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沙河边的风还有些冷意。我站在老庆春门城墙博物馆下，凝望着那组大型春牛进城雕像，牛眼圆睁，蹄子踏在石板上，却永远定格在进城的那一刻。偶尔有一两个游人经过，匆匆拍了两张照，就匆匆离去。只有我，立在春寒料峭的春风里，想起元稹那句“鞭牛县门外，争土盖春蚕”，心里觉得，这泥牛身上，真的是驮着千年江南的春意呀。

（一）

庆春门是杭州的东城墙，南宋时叫东青门，因门外有菜市，又叫菜市门。元末重建后改称太平门，直到明朝才定名庆春。

据《武林旧事》记载，立春时节，临安府要造大小春牛数十头。大春牛送进宫去，小春牛装饰彩幡雪柳，分送给各殿阁权贵。立春前一日，知府率众到庆春门外先农坛，迎请传说中的勾芒神。那勾芒神像约二尺高，头梳双髻，手执牛鞭，活脱脱一副乡间牧童模样，可千万别轻看，他却是掌管草木生长的春神啊。神亭前有纸牛、活牛各一头“春牛”，纸牛色彩鲜艳，活牛披红挂彩。

迎神的队伍浩浩荡荡。前面是大班鼓吹，唢呐、锣鼓震天响；中间是台阁，孩童扮作神仙故事，站在高高的架子上；后面跟着地戏、秧歌队伍，边行边舞。沿街百姓早已挤得水泄不通，踮脚伸颈看迎春。队伍从庆春门进城，经东街、太平坊，最后到杭州府衙门前。这一路，春意就从城外漫进了城里。

清晨，知府便率僚属在府衙前行鞭春礼。彩杖是用五色丝缠成的，象征五谷。鞭打春牛三下，一鞭风调雨顺，二鞭五谷丰登，三鞭国泰民安。

鞭毕，差役将春牛打碎，围观的百姓一拥而上，争抢碎片。这破碎的场景初看令人心惊，耗费数十日精心制作的春牛，竟以如此暴烈的方式终结。但其中有深刻的寓意：“牛不打碎，春就不真。纸牛不破，真牛怎耕？”

破碎本身就是仪式的核心：打破冬日的裹挟，才能迎来春天的生长；破除形式的束缚，才能释放内里的生机。春牛腹中的谷物必须撒出，才能落入真实的土壤上；彩纸碎片必须飞散，才能褪去仪式感的色彩，回归农耕日常中。

明代刘侗在《帝京景物略》中记载北京城“打春”习俗：“至日，百官朝服，击彩杖，鞭土牛者三，撒以彩豆，消残疫也。”这里的“消残疫”又道出了另一层含义：打碎旧岁残余，祛除冬日积郁。

这让我联想到古希腊酒神崇拜中也有通过“撕裂”象征生命更新的仪式，东西方文明在仪式性迎新这一点上，竟有奇妙的共鸣：都需要通过某种“破碎”来完成过渡，都需要借助一定的毁灭来实现新生。

临安城的那头春牛，碎片被人捡回家：贴在粮仓上，祈求仓廪充实；贴在耕具上，祈求操作顺遂；贴在孩童衣襟上，祈求健康成长。纸牛以破碎完成了最完整的使命，从神圣的仪式符号，化入千家万户的日常期许。

城门内的街市也热闹。小贩叫卖着泥塑小春牛，大的如猫，牛背上列着百戏人物，插着春幡雪柳。富贵人家买去，或摆于案头，或赠予亲友，寓意春到福到。还有卖春饼、春卷的摊子，面皮擀得薄如纸，油锅里炸过后，金黄酥脆，吃一口就是“咬”住了春天。

南宋杭州的立春不仅是农事节气，更是一场全城参与的庆典。从皇宫府衙，到街市民宅，春意无处不在。

（二）

站在贴沙河边，我脑海里仿佛还回响着当年的鼓乐声、欢笑声、叫卖声。博物馆里有一幅迎春图的复制品，画上人马的喧腾，与河畔的宁静形成了反差。

有两个老人在河边晒太阳。我问其中一位：“您小时候见过鞭春牛吗？”他眯眼想了想：“早前好像还有，我父亲说他见过，后来就没了。家里春卷倒是年年吃！”

如今，鞭春牛习俗早已从全民庆典变成记忆碎片。但是迎春的欢乐没有消失，只是换了形式。

贴沙河岸的公园里，梅花正开得热闹。红梅像点点胭脂，白梅如片片初雪。几个穿汉服的年轻人正在拍写真，裙裾飘飘，与梅花相映。他们或许不知道鞭春牛的细节，但一张张赏梅美照，何尝不是对春天的致意？

古时候的春牛或许只是脱去了彩纸外衣，隐身为更现代的具象：它是超市里春季促销的标语，是股市中“春播行情”的期盼，是企业内“旺季开门红”的赛事，是每个人心中“春天行动”的热情。春鞭也不再是竹柄红绸，而是上学的铃声，是开工的号角，是春天的第一声惊雷。

尽管农耕文明已让位于信息时代，但我们依然需要“春牛”“春鞭”，一个象征，一种仪式，一次集体的时间确认。我们需要在某个特定时刻，共同相信：冬天已经过去，生长可以开始。

