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秦晋豫“十四五”文明探源成果集中亮相勾勒“最初的中国”发展脉络

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出土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六角星纹彩陶罐（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出土的石峁文化鹰纹玉钺（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藏）。

展厅一角。

山西夏县辕村遗址出土的仰韶文化晚期陶深腹罐（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藏）。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绵延至今的文明，探究中华文明的源头是中国考古学的重要使命。2002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正式启动，2017年“考古中国”重大研究工程接续推进，两项国家级科研项目以多学科合作的科学方法解码文明起源进程，以丰富的考古成果实证中国五千多年文明史。

日前，“寻找‘最初的中国’——秦晋豫‘十四五’期间中华文明探源考古成果展”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开展。展览由陕西省文物局、山西省文物局、河南省文物局联合主办，陕西历史博物馆承办，汇聚184件（组）珍贵文物，通过“缘起篇”“探索篇”“回顾篇”“拓新篇”4个篇章，系统呈现了“十四五”时期秦晋豫三省中华文明探源工作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进展，勾勒出距今5800年—3800年黄河中游地区的文明演进图景。

“陕西、山西、河南是中华文明诞生、发展的关键区域之一。这片土地上星罗棋布的史前遗址，如同散落的文明拼图，串联起中华文明从多元起源到一体融合的脉络。”展览策展人、陕西历史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张倩说。

满天星斗 早期礼制萌芽

距今5800年前后，中华大地上迎来了文明起源的加速阶段，黄河中游、长江中下游及西辽河流域等地逐渐崛起规模宏大的中心聚落，各区域文明竞放争辉，宛如满天星斗。秦晋豫所在的黄河中游地区，庙底沟文化格外兴盛，催生了一系列中心聚落，为早期文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礼制萌芽，高等级墓葬、大型公共建筑的出现，彩陶、玉器等礼仪性器物的使用，都说明当时的社会已出现等级分化，复杂的社会管理体系开始形成。”张倩介绍。

陕西西安皇子坡遗址是庙底沟文化环壕聚落的典型代表，拥有一大一小双重环壕。壕内有房址、陶窑、窖穴、蓄水池等各类遗存，功能完备。外壕两处门道外侧各连接一段短沟，形成类似“瓮城”的防御结构。

崔家河遗址是山西运城盆地东部的一处中心聚落，繁盛于庙底沟文化时期，面积超过50万平方米。展出的崔家河遗址出土陶器中，有一件鱼纹彩陶盆很特别，为泥质红陶，腹部绘写实鱼纹。这种纹饰在庙底沟文化中并不多见，是年代早于庙底沟文化、以渭河流域为中心分布的半坡文化彩陶的代表性纹饰。这件陶盆宽折沿、直腹、大平底的造型，在庙底沟文化陶器中也不常见，而与湖北、河南等地出土的同时期器物形制相似，显示出多地区文化交流互动的现象。

河南灵宝北阳平遗址是仰韶文化中晚期的大型聚落，发现了大量极具特色的半地穴式房址，其中特大型房屋复原面积接近250平方米。该遗址中大型房屋数量较多且聚合分布，反映了当时社会生产力显著发展。

交融共进 “河洛古国”问世

距今5300年前后，中华文明发展迈入“文明并起、交融共进”的阶段，以玉礼、陶礼为代表的成熟礼制系统逐步形成，聚落等级分化愈发显著，初具国家形态的区域文明在互动交流中不断发展。

“与其他区域相比，这一时期黄河中游地区的文化面貌更为朴实内敛，大型墓葬的随葬品未出现过度丰奢的情况。这种特质让中原文明具有更强的凝聚力，为后续的崛起奠定了基础。”张倩说。

陕西泾阳蒋刘遗址是仰韶文化晚期的大型环壕聚落，现残存面积约20万平方米，遗址内发现灰坑、陶窑、瓮棺葬等各类遗迹200余处，出土大量陶、石、骨、玉器。与该地区仰韶文化中期聚落相比，蒋刘遗址的环壕规模更大，墓葬等级差异更为明显，显示出社会等级分化加剧、文明程度进一步加深。

山西夏县辕村遗址距离运城盐湖仅4000米，遗址的形成、变迁与先民对盐业资源的开采、利用息息相关。辕村遗址仰韶文化时期环壕聚落面积约45万平方米，是环盐湖地区面积最大的遗址，发现房址、灰坑、墓葬、陶窑等遗迹。辕村遗址出土一类造型独特的陶筒形罐，器形瘦高，口大底小，器壁较直，据推测可能与盐业资源的储藏有关。

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是仰韶文化中晚期黄河中游地区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中心聚落，总面积达117万平方米，学者推断其为“河洛古国”的都邑。聚落中心区域有内、中、外三重环壕，内环壕里分布着高等级大型院落、祭坛、中心居址以及带有瓮城结构的夯土围墙等，布局规整、功能完备，体现出“中轴对称”的建筑规划理念。

双槐树遗址出土的六角星纹彩陶罐引人注目。其为泥质红陶，上腹部饰白色陶衣，用黑彩在陶衣上绘圆点、弧线三角等图案，使白色地纹形成弯月、六角星等纹样。这类星月纹彩陶在郑洛地区屡有发现，同时，在双槐树遗址及邻近的荥阳青台遗址均发现了将多个陶罐按照北斗星的形状埋放在一个特殊区域的现象。由此可见，早在5300年前，中原地区的先民已经对天文星象有所关注和认识。

中原崛起 奠定多元一体格局

距今4300年至3800年，长江中下游文明逐渐式微，而黄河中游地区文明则加速发展，早期国家形态趋于成熟，中华文明进程迈入新的阶段。石峁、陶寺、瓦店等具有都邑性质的超大型中心聚落相继问世，完整的城防系统、宫殿式高等级建筑、规范化的礼制器物，标志着文明形态和礼制体系进一步完善。

“这一阶段中原地区形成了具有强大组织力和凝聚力的政治实体，它们不再是单纯的区域文化中心，而是成为文明整合的核心枢纽，通过吸纳、融合周边文化因素，不断壮大自身，进而对周边地区产生持续的文化影响。以中原为中心的多元一体历史格局由此奠定，为王朝文明的诞生打下了坚实基础。”张倩说。

