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泽平宏观团队

导读

2月11日，民政部公布2025年婚姻登记数据。其中，结婚登记676.3万对，同比增加65.7万对，离婚登记274.3万对，同比增加12.2万对。

由于2025年5月开始施行的《婚姻登记条例》优化婚姻登记服务等，2025年全国结婚登记对数同比小幅上升。

婚姻是家庭的基本组成部分。对于个人来说，婚姻是情感的升华，家庭是切实的归属感。对于社会来说，长期和谐的婚姻家庭关系有助于社会稳定。

目前，我国婚姻形势有哪些变化？

1、不婚化小幅改善。由于近年年轻人口减少、结婚成本过高、婚姻观念改变等，结婚对数不断下滑，但2025年小幅改善，结婚登记对数同比10.8%。

2、离婚率小幅提升。“离婚冷静期”使2021-2022年离婚对数大幅下降。2023年后离婚率连续回升，制度调整短期效果减弱，2025年离婚登记数同比4.7%。

3、“晚婚”现象突出，初婚人数减少。2024年，25-29岁代替20-24岁人群成为结婚主力，高年龄层段（40岁以上）结婚登记占比大幅上升。

4、未婚比例增加，男性未婚比例远高于女性。2024年，中国30-34岁男性未婚比例为27.7%，女性未婚比例仅为13%，分别较2021年升高了5.0、2.8个百分点。

随着社会发展，一方面新一代年轻人追求独立自由，认为婚姻是束缚。另一方面，高婚育成本使年轻人实现家庭变得更加困难。从人口角度看，人口少子老龄化问题正在削减适婚年龄人数，结婚“主力军”减少。“婚都不想结，还生什么孩子”，正成为一批年轻人的选择，结婚率下降、生育率下降和老龄化加重是互为因果的。

当前，中国绝大部分是婚内生育，结婚数量的减少直接影响生育水平。老龄化、少子化、不婚化三大趋势加速到来。人口因素影响重大深远，生育政策调整是最根本、最重要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一。

我们在2021年呼吁婚姻背后是人口问题，应全面放开生育，发放生育补贴，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长期有助于扩大适婚年龄人口。

目前生育政策正在积极改变。全社会已经开始高度关注中国的人口问题，政策也逐渐向鼓励生育转变。从“放开三孩”到“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发放育儿补贴”。2025年7月，国务院发布《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提到：从2025年1月1日起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发放补贴，每孩每年3600元，无论一孩、二孩、三孩，均可申领。

启示：给予年轻人自由选择权的同时，减少因为娶不起和生不起导致的不婚和晚婚现象，为适婚人群提供保障和社会福利，改进住房、教育、医疗等问题。

期待更多行之有效的人口支持政策出台，未来的中国人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鼓励结婚、生育的力度。相信经过一系列长短结合的措施，未来中国人口有望长期健康均衡发展。

目录

1 中国婚姻现状：结婚少了，结婚晚了，离婚多了

2 年轻人不结婚：选择还是无奈？

2.1 自我选择：高学历、独立和自我意识觉醒

2.2 无奈：婚育成本高、社会压力大

2.3 婚姻基础削弱：适婚年龄人数减少、婚姻匹配困难

3 影响：拖累生育水平、加重养老负担，家庭规模小型化带来单身经济

4 启示：尽快全面放开生育，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

4.1 从居住、就业、教育上缓解年轻人生活压力

4.2 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

正文

1 中国婚姻现状：结婚少了，结婚晚了，离婚多了

随着经济发展，中国婚姻状况发生很大转变，主要体现在结婚率下滑、初婚年龄推迟、离婚率升高等方面。

一是近年结婚登记对数不断下降，但2025年小幅改善，同比增加66万对。2013-2024年，我国结婚登记对数从1346.9万对的历史高点持续下滑至610.6万对，降幅54.7%。2023年结婚登记对数768.2万对，同比增长12.4%，主因疫情后补偿性结婚需求释放。根据民政部数据，2024年全国结婚登记610.6万对，同比减少157.6万对，说明补偿性需求已经结束，创下了1978年以来全国结婚登记对数的新低。2025年全国结婚登记对数达676.3万对，同比增长65.7万对。2013-2024年粗结婚率从9.9‰降至4.3‰，2025年升至4.8‰。

二是“晚婚”现象突出，初婚人数减少，25-29岁代替20-24岁人群成为结婚主力，高年龄层段（40岁以上）结婚登记占比大幅上升。2013-2024年，内地居民初婚登记人数从2386万的高点降至917万人，再婚人数先升后降，2019年达到455.9万人峰值后降至2024年的304万人。2005-2024年，20-24岁结婚登记人数（含再婚）占比从47.0%降至13.4%，25-29岁从34.3%升至35.1%，30-34岁、35-39岁、40岁以上结婚登记人数占比分别从9.9%、4.9%、3.9%增至21.4%、11.4%和18.7%。

三是离婚冷静期制度调整短期效果消退，离婚对数连续回升。1978-2022年，我国离婚登记对数(民政部门口径)先升后降，从1978年的17.0万对升至2019年404.7万对的峰值，此后大幅下降至2022年的210.0万对，主因实施了离婚冷静期政策。2024年，离婚登记对数262.2万人，同比增加2.8万对，法院判决、调解离婚89.1万对。粗离婚率从0.2‰攀升至2019年的3.4‰，2022年下滑至2.0‰、2024年小幅升至2.5‰。2025年离婚登记274.3万对，同比增加12.2万对。

四是未婚比例增加，未婚同居率提升，且男性未婚比例远高于女性。中国同适婚年龄段的未婚比例存在严重的性别差异。2024年，中国30-34岁男性未婚比例为27.7%，女性未婚比例仅为13%，分别较2021年升高了5.0、2.8个百分点。根据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出生队列为1980-1984年男性的未婚同居率为33.33%，女性为26.79%；出生队列为1985-1989年男性的未婚同居率为37.99%，女性为33.13%。根据2016年CFPS数据，出生队列为1970-1979年的人口婚前生育占比为5.9%，未婚生育占比为0.3%；出生队列为1980-1989年的人口婚前生育占比为6.1%，未婚生育占比为1.2%。

2 年轻人不结婚：选择还是无奈？

2.1 自我选择：高学历、独立和自我意识觉醒

受教育时间增加、教育年限延长推迟就业平均年龄，进而推迟结婚平均年龄。近年来，我国基础教育及高等教育水平随经济发展大幅提高。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4-2024年博士在校学生数16.6万人增至67.6万人，硕士在校学生数从65.4万人增至341.9万人。15岁及以上文盲人口比例从1999年的15.8%下降至2024年的3.1%。伴随受教育年限的增长，适婚人口结婚年龄明显推迟。七普数据显示，中国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从1990年的22.0岁上升到2020年的28.0岁;男性同期从24.1岁上升到29.4岁。

新一代年轻人追求独立自由与高品质生活，对婚姻持开放态度；尤其是女性自我独立的实现与自我意识的觉醒。经济发展和受教育水平提高给女性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社会地位上升。女性不再只作为“家庭主妇”，而是进入职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1997-2022年，专科及以上学历人口中，女性占比从37.2%大幅提高至48.1%。2024年，高等教育在校生中女生共2661.4万人，占在校生的50.8%。女性在高等教育群体中逐渐接近男性。高学历女性往往偏好不低于自身条件的男性，加大婚姻市场匹配难度，单身女性规模快速上升。

思想开放与社会包容性增强，离婚不再是一个“谈虎色变”的话题。经济独立使女性逐渐摆脱婚姻的束缚，更有底气承担离婚的不利后果。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2-2022年，人民法院审理离婚一审案件结案数量呈现增长趋势，从106.6万件增至143.1万件，增长34.3%。2023年经法院判决或调解离婚的夫妇为101.2万对，同比增长23.3万对；2024年为89.1万对，同比-12%。

2.2 无奈：婚育成本高、社会压力大

结婚成本高，城市高房价和农村高彩礼。核心城市房价收入比持续提升，年轻人面临“买婚房”、“还房贷”双重压力。1998年房改以来，房价经过几轮快速上涨，导致年轻人购置婚房首付、婚后还贷成本明显提高。2010-2025年，百城样本住宅均价从9314元/平上涨至16711元/平。2004-2025年中国个人购房贷款余额从1.6万亿元增至37万亿元，增长22.1倍。2010-2024年，一线城市房价收入比从20.0增至26.1。此外，在部分农村地区，天价彩礼导致很多男青年结不起婚。并且，越是偏远、经济不发达的地方，彩礼要得越高，让很多农村贫困家庭不堪重负。

生育养育教育成本高，抑制组建家庭意愿。住房、教育、医疗等直接成本高是抑制生育行为的“三座大山”，“四二一”结构的家庭养老负担重、挤压生育，女性劳动参与率较高但就业权益保障不够，导致机会成本高。根据育娲人口发布的《中国生育成本报告》，在统计的14个国家中，全国家庭0-17岁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为48.5万元；0岁至大学本科毕业的养育成本平均为62.7万元。如果把一个孩子抚养到刚年满18岁所花的成本相对于人均GDP的倍数进行国际对比，澳大利亚是2.08倍，法国是2.24倍，瑞典是2.91倍，德国是3.64倍，美国是4.11倍，日本是4.26倍，中国是6.9倍，几乎是全球最高的。

工作生活难以平衡，更多年轻人选择推迟婚育。近年来，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压力越来越大，许多大学毕业生选择“慢就业”。如果没有稳定的经济收入来源，结婚生育意愿自然会降低。此外，已经就业的年轻人面临着较大的工作压力和竞争压力，无法达成生活和工作的平衡，从而“没有时间”或者“没有精力”迈入婚姻。

2.3 婚姻基础削弱：适婚年龄人数减少、婚姻匹配困难

适婚年龄人数减少且仍处下降阶段。根据人口普查数据，2010-2020年，15-35岁青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从33.5%下降到27.2%。根据七普数据，我国80后、90后、00后在2020年的存活人口分别为2.14亿、1.78亿和1.55亿，整体呈不断下降趋势。当前结婚年龄主力25-29岁人口大幅下滑，对结婚对数产生负面影响。根据育娲人口《中国人口预测报告》“中方案”，20-40岁人口仍处减少阶段，2024-2044年下降16.8%。

适婚人口男多女少，婚姻匹配困难。男女比例失衡。比如00后男女性别比约115，男性比女性多超1100万，90后男女性别比约110，男性比女性多近900万。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40岁男性人口比女性多1752万人。农村“剩男”和城市“大龄剩女”问题突出。中国30岁及以上未婚男性有超过60%分布在村镇、一般为较低学历；未婚女性有超过60%分布在城市、一般学历较高。