因为土地需要被唤醒，春天需要被催促，时间需要被标记。只要四季仍在轮回，庆春门前的鞭声便会以某种形式响起。

我想起古人立春簪花的习俗。如辛弃疾写“春已归来，看美人头上，袅袅春幡”。欧阳修“插花骑马”过洛阳，男子也簪花，这是宋时风俗。如今男子虽然不簪花了，但小姐姐们发间的花饰，公园里拍照的汉服少女，不也是现代的变奏？

春卷的摊子越来越多了，几乎每个菜市场、街巷上都有。我走到路边小店，买了一份。咬一口，脆皮在齿间碎裂，韭菜的鲜、豆芽的脆、肉丝的香，混成温热的春意，顺着喉咙直抵肠胃，那是刻在杭城人骨子里的春日滋味。

鞭春牛的锣鼓停了，但春还在梅花枝头，在春卷馅里，在孩童追逐风筝的笑声中。

（三）

沿着贴沙河，我走了许久，耸立的城楼依然在我的视线中。我心头生出些许感慨：今人与南宋临安的古人，仰望的从来是同一片天空，迎接的是同一个春天，只是迎接的方式，与赋予春天的内涵，悄然换了模样。

古人用鞭牛、抢土、簪花、咬春，来迎接，因为春对他们意味着生存，春耕不误，秋收才有望。春是生计，是实实在在的泥土、种子、桑叶。

今人用赏花、踏青、拍照、吃时令菜来迎接，春对我们更多是生活的日常，是周末春游的理由，是朋友圈的九宫格，是舌尖上的季节感知，是忙碌生活里偷得的闲适与温柔。

没有高下之分，只有时代之别。形式不同，内核却是一样的：对生命循环的感知，对自然节律的敬畏。

贴沙河水静静地流淌。这条杭城东的护城河，见证过真正的春牛进城，也见证着此刻的我在雕像前发呆。河水汩汩，往钱塘江去，千年不变。变的是河岸两岸，昔日连片的菜地，化作如今鳞次栉比的高楼；变的是农耕岁月的生活方式，换成了科技赋能的现代时光。

春意在时光里流转，城市在岁月中变迁，新的春日胜景不断铺展，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仪式感从未消散，每至立春，我们总要做些什么，与旧岁告别，与新春相拥。

近千年之前的海南，被贬谪的东坡写下了一首“减字木兰花·立春”的词：

“春牛春杖，无限春风来海上。便丐春工，染得桃红似肉红。

春幡春胜，一阵春风吹酒醒。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

半生颠沛的老人，没有沉溺于失意与愁苦，反而以明快笔触，绘出满目的明媚春光，他以春为慰，以春为勇，在天涯海角的逆境里，守着一份超越世俗的豁达，和不向命运低头的坚韧。

立春时节，我们既能看见融融的春光旖旎而来，也会遇上时不时会出现的“倒春寒”，不管每个人的境遇如何，始终要相信的是万物总会生长的赤诚。

河水长流，春意涌动，春天不在远方，就在脚下，就在心间，就在每一次辞旧迎新的奔赴里。

贴沙河边的风还有些冷意。我站在老庆春门城墙博物馆下，凝望着那组大型春牛进城雕像，牛眼圆睁，蹄子踏在石板上，却永远定格在进城的那一刻。偶尔有一两个游人经过，匆匆拍了两张照，就匆匆离去。只有我，立在春寒料峭的春风里，想起元稹那句“鞭牛县门外，争土盖春蚕”，心里觉得，这泥牛身上，真的是驮着千年江南的春意呀。

（一）

庆春门是杭州的东城墙，南宋时叫东青门，因门外有菜市，又叫菜市门。元末重建后改称太平门，直到明朝才定名庆春。

据《武林旧事》记载，立春时节，临安府要造大小春牛数十头。大春牛送进宫去，小春牛装饰彩幡雪柳，分送给各殿阁权贵。立春前一日，知府率众到庆春门外先农坛，迎请传说中的勾芒神。那勾芒神像约二尺高，头梳双髻，手执牛鞭，活脱脱一副乡间牧童模样，可千万别轻看，他却是掌管草木生长的春神啊。神亭前有纸牛、活牛各一头“春牛”，纸牛色彩鲜艳，活牛披红挂彩。

迎神的队伍浩浩荡荡。前面是大班鼓吹，唢呐、锣鼓震天响；中间是台阁，孩童扮作神仙故事，站在高高的架子上；后面跟着地戏、秧歌队伍，边行边舞。沿街百姓早已挤得水泄不通，踮脚伸颈看迎春。队伍从庆春门进城，经东街、太平坊，最后到杭州府衙门前。这一路，春意就从城外漫进了城里。

清晨，知府便率僚属在府衙前行鞭春礼。彩杖是用五色丝缠成的，象征五谷。鞭打春牛三下，一鞭风调雨顺，二鞭五谷丰登，三鞭国泰民安。

鞭毕，差役将春牛打碎，围观的百姓一拥而上，争抢碎片。这破碎的场景初看令人心惊，耗费数十日精心制作的春牛，竟以如此暴烈的方式终结。但其中有深刻的寓意：“牛不打碎，春就不真。纸牛不破，真牛怎耕？”

