正含义。

一、油价上涨如何向国内PPI和CPI传导？

石油是工业的血液，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PPI和CPI存在显著影响，通过直接和间接的渠道向国内物价传导。

（一）油价上涨对PPI的传导机制

油价上涨对PPI的影响最为直接且迅速，主要通过成本推动渠道实现。

一是直接推升国内石油价格。中国原油对外依存度在70%左右，国内成品油定价又与国际油价直接挂钩，因此国际油价的波动将快速传导至国内油价。PPI的权重结构中，采掘工业和原材料工业占比较高，这使得国际油价的波动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反映到PPI的变化中。

二是通过产业链纵向传导。石油是化工产业链的起点，其价格上升会依次推高乙烯、丙烯等基础化工品价格，进而传导至塑料、合成橡胶、合成纤维、化肥、农药等中间品和终端工业品。传导过程中存在逐级递减效应，即越靠近终端消费品，油价冲击的幅度越小，但覆盖的行业面越广。

三是能源替代与联动效应。油价上涨还会通过能源替代效应推升煤炭等替代能源的价格。当石油作为燃料的成本上升时，工业企业倾向于转向煤炭和天然气，从而增加对这些能源的需求，推高其价格。这种联动效应使得油价上涨的影响超越石化行业，扩展到电力、热力、钢铁、建材等高耗能领域，进一步放大对PPI整体水平的推升作用。

四是增加运输成本。燃油是物流运输的核心成本构成。油价上涨会系统性地提高公路运输、航运等物流费用，而几乎所有工业品都涉及运输环节，因此运输成本的上升具有广泛的普涨效应，会渗透到PPI各个分项之中。

（二）油价上涨对CPI的传导机制

油价上涨对CPI的传导链条相对PPI更长，影响路径更加复杂。

一是直接推升成品油和出行价格。中国实行成品油价格与国际原油价格挂钩的调价机制，国际油价上涨会较为直接地反映为国内汽油、柴油零售价格的上调。出租车、网约车、快递物流等服务行业的运营成本与燃油价格密切相关，油价持续上涨可能促使这些行业调整服务收费标准。此外，旅游、航空票价等也对燃油成本较为敏感。

二是企业将成本上升转嫁至终端消费品。PPI中上游价格上涨最终会部分传导至下游消费品出厂价格，再经由零售环节反映到CPI的工业消费品分项中。例如，塑料制品、纺织服装、家电等消费品的生产成本上升后，企业可能通过提价来转嫁成本压力。不过，这一传导渠道的效率取决于下游行业的竞争格局和需求弹性。如果下游行业竞争激烈、库存较高，企业转嫁成本的能力就会受限，PPI向CPI的传导就会出现阻滞。

三是间接传导至食品价格。油价上涨会通过多个环节推升食品价格：一是化肥和农药价格上涨增加农业生产成本；二是农业机械作业的燃油成本上升；三是农产品运输费用增加；四是食品加工环节的能源和包装材料成本上升。

二、影响测算：不同油价假设下，PPI和CPI全年走势如何？

我们更多测算的是油价的直接冲击，PPI主要涉及成本端受影响较大的石油、化工行业，CPI主要是交通运输及燃气等。食品饮料、农副产品、替代能源（煤炭）等行业也会受到油价冲击，但由于影响路径复杂，难以准确合理估计其间接影响。

（一）油价同比每上涨10%，或分别推升国内PPI和CPI同比0.4和0.1个百分点

PPI各个分项中，石油开采、石油加工、化工原料、化学纤维、橡胶塑料5个行业受油价上涨影响较大，且权重占比高，合计权重占比14.1%。我们通过回归测算，得出ICE布油价格变动对这5个行业PPI同比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68、0.41、0.20、0.20和0.05，各模型的拟合优度均在70%以上。结合各行业权重进行加权汇总后，得到国际油价对PPI的总拉动效应：国际油价同比上涨10%，约拉动国内PPI同比增速提高0.4个百分点。

国际油价对CPI的影响集中在非食品项，油价上涨10%将拉动CPI同比上涨约0.11个百分点。一是国际油价会影响成品油价格，进而影响CPI“交通与通信”项下的“交通工具用能源”；二是影响CPI“居住”项下的“水电燃料”。但由于相关细项的权重已不再公布，无法观测，因此只能观察油价与CPI非食品项同比关系。ICE布油价格同比上涨10%，将拉动CPI非食品项同比提高0.13个百分点，考虑到CPI非食品项权重约86% ，合计影响CPI同比上涨约0.1个百分点。

（二）测算假设：油价走势的5种可能情形

中东局势和油价走势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美国、伊朗都面临多重挑战，美国需要在控制通胀与维持中东影响力之间寻找平衡，伊朗则需在短期安全利益与长期发展空间之间做出抉择。我们依据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程度，以及周边产油国是否受到波及，按照冲突烈度从低到高可能出现5种情形。

情形一：冲突在近2周快速降温，美伊开启外交谈判，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核心假设：布油价格在3月底降至65美元/桶，并持续至年底。

情形二：近一个月内伊朗内部矛盾激化，库尔德人、俾路支人等组织反政府武装活动，内战使伊朗逐步“南斯拉夫化”，没有余力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核心假设：布油价格中枢在3月底达85美元/桶，至6月回落到70美元/桶左右后持续至年底。

情形三：霍尔木兹海峡封锁达1个月，后逐步通航，背后或由于美国出动海军陆战队，夺取伊朗沿海岛屿，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或由于石油消费国衰退风险上升后联合施压。核心假设：布油价格中枢在3月底达100美元/桶，至9月回落到70美元/桶左右，持续至年底。

情形四：战事长期化，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封锁，但周边产油国受波及较小。核心假设：布油价格中枢在3月底达110美元/桶，持续至年底。

情形五：美以伊爆发全面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全面封锁，且战争波及产油国。核心假设：布油价格飙升至150美元/桶甚至更高，但由于发改委为国内油价设置了上限约束——即当国际油价高于130美元/桶时，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不提或少提，因此实际影响为布油3月底达到130美元/桶并持续至年底。

（三）测算结果：若冲突激化，全年PPI同比均值可能冲高至2.2%，CPI为2.1%；若冲突降温，PPI同比仍会在5月回正，PPI同比全年均值0.4%，CPI为1.0%

PPI方面：根据假设情形，可得出布油价格的环比增速，进一步根据布油环比价格预测PPI环比增速，最终利用环比连乘推测PPI同比值的全年走势。

主要结论如下：

其一，若美伊冲突快速降温，布油价格3月底降至冲突前平均水平65美元/桶（情形一），则PPI同比增速大概率在5月份回正，全年均值0.4%。

其二，若冲突持续激化，演绎为全面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封锁（情形五），则产生明显的输入性通胀，PPI同比将在二季度开始陡峭上行，8、9月达到峰值2.9%，全年PPI同比均值达到2.2%。

其三，只要霍尔木兹海峡封锁达1个月（其他情形下），则PPI同比将大概率在3、4月份回正，全年同比均值将在1%左右。

CPI方面：若冲突快速降温，则2026年CPI同比中枢约1.0%；若战争烈度增加、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时间较长，CPI同比中枢可能在1.3%-2.1%区间。

三、殊途同归还是貌合神离？油价推涨物价≠“物价合理回升”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居民消费价格涨幅2%左右”“推动价格总水平由负转正、消费价格合理温和回升”的政策目标，工作部署中更是强调“把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物价合理回升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考量”。

油价上涨推动PPI和CPI同比回升，看似与“推动物价合理回升”的政策目标不谋而合，但实际上存在明显错位。当前国内物价持续低迷主要源于有效需求不足，期望的物价回升是“需求拉动型通胀”，而油价上涨引发的是“成本推动型通胀”或“输入性通胀”，源自于供给冲击。

