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8岁走出无穷无尽的山脊像海浪一样推涌的鄂西山区以后，我一直想去东北。

30多年前，我们镇上修建了一座横跨大河南北的索道桥，结束了两岸靠轮渡过河的历史。据学校老师说，铺在索道桥上的那些被锯得方方正正的木头叫红松，来自遥远的东北，来自大兴安岭。它们生长缓慢，异常结实，而且耐腐蚀。我到镇上念书后，多次到那座叫人望而生畏的索道桥上，怀着一颗好奇之心，小心翼翼地踩踏那些来自东北的红松。经过时间和风雨的侵蚀，它们裂出了闪电般的细小缝隙，有的甚至已经腐烂，但依然能承受住南来北往的车辆的重量。站在桥上凭栏远眺，我认真地想象过冰天雪地的东北，想象过大小兴安岭和长白山。念大学时，班上有好几位来自东北的同学，9月，南方还很炎热，可他们在老家已经穿上了秋裤和外套，返校的路上，随着绿皮火车哐当哐当一路往南行驶，他们不得不把秋裤和外套脱下来，重新过一遍夏天；元宵节后，南方已转暖，原野泛出鹅绿，花树含苞待放，可他们依然携带着一身风雪和凛冽寒意而来。这都让我惊奇。比这更叫人惊奇的是，据说如果有人有幸在森林里发现了被誉为“东北三宝”之首的人参，需用一根红头绳拴着，不然它会偷偷溜掉。人参有灵性，长着手和脚，并且能看懂人的心思，会把自己藏起来。而一棵人参把自己藏进森林，无异于一滴水把自己藏进海洋，哪里还寻得着呢？

这次去长白山，不为别的事，而是直奔人参而去，萦绕心头多年的谜底即将揭晓。

在我的想象中，生于长白山区长于长白山区的我相识多年的宗仁发先生会扮演向导的角色，带领我们深入绵延千里的长白山脉，在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里寻找“百草之王”。幸运的话，我们会在途中偶遇已故自然文学作家胡冬林先生长期跟踪和描写过的那些美丽生灵，甚至还会遭遇意想不到的危险。譬如在森林里冷不丁与一只黑熊撞个满怀，是跑还是不跑？这么想着的时候，早年看过的一部电视剧中，身手像豹子一样矫捷的满族青年努尔哈赤攀着藤蔓在悬崖峭壁上采参并与老虎搏斗的镜头跃出了脑海。

青年时代的宗仁发先生，想必也有一副好身手吧？他有那么魁梧的身材。可他并没有现身，我到达长春后，他特地发来信息说他人在大连无法前来。代替他来接待我们的是他的同事，也没有前往原始森林中寻觅人参的计划，而是带领我们沿着与504国道几乎重叠的长长的高速公路，径自往长春西南方向奔去。我们去了靖宇，又去了抚松。最开始，我难掩内心的失落。因为在我不间断的询问里，神秘的长白山一直矗立在可望而不可即的远方。但也正是在这两个县，我收获了许多在江南书斋里想象不出的地方性知识。这些知识既是关于人参的，也是关于人生的。

在流传于鄂西山区的民间故事中，人们习惯把人参、林芝一类的珍贵药材称之为“仙草”。传闻它们大都生长于终年云雾缭绕的天险之处，并有守护神如菩萨或灵兽相守。这正是去靖宇和抚松之前，我以为人参只生长在有熊出没的长白山里，而且可遇不可求的原因。可在与当地人的交谈中，我意外发现那鄂西山区的民间传说并非凭空杜撰，而是来源于生活。比如，长白山区就流传着许多与“守参蛇”有关的故事。这些故事告诫我们，有人参生长的地方，多半有灵蛇相守。如果你在山中万分有幸地发现了人参，尤其是那种生长了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的人参，千万不要轻举妄动，你得留意人参的守护神是否就在周边，以防它们对你发起致命的袭击。另外一个发现，意义则完全相反。它颠覆了此前我对于人参全部的想象，好像某种坚持了许多年的信念忽然发生了崩塌。那即是长白山区居然遍地都是人参。它们被种植在马路边一眼望不到尽头的参棚里，种植在林间空地上，种植在松林里。行驶在504国道或是鹤大高速上，不时可以望见参棚白色的影子在车窗外一闪而逝。不难想象，参农种植它们，就跟菜农种植蔬菜一样，跟我母亲在鄂西山区种植玉米和土豆一样。

这就是人参吗？我着实吃了一惊。物以稀为贵，当从何说起呢？成年累月地用参棚遮着挡着，它们该如何汲取日月之精华和天地之灵气？我俯下身来端详着它们，凝视着它们，摩挲着它们，仍然不敢相信它们就是传说中的人参。后来我在抚松县文化馆才了解到，中国人参的主产区并非一直是东北，而是从唐代开始，经历了一个比较漫长的东扩北移的过程，最终在明清两代时，由于“上党参已濒临灭绝”，长白山区才逐渐取代太行山、燕山和泰山山区，成为中国人参的主产区。而人参毕竟稀少，并且越挖越少，因此早在明代就开始被人工种植。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就说，种人参“如种菜法”。正是在“种参如种菜”的长白山区，我也才知道现在市面上的人参有园参、林下参和野山参之分。园参是大规模种植的，生长周期短，产量大；林下参是模拟野生环境而种植的，生长周期较长，产量相对较少；野山参则是纯野生，“目前仅在长白山保护区域及部分地方还有遗存”。那两日，我在参棚里看到的就是园参，在林间看到的则是林下参。

