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力（藏书家）

何为文学？见解各异，上古时期的口头文学，因为没有实体文本做载体，难知其详。书籍的出现，才使得文学有了载体，《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尚书》为最早的历史文献汇编，《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发展出完整的叙事艺术。对于历代文学作品的研究产生了文学史，本期所选的5部作品，代表了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不同视角。

《中国文学史》

作者：袁行霈

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1版1印：1999年8月

本书版次：2014年11月3印

简介：本书由袁行霈教授带领19所高校的29位优秀学者共同完成，每人负责一个章节，确保了内容的专业性和全面性。自1999年问世以来，便被全国1100余所高校采用，并荣获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一等奖，堪称21世纪以来影响力最大、使用最广的文学史教材。

在编纂理念上，袁行霈强调在“守正”基础上“出新”。所谓守正，就是强调知识的扎实与稳定，不为了标新立异而采用“偏锋”的观点。所谓出新就是建立在新视角、新方法、新材料上，它并非颠覆传统，而是在继承基础上的深化与拓展。既保持扎实的学术基础，又站在学术前沿，避免了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出现的“套用国外学术概念，标新立异求‘怪’‘新’”的研究趋势。

本书的讲述顺序采用三古七段分期法。这种分法是把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作为分期依据，而不是单纯依据朝代的更替顺序。这套理论把中国文学史比作一条大河，分为上游（上古）、中游（中古）、下游（近古）三段，再细分为七个阶段。此分期法综合了九个方面的因素：创作主体、作品思想内容、文学体裁、文学语言、艺术表现、文学流派、文学思潮、文学传媒和接受对象。三古七段说自提出以来，在学术界引发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学者普遍认为，该理论最大的贡献在于打破了文学史作为“历史学附庸”的旧有格局，实现了从“朝代史”向“文学本体史”的转变。

诗评：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唐）杜甫《戏为六绝句》

《中国文学史讲义》

作者：游国恩

出版社：天津古籍出版社

1版1印：2005年5月

本书版次：2007年4月2印

简介:游国恩是著名楚辞研究专家、文学史家。本书是他自1929年-1931年在武汉大学任教时开始编写的讲义，后在青岛大学时期续写完成，这部讲义是中国文学史作为独立学科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奠基之作。

游国恩在本书中提出了著名的“南北二派”理论，认为中国文学主要由两大系统构成：1.诗的系统（又称北派）：源于《诗经》，演变为五言、七言、词、曲，以《诗经》为源头，演变为汉魏乐府、唐诗、宋词、元曲；2.赋的系统（又称南派）：以《楚辞》为源头，演变为汉赋、六朝骈文、律赋、四六文。

游国恩将地理环境与文学风格直接关联，认为《诗经》代表北方文学的“写实”与“质朴”，《楚辞》代表南方文学的“浪漫”与“瑰丽”。这种“地理决定论”尽管在后世受到一定质疑，但首次将地理空间维度引入文学史研究，为后来的“文学地理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先导。同时，这种“双线并行”的观点打破了传统“朝代史”的单一框架，使文学史呈现出更清晰的文体演进脉络。这一观点被后来的文学史教材广泛吸收，成为解读中国文学流变的基本原则。

在20世纪20年代末，中国文学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尚处于“垦荒”阶段。游国恩的这部讲义，正是这一时期的拓荒之作，同时，这部讲义也是游国恩后来主编四卷本《中国文学史》（1963年出版）的雏形，后者成为新中国高校使用最广、影响最大的文学史教材之一。

诗评：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唐）杜甫《偶题》

《汉文学史纲要》

作者：鲁迅撰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1版1印：2011年8月

本书版次：2011年8月

简介：该书本是鲁迅于1926年在厦门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史课程时编写的讲义。他原想写一部完整的《中国文学史》，但最终只完成了从上古文字起源到西汉司马迁时期的十篇内容。此书十篇的题目是：1.自文字至文章；2.《书》与《诗》；3.老庄；4.屈原及宋玉；5.李斯；6.汉宫之楚声；7.贾谊与晁错；8.藩国之文术；9.武帝时文术之盛；10.司马相如与司马迁。

从本书的第一篇就可看出鲁迅观念之独特：绝大多数相关著述是从历史角度来讲文学史，鲁迅开创性地从文字起源讲起，简明扼要地构建了从“声音”到“言辞”、再到“文字”，最终形成“文章”的演化链条。其目的是想说明：文学的发展是以语言文字为根本，为理解中国文学的独特审美提供了全新视角。

中国人对文字的美学特征有强烈追求，何以如此？鲁迅提出汉字具有“意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的三美特性。这一理论精准概括了汉字的审美特质，同时又回答了文学“何以动人”之问。这个观点至今仍是理解中国文学语言魅力的经典论述。

鲁迅在本书中的另一重要贡献，乃是他首次提出中国文学直到魏晋时期才进入“为艺术而艺术”的自觉时代。在此之前，文学只是政治教化的工具。这一观点改变了人们对文学史分期的认知。同时，他把一些史学著作纳入到文学范畴，“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是鲁迅对《史记》的经典评价，被后世广泛引用。他不仅肯定了司马迁的史学成就，更强调其文学价值，认为《史记》是“发于情，肆于心”的抒情之作，而非单纯的史书。鲁迅对一些历史名著和著名人物的评价，均能像评价《史记》那样言简意赅一语中的，比如评价贾谊与晁错：称其文章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评价司马相如：“不师故辙，自摅妙才，广博闳丽，卓绝汉代”等等，这些评语成为后世评价该位名家的必用之辞。

诗评：六代绮罗成旧梦，石头城上月如钩。——鲁迅《无题》

《中国文学史》

作者：（日）前野直彬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1版1印：2012年1月

本书版次：2012年1月

简介：前野直彬主编的这部《中国文学史》是一部篇幅极为精炼的著作，由11位日本汉学家分章撰写。尽管是多人合作之书，却能做到衔接得当，这缘于独特的编写方式：先由前野直彬撰写各章概论，确立统一史观，再由各领域专家分头执笔，最后由主编审定统稿。这部书在日本出版后，再版过十数次，是日本“使用量甚大的专科教材和自学课本”。

