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春节，对于西南某小镇的马才早一家来说，是个特殊的春节——失散17年的儿子找到了，“家”字缺失的最后一笔终于补上了。

马才早从镇上拎回半扇排骨、一捆蒜苗，家里好多年没有年味儿了。他用脚踢开自家虚掩的木门，马虎艳正往灶膛里添柴。夫妻俩盼着儿子回来团圆。

“春联买不买？”

“买。”马才早说。

“买写什么的？”

“就写……平安。”

他想起以前印的那些寻亲启事，也是醒目的红字——

就在2个月前，杭州一家打印店里。马才早接到一个电话，里面的话听着似乎不真切：“马师傅，恭喜你，儿子找到了……”

他手里那叠刚印出来的寻亲启事散了一地。他打算印1000张，已经印了800张，打印机还在响。老板从柜台后面探出身，惊愕地看着他。

“不印了。”马才早张了张嘴，话在喉咙里滚了几下，“找到了……儿子找到了！”

眼泪砸在地上。

走遍大半个中国

马才早的儿子是在2008年7月丢的。在西南某小镇，母亲马虎艳在院子里晾衣服，两岁的儿子在旁边玩石子。她上楼十分钟，下来时，儿子不见了。

他们关了刚开的小水果店，借了两万元，印了很多寻亲启事，贴满小镇车站和码头。开头三个月，亲戚朋友都来帮忙找。后来钱用完了，人也慢慢散了。

马才早像钉子一样楔在火车站。有妇女抱着孩子进来，他就起身挨近了看孩子的脸。不是。下一个，又不是。他感觉不到饿，也感觉不到困。后来胃开始疼，他才想起几天没吃东西了。

再后来，有人说孩子可能在湖南。

在湖南某火车站，极度的疲惫终于击垮了马才早。刚下火车，他就歪倒在候车室的长椅上，沉沉睡去。醒来，口袋被划了条长口子，手机和钱包都没了。

他在车站茫然地坐了三天。直到家里汇钱来，他又继续找。

进村子，挨家敲门，举着照片问。门一扇扇关上。

“我不是坏人……我儿子不见了……”

有一次，门里递出半个馒头。还有一次，一个老农塞给他五十块钱，什么也没说，拍拍他的肩走了。他每天吃馒头或方便面。两千块钱，很快花完了。

寻亲头两年，骗子也找上门。“我知道你孩子在哪。”马才早寻子心切，打了5000元过去，对面的电话却再也打不通。“还是要相信官方的。”他后来总说。

“最远去了海南、漠河，找了大半个中国。”

一次在福建街头，他看到一个十七八岁的男孩子，距离五十米远，心脏就像被猛地攥紧——长得很像自己的二女儿，会不会是儿子？

他不顾一切追上去。一声刺耳的刹车，他被撞倒在地，脚后跟骨折，在家拄了两年拐杖。他对记者说，当时只有一个念头：“就想脱掉他左脚的鞋，看下脚底板有没有一颗痣。”他沉默了一会儿，“哪怕被当成坏人，也值了。”

这些年，他们一边打工一边找。在工地上干活，在厂里做工，“每年，我们都会跟老板请一两个月假，说出去找孩子，老板大多同意了。”

模糊的老照片成为关键

后来他们学会上网找。在抖音上看到那些面善的网红博主，就发私信，求人家帮忙在快递里放寻人启事。没有博主拒绝过。他们把打印好的一摞摞启事寄过去。纸要能防水，下雨才不会烂，打印1000张这样的寻亲启事，要花四五百块钱。还有热心的博主回：“你把照片发我，我帮你印、帮你发。”

寻亲的照片

2024年3月，马才早在抖音上看到一条视频——杭州余杭公安民警徐鑫亮帮人找回了被拐的孩子。他记下了对方向社会公开的手机号，打了电话。

徐鑫亮在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分局的DNA实验室工作。他大学学的是法医，2022年开始专门做寻亲比对这个事。

一开始，他对“寻亲”工作的理解并不深，直到他亲手经办的第一个成功案例。

那是一个被拐的孩子，通过数据库比中了。但当他满怀激动联系对方时，电话那头是长久的沉默和回避。“孩子并不是很想相认。”徐鑫亮回忆。他和同事们做了一个多月细致的工作，小心翼翼地沟通、疏导，最终促成了线下团聚。“第一次组织线下认亲，冲击感和获得感特别强烈。”

马家夫妇的到来，带来了新的挑战。初次DNA血样入库，第一次比对，并未在全国打拐DNA数据库中直接比中。徐鑫亮问，有没有孩子小时候的照片？马才早想起，家里还藏着一张儿子一岁八个月时的老照片——那时孩子刚会坐稳，穿着红底白碎花的罩衫。照片的边角都磨毛了。

