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新强

贾平凹的长篇小说《河山传》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其中花了大量的篇幅去写“花房子”，这是为什么呢？罗山建设花房子是最为投入的事业，几乎把自己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这里，这里是他和兰总的大本营，也是他们的退路。而且，他要找一个既有能力又有忠心的人来进行管理。小说渲染花房子的精雕细琢以及罗山的用心用力，显然为他后续的悲剧结局做铺垫。他把心血洒在这里，自己却骤然离世，形成一种投入和回报的错位感。这种错位感，不禁让我们怀疑生存的意义。同时，通过对于贫富差距的书写，让我们再次思考财富究竟对人的命运有着怎样的改变？这种改变在某种意义上，还是一种暂时的外在的变化，从根本上其实仍然难以改变一个人的本质属性。

其一，忠于时代本相的写作。《河山传》从一则网络流言讲起，还原出流言的生成过程。作者通过讲流言的来龙去脉，最终证实了流言不是流言，而是真实的发生，倒推出了时代的真相。这样的结构方式使得作品有很强的新闻色彩。我们常说，新闻结束的地方，文学就开始了。小说中有大量的新闻事例作为故事发生的背景，但是作者并非想去重点表现新闻，而是通过新闻事件来写人生和人性。

黑煤窑、贪污腐败、敲诈勒索、秦岭别墅……这些新闻事件都曾是社会热点和舆论焦点。我们能够从这些新闻背景中看到九十年代城乡发展的不择手段以及利益引起的伦理变化，尤其是身处城乡结合部的底层人们的生存状态。这些琐事在小说中枝蔓丛生，尽显乱象。比如最典型的官商勾结现象，罗山遇到什么问题，都是洗河为他摆平。在这些情景下，恰恰是洗河这样的底层人才能解决问题、摆平乱象，文化人面对这些乱象与社会情状反倒束手无策。所以底层的生存状态，无法以我们的立场来表达。在这个层面上，《河山传》首先是一种忠于时代本相、忠于生活质地的写作。

并且《河山传》的时间跨度很长，几乎描写了整个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如果我们把它当成一个史料来解读，它也具有很强的真实性。或许其他渠道不会记载这样的事件，但是作家在小说中有意或无意地记录下来了。若干年后，或许后人能够通过这类作品来还原那个时代的人的生活。

其二，《河山传》中的三重对照关系。第一重关系是洗河和罗山。洗河身处社会底层，为生存而奋斗；罗山作为商界人物，钻营官商之道。他们二人互相成全，演绎着一组对照的命运。洗河有很灵活投机的一面，也有忠诚义气的一面。作者将这两种性格凝聚在一个人身上，也体现了人性的复杂与两极。人性正是大恶、大善、大忠、大奸。罗山也是一面不择手段，一面仁义慷慨。我们可以假设一下，洗河将来有可能发展成为另一个罗山，而罗山有可能就是从洗河这样的生存状态而来的。他们二人有一体两面性，逐渐合而为两面一体。小说结尾，罗山的儿子罗洋和洗河的女儿鸽子走到一起，成为了二人的延续。小说从流言开始生发，最终走出了这个流言。它不仅是在还原流言故事，也是在表现人性的两极与统一。它没有设置中间的过渡环节，因为过渡环节往往是我们的理想状态。

第二重关系是罗山和兰久奎。他们两个人都很复杂，有很多共性，如二人有勇有谋、善于经营官商之道、宽宏大量、善于用人。中国当代文学中塑造得好的商人形象是很少的，因为作家往往是不了解商业和商人的。但是《河山传》中对商人的塑造是很到位的，形成相辅相成的关系。

罗山在用人时讲究规矩，把有能力和忠诚作为两个必须兼备的品质。他说：“我要的是忠诚和能干，忠诚的庸才和能干而离心离德的都是祸害。”这样的人才非常稀少，洗河在罗山眼里就是这样一个德才兼备的人。既然如此，我们也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罗山和洗河能够走到一起去。

罗山这个人具有自发性和本能性。和他相比，兰久奎更具有一种自觉性和文化性。二者既有共性，也有差异。在郑副书记事件中，即使副书记落马，他们仍然兑现了承诺，没有落井下石，这很难得。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他们内心坚守着为人的底线，也经受住了人性的考验。