本书仅26万字，却涵盖了从先秦到近现代的全部内容。以朝代更迭为经、文学体裁为纬，采用“朝代+体裁”的双轴结构，不以作家为纲，而是以韵文、散文、小说等文体流变为线索。通常国内文学史家撰写的文学史会以重点作家为章节，比如“李白与杜甫”，但本书打破了这一模式。即使是屈原、司马迁、李白、杜甫这样的大家，也都与其他作家共置于一节内论述，对作家生平的介绍也极为简略。这种处理方式避免了“作家作品论”的堆砌，让文学史“史”的脉络更加清晰。在具体问题上，本书也有独特见解，比如汉赋多用难字，该书认为并非只是因时代久远，而是当时已开始形成一种观念：文学要使用远离日常性的“高层次言语”，同时，这种现象也标志着“文学家”意识的出现。

本书将文学与经济关联，最能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比如在分析元杂剧时，不仅关注文本本身，还考察了演员的生存状态和观众的消费习惯等，这个视角少有人留意。但也有人认为该书太过强调经济对文学的影响。

诗评：须教自我胸中出，切忌随人脚后行。——（南宋）戴复古《论诗十绝》

《剑桥中国文学史》

主编：（美）孙康宜（美）宇文所安刘倩等译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版1印：2013年6月

本书版次：2014年6月3印

简介：宇文所安（StephenOwen）与孙康宜联合主编该书，是海外汉学界重写中国文学史的一部里程碑式著作。全书由宇文所安、柯马丁、田晓菲等北美顶尖汉学家分章撰写，每位学者都贡献了自己研究领域的前沿成果，保证了内容的学术深度和前沿性。该书自2010年英文版问世、2013年中文版引进以来，在中国学界引发了广泛的讨论与深刻的反思。

《剑桥中国文学史》最显著的特征是提出了“文学文化史”（LiteraryCulturalHistory）的书写范式。在写作方式上，不同于国内传统文学史惯用的“时代背景+作家生平+作品分析”的线性三段模式，强调将文学文本置于更广阔的历史、制度与物质语境中。其关注的是文学的生产、流传与接受的全过程，这种视角打破了将文学评价视为永恒定论的传统观念。

该书不以王朝更替作为文学史分期的唯一标准。最典型的例子是提出了“文化唐朝”（约650年-1020年）这一概念。这一分期跨越了唐、五代乃至北宋初，依据的是长时段的文学文化特征与延续性，而非政治权力的变更，这有助于读者理解文学发展的内在惯性。在传统认定中，唐朝的历史时段是公元618年-907年，为断限的框架。《剑桥中国文学史》是以公元650年作为起点，因为这一年是武则天登上权力宝座的关键节点，标志着南北文化大融合的开始。

武则天时期将诗歌纳入科举考试，这一制度变革极大地激发了全社会学习、创作诗歌的热情，随着科举制度的完善，逐渐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文学网络。故该书认为，650年前的唐朝文学仍属于“北方宫廷文化的最后阶段”，而此后开始吸收南方丰富的文化遗产，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唐朝”。本书将1020年作为终点，乃是考虑到“宋初四部大书的编纂、印刷术的普及”等文化现象，以及“范仲淹、更为重要的是欧阳修等11世纪伟大政治和历史人物崛起”，他们“给宋代的文人文化打上了新的印记”。

对于这种分期方式，有些学者认为，将650年作为“文化唐朝”的起点过于武断。因为唐太宗时期（627年-649年）已出现南北文化融合的迹象，如太宗设立文学馆、招揽南北文士等举措，故不应简单地将650年前的唐朝文学视为“北方宫廷文化的延续”。将“文化唐朝”的终点定在1020年（宋真宗末年），等于将宋初太祖、太宗、真宗三朝的文学创作都纳入“文化唐朝”范畴。这种处理方式模糊了宋初文学的自主性发展，忽视了北宋初期文学已开始形成自身特色，如白体诗的流行、西昆体的兴起等，这些不应简单视为唐风的延续。

诗评：李杜文章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清》赵翼《论诗五首·其二》

韦力（藏书家）

何为文学？见解各异，上古时期的口头文学，因为没有实体文本做载体，难知其详。书籍的出现，才使得文学有了载体，《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尚书》为最早的历史文献汇编，《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发展出完整的叙事艺术。对于历代文学作品的研究产生了文学史，本期所选的5部作品，代表了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不同视角。

《中国文学史》

作者：袁行霈

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1版1印：1999年8月

本书版次：2014年11月3印

简介：本书由袁行霈教授带领19所高校的29位优秀学者共同完成，每人负责一个章节，确保了内容的专业性和全面性。自1999年问世以来，便被全国1100余所高校采用，并荣获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一等奖，堪称21世纪以来影响力最大、使用最广的文学史教材。

在编纂理念上，袁行霈强调在“守正”基础上“出新”。所谓守正，就是强调知识的扎实与稳定，不为了标新立异而采用“偏锋”的观点。所谓出新就是建立在新视角、新方法、新材料上，它并非颠覆传统，而是在继承基础上的深化与拓展。既保持扎实的学术基础，又站在学术前沿，避免了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出现的“套用国外学术概念，标新立异求‘怪’‘新’”的研究趋势。

本书的讲述顺序采用三古七段分期法。这种分法是把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作为分期依据，而不是单纯依据朝代的更替顺序。这套理论把中国文学史比作一条大河，分为上游（上古）、中游（中古）、下游（近古）三段，再细分为七个阶段。此分期法综合了九个方面的因素：创作主体、作品思想内容、文学体裁、文学语言、艺术表现、文学流派、文学思潮、文学传媒和接受对象。三古七段说自提出以来，在学术界引发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学者普遍认为，该理论最大的贡献在于打破了文学史作为“历史学附庸”的旧有格局，实现了从“朝代史”向“文学本体史”的转变。

诗评：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唐）杜甫《戏为六绝句》

《中国文学史讲义》

作者：游国恩

出版社：天津古籍出版社

1版1印：2005年5月

本书版次：2007年4月2印

简介:游国恩是著名楚辞研究专家、文学史家。本书是他自1929年-1931年在武汉大学任教时开始编写的讲义，后在青岛大学时期续写完成，这部讲义是中国文学史作为独立学科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奠基之作。

游国恩在本书中提出了著名的“南北二派”理论，认为中国文学主要由两大系统构成：1.诗的系统（又称北派）：源于《诗经》，演变为五言、七言、词、曲，以《诗经》为源头，演变为汉魏乐府、唐诗、宋词、元曲；2.赋的系统（又称南派）：以《楚辞》为源头，演变为汉赋、六朝骈文、律赋、四六文。

