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翠鸣 刘长明

商亡周立，“遍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姜太公于齐，封周公旦于鲁。作为功臣集团的首封，姜太公本着“举贤而上功”的理路治齐；作为宗亲集团的首封，周公旦因循“尊尊而亲亲”的礼数治鲁。同为首封，齐鲁两国在列国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齐文化和鲁文化当然也具有风向标意义。开国者的传统友谊、两国的重要地位加之毗邻的地理位置，使其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日益紧密。正是在长期交往中，开显出连接齐国都城临淄与鲁国都城曲阜的齐鲁古道。文韵深厚的齐鲁古道，也因此被誉为天下第一古道。

一、古道金声五百里

绵延五百里的齐鲁古道，集政治、商贸、文化、战争于一路，可谓独领古道风骚。

安邦治国的政治古道。著名韬略家、军事家、政治家姜太公，就封齐地后，简礼从俗，视当地民风民情或适时增益新规，推出一系列旨在富国强兵的开明治国良策；或裁撤周礼中冗繁的礼仪制度，从而加速了前齐鲁文化向齐文化的有决定意义的转变与升华。由此，陶冶出齐人选贤任能、因事因势而变的鼎革理念，表现了“与时变，与俗化”的灵活性与开放性，塑造了治国理政的基本范式。经姜太公开创的齐文化及由此奠定的国之鸿基，虽历经西周鼎革、春秋巨变、战国争雄共800多年，却一以贯之。代周公治鲁的伯禽秉承父意，以繁杂的宗周礼乐文化为治国理政的取舍标准，凡是不合乎周礼的前齐鲁文化，在“变其俗，革其礼”的口号下，被无情废弛。自周公及其子伯禽开始，鲁文化开掘了世卿世禄制的源头，建立了以尊贵者和血亲者为核心架构的统治体系。自此，掌握鲁国大权的卿族一直被局限于“周公之嗣”“伯禽之后”的圈层内。这种情况，严重削弱了鲁国的综合国力。齐鲁两国的治国理念迥异，正是交流互鉴治国安邦经验的需要，开显出一条联系两国的政治古道。

车水马龙的商贸古道。鲁国崇礼而卑利，重德治而忽略图强，文化封闭保守，因循周礼，不思鼎革变通。与鲁人不同的是，齐人重利而不失义，义利并举，崇富国图强而不失人文教化，重伦理纲常而兼及惠民实用，视礼、义、廉、耻为国之四维，并努力寻求义与利之间的平衡点。为了聚拢“天下之财”，管仲还将与齐国相邻的诸侯国都纳入本国的经济版图内，使“天下商贾归齐若流水”。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齐鲁古道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为繁忙的商贸古道。

化成天下的文化古道。太公治齐，谨遵化成天下之文化要义，大礼至简，开放包容，塑形了列国文化发展的基本范式。反观鲁国崇尚的周代礼制，繁多无序，有所谓“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之说，倾其一生不能究其礼。“因其俗，简其礼”的齐文化与“变其俗，繁其礼”的鲁文化，虽各有千秋，但效能相差甚远——前者可有效赋能社会发展，后者必然繁礼积弱。作为利义之邦的齐国，800年中一直居于上风；而作为礼仪之邦的鲁国，有“弱鲁”之称，总是向霸主称臣纳贡，终被楚国所灭。

硝烟弥漫的战争古道。西周时，周天子拥有最高权威，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及至东周，礼崩乐坏，周天子权柄式微，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于是，硝烟四起，古道上平添了隆隆战车。齐鲁古道上，我们熟知的“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故事，说的便是长勺之战。之后，齐国数度伐鲁的战事，皆发生在齐鲁古道上。

