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这里是南京城的西南一隅。樱桃斜街所在的区域，当时还是一片城郊旷野，偶有零星村落散落。村落间的先民们，为了出行便利，日复一日地沿着地势踩踏，渐渐形成了一条从东北向西南延伸的土路，这便是樱桃斜街最早的雏形。

金灭辽后，迁都燕京，改称中都，对城市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与修缮，樱桃斜街所在的区域，也随之从城郊纳入城中，逐渐有了街巷的模样。经过官府与百姓的共同修整，铺上了碎石，路面变得相对平整宽阔，成为当时连接中都西南城区与核心区域的重要通道。金中都时期，这条斜道周边，逐渐兴起了一些手工作坊和小商贩，有售卖日用杂物、粮油布匹的小摊，有打造铁器、铜器的铁匠铺、铜匠铺，还有缝制衣物、鞋帽的裁缝铺，各类业态渐渐汇聚，烟火气息日渐浓厚。

真正让这条斜街的格局得以定型，并开启其千年繁华序幕的，是元代。樱桃斜街所在的区域，恰好在元大都与金中都旧城之间，成为连接两座城池的必经之路、关键通道，其“斜”的特质，也在这一时期被进一步强化。元大都建成初期，新城的商业尚未发展起来，城中居民所需的许多物资，如粮食、布匹、蔬菜水果、日用杂物等，都需要到西南方向的金中都旧城街市采购，而出元大都丽正门（今正阳门）向西南前往金中都旧城的丁字街（今菜市口附近），最便捷的路径，便是那条从辽金时期延续而来的斜道。元代的樱桃斜街，不仅是连接两座城池的交通要道，更逐渐成为一条兼具交通与商贸功能的街巷，繁华气息日渐凸显。彼时，这条街巷已不再是简单的碎石路，部分路段铺上了青砖。元代的樱桃斜街，尚无明确的名称记载，史料中多将其与周边的街巷统称为“西南斜街”，没有专属的称谓，却已有了街巷的完整形态。

明代初期，这条斜街因其两侧兴起了许多羊毡作坊，羊毡制作产业十分兴盛，成为这条街巷的特色产业，百姓们便根据这一特色，将其称为“羊毡胡同”。后来，在史料记载中，因“羊”与“杨”谐音，或是当时最大的羊毡作坊掌柜姓杨，便逐渐将“羊毡胡同”写作“杨毡胡同”，这一名称，在明代张爵所撰的《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中有着明确的记载。

此时的杨毡胡同，房屋也逐渐升级，低矮破旧的土坯房被规整雅致的砖木结构四合院所取代，院落布局规整，青砖灰瓦，雕梁画栋，门窗上雕刻着精美的吉祥图案，虽不及王公贵族的府邸那般奢华气派，却也透着浓郁的京韵气息与市井雅致，成为老北京四合院建筑的缩影。街巷两侧的四合院，多为前店后居的格局，前面是商铺，用于经营生意，后面是居所，用于家人居住，这种格局，既方便了经营，也兼顾了生活，体现了明代百姓的生活智慧与经营理念，这种格局，一直延续到清代，成为樱桃斜街最具特色的建筑风貌之一。

明代时期，杨毡胡同周边，开始兴建庙宇，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护国观音寺，这座始建于明代中晚期的古刹，坐落于樱桃斜街、铁树斜街、大栅栏西街三条街巷的交汇处，坐西朝东。护国观音寺最鲜明的特色，便是其梯形院落布局，这种布局在北京的寺庙中极为少见，院落东西长，南北窄，呈梯形展开，山门、观音殿、大雄宝殿、后罩楼依次排列，层次分明，错落有致。

崇祯十七年，明朝灭亡，清军入关，定都北京，开启了清代的统治，街巷的名称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杨毡胡同”更名为“樱桃斜街”。关于“樱桃斜街”这一名称的由来，史料中并无明确的记载，只是民间流传着两种充满诗意与烟火气息的说法。一种说法是，清代乾隆年间，这条街巷的两侧，种植了许多樱桃树，久而久之，百姓们便将这条街巷称为“樱桃斜街”。另一种说法是，清代时期，这条街巷上，有一家樱桃铺，老板手艺精湛，制作的樱桃脯、樱桃酱、樱桃糕等食品，远近闻名，百姓们便以樱桃铺为名，将这条街巷称为“樱桃斜街”。这两种说法，虽均无明确的史料佐证，却都贴合樱桃斜街的气质。

清代的樱桃斜街，是大栅栏地区最繁华的街巷之一，手工业、商业、文化业均达到了鼎盛，成为京城西南城区的一处重要的商贸与文化中心，其繁华程度，远超明代，成为当时京城最具烟火气息与文化底蕴的街巷之一。除了延续明代的羊毡制作，保持着羊毡产业的兴盛，还兴起了刻字、刺绣、木器加工、玉器雕琢等多种手工业，其中，刻字业尤为兴盛，成为这条街巷的特色产业之一，声名远播，影响深远。清代光绪二十三年，京师北派刻字行斥资六百两银子，购买了樱桃斜街的皈子庙（旧名文昌祠），将其作为北直刻字行业公会的会址，供奉文昌帝君、关帝等诸神，同时也成为刻字行业同业议事、交流技艺、救济同行的重要场所，成为北派刻字行业的核心聚集地。据清光绪二十四年《重建文昌祠记》记载，刻字行公会购买皈子庙后，对其进行了稍加修葺，共保留殿宇十三楹，作为奉祀文昌帝君之所，修缮后的皈子庙，既保留了原有风貌，又增添了刻字行业的文化印记，成为清代樱桃斜街手工业发展的重要见证，为研究清代刻字行业的发展，留下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商业方面，清代的樱桃斜街，更是繁华至极，达到了鼎盛时期，街巷两侧的商铺鳞次栉比，一家挨着一家，门庭若市，人声鼎沸，业态齐全，涵盖了绸缎、茶叶、粮食、杂货、酒楼、茶馆、客栈、当铺、银号、药铺等各类行业，几乎涵盖了百姓日常生活与生产经营的方方面面。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位于樱桃斜街十一号的贵州会馆，这座始建于清康熙五十四年的会馆，是由当时的皇帝近臣周渔璜死后所捐，也是清代最早建造的贵州会馆之一，后来成为贵州在京城最大、年头最长的会馆，又称“贵州老馆”，承载着贵州籍人士在京城的乡情与寄托。

除了贵州会馆，樱桃斜街还设有云南会馆，这座会馆与贵州会馆相邻，规模虽不及贵州会馆宏大，却也承载着云南籍人士在京城的乡情与寄托，是云南籍来京人士聚集的重要场所。两座会馆的建立，是清代科举制度与地域社会网络结合的典型产物，它们如同远道而来的西南士子的“驿站”与“精神家园”，见证着无数举子的梦想与奋斗，也见证着地域文化与京城文化的交融与碰撞。

除了贵州会馆、云南会馆，清代的樱桃斜街，还有许多知名的商铺与酒楼，其中，临春楼便是当时最知名的酒楼之一，享誉京城。这座两层砖木结构的砖楼，平面呈凹形，大门上方有“临春楼”砖雕匾额，工艺精湛，字迹苍劲，上刻“二等茶室”四字，虽名为茶室，实则是集餐饮、娱乐于一体的酒楼，是当时樱桃斜街最繁华的酒楼之一。此外，樱桃斜街的茶馆，也十分兴盛。这些茶馆，装修古朴雅致，环境清幽，室内摆放着茶桌、茶椅，墙上挂着字画、楹联，透着浓郁的市井气息与文化韵味，是百姓们休闲娱乐、交流闲谈的重要场所，也是文人雅士论道交友、寄情抒怀的好去处。