陕西神木石峁遗址是这一时期北方文明的中心都邑，其城址由三重石砌城垣围护，分为“皇城台”、内城与外城三部分，总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是中国目前发现最大的史前城址。城墙设有瓮城、马面等防御设施，遗址内出土的石雕人像、鳄鱼骨板、彩绘壁画、玉器等高等级器物，以及“藏玉于墙”等特殊遗迹，凸显出石峁遗址作为北方跨区域政治中心的地位。

独立展柜中的鹰纹玉钺，是石峁遗址皇城台高等级墓葬中新出土的一件玉器。钺呈倒梯形，边缘一周分布多个可供穿系的小孔，正面减地雕刻精美的鹰纹。鹰首上昂，双翅张开作翱翔状，鹰四周点缀卷云纹。张倩介绍，鹰的形象亦见于石峁遗址陶器中，推测可能是石峁人群的信仰“图腾”。

河南禹州瓦店遗址是迄今所知嵩山地区规模最大的龙山文化中心聚落，已探明面积约100万平方米，考古学界推测其可能为夏早期都城。遗址内城墙、祭祀区、排房式居址、手工业区及壕沟类水利设施一应俱全，出土了工艺复杂的玉器、蛋壳黑陶等高等级器物以及具有礼器性质的陶鼎、陶罐等，还发现了五谷（粟、黍、稻、麦、豆）与四畜（牛、羊、猪、狗）遗存，反映了其坚实的经济基础与较高的社会发展水平。展览中可以看到瓦店遗址祭祀坑出土的成套陶礼器，其中9件陶鼎、5件陶瓮从大到小依次排列，具备“列器”的性质。

除了这些核心都邑，山西兴县碧村遗址、山西沁水八里坪遗址等也是这一时期的重要遗址。碧村遗址是与石峁遗址文化面貌一致的大型石城聚落，作为石峁古国东部的战略关口和军事屏障，与石峁形成“都邑—边关”的两级政治结构，为探索早期国家边疆管控体系提供了关键实证。八里坪遗址地处“太行—沁河”通道的关键节点，成为沟通东西、连接中原核心区与周边区域文化的重要枢纽。

科技赋能 解开文明密码

田野考古的手铲，勾勒出“最初的中国”轮廓；而多学科融合的科技手段，正以精细的笔触，描绘出鲜活立体的早期文明图景。

展览最后一个篇章“拓新篇——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学科探索”呈现了考古新技术、新方法、新理念。“多学科融合是当下考古学发展的趋势。‘十四五’期间，越来越多的先进科学技术被运用于考古研究中，精准还原先民的饮食结构、居所建造、迁徙轨迹、劳动分工等，让沉睡千年的历史遗存讲述丰富的故事。”张倩说。

考古学家对瓦店遗址出土人骨进行碳、氮稳定同位素检测，解码了当时的食物结构——当地居民以粟为主要食物，肉类摄入较少，少数高等级群体食用稻米和更多的肉类，这是史前社会等级分化的有力实证。

对建筑材料的分析，揭示出先民在营建居所方面的非凡智慧。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发现的地坪建筑材料以烧料礓石和黏土作为胶结材料，并掺入烧制过的陶粒作为骨料，致密坚硬，其结构特征与现代混凝土基本相同。陕西旬邑西头遗址发现了“草拌泥+白灰面”的复合型地坪材料，即在草拌泥基底上涂抹煅烧料礓石制备的石灰浆料，使地面更加平整、防潮。

“文明薪火相传，探源永无止境。希望观众通过此次展览，更好地理解‘何以中国’，感受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考古学的独特魅力。”张倩说。（张丹华文/图）

原标题：秦晋豫“十四五”文明探源成果集中亮相勾勒“最初的中国”发展脉络

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出土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六角星纹彩陶罐（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出土的石峁文化鹰纹玉钺（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藏）。

展厅一角。

山西夏县辕村遗址出土的仰韶文化晚期陶深腹罐（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藏）。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绵延至今的文明，探究中华文明的源头是中国考古学的重要使命。2002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正式启动，2017年“考古中国”重大研究工程接续推进，两项国家级科研项目以多学科合作的科学方法解码文明起源进程，以丰富的考古成果实证中国五千多年文明史。

日前，“寻找‘最初的中国’——秦晋豫‘十四五’期间中华文明探源考古成果展”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开展。展览由陕西省文物局、山西省文物局、河南省文物局联合主办，陕西历史博物馆承办，汇聚184件（组）珍贵文物，通过“缘起篇”“探索篇”“回顾篇”“拓新篇”4个篇章，系统呈现了“十四五”时期秦晋豫三省中华文明探源工作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进展，勾勒出距今5800年—3800年黄河中游地区的文明演进图景。

“陕西、山西、河南是中华文明诞生、发展的关键区域之一。这片土地上星罗棋布的史前遗址，如同散落的文明拼图，串联起中华文明从多元起源到一体融合的脉络。”展览策展人、陕西历史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张倩说。

满天星斗 早期礼制萌芽

距今5800年前后，中华大地上迎来了文明起源的加速阶段，黄河中游、长江中下游及西辽河流域等地逐渐崛起规模宏大的中心聚落，各区域文明竞放争辉，宛如满天星斗。秦晋豫所在的黄河中游地区，庙底沟文化格外兴盛，催生了一系列中心聚落，为早期文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礼制萌芽，高等级墓葬、大型公共建筑的出现，彩陶、玉器等礼仪性器物的使用，都说明当时的社会已出现等级分化，复杂的社会管理体系开始形成。”张倩介绍。

陕西西安皇子坡遗址是庙底沟文化环壕聚落的典型代表，拥有一大一小双重环壕。壕内有房址、陶窑、窖穴、蓄水池等各类遗存，功能完备。外壕两处门道外侧各连接一段短沟，形成类似“瓮城”的防御结构。

