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的历史过程。“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在攻坚克难中稳步前行、向新向优，经济总量连续迈上新台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明显提升，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同时，我国经济发展中老问题、新挑战仍然不少，在市场建设、科技创新、动能转换、创业就业、收入分配等方面还存在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障碍。深入分析不难发现，这些障碍与我国经济发展如影随形，是我国经济发展周期性、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相互交织的体现和结果。“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面对更多逆风逆水的内外部环境，着力破解经济发展面临的周期性、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有利于巩固拓展优势、破除瓶颈制约、补强短板弱项，推动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全局的战略任务取得重大突破。

周期性问题是经济系统内在运行规律的体现，当前集中表现为供强需弱的阶段性失衡，凸显短期经济运行波动与内需支撑不足的阶段性特征。“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国内外多重压力与冲击使得周期性问题更趋复杂。从国内看，经济仍处于增长动能转换和发展模式转变的关键时期，这本身就蕴含着一定的经济下行压力和波动风险。国内供强需弱矛盾突出，居民消费信心复苏的基础尚不牢固，民间投资活力不足，社会预期偏弱的问题有待进一步改善。房地产市场调整、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等，在短期内对消费、投资、财政和金融稳定带来一定的收缩效应和挑战。物价水平持续低位运行，反映市场供需存在阶段性缺口和衔接卡点堵点。从国际看，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全球贸易投资增长放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地缘政治冲突风险外溢，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加剧，国际金融市场动荡，这些外部影响都将对我国宏观经济特别是产业链供应链和金融稳定造成周期性扰动。这些周期性因素相互叠加，放大了国内宏观经济运行的波动性，使得“十五五”时期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难度增加，对宏观政策的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结构性问题是经济发展中长期累积的深层次矛盾，当前集中表现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成为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瓶颈。从供需结构看，供给体系对快速变化的市场需求响应不够及时，面对高端化、多样化、个性化消费结构升级需求，高端产品供给能力不足和中低端同质化供给过剩并存，供需结构适配性不强。从产业结构看，传统产业占比依然较高、转型升级任务艰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势头良好但规模体量和带动效应尚需进一步提升，现代服务业发展面临观念、资金、人才等多重约束，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面临较大压力，部分环节存在“卡脖子”风险，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有待增强。从城乡区域结构看，农业农村现代化相对滞后，城乡区域发展差距依然明显，要素双向自由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尚未完全破除，区域协调发展的协同机制仍不完善，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仍需付出巨大努力。从收入分配结构看，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的同步性有待加强，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需要稳步提升，城乡、区域、行业、群体之间收入差距依然较大，调整优化收入分配制度、壮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任务艰巨。这些结构性矛盾相互关联，影响着经济的潜在增速、发展的整体效能和社会的公平正义，是“十五五”时期必须啃下的“硬骨头”。

据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2026年春节假期9天，全国国内出游5.9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8034.83亿元，假日游客人数和花费均创历史新高，展现了我国消费市场的活力和潜力，为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注入强劲动力。图为2026年2月16日，游客在云南省昆明市海埂大坝喂食红嘴鸥。 新华社记者 浦超/摄

体制性问题是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性障碍和制度性梗阻，当前集中表现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制度供给不能很好适应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抑制了市场活力、创新动力和资源配置效率。在市场体系建设方面，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仍面临卡点堵点，部分领域市场分割、地方保护等问题尚未根本解决，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发挥不够充分。在要素配置方面，土地、劳动、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相对滞后，要素价格形成机制不够完善，资源要素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所有制之间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在经营主体发展方面，民营企业发展的制度环境仍需优化，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执行效能有待提升，部分领域准入壁垒尚未完全破除。在政府治理方面，宏观调控的精准性与协同性有待增强，部分领域监管缺位与越位并存，财税金融体制改革需持续深化，地方财政可持续发展机制尚不健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有待进一步提升。在民生保障方面，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民生领域的制度安排还不健全，尚不能完全适应人口结构变化、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稳定居民预期、释放消费潜力等要求，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更高期待相比仍有差距。这些体制性问题是制约高质量发展、阻碍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突出梗阻，必须以壮士断腕的决心靶向施策、破局突围。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周期性、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交织、相互嵌套、相互影响，形成了体制性障碍固化结构性失衡、结构性失衡加剧周期性波动、周期性波动反向制约体制改革深化的现实困境。

一方面，体制性问题是结构性、周期性问题的深层根源。要素市场化配置、公平竞争等关键领域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导致生产要素向先进生产力领域流动受到制约，进而使供需结构不匹配、产业结构失衡、区域城乡发展不平衡等结构性问题得到不同程度固化。而结构性失衡的长期存在，使得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传统增长模式，当外部环境变化或内部需求波动时，经济运行容易出现周期性下行压力。例如，由于科技创新体制机制不健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够，导致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不高，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的良性循环格局尚未普遍形成，在全球经济下行、外需收缩时，国内经济便容易出现周期性增长放缓。

另一方面，结构性问题是连接体制性与周期性问题的关键纽带。结构性矛盾不仅源于体制性障碍，其自身的演化也会放大周期性波动的影响。例如，低端供给过剩与高端供给不足并存的结构性矛盾，主要源于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越位、错位和缺位等体制性原因，带来的结果是产业结构升级与消费结构升级不同步，导致居民高品质消费需求难以得到有效满足，既制约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使得经济增长更容易受外部需求波动的影响。反过来看，周期性波动又会反向制约结构性问题的解决和体制改革的推进。例如，当经济增长面临较大下行压力时，部分地区和部门可能会优先保增长、稳就业，放缓结构性调整的节奏和体制改革的进程，从而在有的领域形成“周期性问题累积—结构性调整放缓—体制改革延后”的负向循环。