3 影响：拖累生育水平、加重养老负担，家庭规模小型化带来单身经济

晚婚导致晚育现象加剧，初育年龄每推迟一个月，总和生育率下降8%左右。“婚都不结了，怎么生孩子”。当前，中国绝大部分是婚内生育，非婚生育占比较低，所以结婚数量的减少直接影响生育水平。1990-2020年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从23.6岁推迟至29.4岁，女性平均初婚年龄从22.0岁推迟到28岁；其中，女性、男性平均初婚年龄分别在1996、1998年超过晚婚年龄（女23岁、男25岁）。1990-2020年女性平均初育年龄从24.1岁推迟至27.9岁，平均生育年龄（所有孩次）从24.8岁推迟至29.7岁。并且，1990-2020年30岁及以上高龄产妇的生育一孩数占比从4.6%增至近29.8%，生育子女数占比14.0%增至45.4%。从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看，生育一孩、二孩、三孩及以上的平均年龄分别为27.5、30.3、31.6岁。2024年总和生育率仅1左右，不足更替水平的一半。

晚婚晚育、不婚问题加重少子老龄化，进而加重养老负担，拖累国家财政、制约经济活力。2011-2024年中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算术平均增速13.7%，而支出算术平均增速约为10.4%；中国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算术平均增速13.9%，而支出算术平均增速约为17%。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可支付时间自2012年见顶后逐年下滑，从18.5个月逐渐下降至2023年的11.9个月，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区域差异较大，2023年有14省养老金入不敷出。其中，黑龙江、辽宁、吉林下拨金额829.3、844.3、218.7亿元，占总下拨规模的77.5%。

单身人口数量增长，家庭规模持续缩小。一方面，因为结婚对数下降、结婚推迟等原因，“单人户”数量日益增长，另一方面，因为住房条件改善，很多年轻人不与父母同住，而是享受独居生活。2024年，中国家庭户5.5亿户，其中一人户家庭1.1亿。2024年，我国15岁以上单身人口数量2.4亿，占总人口的17%，几近于历史新高，超过英国、法国、德国人口总和。

单身经济盛行，单身人群普遍储蓄低，追求高品质、高质量、高消费的生活，助推新消费模式、以及促进文娱、宠物消费。单身人群具有偏好便利性消费；尼尔森的《中国单身经济报告》显示，42%的单身消费者为悦己而消费，远高于非单身消费者（27%）。此外，单身人群呈现年轻化、高学历化特点，注重自我投资。关于对未来一年的时间规划方面，22%的单身消费者期望去读书，18%的单身消费者希望学习新技能，17%的单身消费者希望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均高于非单身消费者的13%、11%和14%。尼尔森数据显示，单身群体注重感情寄托，在宠物消费占比高于非单身消费者，未婚人群占比达57%。

4 启示：尽快全面放开生育，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

给予年轻人自由选择权的同时，减少因为娶不起和生不起导致的不婚和晚婚现象，为适婚人群提供保障和社会福利，改进住房、教育、医疗等问题；婚姻背后是人口问题，应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

4.1 从居住、就业、教育上缓解年轻人生活压力

一是成立大型住房保障银行收储库存商品房用于保障房，完善以常住人口增量为核心的人地挂钩，构建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长效机制，完善住房市场体系和住房保障体系，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

二是进一步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一方面，进一步推动落实产假哺乳假等制度，妥善解决延长生育假、男性陪产假等的待遇保障，对损害女性就业权益的单位进行经济或行政处罚。另一方面，根据单位女员工规模及年度生育情况，实行一定程度的税收优惠以降低企业承担的生育成本。加快构建生育成本在国家、企业、家庭之间合理有效的分担机制。

三是加大财政教育保障性支出。探索建立从怀孕保健到孕期分娩再到18岁或学历教育结束的全面鼓励生育体系，包括孕期保健补助、住院分娩补助、托育津贴、教育津贴、家庭个税抵扣、以及对不符合交个税标准的低收入人群实行直接经济补贴等。并且，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可在全国政策基础上进一步差异化。

四是托育服务供给和津贴保障。将九年义务教育延伸至十二年，提高公立托儿所（0-3岁）覆盖率，推行幼儿园（3-6岁）免费。同时推进教育改革，切实根除“家庭作业变成家长作业”现象。大力鼓励和支持用人单位和社会力量，兴办婴幼儿托育服务机构；同时，提高祖辈隔代照料的积极性，减轻父母的照料压力。

4.2 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

尽快全面放开生育，让生育权重新回归家庭。全面放开生育，将是否生育、生育几个孩子、什么时候生育的权利还给家庭，由每个家庭自主决定生育的孩子数量。全面放开生育是把生育权从国家计划回归家庭自主，是把生育数量多少的选择权交回给家庭决定，充分尊重每个人的生育意愿。全面放开生育，原本不想生的人还是不会生，但一些想生三孩的人能生，不用担心部分人群、部分地区会大幅多生导致出生人口激增。

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大力鼓励生育。一是实行差异化的个税抵扣及现金补贴、购房补贴等政策，覆盖从怀孕保健到18岁或学历教育结束。二是加大托育服务供给，并对隔代照料发放补贴。三是进一步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并对企业实行生育税收优惠，加快构建生育成本在国家、企业、家庭之间合理有效的分担机制。四是加大教育医疗投入，给予有孩家庭购房补贴，降低抚养直接成本。五是加强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权利。六是建立男女平等、生育友好的社会支持系统，比如男女平等的育产假等。七是完善辅助生殖顶层设计、辅助生殖纳入社保、给有需求家庭定向发放辅助生育补贴券。八是保障单身女性生育权。

进一步加大生育补贴力度，切实减轻家庭养育孩子负担。国家层面发放生育补贴的方式开启内需复苏计划，发放群体可以向有抚养老人、孩子的家庭倾斜，由于这部分家庭存在较大的育儿、养老支出需求，可以补贴的储蓄漏出率，同时，可以切实降低这部分家庭生育养育成本。长期看，新增人口会增加对汽车、房屋、电器、旅游等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支持相关产业的发展、增加就业机会。对于生育补贴的方案，目前国家层面是三岁以下每孩每年3600元，后续可提升补贴额度，可以按照孩子数量针对家庭发放，给有孩家庭每月1000-3000元。按此计算，大约需要提供1-3万亿左右的补贴。

相信经过一系列长短结合的措施，中国生育率一定能触底回升，人口结构有望逐步改善，从而实现人口长期健康均衡发展。

文：泽平宏观团队

导读

2月11日，民政部公布2025年婚姻登记数据。其中，结婚登记676.3万对，同比增加65.7万对，离婚登记274.3万对，同比增加12.2万对。

由于2025年5月开始施行的《婚姻登记条例》优化婚姻登记服务等，2025年全国结婚登记对数同比小幅上升。

婚姻是家庭的基本组成部分。对于个人来说，婚姻是情感的升华，家庭是切实的归属感。对于社会来说，长期和谐的婚姻家庭关系有助于社会稳定。

目前，我国婚姻形势有哪些变化？

1、不婚化小幅改善。由于近年年轻人口减少、结婚成本过高、婚姻观念改变等，结婚对数不断下滑，但2025年小幅改善，结婚登记对数同比10.8%。

2、离婚率小幅提升。“离婚冷静期”使2021-2022年离婚对数大幅下降。2023年后离婚率连续回升，制度调整短期效果减弱，2025年离婚登记数同比4.7%。

3、“晚婚”现象突出，初婚人数减少。2024年，25-29岁代替20-24岁人群成为结婚主力，高年龄层段（40岁以上）结婚登记占比大幅上升。

4、未婚比例增加，男性未婚比例远高于女性。2024年，中国30-34岁男性未婚比例为27.7%，女性未婚比例仅为13%，分别较2021年升高了5.0、2.8个百分点。

随着社会发展，一方面新一代年轻人追求独立自由，认为婚姻是束缚。另一方面，高婚育成本使年轻人实现家庭变得更加困难。从人口角度看，人口少子老龄化问题正在削减适婚年龄人数，结婚“主力军”减少。“婚都不想结，还生什么孩子”，正成为一批年轻人的选择，结婚率下降、生育率下降和老龄化加重是互为因果的。

当前，中国绝大部分是婚内生育，结婚数量的减少直接影响生育水平。老龄化、少子化、不婚化三大趋势加速到来。人口因素影响重大深远，生育政策调整是最根本、最重要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一。

我们在2021年呼吁婚姻背后是人口问题，应全面放开生育，发放生育补贴，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长期有助于扩大适婚年龄人口。

目前生育政策正在积极改变。全社会已经开始高度关注中国的人口问题，政策也逐渐向鼓励生育转变。从“放开三孩”到“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发放育儿补贴”。2025年7月，国务院发布《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提到：从2025年1月1日起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发放补贴，每孩每年3600元，无论一孩、二孩、三孩，均可申领。

启示：给予年轻人自由选择权的同时，减少因为娶不起和生不起导致的不婚和晚婚现象，为适婚人群提供保障和社会福利，改进住房、教育、医疗等问题。

期待更多行之有效的人口支持政策出台，未来的中国人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鼓励结婚、生育的力度。相信经过一系列长短结合的措施，未来中国人口有望长期健康均衡发展。

目录

1 中国婚姻现状：结婚少了，结婚晚了，离婚多了

2 年轻人不结婚：选择还是无奈？

2.1 自我选择：高学历、独立和自我意识觉醒

2.2 无奈：婚育成本高、社会压力大

2.3 婚姻基础削弱：适婚年龄人数减少、婚姻匹配困难

3 影响：拖累生育水平、加重养老负担，家庭规模小型化带来单身经济

4 启示：尽快全面放开生育，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

4.1 从居住、就业、教育上缓解年轻人生活压力

4.2 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

正文

1 中国婚姻现状：结婚少了，结婚晚了，离婚多了

随着经济发展，中国婚姻状况发生很大转变，主要体现在结婚率下滑、初婚年龄推迟、离婚率升高等方面。

一是近年结婚登记对数不断下降，但2025年小幅改善，同比增加66万对。2013-2024年，我国结婚登记对数从1346.9万对的历史高点持续下滑至610.6万对，降幅54.7%。2023年结婚登记对数768.2万对，同比增长12.4%，主因疫情后补偿性结婚需求释放。根据民政部数据，2024年全国结婚登记610.6万对，同比减少157.6万对，说明补偿性需求已经结束，创下了1978年以来全国结婚登记对数的新低。2025年全国结婚登记对数达676.3万对，同比增长65.7万对。2013-2024年粗结婚率从9.9‰降至4.3‰，2025年升至4.8‰。

