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手记】到底是“松子”还是“松鼠”，“桂鱼”还是“鳜鱼”？我们搜了半天度娘，结果发现各种排列组合，啥都有。再和作者确认，答曰“餐厅就是这么写的，可能觉得桂鱼有什么吉祥的寓意吧”。

——挺好挺好，那我们也就不改了，反正马上就过年啦！

浔阳江畔的晚餐

前不久，我在浔阳江畔吃了一条松子桂鱼。

我在傍晚六点半踏上江堤步道，想怀古幽思白居易夜听琵琶吟的情景。夜幕正在落下，江风将一个嘶唱露天卡拉OK的男声吹得四处飘荡：“爱上你让我神魂颠倒，想你想得睡不着，忘记你我做不到……”大哥用破音唱出了痛彻心扉，强势地阻止了我对琵琶吟的努力怀古。江边的人们步伐缓缓，散步的散步，锻炼的锻炼，一旁的马路上车来车往。一年里走上街头不足五次的我，就像走进一场电影，仿佛看到擦肩而过的路人头顶上，不断飘落着绚烂的烟花。正当我要沉没在这红尘里的瞬间，脚下抵达了一座被夜景灯照得犹如仙境的楼阁，上面现出一块宁静的牌匾，写着四字：“南山在望。”

真是几个世界互相叠合，几步一组蒙太奇，一惊又一乍，一张又一弛，令我不知今夕何夕。几分钟后，我在一间古香古色的餐厅坐下，遇到了这一天中的主角：一盘精湛的松子桂鱼。厨师的刀工很了得，鱼肉被片得很均匀，裹着薄且均匀的淀粉，炸得颗颗分明，最后浇上的橙红芡汁也酸甜得恰恰好。我本想慢慢品尝，结果是忍不住一阵风卷残云，把鱼皮都吃得精光。真好吃！厨师真厉害！那一刻，所有的感叹都显得贫瘠，这条松子桂鱼的滋味，让我放弃了对形容词的空洞搜寻。

本想第二天再去吃一遍，想来想去，决定放弃，这盘鱼留给我的记忆太完美，我怕第二次造访破坏了这番体验。我已在大脑中定格了那时那刻的氛围，甚至包括打在白瓷盘上方的那束灯光。我真切地记得鱼肉如何在舌尖激活我的味蕾，大脑如何纷涌出愉快的心情……这盘鱼，对我算得上一次美食疗愈。

松子桂鱼定价198元，另一道清蒸鱼是68元。若是以前，我会选择68元那条，多年里，我的内心铸造了一种成为常态的自控机制，昂贵的食物通常不会是我的选择，无论它看起来多么诱人。可能古训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指的就是这种被内化得游刃有余的自我压抑。但这一天，我改变了主意，几乎是用了一种决心，点了这道更贵的菜——这个“决心”时刻，后来被我反复地思索。我得到的结论是：在浔阳江畔，我遇到了一个转变时刻。

我开始回溯，自己在美食上这种苦修般的压抑，是从何时发生的呢？恐怕要追忆到我在柏林读书的时候。

柏林，地铁站的面包

当时，中国经济正在实现弯道超车——我是在柏林生活了之后才发现这一点的。初来乍到，我在超市里自以为很正常地从钱包里取出一张五百欧元的钞票（在国内银行兑换的时候，银行给的全是这大面值现钞），收银员震惊了，她摸了纸钞良久，以一种遇到了非正常状况的神态，小跑着拿去让同事摸了一阵子，最后迟疑地决定将它作为真钞。后面排队的顾客们尽管沉默着，但都用复杂的眼神审视我这个“奇怪的”亚洲人。

这件事让我产生了心理阴影，我不喜欢被人关注，尤其在异国他乡。后来，德国同学告诉我，他们从未见过500欧元一张的钞票，因为平时，他们的钱包里一般只有十几欧元。于是，我学会了只使用面值不超过五十欧元的纸钞。

我就读的那所艺术大学，带着一种革命气质。我的同学们对政治高度敏感并有着强烈激情，他们关注全球的不平等现象，话语中常带着“难民”“战争”“劳工”之类的词汇。当然，他们完全是正确的，虽然这正确有时也显得咄咄逼人。

我们的课堂上常见这种情景：某个来自伊拉克的同学讲述他如何从家乡逃亡到欧洲，当了几年货车司机后考上了艺术大学，目前住在一节废弃的集装箱里；某个来自莫斯科的同学计划将他的回忆做成档案：他曾身无分文，在俄罗斯的火车上流浪了一个月，谈了两周恋爱，在下车前两人宣告分手。

我渐渐意识到，我们的学校里流淌着一种高尚和纯洁的贫困。当时的市长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柏林很穷，但是很性感。大家的评论是：这个市长在任期内没做什么事，但这句话很不错。

我在柏林学会的最大本领，大概就是克制与节约。穿一件价格不菲的外套去学校会让我在走进教学楼的时候心生羞愧，因为周遭的同学一般都穿得很“破旧”——他们能够把破与旧穿出朋克风与高级感，从而让自身骄傲的灵魂发出光彩。

有个上课的周末，因为食堂不开张，我和同学一起去街上吃午饭。我们一行五六人，有德国人、法国人、西班牙人、俄罗斯人和我这个中国人。

俄罗斯人提议吃越南米粉，大家一起走进了越南米粉店。米粉一碗6欧元起，法国人说：太贵了，我要去吃土耳其卷饼（注：3欧元）。西班牙人说：我也觉得太贵，我要去吃盒子面条（注：2欧元）。德国人说地铁站的面包只要1.5欧元。于是他们都走了，只有俄罗斯人和我留下来吃米粉。

但我震动于大家说“太贵了”时，对自己的贫穷是那么坦荡。我的变化就是这么一点一点发生的，慢慢开始和大家一样，不时带三明治当饭，平时喝教学楼对面便宜的速取咖啡而不是走进附近的咖啡馆（咖啡馆里除了贵，还要给服务生小费）。

我在柏林生活了六年，可以想象我最后变成什么样子。很多中国人都说，他们在欧洲的机场里会受到盘查，比如检查他们是否随身携带了过量的现金。但我从未被盘问过，因为我看起来就是一个穷学生。

我很感激那段生活，它让我习得了宝贵的能力：游刃有余地节约，也让我不再惧怕贫穷——因为我体验过如何贫穷地生活，并且发现，一个人一无所有，但依然快乐并保持创造力是可能的。

不过，这样的体验在另一种维度上，也构成了我对自身的过度压抑，比如，压抑了对美食的热爱。假如我当初选择到法国南部或者意大利南部去读书，恐怕体验的就是另一种生活：欧洲国家的南部，往往都比北部更热爱美食——有人认为南部人之所以更开朗，也和这个原因有关。