我还发现，在夏季凉爽宜人的长白山区，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是生动活泼的课堂。在靖宇县郊外的林下参栽培基地，有着40年人参种植经验的张进学老人给我们普及了不少知识：人参的种子发芽后，在地面长出一枚三片复叶的，叫“三花”；长出一枚五片掌状复叶的，叫“巴掌”；长出一对巴掌的，叫“二甲子”……他说，富有经验的人只需瞄一眼掌状复叶的多少，就能判断出人参的年龄。那么，有手有脚的人参到底会不会跑？面对一颗颗好奇之心，他耐心地揭开了谜底：可以说会，也可以说不会。你头一年在一个地方发现了一棵人参，第二年却不见了，不是它跑了，而是休眠了。人参对生长环境的要求非常苛刻，它可以选择生长，也可以选择休眠。一旦休眠，可能要两三年后才重新发芽，很有些任性。与张进学老人告别后，同是来自江南的庞余亮先生在车上抛出了一个问题：人参花是什么颜色的？一时众说纷纭，各执一词，就连主编过多年《参花》杂志的王怀宇先生竟然也怀疑起自己给出的答案了。

更多的知识来自博物馆。被誉为“中国人参之乡”的抚松县，建有一座人参博物馆。博物馆的门头很有创意，集齐了“参”字所有的写法。这座博物馆像是一本百科全书，几乎囊括了所有与人参相关的知识。事实上，在长白山区，在靖宇和抚松，那两日我们到访过的市场、文化产业园、农业园区、人参企业展厅乃至酒店大堂，都是一座座人参博物馆。比如，在抚松县文化馆，我不仅了解到长白山人参的采挖史和栽培史，还学到了一套进山采挖山参时“喊山”“接山”“应山”和“贺山”的行话。原来，“放山”有这么多的仪式，这么多规矩和禁忌。这些充满了民间智慧的采参习俗和与之相关的剪纸、泥塑、歌舞、民间故事以及“人参节”“老把头节”“开锅节”等节日一道，共同修建了一座无形的博物馆，它向着长白山敞开、向着旷野敞开、向着生活敞开。

彼时的南方已经烈火烹油，嗞嗞冒烟，而在东北，白天即便顶着日头行走也感觉不到热，晚上睡觉还需盖被子，真叫人乐不思蜀。不知为什么，想起这片土地，我就会想起从长春前往靖宇的途中，从车窗里瞥见的那些正在拔节的玉米苗。南方的玉米已经扬花灌浆了，可它们还在长个子。到了收获的季节，它们会不会被运往南方？我还会想起，松花江的鱼那么鲜嫩可口，别有一番滋味萦绕在心头，吃了那些鱼就像是咕咚咕咚饮下了那条江的水。松花江啊波浪宽，多少故事流淌其中。当然也有小小的遗憾，那就是我到了长白山区，却没有真正深入林区。我想去看一看红松林，可转念一想，这有什么重要呢？你真的没有去过吗？

那一日，在抚松县图书馆，馆长请军旅诗人王久辛为图书馆留下一幅墨宝。只见诗人略作沉思，挥毫写下三个飘逸俊朗的大字：藏无尽。我记住了这三个字，它们像种子一样扎根在了我的心里。我想，它们所蕴含的无限丰富的含义，不仅仅与一座具有藏书功能的图书馆高度契合，也与孕育百川的长白山和脚下这片生生不息的黑土地高度契合。

自从18岁走出无穷无尽的山脊像海浪一样推涌的鄂西山区以后，我一直想去东北。

30多年前，我们镇上修建了一座横跨大河南北的索道桥，结束了两岸靠轮渡过河的历史。据学校老师说，铺在索道桥上的那些被锯得方方正正的木头叫红松，来自遥远的东北，来自大兴安岭。它们生长缓慢，异常结实，而且耐腐蚀。我到镇上念书后，多次到那座叫人望而生畏的索道桥上，怀着一颗好奇之心，小心翼翼地踩踏那些来自东北的红松。经过时间和风雨的侵蚀，它们裂出了闪电般的细小缝隙，有的甚至已经腐烂，但依然能承受住南来北往的车辆的重量。站在桥上凭栏远眺，我认真地想象过冰天雪地的东北，想象过大小兴安岭和长白山。念大学时，班上有好几位来自东北的同学，9月，南方还很炎热，可他们在老家已经穿上了秋裤和外套，返校的路上，随着绿皮火车哐当哐当一路往南行驶，他们不得不把秋裤和外套脱下来，重新过一遍夏天；元宵节后，南方已转暖，原野泛出鹅绿，花树含苞待放，可他们依然携带着一身风雪和凛冽寒意而来。这都让我惊奇。比这更叫人惊奇的是，据说如果有人有幸在森林里发现了被誉为“东北三宝”之首的人参，需用一根红头绳拴着，不然它会偷偷溜掉。人参有灵性，长着手和脚，并且能看懂人的心思，会把自己藏起来。而一棵人参把自己藏进森林，无异于一滴水把自己藏进海洋，哪里还寻得着呢？

这次去长白山，不为别的事，而是直奔人参而去，萦绕心头多年的谜底即将揭晓。

在我的想象中，生于长白山区长于长白山区的我相识多年的宗仁发先生会扮演向导的角色，带领我们深入绵延千里的长白山脉，在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里寻找“百草之王”。幸运的话，我们会在途中偶遇已故自然文学作家胡冬林先生长期跟踪和描写过的那些美丽生灵，甚至还会遭遇意想不到的危险。譬如在森林里冷不丁与一只黑熊撞个满怀，是跑还是不跑？这么想着的时候，早年看过的一部电视剧中，身手像豹子一样矫捷的满族青年努尔哈赤攀着藤蔓在悬崖峭壁上采参并与老虎搏斗的镜头跃出了脑海。

