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界面新闻编辑 | 李欣媛

“八小时的班坐立不安，八小时的麻将稳如泰山。”在过去不久的新春假期，牌桌上麻将相互撞击发出的清脆声响，与饭桌上的觥筹交错一样热闹。一反以往提到麻将产生“游手好闲”的负面联想，现如今谁能在节庆里张罗的竞技中胜出，往往意味着得到了好运的眷顾。

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上桌”，玩麻将的方寸之地多了些规则外的小趣味：ta们不再把面前的麻将牌规规矩矩码作一长列，而是按类别竖直摞起来“排兵布阵”，方便琢磨，或者摆成半弧状，美其名曰“防偷窥”；网感也影响了牌面的诠释，打出红中时一定要用河南口音报牌，而南风牌被谐音梗“统治”，“我太南了”、“南上加南”的麻将表情包一度相当流行；还有人在陪长辈打麻将的漫长过程中悟出哲理，从开局输多了就自认“不擅长”的消极心态，到全神贯注地判断和决策，通过一次次上场而不是轻言放弃来建立自信，ta们纷纷上网感叹：打麻将“像极了人生”。

关于麻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理解，只不过直到起源一百多年后的当下，麻将依然保持着全民娱乐的地位，在天南地北、男女老少间风靡，这不禁令人思考：麻将这般经久不衰的原因是什么？

固定的图案阴刻在方块形状的麻将上，老手甚至能在抓牌时靠拇指感触凹槽识别出牌面，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这些花色设计的起源。圆形方孔铜钱是“筒”的原型，用绳子串起的贯钱演化成“条”，麻将的花色设计最初来自古代的钱币单位。这并非麻将的独创，早些时候的民间纸牌就已经承用了营商灵感来绘制花样，直到清朝中叶以后，这些图案与立体的竹骨形制相融，发展出麻将的雏形。

相传在明清帝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长江三角洲，麻将的玩法于浙江宁波一带定型，陆续四散至周边地区。到了20世纪10年代，麻将已经在上海社会的各个阶层、北京紫禁城、香港的赌徒群体和西南市井文化中传播开来。

由于上海特殊的辖区设置，国际化的公共租界为外国社群了解和接受麻将提供了天然土壤。1922年，包括麻将在内的“杂项”类别海外出口价值相比前一年激增33倍，其中，美国市场的庞大交易额让其他国家地区相形见绌。这一风潮在美国的先行爆发，离不开麻将的早期推广者约瑟夫·帕克·巴布科克。他通过标准石油公司派驻苏州的销售代表身份接触到麻将后，简化了计分规则，印刷了英文版手册，迅速在美国创立起自己的麻将帝国事业。

美国社会突如其来的青睐反向刺激了麻将在中国的传播，美籍华人作家刘裔昌在他的家族传记《虎父虎子》中解释说，“全美都在热衷于这一风尚，也给麻将游戏披上了受人尊敬的光环”。1927年旅美途中的文人胡适也注意到了麻将在西洋的时髦：“谁也梦想不到东方文明征服西洋的先锋队，却是一百三十六个麻将军! ”

适逢一股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运动正在进行，看见麻将象征着中国智慧走出国门席卷全球，中国知识分子自然而然接受了麻将的“国粹”之称，并围绕麻将这一象征展开了如何界定“中国”和“中国人”身份的激烈辩论。

由于麻将极强的群众感染性，一种做法是借麻将来诊断时代的集体心态或国民性格。1934年半月刊《人间世》里有篇文章叫《谈麻将》，作者宣称打麻将是“勇于私斗”的表现，想借此解释当前民族深陷困境的因由：“四人上桌，一开始总是客气，但牌一到手，不是‘扼下家’便是‘和三番’，造就了中国人讲究‘个人的实际主义的思想’。”主编林语堂在按语中评价，西洋“国宝”皆是强调团队合作精神的足球网球和桥牌，反思中国，却是“人自为战之国，绝端个人主义之国”。

还有一些人尽量把麻将与现代化的中国相提并论，麻将“花”牌雕刻的不再是菊花，而是诸如电线杆和荷枪实弹士兵的进步场景，宣扬“文明世界”和“统一国土”的自决呼声。论文《从馬吊到馬將——小玩意與大傳統交織的一項歷史因緣》指出，麻将忽然变成譬喻时事的热门题材，主要原因是麻将在西方一时“暴得大名”，“他们恐怕无意革除麻将，或者改革麻将来逐行改造国民性的目的，麻将不过是他们借题发挥的一道工具。”

相比之下，西渡至美国的麻将却被打造成一副全然不同的东方主义模样。美国历史学者安妮莉丝·海因茨在著作《麻将：从东方到西方》中回顾了麻将的在美接受史，与中国的动荡同步，20年代的美国也在被一场变革重塑。美国人开始自觉一致地用“现代人”谈论自己，然而紧随现代性而来的官僚作风盛行和都市匿名性引发的疏离感又让美国人深觉矛盾，他们渴望与古老的“正宗”建立联系。

海因茨分析，符合所谓“正宗”标准的文化既需要有稳定绵长的起源，还应处在已经消失停滞的状态。这样的“正宗”与更加神秘自然的、在现代工业世界无法再找到的过去相关，一方面令人向往，另一方面，“正宗”又因必须被放在白人文明的反面来理解，披上了野蛮专制、不够开明的外衣。

建立在这种悖论之上，麻将正是被美国投射了“正宗”迷思的舶来品。如海因茨所言，麻将帮助构建一种现代身份，这种身份的特点是全球性的世俗化和阶级种族层面的排斥。“美国人将麻将视作一种象征，目的不是抵制现代性，而是实现现代美国的文化变革：使其变成全球大国的同时保留一丝正宗和原始；使其变成先进资本主义大城市的同时被赋予一点特权和美感。”

在美国看来，中国最“正宗”的并非当代政治实验和知识型辩论，而是不变的传统。美国在营销麻将时极尽强调这一点，海因茨甚至在历史资料里翻到一张“孔子打麻将”的广告图：长城横亘在前，几座宝塔在后，孔夫子打扮成宫廷官员模样，穿着蟒袍，佩戴朝珠。讽刺的是，在麻将工厂里悉心满足手工制造要求的真实劳工群体，却因其形象跟清洁、安全与效率的承诺相违背，完全不予呈现。

凭借无数次相似广告元素的排列组合、复制粘贴，麻将被抬高成与数千年文脉相连，历史更加悠久，而且只有精英属性才能独占享受的“东方”象征，与此同时，美国几乎人人都能够通过消费拥有它。

各路玩家的解读不尽相同，麻将的文化内涵也在被不断制造。在美华人目睹了麻将在美国名声大噪的全过程，也开始利用这一跨越太平洋的消费品，帮助族群凝聚归属意识。

1989年出版的美国畅销小说《喜福会》，其名“喜福会”就是个麻将会的名称，由日本侵略之际逃到桂林的女性商议成立，她们定期聚会、轮流坐庄，用和牌的快乐来暂时忘却战期楚痛。在其中一位女性辗转到达旧金山后，喜福会传袭原来的传统，还把她们在美国长大的女儿也吸纳进来，渴望在牌局中缓和因文化冲突而紧绷的代际关系，“用无形的谋略穿透女儿，设法教会她中国人的性格”。

继《喜福会》改编成好莱坞电影，又一部全亚裔班底主演的《摘金奇缘》时隔25年上映。麻将场景被安排在一个重中之重的时刻：和新加坡富二代恋爱的美籍华裔女生瑞秋不受男友母亲待见，她邀请杨紫琼饰演的伯母来到一个多是工薪阶层光顾的露天麻将馆见面。

杨紫琼开场就气势汹汹地碰了瑞秋的弃牌，直言自己不喜欢瑞秋的“亚裔美国人”身份——虽然外表像亚洲人，骨子里却并非“gau-gi-lâng”（闽南语里的“自己人”）。但她后来才明白，瑞秋给自己碰牌是有意之举，甚至瑞秋是主动把二人和牌同样需要的唯一一张“八条”送出来，帮助自己获胜。瑞秋一手运作出牌局“赢”面并拱手相让，和现实中她拒绝男友求婚，愿意把他的家庭置于自己未来之上的做法形成互文，这也最终使她通过了是否谙熟“自己人”处事哲学的测试，得到杨紫琼的回心转意。

麻将规定刻子能靠“碰”，顺子能靠“吃”，和牌能靠“点炮”，意味着牌桌甚至能绕过语言和文化门槛，提供社交互动的机会，其中敌友身份是流动的，随时发生变化。麻将局的你来我往隐喻着人际关系的经营，有时，这里是缔结合作的场合，有时，这里就会变成博弈较量的战场。

