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回家过年，始终是让中国人心心念念的大事儿。“史上最长春节假期”来临，澎湃评论部继续推出夜读特别策划《过年的9个晚上》，邀请东西南北中代表性省份作者，记录团圆故事，介绍当地特色年俗，品味传统中国节的浪漫与美好。

母亲常说：“日子难过年好过，睡一晚上就过去了。”话虽如此，每到春节，她仍是家里最忙的人，年前年后那几天，像车轱辘一样转个不停。

城里的年看似热闹，在我看来，却远不如山沟里的年，家户虽少，味道却浓。以前过了小年，父亲就开始念叨：“该杀猪了。”这是家里的头等大事，也是过年的底气。

杀猪那天，我总是起个大早。灶台上水烧得翻滚。几个邻居赶来帮忙，按腿的按腿，揪尾的揪尾。那猪似乎知道大限将至，嚎叫声震得山沟都在颤。我攥着绳子，感觉那畜生浑身的热气透过麻绳传到手心，心里竟有些不忍。父亲却说得实在：“养了一年了，就是为了这一刻。”

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厚实的肋排、油花花的肠子，在盆里堆成小山。灌猪血肠、做肉臊子、卤猪头肉，满院子都是荤腥的香气。这是黄土高原上最原始的“分红”，农人一年的辛劳，在这一刻兑现为实实在在的油脂。而我们终其一生，也不过是期冀付出终有回报，辛苦化作肥美。

杀完猪宰鸡，鸡血滴进碗里。母亲说，这血不能扔，要和着面粉做血馍。

肉有了，就该准备主食了。母亲从缸里舀出白面，说要蒸年馍、包包子。我负责烧火，灶膛里的火苗舔着锅底，把窑洞熏得暖烘烘的。母亲在案板上揉面，面团在她手里翻飞，揉了一遍又一遍。“揉得越久，来年的日子越筋道。”

蒸年馍是个大工程。母亲做了各种花样，有的捏成鱼形，寓意年年有余；有的做成莲花，象征富贵吉祥；还有实心的馒头，顶上点五个红点，用来正月里待客。我试着攒了几个，总是攒不圆，母亲笑着说：“你手笨，去包包子吧。”

包子馅有地软粉条的、胡萝卜鸡蛋豆腐的、土豆青椒的。我学着母亲的样子，捏褶子，收口。起初包得难看，馅老是漏出来，包了几个后渐渐有了模样。母亲把我的包子和她的放在一起，虽然歪歪扭扭，但她一个也没挑出来，都上锅蒸了。在母亲眼里，年的包容，比年的完美更重要。也只有家，才能感受到这种包容。

蒸馍的间隙，还要炸糖角角、油饼和麻花。糖角是老家的特色，也是母亲最拿手的，面团要和油酥搭配得当，反复卷起来擀三遍，不能多不能少，如此才能层层分明，酥脆可口。记得以前每逢过年，母亲都要被请去邻居家做“技术指导”。面皮里包上干馍渣和白糖，捏成半月形，沿着边捏出花纹，用菜籽油一炸，金黄悦目。油饼要发面，擀成圆饼，中间划两刀，炸出来蓬松柔软。麻花最费工夫，要把面条搓成细条，两头反向一拧，再对折，自然成麻花状。

我搓的麻花粗细不均，炸出来有的焦了有的泛白。父亲用那双粗糙的手，却拧出了细腻的纹理。窑洞里的年，从来不在乎手艺精不精，只在乎人全不全。不管精致的还是粗糙的，都能在同一口锅里沉浮。

腊月二十九，贴春联。父亲把熬好的浆糊端出来，我踩着凳子贴门神。秦琼和尉迟恭身披铠甲，手持兵器，威风凛凛地守在窑洞门口。父亲在一旁指挥：“左边高点，右边再往下一点。”

窑洞的窗户也要贴窗花。母亲剪了好几样花纹，我负责抹浆糊，把红窗花贴在雪白的窗纸上，阳光一照，满窑洞都是喜庆的红。

除夕下午吃完饭，父亲在院子里搭篝火。他找来干柴和粗大的树根，堆成小山，说这叫“笼旺火”，烧得越旺，来年的日子越红火。我们围着篝火放鞭炮，放烟花。整个山沟漆黑一片，即便只有零星的火光，也能辨出那是谁家的所在。而在城里，即便咫尺，也难以相闻。

烟花过后，晚上九点多，吃庆阳的“暖锅子”。这是一种黄铜火锅，炭火正红，鸡汤里煮着豆腐、白菜、洋芋块、丸子、酥肉、粉条。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聊天、看春晚、喝黄酒。热气氤氲，把整个窑洞都熏得暖洋洋的。

过了凌晨，篝火渐渐变小，父亲用铁锹把余烬铲起，洒向空中。火星四溅，在夜空中划出金色的弧线。女儿仰头看着，高兴地说：“爸爸，快看，像流星一样。”这黄土地上的火星，确实像流星，只是更热烈，更短暂。

