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无论去向哪儿，总有一个来处。”纪录片导演白嵩在首部纪实文学作品《欢迎再来》中，回到了阔别已久的东北家乡——辽宁鞍山灵山老工业区，这里也是电影《钢的琴》的拍摄地。对他来说，东北不只是工厂和冰天雪地，它是一个家的缩影，是他挥之不去的底色，并在他的生命中不断回响。

我那周到细腻的东北妈妈

回东北生活上几天，人就会自动开始早睡早起。昨天晚上9点，我被母亲的连环信息吵醒，三个60秒的语音留言，叫我在大爷家住要多帮着干活儿，没事儿给人家收拾收拾东西，别老跟大哥喝酒，人家得早起，别耽误人家做生意。我回了一个字“好！”，又遁入梦中。

母亲就是这样的人，一辈子操心，最怕给人添麻烦，对人情世故高度敏感。有次姥姥过生日，我提早就收到她的60秒语音消息，说哪天在哪儿聚，紧接着就告知生日礼物也帮我准备好了，两张500块钱的超市购物卡。然后告诉我，这卡你姥肯定喜欢，这样她自己下不了楼就可以把卡给孩子们用，让孩子花自己卡里的钱老人心里更得劲儿。最后收尾一句：你忙吧，不用回复了，到时候准时来。告终。

这就是东北妈妈的周到细腻。如果我给她回复，跟她犟，说我给你转钱或者我自己买，她马上就跟我不高兴，会觉得给我造成经济负担。我说这钱花点儿不是应该的嘛，每次她都会接一句：你挣那俩钱留着吧，我跟你爸有退休金。退休金令她骄傲，感觉国家是想着她的。

这次回东北也是，临走她给我包饺子，告诉我到了东北要去看谁，带几样东西，分别是什么，事无巨细，紧跟着就要给我塞钱。我渐渐学会了接受，因为相比撕扯，不如让她享受那国家赋予的荣耀，还有为我承担人情世故带来的乐趣。

我总觉得母亲的命运被家庭耽误了，她年纪轻轻失去父亲，早早学会分担家务，上班后在厂服务公司当会计。那时候老舅还小，姥姥还在给老儿子攒娶媳妇的钱，日子过得紧，母亲就在厂里找零活赚外快，推煤、烧锅炉、擦澡堂子浴池、搓澡，这些最脏最累的活儿，一个风华正茂的女子全干过。嫁给我爸，生了我，照顾我爷爷奶奶，服从计划生育，上班之余，她还要一日三餐买菜做饭。下岗后去了西安也是，比如家里吃年夜饭，大伙儿得喊她不下十遍，她才能从厨房跑出来，双手擦擦腰上的围裙，上桌匆匆碰杯，象征性地拿起筷子随便夹一口送到嘴里，不等嚼完，又悄声退进硝烟中。可算等到菜齐，又张罗着和舅妈们一边和馅儿，擀饺子皮。每年过年家里人都劝母亲：少做几个菜吧，不然都看不见你人。

日常也是如此，她退休闲来无事，开始了送饭模式，隔三岔五做几道东北菜，包酸菜大馅饺子、发面包子，烙海城馅饼，给大舅家、老舅家、姥姥家、我家挨个送去，当然负责送的那个人是我父亲。我总说：妈咱不能歇歇吗？她也总说：等以后的吧，大伙儿都爱吃。

02

我那极其能吃苦的大哥

说到父亲，一晃儿今天他就要回来了，我和大哥约好天黑在候机楼一起接他。

鞍山的候机楼是往返于沈阳机场的大巴车停靠站。鞍山也有属于自己城市的腾鳌机场，但这些年几乎没有航班，每次回来都只能飞到沈阳再转车回家。傍晚6点59，距离约定时间还差一分钟，空旷的候机楼广场上出现了大哥的身影。

即便离得远，也能感受到那身影的庞大，或许是童年记忆里那个宽大臂膀和保护神般的形象，每次见他总有种莫名的安全感。大哥比我年长8岁，我读红拖子弟小学时，他读红拖子弟中学。那些年大爷大娘把他寄托在爷爷家吃午饭，每天中午我俩都在饭桌上见一面，耳朵跟着爷爷半导体里单田芳、田连元的评书故事与各路江湖好汉会聚，从白眉大侠到七侠五义，从梁山好汉排座次到五鼠闹东京，听到精彩的地方，我和大哥总是互相对视，边夹着土豆丝往嘴里塞，边在脑海里行侠仗义，所向披靡，然后意犹未尽地上学去。当时拉着大哥的手去上学，我尤为自豪，或许每个孩子都希望童年有个保护神般的哥哥送自己去学校，他不约束我，我可以从三个台阶的楼梯往下跳，路上肆意地奔跑，也因为饭后的这些肆无忌惮，后来我得了阑尾炎。

父亲有次出差回来，给大哥带了几本健美杂志，此后大哥便一发不可收拾，走上专业健美道路，以至于在混乱的东北校园里别人都叫他“大膀”，形容他的体态。大哥对力量开始狂热，并在校运动会的铅球和铁饼赛事中屡获成绩。也正是如此，我从没有遭受过校园霸凌。

记得有次过年，大哥让家里人挑战手捏生鸡蛋，我心想鸡蛋这么脆弱，捏碎有什么可稀奇。全家人都跟我一个想法，都接着水槽子使劲捏，可真把鸡蛋攥在手里全凭五个指头的力量却怎么也捏不碎。大哥笑呵呵地从我手里取走鸡蛋，握在手心，嘴里开始倒计时，数到一时，猛地用力，砰一声——鸡蛋爆裂。蛋液喷洒得到处都是，母亲和奶奶赶紧拿纸擦地，擦墙，擦大哥，擦我。大哥笑着说，普通人的握力基本不能握碎生鸡蛋。爷爷当时不停地说：欸呀，可真了不得！

大哥跟过去一样宽大，但走近了看，和墙上挂着的“千禧骄子”照片相比，怎么也不是同一个人了。在这个40岁男人的身上，健硕的肌肉和棱角分明的俊俏脸庞被脂肪虚化拉宽，眼角明显的两条鱼尾纹显露出疲态，细腻和白皙被岁月抹去，意气风发的眼神变得稀松平常。他身穿利落的黑色运动服套装，脚踩柔软度很高的运动鞋，矗立在寒风中。我问：哥，冷不？他笑着说：脂肪层抗冻。

大哥是我生命里排得上号的能吃苦的人，他大学学的广告专业，毕业后在鞍山做别墅楼梯家装生意，开始生意不错，可随着东北住别墅的人逐渐流失，加上安装工人总不争气，婚后大哥还是想干个独自就能驾驭的生意。东北人实在不知道该做什么的时候，就总想盘个地方开饭店，大哥思来想去是开烧烤、火锅还是麻辣烫，直至他想明白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是吃苦，于是拍板，要开个早餐店。大哥是目标明确且有执行能力的人，有了计划马上带着大娘踏上学艺之旅，母子二人前去山东拜师学烙饼，回来后经过很长时间的研发，将近半年的调试，终于把饼烙到满意，早餐店开门营业。此后日复一日，摸黑起床，一干就到中午，下午回去补一觉，晚上还要给孩子张罗晚饭，他乐在其中。

每次回东北，我都想先见大哥，可内心又无比挣扎，一旦没克制住见了，就得喝。我俩总有说不完的话题，尤其是价值观的相似程度令彼此感到震撼。我们把这归功于懵懂时共同经历过的生活环境，也归功于评书故事在各自身体里埋下的种子。一杯酒先敬相隔万里的远，再敬从始至终的近，连干三杯，时间就开始斗转星移，想多唠会儿，两人甚至把语速提上来两三倍，竖着耳朵喝，即便如此还是赛不过夜的短暂。多少次餐厅里就剩下我们这唯一一桌，大哥一次次说最后一瓶，一次次又说这次真的是最后一瓶。眼看着他只有两三个小时可睡，我说这次真的不能开了，他挺着庞大的身躯闭着眼睛像笼罩了整个世界，松弛的嘴巴里坚定地嘟囔，“弟弟，咱哥俩喝一次太难得了，把欠的今天都补上”。砰——桌下又响起开啤酒的响声。