（一）油价推涨物价的四个不利影响

其一，成本推动型通胀会增加居民生活成本，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受冲击较大。同样是物价上升，需求拉动型通胀往往伴随居民收入增加，对居民生活水平的影响存在一定对冲；成本推动型通胀则是直接增加居民生活成本，居民“痛感”会更明显一些。能源和食品在低收入家庭消费支出中占比较高，油价上涨推动交通出行成本和食品价格（通过农资和物流渠道）上升，对低收入群体的实际购买力侵蚀更为显著。

其二，中下游企业可能面临原材料价格上涨和终端需求不足的双重挤压，利润下滑、预期转弱。油价上涨沿产业链向下传导，交通运输成本、化工原料成本、农业生产资料成本全面抬升。但在当前终端需求不足的背景下，中下游企业很难将增加的成本有效转嫁给消费者，结果是其利润进一步被压缩。即使部分成本最终传导至消费端，则在居民收入预期偏弱、消费信心不足的背景下，也将进一步抑制消费需求，同样不利于企业营收和利润。

其三，输入性通胀会弱化我国的贸易条件，加大外汇流出压力，不利于人民币汇率稳定。贸易条件是一国出口商品价格与进口商品价格的比率，衡量了一单位出口商品能换回多少进口商品，反映了一国的对外贸易状况和交换效益。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原油进口国之一，2025年进口量达5.8亿吨。油价上涨引发进口价格上升、贸易条件弱化，意味着我国需要消耗更多的国内资源和出口更多的产品，才能维持原有的进口规模。同时，油价上涨导致能源进口支出的显著增加，加大经常账户压力，对外汇储备和汇率稳定构成潜在挑战。

其四，供给冲击导致的通胀上行，可能对货币政策进一步发力稳增长形成制约。当前经济恢复基础仍不稳固，需要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予以支持，市场对降准降息有较高预期。但如果油价上涨推动CPI同比明显回升，尤其是一旦进入2%以上的区间，央行在降准降息时可能面临维护物价稳定的舆论压力和沟通成本，增加货币政策操作的复杂性和难度，干扰宏观调控的正常运行。

（二）物价低迷背景下，输入性通胀可能的有利影响

在此前中国通胀中枢较高的时间段，油价上涨等输入性通胀带来的通常是不合意的负面冲击，尤其是一旦与“猪周期”发生“猪油共振”，将导致通胀高企。但在当前物价持续低迷的背景下，输入性通胀可能会形成一些“阴差阳错”的有利影响。

其一，提振通胀预期，缓解物价持续低迷的自我强化。近年来我国物价持续低迷，GDP平减指数同比连续11个季度为负，PPI同比连续41个月为负，CPI同比明显低于2%的通胀目标，使得微观主体的通胀预期偏低。这种预期一旦固化，将使得企业推迟投资、消费者推迟购买，进一步压低需求，导致物价难以有效回升。油价上涨带来的PPI和CPI同比回升，即使本质上不是需求好转的信号，但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打断这种预期的自我实现过程，强化推动物价合理回升的政策效果。当前日本走出1990年代初泡沫破灭后的通缩泥潭，一定程度也受益于疫情期间全球供应链紧张以及近几年日元汇率大幅贬值，导致的输入性通胀压力对居民通胀预期的提振。

其二，改善上游企业经营状况，降低实际利率，促进经济良性循环。虽然成本推动型通胀可能对中下游行业形成不利冲击，但也有助于能源、化工等上游行业率先企稳，改善企业盈利和员工收入，为促进经济良性循环注入有生力量。此外，PPI同比回升，有助于降低实际利率（名义利率－通胀率），减轻企业债务负担，提振信贷和投资需求。

其三，增加财政收入，缓解地方政府债务压力，扩展财政政策空间。一方面，增值税、资源税等税收收入与价格水平高度相关，PPI同比回升意味着工业品交易环节的税基扩大，有助于增加财政收入。另一方面，物价回升推高名义GDP增速，有助于改善地方政府负债率指标（债务/GDP），缓解债务压力，为积极财政政策提供更大空间。

四、政策应如何应对？

针对油价上涨驱动的成本推动型或输入性通胀，应不被表面的价格数据所迷惑，而是从供给端缓冲、微观主体纾困、宏观政策定力三方面协同发力。

（一）供给端增强能源安全，平滑国际油价波动对国内的冲击

一是灵活运用战略石油储备。在油价处于相对低位时加大储备吸纳，在油价急剧飙升时适时释放储备投放市场，起到“削峰填谷”的稳定器作用。

二是利用好成品油定价机制的缓冲功能。中国现行的成品油价格机制设有“天花板价”等安排，当国际油价超过每桶130美元时，国内成品油价格不再跟涨。这一机制在极端情形下能削弱国际油价向国内终端价格的传导程度，政策层面应确保该机制的严格执行。

三是加快推进能源进口来源多元化和替代能源发展。拓展与俄罗斯、中亚、非洲和南美等地区的能源合作，加快风电光伏新能源装机和储能建设，推进交通领域电气化替代，降低经济对国际油价冲击的敏感度。

（二）对企业和居民进行定向纾困和补贴，保企业、保民生

一是对受冲击的中下游行业和中小企业实施定向纾困。油价上涨对交通运输、物流、化工下游、农业种植等行业冲击最为直接。可以考虑阶段性减免这些行业的部分税费负担，或通过专项补贴、贷款贴息等方式帮助企业渡过成本高企的阶段，防止出现大面积经营困难和失业。

二是对中低收入群体实施定向补贴。能源和食品价格上涨具有显著的累退效应，对低收入家庭冲击最大。可以适时提高低保标准、发放一次性价格补贴或消费券，既保障民生底线，又能通过边际消费倾向较高的群体将资金快速转化为消费需求。

（三）宏观政策保持战略定力，关注核心CPI和产出缺口，加强预期管理

一方面，宏观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应保持战略定力，重点关注核心CPI（剔除能源和食品价格）和产出缺口，而非受油价显著扰动的总体价格指标。面对油价上涨等供给冲击，只要冲击是一次性的、没有引发“工资—物价”螺旋上升，货币政策就不应对其作出紧缩反应。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矛盾是有效需求不足，货币政策的主线任务仍是保持流动性充裕，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加力支持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另一方面，有关部门有必要加强预期管理，避免市场或公众对数据和政策误读。例如，统计部门在发布CPI和PPI数据时，更加突出核心CPI的变化趋势，帮助市场准确解读价格形势。央行可以通过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新闻发布会等渠道，明确向市场传递“当前物价回升主要由外部供给冲击驱动，不改变货币政策适度宽松的政策取向”，稳定市场预期，防止金融市场对政策方向产生不必要的猜疑和波动。

罗志恒/文

2026年1—2月，中国CPI和PPI累计同比分别为0.8%和-1.2%，一季度GDP平减指数同比或仍处于负值区间。3月《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推动价格总水平由负转正、消费价格合理温和回升”。

与此同时，中东局势骤然紧张，美伊冲突升级带动国际油价剧烈波动。油价飙升，表面上似乎与“推动物价合理回升”的政策方向不谋而合，但这是我们需要的通胀吗？

宏观经济目标的意义，不在数字本身，而在数字背后所代表的微观主体的真实处境。4.5%—5%的经济增速目标，追求的不是靠无效投资和库存积压堆出来的产出数字，而是企业主动扩大投资、居民愿意增加消费，经济内生循环真正转动起来。同理，2%左右的通胀目标，也不是单纯地推高物价，而是通过温和通胀打破“物价低迷→消费投资推迟→经济不振”的负向循环，让企业盈利改善、居民收入增长成为可持续的常态。

换言之，我们需要的不是“通胀”本身，而是通胀背后所映射的那套经济正常运转的逻辑。政策的核心目标，是重建并维护“企业能盈利、居民有就业有收入、社会对未来有信心”这一完整的激励机制。