崔家河遗址是山西运城盆地东部的一处中心聚落，繁盛于庙底沟文化时期，面积超过50万平方米。展出的崔家河遗址出土陶器中，有一件鱼纹彩陶盆很特别，为泥质红陶，腹部绘写实鱼纹。这种纹饰在庙底沟文化中并不多见，是年代早于庙底沟文化、以渭河流域为中心分布的半坡文化彩陶的代表性纹饰。这件陶盆宽折沿、直腹、大平底的造型，在庙底沟文化陶器中也不常见，而与湖北、河南等地出土的同时期器物形制相似，显示出多地区文化交流互动的现象。

河南灵宝北阳平遗址是仰韶文化中晚期的大型聚落，发现了大量极具特色的半地穴式房址，其中特大型房屋复原面积接近250平方米。该遗址中大型房屋数量较多且聚合分布，反映了当时社会生产力显著发展。

交融共进 “河洛古国”问世

距今5300年前后，中华文明发展迈入“文明并起、交融共进”的阶段，以玉礼、陶礼为代表的成熟礼制系统逐步形成，聚落等级分化愈发显著，初具国家形态的区域文明在互动交流中不断发展。

“与其他区域相比，这一时期黄河中游地区的文化面貌更为朴实内敛，大型墓葬的随葬品未出现过度丰奢的情况。这种特质让中原文明具有更强的凝聚力，为后续的崛起奠定了基础。”张倩说。

陕西泾阳蒋刘遗址是仰韶文化晚期的大型环壕聚落，现残存面积约20万平方米，遗址内发现灰坑、陶窑、瓮棺葬等各类遗迹200余处，出土大量陶、石、骨、玉器。与该地区仰韶文化中期聚落相比，蒋刘遗址的环壕规模更大，墓葬等级差异更为明显，显示出社会等级分化加剧、文明程度进一步加深。

山西夏县辕村遗址距离运城盐湖仅4000米，遗址的形成、变迁与先民对盐业资源的开采、利用息息相关。辕村遗址仰韶文化时期环壕聚落面积约45万平方米，是环盐湖地区面积最大的遗址，发现房址、灰坑、墓葬、陶窑等遗迹。辕村遗址出土一类造型独特的陶筒形罐，器形瘦高，口大底小，器壁较直，据推测可能与盐业资源的储藏有关。

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是仰韶文化中晚期黄河中游地区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中心聚落，总面积达117万平方米，学者推断其为“河洛古国”的都邑。聚落中心区域有内、中、外三重环壕，内环壕里分布着高等级大型院落、祭坛、中心居址以及带有瓮城结构的夯土围墙等，布局规整、功能完备，体现出“中轴对称”的建筑规划理念。

双槐树遗址出土的六角星纹彩陶罐引人注目。其为泥质红陶，上腹部饰白色陶衣，用黑彩在陶衣上绘圆点、弧线三角等图案，使白色地纹形成弯月、六角星等纹样。这类星月纹彩陶在郑洛地区屡有发现，同时，在双槐树遗址及邻近的荥阳青台遗址均发现了将多个陶罐按照北斗星的形状埋放在一个特殊区域的现象。由此可见，早在5300年前，中原地区的先民已经对天文星象有所关注和认识。

中原崛起 奠定多元一体格局

距今4300年至3800年，长江中下游文明逐渐式微，而黄河中游地区文明则加速发展，早期国家形态趋于成熟，中华文明进程迈入新的阶段。石峁、陶寺、瓦店等具有都邑性质的超大型中心聚落相继问世，完整的城防系统、宫殿式高等级建筑、规范化的礼制器物，标志着文明形态和礼制体系进一步完善。

“这一阶段中原地区形成了具有强大组织力和凝聚力的政治实体，它们不再是单纯的区域文化中心，而是成为文明整合的核心枢纽，通过吸纳、融合周边文化因素，不断壮大自身，进而对周边地区产生持续的文化影响。以中原为中心的多元一体历史格局由此奠定，为王朝文明的诞生打下了坚实基础。”张倩说。

陕西神木石峁遗址是这一时期北方文明的中心都邑，其城址由三重石砌城垣围护，分为“皇城台”、内城与外城三部分，总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是中国目前发现最大的史前城址。城墙设有瓮城、马面等防御设施，遗址内出土的石雕人像、鳄鱼骨板、彩绘壁画、玉器等高等级器物，以及“藏玉于墙”等特殊遗迹，凸显出石峁遗址作为北方跨区域政治中心的地位。

独立展柜中的鹰纹玉钺，是石峁遗址皇城台高等级墓葬中新出土的一件玉器。钺呈倒梯形，边缘一周分布多个可供穿系的小孔，正面减地雕刻精美的鹰纹。鹰首上昂，双翅张开作翱翔状，鹰四周点缀卷云纹。张倩介绍，鹰的形象亦见于石峁遗址陶器中，推测可能是石峁人群的信仰“图腾”。

河南禹州瓦店遗址是迄今所知嵩山地区规模最大的龙山文化中心聚落，已探明面积约100万平方米，考古学界推测其可能为夏早期都城。遗址内城墙、祭祀区、排房式居址、手工业区及壕沟类水利设施一应俱全，出土了工艺复杂的玉器、蛋壳黑陶等高等级器物以及具有礼器性质的陶鼎、陶罐等，还发现了五谷（粟、黍、稻、麦、豆）与四畜（牛、羊、猪、狗）遗存，反映了其坚实的经济基础与较高的社会发展水平。展览中可以看到瓦店遗址祭祀坑出土的成套陶礼器，其中9件陶鼎、5件陶瓮从大到小依次排列，具备“列器”的性质。

除了这些核心都邑，山西兴县碧村遗址、山西沁水八里坪遗址等也是这一时期的重要遗址。碧村遗址是与石峁遗址文化面貌一致的大型石城聚落，作为石峁古国东部的战略关口和军事屏障，与石峁形成“都邑—边关”的两级政治结构，为探索早期国家边疆管控体系提供了关键实证。八里坪遗址地处“太行—沁河”通道的关键节点，成为沟通东西、连接中原核心区与周边区域文化的重要枢纽。