听嫂子说，有很多次，因为跟我喝酒，第二天大哥在店里烙着饼，站着睡着了。

03

我那“五湖四海”的父亲

空旷的候机楼停车场旁，有一家24小时便利店，我和大哥在这里干杯碰着零度可乐。柜台旁的电视里《新闻联播》结束了，不用看表就知道7点半了，柜台前的大姐打着哈欠调台，开始观看古装仙侠连续剧。

不久，一辆大巴车缓缓靠近路边，红色的尾灯染红窗外广场的整片空地。大哥说：应该是这辆吧，出去看看。我跟着他小跑过去，车上没几个人下来，跑到跟前，最后一位乘客正从狭窄的大巴后门侧着身向台阶下移动，六十来岁，身着深绿色羽绒服，背着鼓囊囊的蓝色背包，两手各拎着十几个红色包装袋礼盒，像刚从批发市场进货回来，手上还精心地戴着保暖手套。这位最后下来的就是父亲。他回来了，从贵州铜仁出发，舟车劳顿，不停地辗转，满载行李地归来，能看出他挺累，甚至有点儿睡迷糊了，惺忪的眼神里透露出疲态，在橙色路灯的折射下，粗糙褶皱的皮肤上泛出一抹光亮。

大哥从一侧迎上前，热情地招手喊：“老叔！”父亲定睛一看：“欸呀，白桐昕！怎么把你还派来了？”“我必须得来啊。”大哥乐呵呵地应答。

父亲一直说自己是个“五湖四海”的人。初入社会时，他子承父业，接了我奶奶在红拖厂的班，做一名普通工人。但他目标明确地展开了行动，先制订计划，绞尽脑汁接触前辈运作关系，从工厂的工具车间转到厂销售处，销售岗位接近他的梦想，以后就能名正言顺地出差了，让看世界变得理所当然。其他同事出差都想早弄完早回家，他是忙完分内的事，便去访问名山大川、名胜古迹。

那时东北工厂里企业薪资不高，别人家出差都舍不得乱花钱，他舍得，买傻瓜相机学习摄影，如今家里的相册一本接着一本，有一半都是他双手叉腰与各地火车站的合影，换在今天也算是个旅游博主了。以至于那时我对父亲的情感都是思念，童年有关父亲的记忆更多是他从远方带回的苏联制铁皮玩具车、呼伦贝尔奶酪、盖着各地书店印章的儿童丛书，他总希望我和他一样成为爱看书、爱学习的人。他本人在我的童年时光里是忽闪忽闪的片段，是一种期盼的烛火，感受不到深刻的重量，却能记着他到家后肩膀上留下的红色勒痕。

父亲是我见过极爱阅读的人，这对我的影响很大，他在我童年记忆里深刻的形象之一就是盘腿儿坐在东北的小床上，在午后的阳光下安静地看书。只是下岗后迫于生计，父亲书看得少了。搬离东北后那些年，他大部分时间在外奔波，即便周末休息在家，书也不敢见天看，因为很快母亲就发起牢骚，让他把客厅扫一遍，如果扫了地，还有拖地和其他屋子在等待他，看书变成一种奢侈。但母亲对他的宽容也是我没想到的，有很长一段时间，一家人只要去超市购物，我和母亲就负责采购，父亲却被寄存在超市的书店里看一会儿书，像是一种默许。有时我们购物完去书店寻他，遇上父亲意犹未尽时，母亲甚至说喜欢就买下吧，父亲抿着嘴乐，看看书价，舍不得，或是一狠心去买单，可回到家正要如饥似渴地阅读时，家务又会扑面而来。

父亲第一次改变自己的命运，也是因为学习。那年厂里考虑培养一批年轻干部，于是办了第一批全脱产电大学习班，邀请全国来自北大、清华等各大名校的名师到厂里上课，而进入学习班需要经过考试筛选。自打消息公布，父亲就削尖了脑袋学，那时报名的也都是各车间部门的尖子生。幸运的是父亲考上了，还赶上了梦寐以求的带资学习，不用上班，工资照开。那一刻，他觉得自己的命运被改变了，一门心思放在学习上，那一批毕业生成了红拖厂最有朝气的后备青年干部。可命运总是善于弄人，电大毕业后，他们赶上了时代的巨变。工厂一夜之间让他们买断工龄，父亲注定是要离开家的，而这个家，这座东北小城的房子，最终成了旋涡的中心。

“生命无论去向哪儿，总有一个来处。”纪录片导演白嵩在首部纪实文学作品《欢迎再来》中，回到了阔别已久的东北家乡——辽宁鞍山灵山老工业区，这里也是电影《钢的琴》的拍摄地。对他来说，东北不只是工厂和冰天雪地，它是一个家的缩影，是他挥之不去的底色，并在他的生命中不断回响。

我那周到细腻的东北妈妈

回东北生活上几天，人就会自动开始早睡早起。昨天晚上9点，我被母亲的连环信息吵醒，三个60秒的语音留言，叫我在大爷家住要多帮着干活儿，没事儿给人家收拾收拾东西，别老跟大哥喝酒，人家得早起，别耽误人家做生意。我回了一个字“好！”，又遁入梦中。

母亲就是这样的人，一辈子操心，最怕给人添麻烦，对人情世故高度敏感。有次姥姥过生日，我提早就收到她的60秒语音消息，说哪天在哪儿聚，紧接着就告知生日礼物也帮我准备好了，两张500块钱的超市购物卡。然后告诉我，这卡你姥肯定喜欢，这样她自己下不了楼就可以把卡给孩子们用，让孩子花自己卡里的钱老人心里更得劲儿。最后收尾一句：你忙吧，不用回复了，到时候准时来。告终。

这就是东北妈妈的周到细腻。如果我给她回复，跟她犟，说我给你转钱或者我自己买，她马上就跟我不高兴，会觉得给我造成经济负担。我说这钱花点儿不是应该的嘛，每次她都会接一句：你挣那俩钱留着吧，我跟你爸有退休金。退休金令她骄傲，感觉国家是想着她的。

这次回东北也是，临走她给我包饺子，告诉我到了东北要去看谁，带几样东西，分别是什么，事无巨细，紧跟着就要给我塞钱。我渐渐学会了接受，因为相比撕扯，不如让她享受那国家赋予的荣耀，还有为我承担人情世故带来的乐趣。

我总觉得母亲的命运被家庭耽误了，她年纪轻轻失去父亲，早早学会分担家务，上班后在厂服务公司当会计。那时候老舅还小，姥姥还在给老儿子攒娶媳妇的钱，日子过得紧，母亲就在厂里找零活赚外快，推煤、烧锅炉、擦澡堂子浴池、搓澡，这些最脏最累的活儿，一个风华正茂的女子全干过。嫁给我爸，生了我，照顾我爷爷奶奶，服从计划生育，上班之余，她还要一日三餐买菜做饭。下岗后去了西安也是，比如家里吃年夜饭，大伙儿得喊她不下十遍，她才能从厨房跑出来，双手擦擦腰上的围裙，上桌匆匆碰杯，象征性地拿起筷子随便夹一口送到嘴里，不等嚼完，又悄声退进硝烟中。可算等到菜齐，又张罗着和舅妈们一边和馅儿，擀饺子皮。每年过年家里人都劝母亲：少做几个菜吧，不然都看不见你人。

日常也是如此，她退休闲来无事，开始了送饭模式，隔三岔五做几道东北菜，包酸菜大馅饺子、发面包子，烙海城馅饼，给大舅家、老舅家、姥姥家、我家挨个送去，当然负责送的那个人是我父亲。我总说：妈咱不能歇歇吗？她也总说：等以后的吧，大伙儿都爱吃。