二者的另一个区别是，罗山追求的是稳中求进，兰久奎追求的是稳中求退。对罗山、兰久奎这样的人来说，前进很容易，后退很难，但是只有后退才能善终，急流勇退也是人生的一种哲学。我们总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但是没有人想做旁观者，大家都想入局。所以商人的形象是不好塑造的，《河山传》写出了商人的复杂性，很有文学价值。从文学性的角度上来讲，把握不了的人物形象反而更加成功。

第三重关系是花房子的生成与变迁和文丑良对时代的判断。这样既形成了两条线，这两条线又是相互依存的。《河山传》用几乎一半的篇幅去写花房子，作者极尽笔墨、细致入微的描写就是为了铺垫后续的变迁。按理说花房子建得很好，可以长久存在。但在建的过程中，人物就说了，花房子就是再好，也有“塌”的时候。这个“塌”指的不是建筑，而是建筑中的人的坍塌，一切都会物是人非。花房子是罗山的心血之作，也是官商之道的见证。但是它的结局让人感慨万千，也是人生命运无常的象征，终究是一场空。兰久奎将人生作为标点符号的比喻很有哲理，人生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总会有终结。这些问题都能给我们很多启发。

文丑良对时代的判断很敏锐并且很有意思，他说：“我们的时代已经天翻地覆。其中最大的变化，是城市和农村的堡垒打开，农民可以进城。虽然崖底村还不明显，进西安城打工的人不多，可在外地，大量的民工如潮水一般涌向了城市。农民进城，离开了土地，背井离乡，为的是讨好日子，城市由此扩张，扩张了又如一张血盆大口，一个城市在方圆数百里的大锅里，把资源、人才、资金、技术的一层油珠珠全尽吸去，城市不是了以前的城市，农村、农业、农民也已不是过去的农村、农业、农民。社会旧的平衡破坏，新的秩序还在混乱中形成。可以说，这是最好的时候，人人都可能出人头地，人人都可能发家暴富，……但也是最坏的时候，崇尚权力，追逐金钱，正邪难辨，好人或是坏人，坏人或是好人。”这段话让我想到莫言的《晚熟的人》。在《晚熟的人》中，莫言自己也分不清到底现在的农村社会成了什么样子，所以里面的人物也很难辨别好坏。正如一些专家对社会的分析，说社会中的很多人已经不“玩”了，不再参与社会生活，不参与社会中的任何一个领域了。这个群体秉持着一切都和我无关的理念，甚至不是奋斗或者躺平的差异。这是社会没有活力的表现，可能也是经济衰退的原因，长此以往非常可怕。

因此，面对着这个难以判断的时代，无论是我们，还是很多被冠以农村题材写作的高手，都不知道该为农村唱赞歌还是唱挽歌。历史总是在发生新的变革，但我们看到的是荒乱与暴力。就如花房子既是罗山的心血之作，又处在文丑良所批判的时代之中，二者互为注释。

其三，《河山传》的文学史的线索。从《保卫延安》《创业史》到《平凡的世界》《白鹿原》等，陕西作家有这样的传统，特别有历史的厚度和生活的底气。关于这一点，山东作家和陕西作家有着相似，从《铁道游击队》《苦菜花》到《古船》《红高粱家族》等，就很能说明问题。不同的文化主体产生了不同的文本，但是都有着贴近时代忧患民族的共性。

从贾平凹的个人创作来看，从文化的《废都》，到人性的《暂坐》，再到世情的《河山传》，这部小说的定位就是世情书写。贾平凹是一个写世情的高手，他的很多作品都关注这一类，大都有《金瓶梅》的影子在里面。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我们在理解《河山传》时，也可以参照这个角度进行思考。

从整体上看，这部小说通过反映世俗社会中的故事来表现变动不居的时代及其象征与隐喻。我们常说雅俗共赏，真正好的作品就是大雅和大俗，达到极端才能显得鲜明。如果处处中庸，四平八稳，也就失去了特色。人嘛，大忠大奸、大善大恶、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不成佛便成魔，往往如此才能理解人性深意。像兰久奎、罗山这样的人，他们的行为和选择已经不是个人的生存问题，而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试想一下，一个真正的商人在达到一定高度后，其财富就天然地已经不完全属于自己了。小说中还不时地流露出作者的很多思考，比如对“富与贵”、“药与病”的关系，“富了才想贵吗”“有了药才有那么多病么”“人生就是标点符号”等等，还有那首“半半诗”中的人生“半”的状态。作者借助世情的风格和世俗的故事，用比较客观而非主观抒情的叙述，来表达对生命的感悟。有时候，我们很难看出作者对人物的褒贬态度。