清代的樱桃斜街，人文荟萃，人才辈出，文人墨客、官员士子、戏曲艺人等，纷纷在此居住或往来，为这条街巷增添了浓郁的文化气息。徽班初入京师，需要立足之地，需要一个能够居住、排练、生活的场所，而大栅栏周边戏园林立（如广和楼、庆乐园、三庆园等），是戏曲演出的中心区域，便于徽班演员们前往演出，因此，演员的住宿、排演、日常生活之所，便需在邻近寻觅既便利又相对清静、租金亦可承受的街巷。樱桃斜街恰好满足了所有这些条件，于是，仿佛磁石引铁，诸多戏班与伶人渐次汇聚于此，在这里扎根、生活、排练、演出，樱桃斜街，也因此成为梨园子弟的聚居之地，成为京剧艺术孕育与发展的重要场所。其中最负盛名者，当属樱桃斜街65号（旧门牌），即后来的“迟家故居”。叶盛章、叶盛兰、袁世海、谭元寿等一大批日后光耀菊坛的名字，都曾在此度过他们的学艺生涯，在这里挥洒汗水，磨砺意志，打磨技艺，从懵懂无知的少年，成长为技艺精湛的京剧大师。

清代的樱桃斜街，还发生过许多重大事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皈子庙的重建与刻字行业公会的成立。清光绪二十四年，刻字行业公会在皈子庙立《重建文昌祠记》石碑，详细记载了购买皈子庙、重建文昌祠的经过，记载了刻字行业公会的成立初衷与发展愿景，也记载了当时刻字行业的繁荣景象，这通石碑，至今仍保存完好，字迹清晰可辨，成为研究清代刻字行业与樱桃斜街历史的重要史料，承载着珍贵的历史记忆，见证着樱桃斜街手工业的繁华与发展。

清末民初时期，樱桃斜街的手工业，逐渐走向衰落，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许多洋货涌入中国，冲击了中国传统的手工业，洋布、洋毡、洋器等洋货，凭借着价格低廉、款式新颖的优势，占据了大量的市场份额，传统的手工业产品，逐渐被淘汰，樱桃斜街的羊毡作坊、刻字作坊、刺绣作坊等，纷纷倒闭，仅剩少数作坊，勉强维持经营，艰难求生。曾经兴盛一时的刻字行业公会，也逐渐衰落。

商业方面，清末民初时期的樱桃斜街，虽依旧有不少商铺，但繁华程度，已大不如前，与清代的鼎盛时期，相去甚远。贵州会馆，也在这一时期，逐渐衰落，民国四年，因市政改造，原馆被拆除。时任内政总长的朱启钤，深知贵州会馆的历史价值与文化意义，不愿看到其就此消亡，便亲自筹资一万四千余银元，于民国八年重建新馆，共有房屋六十七间，重建后的贵州会馆，依旧保留着原有风格，兼具贵州地域特色与北京四合院韵味。

清末民初时期的樱桃斜街，也是近代中国思想启蒙、报业兴起的重要场所之一，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位于五道庙路西的《京话日报》报社，这里，成为启迪民智、传播新知、宣传爱国思想的前沿阵地，为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做出了重要贡献。

民国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军阀混战连年，百姓流离失所，民不聊生，樱桃斜街，也在这无尽的动荡与战乱之中，进一步走向衰落，昔日的繁华，渐渐被萧条与破败所取代。民国中期，局势稍稍稳定，樱桃斜街也曾有过短暂的复苏迹象。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的铁蹄，踏遍了这条千年古巷，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街巷两侧的房屋，被焚毁大半。这段时期，是樱桃斜街历史上最黑暗、最苦难的岁月。

抗日战争胜利后，百姓们终于迎来了久违的和平，樱桃斜街，也在废墟之上，开始了艰难的复苏之路。

新中国成立后，樱桃斜街，终于迎来了新生，开启了它全新的发展之路。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府高度重视老北京街巷的保护与修缮，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对樱桃斜街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缮与改造，修缮破败的房屋，平整青石板路，清理街巷环境，改善百姓的居住条件，让这条历经千年沧桑、饱受战乱摧残的古巷，重新焕发了生机与活力。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街巷两侧，开设了许多国营商铺、粮店、菜店、理发店、裁缝铺等，业态齐全，满足了百姓们的日常生活需求，往来的行人络绎不绝，欢声笑语，充满了生机与活力；曾经的会馆、戏楼，被改建为居民住宅、学校、工厂等，继续发挥着作用，贵州会馆被改为国营饭店，重新开业，生意日渐红火，成为周边百姓聚餐、宴请的重要场所；樱桃斜街的茶馆，也重新开业，成为百姓们休闲娱乐、交流闲谈的重要场所，评书、相声等传统曲艺，再次在这里上演，耳畔，又响起了熟悉的唱腔与欢声笑语，戏韵与烟火，再次交织在一起，成为樱桃斜街最鲜明的特色。

改革开放后，樱桃斜街被列为老北京历史文化街区，政府进一步加大了对樱桃斜街的保护与修缮力度，在保留其原有建筑风貌与历史肌理的基础上，对街巷进行了精细化修缮，提升了百姓的居住环境，同时，也注重挖掘樱桃斜街的历史文化内涵，打造历史文化旅游景点，让这条千年古巷，重新走向繁华。

辽代，这里是南京城的西南一隅。樱桃斜街所在的区域，当时还是一片城郊旷野，偶有零星村落散落。村落间的先民们，为了出行便利，日复一日地沿着地势踩踏，渐渐形成了一条从东北向西南延伸的土路，这便是樱桃斜街最早的雏形。

金灭辽后，迁都燕京，改称中都，对城市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与修缮，樱桃斜街所在的区域，也随之从城郊纳入城中，逐渐有了街巷的模样。经过官府与百姓的共同修整，铺上了碎石，路面变得相对平整宽阔，成为当时连接中都西南城区与核心区域的重要通道。金中都时期，这条斜道周边，逐渐兴起了一些手工作坊和小商贩，有售卖日用杂物、粮油布匹的小摊，有打造铁器、铜器的铁匠铺、铜匠铺，还有缝制衣物、鞋帽的裁缝铺，各类业态渐渐汇聚，烟火气息日渐浓厚。

真正让这条斜街的格局得以定型，并开启其千年繁华序幕的，是元代。樱桃斜街所在的区域，恰好在元大都与金中都旧城之间，成为连接两座城池的必经之路、关键通道，其“斜”的特质，也在这一时期被进一步强化。元大都建成初期，新城的商业尚未发展起来，城中居民所需的许多物资，如粮食、布匹、蔬菜水果、日用杂物等，都需要到西南方向的金中都旧城街市采购，而出元大都丽正门（今正阳门）向西南前往金中都旧城的丁字街（今菜市口附近），最便捷的路径，便是那条从辽金时期延续而来的斜道。元代的樱桃斜街，不仅是连接两座城池的交通要道，更逐渐成为一条兼具交通与商贸功能的街巷，繁华气息日渐凸显。彼时，这条街巷已不再是简单的碎石路，部分路段铺上了青砖。元代的樱桃斜街，尚无明确的名称记载，史料中多将其与周边的街巷统称为“西南斜街”，没有专属的称谓，却已有了街巷的完整形态。

明代初期，这条斜街因其两侧兴起了许多羊毡作坊，羊毡制作产业十分兴盛，成为这条街巷的特色产业，百姓们便根据这一特色，将其称为“羊毡胡同”。后来，在史料记载中，因“羊”与“杨”谐音，或是当时最大的羊毡作坊掌柜姓杨，便逐渐将“羊毡胡同”写作“杨毡胡同”，这一名称，在明代张爵所撰的《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中有着明确的记载。

此时的杨毡胡同，房屋也逐渐升级，低矮破旧的土坯房被规整雅致的砖木结构四合院所取代，院落布局规整，青砖灰瓦，雕梁画栋，门窗上雕刻着精美的吉祥图案，虽不及王公贵族的府邸那般奢华气派，却也透着浓郁的京韵气息与市井雅致，成为老北京四合院建筑的缩影。街巷两侧的四合院，多为前店后居的格局，前面是商铺，用于经营生意，后面是居所，用于家人居住，这种格局，既方便了经营，也兼顾了生活，体现了明代百姓的生活智慧与经营理念，这种格局，一直延续到清代，成为樱桃斜街最具特色的建筑风貌之一。