有必要区分通胀的不同来源，我们不需要供给短缺推上去的滞胀，不需要货币滥发推上去的恶性通胀，也不需要资产价格猛涨但实体经济没起来的结构性泡沫。我们真正期望看到的，是需求拉动型的、温和的物价回升。需求回暖带动企业扩产，企业盈利改善带动居民就业和收入企稳，微观主体信心修复又进一步支撑消费和投资，物价温和上行是经济重新良性运转之后的自然体现。这才是“推动价格总水平由负转正、消费价格合理温和回升”的真正含义。

一、油价上涨如何向国内PPI和CPI传导？

石油是工业的血液，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PPI和CPI存在显著影响，通过直接和间接的渠道向国内物价传导。

（一）油价上涨对PPI的传导机制

油价上涨对PPI的影响最为直接且迅速，主要通过成本推动渠道实现。

一是直接推升国内石油价格。中国原油对外依存度在70%左右，国内成品油定价又与国际油价直接挂钩，因此国际油价的波动将快速传导至国内油价。PPI的权重结构中，采掘工业和原材料工业占比较高，这使得国际油价的波动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反映到PPI的变化中。

二是通过产业链纵向传导。石油是化工产业链的起点，其价格上升会依次推高乙烯、丙烯等基础化工品价格，进而传导至塑料、合成橡胶、合成纤维、化肥、农药等中间品和终端工业品。传导过程中存在逐级递减效应，即越靠近终端消费品，油价冲击的幅度越小，但覆盖的行业面越广。

三是能源替代与联动效应。油价上涨还会通过能源替代效应推升煤炭等替代能源的价格。当石油作为燃料的成本上升时，工业企业倾向于转向煤炭和天然气，从而增加对这些能源的需求，推高其价格。这种联动效应使得油价上涨的影响超越石化行业，扩展到电力、热力、钢铁、建材等高耗能领域，进一步放大对PPI整体水平的推升作用。

四是增加运输成本。燃油是物流运输的核心成本构成。油价上涨会系统性地提高公路运输、航运等物流费用，而几乎所有工业品都涉及运输环节，因此运输成本的上升具有广泛的普涨效应，会渗透到PPI各个分项之中。

（二）油价上涨对CPI的传导机制

油价上涨对CPI的传导链条相对PPI更长，影响路径更加复杂。

一是直接推升成品油和出行价格。中国实行成品油价格与国际原油价格挂钩的调价机制，国际油价上涨会较为直接地反映为国内汽油、柴油零售价格的上调。出租车、网约车、快递物流等服务行业的运营成本与燃油价格密切相关，油价持续上涨可能促使这些行业调整服务收费标准。此外，旅游、航空票价等也对燃油成本较为敏感。

二是企业将成本上升转嫁至终端消费品。PPI中上游价格上涨最终会部分传导至下游消费品出厂价格，再经由零售环节反映到CPI的工业消费品分项中。例如，塑料制品、纺织服装、家电等消费品的生产成本上升后，企业可能通过提价来转嫁成本压力。不过，这一传导渠道的效率取决于下游行业的竞争格局和需求弹性。如果下游行业竞争激烈、库存较高，企业转嫁成本的能力就会受限，PPI向CPI的传导就会出现阻滞。

三是间接传导至食品价格。油价上涨会通过多个环节推升食品价格：一是化肥和农药价格上涨增加农业生产成本；二是农业机械作业的燃油成本上升；三是农产品运输费用增加；四是食品加工环节的能源和包装材料成本上升。

二、影响测算：不同油价假设下，PPI和CPI全年走势如何？

我们更多测算的是油价的直接冲击，PPI主要涉及成本端受影响较大的石油、化工行业，CPI主要是交通运输及燃气等。食品饮料、农副产品、替代能源（煤炭）等行业也会受到油价冲击，但由于影响路径复杂，难以准确合理估计其间接影响。

（一）油价同比每上涨10%，或分别推升国内PPI和CPI同比0.4和0.1个百分点

PPI各个分项中，石油开采、石油加工、化工原料、化学纤维、橡胶塑料5个行业受油价上涨影响较大，且权重占比高，合计权重占比14.1%。我们通过回归测算，得出ICE布油价格变动对这5个行业PPI同比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68、0.41、0.20、0.20和0.05，各模型的拟合优度均在70%以上。结合各行业权重进行加权汇总后，得到国际油价对PPI的总拉动效应：国际油价同比上涨10%，约拉动国内PPI同比增速提高0.4个百分点。

国际油价对CPI的影响集中在非食品项，油价上涨10%将拉动CPI同比上涨约0.11个百分点。一是国际油价会影响成品油价格，进而影响CPI“交通与通信”项下的“交通工具用能源”；二是影响CPI“居住”项下的“水电燃料”。但由于相关细项的权重已不再公布，无法观测，因此只能观察油价与CPI非食品项同比关系。ICE布油价格同比上涨10%，将拉动CPI非食品项同比提高0.13个百分点，考虑到CPI非食品项权重约86% ，合计影响CPI同比上涨约0.1个百分点。

（二）测算假设：油价走势的5种可能情形

中东局势和油价走势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美国、伊朗都面临多重挑战，美国需要在控制通胀与维持中东影响力之间寻找平衡，伊朗则需在短期安全利益与长期发展空间之间做出抉择。我们依据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程度，以及周边产油国是否受到波及，按照冲突烈度从低到高可能出现5种情形。

情形一：冲突在近2周快速降温，美伊开启外交谈判，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核心假设：布油价格在3月底降至65美元/桶，并持续至年底。

情形二：近一个月内伊朗内部矛盾激化，库尔德人、俾路支人等组织反政府武装活动，内战使伊朗逐步“南斯拉夫化”，没有余力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核心假设：布油价格中枢在3月底达85美元/桶，至6月回落到70美元/桶左右后持续至年底。

情形三：霍尔木兹海峡封锁达1个月，后逐步通航，背后或由于美国出动海军陆战队，夺取伊朗沿海岛屿，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或由于石油消费国衰退风险上升后联合施压。核心假设：布油价格中枢在3月底达100美元/桶，至9月回落到70美元/桶左右，持续至年底。

情形四：战事长期化，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封锁，但周边产油国受波及较小。核心假设：布油价格中枢在3月底达110美元/桶，持续至年底。

情形五：美以伊爆发全面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全面封锁，且战争波及产油国。核心假设：布油价格飙升至150美元/桶甚至更高，但由于发改委为国内油价设置了上限约束——即当国际油价高于130美元/桶时，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不提或少提，因此实际影响为布油3月底达到130美元/桶并持续至年底。

（三）测算结果：若冲突激化，全年PPI同比均值可能冲高至2.2%，CPI为2.1%；若冲突降温，PPI同比仍会在5月回正，PPI同比全年均值0.4%，CPI为1.0%

PPI方面：根据假设情形，可得出布油价格的环比增速，进一步根据布油环比价格预测PPI环比增速，最终利用环比连乘推测PPI同比值的全年走势。

主要结论如下：

其一，若美伊冲突快速降温，布油价格3月底降至冲突前平均水平65美元/桶（情形一），则PPI同比增速大概率在5月份回正，全年均值0.4%。

其二，若冲突持续激化，演绎为全面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封锁（情形五），则产生明显的输入性通胀，PPI同比将在二季度开始陡峭上行，8、9月达到峰值2.9%，全年PPI同比均值达到2.2%。

其三，只要霍尔木兹海峡封锁达1个月（其他情形下），则PPI同比将大概率在3、4月份回正，全年同比均值将在1%左右。

CPI方面：若冲突快速降温，则2026年CPI同比中枢约1.0%；若战争烈度增加、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时间较长，CPI同比中枢可能在1.3%-2.1%区间。

三、殊途同归还是貌合神离？油价推涨物价≠“物价合理回升”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居民消费价格涨幅2%左右”“推动价格总水平由负转正、消费价格合理温和回升”的政策目标，工作部署中更是强调“把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物价合理回升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考量”。