二、文化玉振三千载

齐鲁古道上的文化玉振，震古烁今，历经3000年岁月洗礼，仍余音不绝。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纷争，王室衰微。至战国后期，仍然是诸侯异政，百家异说，“道术将为天下裂”。然而，在弥漫的硝烟中，统一的曙光若隐若现。这样的形势，急需在前期诸子百家理论争鸣的基础上进行新的整合与提升，把“皆出于救时之弊”、思以其道易天下然而又相互攻讦的诸子之学推进到融汇百家于一炉的阶段。齐文化和鲁文化在文化气质、思想境界、价值取向等方面的差别，反而成为二者得以实现优势互补、和谐互构的前提条件。从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背景下，出现了齐文化和鲁文化的一体化趋势。到战国末年，随着民族融合、文化同构、政治一统的前景日益明朗，齐、鲁两国文化也加快了一体化进程。稷下学派依据以黄老道家为本的齐文化，逐渐融合包括鲁文化在内的诸子思想，对儒家文化进行基于黄老道家立场的诠释，并以法家的耕战思想、本末思想补儒家教化之不足，对儒家文化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造。与此同时，也以儒家的仁政、礼治思想矫正法家“一断于法”、迷信法律的偏颇。于是，兼采齐文化和鲁文化精华并经过再造后的齐鲁文化横空出世，文化玉振响彻天际。

多次往返于齐鲁古道上的荀子，最早在大一统意义上使用“齐鲁”一词，并将“齐鲁”作为一个统一地域概念使用。此后3000年，“齐鲁”一词通常被赋予3种含义：作为国家概念也是原初意义的齐、鲁两国；作为地域概念也是后来行政区划的如今山东地区；作为被赋予了特定区域文化内涵的齐鲁文化圈。至秦汉时期，随着道、法、儒、墨的齐鲁化趋向，融汇了当时各大显学的齐鲁文化，很快由区域性文化跃升为全国性文化，齐鲁文化也由一地之学术，上升为“天下之学术”，齐鲁古道也相应地升华为“天下古道”。这一“天下之学”，历史地成为中国学术文化的核心，并深刻地影响了整个中华文明的走向和发展进程。

遥想当年，姜太公、周公旦及其子指点齐鲁江山，筚路蓝缕，为天下立极，开显出齐鲁文化的双源，踏遍坎坷成齐鲁古道。这条复合型古道，连通齐鲁，跨越山海；纵贯千年，穿越岁月。

“凡益之道，与时偕行”，齐鲁理工学院独具匠心，创造性地将齐鲁古道上的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现代科技文化分别标注为“三原色”文化，由此赋予齐鲁古道以丰富的全新文化内涵。古道新生，“三原色”文化交相辉映，将齐鲁古道装点一新：通过传统文化之旅，感受齐鲁文化的深厚底蕴，聆听金声玉振的文化回响；通过红色文化之旅，感受“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坚定信念，重温革命英烈的壮怀激烈；通过科技文化之旅，感受前沿科技的无穷魅力，拓展沿着智慧古道走向世界的视野。

□常翠鸣 刘长明

商亡周立，“遍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姜太公于齐，封周公旦于鲁。作为功臣集团的首封，姜太公本着“举贤而上功”的理路治齐；作为宗亲集团的首封，周公旦因循“尊尊而亲亲”的礼数治鲁。同为首封，齐鲁两国在列国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齐文化和鲁文化当然也具有风向标意义。开国者的传统友谊、两国的重要地位加之毗邻的地理位置，使其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日益紧密。正是在长期交往中，开显出连接齐国都城临淄与鲁国都城曲阜的齐鲁古道。文韵深厚的齐鲁古道，也因此被誉为天下第一古道。

一、古道金声五百里

绵延五百里的齐鲁古道，集政治、商贸、文化、战争于一路，可谓独领古道风骚。

安邦治国的政治古道。著名韬略家、军事家、政治家姜太公，就封齐地后，简礼从俗，视当地民风民情或适时增益新规，推出一系列旨在富国强兵的开明治国良策；或裁撤周礼中冗繁的礼仪制度，从而加速了前齐鲁文化向齐文化的有决定意义的转变与升华。由此，陶冶出齐人选贤任能、因事因势而变的鼎革理念，表现了“与时变，与俗化”的灵活性与开放性，塑造了治国理政的基本范式。经姜太公开创的齐文化及由此奠定的国之鸿基，虽历经西周鼎革、春秋巨变、战国争雄共800多年，却一以贯之。代周公治鲁的伯禽秉承父意，以繁杂的宗周礼乐文化为治国理政的取舍标准，凡是不合乎周礼的前齐鲁文化，在“变其俗，革其礼”的口号下，被无情废弛。自周公及其子伯禽开始，鲁文化开掘了世卿世禄制的源头，建立了以尊贵者和血亲者为核心架构的统治体系。自此，掌握鲁国大权的卿族一直被局限于“周公之嗣”“伯禽之后”的圈层内。这种情况，严重削弱了鲁国的综合国力。齐鲁两国的治国理念迥异，正是交流互鉴治国安邦经验的需要，开显出一条联系两国的政治古道。