小时候的照片

技术室扫描了照片，用电脑让照片里的孩子“长大”，同时用马才早、马虎艳和其他子女的脸，在数据库里找相似的人。电脑筛出过两个外地的人。徐鑫亮出差去采了血样。不是。再筛，再比，又不是。

“数据库每天都在更新。”徐鑫亮说。他的工作就是对着电脑，一次次重新比对。

2025年11月，系统又提示了。河北一个少年，数据和照片都对得上。徐鑫亮联系河北警方采了血样，寄回杭州。

结果出来的那天，徐鑫亮打电话给马才早。马才早正在打印店，印那1000张防水防风的寻亲启事。

西湖还是那个西湖 心情却不一样了

2025年12月23日，认亲安排在河北廊坊的一个派出所。

一个年轻人站在门口，手攥着衣角。母亲马虎艳走过去，拥抱后，便死死拽着儿子的胳膊，久久不肯放开。父亲马才早则沉默地、一寸寸地确认着儿子的眉眼，与记忆里那个两岁的影像艰难地重叠。

母子相拥

儿子被教育得很好，已经在廊坊工作，每个月收入近一万元。最让马家夫妇意外的是，孩子从警方处得知自己是被抱养的后，主动在抖音上找到他们。看到寻亲视频，“第一眼就觉得，这是我妈妈，长得太像了”。

认亲后，马家夫妇带孩子去杭州玩了一礼拜。他们去了西湖、灵隐寺。这些地方，他们曾经来过无数次，却只为在密集的人流中扩散寻亲启事。

儿子回廊坊后，每晚十一二点下班，都会打视频电话来。老两口就守着手机，等待那声“爸、妈”。

马家夫妇现在还天天刷抖音，专看别人发的寻亲视频，一条条认真地转发。

假期过后，徐鑫亮又坐在实验室里，面对电脑屏幕上滚动的基因数据和人像信息。每一起寻亲成功的背后，可能是数十次甚至数百次的失败比对。但他知道，每比中一个，就意味着一个家庭悲剧的终结，一段新生的开始。

【延伸阅读】

2021年公安部部署“团圆行动”以来，浙江公安机关初步构建了高效协同的工作格局。2022年5月，参照国务院部际联席会议设置，成立了由省委宣传部等17家部门单位组成的浙江省反拐联席会议，统筹全省反拐和“团圆”工作。

一个更具浙江特色的创新是“浙江团圆联盟”的组建。省公安厅牵头，将绍兴嵊州的“和合团圆工作室”、台州路桥的“柯伟力团圆工作室”、衢州柯城的“龙亮工作室”等专业力量整合起来。联盟还引入“阿里公益”“义乌爱心公社”等社会志愿团体的战略合作，形成“公安牵头、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协同联动体系。

据统计，“团圆行动”开展五年来，浙江省已累计帮助全国各地6247个家庭实现团圆。

这个春节，对于西南某小镇的马才早一家来说，是个特殊的春节——失散17年的儿子找到了，“家”字缺失的最后一笔终于补上了。

马才早从镇上拎回半扇排骨、一捆蒜苗，家里好多年没有年味儿了。他用脚踢开自家虚掩的木门，马虎艳正往灶膛里添柴。夫妻俩盼着儿子回来团圆。

“春联买不买？”

“买。”马才早说。

“买写什么的？”

“就写……平安。”

他想起以前印的那些寻亲启事，也是醒目的红字——

就在2个月前，杭州一家打印店里。马才早接到一个电话，里面的话听着似乎不真切：“马师傅，恭喜你，儿子找到了……”

他手里那叠刚印出来的寻亲启事散了一地。他打算印1000张，已经印了800张，打印机还在响。老板从柜台后面探出身，惊愕地看着他。

“不印了。”马才早张了张嘴，话在喉咙里滚了几下，“找到了……儿子找到了！”

眼泪砸在地上。

走遍大半个中国

马才早的儿子是在2008年7月丢的。在西南某小镇，母亲马虎艳在院子里晾衣服，两岁的儿子在旁边玩石子。她上楼十分钟，下来时，儿子不见了。

他们关了刚开的小水果店，借了两万元，印了很多寻亲启事，贴满小镇车站和码头。开头三个月，亲戚朋友都来帮忙找。后来钱用完了，人也慢慢散了。

马才早像钉子一样楔在火车站。有妇女抱着孩子进来，他就起身挨近了看孩子的脸。不是。下一个，又不是。他感觉不到饿，也感觉不到困。后来胃开始疼，他才想起几天没吃东西了。