油价上涨推动PPI和CPI同比回升，看似与“推动物价合理回升”的政策目标不谋而合，但实际上存在明显错位。当前国内物价持续低迷主要源于有效需求不足，期望的物价回升是“需求拉动型通胀”，而油价上涨引发的是“成本推动型通胀”或“输入性通胀”，源自于供给冲击。

（一）油价推涨物价的四个不利影响

其一，成本推动型通胀会增加居民生活成本，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受冲击较大。同样是物价上升，需求拉动型通胀往往伴随居民收入增加，对居民生活水平的影响存在一定对冲；成本推动型通胀则是直接增加居民生活成本，居民“痛感”会更明显一些。能源和食品在低收入家庭消费支出中占比较高，油价上涨推动交通出行成本和食品价格（通过农资和物流渠道）上升，对低收入群体的实际购买力侵蚀更为显著。

其二，中下游企业可能面临原材料价格上涨和终端需求不足的双重挤压，利润下滑、预期转弱。油价上涨沿产业链向下传导，交通运输成本、化工原料成本、农业生产资料成本全面抬升。但在当前终端需求不足的背景下，中下游企业很难将增加的成本有效转嫁给消费者，结果是其利润进一步被压缩。即使部分成本最终传导至消费端，则在居民收入预期偏弱、消费信心不足的背景下，也将进一步抑制消费需求，同样不利于企业营收和利润。

其三，输入性通胀会弱化我国的贸易条件，加大外汇流出压力，不利于人民币汇率稳定。贸易条件是一国出口商品价格与进口商品价格的比率，衡量了一单位出口商品能换回多少进口商品，反映了一国的对外贸易状况和交换效益。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原油进口国之一，2025年进口量达5.8亿吨。油价上涨引发进口价格上升、贸易条件弱化，意味着我国需要消耗更多的国内资源和出口更多的产品，才能维持原有的进口规模。同时，油价上涨导致能源进口支出的显著增加，加大经常账户压力，对外汇储备和汇率稳定构成潜在挑战。

其四，供给冲击导致的通胀上行，可能对货币政策进一步发力稳增长形成制约。当前经济恢复基础仍不稳固，需要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予以支持，市场对降准降息有较高预期。但如果油价上涨推动CPI同比明显回升，尤其是一旦进入2%以上的区间，央行在降准降息时可能面临维护物价稳定的舆论压力和沟通成本，增加货币政策操作的复杂性和难度，干扰宏观调控的正常运行。

（二）物价低迷背景下，输入性通胀可能的有利影响

在此前中国通胀中枢较高的时间段，油价上涨等输入性通胀带来的通常是不合意的负面冲击，尤其是一旦与“猪周期”发生“猪油共振”，将导致通胀高企。但在当前物价持续低迷的背景下，输入性通胀可能会形成一些“阴差阳错”的有利影响。

其一，提振通胀预期，缓解物价持续低迷的自我强化。近年来我国物价持续低迷，GDP平减指数同比连续11个季度为负，PPI同比连续41个月为负，CPI同比明显低于2%的通胀目标，使得微观主体的通胀预期偏低。这种预期一旦固化，将使得企业推迟投资、消费者推迟购买，进一步压低需求，导致物价难以有效回升。油价上涨带来的PPI和CPI同比回升，即使本质上不是需求好转的信号，但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打断这种预期的自我实现过程，强化推动物价合理回升的政策效果。当前日本走出1990年代初泡沫破灭后的通缩泥潭，一定程度也受益于疫情期间全球供应链紧张以及近几年日元汇率大幅贬值，导致的输入性通胀压力对居民通胀预期的提振。

其二，改善上游企业经营状况，降低实际利率，促进经济良性循环。虽然成本推动型通胀可能对中下游行业形成不利冲击，但也有助于能源、化工等上游行业率先企稳，改善企业盈利和员工收入，为促进经济良性循环注入有生力量。此外，PPI同比回升，有助于降低实际利率（名义利率－通胀率），减轻企业债务负担，提振信贷和投资需求。

其三，增加财政收入，缓解地方政府债务压力，扩展财政政策空间。一方面，增值税、资源税等税收收入与价格水平高度相关，PPI同比回升意味着工业品交易环节的税基扩大，有助于增加财政收入。另一方面，物价回升推高名义GDP增速，有助于改善地方政府负债率指标（债务/GDP），缓解债务压力，为积极财政政策提供更大空间。

四、政策应如何应对？

针对油价上涨驱动的成本推动型或输入性通胀，应不被表面的价格数据所迷惑，而是从供给端缓冲、微观主体纾困、宏观政策定力三方面协同发力。

（一）供给端增强能源安全，平滑国际油价波动对国内的冲击

一是灵活运用战略石油储备。在油价处于相对低位时加大储备吸纳，在油价急剧飙升时适时释放储备投放市场，起到“削峰填谷”的稳定器作用。

二是利用好成品油定价机制的缓冲功能。中国现行的成品油价格机制设有“天花板价”等安排，当国际油价超过每桶130美元时，国内成品油价格不再跟涨。这一机制在极端情形下能削弱国际油价向国内终端价格的传导程度，政策层面应确保该机制的严格执行。

三是加快推进能源进口来源多元化和替代能源发展。拓展与俄罗斯、中亚、非洲和南美等地区的能源合作，加快风电光伏新能源装机和储能建设，推进交通领域电气化替代，降低经济对国际油价冲击的敏感度。

（二）对企业和居民进行定向纾困和补贴，保企业、保民生

一是对受冲击的中下游行业和中小企业实施定向纾困。油价上涨对交通运输、物流、化工下游、农业种植等行业冲击最为直接。可以考虑阶段性减免这些行业的部分税费负担，或通过专项补贴、贷款贴息等方式帮助企业渡过成本高企的阶段，防止出现大面积经营困难和失业。

二是对中低收入群体实施定向补贴。能源和食品价格上涨具有显著的累退效应，对低收入家庭冲击最大。可以适时提高低保标准、发放一次性价格补贴或消费券，既保障民生底线，又能通过边际消费倾向较高的群体将资金快速转化为消费需求。

（三）宏观政策保持战略定力，关注核心CPI和产出缺口，加强预期管理

一方面，宏观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应保持战略定力，重点关注核心CPI（剔除能源和食品价格）和产出缺口，而非受油价显著扰动的总体价格指标。面对油价上涨等供给冲击，只要冲击是一次性的、没有引发“工资—物价”螺旋上升，货币政策就不应对其作出紧缩反应。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矛盾是有效需求不足，货币政策的主线任务仍是保持流动性充裕，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加力支持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另一方面，有关部门有必要加强预期管理，避免市场或公众对数据和政策误读。例如，统计部门在发布CPI和PPI数据时，更加突出核心CPI的变化趋势，帮助市场准确解读价格形势。央行可以通过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新闻发布会等渠道，明确向市场传递“当前物价回升主要由外部供给冲击驱动，不改变货币政策适度宽松的政策取向”，稳定市场预期，防止金融市场对政策方向产生不必要的猜疑和波动。

罗志恒/文

2026年1—2月，中国CPI和PPI累计同比分别为0.8%和-1.2%，一季度GDP平减指数同比或仍处于负值区间。3月《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推动价格总水平由负转正、消费价格合理温和回升”。

与此同时，中东局势骤然紧张，美伊冲突升级带动国际油价剧烈波动。油价飙升，表面上似乎与“推动物价合理回升”的政策方向不谋而合，但这是我们需要的通胀吗？

宏观经济目标的意义，不在数字本身，而在数字背后所代表的微观主体的真实处境。4.5%—5%的经济增速目标，追求的不是靠无效投资和库存积压堆出来的产出数字，而是企业主动扩大投资、居民愿意增加消费，经济内生循环真正转动起来。同理，2%左右的通胀目标，也不是单纯地推高物价，而是通过温和通胀打破“物价低迷→消费投资推迟→经济不振”的负向循环，让企业盈利改善、居民收入增长成为可持续的常态。