游国恩将地理环境与文学风格直接关联，认为《诗经》代表北方文学的“写实”与“质朴”，《楚辞》代表南方文学的“浪漫”与“瑰丽”。这种“地理决定论”尽管在后世受到一定质疑，但首次将地理空间维度引入文学史研究，为后来的“文学地理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先导。同时，这种“双线并行”的观点打破了传统“朝代史”的单一框架，使文学史呈现出更清晰的文体演进脉络。这一观点被后来的文学史教材广泛吸收，成为解读中国文学流变的基本原则。

在20世纪20年代末，中国文学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尚处于“垦荒”阶段。游国恩的这部讲义，正是这一时期的拓荒之作，同时，这部讲义也是游国恩后来主编四卷本《中国文学史》（1963年出版）的雏形，后者成为新中国高校使用最广、影响最大的文学史教材之一。

诗评：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唐）杜甫《偶题》

《汉文学史纲要》

作者：鲁迅撰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1版1印：2011年8月

本书版次：2011年8月

简介：该书本是鲁迅于1926年在厦门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史课程时编写的讲义。他原想写一部完整的《中国文学史》，但最终只完成了从上古文字起源到西汉司马迁时期的十篇内容。此书十篇的题目是：1.自文字至文章；2.《书》与《诗》；3.老庄；4.屈原及宋玉；5.李斯；6.汉宫之楚声；7.贾谊与晁错；8.藩国之文术；9.武帝时文术之盛；10.司马相如与司马迁。

从本书的第一篇就可看出鲁迅观念之独特：绝大多数相关著述是从历史角度来讲文学史，鲁迅开创性地从文字起源讲起，简明扼要地构建了从“声音”到“言辞”、再到“文字”，最终形成“文章”的演化链条。其目的是想说明：文学的发展是以语言文字为根本，为理解中国文学的独特审美提供了全新视角。

中国人对文字的美学特征有强烈追求，何以如此？鲁迅提出汉字具有“意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的三美特性。这一理论精准概括了汉字的审美特质，同时又回答了文学“何以动人”之问。这个观点至今仍是理解中国文学语言魅力的经典论述。

鲁迅在本书中的另一重要贡献，乃是他首次提出中国文学直到魏晋时期才进入“为艺术而艺术”的自觉时代。在此之前，文学只是政治教化的工具。这一观点改变了人们对文学史分期的认知。同时，他把一些史学著作纳入到文学范畴，“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是鲁迅对《史记》的经典评价，被后世广泛引用。他不仅肯定了司马迁的史学成就，更强调其文学价值，认为《史记》是“发于情，肆于心”的抒情之作，而非单纯的史书。鲁迅对一些历史名著和著名人物的评价，均能像评价《史记》那样言简意赅一语中的，比如评价贾谊与晁错：称其文章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评价司马相如：“不师故辙，自摅妙才，广博闳丽，卓绝汉代”等等，这些评语成为后世评价该位名家的必用之辞。

诗评：六代绮罗成旧梦，石头城上月如钩。——鲁迅《无题》

《中国文学史》

作者：（日）前野直彬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1版1印：2012年1月

本书版次：2012年1月

简介：前野直彬主编的这部《中国文学史》是一部篇幅极为精炼的著作，由11位日本汉学家分章撰写。尽管是多人合作之书，却能做到衔接得当，这缘于独特的编写方式：先由前野直彬撰写各章概论，确立统一史观，再由各领域专家分头执笔，最后由主编审定统稿。这部书在日本出版后，再版过十数次，是日本“使用量甚大的专科教材和自学课本”。

本书仅26万字，却涵盖了从先秦到近现代的全部内容。以朝代更迭为经、文学体裁为纬，采用“朝代+体裁”的双轴结构，不以作家为纲，而是以韵文、散文、小说等文体流变为线索。通常国内文学史家撰写的文学史会以重点作家为章节，比如“李白与杜甫”，但本书打破了这一模式。即使是屈原、司马迁、李白、杜甫这样的大家，也都与其他作家共置于一节内论述，对作家生平的介绍也极为简略。这种处理方式避免了“作家作品论”的堆砌，让文学史“史”的脉络更加清晰。在具体问题上，本书也有独特见解，比如汉赋多用难字，该书认为并非只是因时代久远，而是当时已开始形成一种观念：文学要使用远离日常性的“高层次言语”，同时，这种现象也标志着“文学家”意识的出现。

本书将文学与经济关联，最能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比如在分析元杂剧时，不仅关注文本本身，还考察了演员的生存状态和观众的消费习惯等，这个视角少有人留意。但也有人认为该书太过强调经济对文学的影响。

诗评：须教自我胸中出，切忌随人脚后行。——（南宋）戴复古《论诗十绝》

《剑桥中国文学史》

主编：（美）孙康宜（美）宇文所安刘倩等译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版1印：2013年6月

本书版次：2014年6月3印

简介：宇文所安（StephenOwen）与孙康宜联合主编该书，是海外汉学界重写中国文学史的一部里程碑式著作。全书由宇文所安、柯马丁、田晓菲等北美顶尖汉学家分章撰写，每位学者都贡献了自己研究领域的前沿成果，保证了内容的学术深度和前沿性。该书自2010年英文版问世、2013年中文版引进以来，在中国学界引发了广泛的讨论与深刻的反思。

《剑桥中国文学史》最显著的特征是提出了“文学文化史”（LiteraryCulturalHistory）的书写范式。在写作方式上，不同于国内传统文学史惯用的“时代背景+作家生平+作品分析”的线性三段模式，强调将文学文本置于更广阔的历史、制度与物质语境中。其关注的是文学的生产、流传与接受的全过程，这种视角打破了将文学评价视为永恒定论的传统观念。

该书不以王朝更替作为文学史分期的唯一标准。最典型的例子是提出了“文化唐朝”（约650年-1020年）这一概念。这一分期跨越了唐、五代乃至北宋初，依据的是长时段的文学文化特征与延续性，而非政治权力的变更，这有助于读者理解文学发展的内在惯性。在传统认定中，唐朝的历史时段是公元618年-907年，为断限的框架。《剑桥中国文学史》是以公元650年作为起点，因为这一年是武则天登上权力宝座的关键节点，标志着南北文化大融合的开始。