02

我那极其能吃苦的大哥

说到父亲，一晃儿今天他就要回来了，我和大哥约好天黑在候机楼一起接他。

鞍山的候机楼是往返于沈阳机场的大巴车停靠站。鞍山也有属于自己城市的腾鳌机场，但这些年几乎没有航班，每次回来都只能飞到沈阳再转车回家。傍晚6点59，距离约定时间还差一分钟，空旷的候机楼广场上出现了大哥的身影。

即便离得远，也能感受到那身影的庞大，或许是童年记忆里那个宽大臂膀和保护神般的形象，每次见他总有种莫名的安全感。大哥比我年长8岁，我读红拖子弟小学时，他读红拖子弟中学。那些年大爷大娘把他寄托在爷爷家吃午饭，每天中午我俩都在饭桌上见一面，耳朵跟着爷爷半导体里单田芳、田连元的评书故事与各路江湖好汉会聚，从白眉大侠到七侠五义，从梁山好汉排座次到五鼠闹东京，听到精彩的地方，我和大哥总是互相对视，边夹着土豆丝往嘴里塞，边在脑海里行侠仗义，所向披靡，然后意犹未尽地上学去。当时拉着大哥的手去上学，我尤为自豪，或许每个孩子都希望童年有个保护神般的哥哥送自己去学校，他不约束我，我可以从三个台阶的楼梯往下跳，路上肆意地奔跑，也因为饭后的这些肆无忌惮，后来我得了阑尾炎。

父亲有次出差回来，给大哥带了几本健美杂志，此后大哥便一发不可收拾，走上专业健美道路，以至于在混乱的东北校园里别人都叫他“大膀”，形容他的体态。大哥对力量开始狂热，并在校运动会的铅球和铁饼赛事中屡获成绩。也正是如此，我从没有遭受过校园霸凌。

记得有次过年，大哥让家里人挑战手捏生鸡蛋，我心想鸡蛋这么脆弱，捏碎有什么可稀奇。全家人都跟我一个想法，都接着水槽子使劲捏，可真把鸡蛋攥在手里全凭五个指头的力量却怎么也捏不碎。大哥笑呵呵地从我手里取走鸡蛋，握在手心，嘴里开始倒计时，数到一时，猛地用力，砰一声——鸡蛋爆裂。蛋液喷洒得到处都是，母亲和奶奶赶紧拿纸擦地，擦墙，擦大哥，擦我。大哥笑着说，普通人的握力基本不能握碎生鸡蛋。爷爷当时不停地说：欸呀，可真了不得！

大哥跟过去一样宽大，但走近了看，和墙上挂着的“千禧骄子”照片相比，怎么也不是同一个人了。在这个40岁男人的身上，健硕的肌肉和棱角分明的俊俏脸庞被脂肪虚化拉宽，眼角明显的两条鱼尾纹显露出疲态，细腻和白皙被岁月抹去，意气风发的眼神变得稀松平常。他身穿利落的黑色运动服套装，脚踩柔软度很高的运动鞋，矗立在寒风中。我问：哥，冷不？他笑着说：脂肪层抗冻。

大哥是我生命里排得上号的能吃苦的人，他大学学的广告专业，毕业后在鞍山做别墅楼梯家装生意，开始生意不错，可随着东北住别墅的人逐渐流失，加上安装工人总不争气，婚后大哥还是想干个独自就能驾驭的生意。东北人实在不知道该做什么的时候，就总想盘个地方开饭店，大哥思来想去是开烧烤、火锅还是麻辣烫，直至他想明白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是吃苦，于是拍板，要开个早餐店。大哥是目标明确且有执行能力的人，有了计划马上带着大娘踏上学艺之旅，母子二人前去山东拜师学烙饼，回来后经过很长时间的研发，将近半年的调试，终于把饼烙到满意，早餐店开门营业。此后日复一日，摸黑起床，一干就到中午，下午回去补一觉，晚上还要给孩子张罗晚饭，他乐在其中。

每次回东北，我都想先见大哥，可内心又无比挣扎，一旦没克制住见了，就得喝。我俩总有说不完的话题，尤其是价值观的相似程度令彼此感到震撼。我们把这归功于懵懂时共同经历过的生活环境，也归功于评书故事在各自身体里埋下的种子。一杯酒先敬相隔万里的远，再敬从始至终的近，连干三杯，时间就开始斗转星移，想多唠会儿，两人甚至把语速提上来两三倍，竖着耳朵喝，即便如此还是赛不过夜的短暂。多少次餐厅里就剩下我们这唯一一桌，大哥一次次说最后一瓶，一次次又说这次真的是最后一瓶。眼看着他只有两三个小时可睡，我说这次真的不能开了，他挺着庞大的身躯闭着眼睛像笼罩了整个世界，松弛的嘴巴里坚定地嘟囔，“弟弟，咱哥俩喝一次太难得了，把欠的今天都补上”。砰——桌下又响起开啤酒的响声。

听嫂子说，有很多次，因为跟我喝酒，第二天大哥在店里烙着饼，站着睡着了。

03

我那“五湖四海”的父亲

空旷的候机楼停车场旁，有一家24小时便利店，我和大哥在这里干杯碰着零度可乐。柜台旁的电视里《新闻联播》结束了，不用看表就知道7点半了，柜台前的大姐打着哈欠调台，开始观看古装仙侠连续剧。

不久，一辆大巴车缓缓靠近路边，红色的尾灯染红窗外广场的整片空地。大哥说：应该是这辆吧，出去看看。我跟着他小跑过去，车上没几个人下来，跑到跟前，最后一位乘客正从狭窄的大巴后门侧着身向台阶下移动，六十来岁，身着深绿色羽绒服，背着鼓囊囊的蓝色背包，两手各拎着十几个红色包装袋礼盒，像刚从批发市场进货回来，手上还精心地戴着保暖手套。这位最后下来的就是父亲。他回来了，从贵州铜仁出发，舟车劳顿，不停地辗转，满载行李地归来，能看出他挺累，甚至有点儿睡迷糊了，惺忪的眼神里透露出疲态，在橙色路灯的折射下，粗糙褶皱的皮肤上泛出一抹光亮。

大哥从一侧迎上前，热情地招手喊：“老叔！”父亲定睛一看：“欸呀，白桐昕！怎么把你还派来了？”“我必须得来啊。”大哥乐呵呵地应答。

父亲一直说自己是个“五湖四海”的人。初入社会时，他子承父业，接了我奶奶在红拖厂的班，做一名普通工人。但他目标明确地展开了行动，先制订计划，绞尽脑汁接触前辈运作关系，从工厂的工具车间转到厂销售处，销售岗位接近他的梦想，以后就能名正言顺地出差了，让看世界变得理所当然。其他同事出差都想早弄完早回家，他是忙完分内的事，便去访问名山大川、名胜古迹。

那时东北工厂里企业薪资不高，别人家出差都舍不得乱花钱，他舍得，买傻瓜相机学习摄影，如今家里的相册一本接着一本，有一半都是他双手叉腰与各地火车站的合影，换在今天也算是个旅游博主了。以至于那时我对父亲的情感都是思念，童年有关父亲的记忆更多是他从远方带回的苏联制铁皮玩具车、呼伦贝尔奶酪、盖着各地书店印章的儿童丛书，他总希望我和他一样成为爱看书、爱学习的人。他本人在我的童年时光里是忽闪忽闪的片段，是一种期盼的烛火，感受不到深刻的重量，却能记着他到家后肩膀上留下的红色勒痕。

