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郿县李村出土的西周驹尊 杭侃/摄

今年是马年，关于马的讨论一下子多了起来。在谈论中国古代马种的时候，人们津津乐道的一件事情，是汉武帝伐大宛获取汗血宝马的故事。

西汉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拜李广利为贰师将军，远征位于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的大宛，目的就是为了获取大宛的名马。征服大宛的过程并不顺利，考古学家杨泓曾以《十条人命换回一匹的“天马”》为题，讲述李广利花费4年时间，两次出征大宛，不惜兴师动众，最终获取大宛善马数十匹、中马以下雌雄共3000余匹的过程。

古人对大宛马有许多神奇的描述，认为其是“天马种”或“天马子”，并因为这种马日行千里之后，“蹋石汗血，汗从前肩髆出，如血”，更增加其传奇色彩。汉武帝得到大宛马之后龙颜大悦，为大宛马建造豪华的厩舍，举行了盛大的仪式，并更名乌孙马为“西极马”，大宛马为“天马”，还专门写下了一篇《西极天马歌》——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乘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

学术界普遍认为，西域马种的引进，使中原马的质量大为提高。陕西茂陵无名冢从葬坑出土的鎏金青铜马，应该就是以西域宝马为原型塑造的。铜马体长75厘米、体高62厘米，四肢直立，颈长而弯曲，小头，双耳如批竹，胸肌劲健，四肢修长，臀尻圆壮，马尾结扎下垂，外貌英俊。

汉代引进西域马种，对马种进行改良之后，汉代相关马的艺术作品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以甘肃武威汉墓出土的“马踏飞燕”为代表的汉代马的艺术作品，突出了马的俊逸与速度。汉代的《说文解字》中解释马，“马，怒也，武也。”汉画像石上的马充满了阳刚之气，鲁迅先生说“惟汉人石刻，气魄深沉雄大”，诚不虚也！

汉武帝获取“天马”之前，中原主要用“羌马”

如果我们以汉武帝获取西域宝马后改良马种为时间节点，那么汉武帝之前，中原用的是什么马种呢？

学者易华认为主要是羌马。甲骨文有“羌十人，马十匹”的记载，将羌人与马匹并列为战利品。古代的羌人活跃于青藏高原、黄土高原与河西走廊过渡地带，这些地带水草丰美、地域辽阔，为马匹养殖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周人与羌人有着密切的联系，《史记·周本纪》记载：“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姓正是羌人的主要姓氏之一，这表明周人的始祖后稷之母来自羌人部落。《诗经·大雅·绵》里记载的“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的马，很可能就是来自羌人生活地域的马。

以现在的河曲马（河曲马的祖先应该是羌马）来看，河曲马体型中等、胸廓发达、骨骼粗壮，适应挽乘需求。陕西周原遗址车马坑中的马骨的形态特征与羌马相似，显示周人使用的马匹主要来自羌人区域。

1955年，陕西郿县李村出土了一件西周时期以小马驹为原型制作的盛酒器，学术界称为驹尊。这件驹尊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通高32.4厘米，长34厘米，腹部中空，背部设兽钮盖方口。它也是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吉祥物“骐骐”的设计灵感来源。从驹尊出土的地点和马的形态看，当是以羌马为模本。

汉初由于长期战争，贵为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缺乏马匹也是汉初无法与匈奴对抗的一个重要因素。《史记·平准书》记载，汉武帝时期，“天子为伐胡，盛养马，马之来食长安者数万匹，卒牵掌者关中不足，乃调旁近郡”，这些马匹中的大部分也应该是羌马。

陕西茂陵无名冢从葬坑出土的鎏金青铜马 焦南峰供图

“胡马”一定优于“羌马”吗？“代马”又是什么？

与“羌马”相对应的，是文献中记载的“胡马”。我们最熟悉的莫过于王昌龄的“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这句诗也点明了胡马所产地域，是阴山以北的蒙古草原，所以，胡马是以蒙古马为主体的战马。

《后汉书·西羌传》记载：“及武帝征伐四夷，开地广境，北却匈奴，西逐诸羌，乃度河湟，筑令居塞；初开河西，列置四郡，通道玉门，隔绝羌胡，使南北不得交关”。在“南北不得交关”的情况下，作为重要战略物资，匈奴肯定是不会让汉军轻易得到蒙古马的。

那么，羌马和胡马哪个更加优秀？汉文帝时名臣晁错，在论及汉朝与匈奴的军事差别时说，“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与也；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盐铁论》也说：“匈奴之地广大，而戎马之足轻利。”

这样看来，是胡马优于羌马了？其实不尽然，这要看马的用途。

对比今天的河曲马和蒙古马，河曲马体型大，性情温顺，挽力强；蒙古马体型相对矮小但耐力超群，耐粗饲，适应恶劣的生存环境，在战场能够“终日驰骤而力不困乏”，历来被视作优良的军马。