破碎本身就是仪式的核心：打破冬日的裹挟，才能迎来春天的生长；破除形式的束缚，才能释放内里的生机。春牛腹中的谷物必须撒出，才能落入真实的土壤上；彩纸碎片必须飞散，才能褪去仪式感的色彩，回归农耕日常中。

明代刘侗在《帝京景物略》中记载北京城“打春”习俗：“至日，百官朝服，击彩杖，鞭土牛者三，撒以彩豆，消残疫也。”这里的“消残疫”又道出了另一层含义：打碎旧岁残余，祛除冬日积郁。

这让我联想到古希腊酒神崇拜中也有通过“撕裂”象征生命更新的仪式，东西方文明在仪式性迎新这一点上，竟有奇妙的共鸣：都需要通过某种“破碎”来完成过渡，都需要借助一定的毁灭来实现新生。

临安城的那头春牛，碎片被人捡回家：贴在粮仓上，祈求仓廪充实；贴在耕具上，祈求操作顺遂；贴在孩童衣襟上，祈求健康成长。纸牛以破碎完成了最完整的使命，从神圣的仪式符号，化入千家万户的日常期许。

城门内的街市也热闹。小贩叫卖着泥塑小春牛，大的如猫，牛背上列着百戏人物，插着春幡雪柳。富贵人家买去，或摆于案头，或赠予亲友，寓意春到福到。还有卖春饼、春卷的摊子，面皮擀得薄如纸，油锅里炸过后，金黄酥脆，吃一口就是“咬”住了春天。

南宋杭州的立春不仅是农事节气，更是一场全城参与的庆典。从皇宫府衙，到街市民宅，春意无处不在。

（二）

站在贴沙河边，我脑海里仿佛还回响着当年的鼓乐声、欢笑声、叫卖声。博物馆里有一幅迎春图的复制品，画上人马的喧腾，与河畔的宁静形成了反差。

有两个老人在河边晒太阳。我问其中一位：“您小时候见过鞭春牛吗？”他眯眼想了想：“早前好像还有，我父亲说他见过，后来就没了。家里春卷倒是年年吃！”

如今，鞭春牛习俗早已从全民庆典变成记忆碎片。但是迎春的欢乐没有消失，只是换了形式。

贴沙河岸的公园里，梅花正开得热闹。红梅像点点胭脂，白梅如片片初雪。几个穿汉服的年轻人正在拍写真，裙裾飘飘，与梅花相映。他们或许不知道鞭春牛的细节，但一张张赏梅美照，何尝不是对春天的致意？

古时候的春牛或许只是脱去了彩纸外衣，隐身为更现代的具象：它是超市里春季促销的标语，是股市中“春播行情”的期盼，是企业内“旺季开门红”的赛事，是每个人心中“春天行动”的热情。春鞭也不再是竹柄红绸，而是上学的铃声，是开工的号角，是春天的第一声惊雷。

尽管农耕文明已让位于信息时代，但我们依然需要“春牛”“春鞭”，一个象征，一种仪式，一次集体的时间确认。我们需要在某个特定时刻，共同相信：冬天已经过去，生长可以开始。

因为土地需要被唤醒，春天需要被催促，时间需要被标记。只要四季仍在轮回，庆春门前的鞭声便会以某种形式响起。

我想起古人立春簪花的习俗。如辛弃疾写“春已归来，看美人头上，袅袅春幡”。欧阳修“插花骑马”过洛阳，男子也簪花，这是宋时风俗。如今男子虽然不簪花了，但小姐姐们发间的花饰，公园里拍照的汉服少女，不也是现代的变奏？

春卷的摊子越来越多了，几乎每个菜市场、街巷上都有。我走到路边小店，买了一份。咬一口，脆皮在齿间碎裂，韭菜的鲜、豆芽的脆、肉丝的香，混成温热的春意，顺着喉咙直抵肠胃，那是刻在杭城人骨子里的春日滋味。

鞭春牛的锣鼓停了，但春还在梅花枝头，在春卷馅里，在孩童追逐风筝的笑声中。

（三）

沿着贴沙河，我走了许久，耸立的城楼依然在我的视线中。我心头生出些许感慨：今人与南宋临安的古人，仰望的从来是同一片天空，迎接的是同一个春天，只是迎接的方式，与赋予春天的内涵，悄然换了模样。

古人用鞭牛、抢土、簪花、咬春，来迎接，因为春对他们意味着生存，春耕不误，秋收才有望。春是生计，是实实在在的泥土、种子、桑叶。

今人用赏花、踏青、拍照、吃时令菜来迎接，春对我们更多是生活的日常，是周末春游的理由，是朋友圈的九宫格，是舌尖上的季节感知，是忙碌生活里偷得的闲适与温柔。

没有高下之分，只有时代之别。形式不同，内核却是一样的：对生命循环的感知，对自然节律的敬畏。

贴沙河水静静地流淌。这条杭城东的护城河，见证过真正的春牛进城，也见证着此刻的我在雕像前发呆。河水汩汩，往钱塘江去，千年不变。变的是河岸两岸，昔日连片的菜地，化作如今鳞次栉比的高楼；变的是农耕岁月的生活方式，换成了科技赋能的现代时光。