换言之，我们需要的不是“通胀”本身，而是通胀背后所映射的那套经济正常运转的逻辑。政策的核心目标，是重建并维护“企业能盈利、居民有就业有收入、社会对未来有信心”这一完整的激励机制。

有必要区分通胀的不同来源，我们不需要供给短缺推上去的滞胀，不需要货币滥发推上去的恶性通胀，也不需要资产价格猛涨但实体经济没起来的结构性泡沫。我们真正期望看到的，是需求拉动型的、温和的物价回升。需求回暖带动企业扩产，企业盈利改善带动居民就业和收入企稳，微观主体信心修复又进一步支撑消费和投资，物价温和上行是经济重新良性运转之后的自然体现。这才是“推动价格总水平由负转正、消费价格合理温和回升”的真正含义。

一、油价上涨如何向国内PPI和CPI传导？

石油是工业的血液，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PPI和CPI存在显著影响，通过直接和间接的渠道向国内物价传导。

（一）油价上涨对PPI的传导机制

油价上涨对PPI的影响最为直接且迅速，主要通过成本推动渠道实现。

一是直接推升国内石油价格。中国原油对外依存度在70%左右，国内成品油定价又与国际油价直接挂钩，因此国际油价的波动将快速传导至国内油价。PPI的权重结构中，采掘工业和原材料工业占比较高，这使得国际油价的波动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反映到PPI的变化中。

二是通过产业链纵向传导。石油是化工产业链的起点，其价格上升会依次推高乙烯、丙烯等基础化工品价格，进而传导至塑料、合成橡胶、合成纤维、化肥、农药等中间品和终端工业品。传导过程中存在逐级递减效应，即越靠近终端消费品，油价冲击的幅度越小，但覆盖的行业面越广。

三是能源替代与联动效应。油价上涨还会通过能源替代效应推升煤炭等替代能源的价格。当石油作为燃料的成本上升时，工业企业倾向于转向煤炭和天然气，从而增加对这些能源的需求，推高其价格。这种联动效应使得油价上涨的影响超越石化行业，扩展到电力、热力、钢铁、建材等高耗能领域，进一步放大对PPI整体水平的推升作用。

四是增加运输成本。燃油是物流运输的核心成本构成。油价上涨会系统性地提高公路运输、航运等物流费用，而几乎所有工业品都涉及运输环节，因此运输成本的上升具有广泛的普涨效应，会渗透到PPI各个分项之中。

（二）油价上涨对CPI的传导机制

油价上涨对CPI的传导链条相对PPI更长，影响路径更加复杂。

一是直接推升成品油和出行价格。中国实行成品油价格与国际原油价格挂钩的调价机制，国际油价上涨会较为直接地反映为国内汽油、柴油零售价格的上调。出租车、网约车、快递物流等服务行业的运营成本与燃油价格密切相关，油价持续上涨可能促使这些行业调整服务收费标准。此外，旅游、航空票价等也对燃油成本较为敏感。

二是企业将成本上升转嫁至终端消费品。PPI中上游价格上涨最终会部分传导至下游消费品出厂价格，再经由零售环节反映到CPI的工业消费品分项中。例如，塑料制品、纺织服装、家电等消费品的生产成本上升后，企业可能通过提价来转嫁成本压力。不过，这一传导渠道的效率取决于下游行业的竞争格局和需求弹性。如果下游行业竞争激烈、库存较高，企业转嫁成本的能力就会受限，PPI向CPI的传导就会出现阻滞。

三是间接传导至食品价格。油价上涨会通过多个环节推升食品价格：一是化肥和农药价格上涨增加农业生产成本；二是农业机械作业的燃油成本上升；三是农产品运输费用增加；四是食品加工环节的能源和包装材料成本上升。

二、影响测算：不同油价假设下，PPI和CPI全年走势如何？

我们更多测算的是油价的直接冲击，PPI主要涉及成本端受影响较大的石油、化工行业，CPI主要是交通运输及燃气等。食品饮料、农副产品、替代能源（煤炭）等行业也会受到油价冲击，但由于影响路径复杂，难以准确合理估计其间接影响。

（一）油价同比每上涨10%，或分别推升国内PPI和CPI同比0.4和0.1个百分点

PPI各个分项中，石油开采、石油加工、化工原料、化学纤维、橡胶塑料5个行业受油价上涨影响较大，且权重占比高，合计权重占比14.1%。我们通过回归测算，得出ICE布油价格变动对这5个行业PPI同比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68、0.41、0.20、0.20和0.05，各模型的拟合优度均在70%以上。结合各行业权重进行加权汇总后，得到国际油价对PPI的总拉动效应：国际油价同比上涨10%，约拉动国内PPI同比增速提高0.4个百分点。

国际油价对CPI的影响集中在非食品项，油价上涨10%将拉动CPI同比上涨约0.11个百分点。一是国际油价会影响成品油价格，进而影响CPI“交通与通信”项下的“交通工具用能源”；二是影响CPI“居住”项下的“水电燃料”。但由于相关细项的权重已不再公布，无法观测，因此只能观察油价与CPI非食品项同比关系。ICE布油价格同比上涨10%，将拉动CPI非食品项同比提高0.13个百分点，考虑到CPI非食品项权重约86% ，合计影响CPI同比上涨约0.1个百分点。

（二）测算假设：油价走势的5种可能情形

中东局势和油价走势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美国、伊朗都面临多重挑战，美国需要在控制通胀与维持中东影响力之间寻找平衡，伊朗则需在短期安全利益与长期发展空间之间做出抉择。我们依据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程度，以及周边产油国是否受到波及，按照冲突烈度从低到高可能出现5种情形。

情形一：冲突在近2周快速降温，美伊开启外交谈判，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核心假设：布油价格在3月底降至65美元/桶，并持续至年底。

情形二：近一个月内伊朗内部矛盾激化，库尔德人、俾路支人等组织反政府武装活动，内战使伊朗逐步“南斯拉夫化”，没有余力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核心假设：布油价格中枢在3月底达85美元/桶，至6月回落到70美元/桶左右后持续至年底。

情形三：霍尔木兹海峡封锁达1个月，后逐步通航，背后或由于美国出动海军陆战队，夺取伊朗沿海岛屿，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或由于石油消费国衰退风险上升后联合施压。核心假设：布油价格中枢在3月底达100美元/桶，至9月回落到70美元/桶左右，持续至年底。

情形四：战事长期化，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封锁，但周边产油国受波及较小。核心假设：布油价格中枢在3月底达110美元/桶，持续至年底。

情形五：美以伊爆发全面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全面封锁，且战争波及产油国。核心假设：布油价格飙升至150美元/桶甚至更高，但由于发改委为国内油价设置了上限约束——即当国际油价高于130美元/桶时，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不提或少提，因此实际影响为布油3月底达到130美元/桶并持续至年底。

（三）测算结果：若冲突激化，全年PPI同比均值可能冲高至2.2%，CPI为2.1%；若冲突降温，PPI同比仍会在5月回正，PPI同比全年均值0.4%，CPI为1.0%

PPI方面：根据假设情形，可得出布油价格的环比增速，进一步根据布油环比价格预测PPI环比增速，最终利用环比连乘推测PPI同比值的全年走势。

主要结论如下：

其一，若美伊冲突快速降温，布油价格3月底降至冲突前平均水平65美元/桶（情形一），则PPI同比增速大概率在5月份回正，全年均值0.4%。

其二，若冲突持续激化，演绎为全面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封锁（情形五），则产生明显的输入性通胀，PPI同比将在二季度开始陡峭上行，8、9月达到峰值2.9%，全年PPI同比均值达到2.2%。

