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雷（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发展研究中心正高级知识产权师），戴妮（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三级专利审查员）

2025年10月，华东师范大学“AI驱动教育研究论文写作”的征文活动中，要求提交的论文主要由AI系统创作，AI必须被列为第一作者，人类科研人员作为共同作者或通讯作者，引发学术圈热议。本文尝试从知识产权视角，探究AI能否作为第一作者的问题。

著作人身权中的“署名权”

知识产权可分为两大门类，一类以专利、商标、外观设计为代表，另一类以著作权为代表。本文的讨论主要集中在著作权范畴。当前，学术界对于“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的定义比较一致，即第一作者是研究的主要执行者，负责实验操作、数据收集分析、论文初稿撰写等核心工作；通讯作者则负责稿件提交、修改以及与期刊沟通，承担论文的学术责任。

成为作者，意味着自动享有了著作财产权和人身权。前者是指著作权人享有的对其作品进行使用、收益和处分，由此获得经济利益的权利，如复制、表演、改编、传播等权利，具有可转让性。后者是指著作权人对其作品享有的与人身紧密关联、无直接财产内容的权利，用以维护其与作品的人格联系和作品完整性，由作者终身享有，原则上不可转让、剥夺和限制。我国《著作权法》第10条规定了四项著作人身权：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由此，本文的讨论范围细化到著作人身权中的“署名权”。

AI不是著作权法中的“作者”

当前，中国、美国、日本、欧盟、韩国等世界主要国家和区域的著作权实践中，都明确规定著作权只能授予自然人或法人。例如，在我国《著作权法》第11条规定，著作权只能授予自然人或法人。欧盟的著作权指令（Directive 2001/29/EC），规定著作权的创作者通常是自然人，法人可以成为著作权的持有者。美国《著作权法典》（Title 17, U.S. Code）第17条（Section 201）规定，著作权的持有者可以是自然人或法人。《德国著作权法》（Urheberrechtsgesetz）第7条规定著作权只能归自然人，但法人可以作为著作权的拥有者。日本《著作权法》第11条规定，著作权归属创作作品的自然人，在职务创作或合同创作的情况下，法人（如公司、研究机构等）可以成为著作权的持有者。韩国《著作权法》第10条规定，著作权人是创作作品的自然人。目前，从世界通行的法律框架来看，AI不是著作权的适格主体。

除成文法外，在英美法系的判例中，也秉持相似的态度。例如，2025年3月18日，美国哥伦比亚特区上诉法院判决的Thaler诉 Perlmutter（D.C. Cir. 2025）案中，原告为AI系统Creativity Machine的开发者计算机科学家Stephen Thaler，被告为美国版权局（U.S. Copyright Office）局长Shira Perlmutter。原告Thaler试图将该AI列为该作品的著作权“作者”，版权局拒绝将AI列为著作权“作者”，认为作品必须由人类创作者完成。原告行政复议失败后向法院起诉。经一审和上诉后，上诉法院作出判决，维持版权局的决定，确认著作权法中的“作者”必须是自然人，AI不能作为著作权的“作者”。判决内容强调，人类创作是著作权登记的核心要求，并根据版权法的解释和立法目的，法院认为“作者”应是具有创作意图和能力的自然人。

共识背后的法哲学考量

无论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似乎在作者应是自然人或法人这一观念上达成共识，其背后是基于“AI工具论”的法哲学考量。著作权法的根本目的是保护创作者的劳动成果，特别是智力和精神劳动。AI当前被广泛视为创作工具，类似于画笔、计算机软件或音乐合成器等其他技术手段。AI工具可以对创作者生成文本、音乐或图像等产生著作权的行为提供帮助，但最终创作的决策和控制权仍然由创作者行使。因此，AI作为自动化工具，不被认为具备独立的创作意图和人身权属性，无法成为著作权人。

从技术原理上讲，当前广泛使用于创作的大语言模型（LLM），是对语料库（如文字、图片、声音、图像）等进行计算机可读的Token化，之后进行空间向量定位。根据需求指令，AI按照类比的方式给出结果，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照葫芦画瓢”。AI参与学术工作的实际过程，如生成论文的某一部分，需要学者给出指令并对AI生产的结果进行鉴别——是否有真实依据、是否存在幻觉，并且对于结果内容进行剪裁和选择组合，自然人仍然承担了关键性的决策、引导和控制的职能。

