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梦与自我修行：公元前300年—公元800年》

康儒博 著 罗启权 译 东方出版中心

美国汉学家康儒博教授近年来相继出版了两部研究中国战国后期至晚唐时期关于梦与做梦的文本的学术著作，分别是《中国梦境：公元前300年—公元800年》（以下简称《中国梦境》）和《中国的梦与自我修行：公元前300年—公元800年》（以下简称《中国的梦与自我修行》）。东方出版中心及时引进出版了译本，让中文学界能够更便捷地研读这两部优秀的汉学著作，实为嘉惠学林的好事。

康儒博长期关注中国古代与中古时期的神圣、灵异、鬼怪书写。在《中国梦境》出版之前，他已翻译和研究了一系列志怪小说，以及《神仙传》《冥祥记》《异苑》等文本。我想，翻译与研究的互相成就，以及表述转化与思想会通的回旋提升，应该是中国古典文献研究者的必经之路，有助于中西文明的交流互鉴。

从“怪力乱神”到世俗人间

在理论研究层面，康儒博的关注焦点多集中于孔子所谓“怪、力、乱、神”的领域，但他并不沉浸于奇幻世界作“假作真时真亦假”的重述，也不着意考证古人所思所写的内容是否真实客观，而是综合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呈现其社会化建构的整体脉络。

例如，《造仙：早期中古中国的异行者与社会记忆》聚焦求仙者的社会角色，以及关于求仙者的故事如何“造仙”，即考察古人如何通过特立独行的修行方式及社会记忆来创造“仙”文化。《中国梦境》则研究古人如何建构梦的形态或结构——一种关于梦文化的集体想象，涉及古人对梦的类型、意义、组成、功能的言说和想象，以及古人对梦的回应、梦在古人生活中所起的作用。眼前这本《中国的梦与自我修行》则聚焦于道、佛二教如何基于净化噩梦的目标，制定出一系列自我修行准则，以及修行者又如何将其付诸实践，并因而在实修群体中拥有社会化的梦生活等问题。康儒博希望通过探讨这些问题，从梦与自我修行的角度展现道、佛二教的教义和教派产生及演变的线索。

从关注领域和研究旨趣可知，由于康儒博一以贯之的研究路径是从古人的书写中挖掘其社会背景、社会根基、社会建构，因此在他笔下，神圣被拉到了人间，而那些精灵鬼怪，也被融入了世俗之中。显然，康儒博不仅重视上层精英文化，而且悉心探究更为广阔且同样精彩纷呈的下层民间宗教与社会文化，其思想因此在上下层文化的交汇处尽情驰骋。基于上述认知，便不难理解为什么康儒博两部研究梦的著作，可以在保持学术专业性的同时又具有相当的趣味性。

将梦划分为五种范式

康儒博的理论创造在于，他在《中国梦境》中，根据梦的构成要素和功能，将梦划分为净化、前瞻、到访、诊断和溢出五种范式，并在此范式之下，逐一审视中国古人对林林总总的梦与梦中自我之间关系予以秩序化的方式，揭示中国古人到底是如何生活在多种文化、多种自然、多个周围世界和多个经验世界之间的互渗之中的。

有趣的是，在《中国的梦与自我修行》中，康儒博只是略微提及前瞻和到访范式，而重点阐述了净化、诊断和溢出范式。在他看来，驱魔是净化的一种手段，所以驱魔范式应该被包含于净化范式之中。他以为，噩梦即为染污梦，它所涉及的领域并非善良与邪恶，而是洁净与染污。噩梦之所以被视为肮脏、恶心、不正当或染污，主要是因为它背离了人们日常可控秩序的内容，而衡量内容背离秩序与否的标准，是在特定实修群体甚至特定文化群体中设立的，因而具有社会性。

为了净化噩梦，神圣者制定了一系列自我修行准则。康儒博认为，这些准则对修行者有路可循地修行自我极有助益，更重要的是，它们让修行者得以维系其与实修群体和传统的关系，使他们保持自我的洁净性，因此仍然是实修群体中的一员，而非“他者”。他说：“在中古中国文化这样的语境中，重要的似乎是通过指导、自我省察与仪式实践来形成自我和建立派系……最重要的不是个体体验本身，而是实修群体中其他人对这些体验的解释与接受。”这样的观点富有洞见，也能找到坚实的文本支撑。

