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在那儿吗，在那片被银亮亮露水打湿的草丛里吗？

当徐光和我蹑手蹑脚掀开最后一块砖头，惊喜地看到它就趴在那里，振动着能看到一丝丝纹路的翅膀，颤抖着两根又细又长的须子，瞪圆了一双相当于脑袋大小的复眼，好奇地、一动不动地正向我们张望着。

“这是‘青钟儿’，是蛐蛐儿里的极品。”

徐光禁不住大呼小叫。

那只蛐蛐儿像是在回应它的知音，鼓起灰白色的肚皮，“嘟——嘟——”欢快地叫着，那清脆的声音在这湿漉漉的早晨，显得格外有力清亮，盖过草丛石缝中所有蛐蛐儿的鸣叫。徐光轻轻合拢了双手，将“青钟儿”扣住，放进他早已折好的纸筒里，那小心翼翼的劲儿，生怕一用力就会把新得的宝贝弄伤似的。那只“青钟儿”也是奇怪，不像其他同类见着生人又蹦又跳，三下两下就逃得无影无踪，而是静卧在那里，没有一点儿要逃的意思，仿佛它也为终于找到自己的主人高兴。这反而让徐光担心，是不是折腾了半天，捉到的是一只病秧子。

徐光是我小学阶段最要好的朋友。

他的样子很好记，你在一群熙熙攘攘放学的学生中，看到一个面孔白得像一张蜡纸的男孩，那就是他了。有时我常在想，如果我们班要演一出关于鬼怪的戏，只要他出场，无须任何化妆，仅凭他那张惨白惨白的脸就足以吓死任何人。他奶奶说，徐光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不能参加剧烈运动。可我一点也看不出来，因为诸如上房掏鸟蛋，下水捞鱼虫，到河边捉蜻蜓，男孩子爱玩的游戏，哪一样都少不了他，而且，每次他必定拉上我一起参加。

就像这次，他一大早就拉着我去捉蛐蛐儿，可真逮住了那只“青钟儿”，他又没有了捉其他蛐蛐儿的兴趣，叫上我紧着往回走。

徐光跟我住一栋楼，只不过他住在二单元，我住在一单元，他家住最高的四层，我家住最底下的一层。他家的门一打开，一个双颊凹陷、身材消瘦的老太太就出现在我眼前，她一见到徐光，劈头盖脸就是一通责备：

“谁让你怎么早出去的？又去‘后身’了吧？说你怎么不听呢。”

“没有，我是跟代明一起去的。”

徐光适时地推出我当挡箭牌。

没办法，我只得侧身从墙壁后面闪出，老人一看到我，刚才还是暴风骤雨的面孔，立刻就多云转晴，露出灿烂明媚的笑容：“噢，小明来了，快请到屋里来。”

不知道为什么，跟其他孩子相比，徐奶奶待我总是特别的关爱，她总是当着我的面教育徐光，“要多跟小明玩，你看人家，爱学习，又听话，你别老跟着那些坏孩子跑”。我每次听了都受宠若惊。其实，老人这样不放心也是有道理的，就在前不久，邻居楼里的一个孩子跑到“后身”的池子游泳，结果给淹死了。况且，徐光父母都远在青海上班，北京只有他奶奶一个人看着。因此，她有充分理由对她的孙子揪心。

徐奶奶把我让进屋，剥了一块大白兔奶糖放到我手里，又从碟子里抓了一把，硬塞进我的口袋。

徐光对这些毫不关心，他急着翻出一个盛水果罐头的玻璃瓶，把逮着的蛐蛐儿放进去，然后蹲下身，拿一根翠绿的蛐蛐儿草，不停地向它试探。

到底是只隔着一层透明玻璃，在白晃晃的太阳光照射下，“青钟儿”显出非同一般的漂亮：它弓着的脊背像竹子一样青翠，翅膀像蝉翼一样呈现出淡绿色，细细的秫秸杆般的四肢，灵活地在瓶内跳跃、躲避，面对挑逗的蛐蛐儿探子，龇着两只小钳子似的牙齿，“嘟——嘟——”拼命叫着，同时凶猛地向“假想敌”进攻。

“太好了，我还以为它真的病了呢，没想到这么厉害。这回我家的蛐蛐儿种类就算都凑齐了。”

徐光咧着嘴嘿嘿直乐。

徐光一高兴，就会显摆他收藏的宝贝。这不，他把“青钟儿”装进一个竹篾编的蛐蛐儿篓里，就神秘地把我领到写字台前，把属于他的一个抽屉打开，这一打开不要紧，我耳边立刻传出一片蛐蛐儿的欢叫声，此起彼伏，煞是热闹。我踮起脚尖往里一看，嗬，不知道什么时候，我的这位小伙伴捉住这么多只蛐蛐儿，它们有的像螳螂那样大，挥舞着粗壮有力的爪子；有的又像蟑螂一样小，浅黄色的，如同秋风轻轻扫落的一小片落叶；有的翅膀薄如蝉翼，透明得能看见光亮；有的须子又细又长，随着虫鸣不停地抖动。至于颜色更是绝无雷同，各色各样，或如墨碳一样黝黑，或如玉石一般青绿，或淡紫，或金黄……

徐光挨着个拿起蛐蛐儿，向我解释，这个色深的叫“铜钟儿”，色浅的叫“黄钟儿”，又津津乐道他这些宝贝是怎么得来的。

我的这个朋友爱好真的很多，除了收藏蛐蛐儿，他还喜欢放风筝，捉知了，游泳，绘画，钓鱼。在他家摆着一个玻璃鱼缸，清澈的水底，静静躺着漂亮的水晶、贝壳、鹅卵石之类，几条橘黄色或银白色的小鱼，在绿色的水草间自由自在地游动，那都是他的杰作。每当一阵雷雨过后，楼前马路上淤积了一些雨水，总会见到他拿着个半圆形的小铁丝网，蹚到水里去捞鱼虫。

我则不同，我的爱好几乎没有，如果说有，打乒乓球恐怕是我童年唯一的一项爱好。

那年月，打乒乓球可以说是一种很时髦的运动，不光我们学校操场，支起两张乒乓球案子，当时，几乎每栋居民楼后面都筑有一个乒乓球球台。那时的台案非常简陋，全部用灰色水泥砌成，再往台面贴一层黑白斑点的大理石，没有网带，我们小孩子拿几块红砖头横在那里，就算代替。乒乓球打在大理石的台面上也没有一点弹性，而是发出“啪啪”刺耳的声响，就像是谁在半夜敲窗户，但这丝毫不影响我对这项运动的热情。

我小时，对乒乓球这一项目可以说到了痴迷的程度，什么正胶、反胶、侧旋、提拉、削球、扣杀……这些乒乓球术语我都了如指掌。刚开始我练横板，后来又改“大刀”，有一阶段我喜欢用正板接球，过了一段时间，又改用反板接球；没有带胶粒的拍子，我就用“光板”，照样打得大汗淋漓，十分投入，仅是红双喜牌的乒乓球，就不知打坏了多少个。

当然，要打球仅一个人不成，还得有对手，徐光就成了我打球的最佳拍档；每当我技痒难耐，就挥舞着鲜红的乒乓球拍子，跑到二单元顶层去敲徐光家的门。即便是他想去捉蛐蛐儿，我也用“那你先陪我打盘球”这样的话相威胁，徐光听了只好乖乖就范。我打球从不惜力，又喜欢大力扣杀，因此往往没打上几个回合，我就像刚被从水里捞上来的一样，全身都被汗浸透，伏在球台上气喘吁吁地厉害。徐光正好与我相反，他很少扣杀，总是一板一眼、不紧不慢地削球，这就造成了我们这对最佳搭档，一个主攻，一个主守，你来我往，喊声不断，别人看我们打球都是一种享受，我更是乐此不疲，陶醉其中，充分感受那像战场一样一分一分的争夺，以及刺刀见红的搏杀。

一天， 徐光忽然神神秘秘地跑来对我说：

“嘿，我找到了一个打球的更好的地方，你跟我来。”