春意在时光里流转，城市在岁月中变迁，新的春日胜景不断铺展，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仪式感从未消散，每至立春，我们总要做些什么，与旧岁告别，与新春相拥。

近千年之前的海南，被贬谪的东坡写下了一首“减字木兰花·立春”的词：

“春牛春杖，无限春风来海上。便丐春工，染得桃红似肉红。

春幡春胜，一阵春风吹酒醒。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

半生颠沛的老人，没有沉溺于失意与愁苦，反而以明快笔触，绘出满目的明媚春光，他以春为慰，以春为勇，在天涯海角的逆境里，守着一份超越世俗的豁达，和不向命运低头的坚韧。

立春时节，我们既能看见融融的春光旖旎而来，也会遇上时不时会出现的“倒春寒”，不管每个人的境遇如何，始终要相信的是万物总会生长的赤诚。

河水长流，春意涌动，春天不在远方，就在脚下，就在心间，就在每一次辞旧迎新的奔赴里。

贴沙河边的风还有些冷意。我站在老庆春门城墙博物馆下，凝望着那组大型春牛进城雕像，牛眼圆睁，蹄子踏在石板上，却永远定格在进城的那一刻。偶尔有一两个游人经过，匆匆拍了两张照，就匆匆离去。只有我，立在春寒料峭的春风里，想起元稹那句“鞭牛县门外，争土盖春蚕”，心里觉得，这泥牛身上，真的是驮着千年江南的春意呀。

（一）

庆春门是杭州的东城墙，南宋时叫东青门，因门外有菜市，又叫菜市门。元末重建后改称太平门，直到明朝才定名庆春。

据《武林旧事》记载，立春时节，临安府要造大小春牛数十头。大春牛送进宫去，小春牛装饰彩幡雪柳，分送给各殿阁权贵。立春前一日，知府率众到庆春门外先农坛，迎请传说中的勾芒神。那勾芒神像约二尺高，头梳双髻，手执牛鞭，活脱脱一副乡间牧童模样，可千万别轻看，他却是掌管草木生长的春神啊。神亭前有纸牛、活牛各一头“春牛”，纸牛色彩鲜艳，活牛披红挂彩。

迎神的队伍浩浩荡荡。前面是大班鼓吹，唢呐、锣鼓震天响；中间是台阁，孩童扮作神仙故事，站在高高的架子上；后面跟着地戏、秧歌队伍，边行边舞。沿街百姓早已挤得水泄不通，踮脚伸颈看迎春。队伍从庆春门进城，经东街、太平坊，最后到杭州府衙门前。这一路，春意就从城外漫进了城里。

清晨，知府便率僚属在府衙前行鞭春礼。彩杖是用五色丝缠成的，象征五谷。鞭打春牛三下，一鞭风调雨顺，二鞭五谷丰登，三鞭国泰民安。

鞭毕，差役将春牛打碎，围观的百姓一拥而上，争抢碎片。这破碎的场景初看令人心惊，耗费数十日精心制作的春牛，竟以如此暴烈的方式终结。但其中有深刻的寓意：“牛不打碎，春就不真。纸牛不破，真牛怎耕？”

破碎本身就是仪式的核心：打破冬日的裹挟，才能迎来春天的生长；破除形式的束缚，才能释放内里的生机。春牛腹中的谷物必须撒出，才能落入真实的土壤上；彩纸碎片必须飞散，才能褪去仪式感的色彩，回归农耕日常中。

明代刘侗在《帝京景物略》中记载北京城“打春”习俗：“至日，百官朝服，击彩杖，鞭土牛者三，撒以彩豆，消残疫也。”这里的“消残疫”又道出了另一层含义：打碎旧岁残余，祛除冬日积郁。

这让我联想到古希腊酒神崇拜中也有通过“撕裂”象征生命更新的仪式，东西方文明在仪式性迎新这一点上，竟有奇妙的共鸣：都需要通过某种“破碎”来完成过渡，都需要借助一定的毁灭来实现新生。

临安城的那头春牛，碎片被人捡回家：贴在粮仓上，祈求仓廪充实；贴在耕具上，祈求操作顺遂；贴在孩童衣襟上，祈求健康成长。纸牛以破碎完成了最完整的使命，从神圣的仪式符号，化入千家万户的日常期许。

城门内的街市也热闹。小贩叫卖着泥塑小春牛，大的如猫，牛背上列着百戏人物，插着春幡雪柳。富贵人家买去，或摆于案头，或赠予亲友，寓意春到福到。还有卖春饼、春卷的摊子，面皮擀得薄如纸，油锅里炸过后，金黄酥脆，吃一口就是“咬”住了春天。

南宋杭州的立春不仅是农事节气，更是一场全城参与的庆典。从皇宫府衙，到街市民宅，春意无处不在。

（二）

站在贴沙河边，我脑海里仿佛还回响着当年的鼓乐声、欢笑声、叫卖声。博物馆里有一幅迎春图的复制品，画上人马的喧腾，与河畔的宁静形成了反差。

有两个老人在河边晒太阳。我问其中一位：“您小时候见过鞭春牛吗？”他眯眼想了想：“早前好像还有，我父亲说他见过，后来就没了。家里春卷倒是年年吃！”