再后来，有人说孩子可能在湖南。

在湖南某火车站，极度的疲惫终于击垮了马才早。刚下火车，他就歪倒在候车室的长椅上，沉沉睡去。醒来，口袋被划了条长口子，手机和钱包都没了。

他在车站茫然地坐了三天。直到家里汇钱来，他又继续找。

进村子，挨家敲门，举着照片问。门一扇扇关上。

“我不是坏人……我儿子不见了……”

有一次，门里递出半个馒头。还有一次，一个老农塞给他五十块钱，什么也没说，拍拍他的肩走了。他每天吃馒头或方便面。两千块钱，很快花完了。

寻亲头两年，骗子也找上门。“我知道你孩子在哪。”马才早寻子心切，打了5000元过去，对面的电话却再也打不通。“还是要相信官方的。”他后来总说。

“最远去了海南、漠河，找了大半个中国。”

一次在福建街头，他看到一个十七八岁的男孩子，距离五十米远，心脏就像被猛地攥紧——长得很像自己的二女儿，会不会是儿子？

他不顾一切追上去。一声刺耳的刹车，他被撞倒在地，脚后跟骨折，在家拄了两年拐杖。他对记者说，当时只有一个念头：“就想脱掉他左脚的鞋，看下脚底板有没有一颗痣。”他沉默了一会儿，“哪怕被当成坏人，也值了。”

这些年，他们一边打工一边找。在工地上干活，在厂里做工，“每年，我们都会跟老板请一两个月假，说出去找孩子，老板大多同意了。”

模糊的老照片成为关键

后来他们学会上网找。在抖音上看到那些面善的网红博主，就发私信，求人家帮忙在快递里放寻人启事。没有博主拒绝过。他们把打印好的一摞摞启事寄过去。纸要能防水，下雨才不会烂，打印1000张这样的寻亲启事，要花四五百块钱。还有热心的博主回：“你把照片发我，我帮你印、帮你发。”

寻亲的照片

2024年3月，马才早在抖音上看到一条视频——杭州余杭公安民警徐鑫亮帮人找回了被拐的孩子。他记下了对方向社会公开的手机号，打了电话。

徐鑫亮在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分局的DNA实验室工作。他大学学的是法医，2022年开始专门做寻亲比对这个事。

一开始，他对“寻亲”工作的理解并不深，直到他亲手经办的第一个成功案例。

那是一个被拐的孩子，通过数据库比中了。但当他满怀激动联系对方时，电话那头是长久的沉默和回避。“孩子并不是很想相认。”徐鑫亮回忆。他和同事们做了一个多月细致的工作，小心翼翼地沟通、疏导，最终促成了线下团聚。“第一次组织线下认亲，冲击感和获得感特别强烈。”

马家夫妇的到来，带来了新的挑战。初次DNA血样入库，第一次比对，并未在全国打拐DNA数据库中直接比中。徐鑫亮问，有没有孩子小时候的照片？马才早想起，家里还藏着一张儿子一岁八个月时的老照片——那时孩子刚会坐稳，穿着红底白碎花的罩衫。照片的边角都磨毛了。

小时候的照片

技术室扫描了照片，用电脑让照片里的孩子“长大”，同时用马才早、马虎艳和其他子女的脸，在数据库里找相似的人。电脑筛出过两个外地的人。徐鑫亮出差去采了血样。不是。再筛，再比，又不是。

“数据库每天都在更新。”徐鑫亮说。他的工作就是对着电脑，一次次重新比对。

2025年11月，系统又提示了。河北一个少年，数据和照片都对得上。徐鑫亮联系河北警方采了血样，寄回杭州。

结果出来的那天，徐鑫亮打电话给马才早。马才早正在打印店，印那1000张防水防风的寻亲启事。

西湖还是那个西湖 心情却不一样了

2025年12月23日，认亲安排在河北廊坊的一个派出所。

一个年轻人站在门口，手攥着衣角。母亲马虎艳走过去，拥抱后，便死死拽着儿子的胳膊，久久不肯放开。父亲马才早则沉默地、一寸寸地确认着儿子的眉眼，与记忆里那个两岁的影像艰难地重叠。

母子相拥

儿子被教育得很好，已经在廊坊工作，每个月收入近一万元。最让马家夫妇意外的是，孩子从警方处得知自己是被抱养的后，主动在抖音上找到他们。看到寻亲视频，“第一眼就觉得，这是我妈妈，长得太像了”。