武则天时期将诗歌纳入科举考试，这一制度变革极大地激发了全社会学习、创作诗歌的热情，随着科举制度的完善，逐渐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文学网络。故该书认为，650年前的唐朝文学仍属于“北方宫廷文化的最后阶段”，而此后开始吸收南方丰富的文化遗产，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唐朝”。本书将1020年作为终点，乃是考虑到“宋初四部大书的编纂、印刷术的普及”等文化现象，以及“范仲淹、更为重要的是欧阳修等11世纪伟大政治和历史人物崛起”，他们“给宋代的文人文化打上了新的印记”。

对于这种分期方式，有些学者认为，将650年作为“文化唐朝”的起点过于武断。因为唐太宗时期（627年-649年）已出现南北文化融合的迹象，如太宗设立文学馆、招揽南北文士等举措，故不应简单地将650年前的唐朝文学视为“北方宫廷文化的延续”。将“文化唐朝”的终点定在1020年（宋真宗末年），等于将宋初太祖、太宗、真宗三朝的文学创作都纳入“文化唐朝”范畴。这种处理方式模糊了宋初文学的自主性发展，忽视了北宋初期文学已开始形成自身特色，如白体诗的流行、西昆体的兴起等，这些不应简单视为唐风的延续。

诗评：李杜文章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清》赵翼《论诗五首·其二》

韦力（藏书家）

何为文学？见解各异，上古时期的口头文学，因为没有实体文本做载体，难知其详。书籍的出现，才使得文学有了载体，《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尚书》为最早的历史文献汇编，《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发展出完整的叙事艺术。对于历代文学作品的研究产生了文学史，本期所选的5部作品，代表了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不同视角。

《中国文学史》

作者：袁行霈

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1版1印：1999年8月

本书版次：2014年11月3印

简介：本书由袁行霈教授带领19所高校的29位优秀学者共同完成，每人负责一个章节，确保了内容的专业性和全面性。自1999年问世以来，便被全国1100余所高校采用，并荣获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一等奖，堪称21世纪以来影响力最大、使用最广的文学史教材。

在编纂理念上，袁行霈强调在“守正”基础上“出新”。所谓守正，就是强调知识的扎实与稳定，不为了标新立异而采用“偏锋”的观点。所谓出新就是建立在新视角、新方法、新材料上，它并非颠覆传统，而是在继承基础上的深化与拓展。既保持扎实的学术基础，又站在学术前沿，避免了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出现的“套用国外学术概念，标新立异求‘怪’‘新’”的研究趋势。

本书的讲述顺序采用三古七段分期法。这种分法是把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作为分期依据，而不是单纯依据朝代的更替顺序。这套理论把中国文学史比作一条大河，分为上游（上古）、中游（中古）、下游（近古）三段，再细分为七个阶段。此分期法综合了九个方面的因素：创作主体、作品思想内容、文学体裁、文学语言、艺术表现、文学流派、文学思潮、文学传媒和接受对象。三古七段说自提出以来，在学术界引发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学者普遍认为，该理论最大的贡献在于打破了文学史作为“历史学附庸”的旧有格局，实现了从“朝代史”向“文学本体史”的转变。

诗评：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唐）杜甫《戏为六绝句》

《中国文学史讲义》

作者：游国恩

出版社：天津古籍出版社

1版1印：2005年5月

本书版次：2007年4月2印

简介:游国恩是著名楚辞研究专家、文学史家。本书是他自1929年-1931年在武汉大学任教时开始编写的讲义，后在青岛大学时期续写完成，这部讲义是中国文学史作为独立学科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奠基之作。

游国恩在本书中提出了著名的“南北二派”理论，认为中国文学主要由两大系统构成：1.诗的系统（又称北派）：源于《诗经》，演变为五言、七言、词、曲，以《诗经》为源头，演变为汉魏乐府、唐诗、宋词、元曲；2.赋的系统（又称南派）：以《楚辞》为源头，演变为汉赋、六朝骈文、律赋、四六文。

游国恩将地理环境与文学风格直接关联，认为《诗经》代表北方文学的“写实”与“质朴”，《楚辞》代表南方文学的“浪漫”与“瑰丽”。这种“地理决定论”尽管在后世受到一定质疑，但首次将地理空间维度引入文学史研究，为后来的“文学地理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先导。同时，这种“双线并行”的观点打破了传统“朝代史”的单一框架，使文学史呈现出更清晰的文体演进脉络。这一观点被后来的文学史教材广泛吸收，成为解读中国文学流变的基本原则。

在20世纪20年代末，中国文学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尚处于“垦荒”阶段。游国恩的这部讲义，正是这一时期的拓荒之作，同时，这部讲义也是游国恩后来主编四卷本《中国文学史》（1963年出版）的雏形，后者成为新中国高校使用最广、影响最大的文学史教材之一。

诗评：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唐）杜甫《偶题》

《汉文学史纲要》

作者：鲁迅撰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1版1印：2011年8月

本书版次：2011年8月

简介：该书本是鲁迅于1926年在厦门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史课程时编写的讲义。他原想写一部完整的《中国文学史》，但最终只完成了从上古文字起源到西汉司马迁时期的十篇内容。此书十篇的题目是：1.自文字至文章；2.《书》与《诗》；3.老庄；4.屈原及宋玉；5.李斯；6.汉宫之楚声；7.贾谊与晁错；8.藩国之文术；9.武帝时文术之盛；10.司马相如与司马迁。

从本书的第一篇就可看出鲁迅观念之独特：绝大多数相关著述是从历史角度来讲文学史，鲁迅开创性地从文字起源讲起，简明扼要地构建了从“声音”到“言辞”、再到“文字”，最终形成“文章”的演化链条。其目的是想说明：文学的发展是以语言文字为根本，为理解中国文学的独特审美提供了全新视角。

中国人对文字的美学特征有强烈追求，何以如此？鲁迅提出汉字具有“意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的三美特性。这一理论精准概括了汉字的审美特质，同时又回答了文学“何以动人”之问。这个观点至今仍是理解中国文学语言魅力的经典论述。