如今，鞭春牛习俗早已从全民庆典变成记忆碎片。但是迎春的欢乐没有消失，只是换了形式。

贴沙河岸的公园里，梅花正开得热闹。红梅像点点胭脂，白梅如片片初雪。几个穿汉服的年轻人正在拍写真，裙裾飘飘，与梅花相映。他们或许不知道鞭春牛的细节，但一张张赏梅美照，何尝不是对春天的致意？

古时候的春牛或许只是脱去了彩纸外衣，隐身为更现代的具象：它是超市里春季促销的标语，是股市中“春播行情”的期盼，是企业内“旺季开门红”的赛事，是每个人心中“春天行动”的热情。春鞭也不再是竹柄红绸，而是上学的铃声，是开工的号角，是春天的第一声惊雷。

尽管农耕文明已让位于信息时代，但我们依然需要“春牛”“春鞭”，一个象征，一种仪式，一次集体的时间确认。我们需要在某个特定时刻，共同相信：冬天已经过去，生长可以开始。

因为土地需要被唤醒，春天需要被催促，时间需要被标记。只要四季仍在轮回，庆春门前的鞭声便会以某种形式响起。

我想起古人立春簪花的习俗。如辛弃疾写“春已归来，看美人头上，袅袅春幡”。欧阳修“插花骑马”过洛阳，男子也簪花，这是宋时风俗。如今男子虽然不簪花了，但小姐姐们发间的花饰，公园里拍照的汉服少女，不也是现代的变奏？

春卷的摊子越来越多了，几乎每个菜市场、街巷上都有。我走到路边小店，买了一份。咬一口，脆皮在齿间碎裂，韭菜的鲜、豆芽的脆、肉丝的香，混成温热的春意，顺着喉咙直抵肠胃，那是刻在杭城人骨子里的春日滋味。

鞭春牛的锣鼓停了，但春还在梅花枝头，在春卷馅里，在孩童追逐风筝的笑声中。

（三）

沿着贴沙河，我走了许久，耸立的城楼依然在我的视线中。我心头生出些许感慨：今人与南宋临安的古人，仰望的从来是同一片天空，迎接的是同一个春天，只是迎接的方式，与赋予春天的内涵，悄然换了模样。

古人用鞭牛、抢土、簪花、咬春，来迎接，因为春对他们意味着生存，春耕不误，秋收才有望。春是生计，是实实在在的泥土、种子、桑叶。

今人用赏花、踏青、拍照、吃时令菜来迎接，春对我们更多是生活的日常，是周末春游的理由，是朋友圈的九宫格，是舌尖上的季节感知，是忙碌生活里偷得的闲适与温柔。

没有高下之分，只有时代之别。形式不同，内核却是一样的：对生命循环的感知，对自然节律的敬畏。

贴沙河水静静地流淌。这条杭城东的护城河，见证过真正的春牛进城，也见证着此刻的我在雕像前发呆。河水汩汩，往钱塘江去，千年不变。变的是河岸两岸，昔日连片的菜地，化作如今鳞次栉比的高楼；变的是农耕岁月的生活方式，换成了科技赋能的现代时光。

春意在时光里流转，城市在岁月中变迁，新的春日胜景不断铺展，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仪式感从未消散，每至立春，我们总要做些什么，与旧岁告别，与新春相拥。

近千年之前的海南，被贬谪的东坡写下了一首“减字木兰花·立春”的词：

“春牛春杖，无限春风来海上。便丐春工，染得桃红似肉红。

春幡春胜，一阵春风吹酒醒。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

半生颠沛的老人，没有沉溺于失意与愁苦，反而以明快笔触，绘出满目的明媚春光，他以春为慰，以春为勇，在天涯海角的逆境里，守着一份超越世俗的豁达，和不向命运低头的坚韧。

立春时节，我们既能看见融融的春光旖旎而来，也会遇上时不时会出现的“倒春寒”，不管每个人的境遇如何，始终要相信的是万物总会生长的赤诚。

河水长流，春意涌动，春天不在远方，就在脚下，就在心间，就在每一次辞旧迎新的奔赴里。

贴沙河边的风还有些冷意。我站在老庆春门城墙博物馆下，凝望着那组大型春牛进城雕像，牛眼圆睁，蹄子踏在石板上，却永远定格在进城的那一刻。偶尔有一两个游人经过，匆匆拍了两张照，就匆匆离去。只有我，立在春寒料峭的春风里，想起元稹那句“鞭牛县门外，争土盖春蚕”，心里觉得，这泥牛身上，真的是驮着千年江南的春意呀。

（一）

庆春门是杭州的东城墙，南宋时叫东青门，因门外有菜市，又叫菜市门。元末重建后改称太平门，直到明朝才定名庆春。

据《武林旧事》记载，立春时节，临安府要造大小春牛数十头。大春牛送进宫去，小春牛装饰彩幡雪柳，分送给各殿阁权贵。立春前一日，知府率众到庆春门外先农坛，迎请传说中的勾芒神。那勾芒神像约二尺高，头梳双髻，手执牛鞭，活脱脱一副乡间牧童模样，可千万别轻看，他却是掌管草木生长的春神啊。神亭前有纸牛、活牛各一头“春牛”，纸牛色彩鲜艳，活牛披红挂彩。