明代时期，杨毡胡同周边，开始兴建庙宇，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护国观音寺，这座始建于明代中晚期的古刹，坐落于樱桃斜街、铁树斜街、大栅栏西街三条街巷的交汇处，坐西朝东。护国观音寺最鲜明的特色，便是其梯形院落布局，这种布局在北京的寺庙中极为少见，院落东西长，南北窄，呈梯形展开，山门、观音殿、大雄宝殿、后罩楼依次排列，层次分明，错落有致。

崇祯十七年，明朝灭亡，清军入关，定都北京，开启了清代的统治，街巷的名称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杨毡胡同”更名为“樱桃斜街”。关于“樱桃斜街”这一名称的由来，史料中并无明确的记载，只是民间流传着两种充满诗意与烟火气息的说法。一种说法是，清代乾隆年间，这条街巷的两侧，种植了许多樱桃树，久而久之，百姓们便将这条街巷称为“樱桃斜街”。另一种说法是，清代时期，这条街巷上，有一家樱桃铺，老板手艺精湛，制作的樱桃脯、樱桃酱、樱桃糕等食品，远近闻名，百姓们便以樱桃铺为名，将这条街巷称为“樱桃斜街”。这两种说法，虽均无明确的史料佐证，却都贴合樱桃斜街的气质。

清代的樱桃斜街，是大栅栏地区最繁华的街巷之一，手工业、商业、文化业均达到了鼎盛，成为京城西南城区的一处重要的商贸与文化中心，其繁华程度，远超明代，成为当时京城最具烟火气息与文化底蕴的街巷之一。除了延续明代的羊毡制作，保持着羊毡产业的兴盛，还兴起了刻字、刺绣、木器加工、玉器雕琢等多种手工业，其中，刻字业尤为兴盛，成为这条街巷的特色产业之一，声名远播，影响深远。清代光绪二十三年，京师北派刻字行斥资六百两银子，购买了樱桃斜街的皈子庙（旧名文昌祠），将其作为北直刻字行业公会的会址，供奉文昌帝君、关帝等诸神，同时也成为刻字行业同业议事、交流技艺、救济同行的重要场所，成为北派刻字行业的核心聚集地。据清光绪二十四年《重建文昌祠记》记载，刻字行公会购买皈子庙后，对其进行了稍加修葺，共保留殿宇十三楹，作为奉祀文昌帝君之所，修缮后的皈子庙，既保留了原有风貌，又增添了刻字行业的文化印记，成为清代樱桃斜街手工业发展的重要见证，为研究清代刻字行业的发展，留下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商业方面，清代的樱桃斜街，更是繁华至极，达到了鼎盛时期，街巷两侧的商铺鳞次栉比，一家挨着一家，门庭若市，人声鼎沸，业态齐全，涵盖了绸缎、茶叶、粮食、杂货、酒楼、茶馆、客栈、当铺、银号、药铺等各类行业，几乎涵盖了百姓日常生活与生产经营的方方面面。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位于樱桃斜街十一号的贵州会馆，这座始建于清康熙五十四年的会馆，是由当时的皇帝近臣周渔璜死后所捐，也是清代最早建造的贵州会馆之一，后来成为贵州在京城最大、年头最长的会馆，又称“贵州老馆”，承载着贵州籍人士在京城的乡情与寄托。

除了贵州会馆，樱桃斜街还设有云南会馆，这座会馆与贵州会馆相邻，规模虽不及贵州会馆宏大，却也承载着云南籍人士在京城的乡情与寄托，是云南籍来京人士聚集的重要场所。两座会馆的建立，是清代科举制度与地域社会网络结合的典型产物，它们如同远道而来的西南士子的“驿站”与“精神家园”，见证着无数举子的梦想与奋斗，也见证着地域文化与京城文化的交融与碰撞。

除了贵州会馆、云南会馆，清代的樱桃斜街，还有许多知名的商铺与酒楼，其中，临春楼便是当时最知名的酒楼之一，享誉京城。这座两层砖木结构的砖楼，平面呈凹形，大门上方有“临春楼”砖雕匾额，工艺精湛，字迹苍劲，上刻“二等茶室”四字，虽名为茶室，实则是集餐饮、娱乐于一体的酒楼，是当时樱桃斜街最繁华的酒楼之一。此外，樱桃斜街的茶馆，也十分兴盛。这些茶馆，装修古朴雅致，环境清幽，室内摆放着茶桌、茶椅，墙上挂着字画、楹联，透着浓郁的市井气息与文化韵味，是百姓们休闲娱乐、交流闲谈的重要场所，也是文人雅士论道交友、寄情抒怀的好去处。

清代的樱桃斜街，人文荟萃，人才辈出，文人墨客、官员士子、戏曲艺人等，纷纷在此居住或往来，为这条街巷增添了浓郁的文化气息。徽班初入京师，需要立足之地，需要一个能够居住、排练、生活的场所，而大栅栏周边戏园林立（如广和楼、庆乐园、三庆园等），是戏曲演出的中心区域，便于徽班演员们前往演出，因此，演员的住宿、排演、日常生活之所，便需在邻近寻觅既便利又相对清静、租金亦可承受的街巷。樱桃斜街恰好满足了所有这些条件，于是，仿佛磁石引铁，诸多戏班与伶人渐次汇聚于此，在这里扎根、生活、排练、演出，樱桃斜街，也因此成为梨园子弟的聚居之地，成为京剧艺术孕育与发展的重要场所。其中最负盛名者，当属樱桃斜街65号（旧门牌），即后来的“迟家故居”。叶盛章、叶盛兰、袁世海、谭元寿等一大批日后光耀菊坛的名字，都曾在此度过他们的学艺生涯，在这里挥洒汗水，磨砺意志，打磨技艺，从懵懂无知的少年，成长为技艺精湛的京剧大师。

清代的樱桃斜街，还发生过许多重大事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皈子庙的重建与刻字行业公会的成立。清光绪二十四年，刻字行业公会在皈子庙立《重建文昌祠记》石碑，详细记载了购买皈子庙、重建文昌祠的经过，记载了刻字行业公会的成立初衷与发展愿景，也记载了当时刻字行业的繁荣景象，这通石碑，至今仍保存完好，字迹清晰可辨，成为研究清代刻字行业与樱桃斜街历史的重要史料，承载着珍贵的历史记忆，见证着樱桃斜街手工业的繁华与发展。

清末民初时期，樱桃斜街的手工业，逐渐走向衰落，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许多洋货涌入中国，冲击了中国传统的手工业，洋布、洋毡、洋器等洋货，凭借着价格低廉、款式新颖的优势，占据了大量的市场份额，传统的手工业产品，逐渐被淘汰，樱桃斜街的羊毡作坊、刻字作坊、刺绣作坊等，纷纷倒闭，仅剩少数作坊，勉强维持经营，艰难求生。曾经兴盛一时的刻字行业公会，也逐渐衰落。

商业方面，清末民初时期的樱桃斜街，虽依旧有不少商铺，但繁华程度，已大不如前，与清代的鼎盛时期，相去甚远。贵州会馆，也在这一时期，逐渐衰落，民国四年，因市政改造，原馆被拆除。时任内政总长的朱启钤，深知贵州会馆的历史价值与文化意义，不愿看到其就此消亡，便亲自筹资一万四千余银元，于民国八年重建新馆，共有房屋六十七间，重建后的贵州会馆，依旧保留着原有风格，兼具贵州地域特色与北京四合院韵味。

清末民初时期的樱桃斜街，也是近代中国思想启蒙、报业兴起的重要场所之一，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位于五道庙路西的《京话日报》报社，这里，成为启迪民智、传播新知、宣传爱国思想的前沿阵地，为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做出了重要贡献。

民国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军阀混战连年，百姓流离失所，民不聊生，樱桃斜街，也在这无尽的动荡与战乱之中，进一步走向衰落，昔日的繁华，渐渐被萧条与破败所取代。民国中期，局势稍稍稳定，樱桃斜街也曾有过短暂的复苏迹象。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的铁蹄，踏遍了这条千年古巷，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街巷两侧的房屋，被焚毁大半。这段时期，是樱桃斜街历史上最黑暗、最苦难的岁月。