父亲是我见过极爱阅读的人，这对我的影响很大，他在我童年记忆里深刻的形象之一就是盘腿儿坐在东北的小床上，在午后的阳光下安静地看书。只是下岗后迫于生计，父亲书看得少了。搬离东北后那些年，他大部分时间在外奔波，即便周末休息在家，书也不敢见天看，因为很快母亲就发起牢骚，让他把客厅扫一遍，如果扫了地，还有拖地和其他屋子在等待他，看书变成一种奢侈。但母亲对他的宽容也是我没想到的，有很长一段时间，一家人只要去超市购物，我和母亲就负责采购，父亲却被寄存在超市的书店里看一会儿书，像是一种默许。有时我们购物完去书店寻他，遇上父亲意犹未尽时，母亲甚至说喜欢就买下吧，父亲抿着嘴乐，看看书价，舍不得，或是一狠心去买单，可回到家正要如饥似渴地阅读时，家务又会扑面而来。

父亲第一次改变自己的命运，也是因为学习。那年厂里考虑培养一批年轻干部，于是办了第一批全脱产电大学习班，邀请全国来自北大、清华等各大名校的名师到厂里上课，而进入学习班需要经过考试筛选。自打消息公布，父亲就削尖了脑袋学，那时报名的也都是各车间部门的尖子生。幸运的是父亲考上了，还赶上了梦寐以求的带资学习，不用上班，工资照开。那一刻，他觉得自己的命运被改变了，一门心思放在学习上，那一批毕业生成了红拖厂最有朝气的后备青年干部。可命运总是善于弄人，电大毕业后，他们赶上了时代的巨变。工厂一夜之间让他们买断工龄，父亲注定是要离开家的，而这个家，这座东北小城的房子，最终成了旋涡的中心。

“生命无论去向哪儿，总有一个来处。”纪录片导演白嵩在首部纪实文学作品《欢迎再来》中，回到了阔别已久的东北家乡——辽宁鞍山灵山老工业区，这里也是电影《钢的琴》的拍摄地。对他来说，东北不只是工厂和冰天雪地，它是一个家的缩影，是他挥之不去的底色，并在他的生命中不断回响。

我那周到细腻的东北妈妈

回东北生活上几天，人就会自动开始早睡早起。昨天晚上9点，我被母亲的连环信息吵醒，三个60秒的语音留言，叫我在大爷家住要多帮着干活儿，没事儿给人家收拾收拾东西，别老跟大哥喝酒，人家得早起，别耽误人家做生意。我回了一个字“好！”，又遁入梦中。

母亲就是这样的人，一辈子操心，最怕给人添麻烦，对人情世故高度敏感。有次姥姥过生日，我提早就收到她的60秒语音消息，说哪天在哪儿聚，紧接着就告知生日礼物也帮我准备好了，两张500块钱的超市购物卡。然后告诉我，这卡你姥肯定喜欢，这样她自己下不了楼就可以把卡给孩子们用，让孩子花自己卡里的钱老人心里更得劲儿。最后收尾一句：你忙吧，不用回复了，到时候准时来。告终。

这就是东北妈妈的周到细腻。如果我给她回复，跟她犟，说我给你转钱或者我自己买，她马上就跟我不高兴，会觉得给我造成经济负担。我说这钱花点儿不是应该的嘛，每次她都会接一句：你挣那俩钱留着吧，我跟你爸有退休金。退休金令她骄傲，感觉国家是想着她的。

这次回东北也是，临走她给我包饺子，告诉我到了东北要去看谁，带几样东西，分别是什么，事无巨细，紧跟着就要给我塞钱。我渐渐学会了接受，因为相比撕扯，不如让她享受那国家赋予的荣耀，还有为我承担人情世故带来的乐趣。

我总觉得母亲的命运被家庭耽误了，她年纪轻轻失去父亲，早早学会分担家务，上班后在厂服务公司当会计。那时候老舅还小，姥姥还在给老儿子攒娶媳妇的钱，日子过得紧，母亲就在厂里找零活赚外快，推煤、烧锅炉、擦澡堂子浴池、搓澡，这些最脏最累的活儿，一个风华正茂的女子全干过。嫁给我爸，生了我，照顾我爷爷奶奶，服从计划生育，上班之余，她还要一日三餐买菜做饭。下岗后去了西安也是，比如家里吃年夜饭，大伙儿得喊她不下十遍，她才能从厨房跑出来，双手擦擦腰上的围裙，上桌匆匆碰杯，象征性地拿起筷子随便夹一口送到嘴里，不等嚼完，又悄声退进硝烟中。可算等到菜齐，又张罗着和舅妈们一边和馅儿，擀饺子皮。每年过年家里人都劝母亲：少做几个菜吧，不然都看不见你人。

日常也是如此，她退休闲来无事，开始了送饭模式，隔三岔五做几道东北菜，包酸菜大馅饺子、发面包子，烙海城馅饼，给大舅家、老舅家、姥姥家、我家挨个送去，当然负责送的那个人是我父亲。我总说：妈咱不能歇歇吗？她也总说：等以后的吧，大伙儿都爱吃。

02

我那极其能吃苦的大哥

说到父亲，一晃儿今天他就要回来了，我和大哥约好天黑在候机楼一起接他。

鞍山的候机楼是往返于沈阳机场的大巴车停靠站。鞍山也有属于自己城市的腾鳌机场，但这些年几乎没有航班，每次回来都只能飞到沈阳再转车回家。傍晚6点59，距离约定时间还差一分钟，空旷的候机楼广场上出现了大哥的身影。

即便离得远，也能感受到那身影的庞大，或许是童年记忆里那个宽大臂膀和保护神般的形象，每次见他总有种莫名的安全感。大哥比我年长8岁，我读红拖子弟小学时，他读红拖子弟中学。那些年大爷大娘把他寄托在爷爷家吃午饭，每天中午我俩都在饭桌上见一面，耳朵跟着爷爷半导体里单田芳、田连元的评书故事与各路江湖好汉会聚，从白眉大侠到七侠五义，从梁山好汉排座次到五鼠闹东京，听到精彩的地方，我和大哥总是互相对视，边夹着土豆丝往嘴里塞，边在脑海里行侠仗义，所向披靡，然后意犹未尽地上学去。当时拉着大哥的手去上学，我尤为自豪，或许每个孩子都希望童年有个保护神般的哥哥送自己去学校，他不约束我，我可以从三个台阶的楼梯往下跳，路上肆意地奔跑，也因为饭后的这些肆无忌惮，后来我得了阑尾炎。

父亲有次出差回来，给大哥带了几本健美杂志，此后大哥便一发不可收拾，走上专业健美道路，以至于在混乱的东北校园里别人都叫他“大膀”，形容他的体态。大哥对力量开始狂热，并在校运动会的铅球和铁饼赛事中屡获成绩。也正是如此，我从没有遭受过校园霸凌。

记得有次过年，大哥让家里人挑战手捏生鸡蛋，我心想鸡蛋这么脆弱，捏碎有什么可稀奇。全家人都跟我一个想法，都接着水槽子使劲捏，可真把鸡蛋攥在手里全凭五个指头的力量却怎么也捏不碎。大哥笑呵呵地从我手里取走鸡蛋，握在手心，嘴里开始倒计时，数到一时，猛地用力，砰一声——鸡蛋爆裂。蛋液喷洒得到处都是，母亲和奶奶赶紧拿纸擦地，擦墙，擦大哥，擦我。大哥笑着说，普通人的握力基本不能握碎生鸡蛋。爷爷当时不停地说：欸呀，可真了不得！

大哥跟过去一样宽大，但走近了看，和墙上挂着的“千禧骄子”照片相比，怎么也不是同一个人了。在这个40岁男人的身上，健硕的肌肉和棱角分明的俊俏脸庞被脂肪虚化拉宽，眼角明显的两条鱼尾纹显露出疲态，细腻和白皙被岁月抹去，意气风发的眼神变得稀松平常。他身穿利落的黑色运动服套装，脚踩柔软度很高的运动鞋，矗立在寒风中。我问：哥，冷不？他笑着说：脂肪层抗冻。