此外，周期性、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的交织嵌套还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在经济处于上行周期，结构性问题和体制性问题可能会被短期的增长红利所掩盖；当经济进入下行周期，各类问题便会浮出水面，相互叠加放大。总之，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周期性、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并非简单的发展表象，而是长期发展积累的深层次问题的集中显现，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转型期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在一些领域尚未完全相适应的具体体现，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形成了较大影响。

“十五五”时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关键五年，处在继往开来的重要历史节点，既要对“十四五”时期发展成果进行巩固提升，更要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承载着筑牢发展根基、破解深层次矛盾、迈向更高水平开放的重大使命。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阶段，全球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外部冲击与国内结构性、体制性问题的内部制约相互交织，进一步增加了宏观经济治理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要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准确把握周期性、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的交织演化规律，坚持系统思维、综合施策，通过宏观调控平滑周期性波动，通过结构调整化解深层次失衡，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破除体制性障碍，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不断开创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新局面。

以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保持经济合理增长。稳住经济大盘既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目标的基本保障，也是确保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前提条件。没有稳定的经济基本盘，就难以发挥我国现有的发展优势，也就难以为解决结构性和体制性矛盾创造空间。要继续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为转型和改革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和政策空间。首先，保持宏观政策的延续性，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更加注重统筹做好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打好政策“组合拳”，把握好政策的力度、时机和节奏，有力有效平滑经济波动，促进经济平稳增长。其次，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强化“十五五”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促进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同发力，统筹发挥好产业、价格、就业、消费、投资、贸易、区域、环保、监管等政策作用，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和有效性，最大程度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再次，切实加强预期管理，健全预期管理机制，协同推进政策实施和预期引导，增强政策针对性和有效性，深入评估政策实施情况，及时回应市场关切，提升政策引导力、影响力，持续提振市场预期和社会信心。同时，还要加强防范重点领域风险，坚持在化解风险中实现发展、在发展中缓释风险，统筹推进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风险有序化解，严防系统性风险，为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营造良好环境。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2025年12月9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数据显示，我国已经成为世界首个国内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超过500万件的国家，PCT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6年位居全球第一。 新华社发 宋博/制图

以做强国内大循环化解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做强国内大循环既是有效应对外部冲击的战略举措，也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促进形成更多由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首先，大力提振居民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加大直达消费者的普惠政策力度，优化“两新”政策实施，大力支持服务消费，清理消费领域不合理或“一刀切”限制措施，加快释放国内消费潜力。其次，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实施一批重大工程项目，高质量推进“两重”项目投资和建设，按照空间、人口、产业、服务等层面变化，调整优化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投资布局，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和人的全面发展投资，用好政策性金融工具、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和政府投资基金杠杆作用，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提高民间投资比重，构建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的有效投资格局。再次，提升中高端消费品和服务供给能力，加大对消费相关领域投资力度，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满足消费升级需求，形成消费和投资良性循环。此外，以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强化国内大循环，做大免税经济，拓展入境消费，推进农产品进口多元化，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增强对全球要素资源的吸引力。

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破除体制性障碍。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既是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的内在要求，也是“十五五”规划建议各项重点任务落实到位的制度保障。要聚焦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更好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首先，加快推动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改革，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发展壮大民营经济，加快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优化价格治理机制，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努力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其次，加快推动有利于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改革，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配套推进深化财税体制和金融体制改革，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激励约束机制，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再次，加快推动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改革，优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相关体制机制，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体系，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此外，加快推动有利于内外规则衔接互认的改革，积极推进与扩大自主开放、贸易创新发展以及拓展双向投资合作空间相适应的国内改革，减少制约要素流动的“边境上”和“边境后”壁垒，推进落实“准入又准营”的改革体制机制创新，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方位实现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的历史过程。“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在攻坚克难中稳步前行、向新向优，经济总量连续迈上新台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明显提升，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同时，我国经济发展中老问题、新挑战仍然不少，在市场建设、科技创新、动能转换、创业就业、收入分配等方面还存在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障碍。深入分析不难发现，这些障碍与我国经济发展如影随形，是我国经济发展周期性、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相互交织的体现和结果。“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面对更多逆风逆水的内外部环境，着力破解经济发展面临的周期性、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有利于巩固拓展优势、破除瓶颈制约、补强短板弱项，推动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全局的战略任务取得重大突破。

周期性问题是经济系统内在运行规律的体现，当前集中表现为供强需弱的阶段性失衡，凸显短期经济运行波动与内需支撑不足的阶段性特征。“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国内外多重压力与冲击使得周期性问题更趋复杂。从国内看，经济仍处于增长动能转换和发展模式转变的关键时期，这本身就蕴含着一定的经济下行压力和波动风险。国内供强需弱矛盾突出，居民消费信心复苏的基础尚不牢固，民间投资活力不足，社会预期偏弱的问题有待进一步改善。房地产市场调整、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等，在短期内对消费、投资、财政和金融稳定带来一定的收缩效应和挑战。物价水平持续低位运行，反映市场供需存在阶段性缺口和衔接卡点堵点。从国际看，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全球贸易投资增长放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地缘政治冲突风险外溢，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加剧，国际金融市场动荡，这些外部影响都将对我国宏观经济特别是产业链供应链和金融稳定造成周期性扰动。这些周期性因素相互叠加，放大了国内宏观经济运行的波动性，使得“十五五”时期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难度增加，对宏观政策的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结构性问题是经济发展中长期累积的深层次矛盾，当前集中表现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成为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瓶颈。从供需结构看，供给体系对快速变化的市场需求响应不够及时，面对高端化、多样化、个性化消费结构升级需求，高端产品供给能力不足和中低端同质化供给过剩并存，供需结构适配性不强。从产业结构看，传统产业占比依然较高、转型升级任务艰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势头良好但规模体量和带动效应尚需进一步提升，现代服务业发展面临观念、资金、人才等多重约束，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面临较大压力，部分环节存在“卡脖子”风险，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有待增强。从城乡区域结构看，农业农村现代化相对滞后，城乡区域发展差距依然明显，要素双向自由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尚未完全破除，区域协调发展的协同机制仍不完善，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仍需付出巨大努力。从收入分配结构看，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的同步性有待加强，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需要稳步提升，城乡、区域、行业、群体之间收入差距依然较大，调整优化收入分配制度、壮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任务艰巨。这些结构性矛盾相互关联，影响着经济的潜在增速、发展的整体效能和社会的公平正义，是“十五五”时期必须啃下的“硬骨头”。