法律设置著作权，不仅保护了创作劳动的成果，也明确界定了著作权人的责任和义务。如果AI能够作为著作权人，在责任承担上可能出现问题。例如，若AI创作的作品侵犯了他人的版权，或涉及恶意、歧视性内容，需要有真正能负责的主体来承担责任。在此方面，已有判例出现。例如，2025年11月4日，英国英格兰及威尔士高等法院宣判的Getty Images v. Stability AI案，就是Stability AI模型未经许可抓取 Getty 公司的数百万张受版权保护图片，用于训练模型。后续模型生成的图像中，出现了混淆特征的 Getty 公司水印和商标。对此，英国法院认为Stable Diffusion的AI模型借助Getty公司图片训练，形成对内部Tokens的空间向量的权重参数，但是既未存储也未复制 Getty公司的图片，从而不构成“侵权复制品”（infringing copy）或“载体”（article）中的侵权。由此可见，从知识产权角度，要让AI作为著作权人，就要考虑主体责任与责任承担的问题，而这在当前框架下是难以突破的。

直面AI创作的知识产权挑战

笔者认为，华东师范大学此次征文活动的部分设定，虽然与当前通行法律框架相左，但这样的尝试还是有意义的。当前，AI对于学术创作的参与度不断深入，有必要对其能力和呈现状态有清楚认识。此次征文，正是对AI真实能力摸底的好机会，使学者们在没有顾忌的情况下展示AI创作能力及其边界，帮助学术界提升对于AI能力和不足的客观认识。

总之，未来在构建AI著作权相关知识产权规则时，应重视伦理讨论，综合考量社会影响，明确AI在创作过程中的辅助作用，确保学术研究和学术评价的透明性和公平性。

作者：王雷（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发展研究中心正高级知识产权师），戴妮（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三级专利审查员）

2025年10月，华东师范大学“AI驱动教育研究论文写作”的征文活动中，要求提交的论文主要由AI系统创作，AI必须被列为第一作者，人类科研人员作为共同作者或通讯作者，引发学术圈热议。本文尝试从知识产权视角，探究AI能否作为第一作者的问题。

著作人身权中的“署名权”

知识产权可分为两大门类，一类以专利、商标、外观设计为代表，另一类以著作权为代表。本文的讨论主要集中在著作权范畴。当前，学术界对于“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的定义比较一致，即第一作者是研究的主要执行者，负责实验操作、数据收集分析、论文初稿撰写等核心工作；通讯作者则负责稿件提交、修改以及与期刊沟通，承担论文的学术责任。

成为作者，意味着自动享有了著作财产权和人身权。前者是指著作权人享有的对其作品进行使用、收益和处分，由此获得经济利益的权利，如复制、表演、改编、传播等权利，具有可转让性。后者是指著作权人对其作品享有的与人身紧密关联、无直接财产内容的权利，用以维护其与作品的人格联系和作品完整性，由作者终身享有，原则上不可转让、剥夺和限制。我国《著作权法》第10条规定了四项著作人身权：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由此，本文的讨论范围细化到著作人身权中的“署名权”。

AI不是著作权法中的“作者”

当前，中国、美国、日本、欧盟、韩国等世界主要国家和区域的著作权实践中，都明确规定著作权只能授予自然人或法人。例如，在我国《著作权法》第11条规定，著作权只能授予自然人或法人。欧盟的著作权指令（Directive 2001/29/EC），规定著作权的创作者通常是自然人，法人可以成为著作权的持有者。美国《著作权法典》（Title 17, U.S. Code）第17条（Section 201）规定，著作权的持有者可以是自然人或法人。《德国著作权法》（Urheberrechtsgesetz）第7条规定著作权只能归自然人，但法人可以作为著作权的拥有者。日本《著作权法》第11条规定，著作权归属创作作品的自然人，在职务创作或合同创作的情况下，法人（如公司、研究机构等）可以成为著作权的持有者。韩国《著作权法》第10条规定，著作权人是创作作品的自然人。目前，从世界通行的法律框架来看，AI不是著作权的适格主体。