抗日战争胜利后，百姓们终于迎来了久违的和平，樱桃斜街，也在废墟之上，开始了艰难的复苏之路。

新中国成立后，樱桃斜街，终于迎来了新生，开启了它全新的发展之路。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府高度重视老北京街巷的保护与修缮，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对樱桃斜街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缮与改造，修缮破败的房屋，平整青石板路，清理街巷环境，改善百姓的居住条件，让这条历经千年沧桑、饱受战乱摧残的古巷，重新焕发了生机与活力。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街巷两侧，开设了许多国营商铺、粮店、菜店、理发店、裁缝铺等，业态齐全，满足了百姓们的日常生活需求，往来的行人络绎不绝，欢声笑语，充满了生机与活力；曾经的会馆、戏楼，被改建为居民住宅、学校、工厂等，继续发挥着作用，贵州会馆被改为国营饭店，重新开业，生意日渐红火，成为周边百姓聚餐、宴请的重要场所；樱桃斜街的茶馆，也重新开业，成为百姓们休闲娱乐、交流闲谈的重要场所，评书、相声等传统曲艺，再次在这里上演，耳畔，又响起了熟悉的唱腔与欢声笑语，戏韵与烟火，再次交织在一起，成为樱桃斜街最鲜明的特色。

改革开放后，樱桃斜街被列为老北京历史文化街区，政府进一步加大了对樱桃斜街的保护与修缮力度，在保留其原有建筑风貌与历史肌理的基础上，对街巷进行了精细化修缮，提升了百姓的居住环境，同时，也注重挖掘樱桃斜街的历史文化内涵，打造历史文化旅游景点，让这条千年古巷，重新走向繁华。

辽代，这里是南京城的西南一隅。樱桃斜街所在的区域，当时还是一片城郊旷野，偶有零星村落散落。村落间的先民们，为了出行便利，日复一日地沿着地势踩踏，渐渐形成了一条从东北向西南延伸的土路，这便是樱桃斜街最早的雏形。

金灭辽后，迁都燕京，改称中都，对城市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与修缮，樱桃斜街所在的区域，也随之从城郊纳入城中，逐渐有了街巷的模样。经过官府与百姓的共同修整，铺上了碎石，路面变得相对平整宽阔，成为当时连接中都西南城区与核心区域的重要通道。金中都时期，这条斜道周边，逐渐兴起了一些手工作坊和小商贩，有售卖日用杂物、粮油布匹的小摊，有打造铁器、铜器的铁匠铺、铜匠铺，还有缝制衣物、鞋帽的裁缝铺，各类业态渐渐汇聚，烟火气息日渐浓厚。

真正让这条斜街的格局得以定型，并开启其千年繁华序幕的，是元代。樱桃斜街所在的区域，恰好在元大都与金中都旧城之间，成为连接两座城池的必经之路、关键通道，其“斜”的特质，也在这一时期被进一步强化。元大都建成初期，新城的商业尚未发展起来，城中居民所需的许多物资，如粮食、布匹、蔬菜水果、日用杂物等，都需要到西南方向的金中都旧城街市采购，而出元大都丽正门（今正阳门）向西南前往金中都旧城的丁字街（今菜市口附近），最便捷的路径，便是那条从辽金时期延续而来的斜道。元代的樱桃斜街，不仅是连接两座城池的交通要道，更逐渐成为一条兼具交通与商贸功能的街巷，繁华气息日渐凸显。彼时，这条街巷已不再是简单的碎石路，部分路段铺上了青砖。元代的樱桃斜街，尚无明确的名称记载，史料中多将其与周边的街巷统称为“西南斜街”，没有专属的称谓，却已有了街巷的完整形态。

明代初期，这条斜街因其两侧兴起了许多羊毡作坊，羊毡制作产业十分兴盛，成为这条街巷的特色产业，百姓们便根据这一特色，将其称为“羊毡胡同”。后来，在史料记载中，因“羊”与“杨”谐音，或是当时最大的羊毡作坊掌柜姓杨，便逐渐将“羊毡胡同”写作“杨毡胡同”，这一名称，在明代张爵所撰的《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中有着明确的记载。

此时的杨毡胡同，房屋也逐渐升级，低矮破旧的土坯房被规整雅致的砖木结构四合院所取代，院落布局规整，青砖灰瓦，雕梁画栋，门窗上雕刻着精美的吉祥图案，虽不及王公贵族的府邸那般奢华气派，却也透着浓郁的京韵气息与市井雅致，成为老北京四合院建筑的缩影。街巷两侧的四合院，多为前店后居的格局，前面是商铺，用于经营生意，后面是居所，用于家人居住，这种格局，既方便了经营，也兼顾了生活，体现了明代百姓的生活智慧与经营理念，这种格局，一直延续到清代，成为樱桃斜街最具特色的建筑风貌之一。

明代时期，杨毡胡同周边，开始兴建庙宇，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护国观音寺，这座始建于明代中晚期的古刹，坐落于樱桃斜街、铁树斜街、大栅栏西街三条街巷的交汇处，坐西朝东。护国观音寺最鲜明的特色，便是其梯形院落布局，这种布局在北京的寺庙中极为少见，院落东西长，南北窄，呈梯形展开，山门、观音殿、大雄宝殿、后罩楼依次排列，层次分明，错落有致。

崇祯十七年，明朝灭亡，清军入关，定都北京，开启了清代的统治，街巷的名称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杨毡胡同”更名为“樱桃斜街”。关于“樱桃斜街”这一名称的由来，史料中并无明确的记载，只是民间流传着两种充满诗意与烟火气息的说法。一种说法是，清代乾隆年间，这条街巷的两侧，种植了许多樱桃树，久而久之，百姓们便将这条街巷称为“樱桃斜街”。另一种说法是，清代时期，这条街巷上，有一家樱桃铺，老板手艺精湛，制作的樱桃脯、樱桃酱、樱桃糕等食品，远近闻名，百姓们便以樱桃铺为名，将这条街巷称为“樱桃斜街”。这两种说法，虽均无明确的史料佐证，却都贴合樱桃斜街的气质。

清代的樱桃斜街，是大栅栏地区最繁华的街巷之一，手工业、商业、文化业均达到了鼎盛，成为京城西南城区的一处重要的商贸与文化中心，其繁华程度，远超明代，成为当时京城最具烟火气息与文化底蕴的街巷之一。除了延续明代的羊毡制作，保持着羊毡产业的兴盛，还兴起了刻字、刺绣、木器加工、玉器雕琢等多种手工业，其中，刻字业尤为兴盛，成为这条街巷的特色产业之一，声名远播，影响深远。清代光绪二十三年，京师北派刻字行斥资六百两银子，购买了樱桃斜街的皈子庙（旧名文昌祠），将其作为北直刻字行业公会的会址，供奉文昌帝君、关帝等诸神，同时也成为刻字行业同业议事、交流技艺、救济同行的重要场所，成为北派刻字行业的核心聚集地。据清光绪二十四年《重建文昌祠记》记载，刻字行公会购买皈子庙后，对其进行了稍加修葺，共保留殿宇十三楹，作为奉祀文昌帝君之所，修缮后的皈子庙，既保留了原有风貌，又增添了刻字行业的文化印记，成为清代樱桃斜街手工业发展的重要见证，为研究清代刻字行业的发展，留下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商业方面，清代的樱桃斜街，更是繁华至极，达到了鼎盛时期，街巷两侧的商铺鳞次栉比，一家挨着一家，门庭若市，人声鼎沸，业态齐全，涵盖了绸缎、茶叶、粮食、杂货、酒楼、茶馆、客栈、当铺、银号、药铺等各类行业，几乎涵盖了百姓日常生活与生产经营的方方面面。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位于樱桃斜街十一号的贵州会馆，这座始建于清康熙五十四年的会馆，是由当时的皇帝近臣周渔璜死后所捐，也是清代最早建造的贵州会馆之一，后来成为贵州在京城最大、年头最长的会馆，又称“贵州老馆”，承载着贵州籍人士在京城的乡情与寄托。

