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公共浴室的现代化之路

1909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畅销书《上海指南》，为游客提供了当时沪上五花八门值得一游的景点。在这部近代上海的“白相经”里，酣畅淋漓的“盆汤”就占有一席之地：

礼详浴德，盘铭日新，洗濯之义，自古为昭，况处今日五浊世界乎。沪上人烟稠密，汗雨熏蒸，非有盆汤，何以涤烦襟而除旧垢乎。

《礼记·大学》有载：“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商汤盥洗用具上还刻着自勉的字句，《大学》随即将每日自新与“以作新民”勾连，以盥洗小事联系家国大事。诚如“礼详浴德，盘铭日新”所及，洗浴已经与道德教化相关，即“沐浴于德，以德自清”。而通过洗澡沐浴来荡涤身心，在日后成了儒生的一种修身仪式。只不过，比起号召游客浴德修身，《上海指南》的本意还是在商言商，为上海的盆汤做广告罢了。毕竟那时已经有条“盆汤弄”（今福建中路至山西南路一带）得风气之先，满街热气缭绕，无数人都到那里去“汏浴”消遣。

中国古代的沐浴与朝拜、宗教、民俗、社交等密切相关，是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构成。沐浴一开始是上流阶层的特定享受，专供王侯，后来又随着佛教的传入而逐渐融入宗教仪式。如佛教《十诵律》中有“洗浴五利”之说，即洗浴通过洗除全身的尘垢，可以顺畅气血，驱除风邪，实现周身的康泰。而每年农历四月的浴佛节更是佛教的传统节日。至于洗澡沐浴变成一种面向大众需求的生意经，要到北宋才开始，那时开浴室的行当叫“香水行”。而澡堂浴室生意真正开始兴盛，则要追溯到明清时期，富庶精致的江南人自然不会错过泡澡的享受。近代上海的公共浴室——“混堂”，就来自于江南的“孵混堂”的洗浴文化。至于“混堂”一词的由来，广为引用的有明代郎瑛在《七修类稿》中所记：

吴俗，甃大石为池，穹幕以砖，后为巨釜，令与池通，轱辘引水，穴壁而储焉。一人专执爨，池水相吞，遂成沸汤，名曰混堂。

吴地“混堂”有时也叫“浑堂”，数人泡同一池热水，热气氤氲，池水浑浊，颇有画面感。至于后来引出公共卫生的讨论，也可以想见。

据姚霏所考，上海公共浴室现代化的标志是1908年1月开设在法租界的玉津池汽水盆汤浴室，掀起了租界内浴室革新的热潮，不仅设备换新，药浴推拿等服务也推陈出新。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新池（位于维尔蒙路，今普安路）、浴德池（即先施浴德池，位于天津路479号，已停业）和卡德池（位于卡德路247号，今石门二路）并称“上海滩三大池”，带各种附加服务的“盆汤”“池汤”着实热闹。甚至在“孤岛”时期，大小浴室也在上海的畸形繁荣中分得一杯羹，而抗战胜利后该行业再次复兴，“浴室社交”继续大行其道。值得一提的是，老虎灶营业时间长，其价格低廉的清水盆汤更受中下层百姓的青睐，无形间加剧了沐浴业的竞争。即便卫生局下令老虎灶也要遵守浴室管理规则，也并未平息纷争。

值得一提的是，前些年因为老城厢拆迁而被热议的丽水浴室，就始建于1936年，见证了上海洗浴行业的兴变。丽水浴室本位于老城厢府谷街，是董家渡地区一座仅存的浴室建筑。这个浴室之所以引起广泛关注，不仅是因为它承载着几代老上海的记忆，更重要的是这个最早由绍兴商人出资建造的浴室，融合了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十分时髦的装饰艺术风格（Art Deco style），以几何线条和纵向直线形成的视觉效果闻名。上海是这种舶来艺术风格的重要实践地，并创新性地发展出海派Deco。丽水浴室十分巧合地将中西合璧的海派建筑文化和与时俱进的上海洗浴文化结合在了一起。可惜的是，该浴室于2021年6月1日因配合董家渡地区的旧里改造和征收工作而正式停止营业，结束了80多年的经营历史。

丽水浴室正面图（图片来源：Qiao Shanghai）

女子公共浴室的曲折变迁

“混堂”文化虽然热闹，但是长期以来都是男子孵混堂，女子入混堂者鲜少，也没有专门的女子公共浴室。石库门建筑里没有专门洗浴的地方，女子只能用盆打水，在家中洗净身体。直到1926年，上海才开了第一家公共女子浴室，名为“龙泉家庭女子浴室”，与楼下的龙园盆汤是同一个老板。浴室本是公共浴室，却冠以“家庭”之名，实为女浴客量身打造，但真正来的女浴客，却和“家庭”相去甚远。

据《沪报》报道：“龙泉的布置设备，都和男浴室相同，账房堂倌以及扦脚擦背，都是女人担任。至于浴客，以窑姑娘和淌小姐为多。”报道还指出，公关太太摩登女郎之流是不会去这种地方洗浴的，而是去带有独立浴室的大旅馆开房，故而龙泉女浴的生意也算不上红火。即便如此，还是引发了业界对“男女大防”的警觉，《申报》上还有商会集体请租界查封该浴室的文章：“女子浴堂引诱良家妇女，举娼寮妓女混为一室，将来不免发生流弊。”《时事新报》也登文报道，有商会谓女子浴室“罪恶较模特儿为尤甚”，甚至已经联想到了罪大恶极的“男女同浴”，认为模特儿尚且禁止，何谈女子浴室，意指1926年北洋政府禁止上海美专教授人体写生之事，而潘玉良被逼无奈在女浴室找模特也在坊间大为流传。

龙泉女浴开在四马路（今福州路）上，本是风月场所，普通女性对这个地方本就心有芥蒂，但从围绕龙泉女浴的讨论也不难看出，女子浴室一出场便被“污名化”，彼时性别观念的革新远远比不上浴室翻新的速度。而同样的场景，甚至在十多年前的北京城就已经出现了。据胡鑫、靳潇飒考证，1914年12月9日，京城名妓金秀卿在八大胡同开了北京城第一家女子浴室——润身女浴所。这个“六开间门面”的女浴室装修豪华，还有弹子房等各种消遣处。但是费用较高，又在烟花柳巷，最初也只有姨太太和名妓们尝试。为此金秀卿还绞尽脑汁，在浴所内特设了花样繁多的柜台，渐渐才有富家太太小姐前来消费，也慢慢打开了局面。耐人寻味的是，当初金氏为了通过政府查验，称开办女浴所“是为公益事，于浴室内备有医生所用之道水节及去毒药粉，以备姐妹来浴时需用，自行防毒，以免警厅之传验”，并承诺每月捐助济良所经费。这似乎正应和了一些“有识之士”对于女浴室的担忧，所谓“不卫生”，所谓“有伤风化”，所谓“妓”字加诸公益事业。