除成文法外，在英美法系的判例中，也秉持相似的态度。例如，2025年3月18日，美国哥伦比亚特区上诉法院判决的Thaler诉 Perlmutter（D.C. Cir. 2025）案中，原告为AI系统Creativity Machine的开发者计算机科学家Stephen Thaler，被告为美国版权局（U.S. Copyright Office）局长Shira Perlmutter。原告Thaler试图将该AI列为该作品的著作权“作者”，版权局拒绝将AI列为著作权“作者”，认为作品必须由人类创作者完成。原告行政复议失败后向法院起诉。经一审和上诉后，上诉法院作出判决，维持版权局的决定，确认著作权法中的“作者”必须是自然人，AI不能作为著作权的“作者”。判决内容强调，人类创作是著作权登记的核心要求，并根据版权法的解释和立法目的，法院认为“作者”应是具有创作意图和能力的自然人。

共识背后的法哲学考量

无论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似乎在作者应是自然人或法人这一观念上达成共识，其背后是基于“AI工具论”的法哲学考量。著作权法的根本目的是保护创作者的劳动成果，特别是智力和精神劳动。AI当前被广泛视为创作工具，类似于画笔、计算机软件或音乐合成器等其他技术手段。AI工具可以对创作者生成文本、音乐或图像等产生著作权的行为提供帮助，但最终创作的决策和控制权仍然由创作者行使。因此，AI作为自动化工具，不被认为具备独立的创作意图和人身权属性，无法成为著作权人。

从技术原理上讲，当前广泛使用于创作的大语言模型（LLM），是对语料库（如文字、图片、声音、图像）等进行计算机可读的Token化，之后进行空间向量定位。根据需求指令，AI按照类比的方式给出结果，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照葫芦画瓢”。AI参与学术工作的实际过程，如生成论文的某一部分，需要学者给出指令并对AI生产的结果进行鉴别——是否有真实依据、是否存在幻觉，并且对于结果内容进行剪裁和选择组合，自然人仍然承担了关键性的决策、引导和控制的职能。

法律设置著作权，不仅保护了创作劳动的成果，也明确界定了著作权人的责任和义务。如果AI能够作为著作权人，在责任承担上可能出现问题。例如，若AI创作的作品侵犯了他人的版权，或涉及恶意、歧视性内容，需要有真正能负责的主体来承担责任。在此方面，已有判例出现。例如，2025年11月4日，英国英格兰及威尔士高等法院宣判的Getty Images v. Stability AI案，就是Stability AI模型未经许可抓取 Getty 公司的数百万张受版权保护图片，用于训练模型。后续模型生成的图像中，出现了混淆特征的 Getty 公司水印和商标。对此，英国法院认为Stable Diffusion的AI模型借助Getty公司图片训练，形成对内部Tokens的空间向量的权重参数，但是既未存储也未复制 Getty公司的图片，从而不构成“侵权复制品”（infringing copy）或“载体”（article）中的侵权。由此可见，从知识产权角度，要让AI作为著作权人，就要考虑主体责任与责任承担的问题，而这在当前框架下是难以突破的。

直面AI创作的知识产权挑战

笔者认为，华东师范大学此次征文活动的部分设定，虽然与当前通行法律框架相左，但这样的尝试还是有意义的。当前，AI对于学术创作的参与度不断深入，有必要对其能力和呈现状态有清楚认识。此次征文，正是对AI真实能力摸底的好机会，使学者们在没有顾忌的情况下展示AI创作能力及其边界，帮助学术界提升对于AI能力和不足的客观认识。

总之，未来在构建AI著作权相关知识产权规则时，应重视伦理讨论，综合考量社会影响，明确AI在创作过程中的辅助作用，确保学术研究和学术评价的透明性和公平性。

作者：王雷（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发展研究中心正高级知识产权师），戴妮（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三级专利审查员）

2025年10月，华东师范大学“AI驱动教育研究论文写作”的征文活动中，要求提交的论文主要由AI系统创作，AI必须被列为第一作者，人类科研人员作为共同作者或通讯作者，引发学术圈热议。本文尝试从知识产权视角，探究AI能否作为第一作者的问题。

著作人身权中的“署名权”

知识产权可分为两大门类，一类以专利、商标、外观设计为代表，另一类以著作权为代表。本文的讨论主要集中在著作权范畴。当前，学术界对于“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的定义比较一致，即第一作者是研究的主要执行者，负责实验操作、数据收集分析、论文初稿撰写等核心工作；通讯作者则负责稿件提交、修改以及与期刊沟通，承担论文的学术责任。