大哥是我生命里排得上号的能吃苦的人，他大学学的广告专业，毕业后在鞍山做别墅楼梯家装生意，开始生意不错，可随着东北住别墅的人逐渐流失，加上安装工人总不争气，婚后大哥还是想干个独自就能驾驭的生意。东北人实在不知道该做什么的时候，就总想盘个地方开饭店，大哥思来想去是开烧烤、火锅还是麻辣烫，直至他想明白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是吃苦，于是拍板，要开个早餐店。大哥是目标明确且有执行能力的人，有了计划马上带着大娘踏上学艺之旅，母子二人前去山东拜师学烙饼，回来后经过很长时间的研发，将近半年的调试，终于把饼烙到满意，早餐店开门营业。此后日复一日，摸黑起床，一干就到中午，下午回去补一觉，晚上还要给孩子张罗晚饭，他乐在其中。

每次回东北，我都想先见大哥，可内心又无比挣扎，一旦没克制住见了，就得喝。我俩总有说不完的话题，尤其是价值观的相似程度令彼此感到震撼。我们把这归功于懵懂时共同经历过的生活环境，也归功于评书故事在各自身体里埋下的种子。一杯酒先敬相隔万里的远，再敬从始至终的近，连干三杯，时间就开始斗转星移，想多唠会儿，两人甚至把语速提上来两三倍，竖着耳朵喝，即便如此还是赛不过夜的短暂。多少次餐厅里就剩下我们这唯一一桌，大哥一次次说最后一瓶，一次次又说这次真的是最后一瓶。眼看着他只有两三个小时可睡，我说这次真的不能开了，他挺着庞大的身躯闭着眼睛像笼罩了整个世界，松弛的嘴巴里坚定地嘟囔，“弟弟，咱哥俩喝一次太难得了，把欠的今天都补上”。砰——桌下又响起开啤酒的响声。

听嫂子说，有很多次，因为跟我喝酒，第二天大哥在店里烙着饼，站着睡着了。

03

我那“五湖四海”的父亲

空旷的候机楼停车场旁，有一家24小时便利店，我和大哥在这里干杯碰着零度可乐。柜台旁的电视里《新闻联播》结束了，不用看表就知道7点半了，柜台前的大姐打着哈欠调台，开始观看古装仙侠连续剧。

不久，一辆大巴车缓缓靠近路边，红色的尾灯染红窗外广场的整片空地。大哥说：应该是这辆吧，出去看看。我跟着他小跑过去，车上没几个人下来，跑到跟前，最后一位乘客正从狭窄的大巴后门侧着身向台阶下移动，六十来岁，身着深绿色羽绒服，背着鼓囊囊的蓝色背包，两手各拎着十几个红色包装袋礼盒，像刚从批发市场进货回来，手上还精心地戴着保暖手套。这位最后下来的就是父亲。他回来了，从贵州铜仁出发，舟车劳顿，不停地辗转，满载行李地归来，能看出他挺累，甚至有点儿睡迷糊了，惺忪的眼神里透露出疲态，在橙色路灯的折射下，粗糙褶皱的皮肤上泛出一抹光亮。

大哥从一侧迎上前，热情地招手喊：“老叔！”父亲定睛一看：“欸呀，白桐昕！怎么把你还派来了？”“我必须得来啊。”大哥乐呵呵地应答。

父亲一直说自己是个“五湖四海”的人。初入社会时，他子承父业，接了我奶奶在红拖厂的班，做一名普通工人。但他目标明确地展开了行动，先制订计划，绞尽脑汁接触前辈运作关系，从工厂的工具车间转到厂销售处，销售岗位接近他的梦想，以后就能名正言顺地出差了，让看世界变得理所当然。其他同事出差都想早弄完早回家，他是忙完分内的事，便去访问名山大川、名胜古迹。

那时东北工厂里企业薪资不高，别人家出差都舍不得乱花钱，他舍得，买傻瓜相机学习摄影，如今家里的相册一本接着一本，有一半都是他双手叉腰与各地火车站的合影，换在今天也算是个旅游博主了。以至于那时我对父亲的情感都是思念，童年有关父亲的记忆更多是他从远方带回的苏联制铁皮玩具车、呼伦贝尔奶酪、盖着各地书店印章的儿童丛书，他总希望我和他一样成为爱看书、爱学习的人。他本人在我的童年时光里是忽闪忽闪的片段，是一种期盼的烛火，感受不到深刻的重量，却能记着他到家后肩膀上留下的红色勒痕。

父亲是我见过极爱阅读的人，这对我的影响很大，他在我童年记忆里深刻的形象之一就是盘腿儿坐在东北的小床上，在午后的阳光下安静地看书。只是下岗后迫于生计，父亲书看得少了。搬离东北后那些年，他大部分时间在外奔波，即便周末休息在家，书也不敢见天看，因为很快母亲就发起牢骚，让他把客厅扫一遍，如果扫了地，还有拖地和其他屋子在等待他，看书变成一种奢侈。但母亲对他的宽容也是我没想到的，有很长一段时间，一家人只要去超市购物，我和母亲就负责采购，父亲却被寄存在超市的书店里看一会儿书，像是一种默许。有时我们购物完去书店寻他，遇上父亲意犹未尽时，母亲甚至说喜欢就买下吧，父亲抿着嘴乐，看看书价，舍不得，或是一狠心去买单，可回到家正要如饥似渴地阅读时，家务又会扑面而来。

父亲第一次改变自己的命运，也是因为学习。那年厂里考虑培养一批年轻干部，于是办了第一批全脱产电大学习班，邀请全国来自北大、清华等各大名校的名师到厂里上课，而进入学习班需要经过考试筛选。自打消息公布，父亲就削尖了脑袋学，那时报名的也都是各车间部门的尖子生。幸运的是父亲考上了，还赶上了梦寐以求的带资学习，不用上班，工资照开。那一刻，他觉得自己的命运被改变了，一门心思放在学习上，那一批毕业生成了红拖厂最有朝气的后备青年干部。可命运总是善于弄人，电大毕业后，他们赶上了时代的巨变。工厂一夜之间让他们买断工龄，父亲注定是要离开家的，而这个家，这座东北小城的房子，最终成了旋涡的中心。

“生命无论去向哪儿，总有一个来处。”纪录片导演白嵩在首部纪实文学作品《欢迎再来》中，回到了阔别已久的东北家乡——辽宁鞍山灵山老工业区，这里也是电影《钢的琴》的拍摄地。对他来说，东北不只是工厂和冰天雪地，它是一个家的缩影，是他挥之不去的底色，并在他的生命中不断回响。

我那周到细腻的东北妈妈

回东北生活上几天，人就会自动开始早睡早起。昨天晚上9点，我被母亲的连环信息吵醒，三个60秒的语音留言，叫我在大爷家住要多帮着干活儿，没事儿给人家收拾收拾东西，别老跟大哥喝酒，人家得早起，别耽误人家做生意。我回了一个字“好！”，又遁入梦中。

母亲就是这样的人，一辈子操心，最怕给人添麻烦，对人情世故高度敏感。有次姥姥过生日，我提早就收到她的60秒语音消息，说哪天在哪儿聚，紧接着就告知生日礼物也帮我准备好了，两张500块钱的超市购物卡。然后告诉我，这卡你姥肯定喜欢，这样她自己下不了楼就可以把卡给孩子们用，让孩子花自己卡里的钱老人心里更得劲儿。最后收尾一句：你忙吧，不用回复了，到时候准时来。告终。

这就是东北妈妈的周到细腻。如果我给她回复，跟她犟，说我给你转钱或者我自己买，她马上就跟我不高兴，会觉得给我造成经济负担。我说这钱花点儿不是应该的嘛，每次她都会接一句：你挣那俩钱留着吧，我跟你爸有退休金。退休金令她骄傲，感觉国家是想着她的。