初一早上，按老家的习俗，要吃饺子。我天不亮就起来，帮母亲和面、擀皮。饺子馅是猪肉大葱的，剁得细碎，拌上香油和酱油。我包的是麦穗饺，褶子捏得细密，像一串串饱满的麦穗。母亲包的饺子像元宝，煮在锅里，好像我们拥有了一锅的金锭。有时候会包几枚硬币，看谁的运气好，来年能发大财。

我盯着锅，看着那些白胖的饺子从锅底浮起来，心里有种踏实的满足感。

想想小时候，也只有年底才能吃顿饺子。如今，日子好了，随时想吃就能吃到，但在年节吃一顿家里的饺子，是一种幸福。就像以前除夕父母给“押魂钱”，能开心一个正月。如今女儿这代人，习惯了父母网购支付，却对现金没什么概念，或者说没有渴望，她只消撒个娇，零食玩具就能到眼前。除夕夜，照例要给爷爷、父母拜年，然后给我们“押魂钱”，贴身装着，一直到年初三。

女儿起初不要母亲给的红包，说“押魂钱是什么？”母亲告诉她，“以前的人觉得，过年时魂魄容易跑丢，给点钱，就能把魂压住，平平安安。”她才接过红包，似懂非懂地揣到了兜兜里。我长这么大，每年都会收到父母给的“押魂钱”，人总要有些东西攥在手里，心里才踏实。哪怕只是一枚硬币，一个红包，或是一个念想。

到了初七，是“人七日”，这天不能出门，在外走亲戚的要赶回来，还要吃拉魂长面。母亲擀得面薄如纸，切得细如线。臊子汤用红白萝卜丁、豆腐丁、黄花、木耳、鸡蛋花烩成，油厚味鲜。

我蹲在窑洞门口，看着远处的山梁，忽然觉得，这山沟沟里的日子，虽然苦些，单调些，却让人心安，让人踏实。

贾平凹曾说，“故乡是以父母的存在而存在的。”如今父母还在，故乡便还在。我们眷恋故乡，不是因为那里有多少繁华，而是因为那里有我们熟悉的生活，挂念的人，以及那逝去不可得的青春。

在这个很强调距离感的时代，故乡的年俗以最简单的方式，重新划定了城市与乡村的关系。它让所有漂泊暂时靠岸，让所有计算暂时失效。在窑洞里，时间不是金钱，而是面团，是肉馅，是那一锅怎么煮都不会嫌长的暖锅子。

故乡的年，提供团聚，沉淀过往，让那些平时分散在四面八方、各怀心事的人，暂时放下自己，成为“我们”。

《平凡的世界》里有句话说得好，“劳动者是幸福的，无论在什么时代。”黄土高原上的劳作与欢庆，正是这种幸福的注脚。窑洞里的年味儿，也以最朴素的方式，让每一个归来的游子，都能找到灵魂的安放之处，从而化作血脉里的记忆，温暖漫长岁月。

编者按：回家过年，始终是让中国人心心念念的大事儿。“史上最长春节假期”来临，澎湃评论部继续推出夜读特别策划《过年的9个晚上》，邀请东西南北中代表性省份作者，记录团圆故事，介绍当地特色年俗，品味传统中国节的浪漫与美好。

母亲常说：“日子难过年好过，睡一晚上就过去了。”话虽如此，每到春节，她仍是家里最忙的人，年前年后那几天，像车轱辘一样转个不停。

城里的年看似热闹，在我看来，却远不如山沟里的年，家户虽少，味道却浓。以前过了小年，父亲就开始念叨：“该杀猪了。”这是家里的头等大事，也是过年的底气。

杀猪那天，我总是起个大早。灶台上水烧得翻滚。几个邻居赶来帮忙，按腿的按腿，揪尾的揪尾。那猪似乎知道大限将至，嚎叫声震得山沟都在颤。我攥着绳子，感觉那畜生浑身的热气透过麻绳传到手心，心里竟有些不忍。父亲却说得实在：“养了一年了，就是为了这一刻。”

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厚实的肋排、油花花的肠子，在盆里堆成小山。灌猪血肠、做肉臊子、卤猪头肉，满院子都是荤腥的香气。这是黄土高原上最原始的“分红”，农人一年的辛劳，在这一刻兑现为实实在在的油脂。而我们终其一生，也不过是期冀付出终有回报，辛苦化作肥美。

杀完猪宰鸡，鸡血滴进碗里。母亲说，这血不能扔，要和着面粉做血馍。

肉有了，就该准备主食了。母亲从缸里舀出白面，说要蒸年馍、包包子。我负责烧火，灶膛里的火苗舔着锅底，把窑洞熏得暖烘烘的。母亲在案板上揉面，面团在她手里翻飞，揉了一遍又一遍。“揉得越久，来年的日子越筋道。”