据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2026年春节假期9天，全国国内出游5.9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8034.83亿元，假日游客人数和花费均创历史新高，展现了我国消费市场的活力和潜力，为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注入强劲动力。图为2026年2月16日，游客在云南省昆明市海埂大坝喂食红嘴鸥。 新华社记者 浦超/摄

体制性问题是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性障碍和制度性梗阻，当前集中表现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制度供给不能很好适应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抑制了市场活力、创新动力和资源配置效率。在市场体系建设方面，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仍面临卡点堵点，部分领域市场分割、地方保护等问题尚未根本解决，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发挥不够充分。在要素配置方面，土地、劳动、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相对滞后，要素价格形成机制不够完善，资源要素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所有制之间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在经营主体发展方面，民营企业发展的制度环境仍需优化，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执行效能有待提升，部分领域准入壁垒尚未完全破除。在政府治理方面，宏观调控的精准性与协同性有待增强，部分领域监管缺位与越位并存，财税金融体制改革需持续深化，地方财政可持续发展机制尚不健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有待进一步提升。在民生保障方面，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民生领域的制度安排还不健全，尚不能完全适应人口结构变化、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稳定居民预期、释放消费潜力等要求，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更高期待相比仍有差距。这些体制性问题是制约高质量发展、阻碍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突出梗阻，必须以壮士断腕的决心靶向施策、破局突围。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周期性、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交织、相互嵌套、相互影响，形成了体制性障碍固化结构性失衡、结构性失衡加剧周期性波动、周期性波动反向制约体制改革深化的现实困境。

一方面，体制性问题是结构性、周期性问题的深层根源。要素市场化配置、公平竞争等关键领域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导致生产要素向先进生产力领域流动受到制约，进而使供需结构不匹配、产业结构失衡、区域城乡发展不平衡等结构性问题得到不同程度固化。而结构性失衡的长期存在，使得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传统增长模式，当外部环境变化或内部需求波动时，经济运行容易出现周期性下行压力。例如，由于科技创新体制机制不健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够，导致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不高，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的良性循环格局尚未普遍形成，在全球经济下行、外需收缩时，国内经济便容易出现周期性增长放缓。

另一方面，结构性问题是连接体制性与周期性问题的关键纽带。结构性矛盾不仅源于体制性障碍，其自身的演化也会放大周期性波动的影响。例如，低端供给过剩与高端供给不足并存的结构性矛盾，主要源于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越位、错位和缺位等体制性原因，带来的结果是产业结构升级与消费结构升级不同步，导致居民高品质消费需求难以得到有效满足，既制约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使得经济增长更容易受外部需求波动的影响。反过来看，周期性波动又会反向制约结构性问题的解决和体制改革的推进。例如，当经济增长面临较大下行压力时，部分地区和部门可能会优先保增长、稳就业，放缓结构性调整的节奏和体制改革的进程，从而在有的领域形成“周期性问题累积—结构性调整放缓—体制改革延后”的负向循环。

此外，周期性、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的交织嵌套还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在经济处于上行周期，结构性问题和体制性问题可能会被短期的增长红利所掩盖；当经济进入下行周期，各类问题便会浮出水面，相互叠加放大。总之，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周期性、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并非简单的发展表象，而是长期发展积累的深层次问题的集中显现，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转型期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在一些领域尚未完全相适应的具体体现，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形成了较大影响。

“十五五”时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关键五年，处在继往开来的重要历史节点，既要对“十四五”时期发展成果进行巩固提升，更要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承载着筑牢发展根基、破解深层次矛盾、迈向更高水平开放的重大使命。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阶段，全球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外部冲击与国内结构性、体制性问题的内部制约相互交织，进一步增加了宏观经济治理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要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准确把握周期性、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的交织演化规律，坚持系统思维、综合施策，通过宏观调控平滑周期性波动，通过结构调整化解深层次失衡，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破除体制性障碍，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不断开创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新局面。

以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保持经济合理增长。稳住经济大盘既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目标的基本保障，也是确保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前提条件。没有稳定的经济基本盘，就难以发挥我国现有的发展优势，也就难以为解决结构性和体制性矛盾创造空间。要继续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为转型和改革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和政策空间。首先，保持宏观政策的延续性，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更加注重统筹做好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打好政策“组合拳”，把握好政策的力度、时机和节奏，有力有效平滑经济波动，促进经济平稳增长。其次，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强化“十五五”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促进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同发力，统筹发挥好产业、价格、就业、消费、投资、贸易、区域、环保、监管等政策作用，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和有效性，最大程度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再次，切实加强预期管理，健全预期管理机制，协同推进政策实施和预期引导，增强政策针对性和有效性，深入评估政策实施情况，及时回应市场关切，提升政策引导力、影响力，持续提振市场预期和社会信心。同时，还要加强防范重点领域风险，坚持在化解风险中实现发展、在发展中缓释风险，统筹推进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风险有序化解，严防系统性风险，为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营造良好环境。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2025年12月9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数据显示，我国已经成为世界首个国内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超过500万件的国家，PCT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6年位居全球第一。 新华社发 宋博/制图