在汉代以前，马匹参与的主要是车战，所以，挽力强的羌马可以发挥自身优势。但匈奴崛起之后，中原王朝传统的车战方式就被迫需要改进，这也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发生的背景。

文献里还有一种“代马”，就是代地之马。汉文帝在入继大统之前，曾经受封为代王长达16年。他自代地回长安所带的9匹骏马，就是“代马”。历史学家孙家洲曾经在《代马意蕴及其演变》中系统梳理了“代马”的文献资料。

孙家洲认为，“以胡马为骏马，是当时塞上汉民的共识”。在“塞翁失马”的故事中，马匹得而复失，并且在归家之时还把“胡骏马”招回家，应该是体现了边塞地区家马与野马、公马与母马之间的“招诱”关系。

文献中还有金日磾“察马之良者，与中原马杂交，以增其速”的记载。金日磾原是匈奴休屠王的太子，归降汉朝后蒙赐金姓，他曾长期主持汉王朝的马政。“中原马”可能是以羌马为主体的马群，而“代马”主要是以“中原马”和蒙古马杂交而形成的马群。

甘肃武威汉墓出土的“马踏飞燕”高婧洁/摄

当马成为一种公共叙事

我们看晚一点的文献，可能会得到更多启发。据史书记载，十六国北朝的河西地区水草丰美，畜牧业发达。北魏太武帝始光四年（427年）攻陷统万城，获马30余万匹。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为了配合政治中心的南移，还将原来为拱卫平城而储备的河西军马迁往山西地区。

不论是汉朝与匈奴的战争，还是北魏与柔然之间的对抗，在相互对立的情况下想获取蒙古马，都非易事。如果说羌马属于车战的时代，那么蒙古马就属于骑兵的时代，羌马与蒙古马的差距，是汉武帝渴望获得天马、改良马种，以战胜匈奴的根本驱动力。

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汉画像石中有那么多表现胡汉战争的场景了，这些画面不乏精彩绝伦之作，但更多的是帝国的想象，而并非墓主人的实际业绩。考古学家信立祥曾明确指出，孝堂山祠堂侧壁所刻的胡汉交战、胡王献俘等场景，与墓主人生前经历并无直接关联，它们并不是个人传记，而是一种公共叙事。

不仅仅是胡汉战争，张衡《东京赋》中所说的“天马半汉”，在汉画像石、汉画像砖常出现“天马行空图”，都是艺术的想象。天马在改良马种的过程中并没有发挥那么大的作用，农耕地区在战马方面的劣势是一直存在的。

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已到暮年的汉武帝否决了桑弘羊等大臣提出的在西域轮台地区屯田的提案，并对派遣李广利出征匈奴之事表示悔恨。他在诏书中说，“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此诏即《轮台诏》，又称《轮台罪己诏》。

汉武帝的胸中一定有一个宏大叙事，这种宏大的叙事让他把整个国家都带入想象当中。汉武帝的伟大并不仅仅是“兴利开边”，更是能够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让“国家以宁”。

陕西郿县李村出土的西周驹尊 杭侃/摄

今年是马年，关于马的讨论一下子多了起来。在谈论中国古代马种的时候，人们津津乐道的一件事情，是汉武帝伐大宛获取汗血宝马的故事。

西汉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拜李广利为贰师将军，远征位于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的大宛，目的就是为了获取大宛的名马。征服大宛的过程并不顺利，考古学家杨泓曾以《十条人命换回一匹的“天马”》为题，讲述李广利花费4年时间，两次出征大宛，不惜兴师动众，最终获取大宛善马数十匹、中马以下雌雄共3000余匹的过程。

古人对大宛马有许多神奇的描述，认为其是“天马种”或“天马子”，并因为这种马日行千里之后，“蹋石汗血，汗从前肩髆出，如血”，更增加其传奇色彩。汉武帝得到大宛马之后龙颜大悦，为大宛马建造豪华的厩舍，举行了盛大的仪式，并更名乌孙马为“西极马”，大宛马为“天马”，还专门写下了一篇《西极天马歌》——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乘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

学术界普遍认为，西域马种的引进，使中原马的质量大为提高。陕西茂陵无名冢从葬坑出土的鎏金青铜马，应该就是以西域宝马为原型塑造的。铜马体长75厘米、体高62厘米，四肢直立，颈长而弯曲，小头，双耳如批竹，胸肌劲健，四肢修长，臀尻圆壮，马尾结扎下垂，外貌英俊。

汉代引进西域马种，对马种进行改良之后，汉代相关马的艺术作品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以甘肃武威汉墓出土的“马踏飞燕”为代表的汉代马的艺术作品，突出了马的俊逸与速度。汉代的《说文解字》中解释马，“马，怒也，武也。”汉画像石上的马充满了阳刚之气，鲁迅先生说“惟汉人石刻，气魄深沉雄大”，诚不虚也！

汉武帝获取“天马”之前，中原主要用“羌马”