李安在拍摄《色，戒》时，坦言开场几个太太打麻将是他拍过最有挑战的一个场景，他想“用方城之战表达一种肃杀的气氛，用扭曲的人性来表现谍报片中疑神疑鬼的感觉”。

相比其他情境，麻将在大约二十分钟结束一局后，重新码牌的过程能创造比洗一副扑克牌更长的小憩时间，人们还能在轮流出牌中间歇性地聊天，这为交流提供了气口。海因茨也指出，在麻将发展历史中，麻将逐渐从坊间走进上流家庭，女主人替代男性成了麻将休闲的主要参与者。妇女在牌桌上引领社会风尚，也假借娱乐进行信息交换和权术操弄。看似私密的家庭，实则向政商世界敞开，甚至成为其延伸。

四人围坐一桌的环境固然亲密，但牌面并不示人，颇有种各自关起门来，藏着一些心事的意味。李安在一次采访中说，太太的身份地位各不同，影响了谁给谁喂牌，喂的什么牌；彼此掌握的秘密不互通，影响了谁话中带刺，又在给谁暗示。张爱玲的原作给麻将更添一层门道：“牌桌上的确是戒指展览会”，借着出牌，牌友在彼此眼前暴露着指尖钻石的价值和人与人之间的虚荣。

“七、八层意思在里面搅和”，这要求李安的剧本和调度要做好详尽规划。最后，《色，戒》的麻将顾问花了一个半月，把这套包含着“这辈子爱恨情仇”的牌排出来，取用的麻将片段则拍摄了整整两个礼拜，一天将近16个小时。

不只是紧张的战时，麻将这一喻体也适用于新秩序尚未建立、资本主义就急速涌来的迷茫年代。杨德昌的新台北三部曲之一《麻将》全程未见麻将，却处处反映着被“麻将观”渗进肌理的社会图景。刚成年的小伙组成诈骗集团，奉行“动脑筋，不要动感情”的生存法则，所有和他人的际遇都视作大干一场、榨取利益的机会，正应了社会学者潘光旦在一篇评说麻将的文章中提到的：“凡是玩麻雀的人，玩时一定要假设其余三人无一不是他的敌人......他无刻不在想占便宜，或至少教别人也占不到便宜。”

然而，这是一场怎样也胡不了的麻将局。在浮华台北闯荡的人们，最缺乏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因此不断放弃初衷，轻易更改目标，随时置换自己所听的牌，令“重新定义”的动作落得机械性的重复，找不到生活的价值。

美国著名演员朱莉娅·罗伯茨曾在接受采访时说她平时喜爱打几手麻将，尤其因随机抓牌后，须把手中麻将从混沌慢慢整理成有序的特定过程而深感启发。在这个层面上，杨德昌借《麻将》一片，提出的却是关于“存在”的质疑——究竟是否还有人有余裕自问：“这真的是我想要的吗？”

在打麻将时，和技巧、策略一样重要的是手气。想要求个好彩，也是麻将能在一年一度的春节期间遍布不同世代各个家庭的原因。香港拍摄过不少有关麻将的贺岁片，其中与赌片类型有些许不同的一部是在2002年上映的《呖咕呖咕新年财》，它重复了一则“玩麻将就是品人格”的经典定理。运气好、机会巧，谁都能够一路顺风，关键是能否不满不傲，反而豁达；而当手风不顺时，“愈爛嘅牌愈要俾心機打 (越烂的牌越要用心打)”，不怨不弃，安住逆境才最重要。

参考材料：

《从馬吊到馬將——小玩意與大傳統交織的一項歷史因緣》https://toaj.stpi.niar.org.tw/index/journal/volume/article/4b1141f98a6b0a42018a72b85c5b02e6

《解读谭恩美〈喜福会〉中的中国麻将》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iMwhGHIyCLYcJRH4H1R0BUdFwsGRc2eNMpAzrKAzjKT46TEiePviVMWeXzRzN6DtNG2LymN0K_qabo2GVMYb1sqd7Ejcm4RTxWJln7JDJTjKUSonICvbcTfvLpujKGfoODrnme2qVs8qnuKV9jAl3ZIEWns9HLnOTPPORhJXeKRlTSmBgeyKsQ==&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The symbolism of Crazy Rich Asians’ pivotal mahjong scene, explained https://archive.ph/d8tdS#selection-793.0-793.20

《李安聊〈色戒〉里的麻将戏》https://www.sina.cn/news/detail/5244219481391621.html

《談〈麻將〉，我們在時代裂隙中成為》https://filmaholic.tw/films/6909f566fd89780001a74533/

《誰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 楊德昌電影中的後設「新」 台北》https://www.academia.edu/12087631/%E8%AA%B0%E7%9F%A5%E9%81%93%E8%87%AA%E5%B7%B1%E8%A6%81%E7%9A%84%E6%98%AF%E4%BB%80%E9%BA%BC_%E6%A5%8A%E5%BE%B7%E6%98%8C%E9%9B%BB%E5%BD%B1%E4%B8%AD%E7%9A%84%E5%BE%8C%E8%A8%AD_%E6%96%B0_%E5%8F%B0%E5%8C%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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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新闻编辑 | 李欣媛

“八小时的班坐立不安，八小时的麻将稳如泰山。”在过去不久的新春假期，牌桌上麻将相互撞击发出的清脆声响，与饭桌上的觥筹交错一样热闹。一反以往提到麻将产生“游手好闲”的负面联想，现如今谁能在节庆里张罗的竞技中胜出，往往意味着得到了好运的眷顾。

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上桌”，玩麻将的方寸之地多了些规则外的小趣味：ta们不再把面前的麻将牌规规矩矩码作一长列，而是按类别竖直摞起来“排兵布阵”，方便琢磨，或者摆成半弧状，美其名曰“防偷窥”；网感也影响了牌面的诠释，打出红中时一定要用河南口音报牌，而南风牌被谐音梗“统治”，“我太南了”、“南上加南”的麻将表情包一度相当流行；还有人在陪长辈打麻将的漫长过程中悟出哲理，从开局输多了就自认“不擅长”的消极心态，到全神贯注地判断和决策，通过一次次上场而不是轻言放弃来建立自信，ta们纷纷上网感叹：打麻将“像极了人生”。

关于麻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理解，只不过直到起源一百多年后的当下，麻将依然保持着全民娱乐的地位，在天南地北、男女老少间风靡，这不禁令人思考：麻将这般经久不衰的原因是什么？

固定的图案阴刻在方块形状的麻将上，老手甚至能在抓牌时靠拇指感触凹槽识别出牌面，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这些花色设计的起源。圆形方孔铜钱是“筒”的原型，用绳子串起的贯钱演化成“条”，麻将的花色设计最初来自古代的钱币单位。这并非麻将的独创，早些时候的民间纸牌就已经承用了营商灵感来绘制花样，直到清朝中叶以后，这些图案与立体的竹骨形制相融，发展出麻将的雏形。

相传在明清帝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长江三角洲，麻将的玩法于浙江宁波一带定型，陆续四散至周边地区。到了20世纪10年代，麻将已经在上海社会的各个阶层、北京紫禁城、香港的赌徒群体和西南市井文化中传播开来。

由于上海特殊的辖区设置，国际化的公共租界为外国社群了解和接受麻将提供了天然土壤。1922年，包括麻将在内的“杂项”类别海外出口价值相比前一年激增33倍，其中，美国市场的庞大交易额让其他国家地区相形见绌。这一风潮在美国的先行爆发，离不开麻将的早期推广者约瑟夫·帕克·巴布科克。他通过标准石油公司派驻苏州的销售代表身份接触到麻将后，简化了计分规则，印刷了英文版手册，迅速在美国创立起自己的麻将帝国事业。

美国社会突如其来的青睐反向刺激了麻将在中国的传播，美籍华人作家刘裔昌在他的家族传记《虎父虎子》中解释说，“全美都在热衷于这一风尚，也给麻将游戏披上了受人尊敬的光环”。1927年旅美途中的文人胡适也注意到了麻将在西洋的时髦：“谁也梦想不到东方文明征服西洋的先锋队，却是一百三十六个麻将军! ”

适逢一股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运动正在进行，看见麻将象征着中国智慧走出国门席卷全球，中国知识分子自然而然接受了麻将的“国粹”之称，并围绕麻将这一象征展开了如何界定“中国”和“中国人”身份的激烈辩论。