二是“晚婚”现象突出，初婚人数减少，25-29岁代替20-24岁人群成为结婚主力，高年龄层段（40岁以上）结婚登记占比大幅上升。2013-2024年，内地居民初婚登记人数从2386万的高点降至917万人，再婚人数先升后降，2019年达到455.9万人峰值后降至2024年的304万人。2005-2024年，20-24岁结婚登记人数（含再婚）占比从47.0%降至13.4%，25-29岁从34.3%升至35.1%，30-34岁、35-39岁、40岁以上结婚登记人数占比分别从9.9%、4.9%、3.9%增至21.4%、11.4%和18.7%。

三是离婚冷静期制度调整短期效果消退，离婚对数连续回升。1978-2022年，我国离婚登记对数(民政部门口径)先升后降，从1978年的17.0万对升至2019年404.7万对的峰值，此后大幅下降至2022年的210.0万对，主因实施了离婚冷静期政策。2024年，离婚登记对数262.2万人，同比增加2.8万对，法院判决、调解离婚89.1万对。粗离婚率从0.2‰攀升至2019年的3.4‰，2022年下滑至2.0‰、2024年小幅升至2.5‰。2025年离婚登记274.3万对，同比增加12.2万对。

四是未婚比例增加，未婚同居率提升，且男性未婚比例远高于女性。中国同适婚年龄段的未婚比例存在严重的性别差异。2024年，中国30-34岁男性未婚比例为27.7%，女性未婚比例仅为13%，分别较2021年升高了5.0、2.8个百分点。根据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出生队列为1980-1984年男性的未婚同居率为33.33%，女性为26.79%；出生队列为1985-1989年男性的未婚同居率为37.99%，女性为33.13%。根据2016年CFPS数据，出生队列为1970-1979年的人口婚前生育占比为5.9%，未婚生育占比为0.3%；出生队列为1980-1989年的人口婚前生育占比为6.1%，未婚生育占比为1.2%。

2 年轻人不结婚：选择还是无奈？

2.1 自我选择：高学历、独立和自我意识觉醒

受教育时间增加、教育年限延长推迟就业平均年龄，进而推迟结婚平均年龄。近年来，我国基础教育及高等教育水平随经济发展大幅提高。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4-2024年博士在校学生数16.6万人增至67.6万人，硕士在校学生数从65.4万人增至341.9万人。15岁及以上文盲人口比例从1999年的15.8%下降至2024年的3.1%。伴随受教育年限的增长，适婚人口结婚年龄明显推迟。七普数据显示，中国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从1990年的22.0岁上升到2020年的28.0岁;男性同期从24.1岁上升到29.4岁。

新一代年轻人追求独立自由与高品质生活，对婚姻持开放态度；尤其是女性自我独立的实现与自我意识的觉醒。经济发展和受教育水平提高给女性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社会地位上升。女性不再只作为“家庭主妇”，而是进入职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1997-2022年，专科及以上学历人口中，女性占比从37.2%大幅提高至48.1%。2024年，高等教育在校生中女生共2661.4万人，占在校生的50.8%。女性在高等教育群体中逐渐接近男性。高学历女性往往偏好不低于自身条件的男性，加大婚姻市场匹配难度，单身女性规模快速上升。

思想开放与社会包容性增强，离婚不再是一个“谈虎色变”的话题。经济独立使女性逐渐摆脱婚姻的束缚，更有底气承担离婚的不利后果。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2-2022年，人民法院审理离婚一审案件结案数量呈现增长趋势，从106.6万件增至143.1万件，增长34.3%。2023年经法院判决或调解离婚的夫妇为101.2万对，同比增长23.3万对；2024年为89.1万对，同比-12%。

2.2 无奈：婚育成本高、社会压力大

结婚成本高，城市高房价和农村高彩礼。核心城市房价收入比持续提升，年轻人面临“买婚房”、“还房贷”双重压力。1998年房改以来，房价经过几轮快速上涨，导致年轻人购置婚房首付、婚后还贷成本明显提高。2010-2025年，百城样本住宅均价从9314元/平上涨至16711元/平。2004-2025年中国个人购房贷款余额从1.6万亿元增至37万亿元，增长22.1倍。2010-2024年，一线城市房价收入比从20.0增至26.1。此外，在部分农村地区，天价彩礼导致很多男青年结不起婚。并且，越是偏远、经济不发达的地方，彩礼要得越高，让很多农村贫困家庭不堪重负。

生育养育教育成本高，抑制组建家庭意愿。住房、教育、医疗等直接成本高是抑制生育行为的“三座大山”，“四二一”结构的家庭养老负担重、挤压生育，女性劳动参与率较高但就业权益保障不够，导致机会成本高。根据育娲人口发布的《中国生育成本报告》，在统计的14个国家中，全国家庭0-17岁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为48.5万元；0岁至大学本科毕业的养育成本平均为62.7万元。如果把一个孩子抚养到刚年满18岁所花的成本相对于人均GDP的倍数进行国际对比，澳大利亚是2.08倍，法国是2.24倍，瑞典是2.91倍，德国是3.64倍，美国是4.11倍，日本是4.26倍，中国是6.9倍，几乎是全球最高的。

工作生活难以平衡，更多年轻人选择推迟婚育。近年来，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压力越来越大，许多大学毕业生选择“慢就业”。如果没有稳定的经济收入来源，结婚生育意愿自然会降低。此外，已经就业的年轻人面临着较大的工作压力和竞争压力，无法达成生活和工作的平衡，从而“没有时间”或者“没有精力”迈入婚姻。

2.3 婚姻基础削弱：适婚年龄人数减少、婚姻匹配困难

适婚年龄人数减少且仍处下降阶段。根据人口普查数据，2010-2020年，15-35岁青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从33.5%下降到27.2%。根据七普数据，我国80后、90后、00后在2020年的存活人口分别为2.14亿、1.78亿和1.55亿，整体呈不断下降趋势。当前结婚年龄主力25-29岁人口大幅下滑，对结婚对数产生负面影响。根据育娲人口《中国人口预测报告》“中方案”，20-40岁人口仍处减少阶段，2024-2044年下降16.8%。

适婚人口男多女少，婚姻匹配困难。男女比例失衡。比如00后男女性别比约115，男性比女性多超1100万，90后男女性别比约110，男性比女性多近900万。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40岁男性人口比女性多1752万人。农村“剩男”和城市“大龄剩女”问题突出。中国30岁及以上未婚男性有超过60%分布在村镇、一般为较低学历；未婚女性有超过60%分布在城市、一般学历较高。

3 影响：拖累生育水平、加重养老负担，家庭规模小型化带来单身经济

晚婚导致晚育现象加剧，初育年龄每推迟一个月，总和生育率下降8%左右。“婚都不结了，怎么生孩子”。当前，中国绝大部分是婚内生育，非婚生育占比较低，所以结婚数量的减少直接影响生育水平。1990-2020年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从23.6岁推迟至29.4岁，女性平均初婚年龄从22.0岁推迟到28岁；其中，女性、男性平均初婚年龄分别在1996、1998年超过晚婚年龄（女23岁、男25岁）。1990-2020年女性平均初育年龄从24.1岁推迟至27.9岁，平均生育年龄（所有孩次）从24.8岁推迟至29.7岁。并且，1990-2020年30岁及以上高龄产妇的生育一孩数占比从4.6%增至近29.8%，生育子女数占比14.0%增至45.4%。从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看，生育一孩、二孩、三孩及以上的平均年龄分别为27.5、30.3、31.6岁。2024年总和生育率仅1左右，不足更替水平的一半。

晚婚晚育、不婚问题加重少子老龄化，进而加重养老负担，拖累国家财政、制约经济活力。2011-2024年中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算术平均增速13.7%，而支出算术平均增速约为10.4%；中国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算术平均增速13.9%，而支出算术平均增速约为17%。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可支付时间自2012年见顶后逐年下滑，从18.5个月逐渐下降至2023年的11.9个月，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区域差异较大，2023年有14省养老金入不敷出。其中，黑龙江、辽宁、吉林下拨金额829.3、844.3、218.7亿元，占总下拨规模的77.5%。

单身人口数量增长，家庭规模持续缩小。一方面，因为结婚对数下降、结婚推迟等原因，“单人户”数量日益增长，另一方面，因为住房条件改善，很多年轻人不与父母同住，而是享受独居生活。2024年，中国家庭户5.5亿户，其中一人户家庭1.1亿。2024年，我国15岁以上单身人口数量2.4亿，占总人口的17%，几近于历史新高，超过英国、法国、德国人口总和。

单身经济盛行，单身人群普遍储蓄低，追求高品质、高质量、高消费的生活，助推新消费模式、以及促进文娱、宠物消费。单身人群具有偏好便利性消费；尼尔森的《中国单身经济报告》显示，42%的单身消费者为悦己而消费，远高于非单身消费者（27%）。此外，单身人群呈现年轻化、高学历化特点，注重自我投资。关于对未来一年的时间规划方面，22%的单身消费者期望去读书，18%的单身消费者希望学习新技能，17%的单身消费者希望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均高于非单身消费者的13%、11%和14%。尼尔森数据显示，单身群体注重感情寄托，在宠物消费占比高于非单身消费者，未婚人群占比达57%。

4 启示：尽快全面放开生育，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

给予年轻人自由选择权的同时，减少因为娶不起和生不起导致的不婚和晚婚现象，为适婚人群提供保障和社会福利，改进住房、教育、医疗等问题；婚姻背后是人口问题，应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

4.1 从居住、就业、教育上缓解年轻人生活压力

一是成立大型住房保障银行收储库存商品房用于保障房，完善以常住人口增量为核心的人地挂钩，构建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长效机制，完善住房市场体系和住房保障体系，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

二是进一步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一方面，进一步推动落实产假哺乳假等制度，妥善解决延长生育假、男性陪产假等的待遇保障，对损害女性就业权益的单位进行经济或行政处罚。另一方面，根据单位女员工规模及年度生育情况，实行一定程度的税收优惠以降低企业承担的生育成本。加快构建生育成本在国家、企业、家庭之间合理有效的分担机制。

三是加大财政教育保障性支出。探索建立从怀孕保健到孕期分娩再到18岁或学历教育结束的全面鼓励生育体系，包括孕期保健补助、住院分娩补助、托育津贴、教育津贴、家庭个税抵扣、以及对不符合交个税标准的低收入人群实行直接经济补贴等。并且，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可在全国政策基础上进一步差异化。

四是托育服务供给和津贴保障。将九年义务教育延伸至十二年，提高公立托儿所（0-3岁）覆盖率，推行幼儿园（3-6岁）免费。同时推进教育改革，切实根除“家庭作业变成家长作业”现象。大力鼓励和支持用人单位和社会力量，兴办婴幼儿托育服务机构；同时，提高祖辈隔代照料的积极性，减轻父母的照料压力。