如果我们以汉武帝获取西域宝马后改良马种为时间节点，那么汉武帝之前，中原用的是什么马种呢？

学者易华认为主要是羌马。甲骨文有“羌十人，马十匹”的记载，将羌人与马匹并列为战利品。古代的羌人活跃于青藏高原、黄土高原与河西走廊过渡地带，这些地带水草丰美、地域辽阔，为马匹养殖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周人与羌人有着密切的联系，《史记·周本纪》记载：“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姓正是羌人的主要姓氏之一，这表明周人的始祖后稷之母来自羌人部落。《诗经·大雅·绵》里记载的“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的马，很可能就是来自羌人生活地域的马。

以现在的河曲马（河曲马的祖先应该是羌马）来看，河曲马体型中等、胸廓发达、骨骼粗壮，适应挽乘需求。陕西周原遗址车马坑中的马骨的形态特征与羌马相似，显示周人使用的马匹主要来自羌人区域。

1955年，陕西郿县李村出土了一件西周时期以小马驹为原型制作的盛酒器，学术界称为驹尊。这件驹尊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通高32.4厘米，长34厘米，腹部中空，背部设兽钮盖方口。它也是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吉祥物“骐骐”的设计灵感来源。从驹尊出土的地点和马的形态看，当是以羌马为模本。

汉初由于长期战争，贵为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缺乏马匹也是汉初无法与匈奴对抗的一个重要因素。《史记·平准书》记载，汉武帝时期，“天子为伐胡，盛养马，马之来食长安者数万匹，卒牵掌者关中不足，乃调旁近郡”，这些马匹中的大部分也应该是羌马。

陕西茂陵无名冢从葬坑出土的鎏金青铜马 焦南峰供图

“胡马”一定优于“羌马”吗？“代马”又是什么？

与“羌马”相对应的，是文献中记载的“胡马”。我们最熟悉的莫过于王昌龄的“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这句诗也点明了胡马所产地域，是阴山以北的蒙古草原，所以，胡马是以蒙古马为主体的战马。

《后汉书·西羌传》记载：“及武帝征伐四夷，开地广境，北却匈奴，西逐诸羌，乃度河湟，筑令居塞；初开河西，列置四郡，通道玉门，隔绝羌胡，使南北不得交关”。在“南北不得交关”的情况下，作为重要战略物资，匈奴肯定是不会让汉军轻易得到蒙古马的。

那么，羌马和胡马哪个更加优秀？汉文帝时名臣晁错，在论及汉朝与匈奴的军事差别时说，“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与也；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盐铁论》也说：“匈奴之地广大，而戎马之足轻利。”

这样看来，是胡马优于羌马了？其实不尽然，这要看马的用途。

对比今天的河曲马和蒙古马，河曲马体型大，性情温顺，挽力强；蒙古马体型相对矮小但耐力超群，耐粗饲，适应恶劣的生存环境，在战场能够“终日驰骤而力不困乏”，历来被视作优良的军马。

在汉代以前，马匹参与的主要是车战，所以，挽力强的羌马可以发挥自身优势。但匈奴崛起之后，中原王朝传统的车战方式就被迫需要改进，这也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发生的背景。

文献里还有一种“代马”，就是代地之马。汉文帝在入继大统之前，曾经受封为代王长达16年。他自代地回长安所带的9匹骏马，就是“代马”。历史学家孙家洲曾经在《代马意蕴及其演变》中系统梳理了“代马”的文献资料。

孙家洲认为，“以胡马为骏马，是当时塞上汉民的共识”。在“塞翁失马”的故事中，马匹得而复失，并且在归家之时还把“胡骏马”招回家，应该是体现了边塞地区家马与野马、公马与母马之间的“招诱”关系。

文献中还有金日磾“察马之良者，与中原马杂交，以增其速”的记载。金日磾原是匈奴休屠王的太子，归降汉朝后蒙赐金姓，他曾长期主持汉王朝的马政。“中原马”可能是以羌马为主体的马群，而“代马”主要是以“中原马”和蒙古马杂交而形成的马群。

甘肃武威汉墓出土的“马踏飞燕”高婧洁/摄

当马成为一种公共叙事

我们看晚一点的文献，可能会得到更多启发。据史书记载，十六国北朝的河西地区水草丰美，畜牧业发达。北魏太武帝始光四年（427年）攻陷统万城，获马30余万匹。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为了配合政治中心的南移，还将原来为拱卫平城而储备的河西军马迁往山西地区。

不论是汉朝与匈奴的战争，还是北魏与柔然之间的对抗，在相互对立的情况下想获取蒙古马，都非易事。如果说羌马属于车战的时代，那么蒙古马就属于骑兵的时代，羌马与蒙古马的差距，是汉武帝渴望获得天马、改良马种，以战胜匈奴的根本驱动力。

