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近出版的《大漠丰碑：出土文献所见西域史地》收录了荣新江教授过去四十余年间的三十多篇论文，内容涵盖西域史地，敦煌吐鲁番学、边疆民族史等研究领域。一般而言，论文结集省却了读者查找搜罗之劳，比如著名的Variorum Collected Studies丛书便是基于此而诞生。不过，对于治学有整体规划与宏观考量的学者，如果我们孤立地阅读他的单篇论文，虽能学习具体的研究成果，却还不足以把握其整体内涵。在此意义上，论文集便具备了更深层的学术价值。法国“年鉴学派”草创者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的两卷本《历史文集》（Mélanges historiques）出版后，他对封建社会、社会学理论和历史比较方法等各方面的思考才有了系统化的呈现。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大漠丰碑》一书同样使我们对作者四十年来的学术工作与事业获得某些整体性的认识，即笔者眼中阅读《大漠丰碑》的三把“钥匙”。

荣新江著《大漠丰碑：出土文献所见西域史地》

第一把钥匙是“西域历史由诸民族共同创造”的学术思想，它是串联本书中研究西域史地和边疆民族的多篇论文的关键线索。这一学术思想最早公开成文的表达应是作者完稿于1985年7月30日的硕士学位论文《归义军及其与周边民族的关系》。当时年甫廿五的作者在文末结语处提出“河西和西域的历史是诸民族共同创造的”，进而指出“在失去唐朝或吐蕃王国所能做到的物资调配的情况下，用交换物品来补充自己并从中获利的中继贸易在各个地方政权间展开”和“当时文化水平发展较高的沙州、西州、于阗等地产生的佛教文献或艺术品，都是各民族文化交流的结晶”。本书所收诸文中最早完成的《小月氏考》《龙家考》《通颊考》《唐代河西地区铁勒部落的入居及其消亡》四篇都与作者的硕士论文密切相关，是故它们的酝酿、撰写、修订和刊出虽相距十余年时间，但合而观之，即能看出四篇论文统一且贯通的思想。比如作者研究小月氏时，一反蒲立本、榎一雄从民族迁徙的角度探讨小月氏的踪迹，而是从民族融合的角度考察小月氏的演变；追溯龙家、通颊和入居河西的铁勒，也是考察他们融于当地的历史过程。

荣新江硕士学位论文封面

沿着“西域历史共同创造说”继续阅读，我们便能前引后牵地勾连起本书中其他若干篇论文或词条。《所谓“吐火罗语”名称再议》解释了龟兹北庭间的“吐火罗”如何在高昌回鹘与当地说印欧语的胡人间的互动中“产生”；《唐贞观初年张弼出使西域与丝路交通》《大中十年唐朝遣使册立回鹘史事新证》钩沉了两名早已在历史中散佚的唐朝使者奉使西域的事迹；《从新出墓志看入唐西域人的活动——以哥逻禄炽俟家族为中心》考察了说突厥语的炽俟家族从西域至长安的移动和生活轨迹（有趣的是，一方墓志的志主炽俟弘福正是本书收录的《新出吐鲁番文书所见唐龙朔年间哥逻禄部落破散问题》一文中炽俟步失之孙）；《“西域”概念的变化与唐朝“边境”的西移》展现了唐朝对西域的成功经营，特别是安西四镇的开拓，使时人的“西域”观念悄然变化；利用出土文献和文物论述于阗与敦煌两座绿洲城市间文化交流的两篇论文及“裴矩”“王玄策”两个人物词条，实际都是对参与创造西域历史者的关注。还值得注意的是由“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四个词条改订合编而成的《西域绿洲王国简史》，这四个词条首列说不同语言的不同人群对该地的称呼，并注意综合利用汉文史料和于阗语《佛本生赞》、焉耆语《弥勒会见记》、出身疏勒的优素福·哈吉甫创作的《福乐智慧》等当地非汉文材料论述四地的历史文化。

第二把钥匙是打破文明交流研究中物质交流与文化交流间的壁垒，转而分析两种交流间互动过程的框架性理论。《纸对佛典在西域传播的贡献》一文从佛典的书写载体切入，展现了一个复杂宏大的文明交流图景：佛典早期的书写载体是沉重的桦树皮，故其初传中原时仰赖口头传授的方式；而当中原纸张向西传入西域后，反过来促使佛典的传播；不仅如此，作者还将纸张的传播与我们此前熟悉的若干史实联系起来，如魏晋至唐初的求法活动，以及《华严》《般若》《涅槃》等规模庞大的佛典传入中原。在既有研究中，物质层面的纸张传播与文化层面的佛典传抄、译经求法等活动分属不同研究领域，前者为科技史研究者所关注，后者则是佛教史的领地。在中外关系史的一般叙述中，纸张传播或佛典传播也是分开讲述的两部分。然而，作者却在纸张传播史与佛教文化传播史之间构筑起一座桥梁，为我们呈现出具有历史纵深感的复杂交流过程。当量子力学研究在20世纪方兴未艾但引发物理学家更多的困惑时，爱因斯坦曾指出：“理论决定了我们能观察到什么。”作者对“纸”与“佛典”传播的研究亦是如此，它为文明交流研究提供了一个具有典范性和可操作性的框架性理论，指引研究者观察区域间或文明间交流时关注物质与文化两个交流层面间的联系与互动。

2005年荣新江在楼兰考察途中拍摄

第三把钥匙是作者发出中国声音、提升中国学术地位的事业及其背后的爱国主义精神。本书收录的《通颊考》等多篇论文和《敦煌学十八讲》《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等论著早已誉满国际，不必赘言。我在此想要申论的是《所谓“图木舒克语”文书中的“gyāźdi-”》和《据史德语考》两篇论文的意义，它们在作者迄今发表的数百篇论文中似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位于新疆西部的图木舒克遗址出土了婆罗米文、吐火罗文、汉文、回鹘文等多种文字写成的文书，其中一类由婆罗米文书写的某种伊朗语一度困扰了研究者。1950年，贝利（H. W. Bailey）用地名“图木舒克”称呼该语言。1971年，恩默瑞克（E. R. Emmerick）首次使用“图木舒克语（Tumshuqese）”称呼这种语言。然而，这种定名却存在严重问题。正如作者所指出的，这种语言属于印欧语系印度伊朗语族中的东伊朗语分支，但“图木舒克（Tumshuq）”却非伊朗语词，而是突厥语词，且直到11世纪后期才出现，比该语言的使用时间早了数个世纪，而且国际上命名古语言的通行做法是“名从主人”。所以用一个突厥化的地名命名一种更早的东伊朗语极不合适，说这种语言的人们也绝不可能认为自己所说的是“图木舒克语”。伊朗学家们之所以不假思索地采用这个成问题的称呼，甚至现在仍在使用，恐怕是因为他们不认为有必要考虑中国新疆某个区域的丰富历史，或是深究曾生活于此地的人们的所思所想。这些研究者对中国同行其实颇为友好。