蒸年馍是个大工程。母亲做了各种花样，有的捏成鱼形，寓意年年有余；有的做成莲花，象征富贵吉祥；还有实心的馒头，顶上点五个红点，用来正月里待客。我试着攒了几个，总是攒不圆，母亲笑着说：“你手笨，去包包子吧。”

包子馅有地软粉条的、胡萝卜鸡蛋豆腐的、土豆青椒的。我学着母亲的样子，捏褶子，收口。起初包得难看，馅老是漏出来，包了几个后渐渐有了模样。母亲把我的包子和她的放在一起，虽然歪歪扭扭，但她一个也没挑出来，都上锅蒸了。在母亲眼里，年的包容，比年的完美更重要。也只有家，才能感受到这种包容。

蒸馍的间隙，还要炸糖角角、油饼和麻花。糖角是老家的特色，也是母亲最拿手的，面团要和油酥搭配得当，反复卷起来擀三遍，不能多不能少，如此才能层层分明，酥脆可口。记得以前每逢过年，母亲都要被请去邻居家做“技术指导”。面皮里包上干馍渣和白糖，捏成半月形，沿着边捏出花纹，用菜籽油一炸，金黄悦目。油饼要发面，擀成圆饼，中间划两刀，炸出来蓬松柔软。麻花最费工夫，要把面条搓成细条，两头反向一拧，再对折，自然成麻花状。

我搓的麻花粗细不均，炸出来有的焦了有的泛白。父亲用那双粗糙的手，却拧出了细腻的纹理。窑洞里的年，从来不在乎手艺精不精，只在乎人全不全。不管精致的还是粗糙的，都能在同一口锅里沉浮。

腊月二十九，贴春联。父亲把熬好的浆糊端出来，我踩着凳子贴门神。秦琼和尉迟恭身披铠甲，手持兵器，威风凛凛地守在窑洞门口。父亲在一旁指挥：“左边高点，右边再往下一点。”

窑洞的窗户也要贴窗花。母亲剪了好几样花纹，我负责抹浆糊，把红窗花贴在雪白的窗纸上，阳光一照，满窑洞都是喜庆的红。

除夕下午吃完饭，父亲在院子里搭篝火。他找来干柴和粗大的树根，堆成小山，说这叫“笼旺火”，烧得越旺，来年的日子越红火。我们围着篝火放鞭炮，放烟花。整个山沟漆黑一片，即便只有零星的火光，也能辨出那是谁家的所在。而在城里，即便咫尺，也难以相闻。

烟花过后，晚上九点多，吃庆阳的“暖锅子”。这是一种黄铜火锅，炭火正红，鸡汤里煮着豆腐、白菜、洋芋块、丸子、酥肉、粉条。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聊天、看春晚、喝黄酒。热气氤氲，把整个窑洞都熏得暖洋洋的。

过了凌晨，篝火渐渐变小，父亲用铁锹把余烬铲起，洒向空中。火星四溅，在夜空中划出金色的弧线。女儿仰头看着，高兴地说：“爸爸，快看，像流星一样。”这黄土地上的火星，确实像流星，只是更热烈，更短暂。

初一早上，按老家的习俗，要吃饺子。我天不亮就起来，帮母亲和面、擀皮。饺子馅是猪肉大葱的，剁得细碎，拌上香油和酱油。我包的是麦穗饺，褶子捏得细密，像一串串饱满的麦穗。母亲包的饺子像元宝，煮在锅里，好像我们拥有了一锅的金锭。有时候会包几枚硬币，看谁的运气好，来年能发大财。

我盯着锅，看着那些白胖的饺子从锅底浮起来，心里有种踏实的满足感。

想想小时候，也只有年底才能吃顿饺子。如今，日子好了，随时想吃就能吃到，但在年节吃一顿家里的饺子，是一种幸福。就像以前除夕父母给“押魂钱”，能开心一个正月。如今女儿这代人，习惯了父母网购支付，却对现金没什么概念，或者说没有渴望，她只消撒个娇，零食玩具就能到眼前。除夕夜，照例要给爷爷、父母拜年，然后给我们“押魂钱”，贴身装着，一直到年初三。

女儿起初不要母亲给的红包，说“押魂钱是什么？”母亲告诉她，“以前的人觉得，过年时魂魄容易跑丢，给点钱，就能把魂压住，平平安安。”她才接过红包，似懂非懂地揣到了兜兜里。我长这么大，每年都会收到父母给的“押魂钱”，人总要有些东西攥在手里，心里才踏实。哪怕只是一枚硬币，一个红包，或是一个念想。

到了初七，是“人七日”，这天不能出门，在外走亲戚的要赶回来，还要吃拉魂长面。母亲擀得面薄如纸，切得细如线。臊子汤用红白萝卜丁、豆腐丁、黄花、木耳、鸡蛋花烩成，油厚味鲜。