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汉画像石中有那么多表现胡汉战争的场景了，这些画面不乏精彩绝伦之作，但更多的是帝国的想象，而并非墓主人的实际业绩。考古学家信立祥曾明确指出，孝堂山祠堂侧壁所刻的胡汉交战、胡王献俘等场景，与墓主人生前经历并无直接关联，它们并不是个人传记，而是一种公共叙事。

不仅仅是胡汉战争，张衡《东京赋》中所说的“天马半汉”，在汉画像石、汉画像砖常出现“天马行空图”，都是艺术的想象。天马在改良马种的过程中并没有发挥那么大的作用，农耕地区在战马方面的劣势是一直存在的。

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已到暮年的汉武帝否决了桑弘羊等大臣提出的在西域轮台地区屯田的提案，并对派遣李广利出征匈奴之事表示悔恨。他在诏书中说，“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此诏即《轮台诏》，又称《轮台罪己诏》。

汉武帝的胸中一定有一个宏大叙事，这种宏大的叙事让他把整个国家都带入想象当中。汉武帝的伟大并不仅仅是“兴利开边”，更是能够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让“国家以宁”。

陕西郿县李村出土的西周驹尊 杭侃/摄

今年是马年，关于马的讨论一下子多了起来。在谈论中国古代马种的时候，人们津津乐道的一件事情，是汉武帝伐大宛获取汗血宝马的故事。

西汉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拜李广利为贰师将军，远征位于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的大宛，目的就是为了获取大宛的名马。征服大宛的过程并不顺利，考古学家杨泓曾以《十条人命换回一匹的“天马”》为题，讲述李广利花费4年时间，两次出征大宛，不惜兴师动众，最终获取大宛善马数十匹、中马以下雌雄共3000余匹的过程。

古人对大宛马有许多神奇的描述，认为其是“天马种”或“天马子”，并因为这种马日行千里之后，“蹋石汗血，汗从前肩髆出，如血”，更增加其传奇色彩。汉武帝得到大宛马之后龙颜大悦，为大宛马建造豪华的厩舍，举行了盛大的仪式，并更名乌孙马为“西极马”，大宛马为“天马”，还专门写下了一篇《西极天马歌》——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乘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

学术界普遍认为，西域马种的引进，使中原马的质量大为提高。陕西茂陵无名冢从葬坑出土的鎏金青铜马，应该就是以西域宝马为原型塑造的。铜马体长75厘米、体高62厘米，四肢直立，颈长而弯曲，小头，双耳如批竹，胸肌劲健，四肢修长，臀尻圆壮，马尾结扎下垂，外貌英俊。

汉代引进西域马种，对马种进行改良之后，汉代相关马的艺术作品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以甘肃武威汉墓出土的“马踏飞燕”为代表的汉代马的艺术作品，突出了马的俊逸与速度。汉代的《说文解字》中解释马，“马，怒也，武也。”汉画像石上的马充满了阳刚之气，鲁迅先生说“惟汉人石刻，气魄深沉雄大”，诚不虚也！

汉武帝获取“天马”之前，中原主要用“羌马”

如果我们以汉武帝获取西域宝马后改良马种为时间节点，那么汉武帝之前，中原用的是什么马种呢？

学者易华认为主要是羌马。甲骨文有“羌十人，马十匹”的记载，将羌人与马匹并列为战利品。古代的羌人活跃于青藏高原、黄土高原与河西走廊过渡地带，这些地带水草丰美、地域辽阔，为马匹养殖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周人与羌人有着密切的联系，《史记·周本纪》记载：“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姓正是羌人的主要姓氏之一，这表明周人的始祖后稷之母来自羌人部落。《诗经·大雅·绵》里记载的“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的马，很可能就是来自羌人生活地域的马。

以现在的河曲马（河曲马的祖先应该是羌马）来看，河曲马体型中等、胸廓发达、骨骼粗壮，适应挽乘需求。陕西周原遗址车马坑中的马骨的形态特征与羌马相似，显示周人使用的马匹主要来自羌人区域。

1955年，陕西郿县李村出土了一件西周时期以小马驹为原型制作的盛酒器，学术界称为驹尊。这件驹尊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通高32.4厘米，长34厘米，腹部中空，背部设兽钮盖方口。它也是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吉祥物“骐骐”的设计灵感来源。从驹尊出土的地点和马的形态看，当是以羌马为模本。

汉初由于长期战争，贵为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缺乏马匹也是汉初无法与匈奴对抗的一个重要因素。《史记·平准书》记载，汉武帝时期，“天子为伐胡，盛养马，马之来食长安者数万匹，卒牵掌者关中不足，乃调旁近郡”，这些马匹中的大部分也应该是羌马。

陕西茂陵无名冢从葬坑出土的鎏金青铜马 焦南峰供图

“胡马”一定优于“羌马”吗？“代马”又是什么？

与“羌马”相对应的，是文献中记载的“胡马”。我们最熟悉的莫过于王昌龄的“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这句诗也点明了胡马所产地域，是阴山以北的蒙古草原，所以，胡马是以蒙古马为主体的战马。