这次回东北也是，临走她给我包饺子，告诉我到了东北要去看谁，带几样东西，分别是什么，事无巨细，紧跟着就要给我塞钱。我渐渐学会了接受，因为相比撕扯，不如让她享受那国家赋予的荣耀，还有为我承担人情世故带来的乐趣。

我总觉得母亲的命运被家庭耽误了，她年纪轻轻失去父亲，早早学会分担家务，上班后在厂服务公司当会计。那时候老舅还小，姥姥还在给老儿子攒娶媳妇的钱，日子过得紧，母亲就在厂里找零活赚外快，推煤、烧锅炉、擦澡堂子浴池、搓澡，这些最脏最累的活儿，一个风华正茂的女子全干过。嫁给我爸，生了我，照顾我爷爷奶奶，服从计划生育，上班之余，她还要一日三餐买菜做饭。下岗后去了西安也是，比如家里吃年夜饭，大伙儿得喊她不下十遍，她才能从厨房跑出来，双手擦擦腰上的围裙，上桌匆匆碰杯，象征性地拿起筷子随便夹一口送到嘴里，不等嚼完，又悄声退进硝烟中。可算等到菜齐，又张罗着和舅妈们一边和馅儿，擀饺子皮。每年过年家里人都劝母亲：少做几个菜吧，不然都看不见你人。

日常也是如此，她退休闲来无事，开始了送饭模式，隔三岔五做几道东北菜，包酸菜大馅饺子、发面包子，烙海城馅饼，给大舅家、老舅家、姥姥家、我家挨个送去，当然负责送的那个人是我父亲。我总说：妈咱不能歇歇吗？她也总说：等以后的吧，大伙儿都爱吃。

02

我那极其能吃苦的大哥

说到父亲，一晃儿今天他就要回来了，我和大哥约好天黑在候机楼一起接他。

鞍山的候机楼是往返于沈阳机场的大巴车停靠站。鞍山也有属于自己城市的腾鳌机场，但这些年几乎没有航班，每次回来都只能飞到沈阳再转车回家。傍晚6点59，距离约定时间还差一分钟，空旷的候机楼广场上出现了大哥的身影。

即便离得远，也能感受到那身影的庞大，或许是童年记忆里那个宽大臂膀和保护神般的形象，每次见他总有种莫名的安全感。大哥比我年长8岁，我读红拖子弟小学时，他读红拖子弟中学。那些年大爷大娘把他寄托在爷爷家吃午饭，每天中午我俩都在饭桌上见一面，耳朵跟着爷爷半导体里单田芳、田连元的评书故事与各路江湖好汉会聚，从白眉大侠到七侠五义，从梁山好汉排座次到五鼠闹东京，听到精彩的地方，我和大哥总是互相对视，边夹着土豆丝往嘴里塞，边在脑海里行侠仗义，所向披靡，然后意犹未尽地上学去。当时拉着大哥的手去上学，我尤为自豪，或许每个孩子都希望童年有个保护神般的哥哥送自己去学校，他不约束我，我可以从三个台阶的楼梯往下跳，路上肆意地奔跑，也因为饭后的这些肆无忌惮，后来我得了阑尾炎。

父亲有次出差回来，给大哥带了几本健美杂志，此后大哥便一发不可收拾，走上专业健美道路，以至于在混乱的东北校园里别人都叫他“大膀”，形容他的体态。大哥对力量开始狂热，并在校运动会的铅球和铁饼赛事中屡获成绩。也正是如此，我从没有遭受过校园霸凌。

记得有次过年，大哥让家里人挑战手捏生鸡蛋，我心想鸡蛋这么脆弱，捏碎有什么可稀奇。全家人都跟我一个想法，都接着水槽子使劲捏，可真把鸡蛋攥在手里全凭五个指头的力量却怎么也捏不碎。大哥笑呵呵地从我手里取走鸡蛋，握在手心，嘴里开始倒计时，数到一时，猛地用力，砰一声——鸡蛋爆裂。蛋液喷洒得到处都是，母亲和奶奶赶紧拿纸擦地，擦墙，擦大哥，擦我。大哥笑着说，普通人的握力基本不能握碎生鸡蛋。爷爷当时不停地说：欸呀，可真了不得！

大哥跟过去一样宽大，但走近了看，和墙上挂着的“千禧骄子”照片相比，怎么也不是同一个人了。在这个40岁男人的身上，健硕的肌肉和棱角分明的俊俏脸庞被脂肪虚化拉宽，眼角明显的两条鱼尾纹显露出疲态，细腻和白皙被岁月抹去，意气风发的眼神变得稀松平常。他身穿利落的黑色运动服套装，脚踩柔软度很高的运动鞋，矗立在寒风中。我问：哥，冷不？他笑着说：脂肪层抗冻。

大哥是我生命里排得上号的能吃苦的人，他大学学的广告专业，毕业后在鞍山做别墅楼梯家装生意，开始生意不错，可随着东北住别墅的人逐渐流失，加上安装工人总不争气，婚后大哥还是想干个独自就能驾驭的生意。东北人实在不知道该做什么的时候，就总想盘个地方开饭店，大哥思来想去是开烧烤、火锅还是麻辣烫，直至他想明白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是吃苦，于是拍板，要开个早餐店。大哥是目标明确且有执行能力的人，有了计划马上带着大娘踏上学艺之旅，母子二人前去山东拜师学烙饼，回来后经过很长时间的研发，将近半年的调试，终于把饼烙到满意，早餐店开门营业。此后日复一日，摸黑起床，一干就到中午，下午回去补一觉，晚上还要给孩子张罗晚饭，他乐在其中。

每次回东北，我都想先见大哥，可内心又无比挣扎，一旦没克制住见了，就得喝。我俩总有说不完的话题，尤其是价值观的相似程度令彼此感到震撼。我们把这归功于懵懂时共同经历过的生活环境，也归功于评书故事在各自身体里埋下的种子。一杯酒先敬相隔万里的远，再敬从始至终的近，连干三杯，时间就开始斗转星移，想多唠会儿，两人甚至把语速提上来两三倍，竖着耳朵喝，即便如此还是赛不过夜的短暂。多少次餐厅里就剩下我们这唯一一桌，大哥一次次说最后一瓶，一次次又说这次真的是最后一瓶。眼看着他只有两三个小时可睡，我说这次真的不能开了，他挺着庞大的身躯闭着眼睛像笼罩了整个世界，松弛的嘴巴里坚定地嘟囔，“弟弟，咱哥俩喝一次太难得了，把欠的今天都补上”。砰——桌下又响起开啤酒的响声。

听嫂子说，有很多次，因为跟我喝酒，第二天大哥在店里烙着饼，站着睡着了。

03

我那“五湖四海”的父亲

空旷的候机楼停车场旁，有一家24小时便利店，我和大哥在这里干杯碰着零度可乐。柜台旁的电视里《新闻联播》结束了，不用看表就知道7点半了，柜台前的大姐打着哈欠调台，开始观看古装仙侠连续剧。

不久，一辆大巴车缓缓靠近路边，红色的尾灯染红窗外广场的整片空地。大哥说：应该是这辆吧，出去看看。我跟着他小跑过去，车上没几个人下来，跑到跟前，最后一位乘客正从狭窄的大巴后门侧着身向台阶下移动，六十来岁，身着深绿色羽绒服，背着鼓囊囊的蓝色背包，两手各拎着十几个红色包装袋礼盒，像刚从批发市场进货回来，手上还精心地戴着保暖手套。这位最后下来的就是父亲。他回来了，从贵州铜仁出发，舟车劳顿，不停地辗转，满载行李地归来，能看出他挺累，甚至有点儿睡迷糊了，惺忪的眼神里透露出疲态，在橙色路灯的折射下，粗糙褶皱的皮肤上泛出一抹光亮。