1985年荣新江（中）前往剑桥拜访贝利（左）

在作者“满世界寻找敦煌”的旅程中，贝利、恩默瑞克都曾热情接待了作者，后者还是《据史德语考》另一作者段晴教授的导师。但正是他们这种未曾深思的定名更说明欧美学界自殖民时代以来的“东方学”思维，即远在中国新疆的研究对象是一种凝固的抽象存在。因此，他们才用一个后起的地名颇为随意地“覆盖”了之前据史德的历史。这些古语言的主人失落了自己的“名字”，他们所面对的境遇正如萨义德（E. W. Said）援引马克思的名言对“东方”所作的评论——“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达”。事实上，这种境遇也是二十世纪敦煌学和西域史地学术史的一个隐喻。近代以来，英、法、德、俄、日等各国探险队先后来到中国劫掠敦煌、吐鲁番、和田等地出土的大批文物。随后这些国家又以各自掠夺的文物为基础，积累起丰厚的学术成果。这种在资料和研究上的双重窘境正是中国学者曾经不得不面对的不利局面。20世纪初，罗振玉等学者研究的敦煌文书仰赖伯希和（P. Pelliot）携带的写卷；20世纪末，日本学者自矜“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陈寅恪一度哀叹：“吾国学者，其撰述得列于世界敦煌学著作之林者，仅三数人而已”。只有置于此学术语境，这两篇论文才能彰显其真正的意义。于1991年发表在日本《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的《所谓“图木舒克语”文书中的“gyāźdi-”》，详举语言学和历史学的证据，论证文书年代为唐朝据有塔里木盆地时期。通过梳理当地历史沿革，作者指出“图木舒克”就是唐代的据史德。最为重要的是，作者从这种语言写成的文书中检出“gyāźdi-”一词并将之可信地比定为“据史德”；并检出藏文文献《僧伽伐弹那授记》中的Gus-tig来自汉文“据史德”作为佐证。作者与段晴教授合撰的《据史德语考》进一步从语言学和历史学两方面反驳了此语言为疏勒语的观点。尽管已刊布的据史德语文书仅有十五件，但曾生活在唐代西域据史德的人们至此终于通过这些仅存的残片向后来者宣示，他们与什么图木舒克没有任何关系，他们来自据史德：

jezdam-purā-ā xšande gyāźdiyā ride wāsudewā xšimane xšane śazdā sālye ahverjane māste bistyo dreyyo

神之子、统治者、尉头/据史德王世天在位第六年、蛇年Ahverjana月二十三日。

所以，《所谓“图木舒克语”文书中的“gyāźdi-”》和《据史德语考》两篇论文的意义不仅是在国际上发出中国声音，也是为埋藏在黄沙之下的人们摆脱“东方学”阴影的遮蔽，发出自己的“声音”。我想，这两篇论文和本书所收其他论文，乃至“满世界寻找敦煌”与整理刊布出土文献的事业，实际都可以从这个意义加以理解，而它们背后的共同根基则是作者的拳拳爱国精神。

在追随荣老师学习的过程中，我有两件印象深刻的事或可帮助读者对此有更深的了解。第一件事是我引用内田吟风等日本学者译注的《骑马民族史：正史北狄传》时，把出版年份径抄作“昭和某年”而未换作公元纪年。老师对此批注道：“怎么能用战犯的年号！”此事虽已过去十年，但写下此事仍令我感到冷汗淋漓。第二件事是我在走上工作岗位后某次和老师闲聊时提起，我在备课时注意到他不用社会上，乃至学界最常见的“大英博物馆”和“大英图书馆”称呼“The British Museum”和“The British Library”，而是用直译的“英国博物馆”“英国图书馆”。对此，荣老师淡然地答道：“本来不就如此吗？”是啊，本来不就如此吗？但为何人们总像国外学者不假思索地使用“图木舒克语”一样不假思索地使用“大英”二字呢？

新近出版的《大漠丰碑：出土文献所见西域史地》收录了荣新江教授过去四十余年间的三十多篇论文，内容涵盖西域史地，敦煌吐鲁番学、边疆民族史等研究领域。一般而言，论文结集省却了读者查找搜罗之劳，比如著名的Variorum Collected Studies丛书便是基于此而诞生。不过，对于治学有整体规划与宏观考量的学者，如果我们孤立地阅读他的单篇论文，虽能学习具体的研究成果，却还不足以把握其整体内涵。在此意义上，论文集便具备了更深层的学术价值。法国“年鉴学派”草创者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的两卷本《历史文集》（Mélanges historiques）出版后，他对封建社会、社会学理论和历史比较方法等各方面的思考才有了系统化的呈现。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大漠丰碑》一书同样使我们对作者四十年来的学术工作与事业获得某些整体性的认识，即笔者眼中阅读《大漠丰碑》的三把“钥匙”。

荣新江著《大漠丰碑：出土文献所见西域史地》

第一把钥匙是“西域历史由诸民族共同创造”的学术思想，它是串联本书中研究西域史地和边疆民族的多篇论文的关键线索。这一学术思想最早公开成文的表达应是作者完稿于1985年7月30日的硕士学位论文《归义军及其与周边民族的关系》。当时年甫廿五的作者在文末结语处提出“河西和西域的历史是诸民族共同创造的”，进而指出“在失去唐朝或吐蕃王国所能做到的物资调配的情况下，用交换物品来补充自己并从中获利的中继贸易在各个地方政权间展开”和“当时文化水平发展较高的沙州、西州、于阗等地产生的佛教文献或艺术品，都是各民族文化交流的结晶”。本书所收诸文中最早完成的《小月氏考》《龙家考》《通颊考》《唐代河西地区铁勒部落的入居及其消亡》四篇都与作者的硕士论文密切相关，是故它们的酝酿、撰写、修订和刊出虽相距十余年时间，但合而观之，即能看出四篇论文统一且贯通的思想。比如作者研究小月氏时，一反蒲立本、榎一雄从民族迁徙的角度探讨小月氏的踪迹，而是从民族融合的角度考察小月氏的演变；追溯龙家、通颊和入居河西的铁勒，也是考察他们融于当地的历史过程。