当时为了“强健人种”，呼吁重视妇女“卫生”者不在少数，而开设女子浴室的初衷，也是为了女性个人卫生的清洁着想。个体保健的中式“卫生”和消毒杀菌的西式“卫生”在开设女浴室的争端中浮现出来。邱仲麟指出，中国女浴所1910年在天津租界出现，只是作为男浴室的附属，而润身女浴所的出现，可谓是中国最早的独立经营的女子公共浴室。与之相较，上海龙泉家庭女子浴室十多年后才以男浴室附属的形式出现，但其面临的诘难和质疑，以及在普通妇女心中盘旋的芥蒂，居然还是和润身女浴所的极为相似。

1937年5月17日，《申报》登载广告，大名鼎鼎的日新池浴室楼上即将新设“平民化女浴室”，为去不起贵族化旅馆的普通女性提供卫生沐浴之所。明面上开这家女浴室的还是日新池的老板、有名的“粪大王”马鸿根，但坊间传言此浴室实为林桂生操持。林氏人称阿桂姐，曾与黄金荣成婚，行事大胆泼辣，但开办女浴室真假待考。至少从这则广告可以看出，平民妇女洗浴一事在当时并未得到实质性的改善。1945年国民党政府将上海所有按摩浴室改造成女子浴室，以期将“不正行业”改为正规浴室，但这次行业整顿的效果未知。

实际上，比起谈天说地，放松养生的场所，官方更倾向于将浴室改造成一个专供清洁的场所。随着西方细菌学说的普及，浴室的卫生管理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一方面老百姓依然延续着数人泡同一池水的习惯，并认为池汤混浴、擦背修脚等有益身心，另一方面因为经营管理不到位，多种传染病通过池汤传播也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即便国民政府明令要求浴室必须加装淋浴，不准擦背捏脚，浴室也是应者寥寥，最后不了了之。这样的结果也在意料之中，相关从业者对于这样的规定很不服气，除了据理力争解释擦背扦脚等技艺不仅无碍于卫生，甚至是活血化瘀、舒筋活络的健身妙法，甚至开始咬文嚼字，试图为洗浴附带的各种技艺“正名”。比如，孟浩发现了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浴室业主认为擦背之所以被禁，是因为这名称实在粗俗，应改成“侍浴”云云。

清·徐扬《姑苏繁华图》（局部）中的“香水浴堂” 资料图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上海的大小浴室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完成公私合营。到了1978年底，全市的公共浴室共计108个（其中兼营女浴室78家），但洗澡人次却从1700万人次猛增到3570万人次。居住条件严重滞后，百姓“洗澡难”可见一斑。对此，市政府相关部门多次在住宅规划中纳入公共浴室的网点设置。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越来越多综合性商业体都有了集洗浴、养生、餐饮、娱乐为一体的洗浴中心，“洗浴+”复合型消费成了上海百姓的新日常。同时，城市居民的居住条件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女性们走出家庭参与社会生产已经是常态，曾经异常敏感的女浴室问题，也随着物质和观念的双重进步慢慢淡化。无论在家还是去各种洗浴中心、汤泉馆，洗澡都有了更多舒适又卫生的选择。浴池的氤氲热气，流过了“蒸腾”岁月，是中国民生建设和社会观念进步的微观见证。

上海公共浴室的现代化之路

1909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畅销书《上海指南》，为游客提供了当时沪上五花八门值得一游的景点。在这部近代上海的“白相经”里，酣畅淋漓的“盆汤”就占有一席之地：

礼详浴德，盘铭日新，洗濯之义，自古为昭，况处今日五浊世界乎。沪上人烟稠密，汗雨熏蒸，非有盆汤，何以涤烦襟而除旧垢乎。

《礼记·大学》有载：“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商汤盥洗用具上还刻着自勉的字句，《大学》随即将每日自新与“以作新民”勾连，以盥洗小事联系家国大事。诚如“礼详浴德，盘铭日新”所及，洗浴已经与道德教化相关，即“沐浴于德，以德自清”。而通过洗澡沐浴来荡涤身心，在日后成了儒生的一种修身仪式。只不过，比起号召游客浴德修身，《上海指南》的本意还是在商言商，为上海的盆汤做广告罢了。毕竟那时已经有条“盆汤弄”（今福建中路至山西南路一带）得风气之先，满街热气缭绕，无数人都到那里去“汏浴”消遣。

中国古代的沐浴与朝拜、宗教、民俗、社交等密切相关，是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构成。沐浴一开始是上流阶层的特定享受，专供王侯，后来又随着佛教的传入而逐渐融入宗教仪式。如佛教《十诵律》中有“洗浴五利”之说，即洗浴通过洗除全身的尘垢，可以顺畅气血，驱除风邪，实现周身的康泰。而每年农历四月的浴佛节更是佛教的传统节日。至于洗澡沐浴变成一种面向大众需求的生意经，要到北宋才开始，那时开浴室的行当叫“香水行”。而澡堂浴室生意真正开始兴盛，则要追溯到明清时期，富庶精致的江南人自然不会错过泡澡的享受。近代上海的公共浴室——“混堂”，就来自于江南的“孵混堂”的洗浴文化。至于“混堂”一词的由来，广为引用的有明代郎瑛在《七修类稿》中所记：