认亲后，马家夫妇带孩子去杭州玩了一礼拜。他们去了西湖、灵隐寺。这些地方，他们曾经来过无数次，却只为在密集的人流中扩散寻亲启事。

儿子回廊坊后，每晚十一二点下班，都会打视频电话来。老两口就守着手机，等待那声“爸、妈”。

马家夫妇现在还天天刷抖音，专看别人发的寻亲视频，一条条认真地转发。

假期过后，徐鑫亮又坐在实验室里，面对电脑屏幕上滚动的基因数据和人像信息。每一起寻亲成功的背后，可能是数十次甚至数百次的失败比对。但他知道，每比中一个，就意味着一个家庭悲剧的终结，一段新生的开始。

【延伸阅读】

2021年公安部部署“团圆行动”以来，浙江公安机关初步构建了高效协同的工作格局。2022年5月，参照国务院部际联席会议设置，成立了由省委宣传部等17家部门单位组成的浙江省反拐联席会议，统筹全省反拐和“团圆”工作。

一个更具浙江特色的创新是“浙江团圆联盟”的组建。省公安厅牵头，将绍兴嵊州的“和合团圆工作室”、台州路桥的“柯伟力团圆工作室”、衢州柯城的“龙亮工作室”等专业力量整合起来。联盟还引入“阿里公益”“义乌爱心公社”等社会志愿团体的战略合作，形成“公安牵头、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协同联动体系。

据统计，“团圆行动”开展五年来，浙江省已累计帮助全国各地6247个家庭实现团圆。

这个春节，对于西南某小镇的马才早一家来说，是个特殊的春节——失散17年的儿子找到了，“家”字缺失的最后一笔终于补上了。

马才早从镇上拎回半扇排骨、一捆蒜苗，家里好多年没有年味儿了。他用脚踢开自家虚掩的木门，马虎艳正往灶膛里添柴。夫妻俩盼着儿子回来团圆。

“春联买不买？”

“买。”马才早说。

“买写什么的？”

“就写……平安。”

他想起以前印的那些寻亲启事，也是醒目的红字——

就在2个月前，杭州一家打印店里。马才早接到一个电话，里面的话听着似乎不真切：“马师傅，恭喜你，儿子找到了……”

他手里那叠刚印出来的寻亲启事散了一地。他打算印1000张，已经印了800张，打印机还在响。老板从柜台后面探出身，惊愕地看着他。

“不印了。”马才早张了张嘴，话在喉咙里滚了几下，“找到了……儿子找到了！”

眼泪砸在地上。

走遍大半个中国

马才早的儿子是在2008年7月丢的。在西南某小镇，母亲马虎艳在院子里晾衣服，两岁的儿子在旁边玩石子。她上楼十分钟，下来时，儿子不见了。

他们关了刚开的小水果店，借了两万元，印了很多寻亲启事，贴满小镇车站和码头。开头三个月，亲戚朋友都来帮忙找。后来钱用完了，人也慢慢散了。

马才早像钉子一样楔在火车站。有妇女抱着孩子进来，他就起身挨近了看孩子的脸。不是。下一个，又不是。他感觉不到饿，也感觉不到困。后来胃开始疼，他才想起几天没吃东西了。

再后来，有人说孩子可能在湖南。

在湖南某火车站，极度的疲惫终于击垮了马才早。刚下火车，他就歪倒在候车室的长椅上，沉沉睡去。醒来，口袋被划了条长口子，手机和钱包都没了。

他在车站茫然地坐了三天。直到家里汇钱来，他又继续找。

进村子，挨家敲门，举着照片问。门一扇扇关上。

“我不是坏人……我儿子不见了……”

有一次，门里递出半个馒头。还有一次，一个老农塞给他五十块钱，什么也没说，拍拍他的肩走了。他每天吃馒头或方便面。两千块钱，很快花完了。

寻亲头两年，骗子也找上门。“我知道你孩子在哪。”马才早寻子心切，打了5000元过去，对面的电话却再也打不通。“还是要相信官方的。”他后来总说。

“最远去了海南、漠河，找了大半个中国。”

一次在福建街头，他看到一个十七八岁的男孩子，距离五十米远，心脏就像被猛地攥紧——长得很像自己的二女儿，会不会是儿子？

他不顾一切追上去。一声刺耳的刹车，他被撞倒在地，脚后跟骨折，在家拄了两年拐杖。他对记者说，当时只有一个念头：“就想脱掉他左脚的鞋，看下脚底板有没有一颗痣。”他沉默了一会儿，“哪怕被当成坏人，也值了。”

这些年，他们一边打工一边找。在工地上干活，在厂里做工，“每年，我们都会跟老板请一两个月假，说出去找孩子，老板大多同意了。”

模糊的老照片成为关键

后来他们学会上网找。在抖音上看到那些面善的网红博主，就发私信，求人家帮忙在快递里放寻人启事。没有博主拒绝过。他们把打印好的一摞摞启事寄过去。纸要能防水，下雨才不会烂，打印1000张这样的寻亲启事，要花四五百块钱。还有热心的博主回：“你把照片发我，我帮你印、帮你发。”