车水马龙的商贸古道。鲁国崇礼而卑利，重德治而忽略图强，文化封闭保守，因循周礼，不思鼎革变通。与鲁人不同的是，齐人重利而不失义，义利并举，崇富国图强而不失人文教化，重伦理纲常而兼及惠民实用，视礼、义、廉、耻为国之四维，并努力寻求义与利之间的平衡点。为了聚拢“天下之财”，管仲还将与齐国相邻的诸侯国都纳入本国的经济版图内，使“天下商贾归齐若流水”。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齐鲁古道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为繁忙的商贸古道。

化成天下的文化古道。太公治齐，谨遵化成天下之文化要义，大礼至简，开放包容，塑形了列国文化发展的基本范式。反观鲁国崇尚的周代礼制，繁多无序，有所谓“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之说，倾其一生不能究其礼。“因其俗，简其礼”的齐文化与“变其俗，繁其礼”的鲁文化，虽各有千秋，但效能相差甚远——前者可有效赋能社会发展，后者必然繁礼积弱。作为利义之邦的齐国，800年中一直居于上风；而作为礼仪之邦的鲁国，有“弱鲁”之称，总是向霸主称臣纳贡，终被楚国所灭。

硝烟弥漫的战争古道。西周时，周天子拥有最高权威，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及至东周，礼崩乐坏，周天子权柄式微，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于是，硝烟四起，古道上平添了隆隆战车。齐鲁古道上，我们熟知的“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故事，说的便是长勺之战。之后，齐国数度伐鲁的战事，皆发生在齐鲁古道上。

二、文化玉振三千载

齐鲁古道上的文化玉振，震古烁今，历经3000年岁月洗礼，仍余音不绝。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纷争，王室衰微。至战国后期，仍然是诸侯异政，百家异说，“道术将为天下裂”。然而，在弥漫的硝烟中，统一的曙光若隐若现。这样的形势，急需在前期诸子百家理论争鸣的基础上进行新的整合与提升，把“皆出于救时之弊”、思以其道易天下然而又相互攻讦的诸子之学推进到融汇百家于一炉的阶段。齐文化和鲁文化在文化气质、思想境界、价值取向等方面的差别，反而成为二者得以实现优势互补、和谐互构的前提条件。从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背景下，出现了齐文化和鲁文化的一体化趋势。到战国末年，随着民族融合、文化同构、政治一统的前景日益明朗，齐、鲁两国文化也加快了一体化进程。稷下学派依据以黄老道家为本的齐文化，逐渐融合包括鲁文化在内的诸子思想，对儒家文化进行基于黄老道家立场的诠释，并以法家的耕战思想、本末思想补儒家教化之不足，对儒家文化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造。与此同时，也以儒家的仁政、礼治思想矫正法家“一断于法”、迷信法律的偏颇。于是，兼采齐文化和鲁文化精华并经过再造后的齐鲁文化横空出世，文化玉振响彻天际。

多次往返于齐鲁古道上的荀子，最早在大一统意义上使用“齐鲁”一词，并将“齐鲁”作为一个统一地域概念使用。此后3000年，“齐鲁”一词通常被赋予3种含义：作为国家概念也是原初意义的齐、鲁两国；作为地域概念也是后来行政区划的如今山东地区；作为被赋予了特定区域文化内涵的齐鲁文化圈。至秦汉时期，随着道、法、儒、墨的齐鲁化趋向，融汇了当时各大显学的齐鲁文化，很快由区域性文化跃升为全国性文化，齐鲁文化也由一地之学术，上升为“天下之学术”，齐鲁古道也相应地升华为“天下古道”。这一“天下之学”，历史地成为中国学术文化的核心，并深刻地影响了整个中华文明的走向和发展进程。