普罗旺斯-蓝色海岸，早餐

去柏林读书之前，我曾被法国南部的美食所震惊。

那是我第一次去欧洲，我们一行四人受邀到法国南部参加一场艺术展。深夜里在巴黎下了飞机，驱车前往普罗旺斯-蓝色海岸地区。车开了一整夜，天光发亮时拐了一个大弯，眼前出现了漫天霞光，霞光披照着透蓝的地中海。我们的旅馆在海边上，门口的马路对面就是海滩。

据说这是当地最好的旅馆，已有一百多年历史，它本身就是盛大的地中海日出与日落景观里的一部分。旅馆的主理人是一个法国中年女性，她爱上了我的长头发，每天早餐时，都走过来抚摸我的头发，一边发出久久的惊叹。酒店的一位阿拉伯服务生找到我，虔诚地让我给他写一个“龙”字，说要文在手臂上。事关重大，我认真地在他递来的白纸上画了个书法体。

我们的三餐由旅馆负责，于是，我遇到了美食的震惊。旅馆有广阔的露天餐厅，能够一边吃饭，一边在海风里看着波光粼粼的地中海。每天午餐和晚餐，旅馆会为我们端上各种各样的开胃酒、香槟和白葡萄酒，一道道前菜像艺术品一样被呈现，主菜大多是龙虾之类的海鲜，每一餐都不同，餐后甜点永无止境。

清晨，自助早餐摆满整个餐厅，种类多得超乎想象，我未见过的美丽水果、各种蛋糕、形态与颜色各异的面包，像巨幅的欧洲古典静物油画，从餐厅的右边墙启程，曲折、高调、层层叠叠又富有创意地摆到了左边墙，长达数十米。而且，早餐过后这些东西便被收拾起来，也就是说，旅馆每天都要创造一回早餐的摆设。

早餐厅里，我连续数天见到一位独自度假的老人，看起来八十多岁，走路已经不太方便了，他一成不变地坐在临窗一张小桌旁边。我们总是快速吃完便离开了，匆忙到令我心生歉意，因而我觉得，真正尊重这美好早餐的是那个老人。直到我们中午回来，他还坐在那个位子上，面前的盘子变成了报纸。

他这样过他的假期，日复一日，从早到晚，都坐在窗口看海、看报，偶尔和旅馆的服务员聊几句天。

他让我难以忘怀——多年后，我开始构想自己的晚年，常常想到蓝色海岸旅馆里的他。甚至，每逢我住进一个能提供卓越早餐的酒店，都会暗暗地将它添到心中的“未来清单”上：退休后，我想拎一只行李箱，在这些美好的酒店之间换着住，以此度过余生的“长假”。

作为一个热爱美食的人

当年努力学开车，就是为了可以自驾到泉州吃一碗面线糊，或者到漳州吃一碗烧仙草。不过，那个时期我还未想当一个厨师。到了欧洲，我发现厨师是一份与艺术家无异的职业，知名餐厅的大厨们无一例外地，都在烹饪上有高度的审美能力和独创性。有一次我在课上说，如果能重新选择专业，我想读法国蓝带学校（注：知名的烹饪学校），当一个厨师。教授打趣说：你恐怕晚了一步，一个真正的厨师一般需要在20岁之前入行。

作为一个热爱美食的人，在德国度过那些苦修般的日子，这件事确实考验了我的意志。但我意识到，当年对美食的压抑已悄悄变成了我的一种生活习惯：即使在能力范围内，我也常习惯于不必要的节约。因而我想做的，是渐渐地从这种过度的压抑中重新返回自身。

我要感谢浔阳江畔的那盘松子桂鱼，它成了我的“疗愈食物”：英国厨师杰米·奥利弗（Jamie Oliver）写过一本关于疗愈食物 (comfort food) 的书，他说，“疗愈食物”完全是主观的，它不仅关乎嗅觉、听觉和味觉，更关乎一道菜在某个特定时刻里，如何抚慰人心，牵动我们的思绪，这思绪不仅会引发旧时回忆，更能创造新的记忆，将愉悦的体验在心中传递下去。我对此深以为然：疗愈食物是具有魔力的，它不只是一道菜，而是这道菜对于个人的意义链条。

【编辑手记】到底是“松子”还是“松鼠”，“桂鱼”还是“鳜鱼”？我们搜了半天度娘，结果发现各种排列组合，啥都有。再和作者确认，答曰“餐厅就是这么写的，可能觉得桂鱼有什么吉祥的寓意吧”。

——挺好挺好，那我们也就不改了，反正马上就过年啦！

浔阳江畔的晚餐

前不久，我在浔阳江畔吃了一条松子桂鱼。

我在傍晚六点半踏上江堤步道，想怀古幽思白居易夜听琵琶吟的情景。夜幕正在落下，江风将一个嘶唱露天卡拉OK的男声吹得四处飘荡：“爱上你让我神魂颠倒，想你想得睡不着，忘记你我做不到……”大哥用破音唱出了痛彻心扉，强势地阻止了我对琵琶吟的努力怀古。江边的人们步伐缓缓，散步的散步，锻炼的锻炼，一旁的马路上车来车往。一年里走上街头不足五次的我，就像走进一场电影，仿佛看到擦肩而过的路人头顶上，不断飘落着绚烂的烟花。正当我要沉没在这红尘里的瞬间，脚下抵达了一座被夜景灯照得犹如仙境的楼阁，上面现出一块宁静的牌匾，写着四字：“南山在望。”

真是几个世界互相叠合，几步一组蒙太奇，一惊又一乍，一张又一弛，令我不知今夕何夕。几分钟后，我在一间古香古色的餐厅坐下，遇到了这一天中的主角：一盘精湛的松子桂鱼。厨师的刀工很了得，鱼肉被片得很均匀，裹着薄且均匀的淀粉，炸得颗颗分明，最后浇上的橙红芡汁也酸甜得恰恰好。我本想慢慢品尝，结果是忍不住一阵风卷残云，把鱼皮都吃得精光。真好吃！厨师真厉害！那一刻，所有的感叹都显得贫瘠，这条松子桂鱼的滋味，让我放弃了对形容词的空洞搜寻。

本想第二天再去吃一遍，想来想去，决定放弃，这盘鱼留给我的记忆太完美，我怕第二次造访破坏了这番体验。我已在大脑中定格了那时那刻的氛围，甚至包括打在白瓷盘上方的那束灯光。我真切地记得鱼肉如何在舌尖激活我的味蕾，大脑如何纷涌出愉快的心情……这盘鱼，对我算得上一次美食疗愈。

松子桂鱼定价198元，另一道清蒸鱼是68元。若是以前，我会选择68元那条，多年里，我的内心铸造了一种成为常态的自控机制，昂贵的食物通常不会是我的选择，无论它看起来多么诱人。可能古训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指的就是这种被内化得游刃有余的自我压抑。但这一天，我改变了主意，几乎是用了一种决心，点了这道更贵的菜——这个“决心”时刻，后来被我反复地思索。我得到的结论是：在浔阳江畔，我遇到了一个转变时刻。