寻亲的照片

2024年3月，马才早在抖音上看到一条视频——杭州余杭公安民警徐鑫亮帮人找回了被拐的孩子。他记下了对方向社会公开的手机号，打了电话。

徐鑫亮在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分局的DNA实验室工作。他大学学的是法医，2022年开始专门做寻亲比对这个事。

一开始，他对“寻亲”工作的理解并不深，直到他亲手经办的第一个成功案例。

那是一个被拐的孩子，通过数据库比中了。但当他满怀激动联系对方时，电话那头是长久的沉默和回避。“孩子并不是很想相认。”徐鑫亮回忆。他和同事们做了一个多月细致的工作，小心翼翼地沟通、疏导，最终促成了线下团聚。“第一次组织线下认亲，冲击感和获得感特别强烈。”

马家夫妇的到来，带来了新的挑战。初次DNA血样入库，第一次比对，并未在全国打拐DNA数据库中直接比中。徐鑫亮问，有没有孩子小时候的照片？马才早想起，家里还藏着一张儿子一岁八个月时的老照片——那时孩子刚会坐稳，穿着红底白碎花的罩衫。照片的边角都磨毛了。

小时候的照片

技术室扫描了照片，用电脑让照片里的孩子“长大”，同时用马才早、马虎艳和其他子女的脸，在数据库里找相似的人。电脑筛出过两个外地的人。徐鑫亮出差去采了血样。不是。再筛，再比，又不是。

“数据库每天都在更新。”徐鑫亮说。他的工作就是对着电脑，一次次重新比对。

2025年11月，系统又提示了。河北一个少年，数据和照片都对得上。徐鑫亮联系河北警方采了血样，寄回杭州。

结果出来的那天，徐鑫亮打电话给马才早。马才早正在打印店，印那1000张防水防风的寻亲启事。

西湖还是那个西湖 心情却不一样了

2025年12月23日，认亲安排在河北廊坊的一个派出所。

一个年轻人站在门口，手攥着衣角。母亲马虎艳走过去，拥抱后，便死死拽着儿子的胳膊，久久不肯放开。父亲马才早则沉默地、一寸寸地确认着儿子的眉眼，与记忆里那个两岁的影像艰难地重叠。

母子相拥

儿子被教育得很好，已经在廊坊工作，每个月收入近一万元。最让马家夫妇意外的是，孩子从警方处得知自己是被抱养的后，主动在抖音上找到他们。看到寻亲视频，“第一眼就觉得，这是我妈妈，长得太像了”。

认亲后，马家夫妇带孩子去杭州玩了一礼拜。他们去了西湖、灵隐寺。这些地方，他们曾经来过无数次，却只为在密集的人流中扩散寻亲启事。

儿子回廊坊后，每晚十一二点下班，都会打视频电话来。老两口就守着手机，等待那声“爸、妈”。

马家夫妇现在还天天刷抖音，专看别人发的寻亲视频，一条条认真地转发。

假期过后，徐鑫亮又坐在实验室里，面对电脑屏幕上滚动的基因数据和人像信息。每一起寻亲成功的背后，可能是数十次甚至数百次的失败比对。但他知道，每比中一个，就意味着一个家庭悲剧的终结，一段新生的开始。

【延伸阅读】

2021年公安部部署“团圆行动”以来，浙江公安机关初步构建了高效协同的工作格局。2022年5月，参照国务院部际联席会议设置，成立了由省委宣传部等17家部门单位组成的浙江省反拐联席会议，统筹全省反拐和“团圆”工作。

一个更具浙江特色的创新是“浙江团圆联盟”的组建。省公安厅牵头，将绍兴嵊州的“和合团圆工作室”、台州路桥的“柯伟力团圆工作室”、衢州柯城的“龙亮工作室”等专业力量整合起来。联盟还引入“阿里公益”“义乌爱心公社”等社会志愿团体的战略合作，形成“公安牵头、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协同联动体系。

据统计，“团圆行动”开展五年来，浙江省已累计帮助全国各地6247个家庭实现团圆。

这个春节，对于西南某小镇的马才早一家来说，是个特殊的春节——失散17年的儿子找到了，“家”字缺失的最后一笔终于补上了。

马才早从镇上拎回半扇排骨、一捆蒜苗，家里好多年没有年味儿了。他用脚踢开自家虚掩的木门，马虎艳正往灶膛里添柴。夫妻俩盼着儿子回来团圆。

“春联买不买？”

“买。”马才早说。

“买写什么的？”