《后汉书·西羌传》记载：“及武帝征伐四夷，开地广境，北却匈奴，西逐诸羌，乃度河湟，筑令居塞；初开河西，列置四郡，通道玉门，隔绝羌胡，使南北不得交关”。在“南北不得交关”的情况下，作为重要战略物资，匈奴肯定是不会让汉军轻易得到蒙古马的。

那么，羌马和胡马哪个更加优秀？汉文帝时名臣晁错，在论及汉朝与匈奴的军事差别时说，“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与也；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盐铁论》也说：“匈奴之地广大，而戎马之足轻利。”

这样看来，是胡马优于羌马了？其实不尽然，这要看马的用途。

对比今天的河曲马和蒙古马，河曲马体型大，性情温顺，挽力强；蒙古马体型相对矮小但耐力超群，耐粗饲，适应恶劣的生存环境，在战场能够“终日驰骤而力不困乏”，历来被视作优良的军马。

在汉代以前，马匹参与的主要是车战，所以，挽力强的羌马可以发挥自身优势。但匈奴崛起之后，中原王朝传统的车战方式就被迫需要改进，这也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发生的背景。

文献里还有一种“代马”，就是代地之马。汉文帝在入继大统之前，曾经受封为代王长达16年。他自代地回长安所带的9匹骏马，就是“代马”。历史学家孙家洲曾经在《代马意蕴及其演变》中系统梳理了“代马”的文献资料。

孙家洲认为，“以胡马为骏马，是当时塞上汉民的共识”。在“塞翁失马”的故事中，马匹得而复失，并且在归家之时还把“胡骏马”招回家，应该是体现了边塞地区家马与野马、公马与母马之间的“招诱”关系。

文献中还有金日磾“察马之良者，与中原马杂交，以增其速”的记载。金日磾原是匈奴休屠王的太子，归降汉朝后蒙赐金姓，他曾长期主持汉王朝的马政。“中原马”可能是以羌马为主体的马群，而“代马”主要是以“中原马”和蒙古马杂交而形成的马群。

甘肃武威汉墓出土的“马踏飞燕”高婧洁/摄

当马成为一种公共叙事

我们看晚一点的文献，可能会得到更多启发。据史书记载，十六国北朝的河西地区水草丰美，畜牧业发达。北魏太武帝始光四年（427年）攻陷统万城，获马30余万匹。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为了配合政治中心的南移，还将原来为拱卫平城而储备的河西军马迁往山西地区。

不论是汉朝与匈奴的战争，还是北魏与柔然之间的对抗，在相互对立的情况下想获取蒙古马，都非易事。如果说羌马属于车战的时代，那么蒙古马就属于骑兵的时代，羌马与蒙古马的差距，是汉武帝渴望获得天马、改良马种，以战胜匈奴的根本驱动力。

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汉画像石中有那么多表现胡汉战争的场景了，这些画面不乏精彩绝伦之作，但更多的是帝国的想象，而并非墓主人的实际业绩。考古学家信立祥曾明确指出，孝堂山祠堂侧壁所刻的胡汉交战、胡王献俘等场景，与墓主人生前经历并无直接关联，它们并不是个人传记，而是一种公共叙事。

不仅仅是胡汉战争，张衡《东京赋》中所说的“天马半汉”，在汉画像石、汉画像砖常出现“天马行空图”，都是艺术的想象。天马在改良马种的过程中并没有发挥那么大的作用，农耕地区在战马方面的劣势是一直存在的。

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已到暮年的汉武帝否决了桑弘羊等大臣提出的在西域轮台地区屯田的提案，并对派遣李广利出征匈奴之事表示悔恨。他在诏书中说，“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此诏即《轮台诏》，又称《轮台罪己诏》。

汉武帝的胸中一定有一个宏大叙事，这种宏大的叙事让他把整个国家都带入想象当中。汉武帝的伟大并不仅仅是“兴利开边”，更是能够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让“国家以宁”。

陕西郿县李村出土的西周驹尊 杭侃/摄

今年是马年，关于马的讨论一下子多了起来。在谈论中国古代马种的时候，人们津津乐道的一件事情，是汉武帝伐大宛获取汗血宝马的故事。

西汉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拜李广利为贰师将军，远征位于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的大宛，目的就是为了获取大宛的名马。征服大宛的过程并不顺利，考古学家杨泓曾以《十条人命换回一匹的“天马”》为题，讲述李广利花费4年时间，两次出征大宛，不惜兴师动众，最终获取大宛善马数十匹、中马以下雌雄共3000余匹的过程。

古人对大宛马有许多神奇的描述，认为其是“天马种”或“天马子”，并因为这种马日行千里之后，“蹋石汗血，汗从前肩髆出，如血”，更增加其传奇色彩。汉武帝得到大宛马之后龙颜大悦，为大宛马建造豪华的厩舍，举行了盛大的仪式，并更名乌孙马为“西极马”，大宛马为“天马”，还专门写下了一篇《西极天马歌》——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乘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