说完，他把我领到一堵高高的红墙前，把从墙内伸展出来的一棵树的树枝指给我看。

那是一棵极普通的老槐树，苍黑的树干已经不住岁月的剥啄，刀砍斧剁般呈现一道又一道深深的纹理，树冠却长得极为茂密，葱绿的叶子，将它所在的那片天空都给染成翠色；每值初夏，那盛开的一串一串白嫩的槐树花，总诱惑着我和徐光爬上墙头，大把大把将它们撸下来，填进嘴里，那种香香的、甜甜的味道，应该是我童年时感触最深的味道之一。何况，因为这棵槐树紧贴着红墙，生长在大院里面，更赋予它另一层含义。

我所说的大院，是指位于我们十九号楼西边的外交部宿舍，那里一直是我们这些孩子感到神秘而陌生的地方。这不仅指它有一堵足有两米多高的围墙，还指的是在它大门口，无论刮风下雨，黑天白昼，永远站着一名身穿军装、手持步枪的解放军战士，外人不要说进去，靠近都根本别想。

可他们哪里会想到，一棵历尽沧桑、郁郁葱葱的老槐树，就把他们严防死守的策略给出卖了。

徐光拉着我，从北边一段坍塌的围墙爬上墙头，像杂技演员走钢丝似的，走到那棵粗壮的老槐树下，瞧瞧四周无人，顺着树干就出溜到大院内。然后，我们俩像做贼一样，悄悄溜进其中一栋楼的半地下室，刚一推开门，我立刻就像发现天大的秘密似的叫出声来。

这可不是一件普通的地下室。

只见空荡荡的屋子正中，摆放着一张只有比赛才用到的那种乒乓球球台，整个球台是用松软的木料做成，宝石蓝颜色的桌面，周围镶一圈雪白的白边，球台中间还拉着一条尼龙编织的草绿色网带。我和徐光试着在台面上打了几回，白色的乒乓球接触到球台，发出的再也不是那种生硬的“啪啪”响，而是要柔和得多的“嗵嗵”声，伴随它的，还有在屋内轻轻飘荡的回音。

“这可太棒啦！太棒啦！”

我把这张球台用手摸了又摸，感觉它触手的质感都是那么舒服，觉得和徐光的这次冒险真是超值了。

那一次，我与徐光打球比任何时候都要过瘾，都要愉悦，不知道什么叫累，也没有了时间观念，两个人打的是汗流浃背，气喘吁吁，可稍微休息一会儿，又轻松挥拍上阵……直到一个穿着军装的大男孩，突然站在我们面前，我们的兴奋劲儿才戛然而止。

“喂，你们是哪个楼的？是这个院的吗？”

那个时候，地盘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每拨孩子玩游戏都有自己固定的场所，不用问，我们这次是闯进了别人的地盘。再瞧这男孩一身结实的身板，个头明显比我们高出一大截，没有上班至少也是个高中生。徐光给我递了个眼色，两个人拣起乒乓球和拍子就往外跑，跑到槐树底下，“噌噌噌”，像个小猴子，几下就爬上了树，转眼已站到墙头上。

“我就知道你们是外边的，下回不要让我们看到你们，否则看见一回就揍你们一回。”

那个男孩似乎不甘心就这样放我们跑掉，摇晃着肩膀追过来，站在墙下冲我们一直比比划划。

我胆子比较小，劝徐光赶紧离开；徐光却不愿意吃亏，至少在嘴上不肯吃亏，站在墙头上也冲着下边指指点点：

“下回我就来，你怎么着，想打架，有本事你上来呀。”

“你下来。”

“你上来。”

“我不上去，你下来。”

“我不下去，你上来。”

就这样，双方车轱辘话似的打起嘴架，你一句，我一句，都不服软，都想在这次争吵中讨些便宜。徐光一面说，一面还在墙上走来走去，那样子就像是一只鬣狗，好不容易发现地上有一只美味山羊，却遭到撕咬得正香的猎豹的驱赶，眼睛馋馋地舍不得丢下就走。

争执到后来，终归是把那个大男孩惹急了，他也不用上树，“噌”地一下就蹿了上来，扒住墙头下沿的一排窗棂，抬脚就要上来揍人。徐光反应也极快，拉着我几步就从那堵坍塌的围墙跑下来。等到了安全地带，他还不肯罢休，隔着围墙，把两块碎砖头朝大院里扔了过去，里面立刻传出一阵恼怒的喝骂声。而这边，我与徐光早已嘻嘻开心地坏笑着跑远了。

到了上中学不久，不知什么原因，徐奶奶带着徐光离开了三里屯，搬到东大桥附近的一栋高楼里居住。自此，我与这位最要好的朋友便断了联系，我再也欣赏不到他收藏的那些漂亮可爱的蛐蛐儿；也因为失去一位最佳搭档，而在室外的乒乓球台子上，也很难再看到我奋力扣杀的身影。

是在那儿吗，在那片被银亮亮露水打湿的草丛里吗？

当徐光和我蹑手蹑脚掀开最后一块砖头，惊喜地看到它就趴在那里，振动着能看到一丝丝纹路的翅膀，颤抖着两根又细又长的须子，瞪圆了一双相当于脑袋大小的复眼，好奇地、一动不动地正向我们张望着。

“这是‘青钟儿’，是蛐蛐儿里的极品。”

徐光禁不住大呼小叫。

那只蛐蛐儿像是在回应它的知音，鼓起灰白色的肚皮，“嘟——嘟——”欢快地叫着，那清脆的声音在这湿漉漉的早晨，显得格外有力清亮，盖过草丛石缝中所有蛐蛐儿的鸣叫。徐光轻轻合拢了双手，将“青钟儿”扣住，放进他早已折好的纸筒里，那小心翼翼的劲儿，生怕一用力就会把新得的宝贝弄伤似的。那只“青钟儿”也是奇怪，不像其他同类见着生人又蹦又跳，三下两下就逃得无影无踪，而是静卧在那里，没有一点儿要逃的意思，仿佛它也为终于找到自己的主人高兴。这反而让徐光担心，是不是折腾了半天，捉到的是一只病秧子。

徐光是我小学阶段最要好的朋友。

他的样子很好记，你在一群熙熙攘攘放学的学生中，看到一个面孔白得像一张蜡纸的男孩，那就是他了。有时我常在想，如果我们班要演一出关于鬼怪的戏，只要他出场，无须任何化妆，仅凭他那张惨白惨白的脸就足以吓死任何人。他奶奶说，徐光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不能参加剧烈运动。可我一点也看不出来，因为诸如上房掏鸟蛋，下水捞鱼虫，到河边捉蜻蜓，男孩子爱玩的游戏，哪一样都少不了他，而且，每次他必定拉上我一起参加。

就像这次，他一大早就拉着我去捉蛐蛐儿，可真逮住了那只“青钟儿”，他又没有了捉其他蛐蛐儿的兴趣，叫上我紧着往回走。

徐光跟我住一栋楼，只不过他住在二单元，我住在一单元，他家住最高的四层，我家住最底下的一层。他家的门一打开，一个双颊凹陷、身材消瘦的老太太就出现在我眼前，她一见到徐光，劈头盖脸就是一通责备：

“谁让你怎么早出去的？又去‘后身’了吧？说你怎么不听呢。”

“没有，我是跟代明一起去的。”

徐光适时地推出我当挡箭牌。

没办法，我只得侧身从墙壁后面闪出，老人一看到我，刚才还是暴风骤雨的面孔，立刻就多云转晴，露出灿烂明媚的笑容：“噢，小明来了，快请到屋里来。”

不知道为什么，跟其他孩子相比，徐奶奶待我总是特别的关爱，她总是当着我的面教育徐光，“要多跟小明玩，你看人家，爱学习，又听话，你别老跟着那些坏孩子跑”。我每次听了都受宠若惊。其实，老人这样不放心也是有道理的，就在前不久，邻居楼里的一个孩子跑到“后身”的池子游泳，结果给淹死了。况且，徐光父母都远在青海上班，北京只有他奶奶一个人看着。因此，她有充分理由对她的孙子揪心。