吴俗，甃大石为池，穹幕以砖，后为巨釜，令与池通，轱辘引水，穴壁而储焉。一人专执爨，池水相吞，遂成沸汤，名曰混堂。

吴地“混堂”有时也叫“浑堂”，数人泡同一池热水，热气氤氲，池水浑浊，颇有画面感。至于后来引出公共卫生的讨论，也可以想见。

据姚霏所考，上海公共浴室现代化的标志是1908年1月开设在法租界的玉津池汽水盆汤浴室，掀起了租界内浴室革新的热潮，不仅设备换新，药浴推拿等服务也推陈出新。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新池（位于维尔蒙路，今普安路）、浴德池（即先施浴德池，位于天津路479号，已停业）和卡德池（位于卡德路247号，今石门二路）并称“上海滩三大池”，带各种附加服务的“盆汤”“池汤”着实热闹。甚至在“孤岛”时期，大小浴室也在上海的畸形繁荣中分得一杯羹，而抗战胜利后该行业再次复兴，“浴室社交”继续大行其道。值得一提的是，老虎灶营业时间长，其价格低廉的清水盆汤更受中下层百姓的青睐，无形间加剧了沐浴业的竞争。即便卫生局下令老虎灶也要遵守浴室管理规则，也并未平息纷争。

值得一提的是，前些年因为老城厢拆迁而被热议的丽水浴室，就始建于1936年，见证了上海洗浴行业的兴变。丽水浴室本位于老城厢府谷街，是董家渡地区一座仅存的浴室建筑。这个浴室之所以引起广泛关注，不仅是因为它承载着几代老上海的记忆，更重要的是这个最早由绍兴商人出资建造的浴室，融合了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十分时髦的装饰艺术风格（Art Deco style），以几何线条和纵向直线形成的视觉效果闻名。上海是这种舶来艺术风格的重要实践地，并创新性地发展出海派Deco。丽水浴室十分巧合地将中西合璧的海派建筑文化和与时俱进的上海洗浴文化结合在了一起。可惜的是，该浴室于2021年6月1日因配合董家渡地区的旧里改造和征收工作而正式停止营业，结束了80多年的经营历史。

丽水浴室正面图（图片来源：Qiao Shanghai）

女子公共浴室的曲折变迁

“混堂”文化虽然热闹，但是长期以来都是男子孵混堂，女子入混堂者鲜少，也没有专门的女子公共浴室。石库门建筑里没有专门洗浴的地方，女子只能用盆打水，在家中洗净身体。直到1926年，上海才开了第一家公共女子浴室，名为“龙泉家庭女子浴室”，与楼下的龙园盆汤是同一个老板。浴室本是公共浴室，却冠以“家庭”之名，实为女浴客量身打造，但真正来的女浴客，却和“家庭”相去甚远。

据《沪报》报道：“龙泉的布置设备，都和男浴室相同，账房堂倌以及扦脚擦背，都是女人担任。至于浴客，以窑姑娘和淌小姐为多。”报道还指出，公关太太摩登女郎之流是不会去这种地方洗浴的，而是去带有独立浴室的大旅馆开房，故而龙泉女浴的生意也算不上红火。即便如此，还是引发了业界对“男女大防”的警觉，《申报》上还有商会集体请租界查封该浴室的文章：“女子浴堂引诱良家妇女，举娼寮妓女混为一室，将来不免发生流弊。”《时事新报》也登文报道，有商会谓女子浴室“罪恶较模特儿为尤甚”，甚至已经联想到了罪大恶极的“男女同浴”，认为模特儿尚且禁止，何谈女子浴室，意指1926年北洋政府禁止上海美专教授人体写生之事，而潘玉良被逼无奈在女浴室找模特也在坊间大为流传。

龙泉女浴开在四马路（今福州路）上，本是风月场所，普通女性对这个地方本就心有芥蒂，但从围绕龙泉女浴的讨论也不难看出，女子浴室一出场便被“污名化”，彼时性别观念的革新远远比不上浴室翻新的速度。而同样的场景，甚至在十多年前的北京城就已经出现了。据胡鑫、靳潇飒考证，1914年12月9日，京城名妓金秀卿在八大胡同开了北京城第一家女子浴室——润身女浴所。这个“六开间门面”的女浴室装修豪华，还有弹子房等各种消遣处。但是费用较高，又在烟花柳巷，最初也只有姨太太和名妓们尝试。为此金秀卿还绞尽脑汁，在浴所内特设了花样繁多的柜台，渐渐才有富家太太小姐前来消费，也慢慢打开了局面。耐人寻味的是，当初金氏为了通过政府查验，称开办女浴所“是为公益事，于浴室内备有医生所用之道水节及去毒药粉，以备姐妹来浴时需用，自行防毒，以免警厅之传验”，并承诺每月捐助济良所经费。这似乎正应和了一些“有识之士”对于女浴室的担忧，所谓“不卫生”，所谓“有伤风化”，所谓“妓”字加诸公益事业。

当时为了“强健人种”，呼吁重视妇女“卫生”者不在少数，而开设女子浴室的初衷，也是为了女性个人卫生的清洁着想。个体保健的中式“卫生”和消毒杀菌的西式“卫生”在开设女浴室的争端中浮现出来。邱仲麟指出，中国女浴所1910年在天津租界出现，只是作为男浴室的附属，而润身女浴所的出现，可谓是中国最早的独立经营的女子公共浴室。与之相较，上海龙泉家庭女子浴室十多年后才以男浴室附属的形式出现，但其面临的诘难和质疑，以及在普通妇女心中盘旋的芥蒂，居然还是和润身女浴所的极为相似。

1937年5月17日，《申报》登载广告，大名鼎鼎的日新池浴室楼上即将新设“平民化女浴室”，为去不起贵族化旅馆的普通女性提供卫生沐浴之所。明面上开这家女浴室的还是日新池的老板、有名的“粪大王”马鸿根，但坊间传言此浴室实为林桂生操持。林氏人称阿桂姐，曾与黄金荣成婚，行事大胆泼辣，但开办女浴室真假待考。至少从这则广告可以看出，平民妇女洗浴一事在当时并未得到实质性的改善。1945年国民党政府将上海所有按摩浴室改造成女子浴室，以期将“不正行业”改为正规浴室，但这次行业整顿的效果未知。

实际上，比起谈天说地，放松养生的场所，官方更倾向于将浴室改造成一个专供清洁的场所。随着西方细菌学说的普及，浴室的卫生管理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一方面老百姓依然延续着数人泡同一池水的习惯，并认为池汤混浴、擦背修脚等有益身心，另一方面因为经营管理不到位，多种传染病通过池汤传播也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即便国民政府明令要求浴室必须加装淋浴，不准擦背捏脚，浴室也是应者寥寥，最后不了了之。这样的结果也在意料之中，相关从业者对于这样的规定很不服气，除了据理力争解释擦背扦脚等技艺不仅无碍于卫生，甚至是活血化瘀、舒筋活络的健身妙法，甚至开始咬文嚼字，试图为洗浴附带的各种技艺“正名”。比如，孟浩发现了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浴室业主认为擦背之所以被禁，是因为这名称实在粗俗，应改成“侍浴”云云。