以做强国内大循环化解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做强国内大循环既是有效应对外部冲击的战略举措，也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促进形成更多由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首先，大力提振居民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加大直达消费者的普惠政策力度，优化“两新”政策实施，大力支持服务消费，清理消费领域不合理或“一刀切”限制措施，加快释放国内消费潜力。其次，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实施一批重大工程项目，高质量推进“两重”项目投资和建设，按照空间、人口、产业、服务等层面变化，调整优化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投资布局，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和人的全面发展投资，用好政策性金融工具、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和政府投资基金杠杆作用，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提高民间投资比重，构建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的有效投资格局。再次，提升中高端消费品和服务供给能力，加大对消费相关领域投资力度，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满足消费升级需求，形成消费和投资良性循环。此外，以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强化国内大循环，做大免税经济，拓展入境消费，推进农产品进口多元化，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增强对全球要素资源的吸引力。

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破除体制性障碍。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既是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的内在要求，也是“十五五”规划建议各项重点任务落实到位的制度保障。要聚焦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更好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首先，加快推动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改革，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发展壮大民营经济，加快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优化价格治理机制，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努力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其次，加快推动有利于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改革，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配套推进深化财税体制和金融体制改革，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激励约束机制，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再次，加快推动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改革，优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相关体制机制，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体系，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此外，加快推动有利于内外规则衔接互认的改革，积极推进与扩大自主开放、贸易创新发展以及拓展双向投资合作空间相适应的国内改革，减少制约要素流动的“边境上”和“边境后”壁垒，推进落实“准入又准营”的改革体制机制创新，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方位实现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的历史过程。“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在攻坚克难中稳步前行、向新向优，经济总量连续迈上新台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明显提升，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同时，我国经济发展中老问题、新挑战仍然不少，在市场建设、科技创新、动能转换、创业就业、收入分配等方面还存在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障碍。深入分析不难发现，这些障碍与我国经济发展如影随形，是我国经济发展周期性、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相互交织的体现和结果。“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面对更多逆风逆水的内外部环境，着力破解经济发展面临的周期性、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有利于巩固拓展优势、破除瓶颈制约、补强短板弱项，推动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全局的战略任务取得重大突破。

周期性问题是经济系统内在运行规律的体现，当前集中表现为供强需弱的阶段性失衡，凸显短期经济运行波动与内需支撑不足的阶段性特征。“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国内外多重压力与冲击使得周期性问题更趋复杂。从国内看，经济仍处于增长动能转换和发展模式转变的关键时期，这本身就蕴含着一定的经济下行压力和波动风险。国内供强需弱矛盾突出，居民消费信心复苏的基础尚不牢固，民间投资活力不足，社会预期偏弱的问题有待进一步改善。房地产市场调整、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等，在短期内对消费、投资、财政和金融稳定带来一定的收缩效应和挑战。物价水平持续低位运行，反映市场供需存在阶段性缺口和衔接卡点堵点。从国际看，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全球贸易投资增长放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地缘政治冲突风险外溢，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加剧，国际金融市场动荡，这些外部影响都将对我国宏观经济特别是产业链供应链和金融稳定造成周期性扰动。这些周期性因素相互叠加，放大了国内宏观经济运行的波动性，使得“十五五”时期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难度增加，对宏观政策的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结构性问题是经济发展中长期累积的深层次矛盾，当前集中表现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成为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瓶颈。从供需结构看，供给体系对快速变化的市场需求响应不够及时，面对高端化、多样化、个性化消费结构升级需求，高端产品供给能力不足和中低端同质化供给过剩并存，供需结构适配性不强。从产业结构看，传统产业占比依然较高、转型升级任务艰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势头良好但规模体量和带动效应尚需进一步提升，现代服务业发展面临观念、资金、人才等多重约束，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面临较大压力，部分环节存在“卡脖子”风险，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有待增强。从城乡区域结构看，农业农村现代化相对滞后，城乡区域发展差距依然明显，要素双向自由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尚未完全破除，区域协调发展的协同机制仍不完善，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仍需付出巨大努力。从收入分配结构看，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的同步性有待加强，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需要稳步提升，城乡、区域、行业、群体之间收入差距依然较大，调整优化收入分配制度、壮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任务艰巨。这些结构性矛盾相互关联，影响着经济的潜在增速、发展的整体效能和社会的公平正义，是“十五五”时期必须啃下的“硬骨头”。

据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2026年春节假期9天，全国国内出游5.9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8034.83亿元，假日游客人数和花费均创历史新高，展现了我国消费市场的活力和潜力，为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注入强劲动力。图为2026年2月16日，游客在云南省昆明市海埂大坝喂食红嘴鸥。 新华社记者 浦超/摄

体制性问题是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性障碍和制度性梗阻，当前集中表现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制度供给不能很好适应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抑制了市场活力、创新动力和资源配置效率。在市场体系建设方面，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仍面临卡点堵点，部分领域市场分割、地方保护等问题尚未根本解决，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发挥不够充分。在要素配置方面，土地、劳动、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相对滞后，要素价格形成机制不够完善，资源要素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所有制之间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在经营主体发展方面，民营企业发展的制度环境仍需优化，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执行效能有待提升，部分领域准入壁垒尚未完全破除。在政府治理方面，宏观调控的精准性与协同性有待增强，部分领域监管缺位与越位并存，财税金融体制改革需持续深化，地方财政可持续发展机制尚不健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有待进一步提升。在民生保障方面，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民生领域的制度安排还不健全，尚不能完全适应人口结构变化、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稳定居民预期、释放消费潜力等要求，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更高期待相比仍有差距。这些体制性问题是制约高质量发展、阻碍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突出梗阻，必须以壮士断腕的决心靶向施策、破局突围。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周期性、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交织、相互嵌套、相互影响，形成了体制性障碍固化结构性失衡、结构性失衡加剧周期性波动、周期性波动反向制约体制改革深化的现实困境。

一方面，体制性问题是结构性、周期性问题的深层根源。要素市场化配置、公平竞争等关键领域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导致生产要素向先进生产力领域流动受到制约，进而使供需结构不匹配、产业结构失衡、区域城乡发展不平衡等结构性问题得到不同程度固化。而结构性失衡的长期存在，使得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传统增长模式，当外部环境变化或内部需求波动时，经济运行容易出现周期性下行压力。例如，由于科技创新体制机制不健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够，导致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不高，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的良性循环格局尚未普遍形成，在全球经济下行、外需收缩时，国内经济便容易出现周期性增长放缓。