科技赋能 解开文明密码

田野考古的手铲，勾勒出“最初的中国”轮廓；而多学科融合的科技手段，正以精细的笔触，描绘出鲜活立体的早期文明图景。

展览最后一个篇章“拓新篇——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学科探索”呈现了考古新技术、新方法、新理念。“多学科融合是当下考古学发展的趋势。‘十四五’期间，越来越多的先进科学技术被运用于考古研究中，精准还原先民的饮食结构、居所建造、迁徙轨迹、劳动分工等，让沉睡千年的历史遗存讲述丰富的故事。”张倩说。

考古学家对瓦店遗址出土人骨进行碳、氮稳定同位素检测，解码了当时的食物结构——当地居民以粟为主要食物，肉类摄入较少，少数高等级群体食用稻米和更多的肉类，这是史前社会等级分化的有力实证。

对建筑材料的分析，揭示出先民在营建居所方面的非凡智慧。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发现的地坪建筑材料以烧料礓石和黏土作为胶结材料，并掺入烧制过的陶粒作为骨料，致密坚硬，其结构特征与现代混凝土基本相同。陕西旬邑西头遗址发现了“草拌泥+白灰面”的复合型地坪材料，即在草拌泥基底上涂抹煅烧料礓石制备的石灰浆料，使地面更加平整、防潮。

“文明薪火相传，探源永无止境。希望观众通过此次展览，更好地理解‘何以中国’，感受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考古学的独特魅力。”张倩说。（张丹华文/图）

原标题：秦晋豫“十四五”文明探源成果集中亮相勾勒“最初的中国”发展脉络

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出土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六角星纹彩陶罐（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出土的石峁文化鹰纹玉钺（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藏）。

展厅一角。

山西夏县辕村遗址出土的仰韶文化晚期陶深腹罐（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藏）。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绵延至今的文明，探究中华文明的源头是中国考古学的重要使命。2002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正式启动，2017年“考古中国”重大研究工程接续推进，两项国家级科研项目以多学科合作的科学方法解码文明起源进程，以丰富的考古成果实证中国五千多年文明史。

日前，“寻找‘最初的中国’——秦晋豫‘十四五’期间中华文明探源考古成果展”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开展。展览由陕西省文物局、山西省文物局、河南省文物局联合主办，陕西历史博物馆承办，汇聚184件（组）珍贵文物，通过“缘起篇”“探索篇”“回顾篇”“拓新篇”4个篇章，系统呈现了“十四五”时期秦晋豫三省中华文明探源工作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进展，勾勒出距今5800年—3800年黄河中游地区的文明演进图景。

“陕西、山西、河南是中华文明诞生、发展的关键区域之一。这片土地上星罗棋布的史前遗址，如同散落的文明拼图，串联起中华文明从多元起源到一体融合的脉络。”展览策展人、陕西历史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张倩说。

满天星斗 早期礼制萌芽

距今5800年前后，中华大地上迎来了文明起源的加速阶段，黄河中游、长江中下游及西辽河流域等地逐渐崛起规模宏大的中心聚落，各区域文明竞放争辉，宛如满天星斗。秦晋豫所在的黄河中游地区，庙底沟文化格外兴盛，催生了一系列中心聚落，为早期文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礼制萌芽，高等级墓葬、大型公共建筑的出现，彩陶、玉器等礼仪性器物的使用，都说明当时的社会已出现等级分化，复杂的社会管理体系开始形成。”张倩介绍。

陕西西安皇子坡遗址是庙底沟文化环壕聚落的典型代表，拥有一大一小双重环壕。壕内有房址、陶窑、窖穴、蓄水池等各类遗存，功能完备。外壕两处门道外侧各连接一段短沟，形成类似“瓮城”的防御结构。

崔家河遗址是山西运城盆地东部的一处中心聚落，繁盛于庙底沟文化时期，面积超过50万平方米。展出的崔家河遗址出土陶器中，有一件鱼纹彩陶盆很特别，为泥质红陶，腹部绘写实鱼纹。这种纹饰在庙底沟文化中并不多见，是年代早于庙底沟文化、以渭河流域为中心分布的半坡文化彩陶的代表性纹饰。这件陶盆宽折沿、直腹、大平底的造型，在庙底沟文化陶器中也不常见，而与湖北、河南等地出土的同时期器物形制相似，显示出多地区文化交流互动的现象。

河南灵宝北阳平遗址是仰韶文化中晚期的大型聚落，发现了大量极具特色的半地穴式房址，其中特大型房屋复原面积接近250平方米。该遗址中大型房屋数量较多且聚合分布，反映了当时社会生产力显著发展。

交融共进 “河洛古国”问世

距今5300年前后，中华文明发展迈入“文明并起、交融共进”的阶段，以玉礼、陶礼为代表的成熟礼制系统逐步形成，聚落等级分化愈发显著，初具国家形态的区域文明在互动交流中不断发展。

“与其他区域相比，这一时期黄河中游地区的文化面貌更为朴实内敛，大型墓葬的随葬品未出现过度丰奢的情况。这种特质让中原文明具有更强的凝聚力，为后续的崛起奠定了基础。”张倩说。

陕西泾阳蒋刘遗址是仰韶文化晚期的大型环壕聚落，现残存面积约20万平方米，遗址内发现灰坑、陶窑、瓮棺葬等各类遗迹200余处，出土大量陶、石、骨、玉器。与该地区仰韶文化中期聚落相比，蒋刘遗址的环壕规模更大，墓葬等级差异更为明显，显示出社会等级分化加剧、文明程度进一步加深。

山西夏县辕村遗址距离运城盐湖仅4000米，遗址的形成、变迁与先民对盐业资源的开采、利用息息相关。辕村遗址仰韶文化时期环壕聚落面积约45万平方米，是环盐湖地区面积最大的遗址，发现房址、灰坑、墓葬、陶窑等遗迹。辕村遗址出土一类造型独特的陶筒形罐，器形瘦高，口大底小，器壁较直，据推测可能与盐业资源的储藏有关。

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是仰韶文化中晚期黄河中游地区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中心聚落，总面积达117万平方米，学者推断其为“河洛古国”的都邑。聚落中心区域有内、中、外三重环壕，内环壕里分布着高等级大型院落、祭坛、中心居址以及带有瓮城结构的夯土围墙等，布局规整、功能完备，体现出“中轴对称”的建筑规划理念。