4.2 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

尽快全面放开生育，让生育权重新回归家庭。全面放开生育，将是否生育、生育几个孩子、什么时候生育的权利还给家庭，由每个家庭自主决定生育的孩子数量。全面放开生育是把生育权从国家计划回归家庭自主，是把生育数量多少的选择权交回给家庭决定，充分尊重每个人的生育意愿。全面放开生育，原本不想生的人还是不会生，但一些想生三孩的人能生，不用担心部分人群、部分地区会大幅多生导致出生人口激增。

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大力鼓励生育。一是实行差异化的个税抵扣及现金补贴、购房补贴等政策，覆盖从怀孕保健到18岁或学历教育结束。二是加大托育服务供给，并对隔代照料发放补贴。三是进一步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并对企业实行生育税收优惠，加快构建生育成本在国家、企业、家庭之间合理有效的分担机制。四是加大教育医疗投入，给予有孩家庭购房补贴，降低抚养直接成本。五是加强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权利。六是建立男女平等、生育友好的社会支持系统，比如男女平等的育产假等。七是完善辅助生殖顶层设计、辅助生殖纳入社保、给有需求家庭定向发放辅助生育补贴券。八是保障单身女性生育权。

进一步加大生育补贴力度，切实减轻家庭养育孩子负担。国家层面发放生育补贴的方式开启内需复苏计划，发放群体可以向有抚养老人、孩子的家庭倾斜，由于这部分家庭存在较大的育儿、养老支出需求，可以补贴的储蓄漏出率，同时，可以切实降低这部分家庭生育养育成本。长期看，新增人口会增加对汽车、房屋、电器、旅游等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支持相关产业的发展、增加就业机会。对于生育补贴的方案，目前国家层面是三岁以下每孩每年3600元，后续可提升补贴额度，可以按照孩子数量针对家庭发放，给有孩家庭每月1000-3000元。按此计算，大约需要提供1-3万亿左右的补贴。

相信经过一系列长短结合的措施，中国生育率一定能触底回升，人口结构有望逐步改善，从而实现人口长期健康均衡发展。

文：泽平宏观团队

导读

2月11日，民政部公布2025年婚姻登记数据。其中，结婚登记676.3万对，同比增加65.7万对，离婚登记274.3万对，同比增加12.2万对。

由于2025年5月开始施行的《婚姻登记条例》优化婚姻登记服务等，2025年全国结婚登记对数同比小幅上升。

婚姻是家庭的基本组成部分。对于个人来说，婚姻是情感的升华，家庭是切实的归属感。对于社会来说，长期和谐的婚姻家庭关系有助于社会稳定。

目前，我国婚姻形势有哪些变化？

1、不婚化小幅改善。由于近年年轻人口减少、结婚成本过高、婚姻观念改变等，结婚对数不断下滑，但2025年小幅改善，结婚登记对数同比10.8%。

2、离婚率小幅提升。“离婚冷静期”使2021-2022年离婚对数大幅下降。2023年后离婚率连续回升，制度调整短期效果减弱，2025年离婚登记数同比4.7%。

3、“晚婚”现象突出，初婚人数减少。2024年，25-29岁代替20-24岁人群成为结婚主力，高年龄层段（40岁以上）结婚登记占比大幅上升。

4、未婚比例增加，男性未婚比例远高于女性。2024年，中国30-34岁男性未婚比例为27.7%，女性未婚比例仅为13%，分别较2021年升高了5.0、2.8个百分点。

随着社会发展，一方面新一代年轻人追求独立自由，认为婚姻是束缚。另一方面，高婚育成本使年轻人实现家庭变得更加困难。从人口角度看，人口少子老龄化问题正在削减适婚年龄人数，结婚“主力军”减少。“婚都不想结，还生什么孩子”，正成为一批年轻人的选择，结婚率下降、生育率下降和老龄化加重是互为因果的。

当前，中国绝大部分是婚内生育，结婚数量的减少直接影响生育水平。老龄化、少子化、不婚化三大趋势加速到来。人口因素影响重大深远，生育政策调整是最根本、最重要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一。

我们在2021年呼吁婚姻背后是人口问题，应全面放开生育，发放生育补贴，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长期有助于扩大适婚年龄人口。

目前生育政策正在积极改变。全社会已经开始高度关注中国的人口问题，政策也逐渐向鼓励生育转变。从“放开三孩”到“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发放育儿补贴”。2025年7月，国务院发布《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提到：从2025年1月1日起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发放补贴，每孩每年3600元，无论一孩、二孩、三孩，均可申领。

启示：给予年轻人自由选择权的同时，减少因为娶不起和生不起导致的不婚和晚婚现象，为适婚人群提供保障和社会福利，改进住房、教育、医疗等问题。

期待更多行之有效的人口支持政策出台，未来的中国人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鼓励结婚、生育的力度。相信经过一系列长短结合的措施，未来中国人口有望长期健康均衡发展。

目录

1 中国婚姻现状：结婚少了，结婚晚了，离婚多了

2 年轻人不结婚：选择还是无奈？

2.1 自我选择：高学历、独立和自我意识觉醒

2.2 无奈：婚育成本高、社会压力大

2.3 婚姻基础削弱：适婚年龄人数减少、婚姻匹配困难

3 影响：拖累生育水平、加重养老负担，家庭规模小型化带来单身经济

4 启示：尽快全面放开生育，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

4.1 从居住、就业、教育上缓解年轻人生活压力

4.2 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

正文

1 中国婚姻现状：结婚少了，结婚晚了，离婚多了

随着经济发展，中国婚姻状况发生很大转变，主要体现在结婚率下滑、初婚年龄推迟、离婚率升高等方面。

一是近年结婚登记对数不断下降，但2025年小幅改善，同比增加66万对。2013-2024年，我国结婚登记对数从1346.9万对的历史高点持续下滑至610.6万对，降幅54.7%。2023年结婚登记对数768.2万对，同比增长12.4%，主因疫情后补偿性结婚需求释放。根据民政部数据，2024年全国结婚登记610.6万对，同比减少157.6万对，说明补偿性需求已经结束，创下了1978年以来全国结婚登记对数的新低。2025年全国结婚登记对数达676.3万对，同比增长65.7万对。2013-2024年粗结婚率从9.9‰降至4.3‰，2025年升至4.8‰。

二是“晚婚”现象突出，初婚人数减少，25-29岁代替20-24岁人群成为结婚主力，高年龄层段（40岁以上）结婚登记占比大幅上升。2013-2024年，内地居民初婚登记人数从2386万的高点降至917万人，再婚人数先升后降，2019年达到455.9万人峰值后降至2024年的304万人。2005-2024年，20-24岁结婚登记人数（含再婚）占比从47.0%降至13.4%，25-29岁从34.3%升至35.1%，30-34岁、35-39岁、40岁以上结婚登记人数占比分别从9.9%、4.9%、3.9%增至21.4%、11.4%和18.7%。

三是离婚冷静期制度调整短期效果消退，离婚对数连续回升。1978-2022年，我国离婚登记对数(民政部门口径)先升后降，从1978年的17.0万对升至2019年404.7万对的峰值，此后大幅下降至2022年的210.0万对，主因实施了离婚冷静期政策。2024年，离婚登记对数262.2万人，同比增加2.8万对，法院判决、调解离婚89.1万对。粗离婚率从0.2‰攀升至2019年的3.4‰，2022年下滑至2.0‰、2024年小幅升至2.5‰。2025年离婚登记274.3万对，同比增加12.2万对。

四是未婚比例增加，未婚同居率提升，且男性未婚比例远高于女性。中国同适婚年龄段的未婚比例存在严重的性别差异。2024年，中国30-34岁男性未婚比例为27.7%，女性未婚比例仅为13%，分别较2021年升高了5.0、2.8个百分点。根据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出生队列为1980-1984年男性的未婚同居率为33.33%，女性为26.79%；出生队列为1985-1989年男性的未婚同居率为37.99%，女性为33.13%。根据2016年CFPS数据，出生队列为1970-1979年的人口婚前生育占比为5.9%，未婚生育占比为0.3%；出生队列为1980-1989年的人口婚前生育占比为6.1%，未婚生育占比为1.2%。

2 年轻人不结婚：选择还是无奈？

2.1 自我选择：高学历、独立和自我意识觉醒

受教育时间增加、教育年限延长推迟就业平均年龄，进而推迟结婚平均年龄。近年来，我国基础教育及高等教育水平随经济发展大幅提高。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4-2024年博士在校学生数16.6万人增至67.6万人，硕士在校学生数从65.4万人增至341.9万人。15岁及以上文盲人口比例从1999年的15.8%下降至2024年的3.1%。伴随受教育年限的增长，适婚人口结婚年龄明显推迟。七普数据显示，中国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从1990年的22.0岁上升到2020年的28.0岁;男性同期从24.1岁上升到29.4岁。

新一代年轻人追求独立自由与高品质生活，对婚姻持开放态度；尤其是女性自我独立的实现与自我意识的觉醒。经济发展和受教育水平提高给女性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社会地位上升。女性不再只作为“家庭主妇”，而是进入职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1997-2022年，专科及以上学历人口中，女性占比从37.2%大幅提高至48.1%。2024年，高等教育在校生中女生共2661.4万人，占在校生的50.8%。女性在高等教育群体中逐渐接近男性。高学历女性往往偏好不低于自身条件的男性，加大婚姻市场匹配难度，单身女性规模快速上升。

思想开放与社会包容性增强，离婚不再是一个“谈虎色变”的话题。经济独立使女性逐渐摆脱婚姻的束缚，更有底气承担离婚的不利后果。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2-2022年，人民法院审理离婚一审案件结案数量呈现增长趋势，从106.6万件增至143.1万件，增长34.3%。2023年经法院判决或调解离婚的夫妇为101.2万对，同比增长23.3万对；2024年为89.1万对，同比-12%。

2.2 无奈：婚育成本高、社会压力大

结婚成本高，城市高房价和农村高彩礼。核心城市房价收入比持续提升，年轻人面临“买婚房”、“还房贷”双重压力。1998年房改以来，房价经过几轮快速上涨，导致年轻人购置婚房首付、婚后还贷成本明显提高。2010-2025年，百城样本住宅均价从9314元/平上涨至16711元/平。2004-2025年中国个人购房贷款余额从1.6万亿元增至37万亿元，增长22.1倍。2010-2024年，一线城市房价收入比从20.0增至26.1。此外，在部分农村地区，天价彩礼导致很多男青年结不起婚。并且，越是偏远、经济不发达的地方，彩礼要得越高，让很多农村贫困家庭不堪重负。