另一方面，结构性问题是连接体制性与周期性问题的关键纽带。结构性矛盾不仅源于体制性障碍，其自身的演化也会放大周期性波动的影响。例如，低端供给过剩与高端供给不足并存的结构性矛盾，主要源于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越位、错位和缺位等体制性原因，带来的结果是产业结构升级与消费结构升级不同步，导致居民高品质消费需求难以得到有效满足，既制约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使得经济增长更容易受外部需求波动的影响。反过来看，周期性波动又会反向制约结构性问题的解决和体制改革的推进。例如，当经济增长面临较大下行压力时，部分地区和部门可能会优先保增长、稳就业，放缓结构性调整的节奏和体制改革的进程，从而在有的领域形成“周期性问题累积—结构性调整放缓—体制改革延后”的负向循环。

此外，周期性、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的交织嵌套还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在经济处于上行周期，结构性问题和体制性问题可能会被短期的增长红利所掩盖；当经济进入下行周期，各类问题便会浮出水面，相互叠加放大。总之，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周期性、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并非简单的发展表象，而是长期发展积累的深层次问题的集中显现，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转型期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在一些领域尚未完全相适应的具体体现，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形成了较大影响。

“十五五”时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关键五年，处在继往开来的重要历史节点，既要对“十四五”时期发展成果进行巩固提升，更要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承载着筑牢发展根基、破解深层次矛盾、迈向更高水平开放的重大使命。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阶段，全球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外部冲击与国内结构性、体制性问题的内部制约相互交织，进一步增加了宏观经济治理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要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准确把握周期性、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的交织演化规律，坚持系统思维、综合施策，通过宏观调控平滑周期性波动，通过结构调整化解深层次失衡，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破除体制性障碍，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不断开创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新局面。

以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保持经济合理增长。稳住经济大盘既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目标的基本保障，也是确保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前提条件。没有稳定的经济基本盘，就难以发挥我国现有的发展优势，也就难以为解决结构性和体制性矛盾创造空间。要继续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为转型和改革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和政策空间。首先，保持宏观政策的延续性，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更加注重统筹做好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打好政策“组合拳”，把握好政策的力度、时机和节奏，有力有效平滑经济波动，促进经济平稳增长。其次，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强化“十五五”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促进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同发力，统筹发挥好产业、价格、就业、消费、投资、贸易、区域、环保、监管等政策作用，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和有效性，最大程度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再次，切实加强预期管理，健全预期管理机制，协同推进政策实施和预期引导，增强政策针对性和有效性，深入评估政策实施情况，及时回应市场关切，提升政策引导力、影响力，持续提振市场预期和社会信心。同时，还要加强防范重点领域风险，坚持在化解风险中实现发展、在发展中缓释风险，统筹推进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风险有序化解，严防系统性风险，为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营造良好环境。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2025年12月9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数据显示，我国已经成为世界首个国内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超过500万件的国家，PCT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6年位居全球第一。 新华社发 宋博/制图

以做强国内大循环化解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做强国内大循环既是有效应对外部冲击的战略举措，也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促进形成更多由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首先，大力提振居民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加大直达消费者的普惠政策力度，优化“两新”政策实施，大力支持服务消费，清理消费领域不合理或“一刀切”限制措施，加快释放国内消费潜力。其次，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实施一批重大工程项目，高质量推进“两重”项目投资和建设，按照空间、人口、产业、服务等层面变化，调整优化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投资布局，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和人的全面发展投资，用好政策性金融工具、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和政府投资基金杠杆作用，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提高民间投资比重，构建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的有效投资格局。再次，提升中高端消费品和服务供给能力，加大对消费相关领域投资力度，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满足消费升级需求，形成消费和投资良性循环。此外，以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强化国内大循环，做大免税经济，拓展入境消费，推进农产品进口多元化，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增强对全球要素资源的吸引力。

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破除体制性障碍。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既是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的内在要求，也是“十五五”规划建议各项重点任务落实到位的制度保障。要聚焦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更好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首先，加快推动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改革，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发展壮大民营经济，加快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优化价格治理机制，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努力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其次，加快推动有利于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改革，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配套推进深化财税体制和金融体制改革，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激励约束机制，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再次，加快推动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改革，优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相关体制机制，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体系，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此外，加快推动有利于内外规则衔接互认的改革，积极推进与扩大自主开放、贸易创新发展以及拓展双向投资合作空间相适应的国内改革，减少制约要素流动的“边境上”和“边境后”壁垒，推进落实“准入又准营”的改革体制机制创新，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方位实现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的历史过程。“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在攻坚克难中稳步前行、向新向优，经济总量连续迈上新台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明显提升，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同时，我国经济发展中老问题、新挑战仍然不少，在市场建设、科技创新、动能转换、创业就业、收入分配等方面还存在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障碍。深入分析不难发现，这些障碍与我国经济发展如影随形，是我国经济发展周期性、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相互交织的体现和结果。“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面对更多逆风逆水的内外部环境，着力破解经济发展面临的周期性、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有利于巩固拓展优势、破除瓶颈制约、补强短板弱项，推动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全局的战略任务取得重大突破。