“庄周梦蝶”隐喻的深意

从《中国梦境》到《中国的梦与自我修行》，康儒博建构的梦范式的变化，诚然是他的研究视域转换到梦与自我修行的关系所造成的，但也是他在梦研究领域深耕不辍所获得学术精进的结果。据悉，他正在撰写第三部相关著作《自我修行者的宇宙》。我认为其可能的突破点有二：一是康儒博鲜有论述的儒家文本，二是公元800年之后更长时段的文本。关于前者，宋明理学家就明确将梦作为自我修行的场域——我们甚至可以追问：先秦儒家奉为圭臬的“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慎独”等思想，是否可以被视作“梦的加修时间”这一观念的源头？关于后者，晚唐以来的说梦遍布三教、民间文化与各种信仰之中，仍然有待梳理、讨论。

无独有偶，康儒博这两部著作都以“庄周梦蝶”的隐喻结尾。在《中国梦境》中，康儒博是为了阐明，古人（以及康儒博自己）绘制的所有中国梦境，其秩序从根本上讲都是相对的，难逃“物化”观的消解。在《中国的梦与自我修行》中，康儒博则是借助庄子泯然于梦醒之间的智慧，反思并松动自我修行准则对修行者的绑缚。我认为，在这个意义上，庄子彰显出一种更为彻底的哲学态度，而净化噩梦、诊断梦、通过梦而到访做梦者等思想则不免走向宗教，其间的转捩点引人深思。

最后，正如康儒博在《中国梦境》中所提醒的，关于梦的话语主要是实践性的，而不是理论性或客观性的。对梦的思考、写作、阅读和谈论，就像在上古和中古时期社会中的大多事物一样，在我们看来是“哲学的”，但对古人而言，却是一种生活技巧。关于梦的问题，总是与“如何更好地生活”等问题紧密相连。

《中国的梦与自我修行：公元前300年—公元800年》

康儒博 著 罗启权 译 东方出版中心

美国汉学家康儒博教授近年来相继出版了两部研究中国战国后期至晚唐时期关于梦与做梦的文本的学术著作，分别是《中国梦境：公元前300年—公元800年》（以下简称《中国梦境》）和《中国的梦与自我修行：公元前300年—公元800年》（以下简称《中国的梦与自我修行》）。东方出版中心及时引进出版了译本，让中文学界能够更便捷地研读这两部优秀的汉学著作，实为嘉惠学林的好事。

康儒博长期关注中国古代与中古时期的神圣、灵异、鬼怪书写。在《中国梦境》出版之前，他已翻译和研究了一系列志怪小说，以及《神仙传》《冥祥记》《异苑》等文本。我想，翻译与研究的互相成就，以及表述转化与思想会通的回旋提升，应该是中国古典文献研究者的必经之路，有助于中西文明的交流互鉴。

从“怪力乱神”到世俗人间

在理论研究层面，康儒博的关注焦点多集中于孔子所谓“怪、力、乱、神”的领域，但他并不沉浸于奇幻世界作“假作真时真亦假”的重述，也不着意考证古人所思所写的内容是否真实客观，而是综合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呈现其社会化建构的整体脉络。

例如，《造仙：早期中古中国的异行者与社会记忆》聚焦求仙者的社会角色，以及关于求仙者的故事如何“造仙”，即考察古人如何通过特立独行的修行方式及社会记忆来创造“仙”文化。《中国梦境》则研究古人如何建构梦的形态或结构——一种关于梦文化的集体想象，涉及古人对梦的类型、意义、组成、功能的言说和想象，以及古人对梦的回应、梦在古人生活中所起的作用。眼前这本《中国的梦与自我修行》则聚焦于道、佛二教如何基于净化噩梦的目标，制定出一系列自我修行准则，以及修行者又如何将其付诸实践，并因而在实修群体中拥有社会化的梦生活等问题。康儒博希望通过探讨这些问题，从梦与自我修行的角度展现道、佛二教的教义和教派产生及演变的线索。

从关注领域和研究旨趣可知，由于康儒博一以贯之的研究路径是从古人的书写中挖掘其社会背景、社会根基、社会建构，因此在他笔下，神圣被拉到了人间，而那些精灵鬼怪，也被融入了世俗之中。显然，康儒博不仅重视上层精英文化，而且悉心探究更为广阔且同样精彩纷呈的下层民间宗教与社会文化，其思想因此在上下层文化的交汇处尽情驰骋。基于上述认知，便不难理解为什么康儒博两部研究梦的著作，可以在保持学术专业性的同时又具有相当的趣味性。