大哥从一侧迎上前，热情地招手喊：“老叔！”父亲定睛一看：“欸呀，白桐昕！怎么把你还派来了？”“我必须得来啊。”大哥乐呵呵地应答。

父亲一直说自己是个“五湖四海”的人。初入社会时，他子承父业，接了我奶奶在红拖厂的班，做一名普通工人。但他目标明确地展开了行动，先制订计划，绞尽脑汁接触前辈运作关系，从工厂的工具车间转到厂销售处，销售岗位接近他的梦想，以后就能名正言顺地出差了，让看世界变得理所当然。其他同事出差都想早弄完早回家，他是忙完分内的事，便去访问名山大川、名胜古迹。

那时东北工厂里企业薪资不高，别人家出差都舍不得乱花钱，他舍得，买傻瓜相机学习摄影，如今家里的相册一本接着一本，有一半都是他双手叉腰与各地火车站的合影，换在今天也算是个旅游博主了。以至于那时我对父亲的情感都是思念，童年有关父亲的记忆更多是他从远方带回的苏联制铁皮玩具车、呼伦贝尔奶酪、盖着各地书店印章的儿童丛书，他总希望我和他一样成为爱看书、爱学习的人。他本人在我的童年时光里是忽闪忽闪的片段，是一种期盼的烛火，感受不到深刻的重量，却能记着他到家后肩膀上留下的红色勒痕。

父亲是我见过极爱阅读的人，这对我的影响很大，他在我童年记忆里深刻的形象之一就是盘腿儿坐在东北的小床上，在午后的阳光下安静地看书。只是下岗后迫于生计，父亲书看得少了。搬离东北后那些年，他大部分时间在外奔波，即便周末休息在家，书也不敢见天看，因为很快母亲就发起牢骚，让他把客厅扫一遍，如果扫了地，还有拖地和其他屋子在等待他，看书变成一种奢侈。但母亲对他的宽容也是我没想到的，有很长一段时间，一家人只要去超市购物，我和母亲就负责采购，父亲却被寄存在超市的书店里看一会儿书，像是一种默许。有时我们购物完去书店寻他，遇上父亲意犹未尽时，母亲甚至说喜欢就买下吧，父亲抿着嘴乐，看看书价，舍不得，或是一狠心去买单，可回到家正要如饥似渴地阅读时，家务又会扑面而来。

父亲第一次改变自己的命运，也是因为学习。那年厂里考虑培养一批年轻干部，于是办了第一批全脱产电大学习班，邀请全国来自北大、清华等各大名校的名师到厂里上课，而进入学习班需要经过考试筛选。自打消息公布，父亲就削尖了脑袋学，那时报名的也都是各车间部门的尖子生。幸运的是父亲考上了，还赶上了梦寐以求的带资学习，不用上班，工资照开。那一刻，他觉得自己的命运被改变了，一门心思放在学习上，那一批毕业生成了红拖厂最有朝气的后备青年干部。可命运总是善于弄人，电大毕业后，他们赶上了时代的巨变。工厂一夜之间让他们买断工龄，父亲注定是要离开家的，而这个家，这座东北小城的房子，最终成了旋涡的中心。

“生命无论去向哪儿，总有一个来处。”纪录片导演白嵩在首部纪实文学作品《欢迎再来》中，回到了阔别已久的东北家乡——辽宁鞍山灵山老工业区，这里也是电影《钢的琴》的拍摄地。对他来说，东北不只是工厂和冰天雪地，它是一个家的缩影，是他挥之不去的底色，并在他的生命中不断回响。

我那周到细腻的东北妈妈

回东北生活上几天，人就会自动开始早睡早起。昨天晚上9点，我被母亲的连环信息吵醒，三个60秒的语音留言，叫我在大爷家住要多帮着干活儿，没事儿给人家收拾收拾东西，别老跟大哥喝酒，人家得早起，别耽误人家做生意。我回了一个字“好！”，又遁入梦中。

母亲就是这样的人，一辈子操心，最怕给人添麻烦，对人情世故高度敏感。有次姥姥过生日，我提早就收到她的60秒语音消息，说哪天在哪儿聚，紧接着就告知生日礼物也帮我准备好了，两张500块钱的超市购物卡。然后告诉我，这卡你姥肯定喜欢，这样她自己下不了楼就可以把卡给孩子们用，让孩子花自己卡里的钱老人心里更得劲儿。最后收尾一句：你忙吧，不用回复了，到时候准时来。告终。

这就是东北妈妈的周到细腻。如果我给她回复，跟她犟，说我给你转钱或者我自己买，她马上就跟我不高兴，会觉得给我造成经济负担。我说这钱花点儿不是应该的嘛，每次她都会接一句：你挣那俩钱留着吧，我跟你爸有退休金。退休金令她骄傲，感觉国家是想着她的。

这次回东北也是，临走她给我包饺子，告诉我到了东北要去看谁，带几样东西，分别是什么，事无巨细，紧跟着就要给我塞钱。我渐渐学会了接受，因为相比撕扯，不如让她享受那国家赋予的荣耀，还有为我承担人情世故带来的乐趣。

我总觉得母亲的命运被家庭耽误了，她年纪轻轻失去父亲，早早学会分担家务，上班后在厂服务公司当会计。那时候老舅还小，姥姥还在给老儿子攒娶媳妇的钱，日子过得紧，母亲就在厂里找零活赚外快，推煤、烧锅炉、擦澡堂子浴池、搓澡，这些最脏最累的活儿，一个风华正茂的女子全干过。嫁给我爸，生了我，照顾我爷爷奶奶，服从计划生育，上班之余，她还要一日三餐买菜做饭。下岗后去了西安也是，比如家里吃年夜饭，大伙儿得喊她不下十遍，她才能从厨房跑出来，双手擦擦腰上的围裙，上桌匆匆碰杯，象征性地拿起筷子随便夹一口送到嘴里，不等嚼完，又悄声退进硝烟中。可算等到菜齐，又张罗着和舅妈们一边和馅儿，擀饺子皮。每年过年家里人都劝母亲：少做几个菜吧，不然都看不见你人。

日常也是如此，她退休闲来无事，开始了送饭模式，隔三岔五做几道东北菜，包酸菜大馅饺子、发面包子，烙海城馅饼，给大舅家、老舅家、姥姥家、我家挨个送去，当然负责送的那个人是我父亲。我总说：妈咱不能歇歇吗？她也总说：等以后的吧，大伙儿都爱吃。

02

我那极其能吃苦的大哥

说到父亲，一晃儿今天他就要回来了，我和大哥约好天黑在候机楼一起接他。

鞍山的候机楼是往返于沈阳机场的大巴车停靠站。鞍山也有属于自己城市的腾鳌机场，但这些年几乎没有航班，每次回来都只能飞到沈阳再转车回家。傍晚6点59，距离约定时间还差一分钟，空旷的候机楼广场上出现了大哥的身影。

即便离得远，也能感受到那身影的庞大，或许是童年记忆里那个宽大臂膀和保护神般的形象，每次见他总有种莫名的安全感。大哥比我年长8岁，我读红拖子弟小学时，他读红拖子弟中学。那些年大爷大娘把他寄托在爷爷家吃午饭，每天中午我俩都在饭桌上见一面，耳朵跟着爷爷半导体里单田芳、田连元的评书故事与各路江湖好汉会聚，从白眉大侠到七侠五义，从梁山好汉排座次到五鼠闹东京，听到精彩的地方，我和大哥总是互相对视，边夹着土豆丝往嘴里塞，边在脑海里行侠仗义，所向披靡，然后意犹未尽地上学去。当时拉着大哥的手去上学，我尤为自豪，或许每个孩子都希望童年有个保护神般的哥哥送自己去学校，他不约束我，我可以从三个台阶的楼梯往下跳，路上肆意地奔跑，也因为饭后的这些肆无忌惮，后来我得了阑尾炎。