生育养育教育成本高，抑制组建家庭意愿。住房、教育、医疗等直接成本高是抑制生育行为的“三座大山”，“四二一”结构的家庭养老负担重、挤压生育，女性劳动参与率较高但就业权益保障不够，导致机会成本高。根据育娲人口发布的《中国生育成本报告》，在统计的14个国家中，全国家庭0-17岁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为48.5万元；0岁至大学本科毕业的养育成本平均为62.7万元。如果把一个孩子抚养到刚年满18岁所花的成本相对于人均GDP的倍数进行国际对比，澳大利亚是2.08倍，法国是2.24倍，瑞典是2.91倍，德国是3.64倍，美国是4.11倍，日本是4.26倍，中国是6.9倍，几乎是全球最高的。

工作生活难以平衡，更多年轻人选择推迟婚育。近年来，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压力越来越大，许多大学毕业生选择“慢就业”。如果没有稳定的经济收入来源，结婚生育意愿自然会降低。此外，已经就业的年轻人面临着较大的工作压力和竞争压力，无法达成生活和工作的平衡，从而“没有时间”或者“没有精力”迈入婚姻。

2.3 婚姻基础削弱：适婚年龄人数减少、婚姻匹配困难

适婚年龄人数减少且仍处下降阶段。根据人口普查数据，2010-2020年，15-35岁青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从33.5%下降到27.2%。根据七普数据，我国80后、90后、00后在2020年的存活人口分别为2.14亿、1.78亿和1.55亿，整体呈不断下降趋势。当前结婚年龄主力25-29岁人口大幅下滑，对结婚对数产生负面影响。根据育娲人口《中国人口预测报告》“中方案”，20-40岁人口仍处减少阶段，2024-2044年下降16.8%。

适婚人口男多女少，婚姻匹配困难。男女比例失衡。比如00后男女性别比约115，男性比女性多超1100万，90后男女性别比约110，男性比女性多近900万。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40岁男性人口比女性多1752万人。农村“剩男”和城市“大龄剩女”问题突出。中国30岁及以上未婚男性有超过60%分布在村镇、一般为较低学历；未婚女性有超过60%分布在城市、一般学历较高。

3 影响：拖累生育水平、加重养老负担，家庭规模小型化带来单身经济

晚婚导致晚育现象加剧，初育年龄每推迟一个月，总和生育率下降8%左右。“婚都不结了，怎么生孩子”。当前，中国绝大部分是婚内生育，非婚生育占比较低，所以结婚数量的减少直接影响生育水平。1990-2020年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从23.6岁推迟至29.4岁，女性平均初婚年龄从22.0岁推迟到28岁；其中，女性、男性平均初婚年龄分别在1996、1998年超过晚婚年龄（女23岁、男25岁）。1990-2020年女性平均初育年龄从24.1岁推迟至27.9岁，平均生育年龄（所有孩次）从24.8岁推迟至29.7岁。并且，1990-2020年30岁及以上高龄产妇的生育一孩数占比从4.6%增至近29.8%，生育子女数占比14.0%增至45.4%。从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看，生育一孩、二孩、三孩及以上的平均年龄分别为27.5、30.3、31.6岁。2024年总和生育率仅1左右，不足更替水平的一半。

晚婚晚育、不婚问题加重少子老龄化，进而加重养老负担，拖累国家财政、制约经济活力。2011-2024年中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算术平均增速13.7%，而支出算术平均增速约为10.4%；中国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算术平均增速13.9%，而支出算术平均增速约为17%。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可支付时间自2012年见顶后逐年下滑，从18.5个月逐渐下降至2023年的11.9个月，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区域差异较大，2023年有14省养老金入不敷出。其中，黑龙江、辽宁、吉林下拨金额829.3、844.3、218.7亿元，占总下拨规模的77.5%。

单身人口数量增长，家庭规模持续缩小。一方面，因为结婚对数下降、结婚推迟等原因，“单人户”数量日益增长，另一方面，因为住房条件改善，很多年轻人不与父母同住，而是享受独居生活。2024年，中国家庭户5.5亿户，其中一人户家庭1.1亿。2024年，我国15岁以上单身人口数量2.4亿，占总人口的17%，几近于历史新高，超过英国、法国、德国人口总和。

单身经济盛行，单身人群普遍储蓄低，追求高品质、高质量、高消费的生活，助推新消费模式、以及促进文娱、宠物消费。单身人群具有偏好便利性消费；尼尔森的《中国单身经济报告》显示，42%的单身消费者为悦己而消费，远高于非单身消费者（27%）。此外，单身人群呈现年轻化、高学历化特点，注重自我投资。关于对未来一年的时间规划方面，22%的单身消费者期望去读书，18%的单身消费者希望学习新技能，17%的单身消费者希望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均高于非单身消费者的13%、11%和14%。尼尔森数据显示，单身群体注重感情寄托，在宠物消费占比高于非单身消费者，未婚人群占比达57%。

4 启示：尽快全面放开生育，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

给予年轻人自由选择权的同时，减少因为娶不起和生不起导致的不婚和晚婚现象，为适婚人群提供保障和社会福利，改进住房、教育、医疗等问题；婚姻背后是人口问题，应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

4.1 从居住、就业、教育上缓解年轻人生活压力

一是成立大型住房保障银行收储库存商品房用于保障房，完善以常住人口增量为核心的人地挂钩，构建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长效机制，完善住房市场体系和住房保障体系，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

二是进一步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一方面，进一步推动落实产假哺乳假等制度，妥善解决延长生育假、男性陪产假等的待遇保障，对损害女性就业权益的单位进行经济或行政处罚。另一方面，根据单位女员工规模及年度生育情况，实行一定程度的税收优惠以降低企业承担的生育成本。加快构建生育成本在国家、企业、家庭之间合理有效的分担机制。

三是加大财政教育保障性支出。探索建立从怀孕保健到孕期分娩再到18岁或学历教育结束的全面鼓励生育体系，包括孕期保健补助、住院分娩补助、托育津贴、教育津贴、家庭个税抵扣、以及对不符合交个税标准的低收入人群实行直接经济补贴等。并且，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可在全国政策基础上进一步差异化。

四是托育服务供给和津贴保障。将九年义务教育延伸至十二年，提高公立托儿所（0-3岁）覆盖率，推行幼儿园（3-6岁）免费。同时推进教育改革，切实根除“家庭作业变成家长作业”现象。大力鼓励和支持用人单位和社会力量，兴办婴幼儿托育服务机构；同时，提高祖辈隔代照料的积极性，减轻父母的照料压力。

4.2 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

尽快全面放开生育，让生育权重新回归家庭。全面放开生育，将是否生育、生育几个孩子、什么时候生育的权利还给家庭，由每个家庭自主决定生育的孩子数量。全面放开生育是把生育权从国家计划回归家庭自主，是把生育数量多少的选择权交回给家庭决定，充分尊重每个人的生育意愿。全面放开生育，原本不想生的人还是不会生，但一些想生三孩的人能生，不用担心部分人群、部分地区会大幅多生导致出生人口激增。

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大力鼓励生育。一是实行差异化的个税抵扣及现金补贴、购房补贴等政策，覆盖从怀孕保健到18岁或学历教育结束。二是加大托育服务供给，并对隔代照料发放补贴。三是进一步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并对企业实行生育税收优惠，加快构建生育成本在国家、企业、家庭之间合理有效的分担机制。四是加大教育医疗投入，给予有孩家庭购房补贴，降低抚养直接成本。五是加强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权利。六是建立男女平等、生育友好的社会支持系统，比如男女平等的育产假等。七是完善辅助生殖顶层设计、辅助生殖纳入社保、给有需求家庭定向发放辅助生育补贴券。八是保障单身女性生育权。

进一步加大生育补贴力度，切实减轻家庭养育孩子负担。国家层面发放生育补贴的方式开启内需复苏计划，发放群体可以向有抚养老人、孩子的家庭倾斜，由于这部分家庭存在较大的育儿、养老支出需求，可以补贴的储蓄漏出率，同时，可以切实降低这部分家庭生育养育成本。长期看，新增人口会增加对汽车、房屋、电器、旅游等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支持相关产业的发展、增加就业机会。对于生育补贴的方案，目前国家层面是三岁以下每孩每年3600元，后续可提升补贴额度，可以按照孩子数量针对家庭发放，给有孩家庭每月1000-3000元。按此计算，大约需要提供1-3万亿左右的补贴。

相信经过一系列长短结合的措施，中国生育率一定能触底回升，人口结构有望逐步改善，从而实现人口长期健康均衡发展。

文：泽平宏观团队

导读

2月11日，民政部公布2025年婚姻登记数据。其中，结婚登记676.3万对，同比增加65.7万对，离婚登记274.3万对，同比增加12.2万对。

由于2025年5月开始施行的《婚姻登记条例》优化婚姻登记服务等，2025年全国结婚登记对数同比小幅上升。

婚姻是家庭的基本组成部分。对于个人来说，婚姻是情感的升华，家庭是切实的归属感。对于社会来说，长期和谐的婚姻家庭关系有助于社会稳定。

目前，我国婚姻形势有哪些变化？

1、不婚化小幅改善。由于近年年轻人口减少、结婚成本过高、婚姻观念改变等，结婚对数不断下滑，但2025年小幅改善，结婚登记对数同比10.8%。

2、离婚率小幅提升。“离婚冷静期”使2021-2022年离婚对数大幅下降。2023年后离婚率连续回升，制度调整短期效果减弱，2025年离婚登记数同比4.7%。

3、“晚婚”现象突出，初婚人数减少。2024年，25-29岁代替20-24岁人群成为结婚主力，高年龄层段（40岁以上）结婚登记占比大幅上升。

4、未婚比例增加，男性未婚比例远高于女性。2024年，中国30-34岁男性未婚比例为27.7%，女性未婚比例仅为13%，分别较2021年升高了5.0、2.8个百分点。

随着社会发展，一方面新一代年轻人追求独立自由，认为婚姻是束缚。另一方面，高婚育成本使年轻人实现家庭变得更加困难。从人口角度看，人口少子老龄化问题正在削减适婚年龄人数，结婚“主力军”减少。“婚都不想结，还生什么孩子”，正成为一批年轻人的选择，结婚率下降、生育率下降和老龄化加重是互为因果的。

当前，中国绝大部分是婚内生育，结婚数量的减少直接影响生育水平。老龄化、少子化、不婚化三大趋势加速到来。人口因素影响重大深远，生育政策调整是最根本、最重要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一。

我们在2021年呼吁婚姻背后是人口问题，应全面放开生育，发放生育补贴，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长期有助于扩大适婚年龄人口。