清·徐扬《姑苏繁华图》（局部）中的“香水浴堂” 资料图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上海的大小浴室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完成公私合营。到了1978年底，全市的公共浴室共计108个（其中兼营女浴室78家），但洗澡人次却从1700万人次猛增到3570万人次。居住条件严重滞后，百姓“洗澡难”可见一斑。对此，市政府相关部门多次在住宅规划中纳入公共浴室的网点设置。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越来越多综合性商业体都有了集洗浴、养生、餐饮、娱乐为一体的洗浴中心，“洗浴+”复合型消费成了上海百姓的新日常。同时，城市居民的居住条件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女性们走出家庭参与社会生产已经是常态，曾经异常敏感的女浴室问题，也随着物质和观念的双重进步慢慢淡化。无论在家还是去各种洗浴中心、汤泉馆，洗澡都有了更多舒适又卫生的选择。浴池的氤氲热气，流过了“蒸腾”岁月，是中国民生建设和社会观念进步的微观见证。

上海公共浴室的现代化之路

1909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畅销书《上海指南》，为游客提供了当时沪上五花八门值得一游的景点。在这部近代上海的“白相经”里，酣畅淋漓的“盆汤”就占有一席之地：

礼详浴德，盘铭日新，洗濯之义，自古为昭，况处今日五浊世界乎。沪上人烟稠密，汗雨熏蒸，非有盆汤，何以涤烦襟而除旧垢乎。

《礼记·大学》有载：“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商汤盥洗用具上还刻着自勉的字句，《大学》随即将每日自新与“以作新民”勾连，以盥洗小事联系家国大事。诚如“礼详浴德，盘铭日新”所及，洗浴已经与道德教化相关，即“沐浴于德，以德自清”。而通过洗澡沐浴来荡涤身心，在日后成了儒生的一种修身仪式。只不过，比起号召游客浴德修身，《上海指南》的本意还是在商言商，为上海的盆汤做广告罢了。毕竟那时已经有条“盆汤弄”（今福建中路至山西南路一带）得风气之先，满街热气缭绕，无数人都到那里去“汏浴”消遣。

中国古代的沐浴与朝拜、宗教、民俗、社交等密切相关，是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构成。沐浴一开始是上流阶层的特定享受，专供王侯，后来又随着佛教的传入而逐渐融入宗教仪式。如佛教《十诵律》中有“洗浴五利”之说，即洗浴通过洗除全身的尘垢，可以顺畅气血，驱除风邪，实现周身的康泰。而每年农历四月的浴佛节更是佛教的传统节日。至于洗澡沐浴变成一种面向大众需求的生意经，要到北宋才开始，那时开浴室的行当叫“香水行”。而澡堂浴室生意真正开始兴盛，则要追溯到明清时期，富庶精致的江南人自然不会错过泡澡的享受。近代上海的公共浴室——“混堂”，就来自于江南的“孵混堂”的洗浴文化。至于“混堂”一词的由来，广为引用的有明代郎瑛在《七修类稿》中所记：

吴俗，甃大石为池，穹幕以砖，后为巨釜，令与池通，轱辘引水，穴壁而储焉。一人专执爨，池水相吞，遂成沸汤，名曰混堂。

吴地“混堂”有时也叫“浑堂”，数人泡同一池热水，热气氤氲，池水浑浊，颇有画面感。至于后来引出公共卫生的讨论，也可以想见。

据姚霏所考，上海公共浴室现代化的标志是1908年1月开设在法租界的玉津池汽水盆汤浴室，掀起了租界内浴室革新的热潮，不仅设备换新，药浴推拿等服务也推陈出新。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新池（位于维尔蒙路，今普安路）、浴德池（即先施浴德池，位于天津路479号，已停业）和卡德池（位于卡德路247号，今石门二路）并称“上海滩三大池”，带各种附加服务的“盆汤”“池汤”着实热闹。甚至在“孤岛”时期，大小浴室也在上海的畸形繁荣中分得一杯羹，而抗战胜利后该行业再次复兴，“浴室社交”继续大行其道。值得一提的是，老虎灶营业时间长，其价格低廉的清水盆汤更受中下层百姓的青睐，无形间加剧了沐浴业的竞争。即便卫生局下令老虎灶也要遵守浴室管理规则，也并未平息纷争。

值得一提的是，前些年因为老城厢拆迁而被热议的丽水浴室，就始建于1936年，见证了上海洗浴行业的兴变。丽水浴室本位于老城厢府谷街，是董家渡地区一座仅存的浴室建筑。这个浴室之所以引起广泛关注，不仅是因为它承载着几代老上海的记忆，更重要的是这个最早由绍兴商人出资建造的浴室，融合了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十分时髦的装饰艺术风格（Art Deco style），以几何线条和纵向直线形成的视觉效果闻名。上海是这种舶来艺术风格的重要实践地，并创新性地发展出海派Deco。丽水浴室十分巧合地将中西合璧的海派建筑文化和与时俱进的上海洗浴文化结合在了一起。可惜的是，该浴室于2021年6月1日因配合董家渡地区的旧里改造和征收工作而正式停止营业，结束了80多年的经营历史。

丽水浴室正面图（图片来源：Qiao Shanghai）

女子公共浴室的曲折变迁

“混堂”文化虽然热闹，但是长期以来都是男子孵混堂，女子入混堂者鲜少，也没有专门的女子公共浴室。石库门建筑里没有专门洗浴的地方，女子只能用盆打水，在家中洗净身体。直到1926年，上海才开了第一家公共女子浴室，名为“龙泉家庭女子浴室”，与楼下的龙园盆汤是同一个老板。浴室本是公共浴室，却冠以“家庭”之名，实为女浴客量身打造，但真正来的女浴客，却和“家庭”相去甚远。