徐奶奶把我让进屋，剥了一块大白兔奶糖放到我手里，又从碟子里抓了一把，硬塞进我的口袋。

徐光对这些毫不关心，他急着翻出一个盛水果罐头的玻璃瓶，把逮着的蛐蛐儿放进去，然后蹲下身，拿一根翠绿的蛐蛐儿草，不停地向它试探。

到底是只隔着一层透明玻璃，在白晃晃的太阳光照射下，“青钟儿”显出非同一般的漂亮：它弓着的脊背像竹子一样青翠，翅膀像蝉翼一样呈现出淡绿色，细细的秫秸杆般的四肢，灵活地在瓶内跳跃、躲避，面对挑逗的蛐蛐儿探子，龇着两只小钳子似的牙齿，“嘟——嘟——”拼命叫着，同时凶猛地向“假想敌”进攻。

“太好了，我还以为它真的病了呢，没想到这么厉害。这回我家的蛐蛐儿种类就算都凑齐了。”

徐光咧着嘴嘿嘿直乐。

徐光一高兴，就会显摆他收藏的宝贝。这不，他把“青钟儿”装进一个竹篾编的蛐蛐儿篓里，就神秘地把我领到写字台前，把属于他的一个抽屉打开，这一打开不要紧，我耳边立刻传出一片蛐蛐儿的欢叫声，此起彼伏，煞是热闹。我踮起脚尖往里一看，嗬，不知道什么时候，我的这位小伙伴捉住这么多只蛐蛐儿，它们有的像螳螂那样大，挥舞着粗壮有力的爪子；有的又像蟑螂一样小，浅黄色的，如同秋风轻轻扫落的一小片落叶；有的翅膀薄如蝉翼，透明得能看见光亮；有的须子又细又长，随着虫鸣不停地抖动。至于颜色更是绝无雷同，各色各样，或如墨碳一样黝黑，或如玉石一般青绿，或淡紫，或金黄……

徐光挨着个拿起蛐蛐儿，向我解释，这个色深的叫“铜钟儿”，色浅的叫“黄钟儿”，又津津乐道他这些宝贝是怎么得来的。

我的这个朋友爱好真的很多，除了收藏蛐蛐儿，他还喜欢放风筝，捉知了，游泳，绘画，钓鱼。在他家摆着一个玻璃鱼缸，清澈的水底，静静躺着漂亮的水晶、贝壳、鹅卵石之类，几条橘黄色或银白色的小鱼，在绿色的水草间自由自在地游动，那都是他的杰作。每当一阵雷雨过后，楼前马路上淤积了一些雨水，总会见到他拿着个半圆形的小铁丝网，蹚到水里去捞鱼虫。

我则不同，我的爱好几乎没有，如果说有，打乒乓球恐怕是我童年唯一的一项爱好。

那年月，打乒乓球可以说是一种很时髦的运动，不光我们学校操场，支起两张乒乓球案子，当时，几乎每栋居民楼后面都筑有一个乒乓球球台。那时的台案非常简陋，全部用灰色水泥砌成，再往台面贴一层黑白斑点的大理石，没有网带，我们小孩子拿几块红砖头横在那里，就算代替。乒乓球打在大理石的台面上也没有一点弹性，而是发出“啪啪”刺耳的声响，就像是谁在半夜敲窗户，但这丝毫不影响我对这项运动的热情。

我小时，对乒乓球这一项目可以说到了痴迷的程度，什么正胶、反胶、侧旋、提拉、削球、扣杀……这些乒乓球术语我都了如指掌。刚开始我练横板，后来又改“大刀”，有一阶段我喜欢用正板接球，过了一段时间，又改用反板接球；没有带胶粒的拍子，我就用“光板”，照样打得大汗淋漓，十分投入，仅是红双喜牌的乒乓球，就不知打坏了多少个。

当然，要打球仅一个人不成，还得有对手，徐光就成了我打球的最佳拍档；每当我技痒难耐，就挥舞着鲜红的乒乓球拍子，跑到二单元顶层去敲徐光家的门。即便是他想去捉蛐蛐儿，我也用“那你先陪我打盘球”这样的话相威胁，徐光听了只好乖乖就范。我打球从不惜力，又喜欢大力扣杀，因此往往没打上几个回合，我就像刚被从水里捞上来的一样，全身都被汗浸透，伏在球台上气喘吁吁地厉害。徐光正好与我相反，他很少扣杀，总是一板一眼、不紧不慢地削球，这就造成了我们这对最佳搭档，一个主攻，一个主守，你来我往，喊声不断，别人看我们打球都是一种享受，我更是乐此不疲，陶醉其中，充分感受那像战场一样一分一分的争夺，以及刺刀见红的搏杀。

一天， 徐光忽然神神秘秘地跑来对我说：

“嘿，我找到了一个打球的更好的地方，你跟我来。”

说完，他把我领到一堵高高的红墙前，把从墙内伸展出来的一棵树的树枝指给我看。

那是一棵极普通的老槐树，苍黑的树干已经不住岁月的剥啄，刀砍斧剁般呈现一道又一道深深的纹理，树冠却长得极为茂密，葱绿的叶子，将它所在的那片天空都给染成翠色；每值初夏，那盛开的一串一串白嫩的槐树花，总诱惑着我和徐光爬上墙头，大把大把将它们撸下来，填进嘴里，那种香香的、甜甜的味道，应该是我童年时感触最深的味道之一。何况，因为这棵槐树紧贴着红墙，生长在大院里面，更赋予它另一层含义。

我所说的大院，是指位于我们十九号楼西边的外交部宿舍，那里一直是我们这些孩子感到神秘而陌生的地方。这不仅指它有一堵足有两米多高的围墙，还指的是在它大门口，无论刮风下雨，黑天白昼，永远站着一名身穿军装、手持步枪的解放军战士，外人不要说进去，靠近都根本别想。

可他们哪里会想到，一棵历尽沧桑、郁郁葱葱的老槐树，就把他们严防死守的策略给出卖了。

徐光拉着我，从北边一段坍塌的围墙爬上墙头，像杂技演员走钢丝似的，走到那棵粗壮的老槐树下，瞧瞧四周无人，顺着树干就出溜到大院内。然后，我们俩像做贼一样，悄悄溜进其中一栋楼的半地下室，刚一推开门，我立刻就像发现天大的秘密似的叫出声来。

这可不是一件普通的地下室。

只见空荡荡的屋子正中，摆放着一张只有比赛才用到的那种乒乓球球台，整个球台是用松软的木料做成，宝石蓝颜色的桌面，周围镶一圈雪白的白边，球台中间还拉着一条尼龙编织的草绿色网带。我和徐光试着在台面上打了几回，白色的乒乓球接触到球台，发出的再也不是那种生硬的“啪啪”响，而是要柔和得多的“嗵嗵”声，伴随它的，还有在屋内轻轻飘荡的回音。

“这可太棒啦！太棒啦！”

我把这张球台用手摸了又摸，感觉它触手的质感都是那么舒服，觉得和徐光的这次冒险真是超值了。

那一次，我与徐光打球比任何时候都要过瘾，都要愉悦，不知道什么叫累，也没有了时间观念，两个人打的是汗流浃背，气喘吁吁，可稍微休息一会儿，又轻松挥拍上阵……直到一个穿着军装的大男孩，突然站在我们面前，我们的兴奋劲儿才戛然而止。

“喂，你们是哪个楼的？是这个院的吗？”

那个时候，地盘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每拨孩子玩游戏都有自己固定的场所，不用问，我们这次是闯进了别人的地盘。再瞧这男孩一身结实的身板，个头明显比我们高出一大截，没有上班至少也是个高中生。徐光给我递了个眼色，两个人拣起乒乓球和拍子就往外跑，跑到槐树底下，“噌噌噌”，像个小猴子，几下就爬上了树，转眼已站到墙头上。

“我就知道你们是外边的，下回不要让我们看到你们，否则看见一回就揍你们一回。”