目前生育政策正在积极改变。全社会已经开始高度关注中国的人口问题，政策也逐渐向鼓励生育转变。从“放开三孩”到“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发放育儿补贴”。2025年7月，国务院发布《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提到：从2025年1月1日起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发放补贴，每孩每年3600元，无论一孩、二孩、三孩，均可申领。

启示：给予年轻人自由选择权的同时，减少因为娶不起和生不起导致的不婚和晚婚现象，为适婚人群提供保障和社会福利，改进住房、教育、医疗等问题。

期待更多行之有效的人口支持政策出台，未来的中国人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鼓励结婚、生育的力度。相信经过一系列长短结合的措施，未来中国人口有望长期健康均衡发展。

目录

1 中国婚姻现状：结婚少了，结婚晚了，离婚多了

2 年轻人不结婚：选择还是无奈？

2.1 自我选择：高学历、独立和自我意识觉醒

2.2 无奈：婚育成本高、社会压力大

2.3 婚姻基础削弱：适婚年龄人数减少、婚姻匹配困难

3 影响：拖累生育水平、加重养老负担，家庭规模小型化带来单身经济

4 启示：尽快全面放开生育，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

4.1 从居住、就业、教育上缓解年轻人生活压力

4.2 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

正文

1 中国婚姻现状：结婚少了，结婚晚了，离婚多了

随着经济发展，中国婚姻状况发生很大转变，主要体现在结婚率下滑、初婚年龄推迟、离婚率升高等方面。

一是近年结婚登记对数不断下降，但2025年小幅改善，同比增加66万对。2013-2024年，我国结婚登记对数从1346.9万对的历史高点持续下滑至610.6万对，降幅54.7%。2023年结婚登记对数768.2万对，同比增长12.4%，主因疫情后补偿性结婚需求释放。根据民政部数据，2024年全国结婚登记610.6万对，同比减少157.6万对，说明补偿性需求已经结束，创下了1978年以来全国结婚登记对数的新低。2025年全国结婚登记对数达676.3万对，同比增长65.7万对。2013-2024年粗结婚率从9.9‰降至4.3‰，2025年升至4.8‰。

二是“晚婚”现象突出，初婚人数减少，25-29岁代替20-24岁人群成为结婚主力，高年龄层段（40岁以上）结婚登记占比大幅上升。2013-2024年，内地居民初婚登记人数从2386万的高点降至917万人，再婚人数先升后降，2019年达到455.9万人峰值后降至2024年的304万人。2005-2024年，20-24岁结婚登记人数（含再婚）占比从47.0%降至13.4%，25-29岁从34.3%升至35.1%，30-34岁、35-39岁、40岁以上结婚登记人数占比分别从9.9%、4.9%、3.9%增至21.4%、11.4%和18.7%。

三是离婚冷静期制度调整短期效果消退，离婚对数连续回升。1978-2022年，我国离婚登记对数(民政部门口径)先升后降，从1978年的17.0万对升至2019年404.7万对的峰值，此后大幅下降至2022年的210.0万对，主因实施了离婚冷静期政策。2024年，离婚登记对数262.2万人，同比增加2.8万对，法院判决、调解离婚89.1万对。粗离婚率从0.2‰攀升至2019年的3.4‰，2022年下滑至2.0‰、2024年小幅升至2.5‰。2025年离婚登记274.3万对，同比增加12.2万对。

四是未婚比例增加，未婚同居率提升，且男性未婚比例远高于女性。中国同适婚年龄段的未婚比例存在严重的性别差异。2024年，中国30-34岁男性未婚比例为27.7%，女性未婚比例仅为13%，分别较2021年升高了5.0、2.8个百分点。根据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出生队列为1980-1984年男性的未婚同居率为33.33%，女性为26.79%；出生队列为1985-1989年男性的未婚同居率为37.99%，女性为33.13%。根据2016年CFPS数据，出生队列为1970-1979年的人口婚前生育占比为5.9%，未婚生育占比为0.3%；出生队列为1980-1989年的人口婚前生育占比为6.1%，未婚生育占比为1.2%。

2 年轻人不结婚：选择还是无奈？

2.1 自我选择：高学历、独立和自我意识觉醒

受教育时间增加、教育年限延长推迟就业平均年龄，进而推迟结婚平均年龄。近年来，我国基础教育及高等教育水平随经济发展大幅提高。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4-2024年博士在校学生数16.6万人增至67.6万人，硕士在校学生数从65.4万人增至341.9万人。15岁及以上文盲人口比例从1999年的15.8%下降至2024年的3.1%。伴随受教育年限的增长，适婚人口结婚年龄明显推迟。七普数据显示，中国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从1990年的22.0岁上升到2020年的28.0岁;男性同期从24.1岁上升到29.4岁。

新一代年轻人追求独立自由与高品质生活，对婚姻持开放态度；尤其是女性自我独立的实现与自我意识的觉醒。经济发展和受教育水平提高给女性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社会地位上升。女性不再只作为“家庭主妇”，而是进入职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1997-2022年，专科及以上学历人口中，女性占比从37.2%大幅提高至48.1%。2024年，高等教育在校生中女生共2661.4万人，占在校生的50.8%。女性在高等教育群体中逐渐接近男性。高学历女性往往偏好不低于自身条件的男性，加大婚姻市场匹配难度，单身女性规模快速上升。

思想开放与社会包容性增强，离婚不再是一个“谈虎色变”的话题。经济独立使女性逐渐摆脱婚姻的束缚，更有底气承担离婚的不利后果。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2-2022年，人民法院审理离婚一审案件结案数量呈现增长趋势，从106.6万件增至143.1万件，增长34.3%。2023年经法院判决或调解离婚的夫妇为101.2万对，同比增长23.3万对；2024年为89.1万对，同比-12%。

2.2 无奈：婚育成本高、社会压力大

结婚成本高，城市高房价和农村高彩礼。核心城市房价收入比持续提升，年轻人面临“买婚房”、“还房贷”双重压力。1998年房改以来，房价经过几轮快速上涨，导致年轻人购置婚房首付、婚后还贷成本明显提高。2010-2025年，百城样本住宅均价从9314元/平上涨至16711元/平。2004-2025年中国个人购房贷款余额从1.6万亿元增至37万亿元，增长22.1倍。2010-2024年，一线城市房价收入比从20.0增至26.1。此外，在部分农村地区，天价彩礼导致很多男青年结不起婚。并且，越是偏远、经济不发达的地方，彩礼要得越高，让很多农村贫困家庭不堪重负。

生育养育教育成本高，抑制组建家庭意愿。住房、教育、医疗等直接成本高是抑制生育行为的“三座大山”，“四二一”结构的家庭养老负担重、挤压生育，女性劳动参与率较高但就业权益保障不够，导致机会成本高。根据育娲人口发布的《中国生育成本报告》，在统计的14个国家中，全国家庭0-17岁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为48.5万元；0岁至大学本科毕业的养育成本平均为62.7万元。如果把一个孩子抚养到刚年满18岁所花的成本相对于人均GDP的倍数进行国际对比，澳大利亚是2.08倍，法国是2.24倍，瑞典是2.91倍，德国是3.64倍，美国是4.11倍，日本是4.26倍，中国是6.9倍，几乎是全球最高的。

工作生活难以平衡，更多年轻人选择推迟婚育。近年来，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压力越来越大，许多大学毕业生选择“慢就业”。如果没有稳定的经济收入来源，结婚生育意愿自然会降低。此外，已经就业的年轻人面临着较大的工作压力和竞争压力，无法达成生活和工作的平衡，从而“没有时间”或者“没有精力”迈入婚姻。

2.3 婚姻基础削弱：适婚年龄人数减少、婚姻匹配困难

适婚年龄人数减少且仍处下降阶段。根据人口普查数据，2010-2020年，15-35岁青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从33.5%下降到27.2%。根据七普数据，我国80后、90后、00后在2020年的存活人口分别为2.14亿、1.78亿和1.55亿，整体呈不断下降趋势。当前结婚年龄主力25-29岁人口大幅下滑，对结婚对数产生负面影响。根据育娲人口《中国人口预测报告》“中方案”，20-40岁人口仍处减少阶段，2024-2044年下降16.8%。

适婚人口男多女少，婚姻匹配困难。男女比例失衡。比如00后男女性别比约115，男性比女性多超1100万，90后男女性别比约110，男性比女性多近900万。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40岁男性人口比女性多1752万人。农村“剩男”和城市“大龄剩女”问题突出。中国30岁及以上未婚男性有超过60%分布在村镇、一般为较低学历；未婚女性有超过60%分布在城市、一般学历较高。

3 影响：拖累生育水平、加重养老负担，家庭规模小型化带来单身经济

晚婚导致晚育现象加剧，初育年龄每推迟一个月，总和生育率下降8%左右。“婚都不结了，怎么生孩子”。当前，中国绝大部分是婚内生育，非婚生育占比较低，所以结婚数量的减少直接影响生育水平。1990-2020年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从23.6岁推迟至29.4岁，女性平均初婚年龄从22.0岁推迟到28岁；其中，女性、男性平均初婚年龄分别在1996、1998年超过晚婚年龄（女23岁、男25岁）。1990-2020年女性平均初育年龄从24.1岁推迟至27.9岁，平均生育年龄（所有孩次）从24.8岁推迟至29.7岁。并且，1990-2020年30岁及以上高龄产妇的生育一孩数占比从4.6%增至近29.8%，生育子女数占比14.0%增至45.4%。从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看，生育一孩、二孩、三孩及以上的平均年龄分别为27.5、30.3、31.6岁。2024年总和生育率仅1左右，不足更替水平的一半。

晚婚晚育、不婚问题加重少子老龄化，进而加重养老负担，拖累国家财政、制约经济活力。2011-2024年中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算术平均增速13.7%，而支出算术平均增速约为10.4%；中国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算术平均增速13.9%，而支出算术平均增速约为17%。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可支付时间自2012年见顶后逐年下滑，从18.5个月逐渐下降至2023年的11.9个月，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区域差异较大，2023年有14省养老金入不敷出。其中，黑龙江、辽宁、吉林下拨金额829.3、844.3、218.7亿元，占总下拨规模的77.5%。

单身人口数量增长，家庭规模持续缩小。一方面，因为结婚对数下降、结婚推迟等原因，“单人户”数量日益增长，另一方面，因为住房条件改善，很多年轻人不与父母同住，而是享受独居生活。2024年，中国家庭户5.5亿户，其中一人户家庭1.1亿。2024年，我国15岁以上单身人口数量2.4亿，占总人口的17%，几近于历史新高，超过英国、法国、德国人口总和。