荣新江硕士学位论文封面

沿着“西域历史共同创造说”继续阅读，我们便能前引后牵地勾连起本书中其他若干篇论文或词条。《所谓“吐火罗语”名称再议》解释了龟兹北庭间的“吐火罗”如何在高昌回鹘与当地说印欧语的胡人间的互动中“产生”；《唐贞观初年张弼出使西域与丝路交通》《大中十年唐朝遣使册立回鹘史事新证》钩沉了两名早已在历史中散佚的唐朝使者奉使西域的事迹；《从新出墓志看入唐西域人的活动——以哥逻禄炽俟家族为中心》考察了说突厥语的炽俟家族从西域至长安的移动和生活轨迹（有趣的是，一方墓志的志主炽俟弘福正是本书收录的《新出吐鲁番文书所见唐龙朔年间哥逻禄部落破散问题》一文中炽俟步失之孙）；《“西域”概念的变化与唐朝“边境”的西移》展现了唐朝对西域的成功经营，特别是安西四镇的开拓，使时人的“西域”观念悄然变化；利用出土文献和文物论述于阗与敦煌两座绿洲城市间文化交流的两篇论文及“裴矩”“王玄策”两个人物词条，实际都是对参与创造西域历史者的关注。还值得注意的是由“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四个词条改订合编而成的《西域绿洲王国简史》，这四个词条首列说不同语言的不同人群对该地的称呼，并注意综合利用汉文史料和于阗语《佛本生赞》、焉耆语《弥勒会见记》、出身疏勒的优素福·哈吉甫创作的《福乐智慧》等当地非汉文材料论述四地的历史文化。

第二把钥匙是打破文明交流研究中物质交流与文化交流间的壁垒，转而分析两种交流间互动过程的框架性理论。《纸对佛典在西域传播的贡献》一文从佛典的书写载体切入，展现了一个复杂宏大的文明交流图景：佛典早期的书写载体是沉重的桦树皮，故其初传中原时仰赖口头传授的方式；而当中原纸张向西传入西域后，反过来促使佛典的传播；不仅如此，作者还将纸张的传播与我们此前熟悉的若干史实联系起来，如魏晋至唐初的求法活动，以及《华严》《般若》《涅槃》等规模庞大的佛典传入中原。在既有研究中，物质层面的纸张传播与文化层面的佛典传抄、译经求法等活动分属不同研究领域，前者为科技史研究者所关注，后者则是佛教史的领地。在中外关系史的一般叙述中，纸张传播或佛典传播也是分开讲述的两部分。然而，作者却在纸张传播史与佛教文化传播史之间构筑起一座桥梁，为我们呈现出具有历史纵深感的复杂交流过程。当量子力学研究在20世纪方兴未艾但引发物理学家更多的困惑时，爱因斯坦曾指出：“理论决定了我们能观察到什么。”作者对“纸”与“佛典”传播的研究亦是如此，它为文明交流研究提供了一个具有典范性和可操作性的框架性理论，指引研究者观察区域间或文明间交流时关注物质与文化两个交流层面间的联系与互动。

2005年荣新江在楼兰考察途中拍摄

第三把钥匙是作者发出中国声音、提升中国学术地位的事业及其背后的爱国主义精神。本书收录的《通颊考》等多篇论文和《敦煌学十八讲》《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等论著早已誉满国际，不必赘言。我在此想要申论的是《所谓“图木舒克语”文书中的“gyāźdi-”》和《据史德语考》两篇论文的意义，它们在作者迄今发表的数百篇论文中似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位于新疆西部的图木舒克遗址出土了婆罗米文、吐火罗文、汉文、回鹘文等多种文字写成的文书，其中一类由婆罗米文书写的某种伊朗语一度困扰了研究者。1950年，贝利（H. W. Bailey）用地名“图木舒克”称呼该语言。1971年，恩默瑞克（E. R. Emmerick）首次使用“图木舒克语（Tumshuqese）”称呼这种语言。然而，这种定名却存在严重问题。正如作者所指出的，这种语言属于印欧语系印度伊朗语族中的东伊朗语分支，但“图木舒克（Tumshuq）”却非伊朗语词，而是突厥语词，且直到11世纪后期才出现，比该语言的使用时间早了数个世纪，而且国际上命名古语言的通行做法是“名从主人”。所以用一个突厥化的地名命名一种更早的东伊朗语极不合适，说这种语言的人们也绝不可能认为自己所说的是“图木舒克语”。伊朗学家们之所以不假思索地采用这个成问题的称呼，甚至现在仍在使用，恐怕是因为他们不认为有必要考虑中国新疆某个区域的丰富历史，或是深究曾生活于此地的人们的所思所想。这些研究者对中国同行其实颇为友好。

1985年荣新江（中）前往剑桥拜访贝利（左）

在作者“满世界寻找敦煌”的旅程中，贝利、恩默瑞克都曾热情接待了作者，后者还是《据史德语考》另一作者段晴教授的导师。但正是他们这种未曾深思的定名更说明欧美学界自殖民时代以来的“东方学”思维，即远在中国新疆的研究对象是一种凝固的抽象存在。因此，他们才用一个后起的地名颇为随意地“覆盖”了之前据史德的历史。这些古语言的主人失落了自己的“名字”，他们所面对的境遇正如萨义德（E. W. Said）援引马克思的名言对“东方”所作的评论——“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达”。事实上，这种境遇也是二十世纪敦煌学和西域史地学术史的一个隐喻。近代以来，英、法、德、俄、日等各国探险队先后来到中国劫掠敦煌、吐鲁番、和田等地出土的大批文物。随后这些国家又以各自掠夺的文物为基础，积累起丰厚的学术成果。这种在资料和研究上的双重窘境正是中国学者曾经不得不面对的不利局面。20世纪初，罗振玉等学者研究的敦煌文书仰赖伯希和（P. Pelliot）携带的写卷；20世纪末，日本学者自矜“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陈寅恪一度哀叹：“吾国学者，其撰述得列于世界敦煌学著作之林者，仅三数人而已”。只有置于此学术语境，这两篇论文才能彰显其真正的意义。于1991年发表在日本《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的《所谓“图木舒克语”文书中的“gyāźdi-”》，详举语言学和历史学的证据，论证文书年代为唐朝据有塔里木盆地时期。通过梳理当地历史沿革，作者指出“图木舒克”就是唐代的据史德。最为重要的是，作者从这种语言写成的文书中检出“gyāźdi-”一词并将之可信地比定为“据史德”；并检出藏文文献《僧伽伐弹那授记》中的Gus-tig来自汉文“据史德”作为佐证。作者与段晴教授合撰的《据史德语考》进一步从语言学和历史学两方面反驳了此语言为疏勒语的观点。尽管已刊布的据史德语文书仅有十五件，但曾生活在唐代西域据史德的人们至此终于通过这些仅存的残片向后来者宣示，他们与什么图木舒克没有任何关系，他们来自据史德：

jezdam-purā-ā xšande gyāźdiyā ride wāsudewā xšimane xšane śazdā sālye ahverjane māste bistyo dreyyo