那个男孩似乎不甘心就这样放我们跑掉，摇晃着肩膀追过来，站在墙下冲我们一直比比划划。

我胆子比较小，劝徐光赶紧离开；徐光却不愿意吃亏，至少在嘴上不肯吃亏，站在墙头上也冲着下边指指点点：

“下回我就来，你怎么着，想打架，有本事你上来呀。”

“你下来。”

“你上来。”

“我不上去，你下来。”

“我不下去，你上来。”

就这样，双方车轱辘话似的打起嘴架，你一句，我一句，都不服软，都想在这次争吵中讨些便宜。徐光一面说，一面还在墙上走来走去，那样子就像是一只鬣狗，好不容易发现地上有一只美味山羊，却遭到撕咬得正香的猎豹的驱赶，眼睛馋馋地舍不得丢下就走。

争执到后来，终归是把那个大男孩惹急了，他也不用上树，“噌”地一下就蹿了上来，扒住墙头下沿的一排窗棂，抬脚就要上来揍人。徐光反应也极快，拉着我几步就从那堵坍塌的围墙跑下来。等到了安全地带，他还不肯罢休，隔着围墙，把两块碎砖头朝大院里扔了过去，里面立刻传出一阵恼怒的喝骂声。而这边，我与徐光早已嘻嘻开心地坏笑着跑远了。

到了上中学不久，不知什么原因，徐奶奶带着徐光离开了三里屯，搬到东大桥附近的一栋高楼里居住。自此，我与这位最要好的朋友便断了联系，我再也欣赏不到他收藏的那些漂亮可爱的蛐蛐儿；也因为失去一位最佳搭档，而在室外的乒乓球台子上，也很难再看到我奋力扣杀的身影。

是在那儿吗，在那片被银亮亮露水打湿的草丛里吗？

当徐光和我蹑手蹑脚掀开最后一块砖头，惊喜地看到它就趴在那里，振动着能看到一丝丝纹路的翅膀，颤抖着两根又细又长的须子，瞪圆了一双相当于脑袋大小的复眼，好奇地、一动不动地正向我们张望着。

“这是‘青钟儿’，是蛐蛐儿里的极品。”

徐光禁不住大呼小叫。

那只蛐蛐儿像是在回应它的知音，鼓起灰白色的肚皮，“嘟——嘟——”欢快地叫着，那清脆的声音在这湿漉漉的早晨，显得格外有力清亮，盖过草丛石缝中所有蛐蛐儿的鸣叫。徐光轻轻合拢了双手，将“青钟儿”扣住，放进他早已折好的纸筒里，那小心翼翼的劲儿，生怕一用力就会把新得的宝贝弄伤似的。那只“青钟儿”也是奇怪，不像其他同类见着生人又蹦又跳，三下两下就逃得无影无踪，而是静卧在那里，没有一点儿要逃的意思，仿佛它也为终于找到自己的主人高兴。这反而让徐光担心，是不是折腾了半天，捉到的是一只病秧子。

徐光是我小学阶段最要好的朋友。

他的样子很好记，你在一群熙熙攘攘放学的学生中，看到一个面孔白得像一张蜡纸的男孩，那就是他了。有时我常在想，如果我们班要演一出关于鬼怪的戏，只要他出场，无须任何化妆，仅凭他那张惨白惨白的脸就足以吓死任何人。他奶奶说，徐光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不能参加剧烈运动。可我一点也看不出来，因为诸如上房掏鸟蛋，下水捞鱼虫，到河边捉蜻蜓，男孩子爱玩的游戏，哪一样都少不了他，而且，每次他必定拉上我一起参加。

就像这次，他一大早就拉着我去捉蛐蛐儿，可真逮住了那只“青钟儿”，他又没有了捉其他蛐蛐儿的兴趣，叫上我紧着往回走。

徐光跟我住一栋楼，只不过他住在二单元，我住在一单元，他家住最高的四层，我家住最底下的一层。他家的门一打开，一个双颊凹陷、身材消瘦的老太太就出现在我眼前，她一见到徐光，劈头盖脸就是一通责备：

“谁让你怎么早出去的？又去‘后身’了吧？说你怎么不听呢。”

“没有，我是跟代明一起去的。”

徐光适时地推出我当挡箭牌。

没办法，我只得侧身从墙壁后面闪出，老人一看到我，刚才还是暴风骤雨的面孔，立刻就多云转晴，露出灿烂明媚的笑容：“噢，小明来了，快请到屋里来。”

不知道为什么，跟其他孩子相比，徐奶奶待我总是特别的关爱，她总是当着我的面教育徐光，“要多跟小明玩，你看人家，爱学习，又听话，你别老跟着那些坏孩子跑”。我每次听了都受宠若惊。其实，老人这样不放心也是有道理的，就在前不久，邻居楼里的一个孩子跑到“后身”的池子游泳，结果给淹死了。况且，徐光父母都远在青海上班，北京只有他奶奶一个人看着。因此，她有充分理由对她的孙子揪心。

徐奶奶把我让进屋，剥了一块大白兔奶糖放到我手里，又从碟子里抓了一把，硬塞进我的口袋。

徐光对这些毫不关心，他急着翻出一个盛水果罐头的玻璃瓶，把逮着的蛐蛐儿放进去，然后蹲下身，拿一根翠绿的蛐蛐儿草，不停地向它试探。

到底是只隔着一层透明玻璃，在白晃晃的太阳光照射下，“青钟儿”显出非同一般的漂亮：它弓着的脊背像竹子一样青翠，翅膀像蝉翼一样呈现出淡绿色，细细的秫秸杆般的四肢，灵活地在瓶内跳跃、躲避，面对挑逗的蛐蛐儿探子，龇着两只小钳子似的牙齿，“嘟——嘟——”拼命叫着，同时凶猛地向“假想敌”进攻。

“太好了，我还以为它真的病了呢，没想到这么厉害。这回我家的蛐蛐儿种类就算都凑齐了。”

徐光咧着嘴嘿嘿直乐。

徐光一高兴，就会显摆他收藏的宝贝。这不，他把“青钟儿”装进一个竹篾编的蛐蛐儿篓里，就神秘地把我领到写字台前，把属于他的一个抽屉打开，这一打开不要紧，我耳边立刻传出一片蛐蛐儿的欢叫声，此起彼伏，煞是热闹。我踮起脚尖往里一看，嗬，不知道什么时候，我的这位小伙伴捉住这么多只蛐蛐儿，它们有的像螳螂那样大，挥舞着粗壮有力的爪子；有的又像蟑螂一样小，浅黄色的，如同秋风轻轻扫落的一小片落叶；有的翅膀薄如蝉翼，透明得能看见光亮；有的须子又细又长，随着虫鸣不停地抖动。至于颜色更是绝无雷同，各色各样，或如墨碳一样黝黑，或如玉石一般青绿，或淡紫，或金黄……

徐光挨着个拿起蛐蛐儿，向我解释，这个色深的叫“铜钟儿”，色浅的叫“黄钟儿”，又津津乐道他这些宝贝是怎么得来的。

我的这个朋友爱好真的很多，除了收藏蛐蛐儿，他还喜欢放风筝，捉知了，游泳，绘画，钓鱼。在他家摆着一个玻璃鱼缸，清澈的水底，静静躺着漂亮的水晶、贝壳、鹅卵石之类，几条橘黄色或银白色的小鱼，在绿色的水草间自由自在地游动，那都是他的杰作。每当一阵雷雨过后，楼前马路上淤积了一些雨水，总会见到他拿着个半圆形的小铁丝网，蹚到水里去捞鱼虫。

我则不同，我的爱好几乎没有，如果说有，打乒乓球恐怕是我童年唯一的一项爱好。

那年月，打乒乓球可以说是一种很时髦的运动，不光我们学校操场，支起两张乒乓球案子，当时，几乎每栋居民楼后面都筑有一个乒乓球球台。那时的台案非常简陋，全部用灰色水泥砌成，再往台面贴一层黑白斑点的大理石，没有网带，我们小孩子拿几块红砖头横在那里，就算代替。乒乓球打在大理石的台面上也没有一点弹性，而是发出“啪啪”刺耳的声响，就像是谁在半夜敲窗户，但这丝毫不影响我对这项运动的热情。