成为作者，意味着自动享有了著作财产权和人身权。前者是指著作权人享有的对其作品进行使用、收益和处分，由此获得经济利益的权利，如复制、表演、改编、传播等权利，具有可转让性。后者是指著作权人对其作品享有的与人身紧密关联、无直接财产内容的权利，用以维护其与作品的人格联系和作品完整性，由作者终身享有，原则上不可转让、剥夺和限制。我国《著作权法》第10条规定了四项著作人身权：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由此，本文的讨论范围细化到著作人身权中的“署名权”。

AI不是著作权法中的“作者”

当前，中国、美国、日本、欧盟、韩国等世界主要国家和区域的著作权实践中，都明确规定著作权只能授予自然人或法人。例如，在我国《著作权法》第11条规定，著作权只能授予自然人或法人。欧盟的著作权指令（Directive 2001/29/EC），规定著作权的创作者通常是自然人，法人可以成为著作权的持有者。美国《著作权法典》（Title 17, U.S. Code）第17条（Section 201）规定，著作权的持有者可以是自然人或法人。《德国著作权法》（Urheberrechtsgesetz）第7条规定著作权只能归自然人，但法人可以作为著作权的拥有者。日本《著作权法》第11条规定，著作权归属创作作品的自然人，在职务创作或合同创作的情况下，法人（如公司、研究机构等）可以成为著作权的持有者。韩国《著作权法》第10条规定，著作权人是创作作品的自然人。目前，从世界通行的法律框架来看，AI不是著作权的适格主体。

除成文法外，在英美法系的判例中，也秉持相似的态度。例如，2025年3月18日，美国哥伦比亚特区上诉法院判决的Thaler诉 Perlmutter（D.C. Cir. 2025）案中，原告为AI系统Creativity Machine的开发者计算机科学家Stephen Thaler，被告为美国版权局（U.S. Copyright Office）局长Shira Perlmutter。原告Thaler试图将该AI列为该作品的著作权“作者”，版权局拒绝将AI列为著作权“作者”，认为作品必须由人类创作者完成。原告行政复议失败后向法院起诉。经一审和上诉后，上诉法院作出判决，维持版权局的决定，确认著作权法中的“作者”必须是自然人，AI不能作为著作权的“作者”。判决内容强调，人类创作是著作权登记的核心要求，并根据版权法的解释和立法目的，法院认为“作者”应是具有创作意图和能力的自然人。

共识背后的法哲学考量

无论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似乎在作者应是自然人或法人这一观念上达成共识，其背后是基于“AI工具论”的法哲学考量。著作权法的根本目的是保护创作者的劳动成果，特别是智力和精神劳动。AI当前被广泛视为创作工具，类似于画笔、计算机软件或音乐合成器等其他技术手段。AI工具可以对创作者生成文本、音乐或图像等产生著作权的行为提供帮助，但最终创作的决策和控制权仍然由创作者行使。因此，AI作为自动化工具，不被认为具备独立的创作意图和人身权属性，无法成为著作权人。

从技术原理上讲，当前广泛使用于创作的大语言模型（LLM），是对语料库（如文字、图片、声音、图像）等进行计算机可读的Token化，之后进行空间向量定位。根据需求指令，AI按照类比的方式给出结果，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照葫芦画瓢”。AI参与学术工作的实际过程，如生成论文的某一部分，需要学者给出指令并对AI生产的结果进行鉴别——是否有真实依据、是否存在幻觉，并且对于结果内容进行剪裁和选择组合，自然人仍然承担了关键性的决策、引导和控制的职能。

法律设置著作权，不仅保护了创作劳动的成果，也明确界定了著作权人的责任和义务。如果AI能够作为著作权人，在责任承担上可能出现问题。例如，若AI创作的作品侵犯了他人的版权，或涉及恶意、歧视性内容，需要有真正能负责的主体来承担责任。在此方面，已有判例出现。例如，2025年11月4日，英国英格兰及威尔士高等法院宣判的Getty Images v. Stability AI案，就是Stability AI模型未经许可抓取 Getty 公司的数百万张受版权保护图片，用于训练模型。后续模型生成的图像中，出现了混淆特征的 Getty 公司水印和商标。对此，英国法院认为Stable Diffusion的AI模型借助Getty公司图片训练，形成对内部Tokens的空间向量的权重参数，但是既未存储也未复制 Getty公司的图片，从而不构成“侵权复制品”（infringing copy）或“载体”（article）中的侵权。由此可见，从知识产权角度，要让AI作为著作权人，就要考虑主体责任与责任承担的问题，而这在当前框架下是难以突破的。