单身经济盛行，单身人群普遍储蓄低，追求高品质、高质量、高消费的生活，助推新消费模式、以及促进文娱、宠物消费。单身人群具有偏好便利性消费；尼尔森的《中国单身经济报告》显示，42%的单身消费者为悦己而消费，远高于非单身消费者（27%）。此外，单身人群呈现年轻化、高学历化特点，注重自我投资。关于对未来一年的时间规划方面，22%的单身消费者期望去读书，18%的单身消费者希望学习新技能，17%的单身消费者希望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均高于非单身消费者的13%、11%和14%。尼尔森数据显示，单身群体注重感情寄托，在宠物消费占比高于非单身消费者，未婚人群占比达57%。

4 启示：尽快全面放开生育，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

给予年轻人自由选择权的同时，减少因为娶不起和生不起导致的不婚和晚婚现象，为适婚人群提供保障和社会福利，改进住房、教育、医疗等问题；婚姻背后是人口问题，应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

4.1 从居住、就业、教育上缓解年轻人生活压力

一是成立大型住房保障银行收储库存商品房用于保障房，完善以常住人口增量为核心的人地挂钩，构建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长效机制，完善住房市场体系和住房保障体系，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

二是进一步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一方面，进一步推动落实产假哺乳假等制度，妥善解决延长生育假、男性陪产假等的待遇保障，对损害女性就业权益的单位进行经济或行政处罚。另一方面，根据单位女员工规模及年度生育情况，实行一定程度的税收优惠以降低企业承担的生育成本。加快构建生育成本在国家、企业、家庭之间合理有效的分担机制。

三是加大财政教育保障性支出。探索建立从怀孕保健到孕期分娩再到18岁或学历教育结束的全面鼓励生育体系，包括孕期保健补助、住院分娩补助、托育津贴、教育津贴、家庭个税抵扣、以及对不符合交个税标准的低收入人群实行直接经济补贴等。并且，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可在全国政策基础上进一步差异化。

四是托育服务供给和津贴保障。将九年义务教育延伸至十二年，提高公立托儿所（0-3岁）覆盖率，推行幼儿园（3-6岁）免费。同时推进教育改革，切实根除“家庭作业变成家长作业”现象。大力鼓励和支持用人单位和社会力量，兴办婴幼儿托育服务机构；同时，提高祖辈隔代照料的积极性，减轻父母的照料压力。

4.2 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

尽快全面放开生育，让生育权重新回归家庭。全面放开生育，将是否生育、生育几个孩子、什么时候生育的权利还给家庭，由每个家庭自主决定生育的孩子数量。全面放开生育是把生育权从国家计划回归家庭自主，是把生育数量多少的选择权交回给家庭决定，充分尊重每个人的生育意愿。全面放开生育，原本不想生的人还是不会生，但一些想生三孩的人能生，不用担心部分人群、部分地区会大幅多生导致出生人口激增。

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大力鼓励生育。一是实行差异化的个税抵扣及现金补贴、购房补贴等政策，覆盖从怀孕保健到18岁或学历教育结束。二是加大托育服务供给，并对隔代照料发放补贴。三是进一步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并对企业实行生育税收优惠，加快构建生育成本在国家、企业、家庭之间合理有效的分担机制。四是加大教育医疗投入，给予有孩家庭购房补贴，降低抚养直接成本。五是加强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权利。六是建立男女平等、生育友好的社会支持系统，比如男女平等的育产假等。七是完善辅助生殖顶层设计、辅助生殖纳入社保、给有需求家庭定向发放辅助生育补贴券。八是保障单身女性生育权。

进一步加大生育补贴力度，切实减轻家庭养育孩子负担。国家层面发放生育补贴的方式开启内需复苏计划，发放群体可以向有抚养老人、孩子的家庭倾斜，由于这部分家庭存在较大的育儿、养老支出需求，可以补贴的储蓄漏出率，同时，可以切实降低这部分家庭生育养育成本。长期看，新增人口会增加对汽车、房屋、电器、旅游等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支持相关产业的发展、增加就业机会。对于生育补贴的方案，目前国家层面是三岁以下每孩每年3600元，后续可提升补贴额度，可以按照孩子数量针对家庭发放，给有孩家庭每月1000-3000元。按此计算，大约需要提供1-3万亿左右的补贴。

相信经过一系列长短结合的措施，中国生育率一定能触底回升，人口结构有望逐步改善，从而实现人口长期健康均衡发展。

文：泽平宏观团队

导读

2月11日，民政部公布2025年婚姻登记数据。其中，结婚登记676.3万对，同比增加65.7万对，离婚登记274.3万对，同比增加12.2万对。

由于2025年5月开始施行的《婚姻登记条例》优化婚姻登记服务等，2025年全国结婚登记对数同比小幅上升。

婚姻是家庭的基本组成部分。对于个人来说，婚姻是情感的升华，家庭是切实的归属感。对于社会来说，长期和谐的婚姻家庭关系有助于社会稳定。

目前，我国婚姻形势有哪些变化？

1、不婚化小幅改善。由于近年年轻人口减少、结婚成本过高、婚姻观念改变等，结婚对数不断下滑，但2025年小幅改善，结婚登记对数同比10.8%。

2、离婚率小幅提升。“离婚冷静期”使2021-2022年离婚对数大幅下降。2023年后离婚率连续回升，制度调整短期效果减弱，2025年离婚登记数同比4.7%。

3、“晚婚”现象突出，初婚人数减少。2024年，25-29岁代替20-24岁人群成为结婚主力，高年龄层段（40岁以上）结婚登记占比大幅上升。

4、未婚比例增加，男性未婚比例远高于女性。2024年，中国30-34岁男性未婚比例为27.7%，女性未婚比例仅为13%，分别较2021年升高了5.0、2.8个百分点。

随着社会发展，一方面新一代年轻人追求独立自由，认为婚姻是束缚。另一方面，高婚育成本使年轻人实现家庭变得更加困难。从人口角度看，人口少子老龄化问题正在削减适婚年龄人数，结婚“主力军”减少。“婚都不想结，还生什么孩子”，正成为一批年轻人的选择，结婚率下降、生育率下降和老龄化加重是互为因果的。

当前，中国绝大部分是婚内生育，结婚数量的减少直接影响生育水平。老龄化、少子化、不婚化三大趋势加速到来。人口因素影响重大深远，生育政策调整是最根本、最重要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一。

我们在2021年呼吁婚姻背后是人口问题，应全面放开生育，发放生育补贴，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长期有助于扩大适婚年龄人口。

目前生育政策正在积极改变。全社会已经开始高度关注中国的人口问题，政策也逐渐向鼓励生育转变。从“放开三孩”到“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发放育儿补贴”。2025年7月，国务院发布《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提到：从2025年1月1日起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发放补贴，每孩每年3600元，无论一孩、二孩、三孩，均可申领。

启示：给予年轻人自由选择权的同时，减少因为娶不起和生不起导致的不婚和晚婚现象，为适婚人群提供保障和社会福利，改进住房、教育、医疗等问题。

期待更多行之有效的人口支持政策出台，未来的中国人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鼓励结婚、生育的力度。相信经过一系列长短结合的措施，未来中国人口有望长期健康均衡发展。

目录

1 中国婚姻现状：结婚少了，结婚晚了，离婚多了

2 年轻人不结婚：选择还是无奈？

2.1 自我选择：高学历、独立和自我意识觉醒

2.2 无奈：婚育成本高、社会压力大

2.3 婚姻基础削弱：适婚年龄人数减少、婚姻匹配困难

3 影响：拖累生育水平、加重养老负担，家庭规模小型化带来单身经济

4 启示：尽快全面放开生育，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

4.1 从居住、就业、教育上缓解年轻人生活压力

4.2 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

正文

1 中国婚姻现状：结婚少了，结婚晚了，离婚多了

随着经济发展，中国婚姻状况发生很大转变，主要体现在结婚率下滑、初婚年龄推迟、离婚率升高等方面。

一是近年结婚登记对数不断下降，但2025年小幅改善，同比增加66万对。2013-2024年，我国结婚登记对数从1346.9万对的历史高点持续下滑至610.6万对，降幅54.7%。2023年结婚登记对数768.2万对，同比增长12.4%，主因疫情后补偿性结婚需求释放。根据民政部数据，2024年全国结婚登记610.6万对，同比减少157.6万对，说明补偿性需求已经结束，创下了1978年以来全国结婚登记对数的新低。2025年全国结婚登记对数达676.3万对，同比增长65.7万对。2013-2024年粗结婚率从9.9‰降至4.3‰，2025年升至4.8‰。

二是“晚婚”现象突出，初婚人数减少，25-29岁代替20-24岁人群成为结婚主力，高年龄层段（40岁以上）结婚登记占比大幅上升。2013-2024年，内地居民初婚登记人数从2386万的高点降至917万人，再婚人数先升后降，2019年达到455.9万人峰值后降至2024年的304万人。2005-2024年，20-24岁结婚登记人数（含再婚）占比从47.0%降至13.4%，25-29岁从34.3%升至35.1%，30-34岁、35-39岁、40岁以上结婚登记人数占比分别从9.9%、4.9%、3.9%增至21.4%、11.4%和18.7%。

三是离婚冷静期制度调整短期效果消退，离婚对数连续回升。1978-2022年，我国离婚登记对数(民政部门口径)先升后降，从1978年的17.0万对升至2019年404.7万对的峰值，此后大幅下降至2022年的210.0万对，主因实施了离婚冷静期政策。2024年，离婚登记对数262.2万人，同比增加2.8万对，法院判决、调解离婚89.1万对。粗离婚率从0.2‰攀升至2019年的3.4‰，2022年下滑至2.0‰、2024年小幅升至2.5‰。2025年离婚登记274.3万对，同比增加12.2万对。

四是未婚比例增加，未婚同居率提升，且男性未婚比例远高于女性。中国同适婚年龄段的未婚比例存在严重的性别差异。2024年，中国30-34岁男性未婚比例为27.7%，女性未婚比例仅为13%，分别较2021年升高了5.0、2.8个百分点。根据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出生队列为1980-1984年男性的未婚同居率为33.33%，女性为26.79%；出生队列为1985-1989年男性的未婚同居率为37.99%，女性为33.13%。根据2016年CFPS数据，出生队列为1970-1979年的人口婚前生育占比为5.9%，未婚生育占比为0.3%；出生队列为1980-1989年的人口婚前生育占比为6.1%，未婚生育占比为1.2%。