周期性问题是经济系统内在运行规律的体现，当前集中表现为供强需弱的阶段性失衡，凸显短期经济运行波动与内需支撑不足的阶段性特征。“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国内外多重压力与冲击使得周期性问题更趋复杂。从国内看，经济仍处于增长动能转换和发展模式转变的关键时期，这本身就蕴含着一定的经济下行压力和波动风险。国内供强需弱矛盾突出，居民消费信心复苏的基础尚不牢固，民间投资活力不足，社会预期偏弱的问题有待进一步改善。房地产市场调整、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等，在短期内对消费、投资、财政和金融稳定带来一定的收缩效应和挑战。物价水平持续低位运行，反映市场供需存在阶段性缺口和衔接卡点堵点。从国际看，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全球贸易投资增长放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地缘政治冲突风险外溢，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加剧，国际金融市场动荡，这些外部影响都将对我国宏观经济特别是产业链供应链和金融稳定造成周期性扰动。这些周期性因素相互叠加，放大了国内宏观经济运行的波动性，使得“十五五”时期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难度增加，对宏观政策的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结构性问题是经济发展中长期累积的深层次矛盾，当前集中表现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成为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瓶颈。从供需结构看，供给体系对快速变化的市场需求响应不够及时，面对高端化、多样化、个性化消费结构升级需求，高端产品供给能力不足和中低端同质化供给过剩并存，供需结构适配性不强。从产业结构看，传统产业占比依然较高、转型升级任务艰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势头良好但规模体量和带动效应尚需进一步提升，现代服务业发展面临观念、资金、人才等多重约束，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面临较大压力，部分环节存在“卡脖子”风险，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有待增强。从城乡区域结构看，农业农村现代化相对滞后，城乡区域发展差距依然明显，要素双向自由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尚未完全破除，区域协调发展的协同机制仍不完善，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仍需付出巨大努力。从收入分配结构看，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的同步性有待加强，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需要稳步提升，城乡、区域、行业、群体之间收入差距依然较大，调整优化收入分配制度、壮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任务艰巨。这些结构性矛盾相互关联，影响着经济的潜在增速、发展的整体效能和社会的公平正义，是“十五五”时期必须啃下的“硬骨头”。

据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2026年春节假期9天，全国国内出游5.9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8034.83亿元，假日游客人数和花费均创历史新高，展现了我国消费市场的活力和潜力，为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注入强劲动力。图为2026年2月16日，游客在云南省昆明市海埂大坝喂食红嘴鸥。 新华社记者 浦超/摄

体制性问题是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性障碍和制度性梗阻，当前集中表现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制度供给不能很好适应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抑制了市场活力、创新动力和资源配置效率。在市场体系建设方面，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仍面临卡点堵点，部分领域市场分割、地方保护等问题尚未根本解决，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发挥不够充分。在要素配置方面，土地、劳动、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相对滞后，要素价格形成机制不够完善，资源要素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所有制之间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在经营主体发展方面，民营企业发展的制度环境仍需优化，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执行效能有待提升，部分领域准入壁垒尚未完全破除。在政府治理方面，宏观调控的精准性与协同性有待增强，部分领域监管缺位与越位并存，财税金融体制改革需持续深化，地方财政可持续发展机制尚不健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有待进一步提升。在民生保障方面，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民生领域的制度安排还不健全，尚不能完全适应人口结构变化、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稳定居民预期、释放消费潜力等要求，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更高期待相比仍有差距。这些体制性问题是制约高质量发展、阻碍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突出梗阻，必须以壮士断腕的决心靶向施策、破局突围。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周期性、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交织、相互嵌套、相互影响，形成了体制性障碍固化结构性失衡、结构性失衡加剧周期性波动、周期性波动反向制约体制改革深化的现实困境。

一方面，体制性问题是结构性、周期性问题的深层根源。要素市场化配置、公平竞争等关键领域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导致生产要素向先进生产力领域流动受到制约，进而使供需结构不匹配、产业结构失衡、区域城乡发展不平衡等结构性问题得到不同程度固化。而结构性失衡的长期存在，使得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传统增长模式，当外部环境变化或内部需求波动时，经济运行容易出现周期性下行压力。例如，由于科技创新体制机制不健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够，导致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不高，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的良性循环格局尚未普遍形成，在全球经济下行、外需收缩时，国内经济便容易出现周期性增长放缓。

另一方面，结构性问题是连接体制性与周期性问题的关键纽带。结构性矛盾不仅源于体制性障碍，其自身的演化也会放大周期性波动的影响。例如，低端供给过剩与高端供给不足并存的结构性矛盾，主要源于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越位、错位和缺位等体制性原因，带来的结果是产业结构升级与消费结构升级不同步，导致居民高品质消费需求难以得到有效满足，既制约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使得经济增长更容易受外部需求波动的影响。反过来看，周期性波动又会反向制约结构性问题的解决和体制改革的推进。例如，当经济增长面临较大下行压力时，部分地区和部门可能会优先保增长、稳就业，放缓结构性调整的节奏和体制改革的进程，从而在有的领域形成“周期性问题累积—结构性调整放缓—体制改革延后”的负向循环。

此外，周期性、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的交织嵌套还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在经济处于上行周期，结构性问题和体制性问题可能会被短期的增长红利所掩盖；当经济进入下行周期，各类问题便会浮出水面，相互叠加放大。总之，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周期性、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并非简单的发展表象，而是长期发展积累的深层次问题的集中显现，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转型期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在一些领域尚未完全相适应的具体体现，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形成了较大影响。

“十五五”时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关键五年，处在继往开来的重要历史节点，既要对“十四五”时期发展成果进行巩固提升，更要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承载着筑牢发展根基、破解深层次矛盾、迈向更高水平开放的重大使命。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阶段，全球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外部冲击与国内结构性、体制性问题的内部制约相互交织，进一步增加了宏观经济治理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要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准确把握周期性、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的交织演化规律，坚持系统思维、综合施策，通过宏观调控平滑周期性波动，通过结构调整化解深层次失衡，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破除体制性障碍，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不断开创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新局面。