学术界普遍认为，西域马种的引进，使中原马的质量大为提高。陕西茂陵无名冢从葬坑出土的鎏金青铜马，应该就是以西域宝马为原型塑造的。铜马体长75厘米、体高62厘米，四肢直立，颈长而弯曲，小头，双耳如批竹，胸肌劲健，四肢修长，臀尻圆壮，马尾结扎下垂，外貌英俊。

汉代引进西域马种，对马种进行改良之后，汉代相关马的艺术作品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以甘肃武威汉墓出土的“马踏飞燕”为代表的汉代马的艺术作品，突出了马的俊逸与速度。汉代的《说文解字》中解释马，“马，怒也，武也。”汉画像石上的马充满了阳刚之气，鲁迅先生说“惟汉人石刻，气魄深沉雄大”，诚不虚也！

汉武帝获取“天马”之前，中原主要用“羌马”

如果我们以汉武帝获取西域宝马后改良马种为时间节点，那么汉武帝之前，中原用的是什么马种呢？

学者易华认为主要是羌马。甲骨文有“羌十人，马十匹”的记载，将羌人与马匹并列为战利品。古代的羌人活跃于青藏高原、黄土高原与河西走廊过渡地带，这些地带水草丰美、地域辽阔，为马匹养殖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周人与羌人有着密切的联系，《史记·周本纪》记载：“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姓正是羌人的主要姓氏之一，这表明周人的始祖后稷之母来自羌人部落。《诗经·大雅·绵》里记载的“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的马，很可能就是来自羌人生活地域的马。

以现在的河曲马（河曲马的祖先应该是羌马）来看，河曲马体型中等、胸廓发达、骨骼粗壮，适应挽乘需求。陕西周原遗址车马坑中的马骨的形态特征与羌马相似，显示周人使用的马匹主要来自羌人区域。

1955年，陕西郿县李村出土了一件西周时期以小马驹为原型制作的盛酒器，学术界称为驹尊。这件驹尊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通高32.4厘米，长34厘米，腹部中空，背部设兽钮盖方口。它也是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吉祥物“骐骐”的设计灵感来源。从驹尊出土的地点和马的形态看，当是以羌马为模本。

汉初由于长期战争，贵为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缺乏马匹也是汉初无法与匈奴对抗的一个重要因素。《史记·平准书》记载，汉武帝时期，“天子为伐胡，盛养马，马之来食长安者数万匹，卒牵掌者关中不足，乃调旁近郡”，这些马匹中的大部分也应该是羌马。

陕西茂陵无名冢从葬坑出土的鎏金青铜马 焦南峰供图

“胡马”一定优于“羌马”吗？“代马”又是什么？

与“羌马”相对应的，是文献中记载的“胡马”。我们最熟悉的莫过于王昌龄的“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这句诗也点明了胡马所产地域，是阴山以北的蒙古草原，所以，胡马是以蒙古马为主体的战马。

《后汉书·西羌传》记载：“及武帝征伐四夷，开地广境，北却匈奴，西逐诸羌，乃度河湟，筑令居塞；初开河西，列置四郡，通道玉门，隔绝羌胡，使南北不得交关”。在“南北不得交关”的情况下，作为重要战略物资，匈奴肯定是不会让汉军轻易得到蒙古马的。

那么，羌马和胡马哪个更加优秀？汉文帝时名臣晁错，在论及汉朝与匈奴的军事差别时说，“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与也；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盐铁论》也说：“匈奴之地广大，而戎马之足轻利。”

这样看来，是胡马优于羌马了？其实不尽然，这要看马的用途。

对比今天的河曲马和蒙古马，河曲马体型大，性情温顺，挽力强；蒙古马体型相对矮小但耐力超群，耐粗饲，适应恶劣的生存环境，在战场能够“终日驰骤而力不困乏”，历来被视作优良的军马。

在汉代以前，马匹参与的主要是车战，所以，挽力强的羌马可以发挥自身优势。但匈奴崛起之后，中原王朝传统的车战方式就被迫需要改进，这也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发生的背景。

文献里还有一种“代马”，就是代地之马。汉文帝在入继大统之前，曾经受封为代王长达16年。他自代地回长安所带的9匹骏马，就是“代马”。历史学家孙家洲曾经在《代马意蕴及其演变》中系统梳理了“代马”的文献资料。

孙家洲认为，“以胡马为骏马，是当时塞上汉民的共识”。在“塞翁失马”的故事中，马匹得而复失，并且在归家之时还把“胡骏马”招回家，应该是体现了边塞地区家马与野马、公马与母马之间的“招诱”关系。

文献中还有金日磾“察马之良者，与中原马杂交，以增其速”的记载。金日磾原是匈奴休屠王的太子，归降汉朝后蒙赐金姓，他曾长期主持汉王朝的马政。“中原马”可能是以羌马为主体的马群，而“代马”主要是以“中原马”和蒙古马杂交而形成的马群。