将梦划分为五种范式

康儒博的理论创造在于，他在《中国梦境》中，根据梦的构成要素和功能，将梦划分为净化、前瞻、到访、诊断和溢出五种范式，并在此范式之下，逐一审视中国古人对林林总总的梦与梦中自我之间关系予以秩序化的方式，揭示中国古人到底是如何生活在多种文化、多种自然、多个周围世界和多个经验世界之间的互渗之中的。

有趣的是，在《中国的梦与自我修行》中，康儒博只是略微提及前瞻和到访范式，而重点阐述了净化、诊断和溢出范式。在他看来，驱魔是净化的一种手段，所以驱魔范式应该被包含于净化范式之中。他以为，噩梦即为染污梦，它所涉及的领域并非善良与邪恶，而是洁净与染污。噩梦之所以被视为肮脏、恶心、不正当或染污，主要是因为它背离了人们日常可控秩序的内容，而衡量内容背离秩序与否的标准，是在特定实修群体甚至特定文化群体中设立的，因而具有社会性。

为了净化噩梦，神圣者制定了一系列自我修行准则。康儒博认为，这些准则对修行者有路可循地修行自我极有助益，更重要的是，它们让修行者得以维系其与实修群体和传统的关系，使他们保持自我的洁净性，因此仍然是实修群体中的一员，而非“他者”。他说：“在中古中国文化这样的语境中，重要的似乎是通过指导、自我省察与仪式实践来形成自我和建立派系……最重要的不是个体体验本身，而是实修群体中其他人对这些体验的解释与接受。”这样的观点富有洞见，也能找到坚实的文本支撑。

“庄周梦蝶”隐喻的深意

从《中国梦境》到《中国的梦与自我修行》，康儒博建构的梦范式的变化，诚然是他的研究视域转换到梦与自我修行的关系所造成的，但也是他在梦研究领域深耕不辍所获得学术精进的结果。据悉，他正在撰写第三部相关著作《自我修行者的宇宙》。我认为其可能的突破点有二：一是康儒博鲜有论述的儒家文本，二是公元800年之后更长时段的文本。关于前者，宋明理学家就明确将梦作为自我修行的场域——我们甚至可以追问：先秦儒家奉为圭臬的“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慎独”等思想，是否可以被视作“梦的加修时间”这一观念的源头？关于后者，晚唐以来的说梦遍布三教、民间文化与各种信仰之中，仍然有待梳理、讨论。

无独有偶，康儒博这两部著作都以“庄周梦蝶”的隐喻结尾。在《中国梦境》中，康儒博是为了阐明，古人（以及康儒博自己）绘制的所有中国梦境，其秩序从根本上讲都是相对的，难逃“物化”观的消解。在《中国的梦与自我修行》中，康儒博则是借助庄子泯然于梦醒之间的智慧，反思并松动自我修行准则对修行者的绑缚。我认为，在这个意义上，庄子彰显出一种更为彻底的哲学态度，而净化噩梦、诊断梦、通过梦而到访做梦者等思想则不免走向宗教，其间的转捩点引人深思。

最后，正如康儒博在《中国梦境》中所提醒的，关于梦的话语主要是实践性的，而不是理论性或客观性的。对梦的思考、写作、阅读和谈论，就像在上古和中古时期社会中的大多事物一样，在我们看来是“哲学的”，但对古人而言，却是一种生活技巧。关于梦的问题，总是与“如何更好地生活”等问题紧密相连。

《中国的梦与自我修行：公元前300年—公元800年》

康儒博 著 罗启权 译 东方出版中心

美国汉学家康儒博教授近年来相继出版了两部研究中国战国后期至晚唐时期关于梦与做梦的文本的学术著作，分别是《中国梦境：公元前300年—公元800年》（以下简称《中国梦境》）和《中国的梦与自我修行：公元前300年—公元800年》（以下简称《中国的梦与自我修行》）。东方出版中心及时引进出版了译本，让中文学界能够更便捷地研读这两部优秀的汉学著作，实为嘉惠学林的好事。

康儒博长期关注中国古代与中古时期的神圣、灵异、鬼怪书写。在《中国梦境》出版之前，他已翻译和研究了一系列志怪小说，以及《神仙传》《冥祥记》《异苑》等文本。我想，翻译与研究的互相成就，以及表述转化与思想会通的回旋提升，应该是中国古典文献研究者的必经之路，有助于中西文明的交流互鉴。