鲁迅在本书中的另一重要贡献，乃是他首次提出中国文学直到魏晋时期才进入“为艺术而艺术”的自觉时代。在此之前，文学只是政治教化的工具。这一观点改变了人们对文学史分期的认知。同时，他把一些史学著作纳入到文学范畴，“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是鲁迅对《史记》的经典评价，被后世广泛引用。他不仅肯定了司马迁的史学成就，更强调其文学价值，认为《史记》是“发于情，肆于心”的抒情之作，而非单纯的史书。鲁迅对一些历史名著和著名人物的评价，均能像评价《史记》那样言简意赅一语中的，比如评价贾谊与晁错：称其文章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评价司马相如：“不师故辙，自摅妙才，广博闳丽，卓绝汉代”等等，这些评语成为后世评价该位名家的必用之辞。

诗评：六代绮罗成旧梦，石头城上月如钩。——鲁迅《无题》

《中国文学史》

作者：（日）前野直彬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1版1印：2012年1月

本书版次：2012年1月

简介：前野直彬主编的这部《中国文学史》是一部篇幅极为精炼的著作，由11位日本汉学家分章撰写。尽管是多人合作之书，却能做到衔接得当，这缘于独特的编写方式：先由前野直彬撰写各章概论，确立统一史观，再由各领域专家分头执笔，最后由主编审定统稿。这部书在日本出版后，再版过十数次，是日本“使用量甚大的专科教材和自学课本”。

本书仅26万字，却涵盖了从先秦到近现代的全部内容。以朝代更迭为经、文学体裁为纬，采用“朝代+体裁”的双轴结构，不以作家为纲，而是以韵文、散文、小说等文体流变为线索。通常国内文学史家撰写的文学史会以重点作家为章节，比如“李白与杜甫”，但本书打破了这一模式。即使是屈原、司马迁、李白、杜甫这样的大家，也都与其他作家共置于一节内论述，对作家生平的介绍也极为简略。这种处理方式避免了“作家作品论”的堆砌，让文学史“史”的脉络更加清晰。在具体问题上，本书也有独特见解，比如汉赋多用难字，该书认为并非只是因时代久远，而是当时已开始形成一种观念：文学要使用远离日常性的“高层次言语”，同时，这种现象也标志着“文学家”意识的出现。

本书将文学与经济关联，最能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比如在分析元杂剧时，不仅关注文本本身，还考察了演员的生存状态和观众的消费习惯等，这个视角少有人留意。但也有人认为该书太过强调经济对文学的影响。

诗评：须教自我胸中出，切忌随人脚后行。——（南宋）戴复古《论诗十绝》

《剑桥中国文学史》

主编：（美）孙康宜（美）宇文所安刘倩等译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版1印：2013年6月

本书版次：2014年6月3印

简介：宇文所安（StephenOwen）与孙康宜联合主编该书，是海外汉学界重写中国文学史的一部里程碑式著作。全书由宇文所安、柯马丁、田晓菲等北美顶尖汉学家分章撰写，每位学者都贡献了自己研究领域的前沿成果，保证了内容的学术深度和前沿性。该书自2010年英文版问世、2013年中文版引进以来，在中国学界引发了广泛的讨论与深刻的反思。

《剑桥中国文学史》最显著的特征是提出了“文学文化史”（LiteraryCulturalHistory）的书写范式。在写作方式上，不同于国内传统文学史惯用的“时代背景+作家生平+作品分析”的线性三段模式，强调将文学文本置于更广阔的历史、制度与物质语境中。其关注的是文学的生产、流传与接受的全过程，这种视角打破了将文学评价视为永恒定论的传统观念。

该书不以王朝更替作为文学史分期的唯一标准。最典型的例子是提出了“文化唐朝”（约650年-1020年）这一概念。这一分期跨越了唐、五代乃至北宋初，依据的是长时段的文学文化特征与延续性，而非政治权力的变更，这有助于读者理解文学发展的内在惯性。在传统认定中，唐朝的历史时段是公元618年-907年，为断限的框架。《剑桥中国文学史》是以公元650年作为起点，因为这一年是武则天登上权力宝座的关键节点，标志着南北文化大融合的开始。

武则天时期将诗歌纳入科举考试，这一制度变革极大地激发了全社会学习、创作诗歌的热情，随着科举制度的完善，逐渐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文学网络。故该书认为，650年前的唐朝文学仍属于“北方宫廷文化的最后阶段”，而此后开始吸收南方丰富的文化遗产，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唐朝”。本书将1020年作为终点，乃是考虑到“宋初四部大书的编纂、印刷术的普及”等文化现象，以及“范仲淹、更为重要的是欧阳修等11世纪伟大政治和历史人物崛起”，他们“给宋代的文人文化打上了新的印记”。

对于这种分期方式，有些学者认为，将650年作为“文化唐朝”的起点过于武断。因为唐太宗时期（627年-649年）已出现南北文化融合的迹象，如太宗设立文学馆、招揽南北文士等举措，故不应简单地将650年前的唐朝文学视为“北方宫廷文化的延续”。将“文化唐朝”的终点定在1020年（宋真宗末年），等于将宋初太祖、太宗、真宗三朝的文学创作都纳入“文化唐朝”范畴。这种处理方式模糊了宋初文学的自主性发展，忽视了北宋初期文学已开始形成自身特色，如白体诗的流行、西昆体的兴起等，这些不应简单视为唐风的延续。

诗评：李杜文章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清》赵翼《论诗五首·其二》

韦力（藏书家）

何为文学？见解各异，上古时期的口头文学，因为没有实体文本做载体，难知其详。书籍的出现，才使得文学有了载体，《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尚书》为最早的历史文献汇编，《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发展出完整的叙事艺术。对于历代文学作品的研究产生了文学史，本期所选的5部作品，代表了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不同视角。

《中国文学史》

作者：袁行霈

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1版1印：1999年8月

本书版次：2014年11月3印

简介：本书由袁行霈教授带领19所高校的29位优秀学者共同完成，每人负责一个章节，确保了内容的专业性和全面性。自1999年问世以来，便被全国1100余所高校采用，并荣获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一等奖，堪称21世纪以来影响力最大、使用最广的文学史教材。

在编纂理念上，袁行霈强调在“守正”基础上“出新”。所谓守正，就是强调知识的扎实与稳定，不为了标新立异而采用“偏锋”的观点。所谓出新就是建立在新视角、新方法、新材料上，它并非颠覆传统，而是在继承基础上的深化与拓展。既保持扎实的学术基础，又站在学术前沿，避免了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出现的“套用国外学术概念，标新立异求‘怪’‘新’”的研究趋势。