其三，只要霍尔木兹海峡封锁达1个月（其他情形下），则PPI同比将大概率在3、4月份回正，全年同比均值将在1%左右。

CPI方面：若冲突快速降温，则2026年CPI同比中枢约1.0%；若战争烈度增加、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时间较长，CPI同比中枢可能在1.3%-2.1%区间。

三、殊途同归还是貌合神离？油价推涨物价≠“物价合理回升”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居民消费价格涨幅2%左右”“推动价格总水平由负转正、消费价格合理温和回升”的政策目标，工作部署中更是强调“把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物价合理回升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考量”。

油价上涨推动PPI和CPI同比回升，看似与“推动物价合理回升”的政策目标不谋而合，但实际上存在明显错位。当前国内物价持续低迷主要源于有效需求不足，期望的物价回升是“需求拉动型通胀”，而油价上涨引发的是“成本推动型通胀”或“输入性通胀”，源自于供给冲击。

（一）油价推涨物价的四个不利影响

其一，成本推动型通胀会增加居民生活成本，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受冲击较大。同样是物价上升，需求拉动型通胀往往伴随居民收入增加，对居民生活水平的影响存在一定对冲；成本推动型通胀则是直接增加居民生活成本，居民“痛感”会更明显一些。能源和食品在低收入家庭消费支出中占比较高，油价上涨推动交通出行成本和食品价格（通过农资和物流渠道）上升，对低收入群体的实际购买力侵蚀更为显著。

其二，中下游企业可能面临原材料价格上涨和终端需求不足的双重挤压，利润下滑、预期转弱。油价上涨沿产业链向下传导，交通运输成本、化工原料成本、农业生产资料成本全面抬升。但在当前终端需求不足的背景下，中下游企业很难将增加的成本有效转嫁给消费者，结果是其利润进一步被压缩。即使部分成本最终传导至消费端，则在居民收入预期偏弱、消费信心不足的背景下，也将进一步抑制消费需求，同样不利于企业营收和利润。

其三，输入性通胀会弱化我国的贸易条件，加大外汇流出压力，不利于人民币汇率稳定。贸易条件是一国出口商品价格与进口商品价格的比率，衡量了一单位出口商品能换回多少进口商品，反映了一国的对外贸易状况和交换效益。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原油进口国之一，2025年进口量达5.8亿吨。油价上涨引发进口价格上升、贸易条件弱化，意味着我国需要消耗更多的国内资源和出口更多的产品，才能维持原有的进口规模。同时，油价上涨导致能源进口支出的显著增加，加大经常账户压力，对外汇储备和汇率稳定构成潜在挑战。

其四，供给冲击导致的通胀上行，可能对货币政策进一步发力稳增长形成制约。当前经济恢复基础仍不稳固，需要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予以支持，市场对降准降息有较高预期。但如果油价上涨推动CPI同比明显回升，尤其是一旦进入2%以上的区间，央行在降准降息时可能面临维护物价稳定的舆论压力和沟通成本，增加货币政策操作的复杂性和难度，干扰宏观调控的正常运行。

（二）物价低迷背景下，输入性通胀可能的有利影响

在此前中国通胀中枢较高的时间段，油价上涨等输入性通胀带来的通常是不合意的负面冲击，尤其是一旦与“猪周期”发生“猪油共振”，将导致通胀高企。但在当前物价持续低迷的背景下，输入性通胀可能会形成一些“阴差阳错”的有利影响。

其一，提振通胀预期，缓解物价持续低迷的自我强化。近年来我国物价持续低迷，GDP平减指数同比连续11个季度为负，PPI同比连续41个月为负，CPI同比明显低于2%的通胀目标，使得微观主体的通胀预期偏低。这种预期一旦固化，将使得企业推迟投资、消费者推迟购买，进一步压低需求，导致物价难以有效回升。油价上涨带来的PPI和CPI同比回升，即使本质上不是需求好转的信号，但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打断这种预期的自我实现过程，强化推动物价合理回升的政策效果。当前日本走出1990年代初泡沫破灭后的通缩泥潭，一定程度也受益于疫情期间全球供应链紧张以及近几年日元汇率大幅贬值，导致的输入性通胀压力对居民通胀预期的提振。

其二，改善上游企业经营状况，降低实际利率，促进经济良性循环。虽然成本推动型通胀可能对中下游行业形成不利冲击，但也有助于能源、化工等上游行业率先企稳，改善企业盈利和员工收入，为促进经济良性循环注入有生力量。此外，PPI同比回升，有助于降低实际利率（名义利率－通胀率），减轻企业债务负担，提振信贷和投资需求。

其三，增加财政收入，缓解地方政府债务压力，扩展财政政策空间。一方面，增值税、资源税等税收收入与价格水平高度相关，PPI同比回升意味着工业品交易环节的税基扩大，有助于增加财政收入。另一方面，物价回升推高名义GDP增速，有助于改善地方政府负债率指标（债务/GDP），缓解债务压力，为积极财政政策提供更大空间。

四、政策应如何应对？

针对油价上涨驱动的成本推动型或输入性通胀，应不被表面的价格数据所迷惑，而是从供给端缓冲、微观主体纾困、宏观政策定力三方面协同发力。

（一）供给端增强能源安全，平滑国际油价波动对国内的冲击

一是灵活运用战略石油储备。在油价处于相对低位时加大储备吸纳，在油价急剧飙升时适时释放储备投放市场，起到“削峰填谷”的稳定器作用。

二是利用好成品油定价机制的缓冲功能。中国现行的成品油价格机制设有“天花板价”等安排，当国际油价超过每桶130美元时，国内成品油价格不再跟涨。这一机制在极端情形下能削弱国际油价向国内终端价格的传导程度，政策层面应确保该机制的严格执行。

三是加快推进能源进口来源多元化和替代能源发展。拓展与俄罗斯、中亚、非洲和南美等地区的能源合作，加快风电光伏新能源装机和储能建设，推进交通领域电气化替代，降低经济对国际油价冲击的敏感度。

（二）对企业和居民进行定向纾困和补贴，保企业、保民生

一是对受冲击的中下游行业和中小企业实施定向纾困。油价上涨对交通运输、物流、化工下游、农业种植等行业冲击最为直接。可以考虑阶段性减免这些行业的部分税费负担，或通过专项补贴、贷款贴息等方式帮助企业渡过成本高企的阶段，防止出现大面积经营困难和失业。

二是对中低收入群体实施定向补贴。能源和食品价格上涨具有显著的累退效应，对低收入家庭冲击最大。可以适时提高低保标准、发放一次性价格补贴或消费券，既保障民生底线，又能通过边际消费倾向较高的群体将资金快速转化为消费需求。

（三）宏观政策保持战略定力，关注核心CPI和产出缺口，加强预期管理

一方面，宏观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应保持战略定力，重点关注核心CPI（剔除能源和食品价格）和产出缺口，而非受油价显著扰动的总体价格指标。面对油价上涨等供给冲击，只要冲击是一次性的、没有引发“工资—物价”螺旋上升，货币政策就不应对其作出紧缩反应。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矛盾是有效需求不足，货币政策的主线任务仍是保持流动性充裕，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加力支持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另一方面，有关部门有必要加强预期管理，避免市场或公众对数据和政策误读。例如，统计部门在发布CPI和PPI数据时，更加突出核心CPI的变化趋势，帮助市场准确解读价格形势。央行可以通过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新闻发布会等渠道，明确向市场传递“当前物价回升主要由外部供给冲击驱动，不改变货币政策适度宽松的政策取向”，稳定市场预期，防止金融市场对政策方向产生不必要的猜疑和波动。

罗志恒/文

2026年1—2月，中国CPI和PPI累计同比分别为0.8%和-1.2%，一季度GDP平减指数同比或仍处于负值区间。3月《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推动价格总水平由负转正、消费价格合理温和回升”。