我开始回溯，自己在美食上这种苦修般的压抑，是从何时发生的呢？恐怕要追忆到我在柏林读书的时候。

柏林，地铁站的面包

当时，中国经济正在实现弯道超车——我是在柏林生活了之后才发现这一点的。初来乍到，我在超市里自以为很正常地从钱包里取出一张五百欧元的钞票（在国内银行兑换的时候，银行给的全是这大面值现钞），收银员震惊了，她摸了纸钞良久，以一种遇到了非正常状况的神态，小跑着拿去让同事摸了一阵子，最后迟疑地决定将它作为真钞。后面排队的顾客们尽管沉默着，但都用复杂的眼神审视我这个“奇怪的”亚洲人。

这件事让我产生了心理阴影，我不喜欢被人关注，尤其在异国他乡。后来，德国同学告诉我，他们从未见过500欧元一张的钞票，因为平时，他们的钱包里一般只有十几欧元。于是，我学会了只使用面值不超过五十欧元的纸钞。

我就读的那所艺术大学，带着一种革命气质。我的同学们对政治高度敏感并有着强烈激情，他们关注全球的不平等现象，话语中常带着“难民”“战争”“劳工”之类的词汇。当然，他们完全是正确的，虽然这正确有时也显得咄咄逼人。

我们的课堂上常见这种情景：某个来自伊拉克的同学讲述他如何从家乡逃亡到欧洲，当了几年货车司机后考上了艺术大学，目前住在一节废弃的集装箱里；某个来自莫斯科的同学计划将他的回忆做成档案：他曾身无分文，在俄罗斯的火车上流浪了一个月，谈了两周恋爱，在下车前两人宣告分手。

我渐渐意识到，我们的学校里流淌着一种高尚和纯洁的贫困。当时的市长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柏林很穷，但是很性感。大家的评论是：这个市长在任期内没做什么事，但这句话很不错。

我在柏林学会的最大本领，大概就是克制与节约。穿一件价格不菲的外套去学校会让我在走进教学楼的时候心生羞愧，因为周遭的同学一般都穿得很“破旧”——他们能够把破与旧穿出朋克风与高级感，从而让自身骄傲的灵魂发出光彩。

有个上课的周末，因为食堂不开张，我和同学一起去街上吃午饭。我们一行五六人，有德国人、法国人、西班牙人、俄罗斯人和我这个中国人。

俄罗斯人提议吃越南米粉，大家一起走进了越南米粉店。米粉一碗6欧元起，法国人说：太贵了，我要去吃土耳其卷饼（注：3欧元）。西班牙人说：我也觉得太贵，我要去吃盒子面条（注：2欧元）。德国人说地铁站的面包只要1.5欧元。于是他们都走了，只有俄罗斯人和我留下来吃米粉。

但我震动于大家说“太贵了”时，对自己的贫穷是那么坦荡。我的变化就是这么一点一点发生的，慢慢开始和大家一样，不时带三明治当饭，平时喝教学楼对面便宜的速取咖啡而不是走进附近的咖啡馆（咖啡馆里除了贵，还要给服务生小费）。

我在柏林生活了六年，可以想象我最后变成什么样子。很多中国人都说，他们在欧洲的机场里会受到盘查，比如检查他们是否随身携带了过量的现金。但我从未被盘问过，因为我看起来就是一个穷学生。

我很感激那段生活，它让我习得了宝贵的能力：游刃有余地节约，也让我不再惧怕贫穷——因为我体验过如何贫穷地生活，并且发现，一个人一无所有，但依然快乐并保持创造力是可能的。

不过，这样的体验在另一种维度上，也构成了我对自身的过度压抑，比如，压抑了对美食的热爱。假如我当初选择到法国南部或者意大利南部去读书，恐怕体验的就是另一种生活：欧洲国家的南部，往往都比北部更热爱美食——有人认为南部人之所以更开朗，也和这个原因有关。

普罗旺斯-蓝色海岸，早餐

去柏林读书之前，我曾被法国南部的美食所震惊。

那是我第一次去欧洲，我们一行四人受邀到法国南部参加一场艺术展。深夜里在巴黎下了飞机，驱车前往普罗旺斯-蓝色海岸地区。车开了一整夜，天光发亮时拐了一个大弯，眼前出现了漫天霞光，霞光披照着透蓝的地中海。我们的旅馆在海边上，门口的马路对面就是海滩。

据说这是当地最好的旅馆，已有一百多年历史，它本身就是盛大的地中海日出与日落景观里的一部分。旅馆的主理人是一个法国中年女性，她爱上了我的长头发，每天早餐时，都走过来抚摸我的头发，一边发出久久的惊叹。酒店的一位阿拉伯服务生找到我，虔诚地让我给他写一个“龙”字，说要文在手臂上。事关重大，我认真地在他递来的白纸上画了个书法体。

我们的三餐由旅馆负责，于是，我遇到了美食的震惊。旅馆有广阔的露天餐厅，能够一边吃饭，一边在海风里看着波光粼粼的地中海。每天午餐和晚餐，旅馆会为我们端上各种各样的开胃酒、香槟和白葡萄酒，一道道前菜像艺术品一样被呈现，主菜大多是龙虾之类的海鲜，每一餐都不同，餐后甜点永无止境。

清晨，自助早餐摆满整个餐厅，种类多得超乎想象，我未见过的美丽水果、各种蛋糕、形态与颜色各异的面包，像巨幅的欧洲古典静物油画，从餐厅的右边墙启程，曲折、高调、层层叠叠又富有创意地摆到了左边墙，长达数十米。而且，早餐过后这些东西便被收拾起来，也就是说，旅馆每天都要创造一回早餐的摆设。

早餐厅里，我连续数天见到一位独自度假的老人，看起来八十多岁，走路已经不太方便了，他一成不变地坐在临窗一张小桌旁边。我们总是快速吃完便离开了，匆忙到令我心生歉意，因而我觉得，真正尊重这美好早餐的是那个老人。直到我们中午回来，他还坐在那个位子上，面前的盘子变成了报纸。

他这样过他的假期，日复一日，从早到晚，都坐在窗口看海、看报，偶尔和旅馆的服务员聊几句天。

他让我难以忘怀——多年后，我开始构想自己的晚年，常常想到蓝色海岸旅馆里的他。甚至，每逢我住进一个能提供卓越早餐的酒店，都会暗暗地将它添到心中的“未来清单”上：退休后，我想拎一只行李箱，在这些美好的酒店之间换着住，以此度过余生的“长假”。