“就写……平安。”

他想起以前印的那些寻亲启事，也是醒目的红字——

就在2个月前，杭州一家打印店里。马才早接到一个电话，里面的话听着似乎不真切：“马师傅，恭喜你，儿子找到了……”

他手里那叠刚印出来的寻亲启事散了一地。他打算印1000张，已经印了800张，打印机还在响。老板从柜台后面探出身，惊愕地看着他。

“不印了。”马才早张了张嘴，话在喉咙里滚了几下，“找到了……儿子找到了！”

眼泪砸在地上。

走遍大半个中国

马才早的儿子是在2008年7月丢的。在西南某小镇，母亲马虎艳在院子里晾衣服，两岁的儿子在旁边玩石子。她上楼十分钟，下来时，儿子不见了。

他们关了刚开的小水果店，借了两万元，印了很多寻亲启事，贴满小镇车站和码头。开头三个月，亲戚朋友都来帮忙找。后来钱用完了，人也慢慢散了。

马才早像钉子一样楔在火车站。有妇女抱着孩子进来，他就起身挨近了看孩子的脸。不是。下一个，又不是。他感觉不到饿，也感觉不到困。后来胃开始疼，他才想起几天没吃东西了。

再后来，有人说孩子可能在湖南。

在湖南某火车站，极度的疲惫终于击垮了马才早。刚下火车，他就歪倒在候车室的长椅上，沉沉睡去。醒来，口袋被划了条长口子，手机和钱包都没了。

他在车站茫然地坐了三天。直到家里汇钱来，他又继续找。

进村子，挨家敲门，举着照片问。门一扇扇关上。

“我不是坏人……我儿子不见了……”

有一次，门里递出半个馒头。还有一次，一个老农塞给他五十块钱，什么也没说，拍拍他的肩走了。他每天吃馒头或方便面。两千块钱，很快花完了。

寻亲头两年，骗子也找上门。“我知道你孩子在哪。”马才早寻子心切，打了5000元过去，对面的电话却再也打不通。“还是要相信官方的。”他后来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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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在福建街头，他看到一个十七八岁的男孩子，距离五十米远，心脏就像被猛地攥紧——长得很像自己的二女儿，会不会是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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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他们一边打工一边找。在工地上干活，在厂里做工，“每年，我们都会跟老板请一两个月假，说出去找孩子，老板大多同意了。”

模糊的老照片成为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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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亲的照片

2024年3月，马才早在抖音上看到一条视频——杭州余杭公安民警徐鑫亮帮人找回了被拐的孩子。他记下了对方向社会公开的手机号，打了电话。

徐鑫亮在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分局的DNA实验室工作。他大学学的是法医，2022年开始专门做寻亲比对这个事。

一开始，他对“寻亲”工作的理解并不深，直到他亲手经办的第一个成功案例。

那是一个被拐的孩子，通过数据库比中了。但当他满怀激动联系对方时，电话那头是长久的沉默和回避。“孩子并不是很想相认。”徐鑫亮回忆。他和同事们做了一个多月细致的工作，小心翼翼地沟通、疏导，最终促成了线下团聚。“第一次组织线下认亲，冲击感和获得感特别强烈。”

马家夫妇的到来，带来了新的挑战。初次DNA血样入库，第一次比对，并未在全国打拐DNA数据库中直接比中。徐鑫亮问，有没有孩子小时候的照片？马才早想起，家里还藏着一张儿子一岁八个月时的老照片——那时孩子刚会坐稳，穿着红底白碎花的罩衫。照片的边角都磨毛了。

小时候的照片

技术室扫描了照片，用电脑让照片里的孩子“长大”，同时用马才早、马虎艳和其他子女的脸，在数据库里找相似的人。电脑筛出过两个外地的人。徐鑫亮出差去采了血样。不是。再筛，再比，又不是。

“数据库每天都在更新。”徐鑫亮说。他的工作就是对着电脑，一次次重新比对。

2025年11月，系统又提示了。河北一个少年，数据和照片都对得上。徐鑫亮联系河北警方采了血样，寄回杭州。

结果出来的那天，徐鑫亮打电话给马才早。马才早正在打印店，印那1000张防水防风的寻亲启事。

西湖还是那个西湖 心情却不一样了

2025年12月23日，认亲安排在河北廊坊的一个派出所。

一个年轻人站在门口，手攥着衣角。母亲马虎艳走过去，拥抱后，便死死拽着儿子的胳膊，久久不肯放开。父亲马才早则沉默地、一寸寸地确认着儿子的眉眼，与记忆里那个两岁的影像艰难地重叠。