我蹲在窑洞门口，看着远处的山梁，忽然觉得，这山沟沟里的日子，虽然苦些，单调些，却让人心安，让人踏实。

贾平凹曾说，“故乡是以父母的存在而存在的。”如今父母还在，故乡便还在。我们眷恋故乡，不是因为那里有多少繁华，而是因为那里有我们熟悉的生活，挂念的人，以及那逝去不可得的青春。

在这个很强调距离感的时代，故乡的年俗以最简单的方式，重新划定了城市与乡村的关系。它让所有漂泊暂时靠岸，让所有计算暂时失效。在窑洞里，时间不是金钱，而是面团，是肉馅，是那一锅怎么煮都不会嫌长的暖锅子。

故乡的年，提供团聚，沉淀过往，让那些平时分散在四面八方、各怀心事的人，暂时放下自己，成为“我们”。

《平凡的世界》里有句话说得好，“劳动者是幸福的，无论在什么时代。”黄土高原上的劳作与欢庆，正是这种幸福的注脚。窑洞里的年味儿，也以最朴素的方式，让每一个归来的游子，都能找到灵魂的安放之处，从而化作血脉里的记忆，温暖漫长岁月。

编者按：回家过年，始终是让中国人心心念念的大事儿。“史上最长春节假期”来临，澎湃评论部继续推出夜读特别策划《过年的9个晚上》，邀请东西南北中代表性省份作者，记录团圆故事，介绍当地特色年俗，品味传统中国节的浪漫与美好。

母亲常说：“日子难过年好过，睡一晚上就过去了。”话虽如此，每到春节，她仍是家里最忙的人，年前年后那几天，像车轱辘一样转个不停。

城里的年看似热闹，在我看来，却远不如山沟里的年，家户虽少，味道却浓。以前过了小年，父亲就开始念叨：“该杀猪了。”这是家里的头等大事，也是过年的底气。

杀猪那天，我总是起个大早。灶台上水烧得翻滚。几个邻居赶来帮忙，按腿的按腿，揪尾的揪尾。那猪似乎知道大限将至，嚎叫声震得山沟都在颤。我攥着绳子，感觉那畜生浑身的热气透过麻绳传到手心，心里竟有些不忍。父亲却说得实在：“养了一年了，就是为了这一刻。”

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厚实的肋排、油花花的肠子，在盆里堆成小山。灌猪血肠、做肉臊子、卤猪头肉，满院子都是荤腥的香气。这是黄土高原上最原始的“分红”，农人一年的辛劳，在这一刻兑现为实实在在的油脂。而我们终其一生，也不过是期冀付出终有回报，辛苦化作肥美。

杀完猪宰鸡，鸡血滴进碗里。母亲说，这血不能扔，要和着面粉做血馍。

肉有了，就该准备主食了。母亲从缸里舀出白面，说要蒸年馍、包包子。我负责烧火，灶膛里的火苗舔着锅底，把窑洞熏得暖烘烘的。母亲在案板上揉面，面团在她手里翻飞，揉了一遍又一遍。“揉得越久，来年的日子越筋道。”

蒸年馍是个大工程。母亲做了各种花样，有的捏成鱼形，寓意年年有余；有的做成莲花，象征富贵吉祥；还有实心的馒头，顶上点五个红点，用来正月里待客。我试着攒了几个，总是攒不圆，母亲笑着说：“你手笨，去包包子吧。”

包子馅有地软粉条的、胡萝卜鸡蛋豆腐的、土豆青椒的。我学着母亲的样子，捏褶子，收口。起初包得难看，馅老是漏出来，包了几个后渐渐有了模样。母亲把我的包子和她的放在一起，虽然歪歪扭扭，但她一个也没挑出来，都上锅蒸了。在母亲眼里，年的包容，比年的完美更重要。也只有家，才能感受到这种包容。

蒸馍的间隙，还要炸糖角角、油饼和麻花。糖角是老家的特色，也是母亲最拿手的，面团要和油酥搭配得当，反复卷起来擀三遍，不能多不能少，如此才能层层分明，酥脆可口。记得以前每逢过年，母亲都要被请去邻居家做“技术指导”。面皮里包上干馍渣和白糖，捏成半月形，沿着边捏出花纹，用菜籽油一炸，金黄悦目。油饼要发面，擀成圆饼，中间划两刀，炸出来蓬松柔软。麻花最费工夫，要把面条搓成细条，两头反向一拧，再对折，自然成麻花状。

我搓的麻花粗细不均，炸出来有的焦了有的泛白。父亲用那双粗糙的手，却拧出了细腻的纹理。窑洞里的年，从来不在乎手艺精不精，只在乎人全不全。不管精致的还是粗糙的，都能在同一口锅里沉浮。

腊月二十九，贴春联。父亲把熬好的浆糊端出来，我踩着凳子贴门神。秦琼和尉迟恭身披铠甲，手持兵器，威风凛凛地守在窑洞门口。父亲在一旁指挥：“左边高点，右边再往下一点。”