作为一个热爱美食的人

当年努力学开车，就是为了可以自驾到泉州吃一碗面线糊，或者到漳州吃一碗烧仙草。不过，那个时期我还未想当一个厨师。到了欧洲，我发现厨师是一份与艺术家无异的职业，知名餐厅的大厨们无一例外地，都在烹饪上有高度的审美能力和独创性。有一次我在课上说，如果能重新选择专业，我想读法国蓝带学校（注：知名的烹饪学校），当一个厨师。教授打趣说：你恐怕晚了一步，一个真正的厨师一般需要在20岁之前入行。

作为一个热爱美食的人，在德国度过那些苦修般的日子，这件事确实考验了我的意志。但我意识到，当年对美食的压抑已悄悄变成了我的一种生活习惯：即使在能力范围内，我也常习惯于不必要的节约。因而我想做的，是渐渐地从这种过度的压抑中重新返回自身。

我要感谢浔阳江畔的那盘松子桂鱼，它成了我的“疗愈食物”：英国厨师杰米·奥利弗（Jamie Oliver）写过一本关于疗愈食物 (comfort food) 的书，他说，“疗愈食物”完全是主观的，它不仅关乎嗅觉、听觉和味觉，更关乎一道菜在某个特定时刻里，如何抚慰人心，牵动我们的思绪，这思绪不仅会引发旧时回忆，更能创造新的记忆，将愉悦的体验在心中传递下去。我对此深以为然：疗愈食物是具有魔力的，它不只是一道菜，而是这道菜对于个人的意义链条。

【编辑手记】到底是“松子”还是“松鼠”，“桂鱼”还是“鳜鱼”？我们搜了半天度娘，结果发现各种排列组合，啥都有。再和作者确认，答曰“餐厅就是这么写的，可能觉得桂鱼有什么吉祥的寓意吧”。

——挺好挺好，那我们也就不改了，反正马上就过年啦！

浔阳江畔的晚餐

前不久，我在浔阳江畔吃了一条松子桂鱼。

我在傍晚六点半踏上江堤步道，想怀古幽思白居易夜听琵琶吟的情景。夜幕正在落下，江风将一个嘶唱露天卡拉OK的男声吹得四处飘荡：“爱上你让我神魂颠倒，想你想得睡不着，忘记你我做不到……”大哥用破音唱出了痛彻心扉，强势地阻止了我对琵琶吟的努力怀古。江边的人们步伐缓缓，散步的散步，锻炼的锻炼，一旁的马路上车来车往。一年里走上街头不足五次的我，就像走进一场电影，仿佛看到擦肩而过的路人头顶上，不断飘落着绚烂的烟花。正当我要沉没在这红尘里的瞬间，脚下抵达了一座被夜景灯照得犹如仙境的楼阁，上面现出一块宁静的牌匾，写着四字：“南山在望。”

真是几个世界互相叠合，几步一组蒙太奇，一惊又一乍，一张又一弛，令我不知今夕何夕。几分钟后，我在一间古香古色的餐厅坐下，遇到了这一天中的主角：一盘精湛的松子桂鱼。厨师的刀工很了得，鱼肉被片得很均匀，裹着薄且均匀的淀粉，炸得颗颗分明，最后浇上的橙红芡汁也酸甜得恰恰好。我本想慢慢品尝，结果是忍不住一阵风卷残云，把鱼皮都吃得精光。真好吃！厨师真厉害！那一刻，所有的感叹都显得贫瘠，这条松子桂鱼的滋味，让我放弃了对形容词的空洞搜寻。

本想第二天再去吃一遍，想来想去，决定放弃，这盘鱼留给我的记忆太完美，我怕第二次造访破坏了这番体验。我已在大脑中定格了那时那刻的氛围，甚至包括打在白瓷盘上方的那束灯光。我真切地记得鱼肉如何在舌尖激活我的味蕾，大脑如何纷涌出愉快的心情……这盘鱼，对我算得上一次美食疗愈。

松子桂鱼定价198元，另一道清蒸鱼是68元。若是以前，我会选择68元那条，多年里，我的内心铸造了一种成为常态的自控机制，昂贵的食物通常不会是我的选择，无论它看起来多么诱人。可能古训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指的就是这种被内化得游刃有余的自我压抑。但这一天，我改变了主意，几乎是用了一种决心，点了这道更贵的菜——这个“决心”时刻，后来被我反复地思索。我得到的结论是：在浔阳江畔，我遇到了一个转变时刻。

我开始回溯，自己在美食上这种苦修般的压抑，是从何时发生的呢？恐怕要追忆到我在柏林读书的时候。

柏林，地铁站的面包

当时，中国经济正在实现弯道超车——我是在柏林生活了之后才发现这一点的。初来乍到，我在超市里自以为很正常地从钱包里取出一张五百欧元的钞票（在国内银行兑换的时候，银行给的全是这大面值现钞），收银员震惊了，她摸了纸钞良久，以一种遇到了非正常状况的神态，小跑着拿去让同事摸了一阵子，最后迟疑地决定将它作为真钞。后面排队的顾客们尽管沉默着，但都用复杂的眼神审视我这个“奇怪的”亚洲人。

这件事让我产生了心理阴影，我不喜欢被人关注，尤其在异国他乡。后来，德国同学告诉我，他们从未见过500欧元一张的钞票，因为平时，他们的钱包里一般只有十几欧元。于是，我学会了只使用面值不超过五十欧元的纸钞。

我就读的那所艺术大学，带着一种革命气质。我的同学们对政治高度敏感并有着强烈激情，他们关注全球的不平等现象，话语中常带着“难民”“战争”“劳工”之类的词汇。当然，他们完全是正确的，虽然这正确有时也显得咄咄逼人。

我们的课堂上常见这种情景：某个来自伊拉克的同学讲述他如何从家乡逃亡到欧洲，当了几年货车司机后考上了艺术大学，目前住在一节废弃的集装箱里；某个来自莫斯科的同学计划将他的回忆做成档案：他曾身无分文，在俄罗斯的火车上流浪了一个月，谈了两周恋爱，在下车前两人宣告分手。

我渐渐意识到，我们的学校里流淌着一种高尚和纯洁的贫困。当时的市长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柏林很穷，但是很性感。大家的评论是：这个市长在任期内没做什么事，但这句话很不错。

我在柏林学会的最大本领，大概就是克制与节约。穿一件价格不菲的外套去学校会让我在走进教学楼的时候心生羞愧，因为周遭的同学一般都穿得很“破旧”——他们能够把破与旧穿出朋克风与高级感，从而让自身骄傲的灵魂发出光彩。

有个上课的周末，因为食堂不开张，我和同学一起去街上吃午饭。我们一行五六人，有德国人、法国人、西班牙人、俄罗斯人和我这个中国人。

俄罗斯人提议吃越南米粉，大家一起走进了越南米粉店。米粉一碗6欧元起，法国人说：太贵了，我要去吃土耳其卷饼（注：3欧元）。西班牙人说：我也觉得太贵，我要去吃盒子面条（注：2欧元）。德国人说地铁站的面包只要1.5欧元。于是他们都走了，只有俄罗斯人和我留下来吃米粉。