青年时代的宗仁发先生，想必也有一副好身手吧？他有那么魁梧的身材。可他并没有现身，我到达长春后，他特地发来信息说他人在大连无法前来。代替他来接待我们的是他的同事，也没有前往原始森林中寻觅人参的计划，而是带领我们沿着与504国道几乎重叠的长长的高速公路，径自往长春西南方向奔去。我们去了靖宇，又去了抚松。最开始，我难掩内心的失落。因为在我不间断的询问里，神秘的长白山一直矗立在可望而不可即的远方。但也正是在这两个县，我收获了许多在江南书斋里想象不出的地方性知识。这些知识既是关于人参的，也是关于人生的。

在流传于鄂西山区的民间故事中，人们习惯把人参、林芝一类的珍贵药材称之为“仙草”。传闻它们大都生长于终年云雾缭绕的天险之处，并有守护神如菩萨或灵兽相守。这正是去靖宇和抚松之前，我以为人参只生长在有熊出没的长白山里，而且可遇不可求的原因。可在与当地人的交谈中，我意外发现那鄂西山区的民间传说并非凭空杜撰，而是来源于生活。比如，长白山区就流传着许多与“守参蛇”有关的故事。这些故事告诫我们，有人参生长的地方，多半有灵蛇相守。如果你在山中万分有幸地发现了人参，尤其是那种生长了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的人参，千万不要轻举妄动，你得留意人参的守护神是否就在周边，以防它们对你发起致命的袭击。另外一个发现，意义则完全相反。它颠覆了此前我对于人参全部的想象，好像某种坚持了许多年的信念忽然发生了崩塌。那即是长白山区居然遍地都是人参。它们被种植在马路边一眼望不到尽头的参棚里，种植在林间空地上，种植在松林里。行驶在504国道或是鹤大高速上，不时可以望见参棚白色的影子在车窗外一闪而逝。不难想象，参农种植它们，就跟菜农种植蔬菜一样，跟我母亲在鄂西山区种植玉米和土豆一样。

这就是人参吗？我着实吃了一惊。物以稀为贵，当从何说起呢？成年累月地用参棚遮着挡着，它们该如何汲取日月之精华和天地之灵气？我俯下身来端详着它们，凝视着它们，摩挲着它们，仍然不敢相信它们就是传说中的人参。后来我在抚松县文化馆才了解到，中国人参的主产区并非一直是东北，而是从唐代开始，经历了一个比较漫长的东扩北移的过程，最终在明清两代时，由于“上党参已濒临灭绝”，长白山区才逐渐取代太行山、燕山和泰山山区，成为中国人参的主产区。而人参毕竟稀少，并且越挖越少，因此早在明代就开始被人工种植。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就说，种人参“如种菜法”。正是在“种参如种菜”的长白山区，我也才知道现在市面上的人参有园参、林下参和野山参之分。园参是大规模种植的，生长周期短，产量大；林下参是模拟野生环境而种植的，生长周期较长，产量相对较少；野山参则是纯野生，“目前仅在长白山保护区域及部分地方还有遗存”。那两日，我在参棚里看到的就是园参，在林间看到的则是林下参。

我还发现，在夏季凉爽宜人的长白山区，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是生动活泼的课堂。在靖宇县郊外的林下参栽培基地，有着40年人参种植经验的张进学老人给我们普及了不少知识：人参的种子发芽后，在地面长出一枚三片复叶的，叫“三花”；长出一枚五片掌状复叶的，叫“巴掌”；长出一对巴掌的，叫“二甲子”……他说，富有经验的人只需瞄一眼掌状复叶的多少，就能判断出人参的年龄。那么，有手有脚的人参到底会不会跑？面对一颗颗好奇之心，他耐心地揭开了谜底：可以说会，也可以说不会。你头一年在一个地方发现了一棵人参，第二年却不见了，不是它跑了，而是休眠了。人参对生长环境的要求非常苛刻，它可以选择生长，也可以选择休眠。一旦休眠，可能要两三年后才重新发芽，很有些任性。与张进学老人告别后，同是来自江南的庞余亮先生在车上抛出了一个问题：人参花是什么颜色的？一时众说纷纭，各执一词，就连主编过多年《参花》杂志的王怀宇先生竟然也怀疑起自己给出的答案了。

更多的知识来自博物馆。被誉为“中国人参之乡”的抚松县，建有一座人参博物馆。博物馆的门头很有创意，集齐了“参”字所有的写法。这座博物馆像是一本百科全书，几乎囊括了所有与人参相关的知识。事实上，在长白山区，在靖宇和抚松，那两日我们到访过的市场、文化产业园、农业园区、人参企业展厅乃至酒店大堂，都是一座座人参博物馆。比如，在抚松县文化馆，我不仅了解到长白山人参的采挖史和栽培史，还学到了一套进山采挖山参时“喊山”“接山”“应山”和“贺山”的行话。原来，“放山”有这么多的仪式，这么多规矩和禁忌。这些充满了民间智慧的采参习俗和与之相关的剪纸、泥塑、歌舞、民间故事以及“人参节”“老把头节”“开锅节”等节日一道，共同修建了一座无形的博物馆，它向着长白山敞开、向着旷野敞开、向着生活敞开。