窑洞的窗户也要贴窗花。母亲剪了好几样花纹，我负责抹浆糊，把红窗花贴在雪白的窗纸上，阳光一照，满窑洞都是喜庆的红。

除夕下午吃完饭，父亲在院子里搭篝火。他找来干柴和粗大的树根，堆成小山，说这叫“笼旺火”，烧得越旺，来年的日子越红火。我们围着篝火放鞭炮，放烟花。整个山沟漆黑一片，即便只有零星的火光，也能辨出那是谁家的所在。而在城里，即便咫尺，也难以相闻。

烟花过后，晚上九点多，吃庆阳的“暖锅子”。这是一种黄铜火锅，炭火正红，鸡汤里煮着豆腐、白菜、洋芋块、丸子、酥肉、粉条。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聊天、看春晚、喝黄酒。热气氤氲，把整个窑洞都熏得暖洋洋的。

过了凌晨，篝火渐渐变小，父亲用铁锹把余烬铲起，洒向空中。火星四溅，在夜空中划出金色的弧线。女儿仰头看着，高兴地说：“爸爸，快看，像流星一样。”这黄土地上的火星，确实像流星，只是更热烈，更短暂。

初一早上，按老家的习俗，要吃饺子。我天不亮就起来，帮母亲和面、擀皮。饺子馅是猪肉大葱的，剁得细碎，拌上香油和酱油。我包的是麦穗饺，褶子捏得细密，像一串串饱满的麦穗。母亲包的饺子像元宝，煮在锅里，好像我们拥有了一锅的金锭。有时候会包几枚硬币，看谁的运气好，来年能发大财。

我盯着锅，看着那些白胖的饺子从锅底浮起来，心里有种踏实的满足感。

想想小时候，也只有年底才能吃顿饺子。如今，日子好了，随时想吃就能吃到，但在年节吃一顿家里的饺子，是一种幸福。就像以前除夕父母给“押魂钱”，能开心一个正月。如今女儿这代人，习惯了父母网购支付，却对现金没什么概念，或者说没有渴望，她只消撒个娇，零食玩具就能到眼前。除夕夜，照例要给爷爷、父母拜年，然后给我们“押魂钱”，贴身装着，一直到年初三。

女儿起初不要母亲给的红包，说“押魂钱是什么？”母亲告诉她，“以前的人觉得，过年时魂魄容易跑丢，给点钱，就能把魂压住，平平安安。”她才接过红包，似懂非懂地揣到了兜兜里。我长这么大，每年都会收到父母给的“押魂钱”，人总要有些东西攥在手里，心里才踏实。哪怕只是一枚硬币，一个红包，或是一个念想。

到了初七，是“人七日”，这天不能出门，在外走亲戚的要赶回来，还要吃拉魂长面。母亲擀得面薄如纸，切得细如线。臊子汤用红白萝卜丁、豆腐丁、黄花、木耳、鸡蛋花烩成，油厚味鲜。

我蹲在窑洞门口，看着远处的山梁，忽然觉得，这山沟沟里的日子，虽然苦些，单调些，却让人心安，让人踏实。

贾平凹曾说，“故乡是以父母的存在而存在的。”如今父母还在，故乡便还在。我们眷恋故乡，不是因为那里有多少繁华，而是因为那里有我们熟悉的生活，挂念的人，以及那逝去不可得的青春。

在这个很强调距离感的时代，故乡的年俗以最简单的方式，重新划定了城市与乡村的关系。它让所有漂泊暂时靠岸，让所有计算暂时失效。在窑洞里，时间不是金钱，而是面团，是肉馅，是那一锅怎么煮都不会嫌长的暖锅子。

故乡的年，提供团聚，沉淀过往，让那些平时分散在四面八方、各怀心事的人，暂时放下自己，成为“我们”。

《平凡的世界》里有句话说得好，“劳动者是幸福的，无论在什么时代。”黄土高原上的劳作与欢庆，正是这种幸福的注脚。窑洞里的年味儿，也以最朴素的方式，让每一个归来的游子，都能找到灵魂的安放之处，从而化作血脉里的记忆，温暖漫长岁月。

编者按：回家过年，始终是让中国人心心念念的大事儿。“史上最长春节假期”来临，澎湃评论部继续推出夜读特别策划《过年的9个晚上》，邀请东西南北中代表性省份作者，记录团圆故事，介绍当地特色年俗，品味传统中国节的浪漫与美好。

母亲常说：“日子难过年好过，睡一晚上就过去了。”话虽如此，每到春节，她仍是家里最忙的人，年前年后那几天，像车轱辘一样转个不停。

城里的年看似热闹，在我看来，却远不如山沟里的年，家户虽少，味道却浓。以前过了小年，父亲就开始念叨：“该杀猪了。”这是家里的头等大事，也是过年的底气。

杀猪那天，我总是起个大早。灶台上水烧得翻滚。几个邻居赶来帮忙，按腿的按腿，揪尾的揪尾。那猪似乎知道大限将至，嚎叫声震得山沟都在颤。我攥着绳子，感觉那畜生浑身的热气透过麻绳传到手心，心里竟有些不忍。父亲却说得实在：“养了一年了，就是为了这一刻。”