神之子、统治者、尉头/据史德王世天在位第六年、蛇年Ahverjana月二十三日。

所以，《所谓“图木舒克语”文书中的“gyāźdi-”》和《据史德语考》两篇论文的意义不仅是在国际上发出中国声音，也是为埋藏在黄沙之下的人们摆脱“东方学”阴影的遮蔽，发出自己的“声音”。我想，这两篇论文和本书所收其他论文，乃至“满世界寻找敦煌”与整理刊布出土文献的事业，实际都可以从这个意义加以理解，而它们背后的共同根基则是作者的拳拳爱国精神。

在追随荣老师学习的过程中，我有两件印象深刻的事或可帮助读者对此有更深的了解。第一件事是我引用内田吟风等日本学者译注的《骑马民族史：正史北狄传》时，把出版年份径抄作“昭和某年”而未换作公元纪年。老师对此批注道：“怎么能用战犯的年号！”此事虽已过去十年，但写下此事仍令我感到冷汗淋漓。第二件事是我在走上工作岗位后某次和老师闲聊时提起，我在备课时注意到他不用社会上，乃至学界最常见的“大英博物馆”和“大英图书馆”称呼“The British Museum”和“The British Library”，而是用直译的“英国博物馆”“英国图书馆”。对此，荣老师淡然地答道：“本来不就如此吗？”是啊，本来不就如此吗？但为何人们总像国外学者不假思索地使用“图木舒克语”一样不假思索地使用“大英”二字呢？

新近出版的《大漠丰碑：出土文献所见西域史地》收录了荣新江教授过去四十余年间的三十多篇论文，内容涵盖西域史地，敦煌吐鲁番学、边疆民族史等研究领域。一般而言，论文结集省却了读者查找搜罗之劳，比如著名的Variorum Collected Studies丛书便是基于此而诞生。不过，对于治学有整体规划与宏观考量的学者，如果我们孤立地阅读他的单篇论文，虽能学习具体的研究成果，却还不足以把握其整体内涵。在此意义上，论文集便具备了更深层的学术价值。法国“年鉴学派”草创者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的两卷本《历史文集》（Mélanges historiques）出版后，他对封建社会、社会学理论和历史比较方法等各方面的思考才有了系统化的呈现。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大漠丰碑》一书同样使我们对作者四十年来的学术工作与事业获得某些整体性的认识，即笔者眼中阅读《大漠丰碑》的三把“钥匙”。

荣新江著《大漠丰碑：出土文献所见西域史地》

第一把钥匙是“西域历史由诸民族共同创造”的学术思想，它是串联本书中研究西域史地和边疆民族的多篇论文的关键线索。这一学术思想最早公开成文的表达应是作者完稿于1985年7月30日的硕士学位论文《归义军及其与周边民族的关系》。当时年甫廿五的作者在文末结语处提出“河西和西域的历史是诸民族共同创造的”，进而指出“在失去唐朝或吐蕃王国所能做到的物资调配的情况下，用交换物品来补充自己并从中获利的中继贸易在各个地方政权间展开”和“当时文化水平发展较高的沙州、西州、于阗等地产生的佛教文献或艺术品，都是各民族文化交流的结晶”。本书所收诸文中最早完成的《小月氏考》《龙家考》《通颊考》《唐代河西地区铁勒部落的入居及其消亡》四篇都与作者的硕士论文密切相关，是故它们的酝酿、撰写、修订和刊出虽相距十余年时间，但合而观之，即能看出四篇论文统一且贯通的思想。比如作者研究小月氏时，一反蒲立本、榎一雄从民族迁徙的角度探讨小月氏的踪迹，而是从民族融合的角度考察小月氏的演变；追溯龙家、通颊和入居河西的铁勒，也是考察他们融于当地的历史过程。

荣新江硕士学位论文封面

沿着“西域历史共同创造说”继续阅读，我们便能前引后牵地勾连起本书中其他若干篇论文或词条。《所谓“吐火罗语”名称再议》解释了龟兹北庭间的“吐火罗”如何在高昌回鹘与当地说印欧语的胡人间的互动中“产生”；《唐贞观初年张弼出使西域与丝路交通》《大中十年唐朝遣使册立回鹘史事新证》钩沉了两名早已在历史中散佚的唐朝使者奉使西域的事迹；《从新出墓志看入唐西域人的活动——以哥逻禄炽俟家族为中心》考察了说突厥语的炽俟家族从西域至长安的移动和生活轨迹（有趣的是，一方墓志的志主炽俟弘福正是本书收录的《新出吐鲁番文书所见唐龙朔年间哥逻禄部落破散问题》一文中炽俟步失之孙）；《“西域”概念的变化与唐朝“边境”的西移》展现了唐朝对西域的成功经营，特别是安西四镇的开拓，使时人的“西域”观念悄然变化；利用出土文献和文物论述于阗与敦煌两座绿洲城市间文化交流的两篇论文及“裴矩”“王玄策”两个人物词条，实际都是对参与创造西域历史者的关注。还值得注意的是由“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四个词条改订合编而成的《西域绿洲王国简史》，这四个词条首列说不同语言的不同人群对该地的称呼，并注意综合利用汉文史料和于阗语《佛本生赞》、焉耆语《弥勒会见记》、出身疏勒的优素福·哈吉甫创作的《福乐智慧》等当地非汉文材料论述四地的历史文化。

第二把钥匙是打破文明交流研究中物质交流与文化交流间的壁垒，转而分析两种交流间互动过程的框架性理论。《纸对佛典在西域传播的贡献》一文从佛典的书写载体切入，展现了一个复杂宏大的文明交流图景：佛典早期的书写载体是沉重的桦树皮，故其初传中原时仰赖口头传授的方式；而当中原纸张向西传入西域后，反过来促使佛典的传播；不仅如此，作者还将纸张的传播与我们此前熟悉的若干史实联系起来，如魏晋至唐初的求法活动，以及《华严》《般若》《涅槃》等规模庞大的佛典传入中原。在既有研究中，物质层面的纸张传播与文化层面的佛典传抄、译经求法等活动分属不同研究领域，前者为科技史研究者所关注，后者则是佛教史的领地。在中外关系史的一般叙述中，纸张传播或佛典传播也是分开讲述的两部分。然而，作者却在纸张传播史与佛教文化传播史之间构筑起一座桥梁，为我们呈现出具有历史纵深感的复杂交流过程。当量子力学研究在20世纪方兴未艾但引发物理学家更多的困惑时，爱因斯坦曾指出：“理论决定了我们能观察到什么。”作者对“纸”与“佛典”传播的研究亦是如此，它为文明交流研究提供了一个具有典范性和可操作性的框架性理论，指引研究者观察区域间或文明间交流时关注物质与文化两个交流层面间的联系与互动。