遥想当年，姜太公、周公旦及其子指点齐鲁江山，筚路蓝缕，为天下立极，开显出齐鲁文化的双源，踏遍坎坷成齐鲁古道。这条复合型古道，连通齐鲁，跨越山海；纵贯千年，穿越岁月。

“凡益之道，与时偕行”，齐鲁理工学院独具匠心，创造性地将齐鲁古道上的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现代科技文化分别标注为“三原色”文化，由此赋予齐鲁古道以丰富的全新文化内涵。古道新生，“三原色”文化交相辉映，将齐鲁古道装点一新：通过传统文化之旅，感受齐鲁文化的深厚底蕴，聆听金声玉振的文化回响；通过红色文化之旅，感受“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坚定信念，重温革命英烈的壮怀激烈；通过科技文化之旅，感受前沿科技的无穷魅力，拓展沿着智慧古道走向世界的视野。

□常翠鸣 刘长明

商亡周立，“遍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姜太公于齐，封周公旦于鲁。作为功臣集团的首封，姜太公本着“举贤而上功”的理路治齐；作为宗亲集团的首封，周公旦因循“尊尊而亲亲”的礼数治鲁。同为首封，齐鲁两国在列国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齐文化和鲁文化当然也具有风向标意义。开国者的传统友谊、两国的重要地位加之毗邻的地理位置，使其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日益紧密。正是在长期交往中，开显出连接齐国都城临淄与鲁国都城曲阜的齐鲁古道。文韵深厚的齐鲁古道，也因此被誉为天下第一古道。

一、古道金声五百里

绵延五百里的齐鲁古道，集政治、商贸、文化、战争于一路，可谓独领古道风骚。

安邦治国的政治古道。著名韬略家、军事家、政治家姜太公，就封齐地后，简礼从俗，视当地民风民情或适时增益新规，推出一系列旨在富国强兵的开明治国良策；或裁撤周礼中冗繁的礼仪制度，从而加速了前齐鲁文化向齐文化的有决定意义的转变与升华。由此，陶冶出齐人选贤任能、因事因势而变的鼎革理念，表现了“与时变，与俗化”的灵活性与开放性，塑造了治国理政的基本范式。经姜太公开创的齐文化及由此奠定的国之鸿基，虽历经西周鼎革、春秋巨变、战国争雄共800多年，却一以贯之。代周公治鲁的伯禽秉承父意，以繁杂的宗周礼乐文化为治国理政的取舍标准，凡是不合乎周礼的前齐鲁文化，在“变其俗，革其礼”的口号下，被无情废弛。自周公及其子伯禽开始，鲁文化开掘了世卿世禄制的源头，建立了以尊贵者和血亲者为核心架构的统治体系。自此，掌握鲁国大权的卿族一直被局限于“周公之嗣”“伯禽之后”的圈层内。这种情况，严重削弱了鲁国的综合国力。齐鲁两国的治国理念迥异，正是交流互鉴治国安邦经验的需要，开显出一条联系两国的政治古道。

车水马龙的商贸古道。鲁国崇礼而卑利，重德治而忽略图强，文化封闭保守，因循周礼，不思鼎革变通。与鲁人不同的是，齐人重利而不失义，义利并举，崇富国图强而不失人文教化，重伦理纲常而兼及惠民实用，视礼、义、廉、耻为国之四维，并努力寻求义与利之间的平衡点。为了聚拢“天下之财”，管仲还将与齐国相邻的诸侯国都纳入本国的经济版图内，使“天下商贾归齐若流水”。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齐鲁古道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为繁忙的商贸古道。

化成天下的文化古道。太公治齐，谨遵化成天下之文化要义，大礼至简，开放包容，塑形了列国文化发展的基本范式。反观鲁国崇尚的周代礼制，繁多无序，有所谓“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之说，倾其一生不能究其礼。“因其俗，简其礼”的齐文化与“变其俗，繁其礼”的鲁文化，虽各有千秋，但效能相差甚远——前者可有效赋能社会发展，后者必然繁礼积弱。作为利义之邦的齐国，800年中一直居于上风；而作为礼仪之邦的鲁国，有“弱鲁”之称，总是向霸主称臣纳贡，终被楚国所灭。