直面AI创作的知识产权挑战

笔者认为，华东师范大学此次征文活动的部分设定，虽然与当前通行法律框架相左，但这样的尝试还是有意义的。当前，AI对于学术创作的参与度不断深入，有必要对其能力和呈现状态有清楚认识。此次征文，正是对AI真实能力摸底的好机会，使学者们在没有顾忌的情况下展示AI创作能力及其边界，帮助学术界提升对于AI能力和不足的客观认识。

总之，未来在构建AI著作权相关知识产权规则时，应重视伦理讨论，综合考量社会影响，明确AI在创作过程中的辅助作用，确保学术研究和学术评价的透明性和公平性。

作者：王雷（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发展研究中心正高级知识产权师），戴妮（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三级专利审查员）

2025年10月，华东师范大学“AI驱动教育研究论文写作”的征文活动中，要求提交的论文主要由AI系统创作，AI必须被列为第一作者，人类科研人员作为共同作者或通讯作者，引发学术圈热议。本文尝试从知识产权视角，探究AI能否作为第一作者的问题。

著作人身权中的“署名权”

知识产权可分为两大门类，一类以专利、商标、外观设计为代表，另一类以著作权为代表。本文的讨论主要集中在著作权范畴。当前，学术界对于“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的定义比较一致，即第一作者是研究的主要执行者，负责实验操作、数据收集分析、论文初稿撰写等核心工作；通讯作者则负责稿件提交、修改以及与期刊沟通，承担论文的学术责任。

成为作者，意味着自动享有了著作财产权和人身权。前者是指著作权人享有的对其作品进行使用、收益和处分，由此获得经济利益的权利，如复制、表演、改编、传播等权利，具有可转让性。后者是指著作权人对其作品享有的与人身紧密关联、无直接财产内容的权利，用以维护其与作品的人格联系和作品完整性，由作者终身享有，原则上不可转让、剥夺和限制。我国《著作权法》第10条规定了四项著作人身权：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由此，本文的讨论范围细化到著作人身权中的“署名权”。

AI不是著作权法中的“作者”

当前，中国、美国、日本、欧盟、韩国等世界主要国家和区域的著作权实践中，都明确规定著作权只能授予自然人或法人。例如，在我国《著作权法》第11条规定，著作权只能授予自然人或法人。欧盟的著作权指令（Directive 2001/29/EC），规定著作权的创作者通常是自然人，法人可以成为著作权的持有者。美国《著作权法典》（Title 17, U.S. Code）第17条（Section 201）规定，著作权的持有者可以是自然人或法人。《德国著作权法》（Urheberrechtsgesetz）第7条规定著作权只能归自然人，但法人可以作为著作权的拥有者。日本《著作权法》第11条规定，著作权归属创作作品的自然人，在职务创作或合同创作的情况下，法人（如公司、研究机构等）可以成为著作权的持有者。韩国《著作权法》第10条规定，著作权人是创作作品的自然人。目前，从世界通行的法律框架来看，AI不是著作权的适格主体。

除成文法外，在英美法系的判例中，也秉持相似的态度。例如，2025年3月18日，美国哥伦比亚特区上诉法院判决的Thaler诉 Perlmutter（D.C. Cir. 2025）案中，原告为AI系统Creativity Machine的开发者计算机科学家Stephen Thaler，被告为美国版权局（U.S. Copyright Office）局长Shira Perlmutter。原告Thaler试图将该AI列为该作品的著作权“作者”，版权局拒绝将AI列为著作权“作者”，认为作品必须由人类创作者完成。原告行政复议失败后向法院起诉。经一审和上诉后，上诉法院作出判决，维持版权局的决定，确认著作权法中的“作者”必须是自然人，AI不能作为著作权的“作者”。判决内容强调，人类创作是著作权登记的核心要求，并根据版权法的解释和立法目的，法院认为“作者”应是具有创作意图和能力的自然人。