甘肃武威汉墓出土的“马踏飞燕”高婧洁/摄

当马成为一种公共叙事

我们看晚一点的文献，可能会得到更多启发。据史书记载，十六国北朝的河西地区水草丰美，畜牧业发达。北魏太武帝始光四年（427年）攻陷统万城，获马30余万匹。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为了配合政治中心的南移，还将原来为拱卫平城而储备的河西军马迁往山西地区。

不论是汉朝与匈奴的战争，还是北魏与柔然之间的对抗，在相互对立的情况下想获取蒙古马，都非易事。如果说羌马属于车战的时代，那么蒙古马就属于骑兵的时代，羌马与蒙古马的差距，是汉武帝渴望获得天马、改良马种，以战胜匈奴的根本驱动力。

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汉画像石中有那么多表现胡汉战争的场景了，这些画面不乏精彩绝伦之作，但更多的是帝国的想象，而并非墓主人的实际业绩。考古学家信立祥曾明确指出，孝堂山祠堂侧壁所刻的胡汉交战、胡王献俘等场景，与墓主人生前经历并无直接关联，它们并不是个人传记，而是一种公共叙事。

不仅仅是胡汉战争，张衡《东京赋》中所说的“天马半汉”，在汉画像石、汉画像砖常出现“天马行空图”，都是艺术的想象。天马在改良马种的过程中并没有发挥那么大的作用，农耕地区在战马方面的劣势是一直存在的。

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已到暮年的汉武帝否决了桑弘羊等大臣提出的在西域轮台地区屯田的提案，并对派遣李广利出征匈奴之事表示悔恨。他在诏书中说，“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此诏即《轮台诏》，又称《轮台罪己诏》。

汉武帝的胸中一定有一个宏大叙事，这种宏大的叙事让他把整个国家都带入想象当中。汉武帝的伟大并不仅仅是“兴利开边”，更是能够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让“国家以宁”。

陕西郿县李村出土的西周驹尊 杭侃/摄

今年是马年，关于马的讨论一下子多了起来。在谈论中国古代马种的时候，人们津津乐道的一件事情，是汉武帝伐大宛获取汗血宝马的故事。

西汉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拜李广利为贰师将军，远征位于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的大宛，目的就是为了获取大宛的名马。征服大宛的过程并不顺利，考古学家杨泓曾以《十条人命换回一匹的“天马”》为题，讲述李广利花费4年时间，两次出征大宛，不惜兴师动众，最终获取大宛善马数十匹、中马以下雌雄共3000余匹的过程。

古人对大宛马有许多神奇的描述，认为其是“天马种”或“天马子”，并因为这种马日行千里之后，“蹋石汗血，汗从前肩髆出，如血”，更增加其传奇色彩。汉武帝得到大宛马之后龙颜大悦，为大宛马建造豪华的厩舍，举行了盛大的仪式，并更名乌孙马为“西极马”，大宛马为“天马”，还专门写下了一篇《西极天马歌》——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乘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

学术界普遍认为，西域马种的引进，使中原马的质量大为提高。陕西茂陵无名冢从葬坑出土的鎏金青铜马，应该就是以西域宝马为原型塑造的。铜马体长75厘米、体高62厘米，四肢直立，颈长而弯曲，小头，双耳如批竹，胸肌劲健，四肢修长，臀尻圆壮，马尾结扎下垂，外貌英俊。

汉代引进西域马种，对马种进行改良之后，汉代相关马的艺术作品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以甘肃武威汉墓出土的“马踏飞燕”为代表的汉代马的艺术作品，突出了马的俊逸与速度。汉代的《说文解字》中解释马，“马，怒也，武也。”汉画像石上的马充满了阳刚之气，鲁迅先生说“惟汉人石刻，气魄深沉雄大”，诚不虚也！

汉武帝获取“天马”之前，中原主要用“羌马”

如果我们以汉武帝获取西域宝马后改良马种为时间节点，那么汉武帝之前，中原用的是什么马种呢？

学者易华认为主要是羌马。甲骨文有“羌十人，马十匹”的记载，将羌人与马匹并列为战利品。古代的羌人活跃于青藏高原、黄土高原与河西走廊过渡地带，这些地带水草丰美、地域辽阔，为马匹养殖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周人与羌人有着密切的联系，《史记·周本纪》记载：“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姓正是羌人的主要姓氏之一，这表明周人的始祖后稷之母来自羌人部落。《诗经·大雅·绵》里记载的“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的马，很可能就是来自羌人生活地域的马。

以现在的河曲马（河曲马的祖先应该是羌马）来看，河曲马体型中等、胸廓发达、骨骼粗壮，适应挽乘需求。陕西周原遗址车马坑中的马骨的形态特征与羌马相似，显示周人使用的马匹主要来自羌人区域。