硝烟弥漫的战争古道。西周时，周天子拥有最高权威，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及至东周，礼崩乐坏，周天子权柄式微，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于是，硝烟四起，古道上平添了隆隆战车。齐鲁古道上，我们熟知的“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故事，说的便是长勺之战。之后，齐国数度伐鲁的战事，皆发生在齐鲁古道上。

二、文化玉振三千载

齐鲁古道上的文化玉振，震古烁今，历经3000年岁月洗礼，仍余音不绝。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纷争，王室衰微。至战国后期，仍然是诸侯异政，百家异说，“道术将为天下裂”。然而，在弥漫的硝烟中，统一的曙光若隐若现。这样的形势，急需在前期诸子百家理论争鸣的基础上进行新的整合与提升，把“皆出于救时之弊”、思以其道易天下然而又相互攻讦的诸子之学推进到融汇百家于一炉的阶段。齐文化和鲁文化在文化气质、思想境界、价值取向等方面的差别，反而成为二者得以实现优势互补、和谐互构的前提条件。从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背景下，出现了齐文化和鲁文化的一体化趋势。到战国末年，随着民族融合、文化同构、政治一统的前景日益明朗，齐、鲁两国文化也加快了一体化进程。稷下学派依据以黄老道家为本的齐文化，逐渐融合包括鲁文化在内的诸子思想，对儒家文化进行基于黄老道家立场的诠释，并以法家的耕战思想、本末思想补儒家教化之不足，对儒家文化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造。与此同时，也以儒家的仁政、礼治思想矫正法家“一断于法”、迷信法律的偏颇。于是，兼采齐文化和鲁文化精华并经过再造后的齐鲁文化横空出世，文化玉振响彻天际。

多次往返于齐鲁古道上的荀子，最早在大一统意义上使用“齐鲁”一词，并将“齐鲁”作为一个统一地域概念使用。此后3000年，“齐鲁”一词通常被赋予3种含义：作为国家概念也是原初意义的齐、鲁两国；作为地域概念也是后来行政区划的如今山东地区；作为被赋予了特定区域文化内涵的齐鲁文化圈。至秦汉时期，随着道、法、儒、墨的齐鲁化趋向，融汇了当时各大显学的齐鲁文化，很快由区域性文化跃升为全国性文化，齐鲁文化也由一地之学术，上升为“天下之学术”，齐鲁古道也相应地升华为“天下古道”。这一“天下之学”，历史地成为中国学术文化的核心，并深刻地影响了整个中华文明的走向和发展进程。

遥想当年，姜太公、周公旦及其子指点齐鲁江山，筚路蓝缕，为天下立极，开显出齐鲁文化的双源，踏遍坎坷成齐鲁古道。这条复合型古道，连通齐鲁，跨越山海；纵贯千年，穿越岁月。

“凡益之道，与时偕行”，齐鲁理工学院独具匠心，创造性地将齐鲁古道上的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现代科技文化分别标注为“三原色”文化，由此赋予齐鲁古道以丰富的全新文化内涵。古道新生，“三原色”文化交相辉映，将齐鲁古道装点一新：通过传统文化之旅，感受齐鲁文化的深厚底蕴，聆听金声玉振的文化回响；通过红色文化之旅，感受“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坚定信念，重温革命英烈的壮怀激烈；通过科技文化之旅，感受前沿科技的无穷魅力，拓展沿着智慧古道走向世界的视野。

□常翠鸣 刘长明

商亡周立，“遍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姜太公于齐，封周公旦于鲁。作为功臣集团的首封，姜太公本着“举贤而上功”的理路治齐；作为宗亲集团的首封，周公旦因循“尊尊而亲亲”的礼数治鲁。同为首封，齐鲁两国在列国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齐文化和鲁文化当然也具有风向标意义。开国者的传统友谊、两国的重要地位加之毗邻的地理位置，使其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日益紧密。正是在长期交往中，开显出连接齐国都城临淄与鲁国都城曲阜的齐鲁古道。文韵深厚的齐鲁古道，也因此被誉为天下第一古道。