作家总是通过一定的方式进入时代，可能在记录的过程中融入自己的价值判断，也可能将自己的鲜明立场巧妙地隐含其间。《河山传》中的“花房子”就是最为集中的体现，仿佛承载着时代的和人生的某种答案。从动议、建设到居住，越是执着越是一场空；把生命投入其中的，终将虚掷了生命。那个“花房子”的缔造者罗山正在意气风发之时，竟然被一个不想活了的姓骆的跳楼女子正好砸死。“这实在是偶然，太巧合，却如计算了似的分秒不差，只能解释这是鬼使神差，是前世的孽障。”本来丰富多彩、轰轰烈烈，结果简单突然、毫无意义。

2024年3月7日

作者简介

丛新强，文学博士，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莫言与国际文学艺术研究中心主任，山东省作协张炜工作室特聘专家，兼任山东省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等。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的教学和科研，出版相关著作多部，主持国家级和省部级课题多项，获得泰山文艺奖、刘勰评论奖、万松浦文学奖等。

丛新强

贾平凹的长篇小说《河山传》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其中花了大量的篇幅去写“花房子”，这是为什么呢？罗山建设花房子是最为投入的事业，几乎把自己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这里，这里是他和兰总的大本营，也是他们的退路。而且，他要找一个既有能力又有忠心的人来进行管理。小说渲染花房子的精雕细琢以及罗山的用心用力，显然为他后续的悲剧结局做铺垫。他把心血洒在这里，自己却骤然离世，形成一种投入和回报的错位感。这种错位感，不禁让我们怀疑生存的意义。同时，通过对于贫富差距的书写，让我们再次思考财富究竟对人的命运有着怎样的改变？这种改变在某种意义上，还是一种暂时的外在的变化，从根本上其实仍然难以改变一个人的本质属性。

其一，忠于时代本相的写作。《河山传》从一则网络流言讲起，还原出流言的生成过程。作者通过讲流言的来龙去脉，最终证实了流言不是流言，而是真实的发生，倒推出了时代的真相。这样的结构方式使得作品有很强的新闻色彩。我们常说，新闻结束的地方，文学就开始了。小说中有大量的新闻事例作为故事发生的背景，但是作者并非想去重点表现新闻，而是通过新闻事件来写人生和人性。

黑煤窑、贪污腐败、敲诈勒索、秦岭别墅……这些新闻事件都曾是社会热点和舆论焦点。我们能够从这些新闻背景中看到九十年代城乡发展的不择手段以及利益引起的伦理变化，尤其是身处城乡结合部的底层人们的生存状态。这些琐事在小说中枝蔓丛生，尽显乱象。比如最典型的官商勾结现象，罗山遇到什么问题，都是洗河为他摆平。在这些情景下，恰恰是洗河这样的底层人才能解决问题、摆平乱象，文化人面对这些乱象与社会情状反倒束手无策。所以底层的生存状态，无法以我们的立场来表达。在这个层面上，《河山传》首先是一种忠于时代本相、忠于生活质地的写作。

并且《河山传》的时间跨度很长，几乎描写了整个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如果我们把它当成一个史料来解读，它也具有很强的真实性。或许其他渠道不会记载这样的事件，但是作家在小说中有意或无意地记录下来了。若干年后，或许后人能够通过这类作品来还原那个时代的人的生活。