迎神的队伍浩浩荡荡。前面是大班鼓吹，唢呐、锣鼓震天响；中间是台阁，孩童扮作神仙故事，站在高高的架子上；后面跟着地戏、秧歌队伍，边行边舞。沿街百姓早已挤得水泄不通，踮脚伸颈看迎春。队伍从庆春门进城，经东街、太平坊，最后到杭州府衙门前。这一路，春意就从城外漫进了城里。

清晨，知府便率僚属在府衙前行鞭春礼。彩杖是用五色丝缠成的，象征五谷。鞭打春牛三下，一鞭风调雨顺，二鞭五谷丰登，三鞭国泰民安。

鞭毕，差役将春牛打碎，围观的百姓一拥而上，争抢碎片。这破碎的场景初看令人心惊，耗费数十日精心制作的春牛，竟以如此暴烈的方式终结。但其中有深刻的寓意：“牛不打碎，春就不真。纸牛不破，真牛怎耕？”

破碎本身就是仪式的核心：打破冬日的裹挟，才能迎来春天的生长；破除形式的束缚，才能释放内里的生机。春牛腹中的谷物必须撒出，才能落入真实的土壤上；彩纸碎片必须飞散，才能褪去仪式感的色彩，回归农耕日常中。

明代刘侗在《帝京景物略》中记载北京城“打春”习俗：“至日，百官朝服，击彩杖，鞭土牛者三，撒以彩豆，消残疫也。”这里的“消残疫”又道出了另一层含义：打碎旧岁残余，祛除冬日积郁。

这让我联想到古希腊酒神崇拜中也有通过“撕裂”象征生命更新的仪式，东西方文明在仪式性迎新这一点上，竟有奇妙的共鸣：都需要通过某种“破碎”来完成过渡，都需要借助一定的毁灭来实现新生。

临安城的那头春牛，碎片被人捡回家：贴在粮仓上，祈求仓廪充实；贴在耕具上，祈求操作顺遂；贴在孩童衣襟上，祈求健康成长。纸牛以破碎完成了最完整的使命，从神圣的仪式符号，化入千家万户的日常期许。

城门内的街市也热闹。小贩叫卖着泥塑小春牛，大的如猫，牛背上列着百戏人物，插着春幡雪柳。富贵人家买去，或摆于案头，或赠予亲友，寓意春到福到。还有卖春饼、春卷的摊子，面皮擀得薄如纸，油锅里炸过后，金黄酥脆，吃一口就是“咬”住了春天。

南宋杭州的立春不仅是农事节气，更是一场全城参与的庆典。从皇宫府衙，到街市民宅，春意无处不在。

（二）

站在贴沙河边，我脑海里仿佛还回响着当年的鼓乐声、欢笑声、叫卖声。博物馆里有一幅迎春图的复制品，画上人马的喧腾，与河畔的宁静形成了反差。

有两个老人在河边晒太阳。我问其中一位：“您小时候见过鞭春牛吗？”他眯眼想了想：“早前好像还有，我父亲说他见过，后来就没了。家里春卷倒是年年吃！”

如今，鞭春牛习俗早已从全民庆典变成记忆碎片。但是迎春的欢乐没有消失，只是换了形式。

贴沙河岸的公园里，梅花正开得热闹。红梅像点点胭脂，白梅如片片初雪。几个穿汉服的年轻人正在拍写真，裙裾飘飘，与梅花相映。他们或许不知道鞭春牛的细节，但一张张赏梅美照，何尝不是对春天的致意？

古时候的春牛或许只是脱去了彩纸外衣，隐身为更现代的具象：它是超市里春季促销的标语，是股市中“春播行情”的期盼，是企业内“旺季开门红”的赛事，是每个人心中“春天行动”的热情。春鞭也不再是竹柄红绸，而是上学的铃声，是开工的号角，是春天的第一声惊雷。

尽管农耕文明已让位于信息时代，但我们依然需要“春牛”“春鞭”，一个象征，一种仪式，一次集体的时间确认。我们需要在某个特定时刻，共同相信：冬天已经过去，生长可以开始。

因为土地需要被唤醒，春天需要被催促，时间需要被标记。只要四季仍在轮回，庆春门前的鞭声便会以某种形式响起。

我想起古人立春簪花的习俗。如辛弃疾写“春已归来，看美人头上，袅袅春幡”。欧阳修“插花骑马”过洛阳，男子也簪花，这是宋时风俗。如今男子虽然不簪花了，但小姐姐们发间的花饰，公园里拍照的汉服少女，不也是现代的变奏？

春卷的摊子越来越多了，几乎每个菜市场、街巷上都有。我走到路边小店，买了一份。咬一口，脆皮在齿间碎裂，韭菜的鲜、豆芽的脆、肉丝的香，混成温热的春意，顺着喉咙直抵肠胃，那是刻在杭城人骨子里的春日滋味。