本书的讲述顺序采用三古七段分期法。这种分法是把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作为分期依据，而不是单纯依据朝代的更替顺序。这套理论把中国文学史比作一条大河，分为上游（上古）、中游（中古）、下游（近古）三段，再细分为七个阶段。此分期法综合了九个方面的因素：创作主体、作品思想内容、文学体裁、文学语言、艺术表现、文学流派、文学思潮、文学传媒和接受对象。三古七段说自提出以来，在学术界引发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学者普遍认为，该理论最大的贡献在于打破了文学史作为“历史学附庸”的旧有格局，实现了从“朝代史”向“文学本体史”的转变。

诗评：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唐）杜甫《戏为六绝句》

《中国文学史讲义》

作者：游国恩

出版社：天津古籍出版社

1版1印：2005年5月

本书版次：2007年4月2印

简介:游国恩是著名楚辞研究专家、文学史家。本书是他自1929年-1931年在武汉大学任教时开始编写的讲义，后在青岛大学时期续写完成，这部讲义是中国文学史作为独立学科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奠基之作。

游国恩在本书中提出了著名的“南北二派”理论，认为中国文学主要由两大系统构成：1.诗的系统（又称北派）：源于《诗经》，演变为五言、七言、词、曲，以《诗经》为源头，演变为汉魏乐府、唐诗、宋词、元曲；2.赋的系统（又称南派）：以《楚辞》为源头，演变为汉赋、六朝骈文、律赋、四六文。

游国恩将地理环境与文学风格直接关联，认为《诗经》代表北方文学的“写实”与“质朴”，《楚辞》代表南方文学的“浪漫”与“瑰丽”。这种“地理决定论”尽管在后世受到一定质疑，但首次将地理空间维度引入文学史研究，为后来的“文学地理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先导。同时，这种“双线并行”的观点打破了传统“朝代史”的单一框架，使文学史呈现出更清晰的文体演进脉络。这一观点被后来的文学史教材广泛吸收，成为解读中国文学流变的基本原则。

在20世纪20年代末，中国文学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尚处于“垦荒”阶段。游国恩的这部讲义，正是这一时期的拓荒之作，同时，这部讲义也是游国恩后来主编四卷本《中国文学史》（1963年出版）的雏形，后者成为新中国高校使用最广、影响最大的文学史教材之一。

诗评：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唐）杜甫《偶题》

《汉文学史纲要》

作者：鲁迅撰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1版1印：2011年8月

本书版次：2011年8月

简介：该书本是鲁迅于1926年在厦门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史课程时编写的讲义。他原想写一部完整的《中国文学史》，但最终只完成了从上古文字起源到西汉司马迁时期的十篇内容。此书十篇的题目是：1.自文字至文章；2.《书》与《诗》；3.老庄；4.屈原及宋玉；5.李斯；6.汉宫之楚声；7.贾谊与晁错；8.藩国之文术；9.武帝时文术之盛；10.司马相如与司马迁。

从本书的第一篇就可看出鲁迅观念之独特：绝大多数相关著述是从历史角度来讲文学史，鲁迅开创性地从文字起源讲起，简明扼要地构建了从“声音”到“言辞”、再到“文字”，最终形成“文章”的演化链条。其目的是想说明：文学的发展是以语言文字为根本，为理解中国文学的独特审美提供了全新视角。

中国人对文字的美学特征有强烈追求，何以如此？鲁迅提出汉字具有“意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的三美特性。这一理论精准概括了汉字的审美特质，同时又回答了文学“何以动人”之问。这个观点至今仍是理解中国文学语言魅力的经典论述。

鲁迅在本书中的另一重要贡献，乃是他首次提出中国文学直到魏晋时期才进入“为艺术而艺术”的自觉时代。在此之前，文学只是政治教化的工具。这一观点改变了人们对文学史分期的认知。同时，他把一些史学著作纳入到文学范畴，“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是鲁迅对《史记》的经典评价，被后世广泛引用。他不仅肯定了司马迁的史学成就，更强调其文学价值，认为《史记》是“发于情，肆于心”的抒情之作，而非单纯的史书。鲁迅对一些历史名著和著名人物的评价，均能像评价《史记》那样言简意赅一语中的，比如评价贾谊与晁错：称其文章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评价司马相如：“不师故辙，自摅妙才，广博闳丽，卓绝汉代”等等，这些评语成为后世评价该位名家的必用之辞。

诗评：六代绮罗成旧梦，石头城上月如钩。——鲁迅《无题》

《中国文学史》

作者：（日）前野直彬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1版1印：2012年1月

本书版次：2012年1月

简介：前野直彬主编的这部《中国文学史》是一部篇幅极为精炼的著作，由11位日本汉学家分章撰写。尽管是多人合作之书，却能做到衔接得当，这缘于独特的编写方式：先由前野直彬撰写各章概论，确立统一史观，再由各领域专家分头执笔，最后由主编审定统稿。这部书在日本出版后，再版过十数次，是日本“使用量甚大的专科教材和自学课本”。

本书仅26万字，却涵盖了从先秦到近现代的全部内容。以朝代更迭为经、文学体裁为纬，采用“朝代+体裁”的双轴结构，不以作家为纲，而是以韵文、散文、小说等文体流变为线索。通常国内文学史家撰写的文学史会以重点作家为章节，比如“李白与杜甫”，但本书打破了这一模式。即使是屈原、司马迁、李白、杜甫这样的大家，也都与其他作家共置于一节内论述，对作家生平的介绍也极为简略。这种处理方式避免了“作家作品论”的堆砌，让文学史“史”的脉络更加清晰。在具体问题上，本书也有独特见解，比如汉赋多用难字，该书认为并非只是因时代久远，而是当时已开始形成一种观念：文学要使用远离日常性的“高层次言语”，同时，这种现象也标志着“文学家”意识的出现。

本书将文学与经济关联，最能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比如在分析元杂剧时，不仅关注文本本身，还考察了演员的生存状态和观众的消费习惯等，这个视角少有人留意。但也有人认为该书太过强调经济对文学的影响。

诗评：须教自我胸中出，切忌随人脚后行。——（南宋）戴复古《论诗十绝》

《剑桥中国文学史》

主编：（美）孙康宜（美）宇文所安刘倩等译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版1印：2013年6月