以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保持经济合理增长。稳住经济大盘既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目标的基本保障，也是确保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前提条件。没有稳定的经济基本盘，就难以发挥我国现有的发展优势，也就难以为解决结构性和体制性矛盾创造空间。要继续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为转型和改革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和政策空间。首先，保持宏观政策的延续性，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更加注重统筹做好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打好政策“组合拳”，把握好政策的力度、时机和节奏，有力有效平滑经济波动，促进经济平稳增长。其次，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强化“十五五”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促进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同发力，统筹发挥好产业、价格、就业、消费、投资、贸易、区域、环保、监管等政策作用，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和有效性，最大程度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再次，切实加强预期管理，健全预期管理机制，协同推进政策实施和预期引导，增强政策针对性和有效性，深入评估政策实施情况，及时回应市场关切，提升政策引导力、影响力，持续提振市场预期和社会信心。同时，还要加强防范重点领域风险，坚持在化解风险中实现发展、在发展中缓释风险，统筹推进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风险有序化解，严防系统性风险，为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营造良好环境。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2025年12月9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数据显示，我国已经成为世界首个国内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超过500万件的国家，PCT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6年位居全球第一。 新华社发 宋博/制图

以做强国内大循环化解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做强国内大循环既是有效应对外部冲击的战略举措，也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促进形成更多由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首先，大力提振居民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加大直达消费者的普惠政策力度，优化“两新”政策实施，大力支持服务消费，清理消费领域不合理或“一刀切”限制措施，加快释放国内消费潜力。其次，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实施一批重大工程项目，高质量推进“两重”项目投资和建设，按照空间、人口、产业、服务等层面变化，调整优化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投资布局，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和人的全面发展投资，用好政策性金融工具、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和政府投资基金杠杆作用，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提高民间投资比重，构建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的有效投资格局。再次，提升中高端消费品和服务供给能力，加大对消费相关领域投资力度，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满足消费升级需求，形成消费和投资良性循环。此外，以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强化国内大循环，做大免税经济，拓展入境消费，推进农产品进口多元化，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增强对全球要素资源的吸引力。

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破除体制性障碍。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既是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的内在要求，也是“十五五”规划建议各项重点任务落实到位的制度保障。要聚焦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更好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首先，加快推动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改革，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发展壮大民营经济，加快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优化价格治理机制，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努力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其次，加快推动有利于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改革，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配套推进深化财税体制和金融体制改革，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激励约束机制，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再次，加快推动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改革，优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相关体制机制，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体系，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此外，加快推动有利于内外规则衔接互认的改革，积极推进与扩大自主开放、贸易创新发展以及拓展双向投资合作空间相适应的国内改革，减少制约要素流动的“边境上”和“边境后”壁垒，推进落实“准入又准营”的改革体制机制创新，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方位实现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的历史过程。“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在攻坚克难中稳步前行、向新向优，经济总量连续迈上新台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明显提升，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同时，我国经济发展中老问题、新挑战仍然不少，在市场建设、科技创新、动能转换、创业就业、收入分配等方面还存在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障碍。深入分析不难发现，这些障碍与我国经济发展如影随形，是我国经济发展周期性、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相互交织的体现和结果。“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面对更多逆风逆水的内外部环境，着力破解经济发展面临的周期性、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有利于巩固拓展优势、破除瓶颈制约、补强短板弱项，推动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全局的战略任务取得重大突破。

周期性问题是经济系统内在运行规律的体现，当前集中表现为供强需弱的阶段性失衡，凸显短期经济运行波动与内需支撑不足的阶段性特征。“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国内外多重压力与冲击使得周期性问题更趋复杂。从国内看，经济仍处于增长动能转换和发展模式转变的关键时期，这本身就蕴含着一定的经济下行压力和波动风险。国内供强需弱矛盾突出，居民消费信心复苏的基础尚不牢固，民间投资活力不足，社会预期偏弱的问题有待进一步改善。房地产市场调整、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等，在短期内对消费、投资、财政和金融稳定带来一定的收缩效应和挑战。物价水平持续低位运行，反映市场供需存在阶段性缺口和衔接卡点堵点。从国际看，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全球贸易投资增长放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地缘政治冲突风险外溢，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加剧，国际金融市场动荡，这些外部影响都将对我国宏观经济特别是产业链供应链和金融稳定造成周期性扰动。这些周期性因素相互叠加，放大了国内宏观经济运行的波动性，使得“十五五”时期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难度增加，对宏观政策的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结构性问题是经济发展中长期累积的深层次矛盾，当前集中表现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成为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瓶颈。从供需结构看，供给体系对快速变化的市场需求响应不够及时，面对高端化、多样化、个性化消费结构升级需求，高端产品供给能力不足和中低端同质化供给过剩并存，供需结构适配性不强。从产业结构看，传统产业占比依然较高、转型升级任务艰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势头良好但规模体量和带动效应尚需进一步提升，现代服务业发展面临观念、资金、人才等多重约束，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面临较大压力，部分环节存在“卡脖子”风险，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有待增强。从城乡区域结构看，农业农村现代化相对滞后，城乡区域发展差距依然明显，要素双向自由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尚未完全破除，区域协调发展的协同机制仍不完善，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仍需付出巨大努力。从收入分配结构看，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的同步性有待加强，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需要稳步提升，城乡、区域、行业、群体之间收入差距依然较大，调整优化收入分配制度、壮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任务艰巨。这些结构性矛盾相互关联，影响着经济的潜在增速、发展的整体效能和社会的公平正义，是“十五五”时期必须啃下的“硬骨头”。

据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2026年春节假期9天，全国国内出游5.9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8034.83亿元，假日游客人数和花费均创历史新高，展现了我国消费市场的活力和潜力，为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注入强劲动力。图为2026年2月16日，游客在云南省昆明市海埂大坝喂食红嘴鸥。 新华社记者 浦超/摄