据《沪报》报道：“龙泉的布置设备，都和男浴室相同，账房堂倌以及扦脚擦背，都是女人担任。至于浴客，以窑姑娘和淌小姐为多。”报道还指出，公关太太摩登女郎之流是不会去这种地方洗浴的，而是去带有独立浴室的大旅馆开房，故而龙泉女浴的生意也算不上红火。即便如此，还是引发了业界对“男女大防”的警觉，《申报》上还有商会集体请租界查封该浴室的文章：“女子浴堂引诱良家妇女，举娼寮妓女混为一室，将来不免发生流弊。”《时事新报》也登文报道，有商会谓女子浴室“罪恶较模特儿为尤甚”，甚至已经联想到了罪大恶极的“男女同浴”，认为模特儿尚且禁止，何谈女子浴室，意指1926年北洋政府禁止上海美专教授人体写生之事，而潘玉良被逼无奈在女浴室找模特也在坊间大为流传。

龙泉女浴开在四马路（今福州路）上，本是风月场所，普通女性对这个地方本就心有芥蒂，但从围绕龙泉女浴的讨论也不难看出，女子浴室一出场便被“污名化”，彼时性别观念的革新远远比不上浴室翻新的速度。而同样的场景，甚至在十多年前的北京城就已经出现了。据胡鑫、靳潇飒考证，1914年12月9日，京城名妓金秀卿在八大胡同开了北京城第一家女子浴室——润身女浴所。这个“六开间门面”的女浴室装修豪华，还有弹子房等各种消遣处。但是费用较高，又在烟花柳巷，最初也只有姨太太和名妓们尝试。为此金秀卿还绞尽脑汁，在浴所内特设了花样繁多的柜台，渐渐才有富家太太小姐前来消费，也慢慢打开了局面。耐人寻味的是，当初金氏为了通过政府查验，称开办女浴所“是为公益事，于浴室内备有医生所用之道水节及去毒药粉，以备姐妹来浴时需用，自行防毒，以免警厅之传验”，并承诺每月捐助济良所经费。这似乎正应和了一些“有识之士”对于女浴室的担忧，所谓“不卫生”，所谓“有伤风化”，所谓“妓”字加诸公益事业。

当时为了“强健人种”，呼吁重视妇女“卫生”者不在少数，而开设女子浴室的初衷，也是为了女性个人卫生的清洁着想。个体保健的中式“卫生”和消毒杀菌的西式“卫生”在开设女浴室的争端中浮现出来。邱仲麟指出，中国女浴所1910年在天津租界出现，只是作为男浴室的附属，而润身女浴所的出现，可谓是中国最早的独立经营的女子公共浴室。与之相较，上海龙泉家庭女子浴室十多年后才以男浴室附属的形式出现，但其面临的诘难和质疑，以及在普通妇女心中盘旋的芥蒂，居然还是和润身女浴所的极为相似。

1937年5月17日，《申报》登载广告，大名鼎鼎的日新池浴室楼上即将新设“平民化女浴室”，为去不起贵族化旅馆的普通女性提供卫生沐浴之所。明面上开这家女浴室的还是日新池的老板、有名的“粪大王”马鸿根，但坊间传言此浴室实为林桂生操持。林氏人称阿桂姐，曾与黄金荣成婚，行事大胆泼辣，但开办女浴室真假待考。至少从这则广告可以看出，平民妇女洗浴一事在当时并未得到实质性的改善。1945年国民党政府将上海所有按摩浴室改造成女子浴室，以期将“不正行业”改为正规浴室，但这次行业整顿的效果未知。

实际上，比起谈天说地，放松养生的场所，官方更倾向于将浴室改造成一个专供清洁的场所。随着西方细菌学说的普及，浴室的卫生管理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一方面老百姓依然延续着数人泡同一池水的习惯，并认为池汤混浴、擦背修脚等有益身心，另一方面因为经营管理不到位，多种传染病通过池汤传播也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即便国民政府明令要求浴室必须加装淋浴，不准擦背捏脚，浴室也是应者寥寥，最后不了了之。这样的结果也在意料之中，相关从业者对于这样的规定很不服气，除了据理力争解释擦背扦脚等技艺不仅无碍于卫生，甚至是活血化瘀、舒筋活络的健身妙法，甚至开始咬文嚼字，试图为洗浴附带的各种技艺“正名”。比如，孟浩发现了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浴室业主认为擦背之所以被禁，是因为这名称实在粗俗，应改成“侍浴”云云。

清·徐扬《姑苏繁华图》（局部）中的“香水浴堂” 资料图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上海的大小浴室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完成公私合营。到了1978年底，全市的公共浴室共计108个（其中兼营女浴室78家），但洗澡人次却从1700万人次猛增到3570万人次。居住条件严重滞后，百姓“洗澡难”可见一斑。对此，市政府相关部门多次在住宅规划中纳入公共浴室的网点设置。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越来越多综合性商业体都有了集洗浴、养生、餐饮、娱乐为一体的洗浴中心，“洗浴+”复合型消费成了上海百姓的新日常。同时，城市居民的居住条件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女性们走出家庭参与社会生产已经是常态，曾经异常敏感的女浴室问题，也随着物质和观念的双重进步慢慢淡化。无论在家还是去各种洗浴中心、汤泉馆，洗澡都有了更多舒适又卫生的选择。浴池的氤氲热气，流过了“蒸腾”岁月，是中国民生建设和社会观念进步的微观见证。

上海公共浴室的现代化之路

1909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畅销书《上海指南》，为游客提供了当时沪上五花八门值得一游的景点。在这部近代上海的“白相经”里，酣畅淋漓的“盆汤”就占有一席之地：

礼详浴德，盘铭日新，洗濯之义，自古为昭，况处今日五浊世界乎。沪上人烟稠密，汗雨熏蒸，非有盆汤，何以涤烦襟而除旧垢乎。

《礼记·大学》有载：“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商汤盥洗用具上还刻着自勉的字句，《大学》随即将每日自新与“以作新民”勾连，以盥洗小事联系家国大事。诚如“礼详浴德，盘铭日新”所及，洗浴已经与道德教化相关，即“沐浴于德，以德自清”。而通过洗澡沐浴来荡涤身心，在日后成了儒生的一种修身仪式。只不过，比起号召游客浴德修身，《上海指南》的本意还是在商言商，为上海的盆汤做广告罢了。毕竟那时已经有条“盆汤弄”（今福建中路至山西南路一带）得风气之先，满街热气缭绕，无数人都到那里去“汏浴”消遣。