2005年荣新江在楼兰考察途中拍摄

第三把钥匙是作者发出中国声音、提升中国学术地位的事业及其背后的爱国主义精神。本书收录的《通颊考》等多篇论文和《敦煌学十八讲》《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等论著早已誉满国际，不必赘言。我在此想要申论的是《所谓“图木舒克语”文书中的“gyāźdi-”》和《据史德语考》两篇论文的意义，它们在作者迄今发表的数百篇论文中似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位于新疆西部的图木舒克遗址出土了婆罗米文、吐火罗文、汉文、回鹘文等多种文字写成的文书，其中一类由婆罗米文书写的某种伊朗语一度困扰了研究者。1950年，贝利（H. W. Bailey）用地名“图木舒克”称呼该语言。1971年，恩默瑞克（E. R. Emmerick）首次使用“图木舒克语（Tumshuqese）”称呼这种语言。然而，这种定名却存在严重问题。正如作者所指出的，这种语言属于印欧语系印度伊朗语族中的东伊朗语分支，但“图木舒克（Tumshuq）”却非伊朗语词，而是突厥语词，且直到11世纪后期才出现，比该语言的使用时间早了数个世纪，而且国际上命名古语言的通行做法是“名从主人”。所以用一个突厥化的地名命名一种更早的东伊朗语极不合适，说这种语言的人们也绝不可能认为自己所说的是“图木舒克语”。伊朗学家们之所以不假思索地采用这个成问题的称呼，甚至现在仍在使用，恐怕是因为他们不认为有必要考虑中国新疆某个区域的丰富历史，或是深究曾生活于此地的人们的所思所想。这些研究者对中国同行其实颇为友好。

1985年荣新江（中）前往剑桥拜访贝利（左）

在作者“满世界寻找敦煌”的旅程中，贝利、恩默瑞克都曾热情接待了作者，后者还是《据史德语考》另一作者段晴教授的导师。但正是他们这种未曾深思的定名更说明欧美学界自殖民时代以来的“东方学”思维，即远在中国新疆的研究对象是一种凝固的抽象存在。因此，他们才用一个后起的地名颇为随意地“覆盖”了之前据史德的历史。这些古语言的主人失落了自己的“名字”，他们所面对的境遇正如萨义德（E. W. Said）援引马克思的名言对“东方”所作的评论——“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达”。事实上，这种境遇也是二十世纪敦煌学和西域史地学术史的一个隐喻。近代以来，英、法、德、俄、日等各国探险队先后来到中国劫掠敦煌、吐鲁番、和田等地出土的大批文物。随后这些国家又以各自掠夺的文物为基础，积累起丰厚的学术成果。这种在资料和研究上的双重窘境正是中国学者曾经不得不面对的不利局面。20世纪初，罗振玉等学者研究的敦煌文书仰赖伯希和（P. Pelliot）携带的写卷；20世纪末，日本学者自矜“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陈寅恪一度哀叹：“吾国学者，其撰述得列于世界敦煌学著作之林者，仅三数人而已”。只有置于此学术语境，这两篇论文才能彰显其真正的意义。于1991年发表在日本《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的《所谓“图木舒克语”文书中的“gyāźdi-”》，详举语言学和历史学的证据，论证文书年代为唐朝据有塔里木盆地时期。通过梳理当地历史沿革，作者指出“图木舒克”就是唐代的据史德。最为重要的是，作者从这种语言写成的文书中检出“gyāźdi-”一词并将之可信地比定为“据史德”；并检出藏文文献《僧伽伐弹那授记》中的Gus-tig来自汉文“据史德”作为佐证。作者与段晴教授合撰的《据史德语考》进一步从语言学和历史学两方面反驳了此语言为疏勒语的观点。尽管已刊布的据史德语文书仅有十五件，但曾生活在唐代西域据史德的人们至此终于通过这些仅存的残片向后来者宣示，他们与什么图木舒克没有任何关系，他们来自据史德：

jezdam-purā-ā xšande gyāźdiyā ride wāsudewā xšimane xšane śazdā sālye ahverjane māste bistyo dreyyo

神之子、统治者、尉头/据史德王世天在位第六年、蛇年Ahverjana月二十三日。

所以，《所谓“图木舒克语”文书中的“gyāźdi-”》和《据史德语考》两篇论文的意义不仅是在国际上发出中国声音，也是为埋藏在黄沙之下的人们摆脱“东方学”阴影的遮蔽，发出自己的“声音”。我想，这两篇论文和本书所收其他论文，乃至“满世界寻找敦煌”与整理刊布出土文献的事业，实际都可以从这个意义加以理解，而它们背后的共同根基则是作者的拳拳爱国精神。

在追随荣老师学习的过程中，我有两件印象深刻的事或可帮助读者对此有更深的了解。第一件事是我引用内田吟风等日本学者译注的《骑马民族史：正史北狄传》时，把出版年份径抄作“昭和某年”而未换作公元纪年。老师对此批注道：“怎么能用战犯的年号！”此事虽已过去十年，但写下此事仍令我感到冷汗淋漓。第二件事是我在走上工作岗位后某次和老师闲聊时提起，我在备课时注意到他不用社会上，乃至学界最常见的“大英博物馆”和“大英图书馆”称呼“The British Museum”和“The British Library”，而是用直译的“英国博物馆”“英国图书馆”。对此，荣老师淡然地答道：“本来不就如此吗？”是啊，本来不就如此吗？但为何人们总像国外学者不假思索地使用“图木舒克语”一样不假思索地使用“大英”二字呢？

新近出版的《大漠丰碑：出土文献所见西域史地》收录了荣新江教授过去四十余年间的三十多篇论文，内容涵盖西域史地，敦煌吐鲁番学、边疆民族史等研究领域。一般而言，论文结集省却了读者查找搜罗之劳，比如著名的Variorum Collected Studies丛书便是基于此而诞生。不过，对于治学有整体规划与宏观考量的学者，如果我们孤立地阅读他的单篇论文，虽能学习具体的研究成果，却还不足以把握其整体内涵。在此意义上，论文集便具备了更深层的学术价值。法国“年鉴学派”草创者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的两卷本《历史文集》（Mélanges historiques）出版后，他对封建社会、社会学理论和历史比较方法等各方面的思考才有了系统化的呈现。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大漠丰碑》一书同样使我们对作者四十年来的学术工作与事业获得某些整体性的认识，即笔者眼中阅读《大漠丰碑》的三把“钥匙”。