我小时，对乒乓球这一项目可以说到了痴迷的程度，什么正胶、反胶、侧旋、提拉、削球、扣杀……这些乒乓球术语我都了如指掌。刚开始我练横板，后来又改“大刀”，有一阶段我喜欢用正板接球，过了一段时间，又改用反板接球；没有带胶粒的拍子，我就用“光板”，照样打得大汗淋漓，十分投入，仅是红双喜牌的乒乓球，就不知打坏了多少个。

当然，要打球仅一个人不成，还得有对手，徐光就成了我打球的最佳拍档；每当我技痒难耐，就挥舞着鲜红的乒乓球拍子，跑到二单元顶层去敲徐光家的门。即便是他想去捉蛐蛐儿，我也用“那你先陪我打盘球”这样的话相威胁，徐光听了只好乖乖就范。我打球从不惜力，又喜欢大力扣杀，因此往往没打上几个回合，我就像刚被从水里捞上来的一样，全身都被汗浸透，伏在球台上气喘吁吁地厉害。徐光正好与我相反，他很少扣杀，总是一板一眼、不紧不慢地削球，这就造成了我们这对最佳搭档，一个主攻，一个主守，你来我往，喊声不断，别人看我们打球都是一种享受，我更是乐此不疲，陶醉其中，充分感受那像战场一样一分一分的争夺，以及刺刀见红的搏杀。

一天， 徐光忽然神神秘秘地跑来对我说：

“嘿，我找到了一个打球的更好的地方，你跟我来。”

说完，他把我领到一堵高高的红墙前，把从墙内伸展出来的一棵树的树枝指给我看。

那是一棵极普通的老槐树，苍黑的树干已经不住岁月的剥啄，刀砍斧剁般呈现一道又一道深深的纹理，树冠却长得极为茂密，葱绿的叶子，将它所在的那片天空都给染成翠色；每值初夏，那盛开的一串一串白嫩的槐树花，总诱惑着我和徐光爬上墙头，大把大把将它们撸下来，填进嘴里，那种香香的、甜甜的味道，应该是我童年时感触最深的味道之一。何况，因为这棵槐树紧贴着红墙，生长在大院里面，更赋予它另一层含义。

我所说的大院，是指位于我们十九号楼西边的外交部宿舍，那里一直是我们这些孩子感到神秘而陌生的地方。这不仅指它有一堵足有两米多高的围墙，还指的是在它大门口，无论刮风下雨，黑天白昼，永远站着一名身穿军装、手持步枪的解放军战士，外人不要说进去，靠近都根本别想。

可他们哪里会想到，一棵历尽沧桑、郁郁葱葱的老槐树，就把他们严防死守的策略给出卖了。

徐光拉着我，从北边一段坍塌的围墙爬上墙头，像杂技演员走钢丝似的，走到那棵粗壮的老槐树下，瞧瞧四周无人，顺着树干就出溜到大院内。然后，我们俩像做贼一样，悄悄溜进其中一栋楼的半地下室，刚一推开门，我立刻就像发现天大的秘密似的叫出声来。

这可不是一件普通的地下室。

只见空荡荡的屋子正中，摆放着一张只有比赛才用到的那种乒乓球球台，整个球台是用松软的木料做成，宝石蓝颜色的桌面，周围镶一圈雪白的白边，球台中间还拉着一条尼龙编织的草绿色网带。我和徐光试着在台面上打了几回，白色的乒乓球接触到球台，发出的再也不是那种生硬的“啪啪”响，而是要柔和得多的“嗵嗵”声，伴随它的，还有在屋内轻轻飘荡的回音。

“这可太棒啦！太棒啦！”

我把这张球台用手摸了又摸，感觉它触手的质感都是那么舒服，觉得和徐光的这次冒险真是超值了。

那一次，我与徐光打球比任何时候都要过瘾，都要愉悦，不知道什么叫累，也没有了时间观念，两个人打的是汗流浃背，气喘吁吁，可稍微休息一会儿，又轻松挥拍上阵……直到一个穿着军装的大男孩，突然站在我们面前，我们的兴奋劲儿才戛然而止。

“喂，你们是哪个楼的？是这个院的吗？”

那个时候，地盘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每拨孩子玩游戏都有自己固定的场所，不用问，我们这次是闯进了别人的地盘。再瞧这男孩一身结实的身板，个头明显比我们高出一大截，没有上班至少也是个高中生。徐光给我递了个眼色，两个人拣起乒乓球和拍子就往外跑，跑到槐树底下，“噌噌噌”，像个小猴子，几下就爬上了树，转眼已站到墙头上。

“我就知道你们是外边的，下回不要让我们看到你们，否则看见一回就揍你们一回。”

那个男孩似乎不甘心就这样放我们跑掉，摇晃着肩膀追过来，站在墙下冲我们一直比比划划。

我胆子比较小，劝徐光赶紧离开；徐光却不愿意吃亏，至少在嘴上不肯吃亏，站在墙头上也冲着下边指指点点：

“下回我就来，你怎么着，想打架，有本事你上来呀。”

“你下来。”

“你上来。”

“我不上去，你下来。”

“我不下去，你上来。”

就这样，双方车轱辘话似的打起嘴架，你一句，我一句，都不服软，都想在这次争吵中讨些便宜。徐光一面说，一面还在墙上走来走去，那样子就像是一只鬣狗，好不容易发现地上有一只美味山羊，却遭到撕咬得正香的猎豹的驱赶，眼睛馋馋地舍不得丢下就走。

争执到后来，终归是把那个大男孩惹急了，他也不用上树，“噌”地一下就蹿了上来，扒住墙头下沿的一排窗棂，抬脚就要上来揍人。徐光反应也极快，拉着我几步就从那堵坍塌的围墙跑下来。等到了安全地带，他还不肯罢休，隔着围墙，把两块碎砖头朝大院里扔了过去，里面立刻传出一阵恼怒的喝骂声。而这边，我与徐光早已嘻嘻开心地坏笑着跑远了。

到了上中学不久，不知什么原因，徐奶奶带着徐光离开了三里屯，搬到东大桥附近的一栋高楼里居住。自此，我与这位最要好的朋友便断了联系，我再也欣赏不到他收藏的那些漂亮可爱的蛐蛐儿；也因为失去一位最佳搭档，而在室外的乒乓球台子上，也很难再看到我奋力扣杀的身影。

是在那儿吗，在那片被银亮亮露水打湿的草丛里吗？

当徐光和我蹑手蹑脚掀开最后一块砖头，惊喜地看到它就趴在那里，振动着能看到一丝丝纹路的翅膀，颤抖着两根又细又长的须子，瞪圆了一双相当于脑袋大小的复眼，好奇地、一动不动地正向我们张望着。

“这是‘青钟儿’，是蛐蛐儿里的极品。”

徐光禁不住大呼小叫。

那只蛐蛐儿像是在回应它的知音，鼓起灰白色的肚皮，“嘟——嘟——”欢快地叫着，那清脆的声音在这湿漉漉的早晨，显得格外有力清亮，盖过草丛石缝中所有蛐蛐儿的鸣叫。徐光轻轻合拢了双手，将“青钟儿”扣住，放进他早已折好的纸筒里，那小心翼翼的劲儿，生怕一用力就会把新得的宝贝弄伤似的。那只“青钟儿”也是奇怪，不像其他同类见着生人又蹦又跳，三下两下就逃得无影无踪，而是静卧在那里，没有一点儿要逃的意思，仿佛它也为终于找到自己的主人高兴。这反而让徐光担心，是不是折腾了半天，捉到的是一只病秧子。

徐光是我小学阶段最要好的朋友。

他的样子很好记，你在一群熙熙攘攘放学的学生中，看到一个面孔白得像一张蜡纸的男孩，那就是他了。有时我常在想，如果我们班要演一出关于鬼怪的戏，只要他出场，无须任何化妆，仅凭他那张惨白惨白的脸就足以吓死任何人。他奶奶说，徐光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不能参加剧烈运动。可我一点也看不出来，因为诸如上房掏鸟蛋，下水捞鱼虫，到河边捉蜻蜓，男孩子爱玩的游戏，哪一样都少不了他，而且，每次他必定拉上我一起参加。