双槐树遗址出土的六角星纹彩陶罐引人注目。其为泥质红陶，上腹部饰白色陶衣，用黑彩在陶衣上绘圆点、弧线三角等图案，使白色地纹形成弯月、六角星等纹样。这类星月纹彩陶在郑洛地区屡有发现，同时，在双槐树遗址及邻近的荥阳青台遗址均发现了将多个陶罐按照北斗星的形状埋放在一个特殊区域的现象。由此可见，早在5300年前，中原地区的先民已经对天文星象有所关注和认识。

中原崛起 奠定多元一体格局

距今4300年至3800年，长江中下游文明逐渐式微，而黄河中游地区文明则加速发展，早期国家形态趋于成熟，中华文明进程迈入新的阶段。石峁、陶寺、瓦店等具有都邑性质的超大型中心聚落相继问世，完整的城防系统、宫殿式高等级建筑、规范化的礼制器物，标志着文明形态和礼制体系进一步完善。

“这一阶段中原地区形成了具有强大组织力和凝聚力的政治实体，它们不再是单纯的区域文化中心，而是成为文明整合的核心枢纽，通过吸纳、融合周边文化因素，不断壮大自身，进而对周边地区产生持续的文化影响。以中原为中心的多元一体历史格局由此奠定，为王朝文明的诞生打下了坚实基础。”张倩说。

陕西神木石峁遗址是这一时期北方文明的中心都邑，其城址由三重石砌城垣围护，分为“皇城台”、内城与外城三部分，总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是中国目前发现最大的史前城址。城墙设有瓮城、马面等防御设施，遗址内出土的石雕人像、鳄鱼骨板、彩绘壁画、玉器等高等级器物，以及“藏玉于墙”等特殊遗迹，凸显出石峁遗址作为北方跨区域政治中心的地位。

独立展柜中的鹰纹玉钺，是石峁遗址皇城台高等级墓葬中新出土的一件玉器。钺呈倒梯形，边缘一周分布多个可供穿系的小孔，正面减地雕刻精美的鹰纹。鹰首上昂，双翅张开作翱翔状，鹰四周点缀卷云纹。张倩介绍，鹰的形象亦见于石峁遗址陶器中，推测可能是石峁人群的信仰“图腾”。

河南禹州瓦店遗址是迄今所知嵩山地区规模最大的龙山文化中心聚落，已探明面积约100万平方米，考古学界推测其可能为夏早期都城。遗址内城墙、祭祀区、排房式居址、手工业区及壕沟类水利设施一应俱全，出土了工艺复杂的玉器、蛋壳黑陶等高等级器物以及具有礼器性质的陶鼎、陶罐等，还发现了五谷（粟、黍、稻、麦、豆）与四畜（牛、羊、猪、狗）遗存，反映了其坚实的经济基础与较高的社会发展水平。展览中可以看到瓦店遗址祭祀坑出土的成套陶礼器，其中9件陶鼎、5件陶瓮从大到小依次排列，具备“列器”的性质。

除了这些核心都邑，山西兴县碧村遗址、山西沁水八里坪遗址等也是这一时期的重要遗址。碧村遗址是与石峁遗址文化面貌一致的大型石城聚落，作为石峁古国东部的战略关口和军事屏障，与石峁形成“都邑—边关”的两级政治结构，为探索早期国家边疆管控体系提供了关键实证。八里坪遗址地处“太行—沁河”通道的关键节点，成为沟通东西、连接中原核心区与周边区域文化的重要枢纽。

科技赋能 解开文明密码

田野考古的手铲，勾勒出“最初的中国”轮廓；而多学科融合的科技手段，正以精细的笔触，描绘出鲜活立体的早期文明图景。

展览最后一个篇章“拓新篇——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学科探索”呈现了考古新技术、新方法、新理念。“多学科融合是当下考古学发展的趋势。‘十四五’期间，越来越多的先进科学技术被运用于考古研究中，精准还原先民的饮食结构、居所建造、迁徙轨迹、劳动分工等，让沉睡千年的历史遗存讲述丰富的故事。”张倩说。

考古学家对瓦店遗址出土人骨进行碳、氮稳定同位素检测，解码了当时的食物结构——当地居民以粟为主要食物，肉类摄入较少，少数高等级群体食用稻米和更多的肉类，这是史前社会等级分化的有力实证。

对建筑材料的分析，揭示出先民在营建居所方面的非凡智慧。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发现的地坪建筑材料以烧料礓石和黏土作为胶结材料，并掺入烧制过的陶粒作为骨料，致密坚硬，其结构特征与现代混凝土基本相同。陕西旬邑西头遗址发现了“草拌泥+白灰面”的复合型地坪材料，即在草拌泥基底上涂抹煅烧料礓石制备的石灰浆料，使地面更加平整、防潮。

“文明薪火相传，探源永无止境。希望观众通过此次展览，更好地理解‘何以中国’，感受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考古学的独特魅力。”张倩说。（张丹华文/图）

原标题：秦晋豫“十四五”文明探源成果集中亮相勾勒“最初的中国”发展脉络

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出土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六角星纹彩陶罐（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出土的石峁文化鹰纹玉钺（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藏）。

展厅一角。

山西夏县辕村遗址出土的仰韶文化晚期陶深腹罐（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藏）。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绵延至今的文明，探究中华文明的源头是中国考古学的重要使命。2002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正式启动，2017年“考古中国”重大研究工程接续推进，两项国家级科研项目以多学科合作的科学方法解码文明起源进程，以丰富的考古成果实证中国五千多年文明史。

日前，“寻找‘最初的中国’——秦晋豫‘十四五’期间中华文明探源考古成果展”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开展。展览由陕西省文物局、山西省文物局、河南省文物局联合主办，陕西历史博物馆承办，汇聚184件（组）珍贵文物，通过“缘起篇”“探索篇”“回顾篇”“拓新篇”4个篇章，系统呈现了“十四五”时期秦晋豫三省中华文明探源工作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进展，勾勒出距今5800年—3800年黄河中游地区的文明演进图景。

“陕西、山西、河南是中华文明诞生、发展的关键区域之一。这片土地上星罗棋布的史前遗址，如同散落的文明拼图，串联起中华文明从多元起源到一体融合的脉络。”展览策展人、陕西历史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张倩说。