由于麻将极强的群众感染性，一种做法是借麻将来诊断时代的集体心态或国民性格。1934年半月刊《人间世》里有篇文章叫《谈麻将》，作者宣称打麻将是“勇于私斗”的表现，想借此解释当前民族深陷困境的因由：“四人上桌，一开始总是客气，但牌一到手，不是‘扼下家’便是‘和三番’，造就了中国人讲究‘个人的实际主义的思想’。”主编林语堂在按语中评价，西洋“国宝”皆是强调团队合作精神的足球网球和桥牌，反思中国，却是“人自为战之国，绝端个人主义之国”。

还有一些人尽量把麻将与现代化的中国相提并论，麻将“花”牌雕刻的不再是菊花，而是诸如电线杆和荷枪实弹士兵的进步场景，宣扬“文明世界”和“统一国土”的自决呼声。论文《从馬吊到馬將——小玩意與大傳統交織的一項歷史因緣》指出，麻将忽然变成譬喻时事的热门题材，主要原因是麻将在西方一时“暴得大名”，“他们恐怕无意革除麻将，或者改革麻将来逐行改造国民性的目的，麻将不过是他们借题发挥的一道工具。”

相比之下，西渡至美国的麻将却被打造成一副全然不同的东方主义模样。美国历史学者安妮莉丝·海因茨在著作《麻将：从东方到西方》中回顾了麻将的在美接受史，与中国的动荡同步，20年代的美国也在被一场变革重塑。美国人开始自觉一致地用“现代人”谈论自己，然而紧随现代性而来的官僚作风盛行和都市匿名性引发的疏离感又让美国人深觉矛盾，他们渴望与古老的“正宗”建立联系。

海因茨分析，符合所谓“正宗”标准的文化既需要有稳定绵长的起源，还应处在已经消失停滞的状态。这样的“正宗”与更加神秘自然的、在现代工业世界无法再找到的过去相关，一方面令人向往，另一方面，“正宗”又因必须被放在白人文明的反面来理解，披上了野蛮专制、不够开明的外衣。

建立在这种悖论之上，麻将正是被美国投射了“正宗”迷思的舶来品。如海因茨所言，麻将帮助构建一种现代身份，这种身份的特点是全球性的世俗化和阶级种族层面的排斥。“美国人将麻将视作一种象征，目的不是抵制现代性，而是实现现代美国的文化变革：使其变成全球大国的同时保留一丝正宗和原始；使其变成先进资本主义大城市的同时被赋予一点特权和美感。”

在美国看来，中国最“正宗”的并非当代政治实验和知识型辩论，而是不变的传统。美国在营销麻将时极尽强调这一点，海因茨甚至在历史资料里翻到一张“孔子打麻将”的广告图：长城横亘在前，几座宝塔在后，孔夫子打扮成宫廷官员模样，穿着蟒袍，佩戴朝珠。讽刺的是，在麻将工厂里悉心满足手工制造要求的真实劳工群体，却因其形象跟清洁、安全与效率的承诺相违背，完全不予呈现。

凭借无数次相似广告元素的排列组合、复制粘贴，麻将被抬高成与数千年文脉相连，历史更加悠久，而且只有精英属性才能独占享受的“东方”象征，与此同时，美国几乎人人都能够通过消费拥有它。

各路玩家的解读不尽相同，麻将的文化内涵也在被不断制造。在美华人目睹了麻将在美国名声大噪的全过程，也开始利用这一跨越太平洋的消费品，帮助族群凝聚归属意识。

1989年出版的美国畅销小说《喜福会》，其名“喜福会”就是个麻将会的名称，由日本侵略之际逃到桂林的女性商议成立，她们定期聚会、轮流坐庄，用和牌的快乐来暂时忘却战期楚痛。在其中一位女性辗转到达旧金山后，喜福会传袭原来的传统，还把她们在美国长大的女儿也吸纳进来，渴望在牌局中缓和因文化冲突而紧绷的代际关系，“用无形的谋略穿透女儿，设法教会她中国人的性格”。

继《喜福会》改编成好莱坞电影，又一部全亚裔班底主演的《摘金奇缘》时隔25年上映。麻将场景被安排在一个重中之重的时刻：和新加坡富二代恋爱的美籍华裔女生瑞秋不受男友母亲待见，她邀请杨紫琼饰演的伯母来到一个多是工薪阶层光顾的露天麻将馆见面。

杨紫琼开场就气势汹汹地碰了瑞秋的弃牌，直言自己不喜欢瑞秋的“亚裔美国人”身份——虽然外表像亚洲人，骨子里却并非“gau-gi-lâng”（闽南语里的“自己人”）。但她后来才明白，瑞秋给自己碰牌是有意之举，甚至瑞秋是主动把二人和牌同样需要的唯一一张“八条”送出来，帮助自己获胜。瑞秋一手运作出牌局“赢”面并拱手相让，和现实中她拒绝男友求婚，愿意把他的家庭置于自己未来之上的做法形成互文，这也最终使她通过了是否谙熟“自己人”处事哲学的测试，得到杨紫琼的回心转意。

麻将规定刻子能靠“碰”，顺子能靠“吃”，和牌能靠“点炮”，意味着牌桌甚至能绕过语言和文化门槛，提供社交互动的机会，其中敌友身份是流动的，随时发生变化。麻将局的你来我往隐喻着人际关系的经营，有时，这里是缔结合作的场合，有时，这里就会变成博弈较量的战场。

李安在拍摄《色，戒》时，坦言开场几个太太打麻将是他拍过最有挑战的一个场景，他想“用方城之战表达一种肃杀的气氛，用扭曲的人性来表现谍报片中疑神疑鬼的感觉”。

相比其他情境，麻将在大约二十分钟结束一局后，重新码牌的过程能创造比洗一副扑克牌更长的小憩时间，人们还能在轮流出牌中间歇性地聊天，这为交流提供了气口。海因茨也指出，在麻将发展历史中，麻将逐渐从坊间走进上流家庭，女主人替代男性成了麻将休闲的主要参与者。妇女在牌桌上引领社会风尚，也假借娱乐进行信息交换和权术操弄。看似私密的家庭，实则向政商世界敞开，甚至成为其延伸。

四人围坐一桌的环境固然亲密，但牌面并不示人，颇有种各自关起门来，藏着一些心事的意味。李安在一次采访中说，太太的身份地位各不同，影响了谁给谁喂牌，喂的什么牌；彼此掌握的秘密不互通，影响了谁话中带刺，又在给谁暗示。张爱玲的原作给麻将更添一层门道：“牌桌上的确是戒指展览会”，借着出牌，牌友在彼此眼前暴露着指尖钻石的价值和人与人之间的虚荣。

“七、八层意思在里面搅和”，这要求李安的剧本和调度要做好详尽规划。最后，《色，戒》的麻将顾问花了一个半月，把这套包含着“这辈子爱恨情仇”的牌排出来，取用的麻将片段则拍摄了整整两个礼拜，一天将近16个小时。

不只是紧张的战时，麻将这一喻体也适用于新秩序尚未建立、资本主义就急速涌来的迷茫年代。杨德昌的新台北三部曲之一《麻将》全程未见麻将，却处处反映着被“麻将观”渗进肌理的社会图景。刚成年的小伙组成诈骗集团，奉行“动脑筋，不要动感情”的生存法则，所有和他人的际遇都视作大干一场、榨取利益的机会，正应了社会学者潘光旦在一篇评说麻将的文章中提到的：“凡是玩麻雀的人，玩时一定要假设其余三人无一不是他的敌人......他无刻不在想占便宜，或至少教别人也占不到便宜。”

然而，这是一场怎样也胡不了的麻将局。在浮华台北闯荡的人们，最缺乏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因此不断放弃初衷，轻易更改目标，随时置换自己所听的牌，令“重新定义”的动作落得机械性的重复，找不到生活的价值。

美国著名演员朱莉娅·罗伯茨曾在接受采访时说她平时喜爱打几手麻将，尤其因随机抓牌后，须把手中麻将从混沌慢慢整理成有序的特定过程而深感启发。在这个层面上，杨德昌借《麻将》一片，提出的却是关于“存在”的质疑——究竟是否还有人有余裕自问：“这真的是我想要的吗？”

在打麻将时，和技巧、策略一样重要的是手气。想要求个好彩，也是麻将能在一年一度的春节期间遍布不同世代各个家庭的原因。香港拍摄过不少有关麻将的贺岁片，其中与赌片类型有些许不同的一部是在2002年上映的《呖咕呖咕新年财》，它重复了一则“玩麻将就是品人格”的经典定理。运气好、机会巧，谁都能够一路顺风，关键是能否不满不傲，反而豁达；而当手风不顺时，“愈爛嘅牌愈要俾心機打 (越烂的牌越要用心打)”，不怨不弃，安住逆境才最重要。