就像这次，他一大早就拉着我去捉蛐蛐儿，可真逮住了那只“青钟儿”，他又没有了捉其他蛐蛐儿的兴趣，叫上我紧着往回走。

徐光跟我住一栋楼，只不过他住在二单元，我住在一单元，他家住最高的四层，我家住最底下的一层。他家的门一打开，一个双颊凹陷、身材消瘦的老太太就出现在我眼前，她一见到徐光，劈头盖脸就是一通责备：

“谁让你怎么早出去的？又去‘后身’了吧？说你怎么不听呢。”

“没有，我是跟代明一起去的。”

徐光适时地推出我当挡箭牌。

没办法，我只得侧身从墙壁后面闪出，老人一看到我，刚才还是暴风骤雨的面孔，立刻就多云转晴，露出灿烂明媚的笑容：“噢，小明来了，快请到屋里来。”

不知道为什么，跟其他孩子相比，徐奶奶待我总是特别的关爱，她总是当着我的面教育徐光，“要多跟小明玩，你看人家，爱学习，又听话，你别老跟着那些坏孩子跑”。我每次听了都受宠若惊。其实，老人这样不放心也是有道理的，就在前不久，邻居楼里的一个孩子跑到“后身”的池子游泳，结果给淹死了。况且，徐光父母都远在青海上班，北京只有他奶奶一个人看着。因此，她有充分理由对她的孙子揪心。

徐奶奶把我让进屋，剥了一块大白兔奶糖放到我手里，又从碟子里抓了一把，硬塞进我的口袋。

徐光对这些毫不关心，他急着翻出一个盛水果罐头的玻璃瓶，把逮着的蛐蛐儿放进去，然后蹲下身，拿一根翠绿的蛐蛐儿草，不停地向它试探。

到底是只隔着一层透明玻璃，在白晃晃的太阳光照射下，“青钟儿”显出非同一般的漂亮：它弓着的脊背像竹子一样青翠，翅膀像蝉翼一样呈现出淡绿色，细细的秫秸杆般的四肢，灵活地在瓶内跳跃、躲避，面对挑逗的蛐蛐儿探子，龇着两只小钳子似的牙齿，“嘟——嘟——”拼命叫着，同时凶猛地向“假想敌”进攻。

“太好了，我还以为它真的病了呢，没想到这么厉害。这回我家的蛐蛐儿种类就算都凑齐了。”

徐光咧着嘴嘿嘿直乐。

徐光一高兴，就会显摆他收藏的宝贝。这不，他把“青钟儿”装进一个竹篾编的蛐蛐儿篓里，就神秘地把我领到写字台前，把属于他的一个抽屉打开，这一打开不要紧，我耳边立刻传出一片蛐蛐儿的欢叫声，此起彼伏，煞是热闹。我踮起脚尖往里一看，嗬，不知道什么时候，我的这位小伙伴捉住这么多只蛐蛐儿，它们有的像螳螂那样大，挥舞着粗壮有力的爪子；有的又像蟑螂一样小，浅黄色的，如同秋风轻轻扫落的一小片落叶；有的翅膀薄如蝉翼，透明得能看见光亮；有的须子又细又长，随着虫鸣不停地抖动。至于颜色更是绝无雷同，各色各样，或如墨碳一样黝黑，或如玉石一般青绿，或淡紫，或金黄……

徐光挨着个拿起蛐蛐儿，向我解释，这个色深的叫“铜钟儿”，色浅的叫“黄钟儿”，又津津乐道他这些宝贝是怎么得来的。

我的这个朋友爱好真的很多，除了收藏蛐蛐儿，他还喜欢放风筝，捉知了，游泳，绘画，钓鱼。在他家摆着一个玻璃鱼缸，清澈的水底，静静躺着漂亮的水晶、贝壳、鹅卵石之类，几条橘黄色或银白色的小鱼，在绿色的水草间自由自在地游动，那都是他的杰作。每当一阵雷雨过后，楼前马路上淤积了一些雨水，总会见到他拿着个半圆形的小铁丝网，蹚到水里去捞鱼虫。

我则不同，我的爱好几乎没有，如果说有，打乒乓球恐怕是我童年唯一的一项爱好。

那年月，打乒乓球可以说是一种很时髦的运动，不光我们学校操场，支起两张乒乓球案子，当时，几乎每栋居民楼后面都筑有一个乒乓球球台。那时的台案非常简陋，全部用灰色水泥砌成，再往台面贴一层黑白斑点的大理石，没有网带，我们小孩子拿几块红砖头横在那里，就算代替。乒乓球打在大理石的台面上也没有一点弹性，而是发出“啪啪”刺耳的声响，就像是谁在半夜敲窗户，但这丝毫不影响我对这项运动的热情。

我小时，对乒乓球这一项目可以说到了痴迷的程度，什么正胶、反胶、侧旋、提拉、削球、扣杀……这些乒乓球术语我都了如指掌。刚开始我练横板，后来又改“大刀”，有一阶段我喜欢用正板接球，过了一段时间，又改用反板接球；没有带胶粒的拍子，我就用“光板”，照样打得大汗淋漓，十分投入，仅是红双喜牌的乒乓球，就不知打坏了多少个。

当然，要打球仅一个人不成，还得有对手，徐光就成了我打球的最佳拍档；每当我技痒难耐，就挥舞着鲜红的乒乓球拍子，跑到二单元顶层去敲徐光家的门。即便是他想去捉蛐蛐儿，我也用“那你先陪我打盘球”这样的话相威胁，徐光听了只好乖乖就范。我打球从不惜力，又喜欢大力扣杀，因此往往没打上几个回合，我就像刚被从水里捞上来的一样，全身都被汗浸透，伏在球台上气喘吁吁地厉害。徐光正好与我相反，他很少扣杀，总是一板一眼、不紧不慢地削球，这就造成了我们这对最佳搭档，一个主攻，一个主守，你来我往，喊声不断，别人看我们打球都是一种享受，我更是乐此不疲，陶醉其中，充分感受那像战场一样一分一分的争夺，以及刺刀见红的搏杀。

一天， 徐光忽然神神秘秘地跑来对我说：

“嘿，我找到了一个打球的更好的地方，你跟我来。”

说完，他把我领到一堵高高的红墙前，把从墙内伸展出来的一棵树的树枝指给我看。

那是一棵极普通的老槐树，苍黑的树干已经不住岁月的剥啄，刀砍斧剁般呈现一道又一道深深的纹理，树冠却长得极为茂密，葱绿的叶子，将它所在的那片天空都给染成翠色；每值初夏，那盛开的一串一串白嫩的槐树花，总诱惑着我和徐光爬上墙头，大把大把将它们撸下来，填进嘴里，那种香香的、甜甜的味道，应该是我童年时感触最深的味道之一。何况，因为这棵槐树紧贴着红墙，生长在大院里面，更赋予它另一层含义。

我所说的大院，是指位于我们十九号楼西边的外交部宿舍，那里一直是我们这些孩子感到神秘而陌生的地方。这不仅指它有一堵足有两米多高的围墙，还指的是在它大门口，无论刮风下雨，黑天白昼，永远站着一名身穿军装、手持步枪的解放军战士，外人不要说进去，靠近都根本别想。

可他们哪里会想到，一棵历尽沧桑、郁郁葱葱的老槐树，就把他们严防死守的策略给出卖了。

徐光拉着我，从北边一段坍塌的围墙爬上墙头，像杂技演员走钢丝似的，走到那棵粗壮的老槐树下，瞧瞧四周无人，顺着树干就出溜到大院内。然后，我们俩像做贼一样，悄悄溜进其中一栋楼的半地下室，刚一推开门，我立刻就像发现天大的秘密似的叫出声来。