除了贵州会馆，樱桃斜街还设有云南会馆，这座会馆与贵州会馆相邻，规模虽不及贵州会馆宏大，却也承载着云南籍人士在京城的乡情与寄托，是云南籍来京人士聚集的重要场所。两座会馆的建立，是清代科举制度与地域社会网络结合的典型产物，它们如同远道而来的西南士子的“驿站”与“精神家园”，见证着无数举子的梦想与奋斗，也见证着地域文化与京城文化的交融与碰撞。

除了贵州会馆、云南会馆，清代的樱桃斜街，还有许多知名的商铺与酒楼，其中，临春楼便是当时最知名的酒楼之一，享誉京城。这座两层砖木结构的砖楼，平面呈凹形，大门上方有“临春楼”砖雕匾额，工艺精湛，字迹苍劲，上刻“二等茶室”四字，虽名为茶室，实则是集餐饮、娱乐于一体的酒楼，是当时樱桃斜街最繁华的酒楼之一。此外，樱桃斜街的茶馆，也十分兴盛。这些茶馆，装修古朴雅致，环境清幽，室内摆放着茶桌、茶椅，墙上挂着字画、楹联，透着浓郁的市井气息与文化韵味，是百姓们休闲娱乐、交流闲谈的重要场所，也是文人雅士论道交友、寄情抒怀的好去处。

清代的樱桃斜街，人文荟萃，人才辈出，文人墨客、官员士子、戏曲艺人等，纷纷在此居住或往来，为这条街巷增添了浓郁的文化气息。徽班初入京师，需要立足之地，需要一个能够居住、排练、生活的场所，而大栅栏周边戏园林立（如广和楼、庆乐园、三庆园等），是戏曲演出的中心区域，便于徽班演员们前往演出，因此，演员的住宿、排演、日常生活之所，便需在邻近寻觅既便利又相对清静、租金亦可承受的街巷。樱桃斜街恰好满足了所有这些条件，于是，仿佛磁石引铁，诸多戏班与伶人渐次汇聚于此，在这里扎根、生活、排练、演出，樱桃斜街，也因此成为梨园子弟的聚居之地，成为京剧艺术孕育与发展的重要场所。其中最负盛名者，当属樱桃斜街65号（旧门牌），即后来的“迟家故居”。叶盛章、叶盛兰、袁世海、谭元寿等一大批日后光耀菊坛的名字，都曾在此度过他们的学艺生涯，在这里挥洒汗水，磨砺意志，打磨技艺，从懵懂无知的少年，成长为技艺精湛的京剧大师。

清代的樱桃斜街，还发生过许多重大事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皈子庙的重建与刻字行业公会的成立。清光绪二十四年，刻字行业公会在皈子庙立《重建文昌祠记》石碑，详细记载了购买皈子庙、重建文昌祠的经过，记载了刻字行业公会的成立初衷与发展愿景，也记载了当时刻字行业的繁荣景象，这通石碑，至今仍保存完好，字迹清晰可辨，成为研究清代刻字行业与樱桃斜街历史的重要史料，承载着珍贵的历史记忆，见证着樱桃斜街手工业的繁华与发展。

清末民初时期，樱桃斜街的手工业，逐渐走向衰落，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许多洋货涌入中国，冲击了中国传统的手工业，洋布、洋毡、洋器等洋货，凭借着价格低廉、款式新颖的优势，占据了大量的市场份额，传统的手工业产品，逐渐被淘汰，樱桃斜街的羊毡作坊、刻字作坊、刺绣作坊等，纷纷倒闭，仅剩少数作坊，勉强维持经营，艰难求生。曾经兴盛一时的刻字行业公会，也逐渐衰落。

商业方面，清末民初时期的樱桃斜街，虽依旧有不少商铺，但繁华程度，已大不如前，与清代的鼎盛时期，相去甚远。贵州会馆，也在这一时期，逐渐衰落，民国四年，因市政改造，原馆被拆除。时任内政总长的朱启钤，深知贵州会馆的历史价值与文化意义，不愿看到其就此消亡，便亲自筹资一万四千余银元，于民国八年重建新馆，共有房屋六十七间，重建后的贵州会馆，依旧保留着原有风格，兼具贵州地域特色与北京四合院韵味。

清末民初时期的樱桃斜街，也是近代中国思想启蒙、报业兴起的重要场所之一，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位于五道庙路西的《京话日报》报社，这里，成为启迪民智、传播新知、宣传爱国思想的前沿阵地，为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做出了重要贡献。

民国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军阀混战连年，百姓流离失所，民不聊生，樱桃斜街，也在这无尽的动荡与战乱之中，进一步走向衰落，昔日的繁华，渐渐被萧条与破败所取代。民国中期，局势稍稍稳定，樱桃斜街也曾有过短暂的复苏迹象。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的铁蹄，踏遍了这条千年古巷，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街巷两侧的房屋，被焚毁大半。这段时期，是樱桃斜街历史上最黑暗、最苦难的岁月。

抗日战争胜利后，百姓们终于迎来了久违的和平，樱桃斜街，也在废墟之上，开始了艰难的复苏之路。

新中国成立后，樱桃斜街，终于迎来了新生，开启了它全新的发展之路。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府高度重视老北京街巷的保护与修缮，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对樱桃斜街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缮与改造，修缮破败的房屋，平整青石板路，清理街巷环境，改善百姓的居住条件，让这条历经千年沧桑、饱受战乱摧残的古巷，重新焕发了生机与活力。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街巷两侧，开设了许多国营商铺、粮店、菜店、理发店、裁缝铺等，业态齐全，满足了百姓们的日常生活需求，往来的行人络绎不绝，欢声笑语，充满了生机与活力；曾经的会馆、戏楼，被改建为居民住宅、学校、工厂等，继续发挥着作用，贵州会馆被改为国营饭店，重新开业，生意日渐红火，成为周边百姓聚餐、宴请的重要场所；樱桃斜街的茶馆，也重新开业，成为百姓们休闲娱乐、交流闲谈的重要场所，评书、相声等传统曲艺，再次在这里上演，耳畔，又响起了熟悉的唱腔与欢声笑语，戏韵与烟火，再次交织在一起，成为樱桃斜街最鲜明的特色。

改革开放后，樱桃斜街被列为老北京历史文化街区，政府进一步加大了对樱桃斜街的保护与修缮力度，在保留其原有建筑风貌与历史肌理的基础上，对街巷进行了精细化修缮，提升了百姓的居住环境，同时，也注重挖掘樱桃斜街的历史文化内涵，打造历史文化旅游景点，让这条千年古巷，重新走向繁华。

辽代，这里是南京城的西南一隅。樱桃斜街所在的区域，当时还是一片城郊旷野，偶有零星村落散落。村落间的先民们，为了出行便利，日复一日地沿着地势踩踏，渐渐形成了一条从东北向西南延伸的土路，这便是樱桃斜街最早的雏形。

金灭辽后，迁都燕京，改称中都，对城市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与修缮，樱桃斜街所在的区域，也随之从城郊纳入城中，逐渐有了街巷的模样。经过官府与百姓的共同修整，铺上了碎石，路面变得相对平整宽阔，成为当时连接中都西南城区与核心区域的重要通道。金中都时期，这条斜道周边，逐渐兴起了一些手工作坊和小商贩，有售卖日用杂物、粮油布匹的小摊，有打造铁器、铜器的铁匠铺、铜匠铺，还有缝制衣物、鞋帽的裁缝铺，各类业态渐渐汇聚，烟火气息日渐浓厚。

真正让这条斜街的格局得以定型，并开启其千年繁华序幕的，是元代。樱桃斜街所在的区域，恰好在元大都与金中都旧城之间，成为连接两座城池的必经之路、关键通道，其“斜”的特质，也在这一时期被进一步强化。元大都建成初期，新城的商业尚未发展起来，城中居民所需的许多物资，如粮食、布匹、蔬菜水果、日用杂物等，都需要到西南方向的金中都旧城街市采购，而出元大都丽正门（今正阳门）向西南前往金中都旧城的丁字街（今菜市口附近），最便捷的路径，便是那条从辽金时期延续而来的斜道。元代的樱桃斜街，不仅是连接两座城池的交通要道，更逐渐成为一条兼具交通与商贸功能的街巷，繁华气息日渐凸显。彼时，这条街巷已不再是简单的碎石路，部分路段铺上了青砖。元代的樱桃斜街，尚无明确的名称记载，史料中多将其与周边的街巷统称为“西南斜街”，没有专属的称谓，却已有了街巷的完整形态。