中国古代的沐浴与朝拜、宗教、民俗、社交等密切相关，是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构成。沐浴一开始是上流阶层的特定享受，专供王侯，后来又随着佛教的传入而逐渐融入宗教仪式。如佛教《十诵律》中有“洗浴五利”之说，即洗浴通过洗除全身的尘垢，可以顺畅气血，驱除风邪，实现周身的康泰。而每年农历四月的浴佛节更是佛教的传统节日。至于洗澡沐浴变成一种面向大众需求的生意经，要到北宋才开始，那时开浴室的行当叫“香水行”。而澡堂浴室生意真正开始兴盛，则要追溯到明清时期，富庶精致的江南人自然不会错过泡澡的享受。近代上海的公共浴室——“混堂”，就来自于江南的“孵混堂”的洗浴文化。至于“混堂”一词的由来，广为引用的有明代郎瑛在《七修类稿》中所记：

吴俗，甃大石为池，穹幕以砖，后为巨釜，令与池通，轱辘引水，穴壁而储焉。一人专执爨，池水相吞，遂成沸汤，名曰混堂。

吴地“混堂”有时也叫“浑堂”，数人泡同一池热水，热气氤氲，池水浑浊，颇有画面感。至于后来引出公共卫生的讨论，也可以想见。

据姚霏所考，上海公共浴室现代化的标志是1908年1月开设在法租界的玉津池汽水盆汤浴室，掀起了租界内浴室革新的热潮，不仅设备换新，药浴推拿等服务也推陈出新。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新池（位于维尔蒙路，今普安路）、浴德池（即先施浴德池，位于天津路479号，已停业）和卡德池（位于卡德路247号，今石门二路）并称“上海滩三大池”，带各种附加服务的“盆汤”“池汤”着实热闹。甚至在“孤岛”时期，大小浴室也在上海的畸形繁荣中分得一杯羹，而抗战胜利后该行业再次复兴，“浴室社交”继续大行其道。值得一提的是，老虎灶营业时间长，其价格低廉的清水盆汤更受中下层百姓的青睐，无形间加剧了沐浴业的竞争。即便卫生局下令老虎灶也要遵守浴室管理规则，也并未平息纷争。

值得一提的是，前些年因为老城厢拆迁而被热议的丽水浴室，就始建于1936年，见证了上海洗浴行业的兴变。丽水浴室本位于老城厢府谷街，是董家渡地区一座仅存的浴室建筑。这个浴室之所以引起广泛关注，不仅是因为它承载着几代老上海的记忆，更重要的是这个最早由绍兴商人出资建造的浴室，融合了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十分时髦的装饰艺术风格（Art Deco style），以几何线条和纵向直线形成的视觉效果闻名。上海是这种舶来艺术风格的重要实践地，并创新性地发展出海派Deco。丽水浴室十分巧合地将中西合璧的海派建筑文化和与时俱进的上海洗浴文化结合在了一起。可惜的是，该浴室于2021年6月1日因配合董家渡地区的旧里改造和征收工作而正式停止营业，结束了80多年的经营历史。

丽水浴室正面图（图片来源：Qiao Shanghai）

女子公共浴室的曲折变迁

“混堂”文化虽然热闹，但是长期以来都是男子孵混堂，女子入混堂者鲜少，也没有专门的女子公共浴室。石库门建筑里没有专门洗浴的地方，女子只能用盆打水，在家中洗净身体。直到1926年，上海才开了第一家公共女子浴室，名为“龙泉家庭女子浴室”，与楼下的龙园盆汤是同一个老板。浴室本是公共浴室，却冠以“家庭”之名，实为女浴客量身打造，但真正来的女浴客，却和“家庭”相去甚远。

据《沪报》报道：“龙泉的布置设备，都和男浴室相同，账房堂倌以及扦脚擦背，都是女人担任。至于浴客，以窑姑娘和淌小姐为多。”报道还指出，公关太太摩登女郎之流是不会去这种地方洗浴的，而是去带有独立浴室的大旅馆开房，故而龙泉女浴的生意也算不上红火。即便如此，还是引发了业界对“男女大防”的警觉，《申报》上还有商会集体请租界查封该浴室的文章：“女子浴堂引诱良家妇女，举娼寮妓女混为一室，将来不免发生流弊。”《时事新报》也登文报道，有商会谓女子浴室“罪恶较模特儿为尤甚”，甚至已经联想到了罪大恶极的“男女同浴”，认为模特儿尚且禁止，何谈女子浴室，意指1926年北洋政府禁止上海美专教授人体写生之事，而潘玉良被逼无奈在女浴室找模特也在坊间大为流传。

龙泉女浴开在四马路（今福州路）上，本是风月场所，普通女性对这个地方本就心有芥蒂，但从围绕龙泉女浴的讨论也不难看出，女子浴室一出场便被“污名化”，彼时性别观念的革新远远比不上浴室翻新的速度。而同样的场景，甚至在十多年前的北京城就已经出现了。据胡鑫、靳潇飒考证，1914年12月9日，京城名妓金秀卿在八大胡同开了北京城第一家女子浴室——润身女浴所。这个“六开间门面”的女浴室装修豪华，还有弹子房等各种消遣处。但是费用较高，又在烟花柳巷，最初也只有姨太太和名妓们尝试。为此金秀卿还绞尽脑汁，在浴所内特设了花样繁多的柜台，渐渐才有富家太太小姐前来消费，也慢慢打开了局面。耐人寻味的是，当初金氏为了通过政府查验，称开办女浴所“是为公益事，于浴室内备有医生所用之道水节及去毒药粉，以备姐妹来浴时需用，自行防毒，以免警厅之传验”，并承诺每月捐助济良所经费。这似乎正应和了一些“有识之士”对于女浴室的担忧，所谓“不卫生”，所谓“有伤风化”，所谓“妓”字加诸公益事业。

当时为了“强健人种”，呼吁重视妇女“卫生”者不在少数，而开设女子浴室的初衷，也是为了女性个人卫生的清洁着想。个体保健的中式“卫生”和消毒杀菌的西式“卫生”在开设女浴室的争端中浮现出来。邱仲麟指出，中国女浴所1910年在天津租界出现，只是作为男浴室的附属，而润身女浴所的出现，可谓是中国最早的独立经营的女子公共浴室。与之相较，上海龙泉家庭女子浴室十多年后才以男浴室附属的形式出现，但其面临的诘难和质疑，以及在普通妇女心中盘旋的芥蒂，居然还是和润身女浴所的极为相似。