彼时的南方已经烈火烹油，嗞嗞冒烟，而在东北，白天即便顶着日头行走也感觉不到热，晚上睡觉还需盖被子，真叫人乐不思蜀。不知为什么，想起这片土地，我就会想起从长春前往靖宇的途中，从车窗里瞥见的那些正在拔节的玉米苗。南方的玉米已经扬花灌浆了，可它们还在长个子。到了收获的季节，它们会不会被运往南方？我还会想起，松花江的鱼那么鲜嫩可口，别有一番滋味萦绕在心头，吃了那些鱼就像是咕咚咕咚饮下了那条江的水。松花江啊波浪宽，多少故事流淌其中。当然也有小小的遗憾，那就是我到了长白山区，却没有真正深入林区。我想去看一看红松林，可转念一想，这有什么重要呢？你真的没有去过吗？

那一日，在抚松县图书馆，馆长请军旅诗人王久辛为图书馆留下一幅墨宝。只见诗人略作沉思，挥毫写下三个飘逸俊朗的大字：藏无尽。我记住了这三个字，它们像种子一样扎根在了我的心里。我想，它们所蕴含的无限丰富的含义，不仅仅与一座具有藏书功能的图书馆高度契合，也与孕育百川的长白山和脚下这片生生不息的黑土地高度契合。

自从18岁走出无穷无尽的山脊像海浪一样推涌的鄂西山区以后，我一直想去东北。

30多年前，我们镇上修建了一座横跨大河南北的索道桥，结束了两岸靠轮渡过河的历史。据学校老师说，铺在索道桥上的那些被锯得方方正正的木头叫红松，来自遥远的东北，来自大兴安岭。它们生长缓慢，异常结实，而且耐腐蚀。我到镇上念书后，多次到那座叫人望而生畏的索道桥上，怀着一颗好奇之心，小心翼翼地踩踏那些来自东北的红松。经过时间和风雨的侵蚀，它们裂出了闪电般的细小缝隙，有的甚至已经腐烂，但依然能承受住南来北往的车辆的重量。站在桥上凭栏远眺，我认真地想象过冰天雪地的东北，想象过大小兴安岭和长白山。念大学时，班上有好几位来自东北的同学，9月，南方还很炎热，可他们在老家已经穿上了秋裤和外套，返校的路上，随着绿皮火车哐当哐当一路往南行驶，他们不得不把秋裤和外套脱下来，重新过一遍夏天；元宵节后，南方已转暖，原野泛出鹅绿，花树含苞待放，可他们依然携带着一身风雪和凛冽寒意而来。这都让我惊奇。比这更叫人惊奇的是，据说如果有人有幸在森林里发现了被誉为“东北三宝”之首的人参，需用一根红头绳拴着，不然它会偷偷溜掉。人参有灵性，长着手和脚，并且能看懂人的心思，会把自己藏起来。而一棵人参把自己藏进森林，无异于一滴水把自己藏进海洋，哪里还寻得着呢？

这次去长白山，不为别的事，而是直奔人参而去，萦绕心头多年的谜底即将揭晓。

在我的想象中，生于长白山区长于长白山区的我相识多年的宗仁发先生会扮演向导的角色，带领我们深入绵延千里的长白山脉，在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里寻找“百草之王”。幸运的话，我们会在途中偶遇已故自然文学作家胡冬林先生长期跟踪和描写过的那些美丽生灵，甚至还会遭遇意想不到的危险。譬如在森林里冷不丁与一只黑熊撞个满怀，是跑还是不跑？这么想着的时候，早年看过的一部电视剧中，身手像豹子一样矫捷的满族青年努尔哈赤攀着藤蔓在悬崖峭壁上采参并与老虎搏斗的镜头跃出了脑海。

青年时代的宗仁发先生，想必也有一副好身手吧？他有那么魁梧的身材。可他并没有现身，我到达长春后，他特地发来信息说他人在大连无法前来。代替他来接待我们的是他的同事，也没有前往原始森林中寻觅人参的计划，而是带领我们沿着与504国道几乎重叠的长长的高速公路，径自往长春西南方向奔去。我们去了靖宇，又去了抚松。最开始，我难掩内心的失落。因为在我不间断的询问里，神秘的长白山一直矗立在可望而不可即的远方。但也正是在这两个县，我收获了许多在江南书斋里想象不出的地方性知识。这些知识既是关于人参的，也是关于人生的。

在流传于鄂西山区的民间故事中，人们习惯把人参、林芝一类的珍贵药材称之为“仙草”。传闻它们大都生长于终年云雾缭绕的天险之处，并有守护神如菩萨或灵兽相守。这正是去靖宇和抚松之前，我以为人参只生长在有熊出没的长白山里，而且可遇不可求的原因。可在与当地人的交谈中，我意外发现那鄂西山区的民间传说并非凭空杜撰，而是来源于生活。比如，长白山区就流传着许多与“守参蛇”有关的故事。这些故事告诫我们，有人参生长的地方，多半有灵蛇相守。如果你在山中万分有幸地发现了人参，尤其是那种生长了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的人参，千万不要轻举妄动，你得留意人参的守护神是否就在周边，以防它们对你发起致命的袭击。另外一个发现，意义则完全相反。它颠覆了此前我对于人参全部的想象，好像某种坚持了许多年的信念忽然发生了崩塌。那即是长白山区居然遍地都是人参。它们被种植在马路边一眼望不到尽头的参棚里，种植在林间空地上，种植在松林里。行驶在504国道或是鹤大高速上，不时可以望见参棚白色的影子在车窗外一闪而逝。不难想象，参农种植它们，就跟菜农种植蔬菜一样，跟我母亲在鄂西山区种植玉米和土豆一样。