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厚实的肋排、油花花的肠子，在盆里堆成小山。灌猪血肠、做肉臊子、卤猪头肉，满院子都是荤腥的香气。这是黄土高原上最原始的“分红”，农人一年的辛劳，在这一刻兑现为实实在在的油脂。而我们终其一生，也不过是期冀付出终有回报，辛苦化作肥美。

杀完猪宰鸡，鸡血滴进碗里。母亲说，这血不能扔，要和着面粉做血馍。

肉有了，就该准备主食了。母亲从缸里舀出白面，说要蒸年馍、包包子。我负责烧火，灶膛里的火苗舔着锅底，把窑洞熏得暖烘烘的。母亲在案板上揉面，面团在她手里翻飞，揉了一遍又一遍。“揉得越久，来年的日子越筋道。”

蒸年馍是个大工程。母亲做了各种花样，有的捏成鱼形，寓意年年有余；有的做成莲花，象征富贵吉祥；还有实心的馒头，顶上点五个红点，用来正月里待客。我试着攒了几个，总是攒不圆，母亲笑着说：“你手笨，去包包子吧。”

包子馅有地软粉条的、胡萝卜鸡蛋豆腐的、土豆青椒的。我学着母亲的样子，捏褶子，收口。起初包得难看，馅老是漏出来，包了几个后渐渐有了模样。母亲把我的包子和她的放在一起，虽然歪歪扭扭，但她一个也没挑出来，都上锅蒸了。在母亲眼里，年的包容，比年的完美更重要。也只有家，才能感受到这种包容。

蒸馍的间隙，还要炸糖角角、油饼和麻花。糖角是老家的特色，也是母亲最拿手的，面团要和油酥搭配得当，反复卷起来擀三遍，不能多不能少，如此才能层层分明，酥脆可口。记得以前每逢过年，母亲都要被请去邻居家做“技术指导”。面皮里包上干馍渣和白糖，捏成半月形，沿着边捏出花纹，用菜籽油一炸，金黄悦目。油饼要发面，擀成圆饼，中间划两刀，炸出来蓬松柔软。麻花最费工夫，要把面条搓成细条，两头反向一拧，再对折，自然成麻花状。

我搓的麻花粗细不均，炸出来有的焦了有的泛白。父亲用那双粗糙的手，却拧出了细腻的纹理。窑洞里的年，从来不在乎手艺精不精，只在乎人全不全。不管精致的还是粗糙的，都能在同一口锅里沉浮。

腊月二十九，贴春联。父亲把熬好的浆糊端出来，我踩着凳子贴门神。秦琼和尉迟恭身披铠甲，手持兵器，威风凛凛地守在窑洞门口。父亲在一旁指挥：“左边高点，右边再往下一点。”

窑洞的窗户也要贴窗花。母亲剪了好几样花纹，我负责抹浆糊，把红窗花贴在雪白的窗纸上，阳光一照，满窑洞都是喜庆的红。

除夕下午吃完饭，父亲在院子里搭篝火。他找来干柴和粗大的树根，堆成小山，说这叫“笼旺火”，烧得越旺，来年的日子越红火。我们围着篝火放鞭炮，放烟花。整个山沟漆黑一片，即便只有零星的火光，也能辨出那是谁家的所在。而在城里，即便咫尺，也难以相闻。

烟花过后，晚上九点多，吃庆阳的“暖锅子”。这是一种黄铜火锅，炭火正红，鸡汤里煮着豆腐、白菜、洋芋块、丸子、酥肉、粉条。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聊天、看春晚、喝黄酒。热气氤氲，把整个窑洞都熏得暖洋洋的。

过了凌晨，篝火渐渐变小，父亲用铁锹把余烬铲起，洒向空中。火星四溅，在夜空中划出金色的弧线。女儿仰头看着，高兴地说：“爸爸，快看，像流星一样。”这黄土地上的火星，确实像流星，只是更热烈，更短暂。

初一早上，按老家的习俗，要吃饺子。我天不亮就起来，帮母亲和面、擀皮。饺子馅是猪肉大葱的，剁得细碎，拌上香油和酱油。我包的是麦穗饺，褶子捏得细密，像一串串饱满的麦穗。母亲包的饺子像元宝，煮在锅里，好像我们拥有了一锅的金锭。有时候会包几枚硬币，看谁的运气好，来年能发大财。

我盯着锅，看着那些白胖的饺子从锅底浮起来，心里有种踏实的满足感。

想想小时候，也只有年底才能吃顿饺子。如今，日子好了，随时想吃就能吃到，但在年节吃一顿家里的饺子，是一种幸福。就像以前除夕父母给“押魂钱”，能开心一个正月。如今女儿这代人，习惯了父母网购支付，却对现金没什么概念，或者说没有渴望，她只消撒个娇，零食玩具就能到眼前。除夕夜，照例要给爷爷、父母拜年，然后给我们“押魂钱”，贴身装着，一直到年初三。