参考材料：

《从馬吊到馬將——小玩意與大傳統交織的一項歷史因緣》https://toaj.stpi.niar.org.tw/index/journal/volume/article/4b1141f98a6b0a42018a72b85c5b02e6

《解读谭恩美〈喜福会〉中的中国麻将》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iMwhGHIyCLYcJRH4H1R0BUdFwsGRc2eNMpAzrKAzjKT46TEiePviVMWeXzRzN6DtNG2LymN0K_qabo2GVMYb1sqd7Ejcm4RTxWJln7JDJTjKUSonICvbcTfvLpujKGfoODrnme2qVs8qnuKV9jAl3ZIEWns9HLnOTPPORhJXeKRlTSmBgeyKsQ==&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The symbolism of Crazy Rich Asians’ pivotal mahjong scene, explained https://archive.ph/d8tdS#selection-793.0-793.20

《李安聊〈色戒〉里的麻将戏》https://www.sina.cn/news/detail/5244219481391621.html

《談〈麻將〉，我們在時代裂隙中成為》https://filmaholic.tw/films/6909f566fd89780001a74533/

《誰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 楊德昌電影中的後設「新」 台北》https://www.academia.edu/12087631/%E8%AA%B0%E7%9F%A5%E9%81%93%E8%87%AA%E5%B7%B1%E8%A6%81%E7%9A%84%E6%98%AF%E4%BB%80%E9%BA%BC_%E6%A5%8A%E5%BE%B7%E6%98%8C%E9%9B%BB%E5%BD%B1%E4%B8%AD%E7%9A%84%E5%BE%8C%E8%A8%AD_%E6%96%B0_%E5%8F%B0%E5%8C%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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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新闻编辑 | 李欣媛

“八小时的班坐立不安，八小时的麻将稳如泰山。”在过去不久的新春假期，牌桌上麻将相互撞击发出的清脆声响，与饭桌上的觥筹交错一样热闹。一反以往提到麻将产生“游手好闲”的负面联想，现如今谁能在节庆里张罗的竞技中胜出，往往意味着得到了好运的眷顾。

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上桌”，玩麻将的方寸之地多了些规则外的小趣味：ta们不再把面前的麻将牌规规矩矩码作一长列，而是按类别竖直摞起来“排兵布阵”，方便琢磨，或者摆成半弧状，美其名曰“防偷窥”；网感也影响了牌面的诠释，打出红中时一定要用河南口音报牌，而南风牌被谐音梗“统治”，“我太南了”、“南上加南”的麻将表情包一度相当流行；还有人在陪长辈打麻将的漫长过程中悟出哲理，从开局输多了就自认“不擅长”的消极心态，到全神贯注地判断和决策，通过一次次上场而不是轻言放弃来建立自信，ta们纷纷上网感叹：打麻将“像极了人生”。

关于麻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理解，只不过直到起源一百多年后的当下，麻将依然保持着全民娱乐的地位，在天南地北、男女老少间风靡，这不禁令人思考：麻将这般经久不衰的原因是什么？

固定的图案阴刻在方块形状的麻将上，老手甚至能在抓牌时靠拇指感触凹槽识别出牌面，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这些花色设计的起源。圆形方孔铜钱是“筒”的原型，用绳子串起的贯钱演化成“条”，麻将的花色设计最初来自古代的钱币单位。这并非麻将的独创，早些时候的民间纸牌就已经承用了营商灵感来绘制花样，直到清朝中叶以后，这些图案与立体的竹骨形制相融，发展出麻将的雏形。

相传在明清帝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长江三角洲，麻将的玩法于浙江宁波一带定型，陆续四散至周边地区。到了20世纪10年代，麻将已经在上海社会的各个阶层、北京紫禁城、香港的赌徒群体和西南市井文化中传播开来。

由于上海特殊的辖区设置，国际化的公共租界为外国社群了解和接受麻将提供了天然土壤。1922年，包括麻将在内的“杂项”类别海外出口价值相比前一年激增33倍，其中，美国市场的庞大交易额让其他国家地区相形见绌。这一风潮在美国的先行爆发，离不开麻将的早期推广者约瑟夫·帕克·巴布科克。他通过标准石油公司派驻苏州的销售代表身份接触到麻将后，简化了计分规则，印刷了英文版手册，迅速在美国创立起自己的麻将帝国事业。

美国社会突如其来的青睐反向刺激了麻将在中国的传播，美籍华人作家刘裔昌在他的家族传记《虎父虎子》中解释说，“全美都在热衷于这一风尚，也给麻将游戏披上了受人尊敬的光环”。1927年旅美途中的文人胡适也注意到了麻将在西洋的时髦：“谁也梦想不到东方文明征服西洋的先锋队，却是一百三十六个麻将军! ”

适逢一股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运动正在进行，看见麻将象征着中国智慧走出国门席卷全球，中国知识分子自然而然接受了麻将的“国粹”之称，并围绕麻将这一象征展开了如何界定“中国”和“中国人”身份的激烈辩论。

由于麻将极强的群众感染性，一种做法是借麻将来诊断时代的集体心态或国民性格。1934年半月刊《人间世》里有篇文章叫《谈麻将》，作者宣称打麻将是“勇于私斗”的表现，想借此解释当前民族深陷困境的因由：“四人上桌，一开始总是客气，但牌一到手，不是‘扼下家’便是‘和三番’，造就了中国人讲究‘个人的实际主义的思想’。”主编林语堂在按语中评价，西洋“国宝”皆是强调团队合作精神的足球网球和桥牌，反思中国，却是“人自为战之国，绝端个人主义之国”。

还有一些人尽量把麻将与现代化的中国相提并论，麻将“花”牌雕刻的不再是菊花，而是诸如电线杆和荷枪实弹士兵的进步场景，宣扬“文明世界”和“统一国土”的自决呼声。论文《从馬吊到馬將——小玩意與大傳統交織的一項歷史因緣》指出，麻将忽然变成譬喻时事的热门题材，主要原因是麻将在西方一时“暴得大名”，“他们恐怕无意革除麻将，或者改革麻将来逐行改造国民性的目的，麻将不过是他们借题发挥的一道工具。”

相比之下，西渡至美国的麻将却被打造成一副全然不同的东方主义模样。美国历史学者安妮莉丝·海因茨在著作《麻将：从东方到西方》中回顾了麻将的在美接受史，与中国的动荡同步，20年代的美国也在被一场变革重塑。美国人开始自觉一致地用“现代人”谈论自己，然而紧随现代性而来的官僚作风盛行和都市匿名性引发的疏离感又让美国人深觉矛盾，他们渴望与古老的“正宗”建立联系。

海因茨分析，符合所谓“正宗”标准的文化既需要有稳定绵长的起源，还应处在已经消失停滞的状态。这样的“正宗”与更加神秘自然的、在现代工业世界无法再找到的过去相关，一方面令人向往，另一方面，“正宗”又因必须被放在白人文明的反面来理解，披上了野蛮专制、不够开明的外衣。

建立在这种悖论之上，麻将正是被美国投射了“正宗”迷思的舶来品。如海因茨所言，麻将帮助构建一种现代身份，这种身份的特点是全球性的世俗化和阶级种族层面的排斥。“美国人将麻将视作一种象征，目的不是抵制现代性，而是实现现代美国的文化变革：使其变成全球大国的同时保留一丝正宗和原始；使其变成先进资本主义大城市的同时被赋予一点特权和美感。”

在美国看来，中国最“正宗”的并非当代政治实验和知识型辩论，而是不变的传统。美国在营销麻将时极尽强调这一点，海因茨甚至在历史资料里翻到一张“孔子打麻将”的广告图：长城横亘在前，几座宝塔在后，孔夫子打扮成宫廷官员模样，穿着蟒袍，佩戴朝珠。讽刺的是，在麻将工厂里悉心满足手工制造要求的真实劳工群体，却因其形象跟清洁、安全与效率的承诺相违背，完全不予呈现。

凭借无数次相似广告元素的排列组合、复制粘贴，麻将被抬高成与数千年文脉相连，历史更加悠久，而且只有精英属性才能独占享受的“东方”象征，与此同时，美国几乎人人都能够通过消费拥有它。

各路玩家的解读不尽相同，麻将的文化内涵也在被不断制造。在美华人目睹了麻将在美国名声大噪的全过程，也开始利用这一跨越太平洋的消费品，帮助族群凝聚归属意识。

1989年出版的美国畅销小说《喜福会》，其名“喜福会”就是个麻将会的名称，由日本侵略之际逃到桂林的女性商议成立，她们定期聚会、轮流坐庄，用和牌的快乐来暂时忘却战期楚痛。在其中一位女性辗转到达旧金山后，喜福会传袭原来的传统，还把她们在美国长大的女儿也吸纳进来，渴望在牌局中缓和因文化冲突而紧绷的代际关系，“用无形的谋略穿透女儿，设法教会她中国人的性格”。