一、古道金声五百里

绵延五百里的齐鲁古道，集政治、商贸、文化、战争于一路，可谓独领古道风骚。

安邦治国的政治古道。著名韬略家、军事家、政治家姜太公，就封齐地后，简礼从俗，视当地民风民情或适时增益新规，推出一系列旨在富国强兵的开明治国良策；或裁撤周礼中冗繁的礼仪制度，从而加速了前齐鲁文化向齐文化的有决定意义的转变与升华。由此，陶冶出齐人选贤任能、因事因势而变的鼎革理念，表现了“与时变，与俗化”的灵活性与开放性，塑造了治国理政的基本范式。经姜太公开创的齐文化及由此奠定的国之鸿基，虽历经西周鼎革、春秋巨变、战国争雄共800多年，却一以贯之。代周公治鲁的伯禽秉承父意，以繁杂的宗周礼乐文化为治国理政的取舍标准，凡是不合乎周礼的前齐鲁文化，在“变其俗，革其礼”的口号下，被无情废弛。自周公及其子伯禽开始，鲁文化开掘了世卿世禄制的源头，建立了以尊贵者和血亲者为核心架构的统治体系。自此，掌握鲁国大权的卿族一直被局限于“周公之嗣”“伯禽之后”的圈层内。这种情况，严重削弱了鲁国的综合国力。齐鲁两国的治国理念迥异，正是交流互鉴治国安邦经验的需要，开显出一条联系两国的政治古道。

车水马龙的商贸古道。鲁国崇礼而卑利，重德治而忽略图强，文化封闭保守，因循周礼，不思鼎革变通。与鲁人不同的是，齐人重利而不失义，义利并举，崇富国图强而不失人文教化，重伦理纲常而兼及惠民实用，视礼、义、廉、耻为国之四维，并努力寻求义与利之间的平衡点。为了聚拢“天下之财”，管仲还将与齐国相邻的诸侯国都纳入本国的经济版图内，使“天下商贾归齐若流水”。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齐鲁古道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为繁忙的商贸古道。

化成天下的文化古道。太公治齐，谨遵化成天下之文化要义，大礼至简，开放包容，塑形了列国文化发展的基本范式。反观鲁国崇尚的周代礼制，繁多无序，有所谓“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之说，倾其一生不能究其礼。“因其俗，简其礼”的齐文化与“变其俗，繁其礼”的鲁文化，虽各有千秋，但效能相差甚远——前者可有效赋能社会发展，后者必然繁礼积弱。作为利义之邦的齐国，800年中一直居于上风；而作为礼仪之邦的鲁国，有“弱鲁”之称，总是向霸主称臣纳贡，终被楚国所灭。

硝烟弥漫的战争古道。西周时，周天子拥有最高权威，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及至东周，礼崩乐坏，周天子权柄式微，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于是，硝烟四起，古道上平添了隆隆战车。齐鲁古道上，我们熟知的“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故事，说的便是长勺之战。之后，齐国数度伐鲁的战事，皆发生在齐鲁古道上。

二、文化玉振三千载

齐鲁古道上的文化玉振，震古烁今，历经3000年岁月洗礼，仍余音不绝。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纷争，王室衰微。至战国后期，仍然是诸侯异政，百家异说，“道术将为天下裂”。然而，在弥漫的硝烟中，统一的曙光若隐若现。这样的形势，急需在前期诸子百家理论争鸣的基础上进行新的整合与提升，把“皆出于救时之弊”、思以其道易天下然而又相互攻讦的诸子之学推进到融汇百家于一炉的阶段。齐文化和鲁文化在文化气质、思想境界、价值取向等方面的差别，反而成为二者得以实现优势互补、和谐互构的前提条件。从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背景下，出现了齐文化和鲁文化的一体化趋势。到战国末年，随着民族融合、文化同构、政治一统的前景日益明朗，齐、鲁两国文化也加快了一体化进程。稷下学派依据以黄老道家为本的齐文化，逐渐融合包括鲁文化在内的诸子思想，对儒家文化进行基于黄老道家立场的诠释，并以法家的耕战思想、本末思想补儒家教化之不足，对儒家文化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造。与此同时，也以儒家的仁政、礼治思想矫正法家“一断于法”、迷信法律的偏颇。于是，兼采齐文化和鲁文化精华并经过再造后的齐鲁文化横空出世，文化玉振响彻天际。