女儿起初不要母亲给的红包，说“押魂钱是什么？”母亲告诉她，“以前的人觉得，过年时魂魄容易跑丢，给点钱，就能把魂压住，平平安安。”她才接过红包，似懂非懂地揣到了兜兜里。我长这么大，每年都会收到父母给的“押魂钱”，人总要有些东西攥在手里，心里才踏实。哪怕只是一枚硬币，一个红包，或是一个念想。

到了初七，是“人七日”，这天不能出门，在外走亲戚的要赶回来，还要吃拉魂长面。母亲擀得面薄如纸，切得细如线。臊子汤用红白萝卜丁、豆腐丁、黄花、木耳、鸡蛋花烩成，油厚味鲜。

我蹲在窑洞门口，看着远处的山梁，忽然觉得，这山沟沟里的日子，虽然苦些，单调些，却让人心安，让人踏实。

贾平凹曾说，“故乡是以父母的存在而存在的。”如今父母还在，故乡便还在。我们眷恋故乡，不是因为那里有多少繁华，而是因为那里有我们熟悉的生活，挂念的人，以及那逝去不可得的青春。

在这个很强调距离感的时代，故乡的年俗以最简单的方式，重新划定了城市与乡村的关系。它让所有漂泊暂时靠岸，让所有计算暂时失效。在窑洞里，时间不是金钱，而是面团，是肉馅，是那一锅怎么煮都不会嫌长的暖锅子。

故乡的年，提供团聚，沉淀过往，让那些平时分散在四面八方、各怀心事的人，暂时放下自己，成为“我们”。

《平凡的世界》里有句话说得好，“劳动者是幸福的，无论在什么时代。”黄土高原上的劳作与欢庆，正是这种幸福的注脚。窑洞里的年味儿，也以最朴素的方式，让每一个归来的游子，都能找到灵魂的安放之处，从而化作血脉里的记忆，温暖漫长岁月。

编者按：回家过年，始终是让中国人心心念念的大事儿。“史上最长春节假期”来临，澎湃评论部继续推出夜读特别策划《过年的9个晚上》，邀请东西南北中代表性省份作者，记录团圆故事，介绍当地特色年俗，品味传统中国节的浪漫与美好。

母亲常说：“日子难过年好过，睡一晚上就过去了。”话虽如此，每到春节，她仍是家里最忙的人，年前年后那几天，像车轱辘一样转个不停。

城里的年看似热闹，在我看来，却远不如山沟里的年，家户虽少，味道却浓。以前过了小年，父亲就开始念叨：“该杀猪了。”这是家里的头等大事，也是过年的底气。

杀猪那天，我总是起个大早。灶台上水烧得翻滚。几个邻居赶来帮忙，按腿的按腿，揪尾的揪尾。那猪似乎知道大限将至，嚎叫声震得山沟都在颤。我攥着绳子，感觉那畜生浑身的热气透过麻绳传到手心，心里竟有些不忍。父亲却说得实在：“养了一年了，就是为了这一刻。”

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厚实的肋排、油花花的肠子，在盆里堆成小山。灌猪血肠、做肉臊子、卤猪头肉，满院子都是荤腥的香气。这是黄土高原上最原始的“分红”，农人一年的辛劳，在这一刻兑现为实实在在的油脂。而我们终其一生，也不过是期冀付出终有回报，辛苦化作肥美。

杀完猪宰鸡，鸡血滴进碗里。母亲说，这血不能扔，要和着面粉做血馍。

肉有了，就该准备主食了。母亲从缸里舀出白面，说要蒸年馍、包包子。我负责烧火，灶膛里的火苗舔着锅底，把窑洞熏得暖烘烘的。母亲在案板上揉面，面团在她手里翻飞，揉了一遍又一遍。“揉得越久，来年的日子越筋道。”

蒸年馍是个大工程。母亲做了各种花样，有的捏成鱼形，寓意年年有余；有的做成莲花，象征富贵吉祥；还有实心的馒头，顶上点五个红点，用来正月里待客。我试着攒了几个，总是攒不圆，母亲笑着说：“你手笨，去包包子吧。”

包子馅有地软粉条的、胡萝卜鸡蛋豆腐的、土豆青椒的。我学着母亲的样子，捏褶子，收口。起初包得难看，馅老是漏出来，包了几个后渐渐有了模样。母亲把我的包子和她的放在一起，虽然歪歪扭扭，但她一个也没挑出来，都上锅蒸了。在母亲眼里，年的包容，比年的完美更重要。也只有家，才能感受到这种包容。

蒸馍的间隙，还要炸糖角角、油饼和麻花。糖角是老家的特色，也是母亲最拿手的，面团要和油酥搭配得当，反复卷起来擀三遍，不能多不能少，如此才能层层分明，酥脆可口。记得以前每逢过年，母亲都要被请去邻居家做“技术指导”。面皮里包上干馍渣和白糖，捏成半月形，沿着边捏出花纹，用菜籽油一炸，金黄悦目。油饼要发面，擀成圆饼，中间划两刀，炸出来蓬松柔软。麻花最费工夫，要把面条搓成细条，两头反向一拧，再对折，自然成麻花状。