继《喜福会》改编成好莱坞电影，又一部全亚裔班底主演的《摘金奇缘》时隔25年上映。麻将场景被安排在一个重中之重的时刻：和新加坡富二代恋爱的美籍华裔女生瑞秋不受男友母亲待见，她邀请杨紫琼饰演的伯母来到一个多是工薪阶层光顾的露天麻将馆见面。

杨紫琼开场就气势汹汹地碰了瑞秋的弃牌，直言自己不喜欢瑞秋的“亚裔美国人”身份——虽然外表像亚洲人，骨子里却并非“gau-gi-lâng”（闽南语里的“自己人”）。但她后来才明白，瑞秋给自己碰牌是有意之举，甚至瑞秋是主动把二人和牌同样需要的唯一一张“八条”送出来，帮助自己获胜。瑞秋一手运作出牌局“赢”面并拱手相让，和现实中她拒绝男友求婚，愿意把他的家庭置于自己未来之上的做法形成互文，这也最终使她通过了是否谙熟“自己人”处事哲学的测试，得到杨紫琼的回心转意。

麻将规定刻子能靠“碰”，顺子能靠“吃”，和牌能靠“点炮”，意味着牌桌甚至能绕过语言和文化门槛，提供社交互动的机会，其中敌友身份是流动的，随时发生变化。麻将局的你来我往隐喻着人际关系的经营，有时，这里是缔结合作的场合，有时，这里就会变成博弈较量的战场。

李安在拍摄《色，戒》时，坦言开场几个太太打麻将是他拍过最有挑战的一个场景，他想“用方城之战表达一种肃杀的气氛，用扭曲的人性来表现谍报片中疑神疑鬼的感觉”。

相比其他情境，麻将在大约二十分钟结束一局后，重新码牌的过程能创造比洗一副扑克牌更长的小憩时间，人们还能在轮流出牌中间歇性地聊天，这为交流提供了气口。海因茨也指出，在麻将发展历史中，麻将逐渐从坊间走进上流家庭，女主人替代男性成了麻将休闲的主要参与者。妇女在牌桌上引领社会风尚，也假借娱乐进行信息交换和权术操弄。看似私密的家庭，实则向政商世界敞开，甚至成为其延伸。

四人围坐一桌的环境固然亲密，但牌面并不示人，颇有种各自关起门来，藏着一些心事的意味。李安在一次采访中说，太太的身份地位各不同，影响了谁给谁喂牌，喂的什么牌；彼此掌握的秘密不互通，影响了谁话中带刺，又在给谁暗示。张爱玲的原作给麻将更添一层门道：“牌桌上的确是戒指展览会”，借着出牌，牌友在彼此眼前暴露着指尖钻石的价值和人与人之间的虚荣。

“七、八层意思在里面搅和”，这要求李安的剧本和调度要做好详尽规划。最后，《色，戒》的麻将顾问花了一个半月，把这套包含着“这辈子爱恨情仇”的牌排出来，取用的麻将片段则拍摄了整整两个礼拜，一天将近16个小时。

不只是紧张的战时，麻将这一喻体也适用于新秩序尚未建立、资本主义就急速涌来的迷茫年代。杨德昌的新台北三部曲之一《麻将》全程未见麻将，却处处反映着被“麻将观”渗进肌理的社会图景。刚成年的小伙组成诈骗集团，奉行“动脑筋，不要动感情”的生存法则，所有和他人的际遇都视作大干一场、榨取利益的机会，正应了社会学者潘光旦在一篇评说麻将的文章中提到的：“凡是玩麻雀的人，玩时一定要假设其余三人无一不是他的敌人......他无刻不在想占便宜，或至少教别人也占不到便宜。”

然而，这是一场怎样也胡不了的麻将局。在浮华台北闯荡的人们，最缺乏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因此不断放弃初衷，轻易更改目标，随时置换自己所听的牌，令“重新定义”的动作落得机械性的重复，找不到生活的价值。

美国著名演员朱莉娅·罗伯茨曾在接受采访时说她平时喜爱打几手麻将，尤其因随机抓牌后，须把手中麻将从混沌慢慢整理成有序的特定过程而深感启发。在这个层面上，杨德昌借《麻将》一片，提出的却是关于“存在”的质疑——究竟是否还有人有余裕自问：“这真的是我想要的吗？”

在打麻将时，和技巧、策略一样重要的是手气。想要求个好彩，也是麻将能在一年一度的春节期间遍布不同世代各个家庭的原因。香港拍摄过不少有关麻将的贺岁片，其中与赌片类型有些许不同的一部是在2002年上映的《呖咕呖咕新年财》，它重复了一则“玩麻将就是品人格”的经典定理。运气好、机会巧，谁都能够一路顺风，关键是能否不满不傲，反而豁达；而当手风不顺时，“愈爛嘅牌愈要俾心機打 (越烂的牌越要用心打)”，不怨不弃，安住逆境才最重要。

参考材料：

《从馬吊到馬將——小玩意與大傳統交織的一項歷史因緣》https://toaj.stpi.niar.org.tw/index/journal/volume/article/4b1141f98a6b0a42018a72b85c5b02e6

《解读谭恩美〈喜福会〉中的中国麻将》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iMwhGHIyCLYcJRH4H1R0BUdFwsGRc2eNMpAzrKAzjKT46TEiePviVMWeXzRzN6DtNG2LymN0K_qabo2GVMYb1sqd7Ejcm4RTxWJln7JDJTjKUSonICvbcTfvLpujKGfoODrnme2qVs8qnuKV9jAl3ZIEWns9HLnOTPPORhJXeKRlTSmBgeyKsQ==&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The symbolism of Crazy Rich Asians’ pivotal mahjong scene, explained https://archive.ph/d8tdS#selection-793.0-793.20

《李安聊〈色戒〉里的麻将戏》https://www.sina.cn/news/detail/5244219481391621.html

《談〈麻將〉，我們在時代裂隙中成為》https://filmaholic.tw/films/6909f566fd89780001a74533/

《誰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 楊德昌電影中的後設「新」 台北》https://www.academia.edu/12087631/%E8%AA%B0%E7%9F%A5%E9%81%93%E8%87%AA%E5%B7%B1%E8%A6%81%E7%9A%84%E6%98%AF%E4%BB%80%E9%BA%BC_%E6%A5%8A%E5%BE%B7%E6%98%8C%E9%9B%BB%E5%BD%B1%E4%B8%AD%E7%9A%84%E5%BE%8C%E8%A8%AD_%E6%96%B0_%E5%8F%B0%E5%8C%97

界面新闻记者 |

界面新闻编辑 | 李欣媛

“八小时的班坐立不安，八小时的麻将稳如泰山。”在过去不久的新春假期，牌桌上麻将相互撞击发出的清脆声响，与饭桌上的觥筹交错一样热闹。一反以往提到麻将产生“游手好闲”的负面联想，现如今谁能在节庆里张罗的竞技中胜出，往往意味着得到了好运的眷顾。

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上桌”，玩麻将的方寸之地多了些规则外的小趣味：ta们不再把面前的麻将牌规规矩矩码作一长列，而是按类别竖直摞起来“排兵布阵”，方便琢磨，或者摆成半弧状，美其名曰“防偷窥”；网感也影响了牌面的诠释，打出红中时一定要用河南口音报牌，而南风牌被谐音梗“统治”，“我太南了”、“南上加南”的麻将表情包一度相当流行；还有人在陪长辈打麻将的漫长过程中悟出哲理，从开局输多了就自认“不擅长”的消极心态，到全神贯注地判断和决策，通过一次次上场而不是轻言放弃来建立自信，ta们纷纷上网感叹：打麻将“像极了人生”。

关于麻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理解，只不过直到起源一百多年后的当下，麻将依然保持着全民娱乐的地位，在天南地北、男女老少间风靡，这不禁令人思考：麻将这般经久不衰的原因是什么？

固定的图案阴刻在方块形状的麻将上，老手甚至能在抓牌时靠拇指感触凹槽识别出牌面，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这些花色设计的起源。圆形方孔铜钱是“筒”的原型，用绳子串起的贯钱演化成“条”，麻将的花色设计最初来自古代的钱币单位。这并非麻将的独创，早些时候的民间纸牌就已经承用了营商灵感来绘制花样，直到清朝中叶以后，这些图案与立体的竹骨形制相融，发展出麻将的雏形。