1937年5月17日，《申报》登载广告，大名鼎鼎的日新池浴室楼上即将新设“平民化女浴室”，为去不起贵族化旅馆的普通女性提供卫生沐浴之所。明面上开这家女浴室的还是日新池的老板、有名的“粪大王”马鸿根，但坊间传言此浴室实为林桂生操持。林氏人称阿桂姐，曾与黄金荣成婚，行事大胆泼辣，但开办女浴室真假待考。至少从这则广告可以看出，平民妇女洗浴一事在当时并未得到实质性的改善。1945年国民党政府将上海所有按摩浴室改造成女子浴室，以期将“不正行业”改为正规浴室，但这次行业整顿的效果未知。

实际上，比起谈天说地，放松养生的场所，官方更倾向于将浴室改造成一个专供清洁的场所。随着西方细菌学说的普及，浴室的卫生管理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一方面老百姓依然延续着数人泡同一池水的习惯，并认为池汤混浴、擦背修脚等有益身心，另一方面因为经营管理不到位，多种传染病通过池汤传播也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即便国民政府明令要求浴室必须加装淋浴，不准擦背捏脚，浴室也是应者寥寥，最后不了了之。这样的结果也在意料之中，相关从业者对于这样的规定很不服气，除了据理力争解释擦背扦脚等技艺不仅无碍于卫生，甚至是活血化瘀、舒筋活络的健身妙法，甚至开始咬文嚼字，试图为洗浴附带的各种技艺“正名”。比如，孟浩发现了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浴室业主认为擦背之所以被禁，是因为这名称实在粗俗，应改成“侍浴”云云。

清·徐扬《姑苏繁华图》（局部）中的“香水浴堂” 资料图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上海的大小浴室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完成公私合营。到了1978年底，全市的公共浴室共计108个（其中兼营女浴室78家），但洗澡人次却从1700万人次猛增到3570万人次。居住条件严重滞后，百姓“洗澡难”可见一斑。对此，市政府相关部门多次在住宅规划中纳入公共浴室的网点设置。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越来越多综合性商业体都有了集洗浴、养生、餐饮、娱乐为一体的洗浴中心，“洗浴+”复合型消费成了上海百姓的新日常。同时，城市居民的居住条件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女性们走出家庭参与社会生产已经是常态，曾经异常敏感的女浴室问题，也随着物质和观念的双重进步慢慢淡化。无论在家还是去各种洗浴中心、汤泉馆，洗澡都有了更多舒适又卫生的选择。浴池的氤氲热气，流过了“蒸腾”岁月，是中国民生建设和社会观念进步的微观见证。

上海公共浴室的现代化之路

1909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畅销书《上海指南》，为游客提供了当时沪上五花八门值得一游的景点。在这部近代上海的“白相经”里，酣畅淋漓的“盆汤”就占有一席之地：

礼详浴德，盘铭日新，洗濯之义，自古为昭，况处今日五浊世界乎。沪上人烟稠密，汗雨熏蒸，非有盆汤，何以涤烦襟而除旧垢乎。

《礼记·大学》有载：“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商汤盥洗用具上还刻着自勉的字句，《大学》随即将每日自新与“以作新民”勾连，以盥洗小事联系家国大事。诚如“礼详浴德，盘铭日新”所及，洗浴已经与道德教化相关，即“沐浴于德，以德自清”。而通过洗澡沐浴来荡涤身心，在日后成了儒生的一种修身仪式。只不过，比起号召游客浴德修身，《上海指南》的本意还是在商言商，为上海的盆汤做广告罢了。毕竟那时已经有条“盆汤弄”（今福建中路至山西南路一带）得风气之先，满街热气缭绕，无数人都到那里去“汏浴”消遣。

中国古代的沐浴与朝拜、宗教、民俗、社交等密切相关，是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构成。沐浴一开始是上流阶层的特定享受，专供王侯，后来又随着佛教的传入而逐渐融入宗教仪式。如佛教《十诵律》中有“洗浴五利”之说，即洗浴通过洗除全身的尘垢，可以顺畅气血，驱除风邪，实现周身的康泰。而每年农历四月的浴佛节更是佛教的传统节日。至于洗澡沐浴变成一种面向大众需求的生意经，要到北宋才开始，那时开浴室的行当叫“香水行”。而澡堂浴室生意真正开始兴盛，则要追溯到明清时期，富庶精致的江南人自然不会错过泡澡的享受。近代上海的公共浴室——“混堂”，就来自于江南的“孵混堂”的洗浴文化。至于“混堂”一词的由来，广为引用的有明代郎瑛在《七修类稿》中所记：

吴俗，甃大石为池，穹幕以砖，后为巨釜，令与池通，轱辘引水，穴壁而储焉。一人专执爨，池水相吞，遂成沸汤，名曰混堂。

吴地“混堂”有时也叫“浑堂”，数人泡同一池热水，热气氤氲，池水浑浊，颇有画面感。至于后来引出公共卫生的讨论，也可以想见。

据姚霏所考，上海公共浴室现代化的标志是1908年1月开设在法租界的玉津池汽水盆汤浴室，掀起了租界内浴室革新的热潮，不仅设备换新，药浴推拿等服务也推陈出新。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新池（位于维尔蒙路，今普安路）、浴德池（即先施浴德池，位于天津路479号，已停业）和卡德池（位于卡德路247号，今石门二路）并称“上海滩三大池”，带各种附加服务的“盆汤”“池汤”着实热闹。甚至在“孤岛”时期，大小浴室也在上海的畸形繁荣中分得一杯羹，而抗战胜利后该行业再次复兴，“浴室社交”继续大行其道。值得一提的是，老虎灶营业时间长，其价格低廉的清水盆汤更受中下层百姓的青睐，无形间加剧了沐浴业的竞争。即便卫生局下令老虎灶也要遵守浴室管理规则，也并未平息纷争。

值得一提的是，前些年因为老城厢拆迁而被热议的丽水浴室，就始建于1936年，见证了上海洗浴行业的兴变。丽水浴室本位于老城厢府谷街，是董家渡地区一座仅存的浴室建筑。这个浴室之所以引起广泛关注，不仅是因为它承载着几代老上海的记忆，更重要的是这个最早由绍兴商人出资建造的浴室，融合了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十分时髦的装饰艺术风格（Art Deco style），以几何线条和纵向直线形成的视觉效果闻名。上海是这种舶来艺术风格的重要实践地，并创新性地发展出海派Deco。丽水浴室十分巧合地将中西合璧的海派建筑文化和与时俱进的上海洗浴文化结合在了一起。可惜的是，该浴室于2021年6月1日因配合董家渡地区的旧里改造和征收工作而正式停止营业，结束了80多年的经营历史。