共识背后的法哲学考量

无论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似乎在作者应是自然人或法人这一观念上达成共识，其背后是基于“AI工具论”的法哲学考量。著作权法的根本目的是保护创作者的劳动成果，特别是智力和精神劳动。AI当前被广泛视为创作工具，类似于画笔、计算机软件或音乐合成器等其他技术手段。AI工具可以对创作者生成文本、音乐或图像等产生著作权的行为提供帮助，但最终创作的决策和控制权仍然由创作者行使。因此，AI作为自动化工具，不被认为具备独立的创作意图和人身权属性，无法成为著作权人。

从技术原理上讲，当前广泛使用于创作的大语言模型（LLM），是对语料库（如文字、图片、声音、图像）等进行计算机可读的Token化，之后进行空间向量定位。根据需求指令，AI按照类比的方式给出结果，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照葫芦画瓢”。AI参与学术工作的实际过程，如生成论文的某一部分，需要学者给出指令并对AI生产的结果进行鉴别——是否有真实依据、是否存在幻觉，并且对于结果内容进行剪裁和选择组合，自然人仍然承担了关键性的决策、引导和控制的职能。

法律设置著作权，不仅保护了创作劳动的成果，也明确界定了著作权人的责任和义务。如果AI能够作为著作权人，在责任承担上可能出现问题。例如，若AI创作的作品侵犯了他人的版权，或涉及恶意、歧视性内容，需要有真正能负责的主体来承担责任。在此方面，已有判例出现。例如，2025年11月4日，英国英格兰及威尔士高等法院宣判的Getty Images v. Stability AI案，就是Stability AI模型未经许可抓取 Getty 公司的数百万张受版权保护图片，用于训练模型。后续模型生成的图像中，出现了混淆特征的 Getty 公司水印和商标。对此，英国法院认为Stable Diffusion的AI模型借助Getty公司图片训练，形成对内部Tokens的空间向量的权重参数，但是既未存储也未复制 Getty公司的图片，从而不构成“侵权复制品”（infringing copy）或“载体”（article）中的侵权。由此可见，从知识产权角度，要让AI作为著作权人，就要考虑主体责任与责任承担的问题，而这在当前框架下是难以突破的。

直面AI创作的知识产权挑战

笔者认为，华东师范大学此次征文活动的部分设定，虽然与当前通行法律框架相左，但这样的尝试还是有意义的。当前，AI对于学术创作的参与度不断深入，有必要对其能力和呈现状态有清楚认识。此次征文，正是对AI真实能力摸底的好机会，使学者们在没有顾忌的情况下展示AI创作能力及其边界，帮助学术界提升对于AI能力和不足的客观认识。

总之，未来在构建AI著作权相关知识产权规则时，应重视伦理讨论，综合考量社会影响，明确AI在创作过程中的辅助作用，确保学术研究和学术评价的透明性和公平性。

作者：王雷（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发展研究中心正高级知识产权师），戴妮（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三级专利审查员）

2025年10月，华东师范大学“AI驱动教育研究论文写作”的征文活动中，要求提交的论文主要由AI系统创作，AI必须被列为第一作者，人类科研人员作为共同作者或通讯作者，引发学术圈热议。本文尝试从知识产权视角，探究AI能否作为第一作者的问题。

著作人身权中的“署名权”

知识产权可分为两大门类，一类以专利、商标、外观设计为代表，另一类以著作权为代表。本文的讨论主要集中在著作权范畴。当前，学术界对于“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的定义比较一致，即第一作者是研究的主要执行者，负责实验操作、数据收集分析、论文初稿撰写等核心工作；通讯作者则负责稿件提交、修改以及与期刊沟通，承担论文的学术责任。

成为作者，意味着自动享有了著作财产权和人身权。前者是指著作权人享有的对其作品进行使用、收益和处分，由此获得经济利益的权利，如复制、表演、改编、传播等权利，具有可转让性。后者是指著作权人对其作品享有的与人身紧密关联、无直接财产内容的权利，用以维护其与作品的人格联系和作品完整性，由作者终身享有，原则上不可转让、剥夺和限制。我国《著作权法》第10条规定了四项著作人身权：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由此，本文的讨论范围细化到著作人身权中的“署名权”。

AI不是著作权法中的“作者”