相传在明清帝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长江三角洲，麻将的玩法于浙江宁波一带定型，陆续四散至周边地区。到了20世纪10年代，麻将已经在上海社会的各个阶层、北京紫禁城、香港的赌徒群体和西南市井文化中传播开来。

由于上海特殊的辖区设置，国际化的公共租界为外国社群了解和接受麻将提供了天然土壤。1922年，包括麻将在内的“杂项”类别海外出口价值相比前一年激增33倍，其中，美国市场的庞大交易额让其他国家地区相形见绌。这一风潮在美国的先行爆发，离不开麻将的早期推广者约瑟夫·帕克·巴布科克。他通过标准石油公司派驻苏州的销售代表身份接触到麻将后，简化了计分规则，印刷了英文版手册，迅速在美国创立起自己的麻将帝国事业。

美国社会突如其来的青睐反向刺激了麻将在中国的传播，美籍华人作家刘裔昌在他的家族传记《虎父虎子》中解释说，“全美都在热衷于这一风尚，也给麻将游戏披上了受人尊敬的光环”。1927年旅美途中的文人胡适也注意到了麻将在西洋的时髦：“谁也梦想不到东方文明征服西洋的先锋队，却是一百三十六个麻将军! ”

适逢一股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运动正在进行，看见麻将象征着中国智慧走出国门席卷全球，中国知识分子自然而然接受了麻将的“国粹”之称，并围绕麻将这一象征展开了如何界定“中国”和“中国人”身份的激烈辩论。

由于麻将极强的群众感染性，一种做法是借麻将来诊断时代的集体心态或国民性格。1934年半月刊《人间世》里有篇文章叫《谈麻将》，作者宣称打麻将是“勇于私斗”的表现，想借此解释当前民族深陷困境的因由：“四人上桌，一开始总是客气，但牌一到手，不是‘扼下家’便是‘和三番’，造就了中国人讲究‘个人的实际主义的思想’。”主编林语堂在按语中评价，西洋“国宝”皆是强调团队合作精神的足球网球和桥牌，反思中国，却是“人自为战之国，绝端个人主义之国”。

还有一些人尽量把麻将与现代化的中国相提并论，麻将“花”牌雕刻的不再是菊花，而是诸如电线杆和荷枪实弹士兵的进步场景，宣扬“文明世界”和“统一国土”的自决呼声。论文《从馬吊到馬將——小玩意與大傳統交織的一項歷史因緣》指出，麻将忽然变成譬喻时事的热门题材，主要原因是麻将在西方一时“暴得大名”，“他们恐怕无意革除麻将，或者改革麻将来逐行改造国民性的目的，麻将不过是他们借题发挥的一道工具。”

相比之下，西渡至美国的麻将却被打造成一副全然不同的东方主义模样。美国历史学者安妮莉丝·海因茨在著作《麻将：从东方到西方》中回顾了麻将的在美接受史，与中国的动荡同步，20年代的美国也在被一场变革重塑。美国人开始自觉一致地用“现代人”谈论自己，然而紧随现代性而来的官僚作风盛行和都市匿名性引发的疏离感又让美国人深觉矛盾，他们渴望与古老的“正宗”建立联系。

海因茨分析，符合所谓“正宗”标准的文化既需要有稳定绵长的起源，还应处在已经消失停滞的状态。这样的“正宗”与更加神秘自然的、在现代工业世界无法再找到的过去相关，一方面令人向往，另一方面，“正宗”又因必须被放在白人文明的反面来理解，披上了野蛮专制、不够开明的外衣。

建立在这种悖论之上，麻将正是被美国投射了“正宗”迷思的舶来品。如海因茨所言，麻将帮助构建一种现代身份，这种身份的特点是全球性的世俗化和阶级种族层面的排斥。“美国人将麻将视作一种象征，目的不是抵制现代性，而是实现现代美国的文化变革：使其变成全球大国的同时保留一丝正宗和原始；使其变成先进资本主义大城市的同时被赋予一点特权和美感。”

在美国看来，中国最“正宗”的并非当代政治实验和知识型辩论，而是不变的传统。美国在营销麻将时极尽强调这一点，海因茨甚至在历史资料里翻到一张“孔子打麻将”的广告图：长城横亘在前，几座宝塔在后，孔夫子打扮成宫廷官员模样，穿着蟒袍，佩戴朝珠。讽刺的是，在麻将工厂里悉心满足手工制造要求的真实劳工群体，却因其形象跟清洁、安全与效率的承诺相违背，完全不予呈现。

凭借无数次相似广告元素的排列组合、复制粘贴，麻将被抬高成与数千年文脉相连，历史更加悠久，而且只有精英属性才能独占享受的“东方”象征，与此同时，美国几乎人人都能够通过消费拥有它。

各路玩家的解读不尽相同，麻将的文化内涵也在被不断制造。在美华人目睹了麻将在美国名声大噪的全过程，也开始利用这一跨越太平洋的消费品，帮助族群凝聚归属意识。

1989年出版的美国畅销小说《喜福会》，其名“喜福会”就是个麻将会的名称，由日本侵略之际逃到桂林的女性商议成立，她们定期聚会、轮流坐庄，用和牌的快乐来暂时忘却战期楚痛。在其中一位女性辗转到达旧金山后，喜福会传袭原来的传统，还把她们在美国长大的女儿也吸纳进来，渴望在牌局中缓和因文化冲突而紧绷的代际关系，“用无形的谋略穿透女儿，设法教会她中国人的性格”。

继《喜福会》改编成好莱坞电影，又一部全亚裔班底主演的《摘金奇缘》时隔25年上映。麻将场景被安排在一个重中之重的时刻：和新加坡富二代恋爱的美籍华裔女生瑞秋不受男友母亲待见，她邀请杨紫琼饰演的伯母来到一个多是工薪阶层光顾的露天麻将馆见面。

杨紫琼开场就气势汹汹地碰了瑞秋的弃牌，直言自己不喜欢瑞秋的“亚裔美国人”身份——虽然外表像亚洲人，骨子里却并非“gau-gi-lâng”（闽南语里的“自己人”）。但她后来才明白，瑞秋给自己碰牌是有意之举，甚至瑞秋是主动把二人和牌同样需要的唯一一张“八条”送出来，帮助自己获胜。瑞秋一手运作出牌局“赢”面并拱手相让，和现实中她拒绝男友求婚，愿意把他的家庭置于自己未来之上的做法形成互文，这也最终使她通过了是否谙熟“自己人”处事哲学的测试，得到杨紫琼的回心转意。

麻将规定刻子能靠“碰”，顺子能靠“吃”，和牌能靠“点炮”，意味着牌桌甚至能绕过语言和文化门槛，提供社交互动的机会，其中敌友身份是流动的，随时发生变化。麻将局的你来我往隐喻着人际关系的经营，有时，这里是缔结合作的场合，有时，这里就会变成博弈较量的战场。

李安在拍摄《色，戒》时，坦言开场几个太太打麻将是他拍过最有挑战的一个场景，他想“用方城之战表达一种肃杀的气氛，用扭曲的人性来表现谍报片中疑神疑鬼的感觉”。

相比其他情境，麻将在大约二十分钟结束一局后，重新码牌的过程能创造比洗一副扑克牌更长的小憩时间，人们还能在轮流出牌中间歇性地聊天，这为交流提供了气口。海因茨也指出，在麻将发展历史中，麻将逐渐从坊间走进上流家庭，女主人替代男性成了麻将休闲的主要参与者。妇女在牌桌上引领社会风尚，也假借娱乐进行信息交换和权术操弄。看似私密的家庭，实则向政商世界敞开，甚至成为其延伸。

四人围坐一桌的环境固然亲密，但牌面并不示人，颇有种各自关起门来，藏着一些心事的意味。李安在一次采访中说，太太的身份地位各不同，影响了谁给谁喂牌，喂的什么牌；彼此掌握的秘密不互通，影响了谁话中带刺，又在给谁暗示。张爱玲的原作给麻将更添一层门道：“牌桌上的确是戒指展览会”，借着出牌，牌友在彼此眼前暴露着指尖钻石的价值和人与人之间的虚荣。

“七、八层意思在里面搅和”，这要求李安的剧本和调度要做好详尽规划。最后，《色，戒》的麻将顾问花了一个半月，把这套包含着“这辈子爱恨情仇”的牌排出来，取用的麻将片段则拍摄了整整两个礼拜，一天将近16个小时。