荣新江著《大漠丰碑：出土文献所见西域史地》

第一把钥匙是“西域历史由诸民族共同创造”的学术思想，它是串联本书中研究西域史地和边疆民族的多篇论文的关键线索。这一学术思想最早公开成文的表达应是作者完稿于1985年7月30日的硕士学位论文《归义军及其与周边民族的关系》。当时年甫廿五的作者在文末结语处提出“河西和西域的历史是诸民族共同创造的”，进而指出“在失去唐朝或吐蕃王国所能做到的物资调配的情况下，用交换物品来补充自己并从中获利的中继贸易在各个地方政权间展开”和“当时文化水平发展较高的沙州、西州、于阗等地产生的佛教文献或艺术品，都是各民族文化交流的结晶”。本书所收诸文中最早完成的《小月氏考》《龙家考》《通颊考》《唐代河西地区铁勒部落的入居及其消亡》四篇都与作者的硕士论文密切相关，是故它们的酝酿、撰写、修订和刊出虽相距十余年时间，但合而观之，即能看出四篇论文统一且贯通的思想。比如作者研究小月氏时，一反蒲立本、榎一雄从民族迁徙的角度探讨小月氏的踪迹，而是从民族融合的角度考察小月氏的演变；追溯龙家、通颊和入居河西的铁勒，也是考察他们融于当地的历史过程。

荣新江硕士学位论文封面

沿着“西域历史共同创造说”继续阅读，我们便能前引后牵地勾连起本书中其他若干篇论文或词条。《所谓“吐火罗语”名称再议》解释了龟兹北庭间的“吐火罗”如何在高昌回鹘与当地说印欧语的胡人间的互动中“产生”；《唐贞观初年张弼出使西域与丝路交通》《大中十年唐朝遣使册立回鹘史事新证》钩沉了两名早已在历史中散佚的唐朝使者奉使西域的事迹；《从新出墓志看入唐西域人的活动——以哥逻禄炽俟家族为中心》考察了说突厥语的炽俟家族从西域至长安的移动和生活轨迹（有趣的是，一方墓志的志主炽俟弘福正是本书收录的《新出吐鲁番文书所见唐龙朔年间哥逻禄部落破散问题》一文中炽俟步失之孙）；《“西域”概念的变化与唐朝“边境”的西移》展现了唐朝对西域的成功经营，特别是安西四镇的开拓，使时人的“西域”观念悄然变化；利用出土文献和文物论述于阗与敦煌两座绿洲城市间文化交流的两篇论文及“裴矩”“王玄策”两个人物词条，实际都是对参与创造西域历史者的关注。还值得注意的是由“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四个词条改订合编而成的《西域绿洲王国简史》，这四个词条首列说不同语言的不同人群对该地的称呼，并注意综合利用汉文史料和于阗语《佛本生赞》、焉耆语《弥勒会见记》、出身疏勒的优素福·哈吉甫创作的《福乐智慧》等当地非汉文材料论述四地的历史文化。

第二把钥匙是打破文明交流研究中物质交流与文化交流间的壁垒，转而分析两种交流间互动过程的框架性理论。《纸对佛典在西域传播的贡献》一文从佛典的书写载体切入，展现了一个复杂宏大的文明交流图景：佛典早期的书写载体是沉重的桦树皮，故其初传中原时仰赖口头传授的方式；而当中原纸张向西传入西域后，反过来促使佛典的传播；不仅如此，作者还将纸张的传播与我们此前熟悉的若干史实联系起来，如魏晋至唐初的求法活动，以及《华严》《般若》《涅槃》等规模庞大的佛典传入中原。在既有研究中，物质层面的纸张传播与文化层面的佛典传抄、译经求法等活动分属不同研究领域，前者为科技史研究者所关注，后者则是佛教史的领地。在中外关系史的一般叙述中，纸张传播或佛典传播也是分开讲述的两部分。然而，作者却在纸张传播史与佛教文化传播史之间构筑起一座桥梁，为我们呈现出具有历史纵深感的复杂交流过程。当量子力学研究在20世纪方兴未艾但引发物理学家更多的困惑时，爱因斯坦曾指出：“理论决定了我们能观察到什么。”作者对“纸”与“佛典”传播的研究亦是如此，它为文明交流研究提供了一个具有典范性和可操作性的框架性理论，指引研究者观察区域间或文明间交流时关注物质与文化两个交流层面间的联系与互动。

2005年荣新江在楼兰考察途中拍摄

第三把钥匙是作者发出中国声音、提升中国学术地位的事业及其背后的爱国主义精神。本书收录的《通颊考》等多篇论文和《敦煌学十八讲》《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等论著早已誉满国际，不必赘言。我在此想要申论的是《所谓“图木舒克语”文书中的“gyāźdi-”》和《据史德语考》两篇论文的意义，它们在作者迄今发表的数百篇论文中似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位于新疆西部的图木舒克遗址出土了婆罗米文、吐火罗文、汉文、回鹘文等多种文字写成的文书，其中一类由婆罗米文书写的某种伊朗语一度困扰了研究者。1950年，贝利（H. W. Bailey）用地名“图木舒克”称呼该语言。1971年，恩默瑞克（E. R. Emmerick）首次使用“图木舒克语（Tumshuqese）”称呼这种语言。然而，这种定名却存在严重问题。正如作者所指出的，这种语言属于印欧语系印度伊朗语族中的东伊朗语分支，但“图木舒克（Tumshuq）”却非伊朗语词，而是突厥语词，且直到11世纪后期才出现，比该语言的使用时间早了数个世纪，而且国际上命名古语言的通行做法是“名从主人”。所以用一个突厥化的地名命名一种更早的东伊朗语极不合适，说这种语言的人们也绝不可能认为自己所说的是“图木舒克语”。伊朗学家们之所以不假思索地采用这个成问题的称呼，甚至现在仍在使用，恐怕是因为他们不认为有必要考虑中国新疆某个区域的丰富历史，或是深究曾生活于此地的人们的所思所想。这些研究者对中国同行其实颇为友好。