与此同时，中东局势骤然紧张，美伊冲突升级带动国际油价剧烈波动。油价飙升，表面上似乎与“推动物价合理回升”的政策方向不谋而合，但这是我们需要的通胀吗？

宏观经济目标的意义，不在数字本身，而在数字背后所代表的微观主体的真实处境。4.5%—5%的经济增速目标，追求的不是靠无效投资和库存积压堆出来的产出数字，而是企业主动扩大投资、居民愿意增加消费，经济内生循环真正转动起来。同理，2%左右的通胀目标，也不是单纯地推高物价，而是通过温和通胀打破“物价低迷→消费投资推迟→经济不振”的负向循环，让企业盈利改善、居民收入增长成为可持续的常态。

换言之，我们需要的不是“通胀”本身，而是通胀背后所映射的那套经济正常运转的逻辑。政策的核心目标，是重建并维护“企业能盈利、居民有就业有收入、社会对未来有信心”这一完整的激励机制。

有必要区分通胀的不同来源，我们不需要供给短缺推上去的滞胀，不需要货币滥发推上去的恶性通胀，也不需要资产价格猛涨但实体经济没起来的结构性泡沫。我们真正期望看到的，是需求拉动型的、温和的物价回升。需求回暖带动企业扩产，企业盈利改善带动居民就业和收入企稳，微观主体信心修复又进一步支撑消费和投资，物价温和上行是经济重新良性运转之后的自然体现。这才是“推动价格总水平由负转正、消费价格合理温和回升”的真正含义。

一、油价上涨如何向国内PPI和CPI传导？

石油是工业的血液，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PPI和CPI存在显著影响，通过直接和间接的渠道向国内物价传导。

（一）油价上涨对PPI的传导机制

油价上涨对PPI的影响最为直接且迅速，主要通过成本推动渠道实现。

一是直接推升国内石油价格。中国原油对外依存度在70%左右，国内成品油定价又与国际油价直接挂钩，因此国际油价的波动将快速传导至国内油价。PPI的权重结构中，采掘工业和原材料工业占比较高，这使得国际油价的波动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反映到PPI的变化中。

二是通过产业链纵向传导。石油是化工产业链的起点，其价格上升会依次推高乙烯、丙烯等基础化工品价格，进而传导至塑料、合成橡胶、合成纤维、化肥、农药等中间品和终端工业品。传导过程中存在逐级递减效应，即越靠近终端消费品，油价冲击的幅度越小，但覆盖的行业面越广。

三是能源替代与联动效应。油价上涨还会通过能源替代效应推升煤炭等替代能源的价格。当石油作为燃料的成本上升时，工业企业倾向于转向煤炭和天然气，从而增加对这些能源的需求，推高其价格。这种联动效应使得油价上涨的影响超越石化行业，扩展到电力、热力、钢铁、建材等高耗能领域，进一步放大对PPI整体水平的推升作用。

四是增加运输成本。燃油是物流运输的核心成本构成。油价上涨会系统性地提高公路运输、航运等物流费用，而几乎所有工业品都涉及运输环节，因此运输成本的上升具有广泛的普涨效应，会渗透到PPI各个分项之中。

（二）油价上涨对CPI的传导机制

油价上涨对CPI的传导链条相对PPI更长，影响路径更加复杂。

一是直接推升成品油和出行价格。中国实行成品油价格与国际原油价格挂钩的调价机制，国际油价上涨会较为直接地反映为国内汽油、柴油零售价格的上调。出租车、网约车、快递物流等服务行业的运营成本与燃油价格密切相关，油价持续上涨可能促使这些行业调整服务收费标准。此外，旅游、航空票价等也对燃油成本较为敏感。

二是企业将成本上升转嫁至终端消费品。PPI中上游价格上涨最终会部分传导至下游消费品出厂价格，再经由零售环节反映到CPI的工业消费品分项中。例如，塑料制品、纺织服装、家电等消费品的生产成本上升后，企业可能通过提价来转嫁成本压力。不过，这一传导渠道的效率取决于下游行业的竞争格局和需求弹性。如果下游行业竞争激烈、库存较高，企业转嫁成本的能力就会受限，PPI向CPI的传导就会出现阻滞。

三是间接传导至食品价格。油价上涨会通过多个环节推升食品价格：一是化肥和农药价格上涨增加农业生产成本；二是农业机械作业的燃油成本上升；三是农产品运输费用增加；四是食品加工环节的能源和包装材料成本上升。

二、影响测算：不同油价假设下，PPI和CPI全年走势如何？

我们更多测算的是油价的直接冲击，PPI主要涉及成本端受影响较大的石油、化工行业，CPI主要是交通运输及燃气等。食品饮料、农副产品、替代能源（煤炭）等行业也会受到油价冲击，但由于影响路径复杂，难以准确合理估计其间接影响。

（一）油价同比每上涨10%，或分别推升国内PPI和CPI同比0.4和0.1个百分点

PPI各个分项中，石油开采、石油加工、化工原料、化学纤维、橡胶塑料5个行业受油价上涨影响较大，且权重占比高，合计权重占比14.1%。我们通过回归测算，得出ICE布油价格变动对这5个行业PPI同比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68、0.41、0.20、0.20和0.05，各模型的拟合优度均在70%以上。结合各行业权重进行加权汇总后，得到国际油价对PPI的总拉动效应：国际油价同比上涨10%，约拉动国内PPI同比增速提高0.4个百分点。

国际油价对CPI的影响集中在非食品项，油价上涨10%将拉动CPI同比上涨约0.11个百分点。一是国际油价会影响成品油价格，进而影响CPI“交通与通信”项下的“交通工具用能源”；二是影响CPI“居住”项下的“水电燃料”。但由于相关细项的权重已不再公布，无法观测，因此只能观察油价与CPI非食品项同比关系。ICE布油价格同比上涨10%，将拉动CPI非食品项同比提高0.13个百分点，考虑到CPI非食品项权重约86% ，合计影响CPI同比上涨约0.1个百分点。

（二）测算假设：油价走势的5种可能情形

中东局势和油价走势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美国、伊朗都面临多重挑战，美国需要在控制通胀与维持中东影响力之间寻找平衡，伊朗则需在短期安全利益与长期发展空间之间做出抉择。我们依据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程度，以及周边产油国是否受到波及，按照冲突烈度从低到高可能出现5种情形。

情形一：冲突在近2周快速降温，美伊开启外交谈判，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核心假设：布油价格在3月底降至65美元/桶，并持续至年底。

情形二：近一个月内伊朗内部矛盾激化，库尔德人、俾路支人等组织反政府武装活动，内战使伊朗逐步“南斯拉夫化”，没有余力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核心假设：布油价格中枢在3月底达85美元/桶，至6月回落到70美元/桶左右后持续至年底。

情形三：霍尔木兹海峡封锁达1个月，后逐步通航，背后或由于美国出动海军陆战队，夺取伊朗沿海岛屿，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或由于石油消费国衰退风险上升后联合施压。核心假设：布油价格中枢在3月底达100美元/桶，至9月回落到70美元/桶左右，持续至年底。

情形四：战事长期化，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封锁，但周边产油国受波及较小。核心假设：布油价格中枢在3月底达110美元/桶，持续至年底。

情形五：美以伊爆发全面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全面封锁，且战争波及产油国。核心假设：布油价格飙升至150美元/桶甚至更高，但由于发改委为国内油价设置了上限约束——即当国际油价高于130美元/桶时，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不提或少提，因此实际影响为布油3月底达到130美元/桶并持续至年底。

（三）测算结果：若冲突激化，全年PPI同比均值可能冲高至2.2%，CPI为2.1%；若冲突降温，PPI同比仍会在5月回正，PPI同比全年均值0.4%，CPI为1.0%

PPI方面：根据假设情形，可得出布油价格的环比增速，进一步根据布油环比价格预测PPI环比增速，最终利用环比连乘推测PPI同比值的全年走势。

主要结论如下：

其一，若美伊冲突快速降温，布油价格3月底降至冲突前平均水平65美元/桶（情形一），则PPI同比增速大概率在5月份回正，全年均值0.4%。

其二，若冲突持续激化，演绎为全面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封锁（情形五），则产生明显的输入性通胀，PPI同比将在二季度开始陡峭上行，8、9月达到峰值2.9%，全年PPI同比均值达到2.2%。