2 年轻人不结婚：选择还是无奈？

2.1 自我选择：高学历、独立和自我意识觉醒

受教育时间增加、教育年限延长推迟就业平均年龄，进而推迟结婚平均年龄。近年来，我国基础教育及高等教育水平随经济发展大幅提高。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4-2024年博士在校学生数16.6万人增至67.6万人，硕士在校学生数从65.4万人增至341.9万人。15岁及以上文盲人口比例从1999年的15.8%下降至2024年的3.1%。伴随受教育年限的增长，适婚人口结婚年龄明显推迟。七普数据显示，中国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从1990年的22.0岁上升到2020年的28.0岁;男性同期从24.1岁上升到29.4岁。

新一代年轻人追求独立自由与高品质生活，对婚姻持开放态度；尤其是女性自我独立的实现与自我意识的觉醒。经济发展和受教育水平提高给女性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社会地位上升。女性不再只作为“家庭主妇”，而是进入职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1997-2022年，专科及以上学历人口中，女性占比从37.2%大幅提高至48.1%。2024年，高等教育在校生中女生共2661.4万人，占在校生的50.8%。女性在高等教育群体中逐渐接近男性。高学历女性往往偏好不低于自身条件的男性，加大婚姻市场匹配难度，单身女性规模快速上升。

思想开放与社会包容性增强，离婚不再是一个“谈虎色变”的话题。经济独立使女性逐渐摆脱婚姻的束缚，更有底气承担离婚的不利后果。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2-2022年，人民法院审理离婚一审案件结案数量呈现增长趋势，从106.6万件增至143.1万件，增长34.3%。2023年经法院判决或调解离婚的夫妇为101.2万对，同比增长23.3万对；2024年为89.1万对，同比-12%。

2.2 无奈：婚育成本高、社会压力大

结婚成本高，城市高房价和农村高彩礼。核心城市房价收入比持续提升，年轻人面临“买婚房”、“还房贷”双重压力。1998年房改以来，房价经过几轮快速上涨，导致年轻人购置婚房首付、婚后还贷成本明显提高。2010-2025年，百城样本住宅均价从9314元/平上涨至16711元/平。2004-2025年中国个人购房贷款余额从1.6万亿元增至37万亿元，增长22.1倍。2010-2024年，一线城市房价收入比从20.0增至26.1。此外，在部分农村地区，天价彩礼导致很多男青年结不起婚。并且，越是偏远、经济不发达的地方，彩礼要得越高，让很多农村贫困家庭不堪重负。

生育养育教育成本高，抑制组建家庭意愿。住房、教育、医疗等直接成本高是抑制生育行为的“三座大山”，“四二一”结构的家庭养老负担重、挤压生育，女性劳动参与率较高但就业权益保障不够，导致机会成本高。根据育娲人口发布的《中国生育成本报告》，在统计的14个国家中，全国家庭0-17岁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为48.5万元；0岁至大学本科毕业的养育成本平均为62.7万元。如果把一个孩子抚养到刚年满18岁所花的成本相对于人均GDP的倍数进行国际对比，澳大利亚是2.08倍，法国是2.24倍，瑞典是2.91倍，德国是3.64倍，美国是4.11倍，日本是4.26倍，中国是6.9倍，几乎是全球最高的。

工作生活难以平衡，更多年轻人选择推迟婚育。近年来，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压力越来越大，许多大学毕业生选择“慢就业”。如果没有稳定的经济收入来源，结婚生育意愿自然会降低。此外，已经就业的年轻人面临着较大的工作压力和竞争压力，无法达成生活和工作的平衡，从而“没有时间”或者“没有精力”迈入婚姻。

2.3 婚姻基础削弱：适婚年龄人数减少、婚姻匹配困难

适婚年龄人数减少且仍处下降阶段。根据人口普查数据，2010-2020年，15-35岁青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从33.5%下降到27.2%。根据七普数据，我国80后、90后、00后在2020年的存活人口分别为2.14亿、1.78亿和1.55亿，整体呈不断下降趋势。当前结婚年龄主力25-29岁人口大幅下滑，对结婚对数产生负面影响。根据育娲人口《中国人口预测报告》“中方案”，20-40岁人口仍处减少阶段，2024-2044年下降16.8%。

适婚人口男多女少，婚姻匹配困难。男女比例失衡。比如00后男女性别比约115，男性比女性多超1100万，90后男女性别比约110，男性比女性多近900万。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40岁男性人口比女性多1752万人。农村“剩男”和城市“大龄剩女”问题突出。中国30岁及以上未婚男性有超过60%分布在村镇、一般为较低学历；未婚女性有超过60%分布在城市、一般学历较高。

3 影响：拖累生育水平、加重养老负担，家庭规模小型化带来单身经济

晚婚导致晚育现象加剧，初育年龄每推迟一个月，总和生育率下降8%左右。“婚都不结了，怎么生孩子”。当前，中国绝大部分是婚内生育，非婚生育占比较低，所以结婚数量的减少直接影响生育水平。1990-2020年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从23.6岁推迟至29.4岁，女性平均初婚年龄从22.0岁推迟到28岁；其中，女性、男性平均初婚年龄分别在1996、1998年超过晚婚年龄（女23岁、男25岁）。1990-2020年女性平均初育年龄从24.1岁推迟至27.9岁，平均生育年龄（所有孩次）从24.8岁推迟至29.7岁。并且，1990-2020年30岁及以上高龄产妇的生育一孩数占比从4.6%增至近29.8%，生育子女数占比14.0%增至45.4%。从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看，生育一孩、二孩、三孩及以上的平均年龄分别为27.5、30.3、31.6岁。2024年总和生育率仅1左右，不足更替水平的一半。

晚婚晚育、不婚问题加重少子老龄化，进而加重养老负担，拖累国家财政、制约经济活力。2011-2024年中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算术平均增速13.7%，而支出算术平均增速约为10.4%；中国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算术平均增速13.9%，而支出算术平均增速约为17%。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可支付时间自2012年见顶后逐年下滑，从18.5个月逐渐下降至2023年的11.9个月，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区域差异较大，2023年有14省养老金入不敷出。其中，黑龙江、辽宁、吉林下拨金额829.3、844.3、218.7亿元，占总下拨规模的77.5%。

单身人口数量增长，家庭规模持续缩小。一方面，因为结婚对数下降、结婚推迟等原因，“单人户”数量日益增长，另一方面，因为住房条件改善，很多年轻人不与父母同住，而是享受独居生活。2024年，中国家庭户5.5亿户，其中一人户家庭1.1亿。2024年，我国15岁以上单身人口数量2.4亿，占总人口的17%，几近于历史新高，超过英国、法国、德国人口总和。

单身经济盛行，单身人群普遍储蓄低，追求高品质、高质量、高消费的生活，助推新消费模式、以及促进文娱、宠物消费。单身人群具有偏好便利性消费；尼尔森的《中国单身经济报告》显示，42%的单身消费者为悦己而消费，远高于非单身消费者（27%）。此外，单身人群呈现年轻化、高学历化特点，注重自我投资。关于对未来一年的时间规划方面，22%的单身消费者期望去读书，18%的单身消费者希望学习新技能，17%的单身消费者希望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均高于非单身消费者的13%、11%和14%。尼尔森数据显示，单身群体注重感情寄托，在宠物消费占比高于非单身消费者，未婚人群占比达57%。

4 启示：尽快全面放开生育，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

给予年轻人自由选择权的同时，减少因为娶不起和生不起导致的不婚和晚婚现象，为适婚人群提供保障和社会福利，改进住房、教育、医疗等问题；婚姻背后是人口问题，应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

4.1 从居住、就业、教育上缓解年轻人生活压力

一是成立大型住房保障银行收储库存商品房用于保障房，完善以常住人口增量为核心的人地挂钩，构建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长效机制，完善住房市场体系和住房保障体系，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

二是进一步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一方面，进一步推动落实产假哺乳假等制度，妥善解决延长生育假、男性陪产假等的待遇保障，对损害女性就业权益的单位进行经济或行政处罚。另一方面，根据单位女员工规模及年度生育情况，实行一定程度的税收优惠以降低企业承担的生育成本。加快构建生育成本在国家、企业、家庭之间合理有效的分担机制。

三是加大财政教育保障性支出。探索建立从怀孕保健到孕期分娩再到18岁或学历教育结束的全面鼓励生育体系，包括孕期保健补助、住院分娩补助、托育津贴、教育津贴、家庭个税抵扣、以及对不符合交个税标准的低收入人群实行直接经济补贴等。并且，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可在全国政策基础上进一步差异化。

四是托育服务供给和津贴保障。将九年义务教育延伸至十二年，提高公立托儿所（0-3岁）覆盖率，推行幼儿园（3-6岁）免费。同时推进教育改革，切实根除“家庭作业变成家长作业”现象。大力鼓励和支持用人单位和社会力量，兴办婴幼儿托育服务机构；同时，提高祖辈隔代照料的积极性，减轻父母的照料压力。

4.2 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

尽快全面放开生育，让生育权重新回归家庭。全面放开生育，将是否生育、生育几个孩子、什么时候生育的权利还给家庭，由每个家庭自主决定生育的孩子数量。全面放开生育是把生育权从国家计划回归家庭自主，是把生育数量多少的选择权交回给家庭决定，充分尊重每个人的生育意愿。全面放开生育，原本不想生的人还是不会生，但一些想生三孩的人能生，不用担心部分人群、部分地区会大幅多生导致出生人口激增。

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大力鼓励生育。一是实行差异化的个税抵扣及现金补贴、购房补贴等政策，覆盖从怀孕保健到18岁或学历教育结束。二是加大托育服务供给，并对隔代照料发放补贴。三是进一步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并对企业实行生育税收优惠，加快构建生育成本在国家、企业、家庭之间合理有效的分担机制。四是加大教育医疗投入，给予有孩家庭购房补贴，降低抚养直接成本。五是加强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权利。六是建立男女平等、生育友好的社会支持系统，比如男女平等的育产假等。七是完善辅助生殖顶层设计、辅助生殖纳入社保、给有需求家庭定向发放辅助生育补贴券。八是保障单身女性生育权。

进一步加大生育补贴力度，切实减轻家庭养育孩子负担。国家层面发放生育补贴的方式开启内需复苏计划，发放群体可以向有抚养老人、孩子的家庭倾斜，由于这部分家庭存在较大的育儿、养老支出需求，可以补贴的储蓄漏出率，同时，可以切实降低这部分家庭生育养育成本。长期看，新增人口会增加对汽车、房屋、电器、旅游等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支持相关产业的发展、增加就业机会。对于生育补贴的方案，目前国家层面是三岁以下每孩每年3600元，后续可提升补贴额度，可以按照孩子数量针对家庭发放，给有孩家庭每月1000-3000元。按此计算，大约需要提供1-3万亿左右的补贴。

相信经过一系列长短结合的措施，中国生育率一定能触底回升，人口结构有望逐步改善，从而实现人口长期健康均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