明代初期，这条斜街因其两侧兴起了许多羊毡作坊，羊毡制作产业十分兴盛，成为这条街巷的特色产业，百姓们便根据这一特色，将其称为“羊毡胡同”。后来，在史料记载中，因“羊”与“杨”谐音，或是当时最大的羊毡作坊掌柜姓杨，便逐渐将“羊毡胡同”写作“杨毡胡同”，这一名称，在明代张爵所撰的《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中有着明确的记载。

此时的杨毡胡同，房屋也逐渐升级，低矮破旧的土坯房被规整雅致的砖木结构四合院所取代，院落布局规整，青砖灰瓦，雕梁画栋，门窗上雕刻着精美的吉祥图案，虽不及王公贵族的府邸那般奢华气派，却也透着浓郁的京韵气息与市井雅致，成为老北京四合院建筑的缩影。街巷两侧的四合院，多为前店后居的格局，前面是商铺，用于经营生意，后面是居所，用于家人居住，这种格局，既方便了经营，也兼顾了生活，体现了明代百姓的生活智慧与经营理念，这种格局，一直延续到清代，成为樱桃斜街最具特色的建筑风貌之一。

明代时期，杨毡胡同周边，开始兴建庙宇，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护国观音寺，这座始建于明代中晚期的古刹，坐落于樱桃斜街、铁树斜街、大栅栏西街三条街巷的交汇处，坐西朝东。护国观音寺最鲜明的特色，便是其梯形院落布局，这种布局在北京的寺庙中极为少见，院落东西长，南北窄，呈梯形展开，山门、观音殿、大雄宝殿、后罩楼依次排列，层次分明，错落有致。

崇祯十七年，明朝灭亡，清军入关，定都北京，开启了清代的统治，街巷的名称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杨毡胡同”更名为“樱桃斜街”。关于“樱桃斜街”这一名称的由来，史料中并无明确的记载，只是民间流传着两种充满诗意与烟火气息的说法。一种说法是，清代乾隆年间，这条街巷的两侧，种植了许多樱桃树，久而久之，百姓们便将这条街巷称为“樱桃斜街”。另一种说法是，清代时期，这条街巷上，有一家樱桃铺，老板手艺精湛，制作的樱桃脯、樱桃酱、樱桃糕等食品，远近闻名，百姓们便以樱桃铺为名，将这条街巷称为“樱桃斜街”。这两种说法，虽均无明确的史料佐证，却都贴合樱桃斜街的气质。

清代的樱桃斜街，是大栅栏地区最繁华的街巷之一，手工业、商业、文化业均达到了鼎盛，成为京城西南城区的一处重要的商贸与文化中心，其繁华程度，远超明代，成为当时京城最具烟火气息与文化底蕴的街巷之一。除了延续明代的羊毡制作，保持着羊毡产业的兴盛，还兴起了刻字、刺绣、木器加工、玉器雕琢等多种手工业，其中，刻字业尤为兴盛，成为这条街巷的特色产业之一，声名远播，影响深远。清代光绪二十三年，京师北派刻字行斥资六百两银子，购买了樱桃斜街的皈子庙（旧名文昌祠），将其作为北直刻字行业公会的会址，供奉文昌帝君、关帝等诸神，同时也成为刻字行业同业议事、交流技艺、救济同行的重要场所，成为北派刻字行业的核心聚集地。据清光绪二十四年《重建文昌祠记》记载，刻字行公会购买皈子庙后，对其进行了稍加修葺，共保留殿宇十三楹，作为奉祀文昌帝君之所，修缮后的皈子庙，既保留了原有风貌，又增添了刻字行业的文化印记，成为清代樱桃斜街手工业发展的重要见证，为研究清代刻字行业的发展，留下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商业方面，清代的樱桃斜街，更是繁华至极，达到了鼎盛时期，街巷两侧的商铺鳞次栉比，一家挨着一家，门庭若市，人声鼎沸，业态齐全，涵盖了绸缎、茶叶、粮食、杂货、酒楼、茶馆、客栈、当铺、银号、药铺等各类行业，几乎涵盖了百姓日常生活与生产经营的方方面面。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位于樱桃斜街十一号的贵州会馆，这座始建于清康熙五十四年的会馆，是由当时的皇帝近臣周渔璜死后所捐，也是清代最早建造的贵州会馆之一，后来成为贵州在京城最大、年头最长的会馆，又称“贵州老馆”，承载着贵州籍人士在京城的乡情与寄托。

除了贵州会馆，樱桃斜街还设有云南会馆，这座会馆与贵州会馆相邻，规模虽不及贵州会馆宏大，却也承载着云南籍人士在京城的乡情与寄托，是云南籍来京人士聚集的重要场所。两座会馆的建立，是清代科举制度与地域社会网络结合的典型产物，它们如同远道而来的西南士子的“驿站”与“精神家园”，见证着无数举子的梦想与奋斗，也见证着地域文化与京城文化的交融与碰撞。

除了贵州会馆、云南会馆，清代的樱桃斜街，还有许多知名的商铺与酒楼，其中，临春楼便是当时最知名的酒楼之一，享誉京城。这座两层砖木结构的砖楼，平面呈凹形，大门上方有“临春楼”砖雕匾额，工艺精湛，字迹苍劲，上刻“二等茶室”四字，虽名为茶室，实则是集餐饮、娱乐于一体的酒楼，是当时樱桃斜街最繁华的酒楼之一。此外，樱桃斜街的茶馆，也十分兴盛。这些茶馆，装修古朴雅致，环境清幽，室内摆放着茶桌、茶椅，墙上挂着字画、楹联，透着浓郁的市井气息与文化韵味，是百姓们休闲娱乐、交流闲谈的重要场所，也是文人雅士论道交友、寄情抒怀的好去处。

清代的樱桃斜街，人文荟萃，人才辈出，文人墨客、官员士子、戏曲艺人等，纷纷在此居住或往来，为这条街巷增添了浓郁的文化气息。徽班初入京师，需要立足之地，需要一个能够居住、排练、生活的场所，而大栅栏周边戏园林立（如广和楼、庆乐园、三庆园等），是戏曲演出的中心区域，便于徽班演员们前往演出，因此，演员的住宿、排演、日常生活之所，便需在邻近寻觅既便利又相对清静、租金亦可承受的街巷。樱桃斜街恰好满足了所有这些条件，于是，仿佛磁石引铁，诸多戏班与伶人渐次汇聚于此，在这里扎根、生活、排练、演出，樱桃斜街，也因此成为梨园子弟的聚居之地，成为京剧艺术孕育与发展的重要场所。其中最负盛名者，当属樱桃斜街65号（旧门牌），即后来的“迟家故居”。叶盛章、叶盛兰、袁世海、谭元寿等一大批日后光耀菊坛的名字，都曾在此度过他们的学艺生涯，在这里挥洒汗水，磨砺意志，打磨技艺，从懵懂无知的少年，成长为技艺精湛的京剧大师。

清代的樱桃斜街，还发生过许多重大事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皈子庙的重建与刻字行业公会的成立。清光绪二十四年，刻字行业公会在皈子庙立《重建文昌祠记》石碑，详细记载了购买皈子庙、重建文昌祠的经过，记载了刻字行业公会的成立初衷与发展愿景，也记载了当时刻字行业的繁荣景象，这通石碑，至今仍保存完好，字迹清晰可辨，成为研究清代刻字行业与樱桃斜街历史的重要史料，承载着珍贵的历史记忆，见证着樱桃斜街手工业的繁华与发展。