满天星斗 早期礼制萌芽

距今5800年前后，中华大地上迎来了文明起源的加速阶段，黄河中游、长江中下游及西辽河流域等地逐渐崛起规模宏大的中心聚落，各区域文明竞放争辉，宛如满天星斗。秦晋豫所在的黄河中游地区，庙底沟文化格外兴盛，催生了一系列中心聚落，为早期文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礼制萌芽，高等级墓葬、大型公共建筑的出现，彩陶、玉器等礼仪性器物的使用，都说明当时的社会已出现等级分化，复杂的社会管理体系开始形成。”张倩介绍。

陕西西安皇子坡遗址是庙底沟文化环壕聚落的典型代表，拥有一大一小双重环壕。壕内有房址、陶窑、窖穴、蓄水池等各类遗存，功能完备。外壕两处门道外侧各连接一段短沟，形成类似“瓮城”的防御结构。

崔家河遗址是山西运城盆地东部的一处中心聚落，繁盛于庙底沟文化时期，面积超过50万平方米。展出的崔家河遗址出土陶器中，有一件鱼纹彩陶盆很特别，为泥质红陶，腹部绘写实鱼纹。这种纹饰在庙底沟文化中并不多见，是年代早于庙底沟文化、以渭河流域为中心分布的半坡文化彩陶的代表性纹饰。这件陶盆宽折沿、直腹、大平底的造型，在庙底沟文化陶器中也不常见，而与湖北、河南等地出土的同时期器物形制相似，显示出多地区文化交流互动的现象。

河南灵宝北阳平遗址是仰韶文化中晚期的大型聚落，发现了大量极具特色的半地穴式房址，其中特大型房屋复原面积接近250平方米。该遗址中大型房屋数量较多且聚合分布，反映了当时社会生产力显著发展。

交融共进 “河洛古国”问世

距今5300年前后，中华文明发展迈入“文明并起、交融共进”的阶段，以玉礼、陶礼为代表的成熟礼制系统逐步形成，聚落等级分化愈发显著，初具国家形态的区域文明在互动交流中不断发展。

“与其他区域相比，这一时期黄河中游地区的文化面貌更为朴实内敛，大型墓葬的随葬品未出现过度丰奢的情况。这种特质让中原文明具有更强的凝聚力，为后续的崛起奠定了基础。”张倩说。

陕西泾阳蒋刘遗址是仰韶文化晚期的大型环壕聚落，现残存面积约20万平方米，遗址内发现灰坑、陶窑、瓮棺葬等各类遗迹200余处，出土大量陶、石、骨、玉器。与该地区仰韶文化中期聚落相比，蒋刘遗址的环壕规模更大，墓葬等级差异更为明显，显示出社会等级分化加剧、文明程度进一步加深。

山西夏县辕村遗址距离运城盐湖仅4000米，遗址的形成、变迁与先民对盐业资源的开采、利用息息相关。辕村遗址仰韶文化时期环壕聚落面积约45万平方米，是环盐湖地区面积最大的遗址，发现房址、灰坑、墓葬、陶窑等遗迹。辕村遗址出土一类造型独特的陶筒形罐，器形瘦高，口大底小，器壁较直，据推测可能与盐业资源的储藏有关。

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是仰韶文化中晚期黄河中游地区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中心聚落，总面积达117万平方米，学者推断其为“河洛古国”的都邑。聚落中心区域有内、中、外三重环壕，内环壕里分布着高等级大型院落、祭坛、中心居址以及带有瓮城结构的夯土围墙等，布局规整、功能完备，体现出“中轴对称”的建筑规划理念。

双槐树遗址出土的六角星纹彩陶罐引人注目。其为泥质红陶，上腹部饰白色陶衣，用黑彩在陶衣上绘圆点、弧线三角等图案，使白色地纹形成弯月、六角星等纹样。这类星月纹彩陶在郑洛地区屡有发现，同时，在双槐树遗址及邻近的荥阳青台遗址均发现了将多个陶罐按照北斗星的形状埋放在一个特殊区域的现象。由此可见，早在5300年前，中原地区的先民已经对天文星象有所关注和认识。

中原崛起 奠定多元一体格局

距今4300年至3800年，长江中下游文明逐渐式微，而黄河中游地区文明则加速发展，早期国家形态趋于成熟，中华文明进程迈入新的阶段。石峁、陶寺、瓦店等具有都邑性质的超大型中心聚落相继问世，完整的城防系统、宫殿式高等级建筑、规范化的礼制器物，标志着文明形态和礼制体系进一步完善。

“这一阶段中原地区形成了具有强大组织力和凝聚力的政治实体，它们不再是单纯的区域文化中心，而是成为文明整合的核心枢纽，通过吸纳、融合周边文化因素，不断壮大自身，进而对周边地区产生持续的文化影响。以中原为中心的多元一体历史格局由此奠定，为王朝文明的诞生打下了坚实基础。”张倩说。

陕西神木石峁遗址是这一时期北方文明的中心都邑，其城址由三重石砌城垣围护，分为“皇城台”、内城与外城三部分，总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是中国目前发现最大的史前城址。城墙设有瓮城、马面等防御设施，遗址内出土的石雕人像、鳄鱼骨板、彩绘壁画、玉器等高等级器物，以及“藏玉于墙”等特殊遗迹，凸显出石峁遗址作为北方跨区域政治中心的地位。

独立展柜中的鹰纹玉钺，是石峁遗址皇城台高等级墓葬中新出土的一件玉器。钺呈倒梯形，边缘一周分布多个可供穿系的小孔，正面减地雕刻精美的鹰纹。鹰首上昂，双翅张开作翱翔状，鹰四周点缀卷云纹。张倩介绍，鹰的形象亦见于石峁遗址陶器中，推测可能是石峁人群的信仰“图腾”。