这可不是一件普通的地下室。

只见空荡荡的屋子正中，摆放着一张只有比赛才用到的那种乒乓球球台，整个球台是用松软的木料做成，宝石蓝颜色的桌面，周围镶一圈雪白的白边，球台中间还拉着一条尼龙编织的草绿色网带。我和徐光试着在台面上打了几回，白色的乒乓球接触到球台，发出的再也不是那种生硬的“啪啪”响，而是要柔和得多的“嗵嗵”声，伴随它的，还有在屋内轻轻飘荡的回音。

“这可太棒啦！太棒啦！”

我把这张球台用手摸了又摸，感觉它触手的质感都是那么舒服，觉得和徐光的这次冒险真是超值了。

那一次，我与徐光打球比任何时候都要过瘾，都要愉悦，不知道什么叫累，也没有了时间观念，两个人打的是汗流浃背，气喘吁吁，可稍微休息一会儿，又轻松挥拍上阵……直到一个穿着军装的大男孩，突然站在我们面前，我们的兴奋劲儿才戛然而止。

“喂，你们是哪个楼的？是这个院的吗？”

那个时候，地盘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每拨孩子玩游戏都有自己固定的场所，不用问，我们这次是闯进了别人的地盘。再瞧这男孩一身结实的身板，个头明显比我们高出一大截，没有上班至少也是个高中生。徐光给我递了个眼色，两个人拣起乒乓球和拍子就往外跑，跑到槐树底下，“噌噌噌”，像个小猴子，几下就爬上了树，转眼已站到墙头上。

“我就知道你们是外边的，下回不要让我们看到你们，否则看见一回就揍你们一回。”

那个男孩似乎不甘心就这样放我们跑掉，摇晃着肩膀追过来，站在墙下冲我们一直比比划划。

我胆子比较小，劝徐光赶紧离开；徐光却不愿意吃亏，至少在嘴上不肯吃亏，站在墙头上也冲着下边指指点点：

“下回我就来，你怎么着，想打架，有本事你上来呀。”

“你下来。”

“你上来。”

“我不上去，你下来。”

“我不下去，你上来。”

就这样，双方车轱辘话似的打起嘴架，你一句，我一句，都不服软，都想在这次争吵中讨些便宜。徐光一面说，一面还在墙上走来走去，那样子就像是一只鬣狗，好不容易发现地上有一只美味山羊，却遭到撕咬得正香的猎豹的驱赶，眼睛馋馋地舍不得丢下就走。

争执到后来，终归是把那个大男孩惹急了，他也不用上树，“噌”地一下就蹿了上来，扒住墙头下沿的一排窗棂，抬脚就要上来揍人。徐光反应也极快，拉着我几步就从那堵坍塌的围墙跑下来。等到了安全地带，他还不肯罢休，隔着围墙，把两块碎砖头朝大院里扔了过去，里面立刻传出一阵恼怒的喝骂声。而这边，我与徐光早已嘻嘻开心地坏笑着跑远了。

到了上中学不久，不知什么原因，徐奶奶带着徐光离开了三里屯，搬到东大桥附近的一栋高楼里居住。自此，我与这位最要好的朋友便断了联系，我再也欣赏不到他收藏的那些漂亮可爱的蛐蛐儿；也因为失去一位最佳搭档，而在室外的乒乓球台子上，也很难再看到我奋力扣杀的身影。

是在那儿吗，在那片被银亮亮露水打湿的草丛里吗？

当徐光和我蹑手蹑脚掀开最后一块砖头，惊喜地看到它就趴在那里，振动着能看到一丝丝纹路的翅膀，颤抖着两根又细又长的须子，瞪圆了一双相当于脑袋大小的复眼，好奇地、一动不动地正向我们张望着。

“这是‘青钟儿’，是蛐蛐儿里的极品。”

徐光禁不住大呼小叫。

那只蛐蛐儿像是在回应它的知音，鼓起灰白色的肚皮，“嘟——嘟——”欢快地叫着，那清脆的声音在这湿漉漉的早晨，显得格外有力清亮，盖过草丛石缝中所有蛐蛐儿的鸣叫。徐光轻轻合拢了双手，将“青钟儿”扣住，放进他早已折好的纸筒里，那小心翼翼的劲儿，生怕一用力就会把新得的宝贝弄伤似的。那只“青钟儿”也是奇怪，不像其他同类见着生人又蹦又跳，三下两下就逃得无影无踪，而是静卧在那里，没有一点儿要逃的意思，仿佛它也为终于找到自己的主人高兴。这反而让徐光担心，是不是折腾了半天，捉到的是一只病秧子。

徐光是我小学阶段最要好的朋友。

他的样子很好记，你在一群熙熙攘攘放学的学生中，看到一个面孔白得像一张蜡纸的男孩，那就是他了。有时我常在想，如果我们班要演一出关于鬼怪的戏，只要他出场，无须任何化妆，仅凭他那张惨白惨白的脸就足以吓死任何人。他奶奶说，徐光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不能参加剧烈运动。可我一点也看不出来，因为诸如上房掏鸟蛋，下水捞鱼虫，到河边捉蜻蜓，男孩子爱玩的游戏，哪一样都少不了他，而且，每次他必定拉上我一起参加。

就像这次，他一大早就拉着我去捉蛐蛐儿，可真逮住了那只“青钟儿”，他又没有了捉其他蛐蛐儿的兴趣，叫上我紧着往回走。

徐光跟我住一栋楼，只不过他住在二单元，我住在一单元，他家住最高的四层，我家住最底下的一层。他家的门一打开，一个双颊凹陷、身材消瘦的老太太就出现在我眼前，她一见到徐光，劈头盖脸就是一通责备：

“谁让你怎么早出去的？又去‘后身’了吧？说你怎么不听呢。”

“没有，我是跟代明一起去的。”

徐光适时地推出我当挡箭牌。

没办法，我只得侧身从墙壁后面闪出，老人一看到我，刚才还是暴风骤雨的面孔，立刻就多云转晴，露出灿烂明媚的笑容：“噢，小明来了，快请到屋里来。”

不知道为什么，跟其他孩子相比，徐奶奶待我总是特别的关爱，她总是当着我的面教育徐光，“要多跟小明玩，你看人家，爱学习，又听话，你别老跟着那些坏孩子跑”。我每次听了都受宠若惊。其实，老人这样不放心也是有道理的，就在前不久，邻居楼里的一个孩子跑到“后身”的池子游泳，结果给淹死了。况且，徐光父母都远在青海上班，北京只有他奶奶一个人看着。因此，她有充分理由对她的孙子揪心。

徐奶奶把我让进屋，剥了一块大白兔奶糖放到我手里，又从碟子里抓了一把，硬塞进我的口袋。

徐光对这些毫不关心，他急着翻出一个盛水果罐头的玻璃瓶，把逮着的蛐蛐儿放进去，然后蹲下身，拿一根翠绿的蛐蛐儿草，不停地向它试探。

到底是只隔着一层透明玻璃，在白晃晃的太阳光照射下，“青钟儿”显出非同一般的漂亮：它弓着的脊背像竹子一样青翠，翅膀像蝉翼一样呈现出淡绿色，细细的秫秸杆般的四肢，灵活地在瓶内跳跃、躲避，面对挑逗的蛐蛐儿探子，龇着两只小钳子似的牙齿，“嘟——嘟——”拼命叫着，同时凶猛地向“假想敌”进攻。

“太好了，我还以为它真的病了呢，没想到这么厉害。这回我家的蛐蛐儿种类就算都凑齐了。”

徐光咧着嘴嘿嘿直乐。

徐光一高兴，就会显摆他收藏的宝贝。这不，他把“青钟儿”装进一个竹篾编的蛐蛐儿篓里，就神秘地把我领到写字台前，把属于他的一个抽屉打开，这一打开不要紧，我耳边立刻传出一片蛐蛐儿的欢叫声，此起彼伏，煞是热闹。我踮起脚尖往里一看，嗬，不知道什么时候，我的这位小伙伴捉住这么多只蛐蛐儿，它们有的像螳螂那样大，挥舞着粗壮有力的爪子；有的又像蟑螂一样小，浅黄色的，如同秋风轻轻扫落的一小片落叶；有的翅膀薄如蝉翼，透明得能看见光亮；有的须子又细又长，随着虫鸣不停地抖动。至于颜色更是绝无雷同，各色各样，或如墨碳一样黝黑，或如玉石一般青绿，或淡紫，或金黄……