鞭春牛的锣鼓停了，但春还在梅花枝头，在春卷馅里，在孩童追逐风筝的笑声中。

（三）

沿着贴沙河，我走了许久，耸立的城楼依然在我的视线中。我心头生出些许感慨：今人与南宋临安的古人，仰望的从来是同一片天空，迎接的是同一个春天，只是迎接的方式，与赋予春天的内涵，悄然换了模样。

古人用鞭牛、抢土、簪花、咬春，来迎接，因为春对他们意味着生存，春耕不误，秋收才有望。春是生计，是实实在在的泥土、种子、桑叶。

今人用赏花、踏青、拍照、吃时令菜来迎接，春对我们更多是生活的日常，是周末春游的理由，是朋友圈的九宫格，是舌尖上的季节感知，是忙碌生活里偷得的闲适与温柔。

没有高下之分，只有时代之别。形式不同，内核却是一样的：对生命循环的感知，对自然节律的敬畏。

贴沙河水静静地流淌。这条杭城东的护城河，见证过真正的春牛进城，也见证着此刻的我在雕像前发呆。河水汩汩，往钱塘江去，千年不变。变的是河岸两岸，昔日连片的菜地，化作如今鳞次栉比的高楼；变的是农耕岁月的生活方式，换成了科技赋能的现代时光。

春意在时光里流转，城市在岁月中变迁，新的春日胜景不断铺展，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仪式感从未消散，每至立春，我们总要做些什么，与旧岁告别，与新春相拥。

近千年之前的海南，被贬谪的东坡写下了一首“减字木兰花·立春”的词：

“春牛春杖，无限春风来海上。便丐春工，染得桃红似肉红。

春幡春胜，一阵春风吹酒醒。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

半生颠沛的老人，没有沉溺于失意与愁苦，反而以明快笔触，绘出满目的明媚春光，他以春为慰，以春为勇，在天涯海角的逆境里，守着一份超越世俗的豁达，和不向命运低头的坚韧。

立春时节，我们既能看见融融的春光旖旎而来，也会遇上时不时会出现的“倒春寒”，不管每个人的境遇如何，始终要相信的是万物总会生长的赤诚。

河水长流，春意涌动，春天不在远方，就在脚下，就在心间，就在每一次辞旧迎新的奔赴里。

贴沙河边的风还有些冷意。我站在老庆春门城墙博物馆下，凝望着那组大型春牛进城雕像，牛眼圆睁，蹄子踏在石板上，却永远定格在进城的那一刻。偶尔有一两个游人经过，匆匆拍了两张照，就匆匆离去。只有我，立在春寒料峭的春风里，想起元稹那句“鞭牛县门外，争土盖春蚕”，心里觉得，这泥牛身上，真的是驮着千年江南的春意呀。

（一）

庆春门是杭州的东城墙，南宋时叫东青门，因门外有菜市，又叫菜市门。元末重建后改称太平门，直到明朝才定名庆春。

据《武林旧事》记载，立春时节，临安府要造大小春牛数十头。大春牛送进宫去，小春牛装饰彩幡雪柳，分送给各殿阁权贵。立春前一日，知府率众到庆春门外先农坛，迎请传说中的勾芒神。那勾芒神像约二尺高，头梳双髻，手执牛鞭，活脱脱一副乡间牧童模样，可千万别轻看，他却是掌管草木生长的春神啊。神亭前有纸牛、活牛各一头“春牛”，纸牛色彩鲜艳，活牛披红挂彩。

迎神的队伍浩浩荡荡。前面是大班鼓吹，唢呐、锣鼓震天响；中间是台阁，孩童扮作神仙故事，站在高高的架子上；后面跟着地戏、秧歌队伍，边行边舞。沿街百姓早已挤得水泄不通，踮脚伸颈看迎春。队伍从庆春门进城，经东街、太平坊，最后到杭州府衙门前。这一路，春意就从城外漫进了城里。

清晨，知府便率僚属在府衙前行鞭春礼。彩杖是用五色丝缠成的，象征五谷。鞭打春牛三下，一鞭风调雨顺，二鞭五谷丰登，三鞭国泰民安。

鞭毕，差役将春牛打碎，围观的百姓一拥而上，争抢碎片。这破碎的场景初看令人心惊，耗费数十日精心制作的春牛，竟以如此暴烈的方式终结。但其中有深刻的寓意：“牛不打碎，春就不真。纸牛不破，真牛怎耕？”

破碎本身就是仪式的核心：打破冬日的裹挟，才能迎来春天的生长；破除形式的束缚，才能释放内里的生机。春牛腹中的谷物必须撒出，才能落入真实的土壤上；彩纸碎片必须飞散，才能褪去仪式感的色彩，回归农耕日常中。

明代刘侗在《帝京景物略》中记载北京城“打春”习俗：“至日，百官朝服，击彩杖，鞭土牛者三，撒以彩豆，消残疫也。”这里的“消残疫”又道出了另一层含义：打碎旧岁残余，祛除冬日积郁。

这让我联想到古希腊酒神崇拜中也有通过“撕裂”象征生命更新的仪式，东西方文明在仪式性迎新这一点上，竟有奇妙的共鸣：都需要通过某种“破碎”来完成过渡，都需要借助一定的毁灭来实现新生。