从“怪力乱神”到世俗人间

在理论研究层面，康儒博的关注焦点多集中于孔子所谓“怪、力、乱、神”的领域，但他并不沉浸于奇幻世界作“假作真时真亦假”的重述，也不着意考证古人所思所写的内容是否真实客观，而是综合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呈现其社会化建构的整体脉络。

例如，《造仙：早期中古中国的异行者与社会记忆》聚焦求仙者的社会角色，以及关于求仙者的故事如何“造仙”，即考察古人如何通过特立独行的修行方式及社会记忆来创造“仙”文化。《中国梦境》则研究古人如何建构梦的形态或结构——一种关于梦文化的集体想象，涉及古人对梦的类型、意义、组成、功能的言说和想象，以及古人对梦的回应、梦在古人生活中所起的作用。眼前这本《中国的梦与自我修行》则聚焦于道、佛二教如何基于净化噩梦的目标，制定出一系列自我修行准则，以及修行者又如何将其付诸实践，并因而在实修群体中拥有社会化的梦生活等问题。康儒博希望通过探讨这些问题，从梦与自我修行的角度展现道、佛二教的教义和教派产生及演变的线索。

从关注领域和研究旨趣可知，由于康儒博一以贯之的研究路径是从古人的书写中挖掘其社会背景、社会根基、社会建构，因此在他笔下，神圣被拉到了人间，而那些精灵鬼怪，也被融入了世俗之中。显然，康儒博不仅重视上层精英文化，而且悉心探究更为广阔且同样精彩纷呈的下层民间宗教与社会文化，其思想因此在上下层文化的交汇处尽情驰骋。基于上述认知，便不难理解为什么康儒博两部研究梦的著作，可以在保持学术专业性的同时又具有相当的趣味性。

将梦划分为五种范式

康儒博的理论创造在于，他在《中国梦境》中，根据梦的构成要素和功能，将梦划分为净化、前瞻、到访、诊断和溢出五种范式，并在此范式之下，逐一审视中国古人对林林总总的梦与梦中自我之间关系予以秩序化的方式，揭示中国古人到底是如何生活在多种文化、多种自然、多个周围世界和多个经验世界之间的互渗之中的。

有趣的是，在《中国的梦与自我修行》中，康儒博只是略微提及前瞻和到访范式，而重点阐述了净化、诊断和溢出范式。在他看来，驱魔是净化的一种手段，所以驱魔范式应该被包含于净化范式之中。他以为，噩梦即为染污梦，它所涉及的领域并非善良与邪恶，而是洁净与染污。噩梦之所以被视为肮脏、恶心、不正当或染污，主要是因为它背离了人们日常可控秩序的内容，而衡量内容背离秩序与否的标准，是在特定实修群体甚至特定文化群体中设立的，因而具有社会性。

为了净化噩梦，神圣者制定了一系列自我修行准则。康儒博认为，这些准则对修行者有路可循地修行自我极有助益，更重要的是，它们让修行者得以维系其与实修群体和传统的关系，使他们保持自我的洁净性，因此仍然是实修群体中的一员，而非“他者”。他说：“在中古中国文化这样的语境中，重要的似乎是通过指导、自我省察与仪式实践来形成自我和建立派系……最重要的不是个体体验本身，而是实修群体中其他人对这些体验的解释与接受。”这样的观点富有洞见，也能找到坚实的文本支撑。

“庄周梦蝶”隐喻的深意

从《中国梦境》到《中国的梦与自我修行》，康儒博建构的梦范式的变化，诚然是他的研究视域转换到梦与自我修行的关系所造成的，但也是他在梦研究领域深耕不辍所获得学术精进的结果。据悉，他正在撰写第三部相关著作《自我修行者的宇宙》。我认为其可能的突破点有二：一是康儒博鲜有论述的儒家文本，二是公元800年之后更长时段的文本。关于前者，宋明理学家就明确将梦作为自我修行的场域——我们甚至可以追问：先秦儒家奉为圭臬的“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慎独”等思想，是否可以被视作“梦的加修时间”这一观念的源头？关于后者，晚唐以来的说梦遍布三教、民间文化与各种信仰之中，仍然有待梳理、讨论。