当前，中国、美国、日本、欧盟、韩国等世界主要国家和区域的著作权实践中，都明确规定著作权只能授予自然人或法人。例如，在我国《著作权法》第11条规定，著作权只能授予自然人或法人。欧盟的著作权指令（Directive 2001/29/EC），规定著作权的创作者通常是自然人，法人可以成为著作权的持有者。美国《著作权法典》（Title 17, U.S. Code）第17条（Section 201）规定，著作权的持有者可以是自然人或法人。《德国著作权法》（Urheberrechtsgesetz）第7条规定著作权只能归自然人，但法人可以作为著作权的拥有者。日本《著作权法》第11条规定，著作权归属创作作品的自然人，在职务创作或合同创作的情况下，法人（如公司、研究机构等）可以成为著作权的持有者。韩国《著作权法》第10条规定，著作权人是创作作品的自然人。目前，从世界通行的法律框架来看，AI不是著作权的适格主体。

除成文法外，在英美法系的判例中，也秉持相似的态度。例如，2025年3月18日，美国哥伦比亚特区上诉法院判决的Thaler诉 Perlmutter（D.C. Cir. 2025）案中，原告为AI系统Creativity Machine的开发者计算机科学家Stephen Thaler，被告为美国版权局（U.S. Copyright Office）局长Shira Perlmutter。原告Thaler试图将该AI列为该作品的著作权“作者”，版权局拒绝将AI列为著作权“作者”，认为作品必须由人类创作者完成。原告行政复议失败后向法院起诉。经一审和上诉后，上诉法院作出判决，维持版权局的决定，确认著作权法中的“作者”必须是自然人，AI不能作为著作权的“作者”。判决内容强调，人类创作是著作权登记的核心要求，并根据版权法的解释和立法目的，法院认为“作者”应是具有创作意图和能力的自然人。

共识背后的法哲学考量

无论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似乎在作者应是自然人或法人这一观念上达成共识，其背后是基于“AI工具论”的法哲学考量。著作权法的根本目的是保护创作者的劳动成果，特别是智力和精神劳动。AI当前被广泛视为创作工具，类似于画笔、计算机软件或音乐合成器等其他技术手段。AI工具可以对创作者生成文本、音乐或图像等产生著作权的行为提供帮助，但最终创作的决策和控制权仍然由创作者行使。因此，AI作为自动化工具，不被认为具备独立的创作意图和人身权属性，无法成为著作权人。

从技术原理上讲，当前广泛使用于创作的大语言模型（LLM），是对语料库（如文字、图片、声音、图像）等进行计算机可读的Token化，之后进行空间向量定位。根据需求指令，AI按照类比的方式给出结果，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照葫芦画瓢”。AI参与学术工作的实际过程，如生成论文的某一部分，需要学者给出指令并对AI生产的结果进行鉴别——是否有真实依据、是否存在幻觉，并且对于结果内容进行剪裁和选择组合，自然人仍然承担了关键性的决策、引导和控制的职能。

法律设置著作权，不仅保护了创作劳动的成果，也明确界定了著作权人的责任和义务。如果AI能够作为著作权人，在责任承担上可能出现问题。例如，若AI创作的作品侵犯了他人的版权，或涉及恶意、歧视性内容，需要有真正能负责的主体来承担责任。在此方面，已有判例出现。例如，2025年11月4日，英国英格兰及威尔士高等法院宣判的Getty Images v. Stability AI案，就是Stability AI模型未经许可抓取 Getty 公司的数百万张受版权保护图片，用于训练模型。后续模型生成的图像中，出现了混淆特征的 Getty 公司水印和商标。对此，英国法院认为Stable Diffusion的AI模型借助Getty公司图片训练，形成对内部Tokens的空间向量的权重参数，但是既未存储也未复制 Getty公司的图片，从而不构成“侵权复制品”（infringing copy）或“载体”（article）中的侵权。由此可见，从知识产权角度，要让AI作为著作权人，就要考虑主体责任与责任承担的问题，而这在当前框架下是难以突破的。

直面AI创作的知识产权挑战

笔者认为，华东师范大学此次征文活动的部分设定，虽然与当前通行法律框架相左，但这样的尝试还是有意义的。当前，AI对于学术创作的参与度不断深入，有必要对其能力和呈现状态有清楚认识。此次征文，正是对AI真实能力摸底的好机会，使学者们在没有顾忌的情况下展示AI创作能力及其边界，帮助学术界提升对于AI能力和不足的客观认识。

总之，未来在构建AI著作权相关知识产权规则时，应重视伦理讨论，综合考量社会影响，明确AI在创作过程中的辅助作用，确保学术研究和学术评价的透明性和公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