母子相拥

儿子被教育得很好，已经在廊坊工作，每个月收入近一万元。最让马家夫妇意外的是，孩子从警方处得知自己是被抱养的后，主动在抖音上找到他们。看到寻亲视频，“第一眼就觉得，这是我妈妈，长得太像了”。

认亲后，马家夫妇带孩子去杭州玩了一礼拜。他们去了西湖、灵隐寺。这些地方，他们曾经来过无数次，却只为在密集的人流中扩散寻亲启事。

儿子回廊坊后，每晚十一二点下班，都会打视频电话来。老两口就守着手机，等待那声“爸、妈”。

马家夫妇现在还天天刷抖音，专看别人发的寻亲视频，一条条认真地转发。

假期过后，徐鑫亮又坐在实验室里，面对电脑屏幕上滚动的基因数据和人像信息。每一起寻亲成功的背后，可能是数十次甚至数百次的失败比对。但他知道，每比中一个，就意味着一个家庭悲剧的终结，一段新生的开始。

【延伸阅读】

2021年公安部部署“团圆行动”以来，浙江公安机关初步构建了高效协同的工作格局。2022年5月，参照国务院部际联席会议设置，成立了由省委宣传部等17家部门单位组成的浙江省反拐联席会议，统筹全省反拐和“团圆”工作。

一个更具浙江特色的创新是“浙江团圆联盟”的组建。省公安厅牵头，将绍兴嵊州的“和合团圆工作室”、台州路桥的“柯伟力团圆工作室”、衢州柯城的“龙亮工作室”等专业力量整合起来。联盟还引入“阿里公益”“义乌爱心公社”等社会志愿团体的战略合作，形成“公安牵头、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协同联动体系。

据统计，“团圆行动”开展五年来，浙江省已累计帮助全国各地6247个家庭实现团圆。

这个春节，对于西南某小镇的马才早一家来说，是个特殊的春节——失散17年的儿子找到了，“家”字缺失的最后一笔终于补上了。

马才早从镇上拎回半扇排骨、一捆蒜苗，家里好多年没有年味儿了。他用脚踢开自家虚掩的木门，马虎艳正往灶膛里添柴。夫妻俩盼着儿子回来团圆。

“春联买不买？”

“买。”马才早说。

“买写什么的？”

“就写……平安。”

他想起以前印的那些寻亲启事，也是醒目的红字——

就在2个月前，杭州一家打印店里。马才早接到一个电话，里面的话听着似乎不真切：“马师傅，恭喜你，儿子找到了……”

他手里那叠刚印出来的寻亲启事散了一地。他打算印1000张，已经印了800张，打印机还在响。老板从柜台后面探出身，惊愕地看着他。

“不印了。”马才早张了张嘴，话在喉咙里滚了几下，“找到了……儿子找到了！”

眼泪砸在地上。

走遍大半个中国

马才早的儿子是在2008年7月丢的。在西南某小镇，母亲马虎艳在院子里晾衣服，两岁的儿子在旁边玩石子。她上楼十分钟，下来时，儿子不见了。

他们关了刚开的小水果店，借了两万元，印了很多寻亲启事，贴满小镇车站和码头。开头三个月，亲戚朋友都来帮忙找。后来钱用完了，人也慢慢散了。

马才早像钉子一样楔在火车站。有妇女抱着孩子进来，他就起身挨近了看孩子的脸。不是。下一个，又不是。他感觉不到饿，也感觉不到困。后来胃开始疼，他才想起几天没吃东西了。

再后来，有人说孩子可能在湖南。

在湖南某火车站，极度的疲惫终于击垮了马才早。刚下火车，他就歪倒在候车室的长椅上，沉沉睡去。醒来，口袋被划了条长口子，手机和钱包都没了。

他在车站茫然地坐了三天。直到家里汇钱来，他又继续找。

进村子，挨家敲门，举着照片问。门一扇扇关上。

“我不是坏人……我儿子不见了……”

有一次，门里递出半个馒头。还有一次，一个老农塞给他五十块钱，什么也没说，拍拍他的肩走了。他每天吃馒头或方便面。两千块钱，很快花完了。

寻亲头两年，骗子也找上门。“我知道你孩子在哪。”马才早寻子心切，打了5000元过去，对面的电话却再也打不通。“还是要相信官方的。”他后来总说。

“最远去了海南、漠河，找了大半个中国。”

一次在福建街头，他看到一个十七八岁的男孩子，距离五十米远，心脏就像被猛地攥紧——长得很像自己的二女儿，会不会是儿子？

他不顾一切追上去。一声刺耳的刹车，他被撞倒在地，脚后跟骨折，在家拄了两年拐杖。他对记者说，当时只有一个念头：“就想脱掉他左脚的鞋，看下脚底板有没有一颗痣。”他沉默了一会儿，“哪怕被当成坏人，也值了。”