无独有偶，康儒博这两部著作都以“庄周梦蝶”的隐喻结尾。在《中国梦境》中，康儒博是为了阐明，古人（以及康儒博自己）绘制的所有中国梦境，其秩序从根本上讲都是相对的，难逃“物化”观的消解。在《中国的梦与自我修行》中，康儒博则是借助庄子泯然于梦醒之间的智慧，反思并松动自我修行准则对修行者的绑缚。我认为，在这个意义上，庄子彰显出一种更为彻底的哲学态度，而净化噩梦、诊断梦、通过梦而到访做梦者等思想则不免走向宗教，其间的转捩点引人深思。

最后，正如康儒博在《中国梦境》中所提醒的，关于梦的话语主要是实践性的，而不是理论性或客观性的。对梦的思考、写作、阅读和谈论，就像在上古和中古时期社会中的大多事物一样，在我们看来是“哲学的”，但对古人而言，却是一种生活技巧。关于梦的问题，总是与“如何更好地生活”等问题紧密相连。

《中国的梦与自我修行：公元前300年—公元800年》

康儒博 著 罗启权 译 东方出版中心

美国汉学家康儒博教授近年来相继出版了两部研究中国战国后期至晚唐时期关于梦与做梦的文本的学术著作，分别是《中国梦境：公元前300年—公元800年》（以下简称《中国梦境》）和《中国的梦与自我修行：公元前300年—公元800年》（以下简称《中国的梦与自我修行》）。东方出版中心及时引进出版了译本，让中文学界能够更便捷地研读这两部优秀的汉学著作，实为嘉惠学林的好事。

康儒博长期关注中国古代与中古时期的神圣、灵异、鬼怪书写。在《中国梦境》出版之前，他已翻译和研究了一系列志怪小说，以及《神仙传》《冥祥记》《异苑》等文本。我想，翻译与研究的互相成就，以及表述转化与思想会通的回旋提升，应该是中国古典文献研究者的必经之路，有助于中西文明的交流互鉴。

从“怪力乱神”到世俗人间

在理论研究层面，康儒博的关注焦点多集中于孔子所谓“怪、力、乱、神”的领域，但他并不沉浸于奇幻世界作“假作真时真亦假”的重述，也不着意考证古人所思所写的内容是否真实客观，而是综合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呈现其社会化建构的整体脉络。

例如，《造仙：早期中古中国的异行者与社会记忆》聚焦求仙者的社会角色，以及关于求仙者的故事如何“造仙”，即考察古人如何通过特立独行的修行方式及社会记忆来创造“仙”文化。《中国梦境》则研究古人如何建构梦的形态或结构——一种关于梦文化的集体想象，涉及古人对梦的类型、意义、组成、功能的言说和想象，以及古人对梦的回应、梦在古人生活中所起的作用。眼前这本《中国的梦与自我修行》则聚焦于道、佛二教如何基于净化噩梦的目标，制定出一系列自我修行准则，以及修行者又如何将其付诸实践，并因而在实修群体中拥有社会化的梦生活等问题。康儒博希望通过探讨这些问题，从梦与自我修行的角度展现道、佛二教的教义和教派产生及演变的线索。

从关注领域和研究旨趣可知，由于康儒博一以贯之的研究路径是从古人的书写中挖掘其社会背景、社会根基、社会建构，因此在他笔下，神圣被拉到了人间，而那些精灵鬼怪，也被融入了世俗之中。显然，康儒博不仅重视上层精英文化，而且悉心探究更为广阔且同样精彩纷呈的下层民间宗教与社会文化，其思想因此在上下层文化的交汇处尽情驰骋。基于上述认知，便不难理解为什么康儒博两部研究梦的著作，可以在保持学术专业性的同时又具有相当的趣味性。

将梦划分为五种范式

康儒博的理论创造在于，他在《中国梦境》中，根据梦的构成要素和功能，将梦划分为净化、前瞻、到访、诊断和溢出五种范式，并在此范式之下，逐一审视中国古人对林林总总的梦与梦中自我之间关系予以秩序化的方式，揭示中国古人到底是如何生活在多种文化、多种自然、多个周围世界和多个经验世界之间的互渗之中的。

有趣的是，在《中国的梦与自我修行》中，康儒博只是略微提及前瞻和到访范式，而重点阐述了净化、诊断和溢出范式。在他看来，驱魔是净化的一种手段，所以驱魔范式应该被包含于净化范式之中。他以为，噩梦即为染污梦，它所涉及的领域并非善良与邪恶，而是洁净与染污。噩梦之所以被视为肮脏、恶心、不正当或染污，主要是因为它背离了人们日常可控秩序的内容，而衡量内容背离秩序与否的标准，是在特定实修群体甚至特定文化群体中设立的，因而具有社会性。