本书版次：2014年6月3印

简介：宇文所安（StephenOwen）与孙康宜联合主编该书，是海外汉学界重写中国文学史的一部里程碑式著作。全书由宇文所安、柯马丁、田晓菲等北美顶尖汉学家分章撰写，每位学者都贡献了自己研究领域的前沿成果，保证了内容的学术深度和前沿性。该书自2010年英文版问世、2013年中文版引进以来，在中国学界引发了广泛的讨论与深刻的反思。

《剑桥中国文学史》最显著的特征是提出了“文学文化史”（LiteraryCulturalHistory）的书写范式。在写作方式上，不同于国内传统文学史惯用的“时代背景+作家生平+作品分析”的线性三段模式，强调将文学文本置于更广阔的历史、制度与物质语境中。其关注的是文学的生产、流传与接受的全过程，这种视角打破了将文学评价视为永恒定论的传统观念。

该书不以王朝更替作为文学史分期的唯一标准。最典型的例子是提出了“文化唐朝”（约650年-1020年）这一概念。这一分期跨越了唐、五代乃至北宋初，依据的是长时段的文学文化特征与延续性，而非政治权力的变更，这有助于读者理解文学发展的内在惯性。在传统认定中，唐朝的历史时段是公元618年-907年，为断限的框架。《剑桥中国文学史》是以公元650年作为起点，因为这一年是武则天登上权力宝座的关键节点，标志着南北文化大融合的开始。

武则天时期将诗歌纳入科举考试，这一制度变革极大地激发了全社会学习、创作诗歌的热情，随着科举制度的完善，逐渐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文学网络。故该书认为，650年前的唐朝文学仍属于“北方宫廷文化的最后阶段”，而此后开始吸收南方丰富的文化遗产，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唐朝”。本书将1020年作为终点，乃是考虑到“宋初四部大书的编纂、印刷术的普及”等文化现象，以及“范仲淹、更为重要的是欧阳修等11世纪伟大政治和历史人物崛起”，他们“给宋代的文人文化打上了新的印记”。

对于这种分期方式，有些学者认为，将650年作为“文化唐朝”的起点过于武断。因为唐太宗时期（627年-649年）已出现南北文化融合的迹象，如太宗设立文学馆、招揽南北文士等举措，故不应简单地将650年前的唐朝文学视为“北方宫廷文化的延续”。将“文化唐朝”的终点定在1020年（宋真宗末年），等于将宋初太祖、太宗、真宗三朝的文学创作都纳入“文化唐朝”范畴。这种处理方式模糊了宋初文学的自主性发展，忽视了北宋初期文学已开始形成自身特色，如白体诗的流行、西昆体的兴起等，这些不应简单视为唐风的延续。

诗评：李杜文章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清》赵翼《论诗五首·其二》

韦力（藏书家）

何为文学？见解各异，上古时期的口头文学，因为没有实体文本做载体，难知其详。书籍的出现，才使得文学有了载体，《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尚书》为最早的历史文献汇编，《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发展出完整的叙事艺术。对于历代文学作品的研究产生了文学史，本期所选的5部作品，代表了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不同视角。

《中国文学史》

作者：袁行霈

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1版1印：1999年8月

本书版次：2014年11月3印

简介：本书由袁行霈教授带领19所高校的29位优秀学者共同完成，每人负责一个章节，确保了内容的专业性和全面性。自1999年问世以来，便被全国1100余所高校采用，并荣获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一等奖，堪称21世纪以来影响力最大、使用最广的文学史教材。

在编纂理念上，袁行霈强调在“守正”基础上“出新”。所谓守正，就是强调知识的扎实与稳定，不为了标新立异而采用“偏锋”的观点。所谓出新就是建立在新视角、新方法、新材料上，它并非颠覆传统，而是在继承基础上的深化与拓展。既保持扎实的学术基础，又站在学术前沿，避免了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出现的“套用国外学术概念，标新立异求‘怪’‘新’”的研究趋势。

本书的讲述顺序采用三古七段分期法。这种分法是把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作为分期依据，而不是单纯依据朝代的更替顺序。这套理论把中国文学史比作一条大河，分为上游（上古）、中游（中古）、下游（近古）三段，再细分为七个阶段。此分期法综合了九个方面的因素：创作主体、作品思想内容、文学体裁、文学语言、艺术表现、文学流派、文学思潮、文学传媒和接受对象。三古七段说自提出以来，在学术界引发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学者普遍认为，该理论最大的贡献在于打破了文学史作为“历史学附庸”的旧有格局，实现了从“朝代史”向“文学本体史”的转变。

诗评：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唐）杜甫《戏为六绝句》

《中国文学史讲义》

作者：游国恩

出版社：天津古籍出版社

1版1印：2005年5月

本书版次：2007年4月2印

简介:游国恩是著名楚辞研究专家、文学史家。本书是他自1929年-1931年在武汉大学任教时开始编写的讲义，后在青岛大学时期续写完成，这部讲义是中国文学史作为独立学科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奠基之作。

游国恩在本书中提出了著名的“南北二派”理论，认为中国文学主要由两大系统构成：1.诗的系统（又称北派）：源于《诗经》，演变为五言、七言、词、曲，以《诗经》为源头，演变为汉魏乐府、唐诗、宋词、元曲；2.赋的系统（又称南派）：以《楚辞》为源头，演变为汉赋、六朝骈文、律赋、四六文。

游国恩将地理环境与文学风格直接关联，认为《诗经》代表北方文学的“写实”与“质朴”，《楚辞》代表南方文学的“浪漫”与“瑰丽”。这种“地理决定论”尽管在后世受到一定质疑，但首次将地理空间维度引入文学史研究，为后来的“文学地理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先导。同时，这种“双线并行”的观点打破了传统“朝代史”的单一框架，使文学史呈现出更清晰的文体演进脉络。这一观点被后来的文学史教材广泛吸收，成为解读中国文学流变的基本原则。

在20世纪20年代末，中国文学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尚处于“垦荒”阶段。游国恩的这部讲义，正是这一时期的拓荒之作，同时，这部讲义也是游国恩后来主编四卷本《中国文学史》（1963年出版）的雏形，后者成为新中国高校使用最广、影响最大的文学史教材之一。

诗评：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唐）杜甫《偶题》

《汉文学史纲要》

作者：鲁迅撰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1版1印：2011年8月

本书版次：2011年8月

简介：该书本是鲁迅于1926年在厦门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史课程时编写的讲义。他原想写一部完整的《中国文学史》，但最终只完成了从上古文字起源到西汉司马迁时期的十篇内容。此书十篇的题目是：1.自文字至文章；2.《书》与《诗》；3.老庄；4.屈原及宋玉；5.李斯；6.汉宫之楚声；7.贾谊与晁错；8.藩国之文术；9.武帝时文术之盛；10.司马相如与司马迁。