丽水浴室正面图（图片来源：Qiao Shanghai）

女子公共浴室的曲折变迁

“混堂”文化虽然热闹，但是长期以来都是男子孵混堂，女子入混堂者鲜少，也没有专门的女子公共浴室。石库门建筑里没有专门洗浴的地方，女子只能用盆打水，在家中洗净身体。直到1926年，上海才开了第一家公共女子浴室，名为“龙泉家庭女子浴室”，与楼下的龙园盆汤是同一个老板。浴室本是公共浴室，却冠以“家庭”之名，实为女浴客量身打造，但真正来的女浴客，却和“家庭”相去甚远。

据《沪报》报道：“龙泉的布置设备，都和男浴室相同，账房堂倌以及扦脚擦背，都是女人担任。至于浴客，以窑姑娘和淌小姐为多。”报道还指出，公关太太摩登女郎之流是不会去这种地方洗浴的，而是去带有独立浴室的大旅馆开房，故而龙泉女浴的生意也算不上红火。即便如此，还是引发了业界对“男女大防”的警觉，《申报》上还有商会集体请租界查封该浴室的文章：“女子浴堂引诱良家妇女，举娼寮妓女混为一室，将来不免发生流弊。”《时事新报》也登文报道，有商会谓女子浴室“罪恶较模特儿为尤甚”，甚至已经联想到了罪大恶极的“男女同浴”，认为模特儿尚且禁止，何谈女子浴室，意指1926年北洋政府禁止上海美专教授人体写生之事，而潘玉良被逼无奈在女浴室找模特也在坊间大为流传。

龙泉女浴开在四马路（今福州路）上，本是风月场所，普通女性对这个地方本就心有芥蒂，但从围绕龙泉女浴的讨论也不难看出，女子浴室一出场便被“污名化”，彼时性别观念的革新远远比不上浴室翻新的速度。而同样的场景，甚至在十多年前的北京城就已经出现了。据胡鑫、靳潇飒考证，1914年12月9日，京城名妓金秀卿在八大胡同开了北京城第一家女子浴室——润身女浴所。这个“六开间门面”的女浴室装修豪华，还有弹子房等各种消遣处。但是费用较高，又在烟花柳巷，最初也只有姨太太和名妓们尝试。为此金秀卿还绞尽脑汁，在浴所内特设了花样繁多的柜台，渐渐才有富家太太小姐前来消费，也慢慢打开了局面。耐人寻味的是，当初金氏为了通过政府查验，称开办女浴所“是为公益事，于浴室内备有医生所用之道水节及去毒药粉，以备姐妹来浴时需用，自行防毒，以免警厅之传验”，并承诺每月捐助济良所经费。这似乎正应和了一些“有识之士”对于女浴室的担忧，所谓“不卫生”，所谓“有伤风化”，所谓“妓”字加诸公益事业。

当时为了“强健人种”，呼吁重视妇女“卫生”者不在少数，而开设女子浴室的初衷，也是为了女性个人卫生的清洁着想。个体保健的中式“卫生”和消毒杀菌的西式“卫生”在开设女浴室的争端中浮现出来。邱仲麟指出，中国女浴所1910年在天津租界出现，只是作为男浴室的附属，而润身女浴所的出现，可谓是中国最早的独立经营的女子公共浴室。与之相较，上海龙泉家庭女子浴室十多年后才以男浴室附属的形式出现，但其面临的诘难和质疑，以及在普通妇女心中盘旋的芥蒂，居然还是和润身女浴所的极为相似。

1937年5月17日，《申报》登载广告，大名鼎鼎的日新池浴室楼上即将新设“平民化女浴室”，为去不起贵族化旅馆的普通女性提供卫生沐浴之所。明面上开这家女浴室的还是日新池的老板、有名的“粪大王”马鸿根，但坊间传言此浴室实为林桂生操持。林氏人称阿桂姐，曾与黄金荣成婚，行事大胆泼辣，但开办女浴室真假待考。至少从这则广告可以看出，平民妇女洗浴一事在当时并未得到实质性的改善。1945年国民党政府将上海所有按摩浴室改造成女子浴室，以期将“不正行业”改为正规浴室，但这次行业整顿的效果未知。

实际上，比起谈天说地，放松养生的场所，官方更倾向于将浴室改造成一个专供清洁的场所。随着西方细菌学说的普及，浴室的卫生管理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一方面老百姓依然延续着数人泡同一池水的习惯，并认为池汤混浴、擦背修脚等有益身心，另一方面因为经营管理不到位，多种传染病通过池汤传播也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即便国民政府明令要求浴室必须加装淋浴，不准擦背捏脚，浴室也是应者寥寥，最后不了了之。这样的结果也在意料之中，相关从业者对于这样的规定很不服气，除了据理力争解释擦背扦脚等技艺不仅无碍于卫生，甚至是活血化瘀、舒筋活络的健身妙法，甚至开始咬文嚼字，试图为洗浴附带的各种技艺“正名”。比如，孟浩发现了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浴室业主认为擦背之所以被禁，是因为这名称实在粗俗，应改成“侍浴”云云。

清·徐扬《姑苏繁华图》（局部）中的“香水浴堂” 资料图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上海的大小浴室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完成公私合营。到了1978年底，全市的公共浴室共计108个（其中兼营女浴室78家），但洗澡人次却从1700万人次猛增到3570万人次。居住条件严重滞后，百姓“洗澡难”可见一斑。对此，市政府相关部门多次在住宅规划中纳入公共浴室的网点设置。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越来越多综合性商业体都有了集洗浴、养生、餐饮、娱乐为一体的洗浴中心，“洗浴+”复合型消费成了上海百姓的新日常。同时，城市居民的居住条件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女性们走出家庭参与社会生产已经是常态，曾经异常敏感的女浴室问题，也随着物质和观念的双重进步慢慢淡化。无论在家还是去各种洗浴中心、汤泉馆，洗澡都有了更多舒适又卫生的选择。浴池的氤氲热气，流过了“蒸腾”岁月，是中国民生建设和社会观念进步的微观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