多次往返于齐鲁古道上的荀子，最早在大一统意义上使用“齐鲁”一词，并将“齐鲁”作为一个统一地域概念使用。此后3000年，“齐鲁”一词通常被赋予3种含义：作为国家概念也是原初意义的齐、鲁两国；作为地域概念也是后来行政区划的如今山东地区；作为被赋予了特定区域文化内涵的齐鲁文化圈。至秦汉时期，随着道、法、儒、墨的齐鲁化趋向，融汇了当时各大显学的齐鲁文化，很快由区域性文化跃升为全国性文化，齐鲁文化也由一地之学术，上升为“天下之学术”，齐鲁古道也相应地升华为“天下古道”。这一“天下之学”，历史地成为中国学术文化的核心，并深刻地影响了整个中华文明的走向和发展进程。

遥想当年，姜太公、周公旦及其子指点齐鲁江山，筚路蓝缕，为天下立极，开显出齐鲁文化的双源，踏遍坎坷成齐鲁古道。这条复合型古道，连通齐鲁，跨越山海；纵贯千年，穿越岁月。

“凡益之道，与时偕行”，齐鲁理工学院独具匠心，创造性地将齐鲁古道上的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现代科技文化分别标注为“三原色”文化，由此赋予齐鲁古道以丰富的全新文化内涵。古道新生，“三原色”文化交相辉映，将齐鲁古道装点一新：通过传统文化之旅，感受齐鲁文化的深厚底蕴，聆听金声玉振的文化回响；通过红色文化之旅，感受“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坚定信念，重温革命英烈的壮怀激烈；通过科技文化之旅，感受前沿科技的无穷魅力，拓展沿着智慧古道走向世界的视野。

□常翠鸣 刘长明

商亡周立，“遍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姜太公于齐，封周公旦于鲁。作为功臣集团的首封，姜太公本着“举贤而上功”的理路治齐；作为宗亲集团的首封，周公旦因循“尊尊而亲亲”的礼数治鲁。同为首封，齐鲁两国在列国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齐文化和鲁文化当然也具有风向标意义。开国者的传统友谊、两国的重要地位加之毗邻的地理位置，使其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日益紧密。正是在长期交往中，开显出连接齐国都城临淄与鲁国都城曲阜的齐鲁古道。文韵深厚的齐鲁古道，也因此被誉为天下第一古道。

一、古道金声五百里

绵延五百里的齐鲁古道，集政治、商贸、文化、战争于一路，可谓独领古道风骚。

安邦治国的政治古道。著名韬略家、军事家、政治家姜太公，就封齐地后，简礼从俗，视当地民风民情或适时增益新规，推出一系列旨在富国强兵的开明治国良策；或裁撤周礼中冗繁的礼仪制度，从而加速了前齐鲁文化向齐文化的有决定意义的转变与升华。由此，陶冶出齐人选贤任能、因事因势而变的鼎革理念，表现了“与时变，与俗化”的灵活性与开放性，塑造了治国理政的基本范式。经姜太公开创的齐文化及由此奠定的国之鸿基，虽历经西周鼎革、春秋巨变、战国争雄共800多年，却一以贯之。代周公治鲁的伯禽秉承父意，以繁杂的宗周礼乐文化为治国理政的取舍标准，凡是不合乎周礼的前齐鲁文化，在“变其俗，革其礼”的口号下，被无情废弛。自周公及其子伯禽开始，鲁文化开掘了世卿世禄制的源头，建立了以尊贵者和血亲者为核心架构的统治体系。自此，掌握鲁国大权的卿族一直被局限于“周公之嗣”“伯禽之后”的圈层内。这种情况，严重削弱了鲁国的综合国力。齐鲁两国的治国理念迥异，正是交流互鉴治国安邦经验的需要，开显出一条联系两国的政治古道。

车水马龙的商贸古道。鲁国崇礼而卑利，重德治而忽略图强，文化封闭保守，因循周礼，不思鼎革变通。与鲁人不同的是，齐人重利而不失义，义利并举，崇富国图强而不失人文教化，重伦理纲常而兼及惠民实用，视礼、义、廉、耻为国之四维，并努力寻求义与利之间的平衡点。为了聚拢“天下之财”，管仲还将与齐国相邻的诸侯国都纳入本国的经济版图内，使“天下商贾归齐若流水”。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齐鲁古道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为繁忙的商贸古道。