其二，《河山传》中的三重对照关系。第一重关系是洗河和罗山。洗河身处社会底层，为生存而奋斗；罗山作为商界人物，钻营官商之道。他们二人互相成全，演绎着一组对照的命运。洗河有很灵活投机的一面，也有忠诚义气的一面。作者将这两种性格凝聚在一个人身上，也体现了人性的复杂与两极。人性正是大恶、大善、大忠、大奸。罗山也是一面不择手段，一面仁义慷慨。我们可以假设一下，洗河将来有可能发展成为另一个罗山，而罗山有可能就是从洗河这样的生存状态而来的。他们二人有一体两面性，逐渐合而为两面一体。小说结尾，罗山的儿子罗洋和洗河的女儿鸽子走到一起，成为了二人的延续。小说从流言开始生发，最终走出了这个流言。它不仅是在还原流言故事，也是在表现人性的两极与统一。它没有设置中间的过渡环节，因为过渡环节往往是我们的理想状态。

第二重关系是罗山和兰久奎。他们两个人都很复杂，有很多共性，如二人有勇有谋、善于经营官商之道、宽宏大量、善于用人。中国当代文学中塑造得好的商人形象是很少的，因为作家往往是不了解商业和商人的。但是《河山传》中对商人的塑造是很到位的，形成相辅相成的关系。

罗山在用人时讲究规矩，把有能力和忠诚作为两个必须兼备的品质。他说：“我要的是忠诚和能干，忠诚的庸才和能干而离心离德的都是祸害。”这样的人才非常稀少，洗河在罗山眼里就是这样一个德才兼备的人。既然如此，我们也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罗山和洗河能够走到一起去。

罗山这个人具有自发性和本能性。和他相比，兰久奎更具有一种自觉性和文化性。二者既有共性，也有差异。在郑副书记事件中，即使副书记落马，他们仍然兑现了承诺，没有落井下石，这很难得。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他们内心坚守着为人的底线，也经受住了人性的考验。

二者的另一个区别是，罗山追求的是稳中求进，兰久奎追求的是稳中求退。对罗山、兰久奎这样的人来说，前进很容易，后退很难，但是只有后退才能善终，急流勇退也是人生的一种哲学。我们总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但是没有人想做旁观者，大家都想入局。所以商人的形象是不好塑造的，《河山传》写出了商人的复杂性，很有文学价值。从文学性的角度上来讲，把握不了的人物形象反而更加成功。

第三重关系是花房子的生成与变迁和文丑良对时代的判断。这样既形成了两条线，这两条线又是相互依存的。《河山传》用几乎一半的篇幅去写花房子，作者极尽笔墨、细致入微的描写就是为了铺垫后续的变迁。按理说花房子建得很好，可以长久存在。但在建的过程中，人物就说了，花房子就是再好，也有“塌”的时候。这个“塌”指的不是建筑，而是建筑中的人的坍塌，一切都会物是人非。花房子是罗山的心血之作，也是官商之道的见证。但是它的结局让人感慨万千，也是人生命运无常的象征，终究是一场空。兰久奎将人生作为标点符号的比喻很有哲理，人生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总会有终结。这些问题都能给我们很多启发。

文丑良对时代的判断很敏锐并且很有意思，他说：“我们的时代已经天翻地覆。其中最大的变化，是城市和农村的堡垒打开，农民可以进城。虽然崖底村还不明显，进西安城打工的人不多，可在外地，大量的民工如潮水一般涌向了城市。农民进城，离开了土地，背井离乡，为的是讨好日子，城市由此扩张，扩张了又如一张血盆大口，一个城市在方圆数百里的大锅里，把资源、人才、资金、技术的一层油珠珠全尽吸去，城市不是了以前的城市，农村、农业、农民也已不是过去的农村、农业、农民。社会旧的平衡破坏，新的秩序还在混乱中形成。可以说，这是最好的时候，人人都可能出人头地，人人都可能发家暴富，……但也是最坏的时候，崇尚权力，追逐金钱，正邪难辨，好人或是坏人，坏人或是好人。”这段话让我想到莫言的《晚熟的人》。在《晚熟的人》中，莫言自己也分不清到底现在的农村社会成了什么样子，所以里面的人物也很难辨别好坏。正如一些专家对社会的分析，说社会中的很多人已经不“玩”了，不再参与社会生活，不参与社会中的任何一个领域了。这个群体秉持着一切都和我无关的理念，甚至不是奋斗或者躺平的差异。这是社会没有活力的表现，可能也是经济衰退的原因，长此以往非常可怕。