临安城的那头春牛，碎片被人捡回家：贴在粮仓上，祈求仓廪充实；贴在耕具上，祈求操作顺遂；贴在孩童衣襟上，祈求健康成长。纸牛以破碎完成了最完整的使命，从神圣的仪式符号，化入千家万户的日常期许。

城门内的街市也热闹。小贩叫卖着泥塑小春牛，大的如猫，牛背上列着百戏人物，插着春幡雪柳。富贵人家买去，或摆于案头，或赠予亲友，寓意春到福到。还有卖春饼、春卷的摊子，面皮擀得薄如纸，油锅里炸过后，金黄酥脆，吃一口就是“咬”住了春天。

南宋杭州的立春不仅是农事节气，更是一场全城参与的庆典。从皇宫府衙，到街市民宅，春意无处不在。

（二）

站在贴沙河边，我脑海里仿佛还回响着当年的鼓乐声、欢笑声、叫卖声。博物馆里有一幅迎春图的复制品，画上人马的喧腾，与河畔的宁静形成了反差。

有两个老人在河边晒太阳。我问其中一位：“您小时候见过鞭春牛吗？”他眯眼想了想：“早前好像还有，我父亲说他见过，后来就没了。家里春卷倒是年年吃！”

如今，鞭春牛习俗早已从全民庆典变成记忆碎片。但是迎春的欢乐没有消失，只是换了形式。

贴沙河岸的公园里，梅花正开得热闹。红梅像点点胭脂，白梅如片片初雪。几个穿汉服的年轻人正在拍写真，裙裾飘飘，与梅花相映。他们或许不知道鞭春牛的细节，但一张张赏梅美照，何尝不是对春天的致意？

古时候的春牛或许只是脱去了彩纸外衣，隐身为更现代的具象：它是超市里春季促销的标语，是股市中“春播行情”的期盼，是企业内“旺季开门红”的赛事，是每个人心中“春天行动”的热情。春鞭也不再是竹柄红绸，而是上学的铃声，是开工的号角，是春天的第一声惊雷。

尽管农耕文明已让位于信息时代，但我们依然需要“春牛”“春鞭”，一个象征，一种仪式，一次集体的时间确认。我们需要在某个特定时刻，共同相信：冬天已经过去，生长可以开始。

因为土地需要被唤醒，春天需要被催促，时间需要被标记。只要四季仍在轮回，庆春门前的鞭声便会以某种形式响起。

我想起古人立春簪花的习俗。如辛弃疾写“春已归来，看美人头上，袅袅春幡”。欧阳修“插花骑马”过洛阳，男子也簪花，这是宋时风俗。如今男子虽然不簪花了，但小姐姐们发间的花饰，公园里拍照的汉服少女，不也是现代的变奏？

春卷的摊子越来越多了，几乎每个菜市场、街巷上都有。我走到路边小店，买了一份。咬一口，脆皮在齿间碎裂，韭菜的鲜、豆芽的脆、肉丝的香，混成温热的春意，顺着喉咙直抵肠胃，那是刻在杭城人骨子里的春日滋味。

鞭春牛的锣鼓停了，但春还在梅花枝头，在春卷馅里，在孩童追逐风筝的笑声中。

（三）

沿着贴沙河，我走了许久，耸立的城楼依然在我的视线中。我心头生出些许感慨：今人与南宋临安的古人，仰望的从来是同一片天空，迎接的是同一个春天，只是迎接的方式，与赋予春天的内涵，悄然换了模样。

古人用鞭牛、抢土、簪花、咬春，来迎接，因为春对他们意味着生存，春耕不误，秋收才有望。春是生计，是实实在在的泥土、种子、桑叶。

今人用赏花、踏青、拍照、吃时令菜来迎接，春对我们更多是生活的日常，是周末春游的理由，是朋友圈的九宫格，是舌尖上的季节感知，是忙碌生活里偷得的闲适与温柔。

没有高下之分，只有时代之别。形式不同，内核却是一样的：对生命循环的感知，对自然节律的敬畏。

贴沙河水静静地流淌。这条杭城东的护城河，见证过真正的春牛进城，也见证着此刻的我在雕像前发呆。河水汩汩，往钱塘江去，千年不变。变的是河岸两岸，昔日连片的菜地，化作如今鳞次栉比的高楼；变的是农耕岁月的生活方式，换成了科技赋能的现代时光。

春意在时光里流转，城市在岁月中变迁，新的春日胜景不断铺展，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仪式感从未消散，每至立春，我们总要做些什么，与旧岁告别，与新春相拥。

近千年之前的海南，被贬谪的东坡写下了一首“减字木兰花·立春”的词：

“春牛春杖，无限春风来海上。便丐春工，染得桃红似肉红。

春幡春胜，一阵春风吹酒醒。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

半生颠沛的老人，没有沉溺于失意与愁苦，反而以明快笔触，绘出满目的明媚春光，他以春为慰，以春为勇，在天涯海角的逆境里，守着一份超越世俗的豁达，和不向命运低头的坚韧。

立春时节，我们既能看见融融的春光旖旎而来，也会遇上时不时会出现的“倒春寒”，不管每个人的境遇如何，始终要相信的是万物总会生长的赤诚。

河水长流，春意涌动，春天不在远方，就在脚下，就在心间，就在每一次辞旧迎新的奔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