徐光挨着个拿起蛐蛐儿，向我解释，这个色深的叫“铜钟儿”，色浅的叫“黄钟儿”，又津津乐道他这些宝贝是怎么得来的。

我的这个朋友爱好真的很多，除了收藏蛐蛐儿，他还喜欢放风筝，捉知了，游泳，绘画，钓鱼。在他家摆着一个玻璃鱼缸，清澈的水底，静静躺着漂亮的水晶、贝壳、鹅卵石之类，几条橘黄色或银白色的小鱼，在绿色的水草间自由自在地游动，那都是他的杰作。每当一阵雷雨过后，楼前马路上淤积了一些雨水，总会见到他拿着个半圆形的小铁丝网，蹚到水里去捞鱼虫。

我则不同，我的爱好几乎没有，如果说有，打乒乓球恐怕是我童年唯一的一项爱好。

那年月，打乒乓球可以说是一种很时髦的运动，不光我们学校操场，支起两张乒乓球案子，当时，几乎每栋居民楼后面都筑有一个乒乓球球台。那时的台案非常简陋，全部用灰色水泥砌成，再往台面贴一层黑白斑点的大理石，没有网带，我们小孩子拿几块红砖头横在那里，就算代替。乒乓球打在大理石的台面上也没有一点弹性，而是发出“啪啪”刺耳的声响，就像是谁在半夜敲窗户，但这丝毫不影响我对这项运动的热情。

我小时，对乒乓球这一项目可以说到了痴迷的程度，什么正胶、反胶、侧旋、提拉、削球、扣杀……这些乒乓球术语我都了如指掌。刚开始我练横板，后来又改“大刀”，有一阶段我喜欢用正板接球，过了一段时间，又改用反板接球；没有带胶粒的拍子，我就用“光板”，照样打得大汗淋漓，十分投入，仅是红双喜牌的乒乓球，就不知打坏了多少个。

当然，要打球仅一个人不成，还得有对手，徐光就成了我打球的最佳拍档；每当我技痒难耐，就挥舞着鲜红的乒乓球拍子，跑到二单元顶层去敲徐光家的门。即便是他想去捉蛐蛐儿，我也用“那你先陪我打盘球”这样的话相威胁，徐光听了只好乖乖就范。我打球从不惜力，又喜欢大力扣杀，因此往往没打上几个回合，我就像刚被从水里捞上来的一样，全身都被汗浸透，伏在球台上气喘吁吁地厉害。徐光正好与我相反，他很少扣杀，总是一板一眼、不紧不慢地削球，这就造成了我们这对最佳搭档，一个主攻，一个主守，你来我往，喊声不断，别人看我们打球都是一种享受，我更是乐此不疲，陶醉其中，充分感受那像战场一样一分一分的争夺，以及刺刀见红的搏杀。

一天， 徐光忽然神神秘秘地跑来对我说：

“嘿，我找到了一个打球的更好的地方，你跟我来。”

说完，他把我领到一堵高高的红墙前，把从墙内伸展出来的一棵树的树枝指给我看。

那是一棵极普通的老槐树，苍黑的树干已经不住岁月的剥啄，刀砍斧剁般呈现一道又一道深深的纹理，树冠却长得极为茂密，葱绿的叶子，将它所在的那片天空都给染成翠色；每值初夏，那盛开的一串一串白嫩的槐树花，总诱惑着我和徐光爬上墙头，大把大把将它们撸下来，填进嘴里，那种香香的、甜甜的味道，应该是我童年时感触最深的味道之一。何况，因为这棵槐树紧贴着红墙，生长在大院里面，更赋予它另一层含义。

我所说的大院，是指位于我们十九号楼西边的外交部宿舍，那里一直是我们这些孩子感到神秘而陌生的地方。这不仅指它有一堵足有两米多高的围墙，还指的是在它大门口，无论刮风下雨，黑天白昼，永远站着一名身穿军装、手持步枪的解放军战士，外人不要说进去，靠近都根本别想。

可他们哪里会想到，一棵历尽沧桑、郁郁葱葱的老槐树，就把他们严防死守的策略给出卖了。

徐光拉着我，从北边一段坍塌的围墙爬上墙头，像杂技演员走钢丝似的，走到那棵粗壮的老槐树下，瞧瞧四周无人，顺着树干就出溜到大院内。然后，我们俩像做贼一样，悄悄溜进其中一栋楼的半地下室，刚一推开门，我立刻就像发现天大的秘密似的叫出声来。

这可不是一件普通的地下室。

只见空荡荡的屋子正中，摆放着一张只有比赛才用到的那种乒乓球球台，整个球台是用松软的木料做成，宝石蓝颜色的桌面，周围镶一圈雪白的白边，球台中间还拉着一条尼龙编织的草绿色网带。我和徐光试着在台面上打了几回，白色的乒乓球接触到球台，发出的再也不是那种生硬的“啪啪”响，而是要柔和得多的“嗵嗵”声，伴随它的，还有在屋内轻轻飘荡的回音。

“这可太棒啦！太棒啦！”

我把这张球台用手摸了又摸，感觉它触手的质感都是那么舒服，觉得和徐光的这次冒险真是超值了。

那一次，我与徐光打球比任何时候都要过瘾，都要愉悦，不知道什么叫累，也没有了时间观念，两个人打的是汗流浃背，气喘吁吁，可稍微休息一会儿，又轻松挥拍上阵……直到一个穿着军装的大男孩，突然站在我们面前，我们的兴奋劲儿才戛然而止。

“喂，你们是哪个楼的？是这个院的吗？”

那个时候，地盘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每拨孩子玩游戏都有自己固定的场所，不用问，我们这次是闯进了别人的地盘。再瞧这男孩一身结实的身板，个头明显比我们高出一大截，没有上班至少也是个高中生。徐光给我递了个眼色，两个人拣起乒乓球和拍子就往外跑，跑到槐树底下，“噌噌噌”，像个小猴子，几下就爬上了树，转眼已站到墙头上。

“我就知道你们是外边的，下回不要让我们看到你们，否则看见一回就揍你们一回。”

那个男孩似乎不甘心就这样放我们跑掉，摇晃着肩膀追过来，站在墙下冲我们一直比比划划。

我胆子比较小，劝徐光赶紧离开；徐光却不愿意吃亏，至少在嘴上不肯吃亏，站在墙头上也冲着下边指指点点：

“下回我就来，你怎么着，想打架，有本事你上来呀。”

“你下来。”

“你上来。”

“我不上去，你下来。”

“我不下去，你上来。”

就这样，双方车轱辘话似的打起嘴架，你一句，我一句，都不服软，都想在这次争吵中讨些便宜。徐光一面说，一面还在墙上走来走去，那样子就像是一只鬣狗，好不容易发现地上有一只美味山羊，却遭到撕咬得正香的猎豹的驱赶，眼睛馋馋地舍不得丢下就走。

争执到后来，终归是把那个大男孩惹急了，他也不用上树，“噌”地一下就蹿了上来，扒住墙头下沿的一排窗棂，抬脚就要上来揍人。徐光反应也极快，拉着我几步就从那堵坍塌的围墙跑下来。等到了安全地带，他还不肯罢休，隔着围墙，把两块碎砖头朝大院里扔了过去，里面立刻传出一阵恼怒的喝骂声。而这边，我与徐光早已嘻嘻开心地坏笑着跑远了。

到了上中学不久，不知什么原因，徐奶奶带着徐光离开了三里屯，搬到东大桥附近的一栋高楼里居住。自此，我与这位最要好的朋友便断了联系，我再也欣赏不到他收藏的那些漂亮可爱的蛐蛐儿；也因为失去一位最佳搭档，而在室外的乒乓球台子上，也很难再看到我奋力扣杀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