父亲有次出差回来，给大哥带了几本健美杂志，此后大哥便一发不可收拾，走上专业健美道路，以至于在混乱的东北校园里别人都叫他“大膀”，形容他的体态。大哥对力量开始狂热，并在校运动会的铅球和铁饼赛事中屡获成绩。也正是如此，我从没有遭受过校园霸凌。

记得有次过年，大哥让家里人挑战手捏生鸡蛋，我心想鸡蛋这么脆弱，捏碎有什么可稀奇。全家人都跟我一个想法，都接着水槽子使劲捏，可真把鸡蛋攥在手里全凭五个指头的力量却怎么也捏不碎。大哥笑呵呵地从我手里取走鸡蛋，握在手心，嘴里开始倒计时，数到一时，猛地用力，砰一声——鸡蛋爆裂。蛋液喷洒得到处都是，母亲和奶奶赶紧拿纸擦地，擦墙，擦大哥，擦我。大哥笑着说，普通人的握力基本不能握碎生鸡蛋。爷爷当时不停地说：欸呀，可真了不得！

大哥跟过去一样宽大，但走近了看，和墙上挂着的“千禧骄子”照片相比，怎么也不是同一个人了。在这个40岁男人的身上，健硕的肌肉和棱角分明的俊俏脸庞被脂肪虚化拉宽，眼角明显的两条鱼尾纹显露出疲态，细腻和白皙被岁月抹去，意气风发的眼神变得稀松平常。他身穿利落的黑色运动服套装，脚踩柔软度很高的运动鞋，矗立在寒风中。我问：哥，冷不？他笑着说：脂肪层抗冻。

大哥是我生命里排得上号的能吃苦的人，他大学学的广告专业，毕业后在鞍山做别墅楼梯家装生意，开始生意不错，可随着东北住别墅的人逐渐流失，加上安装工人总不争气，婚后大哥还是想干个独自就能驾驭的生意。东北人实在不知道该做什么的时候，就总想盘个地方开饭店，大哥思来想去是开烧烤、火锅还是麻辣烫，直至他想明白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是吃苦，于是拍板，要开个早餐店。大哥是目标明确且有执行能力的人，有了计划马上带着大娘踏上学艺之旅，母子二人前去山东拜师学烙饼，回来后经过很长时间的研发，将近半年的调试，终于把饼烙到满意，早餐店开门营业。此后日复一日，摸黑起床，一干就到中午，下午回去补一觉，晚上还要给孩子张罗晚饭，他乐在其中。

每次回东北，我都想先见大哥，可内心又无比挣扎，一旦没克制住见了，就得喝。我俩总有说不完的话题，尤其是价值观的相似程度令彼此感到震撼。我们把这归功于懵懂时共同经历过的生活环境，也归功于评书故事在各自身体里埋下的种子。一杯酒先敬相隔万里的远，再敬从始至终的近，连干三杯，时间就开始斗转星移，想多唠会儿，两人甚至把语速提上来两三倍，竖着耳朵喝，即便如此还是赛不过夜的短暂。多少次餐厅里就剩下我们这唯一一桌，大哥一次次说最后一瓶，一次次又说这次真的是最后一瓶。眼看着他只有两三个小时可睡，我说这次真的不能开了，他挺着庞大的身躯闭着眼睛像笼罩了整个世界，松弛的嘴巴里坚定地嘟囔，“弟弟，咱哥俩喝一次太难得了，把欠的今天都补上”。砰——桌下又响起开啤酒的响声。

听嫂子说，有很多次，因为跟我喝酒，第二天大哥在店里烙着饼，站着睡着了。

03

我那“五湖四海”的父亲

空旷的候机楼停车场旁，有一家24小时便利店，我和大哥在这里干杯碰着零度可乐。柜台旁的电视里《新闻联播》结束了，不用看表就知道7点半了，柜台前的大姐打着哈欠调台，开始观看古装仙侠连续剧。

不久，一辆大巴车缓缓靠近路边，红色的尾灯染红窗外广场的整片空地。大哥说：应该是这辆吧，出去看看。我跟着他小跑过去，车上没几个人下来，跑到跟前，最后一位乘客正从狭窄的大巴后门侧着身向台阶下移动，六十来岁，身着深绿色羽绒服，背着鼓囊囊的蓝色背包，两手各拎着十几个红色包装袋礼盒，像刚从批发市场进货回来，手上还精心地戴着保暖手套。这位最后下来的就是父亲。他回来了，从贵州铜仁出发，舟车劳顿，不停地辗转，满载行李地归来，能看出他挺累，甚至有点儿睡迷糊了，惺忪的眼神里透露出疲态，在橙色路灯的折射下，粗糙褶皱的皮肤上泛出一抹光亮。

大哥从一侧迎上前，热情地招手喊：“老叔！”父亲定睛一看：“欸呀，白桐昕！怎么把你还派来了？”“我必须得来啊。”大哥乐呵呵地应答。

父亲一直说自己是个“五湖四海”的人。初入社会时，他子承父业，接了我奶奶在红拖厂的班，做一名普通工人。但他目标明确地展开了行动，先制订计划，绞尽脑汁接触前辈运作关系，从工厂的工具车间转到厂销售处，销售岗位接近他的梦想，以后就能名正言顺地出差了，让看世界变得理所当然。其他同事出差都想早弄完早回家，他是忙完分内的事，便去访问名山大川、名胜古迹。

那时东北工厂里企业薪资不高，别人家出差都舍不得乱花钱，他舍得，买傻瓜相机学习摄影，如今家里的相册一本接着一本，有一半都是他双手叉腰与各地火车站的合影，换在今天也算是个旅游博主了。以至于那时我对父亲的情感都是思念，童年有关父亲的记忆更多是他从远方带回的苏联制铁皮玩具车、呼伦贝尔奶酪、盖着各地书店印章的儿童丛书，他总希望我和他一样成为爱看书、爱学习的人。他本人在我的童年时光里是忽闪忽闪的片段，是一种期盼的烛火，感受不到深刻的重量，却能记着他到家后肩膀上留下的红色勒痕。

父亲是我见过极爱阅读的人，这对我的影响很大，他在我童年记忆里深刻的形象之一就是盘腿儿坐在东北的小床上，在午后的阳光下安静地看书。只是下岗后迫于生计，父亲书看得少了。搬离东北后那些年，他大部分时间在外奔波，即便周末休息在家，书也不敢见天看，因为很快母亲就发起牢骚，让他把客厅扫一遍，如果扫了地，还有拖地和其他屋子在等待他，看书变成一种奢侈。但母亲对他的宽容也是我没想到的，有很长一段时间，一家人只要去超市购物，我和母亲就负责采购，父亲却被寄存在超市的书店里看一会儿书，像是一种默许。有时我们购物完去书店寻他，遇上父亲意犹未尽时，母亲甚至说喜欢就买下吧，父亲抿着嘴乐，看看书价，舍不得，或是一狠心去买单，可回到家正要如饥似渴地阅读时，家务又会扑面而来。

父亲第一次改变自己的命运，也是因为学习。那年厂里考虑培养一批年轻干部，于是办了第一批全脱产电大学习班，邀请全国来自北大、清华等各大名校的名师到厂里上课，而进入学习班需要经过考试筛选。自打消息公布，父亲就削尖了脑袋学，那时报名的也都是各车间部门的尖子生。幸运的是父亲考上了，还赶上了梦寐以求的带资学习，不用上班，工资照开。那一刻，他觉得自己的命运被改变了，一门心思放在学习上，那一批毕业生成了红拖厂最有朝气的后备青年干部。可命运总是善于弄人，电大毕业后，他们赶上了时代的巨变。工厂一夜之间让他们买断工龄，父亲注定是要离开家的，而这个家，这座东北小城的房子，最终成了旋涡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