但我震动于大家说“太贵了”时，对自己的贫穷是那么坦荡。我的变化就是这么一点一点发生的，慢慢开始和大家一样，不时带三明治当饭，平时喝教学楼对面便宜的速取咖啡而不是走进附近的咖啡馆（咖啡馆里除了贵，还要给服务生小费）。

我在柏林生活了六年，可以想象我最后变成什么样子。很多中国人都说，他们在欧洲的机场里会受到盘查，比如检查他们是否随身携带了过量的现金。但我从未被盘问过，因为我看起来就是一个穷学生。

我很感激那段生活，它让我习得了宝贵的能力：游刃有余地节约，也让我不再惧怕贫穷——因为我体验过如何贫穷地生活，并且发现，一个人一无所有，但依然快乐并保持创造力是可能的。

不过，这样的体验在另一种维度上，也构成了我对自身的过度压抑，比如，压抑了对美食的热爱。假如我当初选择到法国南部或者意大利南部去读书，恐怕体验的就是另一种生活：欧洲国家的南部，往往都比北部更热爱美食——有人认为南部人之所以更开朗，也和这个原因有关。

普罗旺斯-蓝色海岸，早餐

去柏林读书之前，我曾被法国南部的美食所震惊。

那是我第一次去欧洲，我们一行四人受邀到法国南部参加一场艺术展。深夜里在巴黎下了飞机，驱车前往普罗旺斯-蓝色海岸地区。车开了一整夜，天光发亮时拐了一个大弯，眼前出现了漫天霞光，霞光披照着透蓝的地中海。我们的旅馆在海边上，门口的马路对面就是海滩。

据说这是当地最好的旅馆，已有一百多年历史，它本身就是盛大的地中海日出与日落景观里的一部分。旅馆的主理人是一个法国中年女性，她爱上了我的长头发，每天早餐时，都走过来抚摸我的头发，一边发出久久的惊叹。酒店的一位阿拉伯服务生找到我，虔诚地让我给他写一个“龙”字，说要文在手臂上。事关重大，我认真地在他递来的白纸上画了个书法体。

我们的三餐由旅馆负责，于是，我遇到了美食的震惊。旅馆有广阔的露天餐厅，能够一边吃饭，一边在海风里看着波光粼粼的地中海。每天午餐和晚餐，旅馆会为我们端上各种各样的开胃酒、香槟和白葡萄酒，一道道前菜像艺术品一样被呈现，主菜大多是龙虾之类的海鲜，每一餐都不同，餐后甜点永无止境。

清晨，自助早餐摆满整个餐厅，种类多得超乎想象，我未见过的美丽水果、各种蛋糕、形态与颜色各异的面包，像巨幅的欧洲古典静物油画，从餐厅的右边墙启程，曲折、高调、层层叠叠又富有创意地摆到了左边墙，长达数十米。而且，早餐过后这些东西便被收拾起来，也就是说，旅馆每天都要创造一回早餐的摆设。

早餐厅里，我连续数天见到一位独自度假的老人，看起来八十多岁，走路已经不太方便了，他一成不变地坐在临窗一张小桌旁边。我们总是快速吃完便离开了，匆忙到令我心生歉意，因而我觉得，真正尊重这美好早餐的是那个老人。直到我们中午回来，他还坐在那个位子上，面前的盘子变成了报纸。

他这样过他的假期，日复一日，从早到晚，都坐在窗口看海、看报，偶尔和旅馆的服务员聊几句天。

他让我难以忘怀——多年后，我开始构想自己的晚年，常常想到蓝色海岸旅馆里的他。甚至，每逢我住进一个能提供卓越早餐的酒店，都会暗暗地将它添到心中的“未来清单”上：退休后，我想拎一只行李箱，在这些美好的酒店之间换着住，以此度过余生的“长假”。

作为一个热爱美食的人

当年努力学开车，就是为了可以自驾到泉州吃一碗面线糊，或者到漳州吃一碗烧仙草。不过，那个时期我还未想当一个厨师。到了欧洲，我发现厨师是一份与艺术家无异的职业，知名餐厅的大厨们无一例外地，都在烹饪上有高度的审美能力和独创性。有一次我在课上说，如果能重新选择专业，我想读法国蓝带学校（注：知名的烹饪学校），当一个厨师。教授打趣说：你恐怕晚了一步，一个真正的厨师一般需要在20岁之前入行。

作为一个热爱美食的人，在德国度过那些苦修般的日子，这件事确实考验了我的意志。但我意识到，当年对美食的压抑已悄悄变成了我的一种生活习惯：即使在能力范围内，我也常习惯于不必要的节约。因而我想做的，是渐渐地从这种过度的压抑中重新返回自身。

我要感谢浔阳江畔的那盘松子桂鱼，它成了我的“疗愈食物”：英国厨师杰米·奥利弗（Jamie Oliver）写过一本关于疗愈食物 (comfort food) 的书，他说，“疗愈食物”完全是主观的，它不仅关乎嗅觉、听觉和味觉，更关乎一道菜在某个特定时刻里，如何抚慰人心，牵动我们的思绪，这思绪不仅会引发旧时回忆，更能创造新的记忆，将愉悦的体验在心中传递下去。我对此深以为然：疗愈食物是具有魔力的，它不只是一道菜，而是这道菜对于个人的意义链条。

【编辑手记】到底是“松子”还是“松鼠”，“桂鱼”还是“鳜鱼”？我们搜了半天度娘，结果发现各种排列组合，啥都有。再和作者确认，答曰“餐厅就是这么写的，可能觉得桂鱼有什么吉祥的寓意吧”。

——挺好挺好，那我们也就不改了，反正马上就过年啦！

浔阳江畔的晚餐

前不久，我在浔阳江畔吃了一条松子桂鱼。

我在傍晚六点半踏上江堤步道，想怀古幽思白居易夜听琵琶吟的情景。夜幕正在落下，江风将一个嘶唱露天卡拉OK的男声吹得四处飘荡：“爱上你让我神魂颠倒，想你想得睡不着，忘记你我做不到……”大哥用破音唱出了痛彻心扉，强势地阻止了我对琵琶吟的努力怀古。江边的人们步伐缓缓，散步的散步，锻炼的锻炼，一旁的马路上车来车往。一年里走上街头不足五次的我，就像走进一场电影，仿佛看到擦肩而过的路人头顶上，不断飘落着绚烂的烟花。正当我要沉没在这红尘里的瞬间，脚下抵达了一座被夜景灯照得犹如仙境的楼阁，上面现出一块宁静的牌匾，写着四字：“南山在望。”