为了净化噩梦，神圣者制定了一系列自我修行准则。康儒博认为，这些准则对修行者有路可循地修行自我极有助益，更重要的是，它们让修行者得以维系其与实修群体和传统的关系，使他们保持自我的洁净性，因此仍然是实修群体中的一员，而非“他者”。他说：“在中古中国文化这样的语境中，重要的似乎是通过指导、自我省察与仪式实践来形成自我和建立派系……最重要的不是个体体验本身，而是实修群体中其他人对这些体验的解释与接受。”这样的观点富有洞见，也能找到坚实的文本支撑。

“庄周梦蝶”隐喻的深意

从《中国梦境》到《中国的梦与自我修行》，康儒博建构的梦范式的变化，诚然是他的研究视域转换到梦与自我修行的关系所造成的，但也是他在梦研究领域深耕不辍所获得学术精进的结果。据悉，他正在撰写第三部相关著作《自我修行者的宇宙》。我认为其可能的突破点有二：一是康儒博鲜有论述的儒家文本，二是公元800年之后更长时段的文本。关于前者，宋明理学家就明确将梦作为自我修行的场域——我们甚至可以追问：先秦儒家奉为圭臬的“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慎独”等思想，是否可以被视作“梦的加修时间”这一观念的源头？关于后者，晚唐以来的说梦遍布三教、民间文化与各种信仰之中，仍然有待梳理、讨论。

无独有偶，康儒博这两部著作都以“庄周梦蝶”的隐喻结尾。在《中国梦境》中，康儒博是为了阐明，古人（以及康儒博自己）绘制的所有中国梦境，其秩序从根本上讲都是相对的，难逃“物化”观的消解。在《中国的梦与自我修行》中，康儒博则是借助庄子泯然于梦醒之间的智慧，反思并松动自我修行准则对修行者的绑缚。我认为，在这个意义上，庄子彰显出一种更为彻底的哲学态度，而净化噩梦、诊断梦、通过梦而到访做梦者等思想则不免走向宗教，其间的转捩点引人深思。

最后，正如康儒博在《中国梦境》中所提醒的，关于梦的话语主要是实践性的，而不是理论性或客观性的。对梦的思考、写作、阅读和谈论，就像在上古和中古时期社会中的大多事物一样，在我们看来是“哲学的”，但对古人而言，却是一种生活技巧。关于梦的问题，总是与“如何更好地生活”等问题紧密相连。

《中国的梦与自我修行：公元前300年—公元800年》

康儒博 著 罗启权 译 东方出版中心

美国汉学家康儒博教授近年来相继出版了两部研究中国战国后期至晚唐时期关于梦与做梦的文本的学术著作，分别是《中国梦境：公元前300年—公元800年》（以下简称《中国梦境》）和《中国的梦与自我修行：公元前300年—公元800年》（以下简称《中国的梦与自我修行》）。东方出版中心及时引进出版了译本，让中文学界能够更便捷地研读这两部优秀的汉学著作，实为嘉惠学林的好事。

康儒博长期关注中国古代与中古时期的神圣、灵异、鬼怪书写。在《中国梦境》出版之前，他已翻译和研究了一系列志怪小说，以及《神仙传》《冥祥记》《异苑》等文本。我想，翻译与研究的互相成就，以及表述转化与思想会通的回旋提升，应该是中国古典文献研究者的必经之路，有助于中西文明的交流互鉴。

从“怪力乱神”到世俗人间

在理论研究层面，康儒博的关注焦点多集中于孔子所谓“怪、力、乱、神”的领域，但他并不沉浸于奇幻世界作“假作真时真亦假”的重述，也不着意考证古人所思所写的内容是否真实客观，而是综合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呈现其社会化建构的整体脉络。

例如，《造仙：早期中古中国的异行者与社会记忆》聚焦求仙者的社会角色，以及关于求仙者的故事如何“造仙”，即考察古人如何通过特立独行的修行方式及社会记忆来创造“仙”文化。《中国梦境》则研究古人如何建构梦的形态或结构——一种关于梦文化的集体想象，涉及古人对梦的类型、意义、组成、功能的言说和想象，以及古人对梦的回应、梦在古人生活中所起的作用。眼前这本《中国的梦与自我修行》则聚焦于道、佛二教如何基于净化噩梦的目标，制定出一系列自我修行准则，以及修行者又如何将其付诸实践，并因而在实修群体中拥有社会化的梦生活等问题。康儒博希望通过探讨这些问题，从梦与自我修行的角度展现道、佛二教的教义和教派产生及演变的线索。