这就是人参吗？我着实吃了一惊。物以稀为贵，当从何说起呢？成年累月地用参棚遮着挡着，它们该如何汲取日月之精华和天地之灵气？我俯下身来端详着它们，凝视着它们，摩挲着它们，仍然不敢相信它们就是传说中的人参。后来我在抚松县文化馆才了解到，中国人参的主产区并非一直是东北，而是从唐代开始，经历了一个比较漫长的东扩北移的过程，最终在明清两代时，由于“上党参已濒临灭绝”，长白山区才逐渐取代太行山、燕山和泰山山区，成为中国人参的主产区。而人参毕竟稀少，并且越挖越少，因此早在明代就开始被人工种植。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就说，种人参“如种菜法”。正是在“种参如种菜”的长白山区，我也才知道现在市面上的人参有园参、林下参和野山参之分。园参是大规模种植的，生长周期短，产量大；林下参是模拟野生环境而种植的，生长周期较长，产量相对较少；野山参则是纯野生，“目前仅在长白山保护区域及部分地方还有遗存”。那两日，我在参棚里看到的就是园参，在林间看到的则是林下参。

我还发现，在夏季凉爽宜人的长白山区，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是生动活泼的课堂。在靖宇县郊外的林下参栽培基地，有着40年人参种植经验的张进学老人给我们普及了不少知识：人参的种子发芽后，在地面长出一枚三片复叶的，叫“三花”；长出一枚五片掌状复叶的，叫“巴掌”；长出一对巴掌的，叫“二甲子”……他说，富有经验的人只需瞄一眼掌状复叶的多少，就能判断出人参的年龄。那么，有手有脚的人参到底会不会跑？面对一颗颗好奇之心，他耐心地揭开了谜底：可以说会，也可以说不会。你头一年在一个地方发现了一棵人参，第二年却不见了，不是它跑了，而是休眠了。人参对生长环境的要求非常苛刻，它可以选择生长，也可以选择休眠。一旦休眠，可能要两三年后才重新发芽，很有些任性。与张进学老人告别后，同是来自江南的庞余亮先生在车上抛出了一个问题：人参花是什么颜色的？一时众说纷纭，各执一词，就连主编过多年《参花》杂志的王怀宇先生竟然也怀疑起自己给出的答案了。

更多的知识来自博物馆。被誉为“中国人参之乡”的抚松县，建有一座人参博物馆。博物馆的门头很有创意，集齐了“参”字所有的写法。这座博物馆像是一本百科全书，几乎囊括了所有与人参相关的知识。事实上，在长白山区，在靖宇和抚松，那两日我们到访过的市场、文化产业园、农业园区、人参企业展厅乃至酒店大堂，都是一座座人参博物馆。比如，在抚松县文化馆，我不仅了解到长白山人参的采挖史和栽培史，还学到了一套进山采挖山参时“喊山”“接山”“应山”和“贺山”的行话。原来，“放山”有这么多的仪式，这么多规矩和禁忌。这些充满了民间智慧的采参习俗和与之相关的剪纸、泥塑、歌舞、民间故事以及“人参节”“老把头节”“开锅节”等节日一道，共同修建了一座无形的博物馆，它向着长白山敞开、向着旷野敞开、向着生活敞开。

彼时的南方已经烈火烹油，嗞嗞冒烟，而在东北，白天即便顶着日头行走也感觉不到热，晚上睡觉还需盖被子，真叫人乐不思蜀。不知为什么，想起这片土地，我就会想起从长春前往靖宇的途中，从车窗里瞥见的那些正在拔节的玉米苗。南方的玉米已经扬花灌浆了，可它们还在长个子。到了收获的季节，它们会不会被运往南方？我还会想起，松花江的鱼那么鲜嫩可口，别有一番滋味萦绕在心头，吃了那些鱼就像是咕咚咕咚饮下了那条江的水。松花江啊波浪宽，多少故事流淌其中。当然也有小小的遗憾，那就是我到了长白山区，却没有真正深入林区。我想去看一看红松林，可转念一想，这有什么重要呢？你真的没有去过吗？

那一日，在抚松县图书馆，馆长请军旅诗人王久辛为图书馆留下一幅墨宝。只见诗人略作沉思，挥毫写下三个飘逸俊朗的大字：藏无尽。我记住了这三个字，它们像种子一样扎根在了我的心里。我想，它们所蕴含的无限丰富的含义，不仅仅与一座具有藏书功能的图书馆高度契合，也与孕育百川的长白山和脚下这片生生不息的黑土地高度契合。

自从18岁走出无穷无尽的山脊像海浪一样推涌的鄂西山区以后，我一直想去东北。

30多年前，我们镇上修建了一座横跨大河南北的索道桥，结束了两岸靠轮渡过河的历史。据学校老师说，铺在索道桥上的那些被锯得方方正正的木头叫红松，来自遥远的东北，来自大兴安岭。它们生长缓慢，异常结实，而且耐腐蚀。我到镇上念书后，多次到那座叫人望而生畏的索道桥上，怀着一颗好奇之心，小心翼翼地踩踏那些来自东北的红松。经过时间和风雨的侵蚀，它们裂出了闪电般的细小缝隙，有的甚至已经腐烂，但依然能承受住南来北往的车辆的重量。站在桥上凭栏远眺，我认真地想象过冰天雪地的东北，想象过大小兴安岭和长白山。念大学时，班上有好几位来自东北的同学，9月，南方还很炎热，可他们在老家已经穿上了秋裤和外套，返校的路上，随着绿皮火车哐当哐当一路往南行驶，他们不得不把秋裤和外套脱下来，重新过一遍夏天；元宵节后，南方已转暖，原野泛出鹅绿，花树含苞待放，可他们依然携带着一身风雪和凛冽寒意而来。这都让我惊奇。比这更叫人惊奇的是，据说如果有人有幸在森林里发现了被誉为“东北三宝”之首的人参，需用一根红头绳拴着，不然它会偷偷溜掉。人参有灵性，长着手和脚，并且能看懂人的心思，会把自己藏起来。而一棵人参把自己藏进森林，无异于一滴水把自己藏进海洋，哪里还寻得着呢？