我搓的麻花粗细不均，炸出来有的焦了有的泛白。父亲用那双粗糙的手，却拧出了细腻的纹理。窑洞里的年，从来不在乎手艺精不精，只在乎人全不全。不管精致的还是粗糙的，都能在同一口锅里沉浮。

腊月二十九，贴春联。父亲把熬好的浆糊端出来，我踩着凳子贴门神。秦琼和尉迟恭身披铠甲，手持兵器，威风凛凛地守在窑洞门口。父亲在一旁指挥：“左边高点，右边再往下一点。”

窑洞的窗户也要贴窗花。母亲剪了好几样花纹，我负责抹浆糊，把红窗花贴在雪白的窗纸上，阳光一照，满窑洞都是喜庆的红。

除夕下午吃完饭，父亲在院子里搭篝火。他找来干柴和粗大的树根，堆成小山，说这叫“笼旺火”，烧得越旺，来年的日子越红火。我们围着篝火放鞭炮，放烟花。整个山沟漆黑一片，即便只有零星的火光，也能辨出那是谁家的所在。而在城里，即便咫尺，也难以相闻。

烟花过后，晚上九点多，吃庆阳的“暖锅子”。这是一种黄铜火锅，炭火正红，鸡汤里煮着豆腐、白菜、洋芋块、丸子、酥肉、粉条。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聊天、看春晚、喝黄酒。热气氤氲，把整个窑洞都熏得暖洋洋的。

过了凌晨，篝火渐渐变小，父亲用铁锹把余烬铲起，洒向空中。火星四溅，在夜空中划出金色的弧线。女儿仰头看着，高兴地说：“爸爸，快看，像流星一样。”这黄土地上的火星，确实像流星，只是更热烈，更短暂。

初一早上，按老家的习俗，要吃饺子。我天不亮就起来，帮母亲和面、擀皮。饺子馅是猪肉大葱的，剁得细碎，拌上香油和酱油。我包的是麦穗饺，褶子捏得细密，像一串串饱满的麦穗。母亲包的饺子像元宝，煮在锅里，好像我们拥有了一锅的金锭。有时候会包几枚硬币，看谁的运气好，来年能发大财。

我盯着锅，看着那些白胖的饺子从锅底浮起来，心里有种踏实的满足感。

想想小时候，也只有年底才能吃顿饺子。如今，日子好了，随时想吃就能吃到，但在年节吃一顿家里的饺子，是一种幸福。就像以前除夕父母给“押魂钱”，能开心一个正月。如今女儿这代人，习惯了父母网购支付，却对现金没什么概念，或者说没有渴望，她只消撒个娇，零食玩具就能到眼前。除夕夜，照例要给爷爷、父母拜年，然后给我们“押魂钱”，贴身装着，一直到年初三。

女儿起初不要母亲给的红包，说“押魂钱是什么？”母亲告诉她，“以前的人觉得，过年时魂魄容易跑丢，给点钱，就能把魂压住，平平安安。”她才接过红包，似懂非懂地揣到了兜兜里。我长这么大，每年都会收到父母给的“押魂钱”，人总要有些东西攥在手里，心里才踏实。哪怕只是一枚硬币，一个红包，或是一个念想。

到了初七，是“人七日”，这天不能出门，在外走亲戚的要赶回来，还要吃拉魂长面。母亲擀得面薄如纸，切得细如线。臊子汤用红白萝卜丁、豆腐丁、黄花、木耳、鸡蛋花烩成，油厚味鲜。

我蹲在窑洞门口，看着远处的山梁，忽然觉得，这山沟沟里的日子，虽然苦些，单调些，却让人心安，让人踏实。

贾平凹曾说，“故乡是以父母的存在而存在的。”如今父母还在，故乡便还在。我们眷恋故乡，不是因为那里有多少繁华，而是因为那里有我们熟悉的生活，挂念的人，以及那逝去不可得的青春。

在这个很强调距离感的时代，故乡的年俗以最简单的方式，重新划定了城市与乡村的关系。它让所有漂泊暂时靠岸，让所有计算暂时失效。在窑洞里，时间不是金钱，而是面团，是肉馅，是那一锅怎么煮都不会嫌长的暖锅子。

故乡的年，提供团聚，沉淀过往，让那些平时分散在四面八方、各怀心事的人，暂时放下自己，成为“我们”。

《平凡的世界》里有句话说得好，“劳动者是幸福的，无论在什么时代。”黄土高原上的劳作与欢庆，正是这种幸福的注脚。窑洞里的年味儿，也以最朴素的方式，让每一个归来的游子，都能找到灵魂的安放之处，从而化作血脉里的记忆，温暖漫长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