1985年荣新江（中）前往剑桥拜访贝利（左）

在作者“满世界寻找敦煌”的旅程中，贝利、恩默瑞克都曾热情接待了作者，后者还是《据史德语考》另一作者段晴教授的导师。但正是他们这种未曾深思的定名更说明欧美学界自殖民时代以来的“东方学”思维，即远在中国新疆的研究对象是一种凝固的抽象存在。因此，他们才用一个后起的地名颇为随意地“覆盖”了之前据史德的历史。这些古语言的主人失落了自己的“名字”，他们所面对的境遇正如萨义德（E. W. Said）援引马克思的名言对“东方”所作的评论——“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达”。事实上，这种境遇也是二十世纪敦煌学和西域史地学术史的一个隐喻。近代以来，英、法、德、俄、日等各国探险队先后来到中国劫掠敦煌、吐鲁番、和田等地出土的大批文物。随后这些国家又以各自掠夺的文物为基础，积累起丰厚的学术成果。这种在资料和研究上的双重窘境正是中国学者曾经不得不面对的不利局面。20世纪初，罗振玉等学者研究的敦煌文书仰赖伯希和（P. Pelliot）携带的写卷；20世纪末，日本学者自矜“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陈寅恪一度哀叹：“吾国学者，其撰述得列于世界敦煌学著作之林者，仅三数人而已”。只有置于此学术语境，这两篇论文才能彰显其真正的意义。于1991年发表在日本《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的《所谓“图木舒克语”文书中的“gyāźdi-”》，详举语言学和历史学的证据，论证文书年代为唐朝据有塔里木盆地时期。通过梳理当地历史沿革，作者指出“图木舒克”就是唐代的据史德。最为重要的是，作者从这种语言写成的文书中检出“gyāźdi-”一词并将之可信地比定为“据史德”；并检出藏文文献《僧伽伐弹那授记》中的Gus-tig来自汉文“据史德”作为佐证。作者与段晴教授合撰的《据史德语考》进一步从语言学和历史学两方面反驳了此语言为疏勒语的观点。尽管已刊布的据史德语文书仅有十五件，但曾生活在唐代西域据史德的人们至此终于通过这些仅存的残片向后来者宣示，他们与什么图木舒克没有任何关系，他们来自据史德：

jezdam-purā-ā xšande gyāźdiyā ride wāsudewā xšimane xšane śazdā sālye ahverjane māste bistyo dreyyo

神之子、统治者、尉头/据史德王世天在位第六年、蛇年Ahverjana月二十三日。

所以，《所谓“图木舒克语”文书中的“gyāźdi-”》和《据史德语考》两篇论文的意义不仅是在国际上发出中国声音，也是为埋藏在黄沙之下的人们摆脱“东方学”阴影的遮蔽，发出自己的“声音”。我想，这两篇论文和本书所收其他论文，乃至“满世界寻找敦煌”与整理刊布出土文献的事业，实际都可以从这个意义加以理解，而它们背后的共同根基则是作者的拳拳爱国精神。

在追随荣老师学习的过程中，我有两件印象深刻的事或可帮助读者对此有更深的了解。第一件事是我引用内田吟风等日本学者译注的《骑马民族史：正史北狄传》时，把出版年份径抄作“昭和某年”而未换作公元纪年。老师对此批注道：“怎么能用战犯的年号！”此事虽已过去十年，但写下此事仍令我感到冷汗淋漓。第二件事是我在走上工作岗位后某次和老师闲聊时提起，我在备课时注意到他不用社会上，乃至学界最常见的“大英博物馆”和“大英图书馆”称呼“The British Museum”和“The British Library”，而是用直译的“英国博物馆”“英国图书馆”。对此，荣老师淡然地答道：“本来不就如此吗？”是啊，本来不就如此吗？但为何人们总像国外学者不假思索地使用“图木舒克语”一样不假思索地使用“大英”二字呢？

新近出版的《大漠丰碑：出土文献所见西域史地》收录了荣新江教授过去四十余年间的三十多篇论文，内容涵盖西域史地，敦煌吐鲁番学、边疆民族史等研究领域。一般而言，论文结集省却了读者查找搜罗之劳，比如著名的Variorum Collected Studies丛书便是基于此而诞生。不过，对于治学有整体规划与宏观考量的学者，如果我们孤立地阅读他的单篇论文，虽能学习具体的研究成果，却还不足以把握其整体内涵。在此意义上，论文集便具备了更深层的学术价值。法国“年鉴学派”草创者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的两卷本《历史文集》（Mélanges historiques）出版后，他对封建社会、社会学理论和历史比较方法等各方面的思考才有了系统化的呈现。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大漠丰碑》一书同样使我们对作者四十年来的学术工作与事业获得某些整体性的认识，即笔者眼中阅读《大漠丰碑》的三把“钥匙”。

荣新江著《大漠丰碑：出土文献所见西域史地》

第一把钥匙是“西域历史由诸民族共同创造”的学术思想，它是串联本书中研究西域史地和边疆民族的多篇论文的关键线索。这一学术思想最早公开成文的表达应是作者完稿于1985年7月30日的硕士学位论文《归义军及其与周边民族的关系》。当时年甫廿五的作者在文末结语处提出“河西和西域的历史是诸民族共同创造的”，进而指出“在失去唐朝或吐蕃王国所能做到的物资调配的情况下，用交换物品来补充自己并从中获利的中继贸易在各个地方政权间展开”和“当时文化水平发展较高的沙州、西州、于阗等地产生的佛教文献或艺术品，都是各民族文化交流的结晶”。本书所收诸文中最早完成的《小月氏考》《龙家考》《通颊考》《唐代河西地区铁勒部落的入居及其消亡》四篇都与作者的硕士论文密切相关，是故它们的酝酿、撰写、修订和刊出虽相距十余年时间，但合而观之，即能看出四篇论文统一且贯通的思想。比如作者研究小月氏时，一反蒲立本、榎一雄从民族迁徙的角度探讨小月氏的踪迹，而是从民族融合的角度考察小月氏的演变；追溯龙家、通颊和入居河西的铁勒，也是考察他们融于当地的历史过程。

荣新江硕士学位论文封面

沿着“西域历史共同创造说”继续阅读，我们便能前引后牵地勾连起本书中其他若干篇论文或词条。《所谓“吐火罗语”名称再议》解释了龟兹北庭间的“吐火罗”如何在高昌回鹘与当地说印欧语的胡人间的互动中“产生”；《唐贞观初年张弼出使西域与丝路交通》《大中十年唐朝遣使册立回鹘史事新证》钩沉了两名早已在历史中散佚的唐朝使者奉使西域的事迹；《从新出墓志看入唐西域人的活动——以哥逻禄炽俟家族为中心》考察了说突厥语的炽俟家族从西域至长安的移动和生活轨迹（有趣的是，一方墓志的志主炽俟弘福正是本书收录的《新出吐鲁番文书所见唐龙朔年间哥逻禄部落破散问题》一文中炽俟步失之孙）；《“西域”概念的变化与唐朝“边境”的西移》展现了唐朝对西域的成功经营，特别是安西四镇的开拓，使时人的“西域”观念悄然变化；利用出土文献和文物论述于阗与敦煌两座绿洲城市间文化交流的两篇论文及“裴矩”“王玄策”两个人物词条，实际都是对参与创造西域历史者的关注。还值得注意的是由“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四个词条改订合编而成的《西域绿洲王国简史》，这四个词条首列说不同语言的不同人群对该地的称呼，并注意综合利用汉文史料和于阗语《佛本生赞》、焉耆语《弥勒会见记》、出身疏勒的优素福·哈吉甫创作的《福乐智慧》等当地非汉文材料论述四地的历史文化。