这次去长白山，不为别的事，而是直奔人参而去，萦绕心头多年的谜底即将揭晓。

在我的想象中，生于长白山区长于长白山区的我相识多年的宗仁发先生会扮演向导的角色，带领我们深入绵延千里的长白山脉，在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里寻找“百草之王”。幸运的话，我们会在途中偶遇已故自然文学作家胡冬林先生长期跟踪和描写过的那些美丽生灵，甚至还会遭遇意想不到的危险。譬如在森林里冷不丁与一只黑熊撞个满怀，是跑还是不跑？这么想着的时候，早年看过的一部电视剧中，身手像豹子一样矫捷的满族青年努尔哈赤攀着藤蔓在悬崖峭壁上采参并与老虎搏斗的镜头跃出了脑海。

青年时代的宗仁发先生，想必也有一副好身手吧？他有那么魁梧的身材。可他并没有现身，我到达长春后，他特地发来信息说他人在大连无法前来。代替他来接待我们的是他的同事，也没有前往原始森林中寻觅人参的计划，而是带领我们沿着与504国道几乎重叠的长长的高速公路，径自往长春西南方向奔去。我们去了靖宇，又去了抚松。最开始，我难掩内心的失落。因为在我不间断的询问里，神秘的长白山一直矗立在可望而不可即的远方。但也正是在这两个县，我收获了许多在江南书斋里想象不出的地方性知识。这些知识既是关于人参的，也是关于人生的。

在流传于鄂西山区的民间故事中，人们习惯把人参、林芝一类的珍贵药材称之为“仙草”。传闻它们大都生长于终年云雾缭绕的天险之处，并有守护神如菩萨或灵兽相守。这正是去靖宇和抚松之前，我以为人参只生长在有熊出没的长白山里，而且可遇不可求的原因。可在与当地人的交谈中，我意外发现那鄂西山区的民间传说并非凭空杜撰，而是来源于生活。比如，长白山区就流传着许多与“守参蛇”有关的故事。这些故事告诫我们，有人参生长的地方，多半有灵蛇相守。如果你在山中万分有幸地发现了人参，尤其是那种生长了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的人参，千万不要轻举妄动，你得留意人参的守护神是否就在周边，以防它们对你发起致命的袭击。另外一个发现，意义则完全相反。它颠覆了此前我对于人参全部的想象，好像某种坚持了许多年的信念忽然发生了崩塌。那即是长白山区居然遍地都是人参。它们被种植在马路边一眼望不到尽头的参棚里，种植在林间空地上，种植在松林里。行驶在504国道或是鹤大高速上，不时可以望见参棚白色的影子在车窗外一闪而逝。不难想象，参农种植它们，就跟菜农种植蔬菜一样，跟我母亲在鄂西山区种植玉米和土豆一样。

这就是人参吗？我着实吃了一惊。物以稀为贵，当从何说起呢？成年累月地用参棚遮着挡着，它们该如何汲取日月之精华和天地之灵气？我俯下身来端详着它们，凝视着它们，摩挲着它们，仍然不敢相信它们就是传说中的人参。后来我在抚松县文化馆才了解到，中国人参的主产区并非一直是东北，而是从唐代开始，经历了一个比较漫长的东扩北移的过程，最终在明清两代时，由于“上党参已濒临灭绝”，长白山区才逐渐取代太行山、燕山和泰山山区，成为中国人参的主产区。而人参毕竟稀少，并且越挖越少，因此早在明代就开始被人工种植。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就说，种人参“如种菜法”。正是在“种参如种菜”的长白山区，我也才知道现在市面上的人参有园参、林下参和野山参之分。园参是大规模种植的，生长周期短，产量大；林下参是模拟野生环境而种植的，生长周期较长，产量相对较少；野山参则是纯野生，“目前仅在长白山保护区域及部分地方还有遗存”。那两日，我在参棚里看到的就是园参，在林间看到的则是林下参。

我还发现，在夏季凉爽宜人的长白山区，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是生动活泼的课堂。在靖宇县郊外的林下参栽培基地，有着40年人参种植经验的张进学老人给我们普及了不少知识：人参的种子发芽后，在地面长出一枚三片复叶的，叫“三花”；长出一枚五片掌状复叶的，叫“巴掌”；长出一对巴掌的，叫“二甲子”……他说，富有经验的人只需瞄一眼掌状复叶的多少，就能判断出人参的年龄。那么，有手有脚的人参到底会不会跑？面对一颗颗好奇之心，他耐心地揭开了谜底：可以说会，也可以说不会。你头一年在一个地方发现了一棵人参，第二年却不见了，不是它跑了，而是休眠了。人参对生长环境的要求非常苛刻，它可以选择生长，也可以选择休眠。一旦休眠，可能要两三年后才重新发芽，很有些任性。与张进学老人告别后，同是来自江南的庞余亮先生在车上抛出了一个问题：人参花是什么颜色的？一时众说纷纭，各执一词，就连主编过多年《参花》杂志的王怀宇先生竟然也怀疑起自己给出的答案了。