从关注领域和研究旨趣可知，由于康儒博一以贯之的研究路径是从古人的书写中挖掘其社会背景、社会根基、社会建构，因此在他笔下，神圣被拉到了人间，而那些精灵鬼怪，也被融入了世俗之中。显然，康儒博不仅重视上层精英文化，而且悉心探究更为广阔且同样精彩纷呈的下层民间宗教与社会文化，其思想因此在上下层文化的交汇处尽情驰骋。基于上述认知，便不难理解为什么康儒博两部研究梦的著作，可以在保持学术专业性的同时又具有相当的趣味性。

将梦划分为五种范式

康儒博的理论创造在于，他在《中国梦境》中，根据梦的构成要素和功能，将梦划分为净化、前瞻、到访、诊断和溢出五种范式，并在此范式之下，逐一审视中国古人对林林总总的梦与梦中自我之间关系予以秩序化的方式，揭示中国古人到底是如何生活在多种文化、多种自然、多个周围世界和多个经验世界之间的互渗之中的。

有趣的是，在《中国的梦与自我修行》中，康儒博只是略微提及前瞻和到访范式，而重点阐述了净化、诊断和溢出范式。在他看来，驱魔是净化的一种手段，所以驱魔范式应该被包含于净化范式之中。他以为，噩梦即为染污梦，它所涉及的领域并非善良与邪恶，而是洁净与染污。噩梦之所以被视为肮脏、恶心、不正当或染污，主要是因为它背离了人们日常可控秩序的内容，而衡量内容背离秩序与否的标准，是在特定实修群体甚至特定文化群体中设立的，因而具有社会性。

为了净化噩梦，神圣者制定了一系列自我修行准则。康儒博认为，这些准则对修行者有路可循地修行自我极有助益，更重要的是，它们让修行者得以维系其与实修群体和传统的关系，使他们保持自我的洁净性，因此仍然是实修群体中的一员，而非“他者”。他说：“在中古中国文化这样的语境中，重要的似乎是通过指导、自我省察与仪式实践来形成自我和建立派系……最重要的不是个体体验本身，而是实修群体中其他人对这些体验的解释与接受。”这样的观点富有洞见，也能找到坚实的文本支撑。

“庄周梦蝶”隐喻的深意

从《中国梦境》到《中国的梦与自我修行》，康儒博建构的梦范式的变化，诚然是他的研究视域转换到梦与自我修行的关系所造成的，但也是他在梦研究领域深耕不辍所获得学术精进的结果。据悉，他正在撰写第三部相关著作《自我修行者的宇宙》。我认为其可能的突破点有二：一是康儒博鲜有论述的儒家文本，二是公元800年之后更长时段的文本。关于前者，宋明理学家就明确将梦作为自我修行的场域——我们甚至可以追问：先秦儒家奉为圭臬的“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慎独”等思想，是否可以被视作“梦的加修时间”这一观念的源头？关于后者，晚唐以来的说梦遍布三教、民间文化与各种信仰之中，仍然有待梳理、讨论。

无独有偶，康儒博这两部著作都以“庄周梦蝶”的隐喻结尾。在《中国梦境》中，康儒博是为了阐明，古人（以及康儒博自己）绘制的所有中国梦境，其秩序从根本上讲都是相对的，难逃“物化”观的消解。在《中国的梦与自我修行》中，康儒博则是借助庄子泯然于梦醒之间的智慧，反思并松动自我修行准则对修行者的绑缚。我认为，在这个意义上，庄子彰显出一种更为彻底的哲学态度，而净化噩梦、诊断梦、通过梦而到访做梦者等思想则不免走向宗教，其间的转捩点引人深思。

最后，正如康儒博在《中国梦境》中所提醒的，关于梦的话语主要是实践性的，而不是理论性或客观性的。对梦的思考、写作、阅读和谈论，就像在上古和中古时期社会中的大多事物一样，在我们看来是“哲学的”，但对古人而言，却是一种生活技巧。关于梦的问题，总是与“如何更好地生活”等问题紧密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