这些年，他们一边打工一边找。在工地上干活，在厂里做工，“每年，我们都会跟老板请一两个月假，说出去找孩子，老板大多同意了。”

模糊的老照片成为关键

后来他们学会上网找。在抖音上看到那些面善的网红博主，就发私信，求人家帮忙在快递里放寻人启事。没有博主拒绝过。他们把打印好的一摞摞启事寄过去。纸要能防水，下雨才不会烂，打印1000张这样的寻亲启事，要花四五百块钱。还有热心的博主回：“你把照片发我，我帮你印、帮你发。”

寻亲的照片

2024年3月，马才早在抖音上看到一条视频——杭州余杭公安民警徐鑫亮帮人找回了被拐的孩子。他记下了对方向社会公开的手机号，打了电话。

徐鑫亮在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分局的DNA实验室工作。他大学学的是法医，2022年开始专门做寻亲比对这个事。

一开始，他对“寻亲”工作的理解并不深，直到他亲手经办的第一个成功案例。

那是一个被拐的孩子，通过数据库比中了。但当他满怀激动联系对方时，电话那头是长久的沉默和回避。“孩子并不是很想相认。”徐鑫亮回忆。他和同事们做了一个多月细致的工作，小心翼翼地沟通、疏导，最终促成了线下团聚。“第一次组织线下认亲，冲击感和获得感特别强烈。”

马家夫妇的到来，带来了新的挑战。初次DNA血样入库，第一次比对，并未在全国打拐DNA数据库中直接比中。徐鑫亮问，有没有孩子小时候的照片？马才早想起，家里还藏着一张儿子一岁八个月时的老照片——那时孩子刚会坐稳，穿着红底白碎花的罩衫。照片的边角都磨毛了。

小时候的照片

技术室扫描了照片，用电脑让照片里的孩子“长大”，同时用马才早、马虎艳和其他子女的脸，在数据库里找相似的人。电脑筛出过两个外地的人。徐鑫亮出差去采了血样。不是。再筛，再比，又不是。

“数据库每天都在更新。”徐鑫亮说。他的工作就是对着电脑，一次次重新比对。

2025年11月，系统又提示了。河北一个少年，数据和照片都对得上。徐鑫亮联系河北警方采了血样，寄回杭州。

结果出来的那天，徐鑫亮打电话给马才早。马才早正在打印店，印那1000张防水防风的寻亲启事。

西湖还是那个西湖 心情却不一样了

2025年12月23日，认亲安排在河北廊坊的一个派出所。

一个年轻人站在门口，手攥着衣角。母亲马虎艳走过去，拥抱后，便死死拽着儿子的胳膊，久久不肯放开。父亲马才早则沉默地、一寸寸地确认着儿子的眉眼，与记忆里那个两岁的影像艰难地重叠。

母子相拥

儿子被教育得很好，已经在廊坊工作，每个月收入近一万元。最让马家夫妇意外的是，孩子从警方处得知自己是被抱养的后，主动在抖音上找到他们。看到寻亲视频，“第一眼就觉得，这是我妈妈，长得太像了”。

认亲后，马家夫妇带孩子去杭州玩了一礼拜。他们去了西湖、灵隐寺。这些地方，他们曾经来过无数次，却只为在密集的人流中扩散寻亲启事。

儿子回廊坊后，每晚十一二点下班，都会打视频电话来。老两口就守着手机，等待那声“爸、妈”。

马家夫妇现在还天天刷抖音，专看别人发的寻亲视频，一条条认真地转发。

假期过后，徐鑫亮又坐在实验室里，面对电脑屏幕上滚动的基因数据和人像信息。每一起寻亲成功的背后，可能是数十次甚至数百次的失败比对。但他知道，每比中一个，就意味着一个家庭悲剧的终结，一段新生的开始。

【延伸阅读】

2021年公安部部署“团圆行动”以来，浙江公安机关初步构建了高效协同的工作格局。2022年5月，参照国务院部际联席会议设置，成立了由省委宣传部等17家部门单位组成的浙江省反拐联席会议，统筹全省反拐和“团圆”工作。

一个更具浙江特色的创新是“浙江团圆联盟”的组建。省公安厅牵头，将绍兴嵊州的“和合团圆工作室”、台州路桥的“柯伟力团圆工作室”、衢州柯城的“龙亮工作室”等专业力量整合起来。联盟还引入“阿里公益”“义乌爱心公社”等社会志愿团体的战略合作，形成“公安牵头、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协同联动体系。

据统计，“团圆行动”开展五年来，浙江省已累计帮助全国各地6247个家庭实现团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