真是几个世界互相叠合，几步一组蒙太奇，一惊又一乍，一张又一弛，令我不知今夕何夕。几分钟后，我在一间古香古色的餐厅坐下，遇到了这一天中的主角：一盘精湛的松子桂鱼。厨师的刀工很了得，鱼肉被片得很均匀，裹着薄且均匀的淀粉，炸得颗颗分明，最后浇上的橙红芡汁也酸甜得恰恰好。我本想慢慢品尝，结果是忍不住一阵风卷残云，把鱼皮都吃得精光。真好吃！厨师真厉害！那一刻，所有的感叹都显得贫瘠，这条松子桂鱼的滋味，让我放弃了对形容词的空洞搜寻。

本想第二天再去吃一遍，想来想去，决定放弃，这盘鱼留给我的记忆太完美，我怕第二次造访破坏了这番体验。我已在大脑中定格了那时那刻的氛围，甚至包括打在白瓷盘上方的那束灯光。我真切地记得鱼肉如何在舌尖激活我的味蕾，大脑如何纷涌出愉快的心情……这盘鱼，对我算得上一次美食疗愈。

松子桂鱼定价198元，另一道清蒸鱼是68元。若是以前，我会选择68元那条，多年里，我的内心铸造了一种成为常态的自控机制，昂贵的食物通常不会是我的选择，无论它看起来多么诱人。可能古训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指的就是这种被内化得游刃有余的自我压抑。但这一天，我改变了主意，几乎是用了一种决心，点了这道更贵的菜——这个“决心”时刻，后来被我反复地思索。我得到的结论是：在浔阳江畔，我遇到了一个转变时刻。

我开始回溯，自己在美食上这种苦修般的压抑，是从何时发生的呢？恐怕要追忆到我在柏林读书的时候。

柏林，地铁站的面包

当时，中国经济正在实现弯道超车——我是在柏林生活了之后才发现这一点的。初来乍到，我在超市里自以为很正常地从钱包里取出一张五百欧元的钞票（在国内银行兑换的时候，银行给的全是这大面值现钞），收银员震惊了，她摸了纸钞良久，以一种遇到了非正常状况的神态，小跑着拿去让同事摸了一阵子，最后迟疑地决定将它作为真钞。后面排队的顾客们尽管沉默着，但都用复杂的眼神审视我这个“奇怪的”亚洲人。

这件事让我产生了心理阴影，我不喜欢被人关注，尤其在异国他乡。后来，德国同学告诉我，他们从未见过500欧元一张的钞票，因为平时，他们的钱包里一般只有十几欧元。于是，我学会了只使用面值不超过五十欧元的纸钞。

我就读的那所艺术大学，带着一种革命气质。我的同学们对政治高度敏感并有着强烈激情，他们关注全球的不平等现象，话语中常带着“难民”“战争”“劳工”之类的词汇。当然，他们完全是正确的，虽然这正确有时也显得咄咄逼人。

我们的课堂上常见这种情景：某个来自伊拉克的同学讲述他如何从家乡逃亡到欧洲，当了几年货车司机后考上了艺术大学，目前住在一节废弃的集装箱里；某个来自莫斯科的同学计划将他的回忆做成档案：他曾身无分文，在俄罗斯的火车上流浪了一个月，谈了两周恋爱，在下车前两人宣告分手。

我渐渐意识到，我们的学校里流淌着一种高尚和纯洁的贫困。当时的市长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柏林很穷，但是很性感。大家的评论是：这个市长在任期内没做什么事，但这句话很不错。

我在柏林学会的最大本领，大概就是克制与节约。穿一件价格不菲的外套去学校会让我在走进教学楼的时候心生羞愧，因为周遭的同学一般都穿得很“破旧”——他们能够把破与旧穿出朋克风与高级感，从而让自身骄傲的灵魂发出光彩。

有个上课的周末，因为食堂不开张，我和同学一起去街上吃午饭。我们一行五六人，有德国人、法国人、西班牙人、俄罗斯人和我这个中国人。

俄罗斯人提议吃越南米粉，大家一起走进了越南米粉店。米粉一碗6欧元起，法国人说：太贵了，我要去吃土耳其卷饼（注：3欧元）。西班牙人说：我也觉得太贵，我要去吃盒子面条（注：2欧元）。德国人说地铁站的面包只要1.5欧元。于是他们都走了，只有俄罗斯人和我留下来吃米粉。

但我震动于大家说“太贵了”时，对自己的贫穷是那么坦荡。我的变化就是这么一点一点发生的，慢慢开始和大家一样，不时带三明治当饭，平时喝教学楼对面便宜的速取咖啡而不是走进附近的咖啡馆（咖啡馆里除了贵，还要给服务生小费）。

我在柏林生活了六年，可以想象我最后变成什么样子。很多中国人都说，他们在欧洲的机场里会受到盘查，比如检查他们是否随身携带了过量的现金。但我从未被盘问过，因为我看起来就是一个穷学生。

我很感激那段生活，它让我习得了宝贵的能力：游刃有余地节约，也让我不再惧怕贫穷——因为我体验过如何贫穷地生活，并且发现，一个人一无所有，但依然快乐并保持创造力是可能的。

不过，这样的体验在另一种维度上，也构成了我对自身的过度压抑，比如，压抑了对美食的热爱。假如我当初选择到法国南部或者意大利南部去读书，恐怕体验的就是另一种生活：欧洲国家的南部，往往都比北部更热爱美食——有人认为南部人之所以更开朗，也和这个原因有关。

普罗旺斯-蓝色海岸，早餐

去柏林读书之前，我曾被法国南部的美食所震惊。

那是我第一次去欧洲，我们一行四人受邀到法国南部参加一场艺术展。深夜里在巴黎下了飞机，驱车前往普罗旺斯-蓝色海岸地区。车开了一整夜，天光发亮时拐了一个大弯，眼前出现了漫天霞光，霞光披照着透蓝的地中海。我们的旅馆在海边上，门口的马路对面就是海滩。

据说这是当地最好的旅馆，已有一百多年历史，它本身就是盛大的地中海日出与日落景观里的一部分。旅馆的主理人是一个法国中年女性，她爱上了我的长头发，每天早餐时，都走过来抚摸我的头发，一边发出久久的惊叹。酒店的一位阿拉伯服务生找到我，虔诚地让我给他写一个“龙”字，说要文在手臂上。事关重大，我认真地在他递来的白纸上画了个书法体。

我们的三餐由旅馆负责，于是，我遇到了美食的震惊。旅馆有广阔的露天餐厅，能够一边吃饭，一边在海风里看着波光粼粼的地中海。每天午餐和晚餐，旅馆会为我们端上各种各样的开胃酒、香槟和白葡萄酒，一道道前菜像艺术品一样被呈现，主菜大多是龙虾之类的海鲜，每一餐都不同，餐后甜点永无止境。