不只是紧张的战时，麻将这一喻体也适用于新秩序尚未建立、资本主义就急速涌来的迷茫年代。杨德昌的新台北三部曲之一《麻将》全程未见麻将，却处处反映着被“麻将观”渗进肌理的社会图景。刚成年的小伙组成诈骗集团，奉行“动脑筋，不要动感情”的生存法则，所有和他人的际遇都视作大干一场、榨取利益的机会，正应了社会学者潘光旦在一篇评说麻将的文章中提到的：“凡是玩麻雀的人，玩时一定要假设其余三人无一不是他的敌人......他无刻不在想占便宜，或至少教别人也占不到便宜。”

然而，这是一场怎样也胡不了的麻将局。在浮华台北闯荡的人们，最缺乏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因此不断放弃初衷，轻易更改目标，随时置换自己所听的牌，令“重新定义”的动作落得机械性的重复，找不到生活的价值。

美国著名演员朱莉娅·罗伯茨曾在接受采访时说她平时喜爱打几手麻将，尤其因随机抓牌后，须把手中麻将从混沌慢慢整理成有序的特定过程而深感启发。在这个层面上，杨德昌借《麻将》一片，提出的却是关于“存在”的质疑——究竟是否还有人有余裕自问：“这真的是我想要的吗？”

在打麻将时，和技巧、策略一样重要的是手气。想要求个好彩，也是麻将能在一年一度的春节期间遍布不同世代各个家庭的原因。香港拍摄过不少有关麻将的贺岁片，其中与赌片类型有些许不同的一部是在2002年上映的《呖咕呖咕新年财》，它重复了一则“玩麻将就是品人格”的经典定理。运气好、机会巧，谁都能够一路顺风，关键是能否不满不傲，反而豁达；而当手风不顺时，“愈爛嘅牌愈要俾心機打 (越烂的牌越要用心打)”，不怨不弃，安住逆境才最重要。

参考材料：

《从馬吊到馬將——小玩意與大傳統交織的一項歷史因緣》https://toaj.stpi.niar.org.tw/index/journal/volume/article/4b1141f98a6b0a42018a72b85c5b02e6

《解读谭恩美〈喜福会〉中的中国麻将》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iMwhGHIyCLYcJRH4H1R0BUdFwsGRc2eNMpAzrKAzjKT46TEiePviVMWeXzRzN6DtNG2LymN0K_qabo2GVMYb1sqd7Ejcm4RTxWJln7JDJTjKUSonICvbcTfvLpujKGfoODrnme2qVs8qnuKV9jAl3ZIEWns9HLnOTPPORhJXeKRlTSmBgeyKsQ==&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The symbolism of Crazy Rich Asians’ pivotal mahjong scene, explained https://archive.ph/d8tdS#selection-793.0-793.20

《李安聊〈色戒〉里的麻将戏》https://www.sina.cn/news/detail/5244219481391621.html

《談〈麻將〉，我們在時代裂隙中成為》https://filmaholic.tw/films/6909f566fd89780001a74533/

《誰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 楊德昌電影中的後設「新」 台北》https://www.academia.edu/12087631/%E8%AA%B0%E7%9F%A5%E9%81%93%E8%87%AA%E5%B7%B1%E8%A6%81%E7%9A%84%E6%98%AF%E4%BB%80%E9%BA%BC_%E6%A5%8A%E5%BE%B7%E6%98%8C%E9%9B%BB%E5%BD%B1%E4%B8%AD%E7%9A%84%E5%BE%8C%E8%A8%AD_%E6%96%B0_%E5%8F%B0%E5%8C%97

界面新闻记者 |

界面新闻编辑 | 李欣媛

“八小时的班坐立不安，八小时的麻将稳如泰山。”在过去不久的新春假期，牌桌上麻将相互撞击发出的清脆声响，与饭桌上的觥筹交错一样热闹。一反以往提到麻将产生“游手好闲”的负面联想，现如今谁能在节庆里张罗的竞技中胜出，往往意味着得到了好运的眷顾。

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上桌”，玩麻将的方寸之地多了些规则外的小趣味：ta们不再把面前的麻将牌规规矩矩码作一长列，而是按类别竖直摞起来“排兵布阵”，方便琢磨，或者摆成半弧状，美其名曰“防偷窥”；网感也影响了牌面的诠释，打出红中时一定要用河南口音报牌，而南风牌被谐音梗“统治”，“我太南了”、“南上加南”的麻将表情包一度相当流行；还有人在陪长辈打麻将的漫长过程中悟出哲理，从开局输多了就自认“不擅长”的消极心态，到全神贯注地判断和决策，通过一次次上场而不是轻言放弃来建立自信，ta们纷纷上网感叹：打麻将“像极了人生”。

关于麻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理解，只不过直到起源一百多年后的当下，麻将依然保持着全民娱乐的地位，在天南地北、男女老少间风靡，这不禁令人思考：麻将这般经久不衰的原因是什么？

固定的图案阴刻在方块形状的麻将上，老手甚至能在抓牌时靠拇指感触凹槽识别出牌面，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这些花色设计的起源。圆形方孔铜钱是“筒”的原型，用绳子串起的贯钱演化成“条”，麻将的花色设计最初来自古代的钱币单位。这并非麻将的独创，早些时候的民间纸牌就已经承用了营商灵感来绘制花样，直到清朝中叶以后，这些图案与立体的竹骨形制相融，发展出麻将的雏形。

相传在明清帝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长江三角洲，麻将的玩法于浙江宁波一带定型，陆续四散至周边地区。到了20世纪10年代，麻将已经在上海社会的各个阶层、北京紫禁城、香港的赌徒群体和西南市井文化中传播开来。

由于上海特殊的辖区设置，国际化的公共租界为外国社群了解和接受麻将提供了天然土壤。1922年，包括麻将在内的“杂项”类别海外出口价值相比前一年激增33倍，其中，美国市场的庞大交易额让其他国家地区相形见绌。这一风潮在美国的先行爆发，离不开麻将的早期推广者约瑟夫·帕克·巴布科克。他通过标准石油公司派驻苏州的销售代表身份接触到麻将后，简化了计分规则，印刷了英文版手册，迅速在美国创立起自己的麻将帝国事业。

美国社会突如其来的青睐反向刺激了麻将在中国的传播，美籍华人作家刘裔昌在他的家族传记《虎父虎子》中解释说，“全美都在热衷于这一风尚，也给麻将游戏披上了受人尊敬的光环”。1927年旅美途中的文人胡适也注意到了麻将在西洋的时髦：“谁也梦想不到东方文明征服西洋的先锋队，却是一百三十六个麻将军! ”

适逢一股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运动正在进行，看见麻将象征着中国智慧走出国门席卷全球，中国知识分子自然而然接受了麻将的“国粹”之称，并围绕麻将这一象征展开了如何界定“中国”和“中国人”身份的激烈辩论。

由于麻将极强的群众感染性，一种做法是借麻将来诊断时代的集体心态或国民性格。1934年半月刊《人间世》里有篇文章叫《谈麻将》，作者宣称打麻将是“勇于私斗”的表现，想借此解释当前民族深陷困境的因由：“四人上桌，一开始总是客气，但牌一到手，不是‘扼下家’便是‘和三番’，造就了中国人讲究‘个人的实际主义的思想’。”主编林语堂在按语中评价，西洋“国宝”皆是强调团队合作精神的足球网球和桥牌，反思中国，却是“人自为战之国，绝端个人主义之国”。

还有一些人尽量把麻将与现代化的中国相提并论，麻将“花”牌雕刻的不再是菊花，而是诸如电线杆和荷枪实弹士兵的进步场景，宣扬“文明世界”和“统一国土”的自决呼声。论文《从馬吊到馬將——小玩意與大傳統交織的一項歷史因緣》指出，麻将忽然变成譬喻时事的热门题材，主要原因是麻将在西方一时“暴得大名”，“他们恐怕无意革除麻将，或者改革麻将来逐行改造国民性的目的，麻将不过是他们借题发挥的一道工具。”

相比之下，西渡至美国的麻将却被打造成一副全然不同的东方主义模样。美国历史学者安妮莉丝·海因茨在著作《麻将：从东方到西方》中回顾了麻将的在美接受史，与中国的动荡同步，20年代的美国也在被一场变革重塑。美国人开始自觉一致地用“现代人”谈论自己，然而紧随现代性而来的官僚作风盛行和都市匿名性引发的疏离感又让美国人深觉矛盾，他们渴望与古老的“正宗”建立联系。

海因茨分析，符合所谓“正宗”标准的文化既需要有稳定绵长的起源，还应处在已经消失停滞的状态。这样的“正宗”与更加神秘自然的、在现代工业世界无法再找到的过去相关，一方面令人向往，另一方面，“正宗”又因必须被放在白人文明的反面来理解，披上了野蛮专制、不够开明的外衣。