化成天下的文化古道。太公治齐，谨遵化成天下之文化要义，大礼至简，开放包容，塑形了列国文化发展的基本范式。反观鲁国崇尚的周代礼制，繁多无序，有所谓“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之说，倾其一生不能究其礼。“因其俗，简其礼”的齐文化与“变其俗，繁其礼”的鲁文化，虽各有千秋，但效能相差甚远——前者可有效赋能社会发展，后者必然繁礼积弱。作为利义之邦的齐国，800年中一直居于上风；而作为礼仪之邦的鲁国，有“弱鲁”之称，总是向霸主称臣纳贡，终被楚国所灭。

硝烟弥漫的战争古道。西周时，周天子拥有最高权威，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及至东周，礼崩乐坏，周天子权柄式微，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于是，硝烟四起，古道上平添了隆隆战车。齐鲁古道上，我们熟知的“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故事，说的便是长勺之战。之后，齐国数度伐鲁的战事，皆发生在齐鲁古道上。

二、文化玉振三千载

齐鲁古道上的文化玉振，震古烁今，历经3000年岁月洗礼，仍余音不绝。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纷争，王室衰微。至战国后期，仍然是诸侯异政，百家异说，“道术将为天下裂”。然而，在弥漫的硝烟中，统一的曙光若隐若现。这样的形势，急需在前期诸子百家理论争鸣的基础上进行新的整合与提升，把“皆出于救时之弊”、思以其道易天下然而又相互攻讦的诸子之学推进到融汇百家于一炉的阶段。齐文化和鲁文化在文化气质、思想境界、价值取向等方面的差别，反而成为二者得以实现优势互补、和谐互构的前提条件。从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背景下，出现了齐文化和鲁文化的一体化趋势。到战国末年，随着民族融合、文化同构、政治一统的前景日益明朗，齐、鲁两国文化也加快了一体化进程。稷下学派依据以黄老道家为本的齐文化，逐渐融合包括鲁文化在内的诸子思想，对儒家文化进行基于黄老道家立场的诠释，并以法家的耕战思想、本末思想补儒家教化之不足，对儒家文化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造。与此同时，也以儒家的仁政、礼治思想矫正法家“一断于法”、迷信法律的偏颇。于是，兼采齐文化和鲁文化精华并经过再造后的齐鲁文化横空出世，文化玉振响彻天际。

多次往返于齐鲁古道上的荀子，最早在大一统意义上使用“齐鲁”一词，并将“齐鲁”作为一个统一地域概念使用。此后3000年，“齐鲁”一词通常被赋予3种含义：作为国家概念也是原初意义的齐、鲁两国；作为地域概念也是后来行政区划的如今山东地区；作为被赋予了特定区域文化内涵的齐鲁文化圈。至秦汉时期，随着道、法、儒、墨的齐鲁化趋向，融汇了当时各大显学的齐鲁文化，很快由区域性文化跃升为全国性文化，齐鲁文化也由一地之学术，上升为“天下之学术”，齐鲁古道也相应地升华为“天下古道”。这一“天下之学”，历史地成为中国学术文化的核心，并深刻地影响了整个中华文明的走向和发展进程。

遥想当年，姜太公、周公旦及其子指点齐鲁江山，筚路蓝缕，为天下立极，开显出齐鲁文化的双源，踏遍坎坷成齐鲁古道。这条复合型古道，连通齐鲁，跨越山海；纵贯千年，穿越岁月。

“凡益之道，与时偕行”，齐鲁理工学院独具匠心，创造性地将齐鲁古道上的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现代科技文化分别标注为“三原色”文化，由此赋予齐鲁古道以丰富的全新文化内涵。古道新生，“三原色”文化交相辉映，将齐鲁古道装点一新：通过传统文化之旅，感受齐鲁文化的深厚底蕴，聆听金声玉振的文化回响；通过红色文化之旅，感受“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坚定信念，重温革命英烈的壮怀激烈；通过科技文化之旅，感受前沿科技的无穷魅力，拓展沿着智慧古道走向世界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