清晨，自助早餐摆满整个餐厅，种类多得超乎想象，我未见过的美丽水果、各种蛋糕、形态与颜色各异的面包，像巨幅的欧洲古典静物油画，从餐厅的右边墙启程，曲折、高调、层层叠叠又富有创意地摆到了左边墙，长达数十米。而且，早餐过后这些东西便被收拾起来，也就是说，旅馆每天都要创造一回早餐的摆设。

早餐厅里，我连续数天见到一位独自度假的老人，看起来八十多岁，走路已经不太方便了，他一成不变地坐在临窗一张小桌旁边。我们总是快速吃完便离开了，匆忙到令我心生歉意，因而我觉得，真正尊重这美好早餐的是那个老人。直到我们中午回来，他还坐在那个位子上，面前的盘子变成了报纸。

他这样过他的假期，日复一日，从早到晚，都坐在窗口看海、看报，偶尔和旅馆的服务员聊几句天。

他让我难以忘怀——多年后，我开始构想自己的晚年，常常想到蓝色海岸旅馆里的他。甚至，每逢我住进一个能提供卓越早餐的酒店，都会暗暗地将它添到心中的“未来清单”上：退休后，我想拎一只行李箱，在这些美好的酒店之间换着住，以此度过余生的“长假”。

作为一个热爱美食的人

当年努力学开车，就是为了可以自驾到泉州吃一碗面线糊，或者到漳州吃一碗烧仙草。不过，那个时期我还未想当一个厨师。到了欧洲，我发现厨师是一份与艺术家无异的职业，知名餐厅的大厨们无一例外地，都在烹饪上有高度的审美能力和独创性。有一次我在课上说，如果能重新选择专业，我想读法国蓝带学校（注：知名的烹饪学校），当一个厨师。教授打趣说：你恐怕晚了一步，一个真正的厨师一般需要在20岁之前入行。

作为一个热爱美食的人，在德国度过那些苦修般的日子，这件事确实考验了我的意志。但我意识到，当年对美食的压抑已悄悄变成了我的一种生活习惯：即使在能力范围内，我也常习惯于不必要的节约。因而我想做的，是渐渐地从这种过度的压抑中重新返回自身。

我要感谢浔阳江畔的那盘松子桂鱼，它成了我的“疗愈食物”：英国厨师杰米·奥利弗（Jamie Oliver）写过一本关于疗愈食物 (comfort food) 的书，他说，“疗愈食物”完全是主观的，它不仅关乎嗅觉、听觉和味觉，更关乎一道菜在某个特定时刻里，如何抚慰人心，牵动我们的思绪，这思绪不仅会引发旧时回忆，更能创造新的记忆，将愉悦的体验在心中传递下去。我对此深以为然：疗愈食物是具有魔力的，它不只是一道菜，而是这道菜对于个人的意义链条。

【编辑手记】到底是“松子”还是“松鼠”，“桂鱼”还是“鳜鱼”？我们搜了半天度娘，结果发现各种排列组合，啥都有。再和作者确认，答曰“餐厅就是这么写的，可能觉得桂鱼有什么吉祥的寓意吧”。

——挺好挺好，那我们也就不改了，反正马上就过年啦！

浔阳江畔的晚餐

前不久，我在浔阳江畔吃了一条松子桂鱼。

我在傍晚六点半踏上江堤步道，想怀古幽思白居易夜听琵琶吟的情景。夜幕正在落下，江风将一个嘶唱露天卡拉OK的男声吹得四处飘荡：“爱上你让我神魂颠倒，想你想得睡不着，忘记你我做不到……”大哥用破音唱出了痛彻心扉，强势地阻止了我对琵琶吟的努力怀古。江边的人们步伐缓缓，散步的散步，锻炼的锻炼，一旁的马路上车来车往。一年里走上街头不足五次的我，就像走进一场电影，仿佛看到擦肩而过的路人头顶上，不断飘落着绚烂的烟花。正当我要沉没在这红尘里的瞬间，脚下抵达了一座被夜景灯照得犹如仙境的楼阁，上面现出一块宁静的牌匾，写着四字：“南山在望。”

真是几个世界互相叠合，几步一组蒙太奇，一惊又一乍，一张又一弛，令我不知今夕何夕。几分钟后，我在一间古香古色的餐厅坐下，遇到了这一天中的主角：一盘精湛的松子桂鱼。厨师的刀工很了得，鱼肉被片得很均匀，裹着薄且均匀的淀粉，炸得颗颗分明，最后浇上的橙红芡汁也酸甜得恰恰好。我本想慢慢品尝，结果是忍不住一阵风卷残云，把鱼皮都吃得精光。真好吃！厨师真厉害！那一刻，所有的感叹都显得贫瘠，这条松子桂鱼的滋味，让我放弃了对形容词的空洞搜寻。

本想第二天再去吃一遍，想来想去，决定放弃，这盘鱼留给我的记忆太完美，我怕第二次造访破坏了这番体验。我已在大脑中定格了那时那刻的氛围，甚至包括打在白瓷盘上方的那束灯光。我真切地记得鱼肉如何在舌尖激活我的味蕾，大脑如何纷涌出愉快的心情……这盘鱼，对我算得上一次美食疗愈。

松子桂鱼定价198元，另一道清蒸鱼是68元。若是以前，我会选择68元那条，多年里，我的内心铸造了一种成为常态的自控机制，昂贵的食物通常不会是我的选择，无论它看起来多么诱人。可能古训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指的就是这种被内化得游刃有余的自我压抑。但这一天，我改变了主意，几乎是用了一种决心，点了这道更贵的菜——这个“决心”时刻，后来被我反复地思索。我得到的结论是：在浔阳江畔，我遇到了一个转变时刻。

我开始回溯，自己在美食上这种苦修般的压抑，是从何时发生的呢？恐怕要追忆到我在柏林读书的时候。

柏林，地铁站的面包

当时，中国经济正在实现弯道超车——我是在柏林生活了之后才发现这一点的。初来乍到，我在超市里自以为很正常地从钱包里取出一张五百欧元的钞票（在国内银行兑换的时候，银行给的全是这大面值现钞），收银员震惊了，她摸了纸钞良久，以一种遇到了非正常状况的神态，小跑着拿去让同事摸了一阵子，最后迟疑地决定将它作为真钞。后面排队的顾客们尽管沉默着，但都用复杂的眼神审视我这个“奇怪的”亚洲人。

这件事让我产生了心理阴影，我不喜欢被人关注，尤其在异国他乡。后来，德国同学告诉我，他们从未见过500欧元一张的钞票，因为平时，他们的钱包里一般只有十几欧元。于是，我学会了只使用面值不超过五十欧元的纸钞。

我就读的那所艺术大学，带着一种革命气质。我的同学们对政治高度敏感并有着强烈激情，他们关注全球的不平等现象，话语中常带着“难民”“战争”“劳工”之类的词汇。当然，他们完全是正确的，虽然这正确有时也显得咄咄逼人。