建立在这种悖论之上，麻将正是被美国投射了“正宗”迷思的舶来品。如海因茨所言，麻将帮助构建一种现代身份，这种身份的特点是全球性的世俗化和阶级种族层面的排斥。“美国人将麻将视作一种象征，目的不是抵制现代性，而是实现现代美国的文化变革：使其变成全球大国的同时保留一丝正宗和原始；使其变成先进资本主义大城市的同时被赋予一点特权和美感。”

在美国看来，中国最“正宗”的并非当代政治实验和知识型辩论，而是不变的传统。美国在营销麻将时极尽强调这一点，海因茨甚至在历史资料里翻到一张“孔子打麻将”的广告图：长城横亘在前，几座宝塔在后，孔夫子打扮成宫廷官员模样，穿着蟒袍，佩戴朝珠。讽刺的是，在麻将工厂里悉心满足手工制造要求的真实劳工群体，却因其形象跟清洁、安全与效率的承诺相违背，完全不予呈现。

凭借无数次相似广告元素的排列组合、复制粘贴，麻将被抬高成与数千年文脉相连，历史更加悠久，而且只有精英属性才能独占享受的“东方”象征，与此同时，美国几乎人人都能够通过消费拥有它。

各路玩家的解读不尽相同，麻将的文化内涵也在被不断制造。在美华人目睹了麻将在美国名声大噪的全过程，也开始利用这一跨越太平洋的消费品，帮助族群凝聚归属意识。

1989年出版的美国畅销小说《喜福会》，其名“喜福会”就是个麻将会的名称，由日本侵略之际逃到桂林的女性商议成立，她们定期聚会、轮流坐庄，用和牌的快乐来暂时忘却战期楚痛。在其中一位女性辗转到达旧金山后，喜福会传袭原来的传统，还把她们在美国长大的女儿也吸纳进来，渴望在牌局中缓和因文化冲突而紧绷的代际关系，“用无形的谋略穿透女儿，设法教会她中国人的性格”。

继《喜福会》改编成好莱坞电影，又一部全亚裔班底主演的《摘金奇缘》时隔25年上映。麻将场景被安排在一个重中之重的时刻：和新加坡富二代恋爱的美籍华裔女生瑞秋不受男友母亲待见，她邀请杨紫琼饰演的伯母来到一个多是工薪阶层光顾的露天麻将馆见面。

杨紫琼开场就气势汹汹地碰了瑞秋的弃牌，直言自己不喜欢瑞秋的“亚裔美国人”身份——虽然外表像亚洲人，骨子里却并非“gau-gi-lâng”（闽南语里的“自己人”）。但她后来才明白，瑞秋给自己碰牌是有意之举，甚至瑞秋是主动把二人和牌同样需要的唯一一张“八条”送出来，帮助自己获胜。瑞秋一手运作出牌局“赢”面并拱手相让，和现实中她拒绝男友求婚，愿意把他的家庭置于自己未来之上的做法形成互文，这也最终使她通过了是否谙熟“自己人”处事哲学的测试，得到杨紫琼的回心转意。

麻将规定刻子能靠“碰”，顺子能靠“吃”，和牌能靠“点炮”，意味着牌桌甚至能绕过语言和文化门槛，提供社交互动的机会，其中敌友身份是流动的，随时发生变化。麻将局的你来我往隐喻着人际关系的经营，有时，这里是缔结合作的场合，有时，这里就会变成博弈较量的战场。

李安在拍摄《色，戒》时，坦言开场几个太太打麻将是他拍过最有挑战的一个场景，他想“用方城之战表达一种肃杀的气氛，用扭曲的人性来表现谍报片中疑神疑鬼的感觉”。

相比其他情境，麻将在大约二十分钟结束一局后，重新码牌的过程能创造比洗一副扑克牌更长的小憩时间，人们还能在轮流出牌中间歇性地聊天，这为交流提供了气口。海因茨也指出，在麻将发展历史中，麻将逐渐从坊间走进上流家庭，女主人替代男性成了麻将休闲的主要参与者。妇女在牌桌上引领社会风尚，也假借娱乐进行信息交换和权术操弄。看似私密的家庭，实则向政商世界敞开，甚至成为其延伸。

四人围坐一桌的环境固然亲密，但牌面并不示人，颇有种各自关起门来，藏着一些心事的意味。李安在一次采访中说，太太的身份地位各不同，影响了谁给谁喂牌，喂的什么牌；彼此掌握的秘密不互通，影响了谁话中带刺，又在给谁暗示。张爱玲的原作给麻将更添一层门道：“牌桌上的确是戒指展览会”，借着出牌，牌友在彼此眼前暴露着指尖钻石的价值和人与人之间的虚荣。

“七、八层意思在里面搅和”，这要求李安的剧本和调度要做好详尽规划。最后，《色，戒》的麻将顾问花了一个半月，把这套包含着“这辈子爱恨情仇”的牌排出来，取用的麻将片段则拍摄了整整两个礼拜，一天将近16个小时。

不只是紧张的战时，麻将这一喻体也适用于新秩序尚未建立、资本主义就急速涌来的迷茫年代。杨德昌的新台北三部曲之一《麻将》全程未见麻将，却处处反映着被“麻将观”渗进肌理的社会图景。刚成年的小伙组成诈骗集团，奉行“动脑筋，不要动感情”的生存法则，所有和他人的际遇都视作大干一场、榨取利益的机会，正应了社会学者潘光旦在一篇评说麻将的文章中提到的：“凡是玩麻雀的人，玩时一定要假设其余三人无一不是他的敌人......他无刻不在想占便宜，或至少教别人也占不到便宜。”

然而，这是一场怎样也胡不了的麻将局。在浮华台北闯荡的人们，最缺乏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因此不断放弃初衷，轻易更改目标，随时置换自己所听的牌，令“重新定义”的动作落得机械性的重复，找不到生活的价值。

美国著名演员朱莉娅·罗伯茨曾在接受采访时说她平时喜爱打几手麻将，尤其因随机抓牌后，须把手中麻将从混沌慢慢整理成有序的特定过程而深感启发。在这个层面上，杨德昌借《麻将》一片，提出的却是关于“存在”的质疑——究竟是否还有人有余裕自问：“这真的是我想要的吗？”

在打麻将时，和技巧、策略一样重要的是手气。想要求个好彩，也是麻将能在一年一度的春节期间遍布不同世代各个家庭的原因。香港拍摄过不少有关麻将的贺岁片，其中与赌片类型有些许不同的一部是在2002年上映的《呖咕呖咕新年财》，它重复了一则“玩麻将就是品人格”的经典定理。运气好、机会巧，谁都能够一路顺风，关键是能否不满不傲，反而豁达；而当手风不顺时，“愈爛嘅牌愈要俾心機打 (越烂的牌越要用心打)”，不怨不弃，安住逆境才最重要。

参考材料：

《从馬吊到馬將——小玩意與大傳統交織的一項歷史因緣》https://toaj.stpi.niar.org.tw/index/journal/volume/article/4b1141f98a6b0a42018a72b85c5b02e6

《解读谭恩美〈喜福会〉中的中国麻将》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iMwhGHIyCLYcJRH4H1R0BUdFwsGRc2eNMpAzrKAzjKT46TEiePviVMWeXzRzN6DtNG2LymN0K_qabo2GVMYb1sqd7Ejcm4RTxWJln7JDJTjKUSonICvbcTfvLpujKGfoODrnme2qVs8qnuKV9jAl3ZIEWns9HLnOTPPORhJXeKRlTSmBgeyKsQ==&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The symbolism of Crazy Rich Asians’ pivotal mahjong scene, explained https://archive.ph/d8tdS#selection-793.0-793.20

《李安聊〈色戒〉里的麻将戏》https://www.sina.cn/news/detail/5244219481391621.html

《談〈麻將〉，我們在時代裂隙中成為》https://filmaholic.tw/films/6909f566fd89780001a74533/

《誰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 楊德昌電影中的後設「新」 台北》https://www.academia.edu/12087631/%E8%AA%B0%E7%9F%A5%E9%81%93%E8%87%AA%E5%B7%B1%E8%A6%81%E7%9A%84%E6%98%AF%E4%BB%80%E9%BA%BC_%E6%A5%8A%E5%BE%B7%E6%98%8C%E9%9B%BB%E5%BD%B1%E4%B8%AD%E7%9A%84%E5%BE%8C%E8%A8%AD_%E6%96%B0_%E5%8F%B0%E5%8C%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