河南禹州瓦店遗址是迄今所知嵩山地区规模最大的龙山文化中心聚落，已探明面积约100万平方米，考古学界推测其可能为夏早期都城。遗址内城墙、祭祀区、排房式居址、手工业区及壕沟类水利设施一应俱全，出土了工艺复杂的玉器、蛋壳黑陶等高等级器物以及具有礼器性质的陶鼎、陶罐等，还发现了五谷（粟、黍、稻、麦、豆）与四畜（牛、羊、猪、狗）遗存，反映了其坚实的经济基础与较高的社会发展水平。展览中可以看到瓦店遗址祭祀坑出土的成套陶礼器，其中9件陶鼎、5件陶瓮从大到小依次排列，具备“列器”的性质。

除了这些核心都邑，山西兴县碧村遗址、山西沁水八里坪遗址等也是这一时期的重要遗址。碧村遗址是与石峁遗址文化面貌一致的大型石城聚落，作为石峁古国东部的战略关口和军事屏障，与石峁形成“都邑—边关”的两级政治结构，为探索早期国家边疆管控体系提供了关键实证。八里坪遗址地处“太行—沁河”通道的关键节点，成为沟通东西、连接中原核心区与周边区域文化的重要枢纽。

科技赋能 解开文明密码

田野考古的手铲，勾勒出“最初的中国”轮廓；而多学科融合的科技手段，正以精细的笔触，描绘出鲜活立体的早期文明图景。

展览最后一个篇章“拓新篇——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学科探索”呈现了考古新技术、新方法、新理念。“多学科融合是当下考古学发展的趋势。‘十四五’期间，越来越多的先进科学技术被运用于考古研究中，精准还原先民的饮食结构、居所建造、迁徙轨迹、劳动分工等，让沉睡千年的历史遗存讲述丰富的故事。”张倩说。

考古学家对瓦店遗址出土人骨进行碳、氮稳定同位素检测，解码了当时的食物结构——当地居民以粟为主要食物，肉类摄入较少，少数高等级群体食用稻米和更多的肉类，这是史前社会等级分化的有力实证。

对建筑材料的分析，揭示出先民在营建居所方面的非凡智慧。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发现的地坪建筑材料以烧料礓石和黏土作为胶结材料，并掺入烧制过的陶粒作为骨料，致密坚硬，其结构特征与现代混凝土基本相同。陕西旬邑西头遗址发现了“草拌泥+白灰面”的复合型地坪材料，即在草拌泥基底上涂抹煅烧料礓石制备的石灰浆料，使地面更加平整、防潮。

“文明薪火相传，探源永无止境。希望观众通过此次展览，更好地理解‘何以中国’，感受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考古学的独特魅力。”张倩说。（张丹华文/图）

原标题：秦晋豫“十四五”文明探源成果集中亮相勾勒“最初的中国”发展脉络

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出土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六角星纹彩陶罐（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出土的石峁文化鹰纹玉钺（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藏）。

展厅一角。

山西夏县辕村遗址出土的仰韶文化晚期陶深腹罐（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藏）。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绵延至今的文明，探究中华文明的源头是中国考古学的重要使命。2002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正式启动，2017年“考古中国”重大研究工程接续推进，两项国家级科研项目以多学科合作的科学方法解码文明起源进程，以丰富的考古成果实证中国五千多年文明史。

日前，“寻找‘最初的中国’——秦晋豫‘十四五’期间中华文明探源考古成果展”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开展。展览由陕西省文物局、山西省文物局、河南省文物局联合主办，陕西历史博物馆承办，汇聚184件（组）珍贵文物，通过“缘起篇”“探索篇”“回顾篇”“拓新篇”4个篇章，系统呈现了“十四五”时期秦晋豫三省中华文明探源工作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进展，勾勒出距今5800年—3800年黄河中游地区的文明演进图景。

“陕西、山西、河南是中华文明诞生、发展的关键区域之一。这片土地上星罗棋布的史前遗址，如同散落的文明拼图，串联起中华文明从多元起源到一体融合的脉络。”展览策展人、陕西历史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张倩说。

满天星斗 早期礼制萌芽

距今5800年前后，中华大地上迎来了文明起源的加速阶段，黄河中游、长江中下游及西辽河流域等地逐渐崛起规模宏大的中心聚落，各区域文明竞放争辉，宛如满天星斗。秦晋豫所在的黄河中游地区，庙底沟文化格外兴盛，催生了一系列中心聚落，为早期文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礼制萌芽，高等级墓葬、大型公共建筑的出现，彩陶、玉器等礼仪性器物的使用，都说明当时的社会已出现等级分化，复杂的社会管理体系开始形成。”张倩介绍。

陕西西安皇子坡遗址是庙底沟文化环壕聚落的典型代表，拥有一大一小双重环壕。壕内有房址、陶窑、窖穴、蓄水池等各类遗存，功能完备。外壕两处门道外侧各连接一段短沟，形成类似“瓮城”的防御结构。

崔家河遗址是山西运城盆地东部的一处中心聚落，繁盛于庙底沟文化时期，面积超过50万平方米。展出的崔家河遗址出土陶器中，有一件鱼纹彩陶盆很特别，为泥质红陶，腹部绘写实鱼纹。这种纹饰在庙底沟文化中并不多见，是年代早于庙底沟文化、以渭河流域为中心分布的半坡文化彩陶的代表性纹饰。这件陶盆宽折沿、直腹、大平底的造型，在庙底沟文化陶器中也不常见，而与湖北、河南等地出土的同时期器物形制相似，显示出多地区文化交流互动的现象。

河南灵宝北阳平遗址是仰韶文化中晚期的大型聚落，发现了大量极具特色的半地穴式房址，其中特大型房屋复原面积接近250平方米。该遗址中大型房屋数量较多且聚合分布，反映了当时社会生产力显著发展。

交融共进 “河洛古国”问世

距今5300年前后，中华文明发展迈入“文明并起、交融共进”的阶段，以玉礼、陶礼为代表的成熟礼制系统逐步形成，聚落等级分化愈发显著，初具国家形态的区域文明在互动交流中不断发展。

“与其他区域相比，这一时期黄河中游地区的文化面貌更为朴实内敛，大型墓葬的随葬品未出现过度丰奢的情况。这种特质让中原文明具有更强的凝聚力，为后续的崛起奠定了基础。”张倩说。