清末民初时期，樱桃斜街的手工业，逐渐走向衰落，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许多洋货涌入中国，冲击了中国传统的手工业，洋布、洋毡、洋器等洋货，凭借着价格低廉、款式新颖的优势，占据了大量的市场份额，传统的手工业产品，逐渐被淘汰，樱桃斜街的羊毡作坊、刻字作坊、刺绣作坊等，纷纷倒闭，仅剩少数作坊，勉强维持经营，艰难求生。曾经兴盛一时的刻字行业公会，也逐渐衰落。

商业方面，清末民初时期的樱桃斜街，虽依旧有不少商铺，但繁华程度，已大不如前，与清代的鼎盛时期，相去甚远。贵州会馆，也在这一时期，逐渐衰落，民国四年，因市政改造，原馆被拆除。时任内政总长的朱启钤，深知贵州会馆的历史价值与文化意义，不愿看到其就此消亡，便亲自筹资一万四千余银元，于民国八年重建新馆，共有房屋六十七间，重建后的贵州会馆，依旧保留着原有风格，兼具贵州地域特色与北京四合院韵味。

清末民初时期的樱桃斜街，也是近代中国思想启蒙、报业兴起的重要场所之一，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位于五道庙路西的《京话日报》报社，这里，成为启迪民智、传播新知、宣传爱国思想的前沿阵地，为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做出了重要贡献。

民国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军阀混战连年，百姓流离失所，民不聊生，樱桃斜街，也在这无尽的动荡与战乱之中，进一步走向衰落，昔日的繁华，渐渐被萧条与破败所取代。民国中期，局势稍稍稳定，樱桃斜街也曾有过短暂的复苏迹象。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的铁蹄，踏遍了这条千年古巷，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街巷两侧的房屋，被焚毁大半。这段时期，是樱桃斜街历史上最黑暗、最苦难的岁月。

抗日战争胜利后，百姓们终于迎来了久违的和平，樱桃斜街，也在废墟之上，开始了艰难的复苏之路。

新中国成立后，樱桃斜街，终于迎来了新生，开启了它全新的发展之路。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府高度重视老北京街巷的保护与修缮，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对樱桃斜街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缮与改造，修缮破败的房屋，平整青石板路，清理街巷环境，改善百姓的居住条件，让这条历经千年沧桑、饱受战乱摧残的古巷，重新焕发了生机与活力。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街巷两侧，开设了许多国营商铺、粮店、菜店、理发店、裁缝铺等，业态齐全，满足了百姓们的日常生活需求，往来的行人络绎不绝，欢声笑语，充满了生机与活力；曾经的会馆、戏楼，被改建为居民住宅、学校、工厂等，继续发挥着作用，贵州会馆被改为国营饭店，重新开业，生意日渐红火，成为周边百姓聚餐、宴请的重要场所；樱桃斜街的茶馆，也重新开业，成为百姓们休闲娱乐、交流闲谈的重要场所，评书、相声等传统曲艺，再次在这里上演，耳畔，又响起了熟悉的唱腔与欢声笑语，戏韵与烟火，再次交织在一起，成为樱桃斜街最鲜明的特色。

改革开放后，樱桃斜街被列为老北京历史文化街区，政府进一步加大了对樱桃斜街的保护与修缮力度，在保留其原有建筑风貌与历史肌理的基础上，对街巷进行了精细化修缮，提升了百姓的居住环境，同时，也注重挖掘樱桃斜街的历史文化内涵，打造历史文化旅游景点，让这条千年古巷，重新走向繁华。

辽代，这里是南京城的西南一隅。樱桃斜街所在的区域，当时还是一片城郊旷野，偶有零星村落散落。村落间的先民们，为了出行便利，日复一日地沿着地势踩踏，渐渐形成了一条从东北向西南延伸的土路，这便是樱桃斜街最早的雏形。

金灭辽后，迁都燕京，改称中都，对城市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与修缮，樱桃斜街所在的区域，也随之从城郊纳入城中，逐渐有了街巷的模样。经过官府与百姓的共同修整，铺上了碎石，路面变得相对平整宽阔，成为当时连接中都西南城区与核心区域的重要通道。金中都时期，这条斜道周边，逐渐兴起了一些手工作坊和小商贩，有售卖日用杂物、粮油布匹的小摊，有打造铁器、铜器的铁匠铺、铜匠铺，还有缝制衣物、鞋帽的裁缝铺，各类业态渐渐汇聚，烟火气息日渐浓厚。

真正让这条斜街的格局得以定型，并开启其千年繁华序幕的，是元代。樱桃斜街所在的区域，恰好在元大都与金中都旧城之间，成为连接两座城池的必经之路、关键通道，其“斜”的特质，也在这一时期被进一步强化。元大都建成初期，新城的商业尚未发展起来，城中居民所需的许多物资，如粮食、布匹、蔬菜水果、日用杂物等，都需要到西南方向的金中都旧城街市采购，而出元大都丽正门（今正阳门）向西南前往金中都旧城的丁字街（今菜市口附近），最便捷的路径，便是那条从辽金时期延续而来的斜道。元代的樱桃斜街，不仅是连接两座城池的交通要道，更逐渐成为一条兼具交通与商贸功能的街巷，繁华气息日渐凸显。彼时，这条街巷已不再是简单的碎石路，部分路段铺上了青砖。元代的樱桃斜街，尚无明确的名称记载，史料中多将其与周边的街巷统称为“西南斜街”，没有专属的称谓，却已有了街巷的完整形态。

明代初期，这条斜街因其两侧兴起了许多羊毡作坊，羊毡制作产业十分兴盛，成为这条街巷的特色产业，百姓们便根据这一特色，将其称为“羊毡胡同”。后来，在史料记载中，因“羊”与“杨”谐音，或是当时最大的羊毡作坊掌柜姓杨，便逐渐将“羊毡胡同”写作“杨毡胡同”，这一名称，在明代张爵所撰的《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中有着明确的记载。

此时的杨毡胡同，房屋也逐渐升级，低矮破旧的土坯房被规整雅致的砖木结构四合院所取代，院落布局规整，青砖灰瓦，雕梁画栋，门窗上雕刻着精美的吉祥图案，虽不及王公贵族的府邸那般奢华气派，却也透着浓郁的京韵气息与市井雅致，成为老北京四合院建筑的缩影。街巷两侧的四合院，多为前店后居的格局，前面是商铺，用于经营生意，后面是居所，用于家人居住，这种格局，既方便了经营，也兼顾了生活，体现了明代百姓的生活智慧与经营理念，这种格局，一直延续到清代，成为樱桃斜街最具特色的建筑风貌之一。

明代时期，杨毡胡同周边，开始兴建庙宇，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护国观音寺，这座始建于明代中晚期的古刹，坐落于樱桃斜街、铁树斜街、大栅栏西街三条街巷的交汇处，坐西朝东。护国观音寺最鲜明的特色，便是其梯形院落布局，这种布局在北京的寺庙中极为少见，院落东西长，南北窄，呈梯形展开，山门、观音殿、大雄宝殿、后罩楼依次排列，层次分明，错落有致。

崇祯十七年，明朝灭亡，清军入关，定都北京，开启了清代的统治，街巷的名称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杨毡胡同”更名为“樱桃斜街”。关于“樱桃斜街”这一名称的由来，史料中并无明确的记载，只是民间流传着两种充满诗意与烟火气息的说法。一种说法是，清代乾隆年间，这条街巷的两侧，种植了许多樱桃树，久而久之，百姓们便将这条街巷称为“樱桃斜街”。另一种说法是，清代时期，这条街巷上，有一家樱桃铺，老板手艺精湛，制作的樱桃脯、樱桃酱、樱桃糕等食品，远近闻名，百姓们便以樱桃铺为名，将这条街巷称为“樱桃斜街”。这两种说法，虽均无明确的史料佐证，却都贴合樱桃斜街的气质。