我们的课堂上常见这种情景：某个来自伊拉克的同学讲述他如何从家乡逃亡到欧洲，当了几年货车司机后考上了艺术大学，目前住在一节废弃的集装箱里；某个来自莫斯科的同学计划将他的回忆做成档案：他曾身无分文，在俄罗斯的火车上流浪了一个月，谈了两周恋爱，在下车前两人宣告分手。

我渐渐意识到，我们的学校里流淌着一种高尚和纯洁的贫困。当时的市长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柏林很穷，但是很性感。大家的评论是：这个市长在任期内没做什么事，但这句话很不错。

我在柏林学会的最大本领，大概就是克制与节约。穿一件价格不菲的外套去学校会让我在走进教学楼的时候心生羞愧，因为周遭的同学一般都穿得很“破旧”——他们能够把破与旧穿出朋克风与高级感，从而让自身骄傲的灵魂发出光彩。

有个上课的周末，因为食堂不开张，我和同学一起去街上吃午饭。我们一行五六人，有德国人、法国人、西班牙人、俄罗斯人和我这个中国人。

俄罗斯人提议吃越南米粉，大家一起走进了越南米粉店。米粉一碗6欧元起，法国人说：太贵了，我要去吃土耳其卷饼（注：3欧元）。西班牙人说：我也觉得太贵，我要去吃盒子面条（注：2欧元）。德国人说地铁站的面包只要1.5欧元。于是他们都走了，只有俄罗斯人和我留下来吃米粉。

但我震动于大家说“太贵了”时，对自己的贫穷是那么坦荡。我的变化就是这么一点一点发生的，慢慢开始和大家一样，不时带三明治当饭，平时喝教学楼对面便宜的速取咖啡而不是走进附近的咖啡馆（咖啡馆里除了贵，还要给服务生小费）。

我在柏林生活了六年，可以想象我最后变成什么样子。很多中国人都说，他们在欧洲的机场里会受到盘查，比如检查他们是否随身携带了过量的现金。但我从未被盘问过，因为我看起来就是一个穷学生。

我很感激那段生活，它让我习得了宝贵的能力：游刃有余地节约，也让我不再惧怕贫穷——因为我体验过如何贫穷地生活，并且发现，一个人一无所有，但依然快乐并保持创造力是可能的。

不过，这样的体验在另一种维度上，也构成了我对自身的过度压抑，比如，压抑了对美食的热爱。假如我当初选择到法国南部或者意大利南部去读书，恐怕体验的就是另一种生活：欧洲国家的南部，往往都比北部更热爱美食——有人认为南部人之所以更开朗，也和这个原因有关。

普罗旺斯-蓝色海岸，早餐

去柏林读书之前，我曾被法国南部的美食所震惊。

那是我第一次去欧洲，我们一行四人受邀到法国南部参加一场艺术展。深夜里在巴黎下了飞机，驱车前往普罗旺斯-蓝色海岸地区。车开了一整夜，天光发亮时拐了一个大弯，眼前出现了漫天霞光，霞光披照着透蓝的地中海。我们的旅馆在海边上，门口的马路对面就是海滩。

据说这是当地最好的旅馆，已有一百多年历史，它本身就是盛大的地中海日出与日落景观里的一部分。旅馆的主理人是一个法国中年女性，她爱上了我的长头发，每天早餐时，都走过来抚摸我的头发，一边发出久久的惊叹。酒店的一位阿拉伯服务生找到我，虔诚地让我给他写一个“龙”字，说要文在手臂上。事关重大，我认真地在他递来的白纸上画了个书法体。

我们的三餐由旅馆负责，于是，我遇到了美食的震惊。旅馆有广阔的露天餐厅，能够一边吃饭，一边在海风里看着波光粼粼的地中海。每天午餐和晚餐，旅馆会为我们端上各种各样的开胃酒、香槟和白葡萄酒，一道道前菜像艺术品一样被呈现，主菜大多是龙虾之类的海鲜，每一餐都不同，餐后甜点永无止境。

清晨，自助早餐摆满整个餐厅，种类多得超乎想象，我未见过的美丽水果、各种蛋糕、形态与颜色各异的面包，像巨幅的欧洲古典静物油画，从餐厅的右边墙启程，曲折、高调、层层叠叠又富有创意地摆到了左边墙，长达数十米。而且，早餐过后这些东西便被收拾起来，也就是说，旅馆每天都要创造一回早餐的摆设。

早餐厅里，我连续数天见到一位独自度假的老人，看起来八十多岁，走路已经不太方便了，他一成不变地坐在临窗一张小桌旁边。我们总是快速吃完便离开了，匆忙到令我心生歉意，因而我觉得，真正尊重这美好早餐的是那个老人。直到我们中午回来，他还坐在那个位子上，面前的盘子变成了报纸。

他这样过他的假期，日复一日，从早到晚，都坐在窗口看海、看报，偶尔和旅馆的服务员聊几句天。

他让我难以忘怀——多年后，我开始构想自己的晚年，常常想到蓝色海岸旅馆里的他。甚至，每逢我住进一个能提供卓越早餐的酒店，都会暗暗地将它添到心中的“未来清单”上：退休后，我想拎一只行李箱，在这些美好的酒店之间换着住，以此度过余生的“长假”。

作为一个热爱美食的人

当年努力学开车，就是为了可以自驾到泉州吃一碗面线糊，或者到漳州吃一碗烧仙草。不过，那个时期我还未想当一个厨师。到了欧洲，我发现厨师是一份与艺术家无异的职业，知名餐厅的大厨们无一例外地，都在烹饪上有高度的审美能力和独创性。有一次我在课上说，如果能重新选择专业，我想读法国蓝带学校（注：知名的烹饪学校），当一个厨师。教授打趣说：你恐怕晚了一步，一个真正的厨师一般需要在20岁之前入行。

作为一个热爱美食的人，在德国度过那些苦修般的日子，这件事确实考验了我的意志。但我意识到，当年对美食的压抑已悄悄变成了我的一种生活习惯：即使在能力范围内，我也常习惯于不必要的节约。因而我想做的，是渐渐地从这种过度的压抑中重新返回自身。

我要感谢浔阳江畔的那盘松子桂鱼，它成了我的“疗愈食物”：英国厨师杰米·奥利弗（Jamie Oliver）写过一本关于疗愈食物 (comfort food) 的书，他说，“疗愈食物”完全是主观的，它不仅关乎嗅觉、听觉和味觉，更关乎一道菜在某个特定时刻里，如何抚慰人心，牵动我们的思绪，这思绪不仅会引发旧时回忆，更能创造新的记忆，将愉悦的体验在心中传递下去。我对此深以为然：疗愈食物是具有魔力的，它不只是一道菜，而是这道菜对于个人的意义链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