更多的知识来自博物馆。被誉为“中国人参之乡”的抚松县，建有一座人参博物馆。博物馆的门头很有创意，集齐了“参”字所有的写法。这座博物馆像是一本百科全书，几乎囊括了所有与人参相关的知识。事实上，在长白山区，在靖宇和抚松，那两日我们到访过的市场、文化产业园、农业园区、人参企业展厅乃至酒店大堂，都是一座座人参博物馆。比如，在抚松县文化馆，我不仅了解到长白山人参的采挖史和栽培史，还学到了一套进山采挖山参时“喊山”“接山”“应山”和“贺山”的行话。原来，“放山”有这么多的仪式，这么多规矩和禁忌。这些充满了民间智慧的采参习俗和与之相关的剪纸、泥塑、歌舞、民间故事以及“人参节”“老把头节”“开锅节”等节日一道，共同修建了一座无形的博物馆，它向着长白山敞开、向着旷野敞开、向着生活敞开。

彼时的南方已经烈火烹油，嗞嗞冒烟，而在东北，白天即便顶着日头行走也感觉不到热，晚上睡觉还需盖被子，真叫人乐不思蜀。不知为什么，想起这片土地，我就会想起从长春前往靖宇的途中，从车窗里瞥见的那些正在拔节的玉米苗。南方的玉米已经扬花灌浆了，可它们还在长个子。到了收获的季节，它们会不会被运往南方？我还会想起，松花江的鱼那么鲜嫩可口，别有一番滋味萦绕在心头，吃了那些鱼就像是咕咚咕咚饮下了那条江的水。松花江啊波浪宽，多少故事流淌其中。当然也有小小的遗憾，那就是我到了长白山区，却没有真正深入林区。我想去看一看红松林，可转念一想，这有什么重要呢？你真的没有去过吗？

那一日，在抚松县图书馆，馆长请军旅诗人王久辛为图书馆留下一幅墨宝。只见诗人略作沉思，挥毫写下三个飘逸俊朗的大字：藏无尽。我记住了这三个字，它们像种子一样扎根在了我的心里。我想，它们所蕴含的无限丰富的含义，不仅仅与一座具有藏书功能的图书馆高度契合，也与孕育百川的长白山和脚下这片生生不息的黑土地高度契合。

自从18岁走出无穷无尽的山脊像海浪一样推涌的鄂西山区以后，我一直想去东北。

30多年前，我们镇上修建了一座横跨大河南北的索道桥，结束了两岸靠轮渡过河的历史。据学校老师说，铺在索道桥上的那些被锯得方方正正的木头叫红松，来自遥远的东北，来自大兴安岭。它们生长缓慢，异常结实，而且耐腐蚀。我到镇上念书后，多次到那座叫人望而生畏的索道桥上，怀着一颗好奇之心，小心翼翼地踩踏那些来自东北的红松。经过时间和风雨的侵蚀，它们裂出了闪电般的细小缝隙，有的甚至已经腐烂，但依然能承受住南来北往的车辆的重量。站在桥上凭栏远眺，我认真地想象过冰天雪地的东北，想象过大小兴安岭和长白山。念大学时，班上有好几位来自东北的同学，9月，南方还很炎热，可他们在老家已经穿上了秋裤和外套，返校的路上，随着绿皮火车哐当哐当一路往南行驶，他们不得不把秋裤和外套脱下来，重新过一遍夏天；元宵节后，南方已转暖，原野泛出鹅绿，花树含苞待放，可他们依然携带着一身风雪和凛冽寒意而来。这都让我惊奇。比这更叫人惊奇的是，据说如果有人有幸在森林里发现了被誉为“东北三宝”之首的人参，需用一根红头绳拴着，不然它会偷偷溜掉。人参有灵性，长着手和脚，并且能看懂人的心思，会把自己藏起来。而一棵人参把自己藏进森林，无异于一滴水把自己藏进海洋，哪里还寻得着呢？

这次去长白山，不为别的事，而是直奔人参而去，萦绕心头多年的谜底即将揭晓。

在我的想象中，生于长白山区长于长白山区的我相识多年的宗仁发先生会扮演向导的角色，带领我们深入绵延千里的长白山脉，在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里寻找“百草之王”。幸运的话，我们会在途中偶遇已故自然文学作家胡冬林先生长期跟踪和描写过的那些美丽生灵，甚至还会遭遇意想不到的危险。譬如在森林里冷不丁与一只黑熊撞个满怀，是跑还是不跑？这么想着的时候，早年看过的一部电视剧中，身手像豹子一样矫捷的满族青年努尔哈赤攀着藤蔓在悬崖峭壁上采参并与老虎搏斗的镜头跃出了脑海。

青年时代的宗仁发先生，想必也有一副好身手吧？他有那么魁梧的身材。可他并没有现身，我到达长春后，他特地发来信息说他人在大连无法前来。代替他来接待我们的是他的同事，也没有前往原始森林中寻觅人参的计划，而是带领我们沿着与504国道几乎重叠的长长的高速公路，径自往长春西南方向奔去。我们去了靖宇，又去了抚松。最开始，我难掩内心的失落。因为在我不间断的询问里，神秘的长白山一直矗立在可望而不可即的远方。但也正是在这两个县，我收获了许多在江南书斋里想象不出的地方性知识。这些知识既是关于人参的，也是关于人生的。