从本书的第一篇就可看出鲁迅观念之独特：绝大多数相关著述是从历史角度来讲文学史，鲁迅开创性地从文字起源讲起，简明扼要地构建了从“声音”到“言辞”、再到“文字”，最终形成“文章”的演化链条。其目的是想说明：文学的发展是以语言文字为根本，为理解中国文学的独特审美提供了全新视角。

中国人对文字的美学特征有强烈追求，何以如此？鲁迅提出汉字具有“意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的三美特性。这一理论精准概括了汉字的审美特质，同时又回答了文学“何以动人”之问。这个观点至今仍是理解中国文学语言魅力的经典论述。

鲁迅在本书中的另一重要贡献，乃是他首次提出中国文学直到魏晋时期才进入“为艺术而艺术”的自觉时代。在此之前，文学只是政治教化的工具。这一观点改变了人们对文学史分期的认知。同时，他把一些史学著作纳入到文学范畴，“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是鲁迅对《史记》的经典评价，被后世广泛引用。他不仅肯定了司马迁的史学成就，更强调其文学价值，认为《史记》是“发于情，肆于心”的抒情之作，而非单纯的史书。鲁迅对一些历史名著和著名人物的评价，均能像评价《史记》那样言简意赅一语中的，比如评价贾谊与晁错：称其文章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评价司马相如：“不师故辙，自摅妙才，广博闳丽，卓绝汉代”等等，这些评语成为后世评价该位名家的必用之辞。

诗评：六代绮罗成旧梦，石头城上月如钩。——鲁迅《无题》

《中国文学史》

作者：（日）前野直彬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1版1印：2012年1月

本书版次：2012年1月

简介：前野直彬主编的这部《中国文学史》是一部篇幅极为精炼的著作，由11位日本汉学家分章撰写。尽管是多人合作之书，却能做到衔接得当，这缘于独特的编写方式：先由前野直彬撰写各章概论，确立统一史观，再由各领域专家分头执笔，最后由主编审定统稿。这部书在日本出版后，再版过十数次，是日本“使用量甚大的专科教材和自学课本”。

本书仅26万字，却涵盖了从先秦到近现代的全部内容。以朝代更迭为经、文学体裁为纬，采用“朝代+体裁”的双轴结构，不以作家为纲，而是以韵文、散文、小说等文体流变为线索。通常国内文学史家撰写的文学史会以重点作家为章节，比如“李白与杜甫”，但本书打破了这一模式。即使是屈原、司马迁、李白、杜甫这样的大家，也都与其他作家共置于一节内论述，对作家生平的介绍也极为简略。这种处理方式避免了“作家作品论”的堆砌，让文学史“史”的脉络更加清晰。在具体问题上，本书也有独特见解，比如汉赋多用难字，该书认为并非只是因时代久远，而是当时已开始形成一种观念：文学要使用远离日常性的“高层次言语”，同时，这种现象也标志着“文学家”意识的出现。

本书将文学与经济关联，最能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比如在分析元杂剧时，不仅关注文本本身，还考察了演员的生存状态和观众的消费习惯等，这个视角少有人留意。但也有人认为该书太过强调经济对文学的影响。

诗评：须教自我胸中出，切忌随人脚后行。——（南宋）戴复古《论诗十绝》

《剑桥中国文学史》

主编：（美）孙康宜（美）宇文所安刘倩等译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版1印：2013年6月

本书版次：2014年6月3印

简介：宇文所安（StephenOwen）与孙康宜联合主编该书，是海外汉学界重写中国文学史的一部里程碑式著作。全书由宇文所安、柯马丁、田晓菲等北美顶尖汉学家分章撰写，每位学者都贡献了自己研究领域的前沿成果，保证了内容的学术深度和前沿性。该书自2010年英文版问世、2013年中文版引进以来，在中国学界引发了广泛的讨论与深刻的反思。

《剑桥中国文学史》最显著的特征是提出了“文学文化史”（LiteraryCulturalHistory）的书写范式。在写作方式上，不同于国内传统文学史惯用的“时代背景+作家生平+作品分析”的线性三段模式，强调将文学文本置于更广阔的历史、制度与物质语境中。其关注的是文学的生产、流传与接受的全过程，这种视角打破了将文学评价视为永恒定论的传统观念。

该书不以王朝更替作为文学史分期的唯一标准。最典型的例子是提出了“文化唐朝”（约650年-1020年）这一概念。这一分期跨越了唐、五代乃至北宋初，依据的是长时段的文学文化特征与延续性，而非政治权力的变更，这有助于读者理解文学发展的内在惯性。在传统认定中，唐朝的历史时段是公元618年-907年，为断限的框架。《剑桥中国文学史》是以公元650年作为起点，因为这一年是武则天登上权力宝座的关键节点，标志着南北文化大融合的开始。

武则天时期将诗歌纳入科举考试，这一制度变革极大地激发了全社会学习、创作诗歌的热情，随着科举制度的完善，逐渐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文学网络。故该书认为，650年前的唐朝文学仍属于“北方宫廷文化的最后阶段”，而此后开始吸收南方丰富的文化遗产，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唐朝”。本书将1020年作为终点，乃是考虑到“宋初四部大书的编纂、印刷术的普及”等文化现象，以及“范仲淹、更为重要的是欧阳修等11世纪伟大政治和历史人物崛起”，他们“给宋代的文人文化打上了新的印记”。

对于这种分期方式，有些学者认为，将650年作为“文化唐朝”的起点过于武断。因为唐太宗时期（627年-649年）已出现南北文化融合的迹象，如太宗设立文学馆、招揽南北文士等举措，故不应简单地将650年前的唐朝文学视为“北方宫廷文化的延续”。将“文化唐朝”的终点定在1020年（宋真宗末年），等于将宋初太祖、太宗、真宗三朝的文学创作都纳入“文化唐朝”范畴。这种处理方式模糊了宋初文学的自主性发展，忽视了北宋初期文学已开始形成自身特色，如白体诗的流行、西昆体的兴起等，这些不应简单视为唐风的延续。

诗评：李杜文章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清》赵翼《论诗五首·其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