第二把钥匙是打破文明交流研究中物质交流与文化交流间的壁垒，转而分析两种交流间互动过程的框架性理论。《纸对佛典在西域传播的贡献》一文从佛典的书写载体切入，展现了一个复杂宏大的文明交流图景：佛典早期的书写载体是沉重的桦树皮，故其初传中原时仰赖口头传授的方式；而当中原纸张向西传入西域后，反过来促使佛典的传播；不仅如此，作者还将纸张的传播与我们此前熟悉的若干史实联系起来，如魏晋至唐初的求法活动，以及《华严》《般若》《涅槃》等规模庞大的佛典传入中原。在既有研究中，物质层面的纸张传播与文化层面的佛典传抄、译经求法等活动分属不同研究领域，前者为科技史研究者所关注，后者则是佛教史的领地。在中外关系史的一般叙述中，纸张传播或佛典传播也是分开讲述的两部分。然而，作者却在纸张传播史与佛教文化传播史之间构筑起一座桥梁，为我们呈现出具有历史纵深感的复杂交流过程。当量子力学研究在20世纪方兴未艾但引发物理学家更多的困惑时，爱因斯坦曾指出：“理论决定了我们能观察到什么。”作者对“纸”与“佛典”传播的研究亦是如此，它为文明交流研究提供了一个具有典范性和可操作性的框架性理论，指引研究者观察区域间或文明间交流时关注物质与文化两个交流层面间的联系与互动。

2005年荣新江在楼兰考察途中拍摄

第三把钥匙是作者发出中国声音、提升中国学术地位的事业及其背后的爱国主义精神。本书收录的《通颊考》等多篇论文和《敦煌学十八讲》《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等论著早已誉满国际，不必赘言。我在此想要申论的是《所谓“图木舒克语”文书中的“gyāźdi-”》和《据史德语考》两篇论文的意义，它们在作者迄今发表的数百篇论文中似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位于新疆西部的图木舒克遗址出土了婆罗米文、吐火罗文、汉文、回鹘文等多种文字写成的文书，其中一类由婆罗米文书写的某种伊朗语一度困扰了研究者。1950年，贝利（H. W. Bailey）用地名“图木舒克”称呼该语言。1971年，恩默瑞克（E. R. Emmerick）首次使用“图木舒克语（Tumshuqese）”称呼这种语言。然而，这种定名却存在严重问题。正如作者所指出的，这种语言属于印欧语系印度伊朗语族中的东伊朗语分支，但“图木舒克（Tumshuq）”却非伊朗语词，而是突厥语词，且直到11世纪后期才出现，比该语言的使用时间早了数个世纪，而且国际上命名古语言的通行做法是“名从主人”。所以用一个突厥化的地名命名一种更早的东伊朗语极不合适，说这种语言的人们也绝不可能认为自己所说的是“图木舒克语”。伊朗学家们之所以不假思索地采用这个成问题的称呼，甚至现在仍在使用，恐怕是因为他们不认为有必要考虑中国新疆某个区域的丰富历史，或是深究曾生活于此地的人们的所思所想。这些研究者对中国同行其实颇为友好。

1985年荣新江（中）前往剑桥拜访贝利（左）

在作者“满世界寻找敦煌”的旅程中，贝利、恩默瑞克都曾热情接待了作者，后者还是《据史德语考》另一作者段晴教授的导师。但正是他们这种未曾深思的定名更说明欧美学界自殖民时代以来的“东方学”思维，即远在中国新疆的研究对象是一种凝固的抽象存在。因此，他们才用一个后起的地名颇为随意地“覆盖”了之前据史德的历史。这些古语言的主人失落了自己的“名字”，他们所面对的境遇正如萨义德（E. W. Said）援引马克思的名言对“东方”所作的评论——“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达”。事实上，这种境遇也是二十世纪敦煌学和西域史地学术史的一个隐喻。近代以来，英、法、德、俄、日等各国探险队先后来到中国劫掠敦煌、吐鲁番、和田等地出土的大批文物。随后这些国家又以各自掠夺的文物为基础，积累起丰厚的学术成果。这种在资料和研究上的双重窘境正是中国学者曾经不得不面对的不利局面。20世纪初，罗振玉等学者研究的敦煌文书仰赖伯希和（P. Pelliot）携带的写卷；20世纪末，日本学者自矜“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陈寅恪一度哀叹：“吾国学者，其撰述得列于世界敦煌学著作之林者，仅三数人而已”。只有置于此学术语境，这两篇论文才能彰显其真正的意义。于1991年发表在日本《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的《所谓“图木舒克语”文书中的“gyāźdi-”》，详举语言学和历史学的证据，论证文书年代为唐朝据有塔里木盆地时期。通过梳理当地历史沿革，作者指出“图木舒克”就是唐代的据史德。最为重要的是，作者从这种语言写成的文书中检出“gyāźdi-”一词并将之可信地比定为“据史德”；并检出藏文文献《僧伽伐弹那授记》中的Gus-tig来自汉文“据史德”作为佐证。作者与段晴教授合撰的《据史德语考》进一步从语言学和历史学两方面反驳了此语言为疏勒语的观点。尽管已刊布的据史德语文书仅有十五件，但曾生活在唐代西域据史德的人们至此终于通过这些仅存的残片向后来者宣示，他们与什么图木舒克没有任何关系，他们来自据史德：

jezdam-purā-ā xšande gyāźdiyā ride wāsudewā xšimane xšane śazdā sālye ahverjane māste bistyo dreyyo

神之子、统治者、尉头/据史德王世天在位第六年、蛇年Ahverjana月二十三日。

所以，《所谓“图木舒克语”文书中的“gyāźdi-”》和《据史德语考》两篇论文的意义不仅是在国际上发出中国声音，也是为埋藏在黄沙之下的人们摆脱“东方学”阴影的遮蔽，发出自己的“声音”。我想，这两篇论文和本书所收其他论文，乃至“满世界寻找敦煌”与整理刊布出土文献的事业，实际都可以从这个意义加以理解，而它们背后的共同根基则是作者的拳拳爱国精神。

在追随荣老师学习的过程中，我有两件印象深刻的事或可帮助读者对此有更深的了解。第一件事是我引用内田吟风等日本学者译注的《骑马民族史：正史北狄传》时，把出版年份径抄作“昭和某年”而未换作公元纪年。老师对此批注道：“怎么能用战犯的年号！”此事虽已过去十年，但写下此事仍令我感到冷汗淋漓。第二件事是我在走上工作岗位后某次和老师闲聊时提起，我在备课时注意到他不用社会上，乃至学界最常见的“大英博物馆”和“大英图书馆”称呼“The British Museum”和“The British Library”，而是用直译的“英国博物馆”“英国图书馆”。对此，荣老师淡然地答道：“本来不就如此吗？”是啊，本来不就如此吗？但为何人们总像国外学者不假思索地使用“图木舒克语”一样不假思索地使用“大英”二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