1955年，陕西郿县李村出土了一件西周时期以小马驹为原型制作的盛酒器，学术界称为驹尊。这件驹尊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通高32.4厘米，长34厘米，腹部中空，背部设兽钮盖方口。它也是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吉祥物“骐骐”的设计灵感来源。从驹尊出土的地点和马的形态看，当是以羌马为模本。

汉初由于长期战争，贵为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缺乏马匹也是汉初无法与匈奴对抗的一个重要因素。《史记·平准书》记载，汉武帝时期，“天子为伐胡，盛养马，马之来食长安者数万匹，卒牵掌者关中不足，乃调旁近郡”，这些马匹中的大部分也应该是羌马。

陕西茂陵无名冢从葬坑出土的鎏金青铜马 焦南峰供图

“胡马”一定优于“羌马”吗？“代马”又是什么？

与“羌马”相对应的，是文献中记载的“胡马”。我们最熟悉的莫过于王昌龄的“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这句诗也点明了胡马所产地域，是阴山以北的蒙古草原，所以，胡马是以蒙古马为主体的战马。

《后汉书·西羌传》记载：“及武帝征伐四夷，开地广境，北却匈奴，西逐诸羌，乃度河湟，筑令居塞；初开河西，列置四郡，通道玉门，隔绝羌胡，使南北不得交关”。在“南北不得交关”的情况下，作为重要战略物资，匈奴肯定是不会让汉军轻易得到蒙古马的。

那么，羌马和胡马哪个更加优秀？汉文帝时名臣晁错，在论及汉朝与匈奴的军事差别时说，“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与也；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盐铁论》也说：“匈奴之地广大，而戎马之足轻利。”

这样看来，是胡马优于羌马了？其实不尽然，这要看马的用途。

对比今天的河曲马和蒙古马，河曲马体型大，性情温顺，挽力强；蒙古马体型相对矮小但耐力超群，耐粗饲，适应恶劣的生存环境，在战场能够“终日驰骤而力不困乏”，历来被视作优良的军马。

在汉代以前，马匹参与的主要是车战，所以，挽力强的羌马可以发挥自身优势。但匈奴崛起之后，中原王朝传统的车战方式就被迫需要改进，这也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发生的背景。

文献里还有一种“代马”，就是代地之马。汉文帝在入继大统之前，曾经受封为代王长达16年。他自代地回长安所带的9匹骏马，就是“代马”。历史学家孙家洲曾经在《代马意蕴及其演变》中系统梳理了“代马”的文献资料。

孙家洲认为，“以胡马为骏马，是当时塞上汉民的共识”。在“塞翁失马”的故事中，马匹得而复失，并且在归家之时还把“胡骏马”招回家，应该是体现了边塞地区家马与野马、公马与母马之间的“招诱”关系。

文献中还有金日磾“察马之良者，与中原马杂交，以增其速”的记载。金日磾原是匈奴休屠王的太子，归降汉朝后蒙赐金姓，他曾长期主持汉王朝的马政。“中原马”可能是以羌马为主体的马群，而“代马”主要是以“中原马”和蒙古马杂交而形成的马群。

甘肃武威汉墓出土的“马踏飞燕”高婧洁/摄

当马成为一种公共叙事

我们看晚一点的文献，可能会得到更多启发。据史书记载，十六国北朝的河西地区水草丰美，畜牧业发达。北魏太武帝始光四年（427年）攻陷统万城，获马30余万匹。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为了配合政治中心的南移，还将原来为拱卫平城而储备的河西军马迁往山西地区。

不论是汉朝与匈奴的战争，还是北魏与柔然之间的对抗，在相互对立的情况下想获取蒙古马，都非易事。如果说羌马属于车战的时代，那么蒙古马就属于骑兵的时代，羌马与蒙古马的差距，是汉武帝渴望获得天马、改良马种，以战胜匈奴的根本驱动力。

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汉画像石中有那么多表现胡汉战争的场景了，这些画面不乏精彩绝伦之作，但更多的是帝国的想象，而并非墓主人的实际业绩。考古学家信立祥曾明确指出，孝堂山祠堂侧壁所刻的胡汉交战、胡王献俘等场景，与墓主人生前经历并无直接关联，它们并不是个人传记，而是一种公共叙事。

不仅仅是胡汉战争，张衡《东京赋》中所说的“天马半汉”，在汉画像石、汉画像砖常出现“天马行空图”，都是艺术的想象。天马在改良马种的过程中并没有发挥那么大的作用，农耕地区在战马方面的劣势是一直存在的。

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已到暮年的汉武帝否决了桑弘羊等大臣提出的在西域轮台地区屯田的提案，并对派遣李广利出征匈奴之事表示悔恨。他在诏书中说，“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此诏即《轮台诏》，又称《轮台罪己诏》。

汉武帝的胸中一定有一个宏大叙事，这种宏大的叙事让他把整个国家都带入想象当中。汉武帝的伟大并不仅仅是“兴利开边”，更是能够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让“国家以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