其三，只要霍尔木兹海峡封锁达1个月（其他情形下），则PPI同比将大概率在3、4月份回正，全年同比均值将在1%左右。

CPI方面：若冲突快速降温，则2026年CPI同比中枢约1.0%；若战争烈度增加、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时间较长，CPI同比中枢可能在1.3%-2.1%区间。

三、殊途同归还是貌合神离？油价推涨物价≠“物价合理回升”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居民消费价格涨幅2%左右”“推动价格总水平由负转正、消费价格合理温和回升”的政策目标，工作部署中更是强调“把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物价合理回升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考量”。

油价上涨推动PPI和CPI同比回升，看似与“推动物价合理回升”的政策目标不谋而合，但实际上存在明显错位。当前国内物价持续低迷主要源于有效需求不足，期望的物价回升是“需求拉动型通胀”，而油价上涨引发的是“成本推动型通胀”或“输入性通胀”，源自于供给冲击。

（一）油价推涨物价的四个不利影响

其一，成本推动型通胀会增加居民生活成本，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受冲击较大。同样是物价上升，需求拉动型通胀往往伴随居民收入增加，对居民生活水平的影响存在一定对冲；成本推动型通胀则是直接增加居民生活成本，居民“痛感”会更明显一些。能源和食品在低收入家庭消费支出中占比较高，油价上涨推动交通出行成本和食品价格（通过农资和物流渠道）上升，对低收入群体的实际购买力侵蚀更为显著。

其二，中下游企业可能面临原材料价格上涨和终端需求不足的双重挤压，利润下滑、预期转弱。油价上涨沿产业链向下传导，交通运输成本、化工原料成本、农业生产资料成本全面抬升。但在当前终端需求不足的背景下，中下游企业很难将增加的成本有效转嫁给消费者，结果是其利润进一步被压缩。即使部分成本最终传导至消费端，则在居民收入预期偏弱、消费信心不足的背景下，也将进一步抑制消费需求，同样不利于企业营收和利润。

其三，输入性通胀会弱化我国的贸易条件，加大外汇流出压力，不利于人民币汇率稳定。贸易条件是一国出口商品价格与进口商品价格的比率，衡量了一单位出口商品能换回多少进口商品，反映了一国的对外贸易状况和交换效益。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原油进口国之一，2025年进口量达5.8亿吨。油价上涨引发进口价格上升、贸易条件弱化，意味着我国需要消耗更多的国内资源和出口更多的产品，才能维持原有的进口规模。同时，油价上涨导致能源进口支出的显著增加，加大经常账户压力，对外汇储备和汇率稳定构成潜在挑战。

其四，供给冲击导致的通胀上行，可能对货币政策进一步发力稳增长形成制约。当前经济恢复基础仍不稳固，需要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予以支持，市场对降准降息有较高预期。但如果油价上涨推动CPI同比明显回升，尤其是一旦进入2%以上的区间，央行在降准降息时可能面临维护物价稳定的舆论压力和沟通成本，增加货币政策操作的复杂性和难度，干扰宏观调控的正常运行。

（二）物价低迷背景下，输入性通胀可能的有利影响

在此前中国通胀中枢较高的时间段，油价上涨等输入性通胀带来的通常是不合意的负面冲击，尤其是一旦与“猪周期”发生“猪油共振”，将导致通胀高企。但在当前物价持续低迷的背景下，输入性通胀可能会形成一些“阴差阳错”的有利影响。

其一，提振通胀预期，缓解物价持续低迷的自我强化。近年来我国物价持续低迷，GDP平减指数同比连续11个季度为负，PPI同比连续41个月为负，CPI同比明显低于2%的通胀目标，使得微观主体的通胀预期偏低。这种预期一旦固化，将使得企业推迟投资、消费者推迟购买，进一步压低需求，导致物价难以有效回升。油价上涨带来的PPI和CPI同比回升，即使本质上不是需求好转的信号，但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打断这种预期的自我实现过程，强化推动物价合理回升的政策效果。当前日本走出1990年代初泡沫破灭后的通缩泥潭，一定程度也受益于疫情期间全球供应链紧张以及近几年日元汇率大幅贬值，导致的输入性通胀压力对居民通胀预期的提振。

其二，改善上游企业经营状况，降低实际利率，促进经济良性循环。虽然成本推动型通胀可能对中下游行业形成不利冲击，但也有助于能源、化工等上游行业率先企稳，改善企业盈利和员工收入，为促进经济良性循环注入有生力量。此外，PPI同比回升，有助于降低实际利率（名义利率－通胀率），减轻企业债务负担，提振信贷和投资需求。

其三，增加财政收入，缓解地方政府债务压力，扩展财政政策空间。一方面，增值税、资源税等税收收入与价格水平高度相关，PPI同比回升意味着工业品交易环节的税基扩大，有助于增加财政收入。另一方面，物价回升推高名义GDP增速，有助于改善地方政府负债率指标（债务/GDP），缓解债务压力，为积极财政政策提供更大空间。

四、政策应如何应对？

针对油价上涨驱动的成本推动型或输入性通胀，应不被表面的价格数据所迷惑，而是从供给端缓冲、微观主体纾困、宏观政策定力三方面协同发力。

（一）供给端增强能源安全，平滑国际油价波动对国内的冲击

一是灵活运用战略石油储备。在油价处于相对低位时加大储备吸纳，在油价急剧飙升时适时释放储备投放市场，起到“削峰填谷”的稳定器作用。

二是利用好成品油定价机制的缓冲功能。中国现行的成品油价格机制设有“天花板价”等安排，当国际油价超过每桶130美元时，国内成品油价格不再跟涨。这一机制在极端情形下能削弱国际油价向国内终端价格的传导程度，政策层面应确保该机制的严格执行。

三是加快推进能源进口来源多元化和替代能源发展。拓展与俄罗斯、中亚、非洲和南美等地区的能源合作，加快风电光伏新能源装机和储能建设，推进交通领域电气化替代，降低经济对国际油价冲击的敏感度。

（二）对企业和居民进行定向纾困和补贴，保企业、保民生

一是对受冲击的中下游行业和中小企业实施定向纾困。油价上涨对交通运输、物流、化工下游、农业种植等行业冲击最为直接。可以考虑阶段性减免这些行业的部分税费负担，或通过专项补贴、贷款贴息等方式帮助企业渡过成本高企的阶段，防止出现大面积经营困难和失业。

二是对中低收入群体实施定向补贴。能源和食品价格上涨具有显著的累退效应，对低收入家庭冲击最大。可以适时提高低保标准、发放一次性价格补贴或消费券，既保障民生底线，又能通过边际消费倾向较高的群体将资金快速转化为消费需求。

（三）宏观政策保持战略定力，关注核心CPI和产出缺口，加强预期管理

一方面，宏观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应保持战略定力，重点关注核心CPI（剔除能源和食品价格）和产出缺口，而非受油价显著扰动的总体价格指标。面对油价上涨等供给冲击，只要冲击是一次性的、没有引发“工资—物价”螺旋上升，货币政策就不应对其作出紧缩反应。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矛盾是有效需求不足，货币政策的主线任务仍是保持流动性充裕，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加力支持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另一方面，有关部门有必要加强预期管理，避免市场或公众对数据和政策误读。例如，统计部门在发布CPI和PPI数据时，更加突出核心CPI的变化趋势，帮助市场准确解读价格形势。央行可以通过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新闻发布会等渠道，明确向市场传递“当前物价回升主要由外部供给冲击驱动，不改变货币政策适度宽松的政策取向”，稳定市场预期，防止金融市场对政策方向产生不必要的猜疑和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