陕西泾阳蒋刘遗址是仰韶文化晚期的大型环壕聚落，现残存面积约20万平方米，遗址内发现灰坑、陶窑、瓮棺葬等各类遗迹200余处，出土大量陶、石、骨、玉器。与该地区仰韶文化中期聚落相比，蒋刘遗址的环壕规模更大，墓葬等级差异更为明显，显示出社会等级分化加剧、文明程度进一步加深。

山西夏县辕村遗址距离运城盐湖仅4000米，遗址的形成、变迁与先民对盐业资源的开采、利用息息相关。辕村遗址仰韶文化时期环壕聚落面积约45万平方米，是环盐湖地区面积最大的遗址，发现房址、灰坑、墓葬、陶窑等遗迹。辕村遗址出土一类造型独特的陶筒形罐，器形瘦高，口大底小，器壁较直，据推测可能与盐业资源的储藏有关。

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是仰韶文化中晚期黄河中游地区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中心聚落，总面积达117万平方米，学者推断其为“河洛古国”的都邑。聚落中心区域有内、中、外三重环壕，内环壕里分布着高等级大型院落、祭坛、中心居址以及带有瓮城结构的夯土围墙等，布局规整、功能完备，体现出“中轴对称”的建筑规划理念。

双槐树遗址出土的六角星纹彩陶罐引人注目。其为泥质红陶，上腹部饰白色陶衣，用黑彩在陶衣上绘圆点、弧线三角等图案，使白色地纹形成弯月、六角星等纹样。这类星月纹彩陶在郑洛地区屡有发现，同时，在双槐树遗址及邻近的荥阳青台遗址均发现了将多个陶罐按照北斗星的形状埋放在一个特殊区域的现象。由此可见，早在5300年前，中原地区的先民已经对天文星象有所关注和认识。

中原崛起 奠定多元一体格局

距今4300年至3800年，长江中下游文明逐渐式微，而黄河中游地区文明则加速发展，早期国家形态趋于成熟，中华文明进程迈入新的阶段。石峁、陶寺、瓦店等具有都邑性质的超大型中心聚落相继问世，完整的城防系统、宫殿式高等级建筑、规范化的礼制器物，标志着文明形态和礼制体系进一步完善。

“这一阶段中原地区形成了具有强大组织力和凝聚力的政治实体，它们不再是单纯的区域文化中心，而是成为文明整合的核心枢纽，通过吸纳、融合周边文化因素，不断壮大自身，进而对周边地区产生持续的文化影响。以中原为中心的多元一体历史格局由此奠定，为王朝文明的诞生打下了坚实基础。”张倩说。

陕西神木石峁遗址是这一时期北方文明的中心都邑，其城址由三重石砌城垣围护，分为“皇城台”、内城与外城三部分，总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是中国目前发现最大的史前城址。城墙设有瓮城、马面等防御设施，遗址内出土的石雕人像、鳄鱼骨板、彩绘壁画、玉器等高等级器物，以及“藏玉于墙”等特殊遗迹，凸显出石峁遗址作为北方跨区域政治中心的地位。

独立展柜中的鹰纹玉钺，是石峁遗址皇城台高等级墓葬中新出土的一件玉器。钺呈倒梯形，边缘一周分布多个可供穿系的小孔，正面减地雕刻精美的鹰纹。鹰首上昂，双翅张开作翱翔状，鹰四周点缀卷云纹。张倩介绍，鹰的形象亦见于石峁遗址陶器中，推测可能是石峁人群的信仰“图腾”。

河南禹州瓦店遗址是迄今所知嵩山地区规模最大的龙山文化中心聚落，已探明面积约100万平方米，考古学界推测其可能为夏早期都城。遗址内城墙、祭祀区、排房式居址、手工业区及壕沟类水利设施一应俱全，出土了工艺复杂的玉器、蛋壳黑陶等高等级器物以及具有礼器性质的陶鼎、陶罐等，还发现了五谷（粟、黍、稻、麦、豆）与四畜（牛、羊、猪、狗）遗存，反映了其坚实的经济基础与较高的社会发展水平。展览中可以看到瓦店遗址祭祀坑出土的成套陶礼器，其中9件陶鼎、5件陶瓮从大到小依次排列，具备“列器”的性质。

除了这些核心都邑，山西兴县碧村遗址、山西沁水八里坪遗址等也是这一时期的重要遗址。碧村遗址是与石峁遗址文化面貌一致的大型石城聚落，作为石峁古国东部的战略关口和军事屏障，与石峁形成“都邑—边关”的两级政治结构，为探索早期国家边疆管控体系提供了关键实证。八里坪遗址地处“太行—沁河”通道的关键节点，成为沟通东西、连接中原核心区与周边区域文化的重要枢纽。

科技赋能 解开文明密码

田野考古的手铲，勾勒出“最初的中国”轮廓；而多学科融合的科技手段，正以精细的笔触，描绘出鲜活立体的早期文明图景。

展览最后一个篇章“拓新篇——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学科探索”呈现了考古新技术、新方法、新理念。“多学科融合是当下考古学发展的趋势。‘十四五’期间，越来越多的先进科学技术被运用于考古研究中，精准还原先民的饮食结构、居所建造、迁徙轨迹、劳动分工等，让沉睡千年的历史遗存讲述丰富的故事。”张倩说。

考古学家对瓦店遗址出土人骨进行碳、氮稳定同位素检测，解码了当时的食物结构——当地居民以粟为主要食物，肉类摄入较少，少数高等级群体食用稻米和更多的肉类，这是史前社会等级分化的有力实证。

对建筑材料的分析，揭示出先民在营建居所方面的非凡智慧。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发现的地坪建筑材料以烧料礓石和黏土作为胶结材料，并掺入烧制过的陶粒作为骨料，致密坚硬，其结构特征与现代混凝土基本相同。陕西旬邑西头遗址发现了“草拌泥+白灰面”的复合型地坪材料，即在草拌泥基底上涂抹煅烧料礓石制备的石灰浆料，使地面更加平整、防潮。

“文明薪火相传，探源永无止境。希望观众通过此次展览，更好地理解‘何以中国’，感受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考古学的独特魅力。”张倩说。（张丹华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