在流传于鄂西山区的民间故事中，人们习惯把人参、林芝一类的珍贵药材称之为“仙草”。传闻它们大都生长于终年云雾缭绕的天险之处，并有守护神如菩萨或灵兽相守。这正是去靖宇和抚松之前，我以为人参只生长在有熊出没的长白山里，而且可遇不可求的原因。可在与当地人的交谈中，我意外发现那鄂西山区的民间传说并非凭空杜撰，而是来源于生活。比如，长白山区就流传着许多与“守参蛇”有关的故事。这些故事告诫我们，有人参生长的地方，多半有灵蛇相守。如果你在山中万分有幸地发现了人参，尤其是那种生长了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的人参，千万不要轻举妄动，你得留意人参的守护神是否就在周边，以防它们对你发起致命的袭击。另外一个发现，意义则完全相反。它颠覆了此前我对于人参全部的想象，好像某种坚持了许多年的信念忽然发生了崩塌。那即是长白山区居然遍地都是人参。它们被种植在马路边一眼望不到尽头的参棚里，种植在林间空地上，种植在松林里。行驶在504国道或是鹤大高速上，不时可以望见参棚白色的影子在车窗外一闪而逝。不难想象，参农种植它们，就跟菜农种植蔬菜一样，跟我母亲在鄂西山区种植玉米和土豆一样。

这就是人参吗？我着实吃了一惊。物以稀为贵，当从何说起呢？成年累月地用参棚遮着挡着，它们该如何汲取日月之精华和天地之灵气？我俯下身来端详着它们，凝视着它们，摩挲着它们，仍然不敢相信它们就是传说中的人参。后来我在抚松县文化馆才了解到，中国人参的主产区并非一直是东北，而是从唐代开始，经历了一个比较漫长的东扩北移的过程，最终在明清两代时，由于“上党参已濒临灭绝”，长白山区才逐渐取代太行山、燕山和泰山山区，成为中国人参的主产区。而人参毕竟稀少，并且越挖越少，因此早在明代就开始被人工种植。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就说，种人参“如种菜法”。正是在“种参如种菜”的长白山区，我也才知道现在市面上的人参有园参、林下参和野山参之分。园参是大规模种植的，生长周期短，产量大；林下参是模拟野生环境而种植的，生长周期较长，产量相对较少；野山参则是纯野生，“目前仅在长白山保护区域及部分地方还有遗存”。那两日，我在参棚里看到的就是园参，在林间看到的则是林下参。

我还发现，在夏季凉爽宜人的长白山区，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是生动活泼的课堂。在靖宇县郊外的林下参栽培基地，有着40年人参种植经验的张进学老人给我们普及了不少知识：人参的种子发芽后，在地面长出一枚三片复叶的，叫“三花”；长出一枚五片掌状复叶的，叫“巴掌”；长出一对巴掌的，叫“二甲子”……他说，富有经验的人只需瞄一眼掌状复叶的多少，就能判断出人参的年龄。那么，有手有脚的人参到底会不会跑？面对一颗颗好奇之心，他耐心地揭开了谜底：可以说会，也可以说不会。你头一年在一个地方发现了一棵人参，第二年却不见了，不是它跑了，而是休眠了。人参对生长环境的要求非常苛刻，它可以选择生长，也可以选择休眠。一旦休眠，可能要两三年后才重新发芽，很有些任性。与张进学老人告别后，同是来自江南的庞余亮先生在车上抛出了一个问题：人参花是什么颜色的？一时众说纷纭，各执一词，就连主编过多年《参花》杂志的王怀宇先生竟然也怀疑起自己给出的答案了。

更多的知识来自博物馆。被誉为“中国人参之乡”的抚松县，建有一座人参博物馆。博物馆的门头很有创意，集齐了“参”字所有的写法。这座博物馆像是一本百科全书，几乎囊括了所有与人参相关的知识。事实上，在长白山区，在靖宇和抚松，那两日我们到访过的市场、文化产业园、农业园区、人参企业展厅乃至酒店大堂，都是一座座人参博物馆。比如，在抚松县文化馆，我不仅了解到长白山人参的采挖史和栽培史，还学到了一套进山采挖山参时“喊山”“接山”“应山”和“贺山”的行话。原来，“放山”有这么多的仪式，这么多规矩和禁忌。这些充满了民间智慧的采参习俗和与之相关的剪纸、泥塑、歌舞、民间故事以及“人参节”“老把头节”“开锅节”等节日一道，共同修建了一座无形的博物馆，它向着长白山敞开、向着旷野敞开、向着生活敞开。

彼时的南方已经烈火烹油，嗞嗞冒烟，而在东北，白天即便顶着日头行走也感觉不到热，晚上睡觉还需盖被子，真叫人乐不思蜀。不知为什么，想起这片土地，我就会想起从长春前往靖宇的途中，从车窗里瞥见的那些正在拔节的玉米苗。南方的玉米已经扬花灌浆了，可它们还在长个子。到了收获的季节，它们会不会被运往南方？我还会想起，松花江的鱼那么鲜嫩可口，别有一番滋味萦绕在心头，吃了那些鱼就像是咕咚咕咚饮下了那条江的水。松花江啊波浪宽，多少故事流淌其中。当然也有小小的遗憾，那就是我到了长白山区，却没有真正深入林区。我想去看一看红松林，可转念一想，这有什么重要呢？你真的没有去过吗？

那一日，在抚松县图书馆，馆长请军旅诗人王久辛为图书馆留下一幅墨宝。只见诗人略作沉思，挥毫写下三个飘逸俊朗的大字：藏无尽。我记住了这三个字，它们像种子一样扎根在了我的心里。我想，它们所蕴含的无限丰富的含义，不仅仅与一座具有藏书功能的图书馆高度契合，也与孕育百川的长白山和脚下这片生生不息的黑土地高度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