清代的樱桃斜街，是大栅栏地区最繁华的街巷之一，手工业、商业、文化业均达到了鼎盛，成为京城西南城区的一处重要的商贸与文化中心，其繁华程度，远超明代，成为当时京城最具烟火气息与文化底蕴的街巷之一。除了延续明代的羊毡制作，保持着羊毡产业的兴盛，还兴起了刻字、刺绣、木器加工、玉器雕琢等多种手工业，其中，刻字业尤为兴盛，成为这条街巷的特色产业之一，声名远播，影响深远。清代光绪二十三年，京师北派刻字行斥资六百两银子，购买了樱桃斜街的皈子庙（旧名文昌祠），将其作为北直刻字行业公会的会址，供奉文昌帝君、关帝等诸神，同时也成为刻字行业同业议事、交流技艺、救济同行的重要场所，成为北派刻字行业的核心聚集地。据清光绪二十四年《重建文昌祠记》记载，刻字行公会购买皈子庙后，对其进行了稍加修葺，共保留殿宇十三楹，作为奉祀文昌帝君之所，修缮后的皈子庙，既保留了原有风貌，又增添了刻字行业的文化印记，成为清代樱桃斜街手工业发展的重要见证，为研究清代刻字行业的发展，留下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商业方面，清代的樱桃斜街，更是繁华至极，达到了鼎盛时期，街巷两侧的商铺鳞次栉比，一家挨着一家，门庭若市，人声鼎沸，业态齐全，涵盖了绸缎、茶叶、粮食、杂货、酒楼、茶馆、客栈、当铺、银号、药铺等各类行业，几乎涵盖了百姓日常生活与生产经营的方方面面。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位于樱桃斜街十一号的贵州会馆，这座始建于清康熙五十四年的会馆，是由当时的皇帝近臣周渔璜死后所捐，也是清代最早建造的贵州会馆之一，后来成为贵州在京城最大、年头最长的会馆，又称“贵州老馆”，承载着贵州籍人士在京城的乡情与寄托。

除了贵州会馆，樱桃斜街还设有云南会馆，这座会馆与贵州会馆相邻，规模虽不及贵州会馆宏大，却也承载着云南籍人士在京城的乡情与寄托，是云南籍来京人士聚集的重要场所。两座会馆的建立，是清代科举制度与地域社会网络结合的典型产物，它们如同远道而来的西南士子的“驿站”与“精神家园”，见证着无数举子的梦想与奋斗，也见证着地域文化与京城文化的交融与碰撞。

除了贵州会馆、云南会馆，清代的樱桃斜街，还有许多知名的商铺与酒楼，其中，临春楼便是当时最知名的酒楼之一，享誉京城。这座两层砖木结构的砖楼，平面呈凹形，大门上方有“临春楼”砖雕匾额，工艺精湛，字迹苍劲，上刻“二等茶室”四字，虽名为茶室，实则是集餐饮、娱乐于一体的酒楼，是当时樱桃斜街最繁华的酒楼之一。此外，樱桃斜街的茶馆，也十分兴盛。这些茶馆，装修古朴雅致，环境清幽，室内摆放着茶桌、茶椅，墙上挂着字画、楹联，透着浓郁的市井气息与文化韵味，是百姓们休闲娱乐、交流闲谈的重要场所，也是文人雅士论道交友、寄情抒怀的好去处。

清代的樱桃斜街，人文荟萃，人才辈出，文人墨客、官员士子、戏曲艺人等，纷纷在此居住或往来，为这条街巷增添了浓郁的文化气息。徽班初入京师，需要立足之地，需要一个能够居住、排练、生活的场所，而大栅栏周边戏园林立（如广和楼、庆乐园、三庆园等），是戏曲演出的中心区域，便于徽班演员们前往演出，因此，演员的住宿、排演、日常生活之所，便需在邻近寻觅既便利又相对清静、租金亦可承受的街巷。樱桃斜街恰好满足了所有这些条件，于是，仿佛磁石引铁，诸多戏班与伶人渐次汇聚于此，在这里扎根、生活、排练、演出，樱桃斜街，也因此成为梨园子弟的聚居之地，成为京剧艺术孕育与发展的重要场所。其中最负盛名者，当属樱桃斜街65号（旧门牌），即后来的“迟家故居”。叶盛章、叶盛兰、袁世海、谭元寿等一大批日后光耀菊坛的名字，都曾在此度过他们的学艺生涯，在这里挥洒汗水，磨砺意志，打磨技艺，从懵懂无知的少年，成长为技艺精湛的京剧大师。

清代的樱桃斜街，还发生过许多重大事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皈子庙的重建与刻字行业公会的成立。清光绪二十四年，刻字行业公会在皈子庙立《重建文昌祠记》石碑，详细记载了购买皈子庙、重建文昌祠的经过，记载了刻字行业公会的成立初衷与发展愿景，也记载了当时刻字行业的繁荣景象，这通石碑，至今仍保存完好，字迹清晰可辨，成为研究清代刻字行业与樱桃斜街历史的重要史料，承载着珍贵的历史记忆，见证着樱桃斜街手工业的繁华与发展。

清末民初时期，樱桃斜街的手工业，逐渐走向衰落，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许多洋货涌入中国，冲击了中国传统的手工业，洋布、洋毡、洋器等洋货，凭借着价格低廉、款式新颖的优势，占据了大量的市场份额，传统的手工业产品，逐渐被淘汰，樱桃斜街的羊毡作坊、刻字作坊、刺绣作坊等，纷纷倒闭，仅剩少数作坊，勉强维持经营，艰难求生。曾经兴盛一时的刻字行业公会，也逐渐衰落。

商业方面，清末民初时期的樱桃斜街，虽依旧有不少商铺，但繁华程度，已大不如前，与清代的鼎盛时期，相去甚远。贵州会馆，也在这一时期，逐渐衰落，民国四年，因市政改造，原馆被拆除。时任内政总长的朱启钤，深知贵州会馆的历史价值与文化意义，不愿看到其就此消亡，便亲自筹资一万四千余银元，于民国八年重建新馆，共有房屋六十七间，重建后的贵州会馆，依旧保留着原有风格，兼具贵州地域特色与北京四合院韵味。

清末民初时期的樱桃斜街，也是近代中国思想启蒙、报业兴起的重要场所之一，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位于五道庙路西的《京话日报》报社，这里，成为启迪民智、传播新知、宣传爱国思想的前沿阵地，为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做出了重要贡献。

民国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军阀混战连年，百姓流离失所，民不聊生，樱桃斜街，也在这无尽的动荡与战乱之中，进一步走向衰落，昔日的繁华，渐渐被萧条与破败所取代。民国中期，局势稍稍稳定，樱桃斜街也曾有过短暂的复苏迹象。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的铁蹄，踏遍了这条千年古巷，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街巷两侧的房屋，被焚毁大半。这段时期，是樱桃斜街历史上最黑暗、最苦难的岁月。

抗日战争胜利后，百姓们终于迎来了久违的和平，樱桃斜街，也在废墟之上，开始了艰难的复苏之路。

新中国成立后，樱桃斜街，终于迎来了新生，开启了它全新的发展之路。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府高度重视老北京街巷的保护与修缮，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对樱桃斜街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缮与改造，修缮破败的房屋，平整青石板路，清理街巷环境，改善百姓的居住条件，让这条历经千年沧桑、饱受战乱摧残的古巷，重新焕发了生机与活力。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街巷两侧，开设了许多国营商铺、粮店、菜店、理发店、裁缝铺等，业态齐全，满足了百姓们的日常生活需求，往来的行人络绎不绝，欢声笑语，充满了生机与活力；曾经的会馆、戏楼，被改建为居民住宅、学校、工厂等，继续发挥着作用，贵州会馆被改为国营饭店，重新开业，生意日渐红火，成为周边百姓聚餐、宴请的重要场所；樱桃斜街的茶馆，也重新开业，成为百姓们休闲娱乐、交流闲谈的重要场所，评书、相声等传统曲艺，再次在这里上演，耳畔，又响起了熟悉的唱腔与欢声笑语，戏韵与烟火，再次交织在一起，成为樱桃斜街最鲜明的特色。

改革开放后，樱桃斜街被列为老北京历史文化街区，政府进一步加大了对樱桃斜街的保护与修缮力度，在保留其原有建筑风貌与历史肌理的基础上，对街巷进行了精细化修缮，提升了百姓的居住环境，同时，也注重挖掘樱桃斜街的历史文化内涵，打造历史文化旅游景点，让这条千年古巷，重新走向繁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