体制性问题是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性障碍和制度性梗阻，当前集中表现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制度供给不能很好适应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抑制了市场活力、创新动力和资源配置效率。在市场体系建设方面，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仍面临卡点堵点，部分领域市场分割、地方保护等问题尚未根本解决，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发挥不够充分。在要素配置方面，土地、劳动、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相对滞后，要素价格形成机制不够完善，资源要素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所有制之间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在经营主体发展方面，民营企业发展的制度环境仍需优化，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执行效能有待提升，部分领域准入壁垒尚未完全破除。在政府治理方面，宏观调控的精准性与协同性有待增强，部分领域监管缺位与越位并存，财税金融体制改革需持续深化，地方财政可持续发展机制尚不健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有待进一步提升。在民生保障方面，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民生领域的制度安排还不健全，尚不能完全适应人口结构变化、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稳定居民预期、释放消费潜力等要求，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更高期待相比仍有差距。这些体制性问题是制约高质量发展、阻碍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突出梗阻，必须以壮士断腕的决心靶向施策、破局突围。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周期性、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交织、相互嵌套、相互影响，形成了体制性障碍固化结构性失衡、结构性失衡加剧周期性波动、周期性波动反向制约体制改革深化的现实困境。

一方面，体制性问题是结构性、周期性问题的深层根源。要素市场化配置、公平竞争等关键领域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导致生产要素向先进生产力领域流动受到制约，进而使供需结构不匹配、产业结构失衡、区域城乡发展不平衡等结构性问题得到不同程度固化。而结构性失衡的长期存在，使得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传统增长模式，当外部环境变化或内部需求波动时，经济运行容易出现周期性下行压力。例如，由于科技创新体制机制不健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够，导致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不高，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的良性循环格局尚未普遍形成，在全球经济下行、外需收缩时，国内经济便容易出现周期性增长放缓。

另一方面，结构性问题是连接体制性与周期性问题的关键纽带。结构性矛盾不仅源于体制性障碍，其自身的演化也会放大周期性波动的影响。例如，低端供给过剩与高端供给不足并存的结构性矛盾，主要源于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越位、错位和缺位等体制性原因，带来的结果是产业结构升级与消费结构升级不同步，导致居民高品质消费需求难以得到有效满足，既制约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使得经济增长更容易受外部需求波动的影响。反过来看，周期性波动又会反向制约结构性问题的解决和体制改革的推进。例如，当经济增长面临较大下行压力时，部分地区和部门可能会优先保增长、稳就业，放缓结构性调整的节奏和体制改革的进程，从而在有的领域形成“周期性问题累积—结构性调整放缓—体制改革延后”的负向循环。

此外，周期性、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的交织嵌套还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在经济处于上行周期，结构性问题和体制性问题可能会被短期的增长红利所掩盖；当经济进入下行周期，各类问题便会浮出水面，相互叠加放大。总之，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周期性、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并非简单的发展表象，而是长期发展积累的深层次问题的集中显现，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转型期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在一些领域尚未完全相适应的具体体现，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形成了较大影响。

“十五五”时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关键五年，处在继往开来的重要历史节点，既要对“十四五”时期发展成果进行巩固提升，更要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承载着筑牢发展根基、破解深层次矛盾、迈向更高水平开放的重大使命。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阶段，全球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外部冲击与国内结构性、体制性问题的内部制约相互交织，进一步增加了宏观经济治理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要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准确把握周期性、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的交织演化规律，坚持系统思维、综合施策，通过宏观调控平滑周期性波动，通过结构调整化解深层次失衡，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破除体制性障碍，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不断开创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新局面。

以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保持经济合理增长。稳住经济大盘既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目标的基本保障，也是确保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前提条件。没有稳定的经济基本盘，就难以发挥我国现有的发展优势，也就难以为解决结构性和体制性矛盾创造空间。要继续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为转型和改革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和政策空间。首先，保持宏观政策的延续性，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更加注重统筹做好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打好政策“组合拳”，把握好政策的力度、时机和节奏，有力有效平滑经济波动，促进经济平稳增长。其次，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强化“十五五”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促进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同发力，统筹发挥好产业、价格、就业、消费、投资、贸易、区域、环保、监管等政策作用，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和有效性，最大程度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再次，切实加强预期管理，健全预期管理机制，协同推进政策实施和预期引导，增强政策针对性和有效性，深入评估政策实施情况，及时回应市场关切，提升政策引导力、影响力，持续提振市场预期和社会信心。同时，还要加强防范重点领域风险，坚持在化解风险中实现发展、在发展中缓释风险，统筹推进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风险有序化解，严防系统性风险，为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营造良好环境。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2025年12月9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数据显示，我国已经成为世界首个国内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超过500万件的国家，PCT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6年位居全球第一。 新华社发 宋博/制图

以做强国内大循环化解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做强国内大循环既是有效应对外部冲击的战略举措，也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促进形成更多由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首先，大力提振居民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加大直达消费者的普惠政策力度，优化“两新”政策实施，大力支持服务消费，清理消费领域不合理或“一刀切”限制措施，加快释放国内消费潜力。其次，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实施一批重大工程项目，高质量推进“两重”项目投资和建设，按照空间、人口、产业、服务等层面变化，调整优化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投资布局，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和人的全面发展投资，用好政策性金融工具、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和政府投资基金杠杆作用，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提高民间投资比重，构建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的有效投资格局。再次，提升中高端消费品和服务供给能力，加大对消费相关领域投资力度，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满足消费升级需求，形成消费和投资良性循环。此外，以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强化国内大循环，做大免税经济，拓展入境消费，推进农产品进口多元化，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增强对全球要素资源的吸引力。

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破除体制性障碍。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既是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的内在要求，也是“十五五”规划建议各项重点任务落实到位的制度保障。要聚焦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更好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首先，加快推动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改革，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发展壮大民营经济，加快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优化价格治理机制，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努力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其次，加快推动有利于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改革，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配套推进深化财税体制和金融体制改革，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激励约束机制，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再次，加快推动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改革，优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相关体制机制，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体系，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此外，加快推动有利于内外规则衔接互认的改革，积极推进与扩大自主开放、贸易创新发展以及拓展双向投资合作空间相适应的国内改革，减少制约要素流动的“边境上”和“边境后”壁垒，推进落实“准入又准营”的改革体制机制创新，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方位实现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