因此，面对着这个难以判断的时代，无论是我们，还是很多被冠以农村题材写作的高手，都不知道该为农村唱赞歌还是唱挽歌。历史总是在发生新的变革，但我们看到的是荒乱与暴力。就如花房子既是罗山的心血之作，又处在文丑良所批判的时代之中，二者互为注释。

其三，《河山传》的文学史的线索。从《保卫延安》《创业史》到《平凡的世界》《白鹿原》等，陕西作家有这样的传统，特别有历史的厚度和生活的底气。关于这一点，山东作家和陕西作家有着相似，从《铁道游击队》《苦菜花》到《古船》《红高粱家族》等，就很能说明问题。不同的文化主体产生了不同的文本，但是都有着贴近时代忧患民族的共性。

从贾平凹的个人创作来看，从文化的《废都》，到人性的《暂坐》，再到世情的《河山传》，这部小说的定位就是世情书写。贾平凹是一个写世情的高手，他的很多作品都关注这一类，大都有《金瓶梅》的影子在里面。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我们在理解《河山传》时，也可以参照这个角度进行思考。

从整体上看，这部小说通过反映世俗社会中的故事来表现变动不居的时代及其象征与隐喻。我们常说雅俗共赏，真正好的作品就是大雅和大俗，达到极端才能显得鲜明。如果处处中庸，四平八稳，也就失去了特色。人嘛，大忠大奸、大善大恶、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不成佛便成魔，往往如此才能理解人性深意。像兰久奎、罗山这样的人，他们的行为和选择已经不是个人的生存问题，而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试想一下，一个真正的商人在达到一定高度后，其财富就天然地已经不完全属于自己了。小说中还不时地流露出作者的很多思考，比如对“富与贵”、“药与病”的关系，“富了才想贵吗”“有了药才有那么多病么”“人生就是标点符号”等等，还有那首“半半诗”中的人生“半”的状态。作者借助世情的风格和世俗的故事，用比较客观而非主观抒情的叙述，来表达对生命的感悟。有时候，我们很难看出作者对人物的褒贬态度。

作家总是通过一定的方式进入时代，可能在记录的过程中融入自己的价值判断，也可能将自己的鲜明立场巧妙地隐含其间。《河山传》中的“花房子”就是最为集中的体现，仿佛承载着时代的和人生的某种答案。从动议、建设到居住，越是执着越是一场空；把生命投入其中的，终将虚掷了生命。那个“花房子”的缔造者罗山正在意气风发之时，竟然被一个不想活了的姓骆的跳楼女子正好砸死。“这实在是偶然，太巧合，却如计算了似的分秒不差，只能解释这是鬼使神差，是前世的孽障。”本来丰富多彩、轰轰烈烈，结果简单突然、毫无意义。

2024年3月7日

作者简介

丛新强，文学博士，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莫言与国际文学艺术研究中心主任，山东省作协张炜工作室特聘专家，兼任山东省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等。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的教学和科研，出版相关著作多部，主持国家级和省部级课题多项，获得泰山文艺奖、刘勰评论奖、万松浦文学奖等。

丛新强

贾平凹的长篇小说《河山传》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其中花了大量的篇幅去写“花房子”，这是为什么呢？罗山建设花房子是最为投入的事业，几乎把自己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这里，这里是他和兰总的大本营，也是他们的退路。而且，他要找一个既有能力又有忠心的人来进行管理。小说渲染花房子的精雕细琢以及罗山的用心用力，显然为他后续的悲剧结局做铺垫。他把心血洒在这里，自己却骤然离世，形成一种投入和回报的错位感。这种错位感，不禁让我们怀疑生存的意义。同时，通过对于贫富差距的书写，让我们再次思考财富究竟对人的命运有着怎样的改变？这种改变在某种意义上，还是一种暂时的外在的变化，从根本上其实仍然难以改变一个人的本质属性。

其一，忠于时代本相的写作。《河山传》从一则网络流言讲起，还原出流言的生成过程。作者通过讲流言的来龙去脉，最终证实了流言不是流言，而是真实的发生，倒推出了时代的真相。这样的结构方式使得作品有很强的新闻色彩。我们常说，新闻结束的地方，文学就开始了。小说中有大量的新闻事例作为故事发生的背景，但是作者并非想去重点表现新闻，而是通过新闻事件来写人生和人性。

黑煤窑、贪污腐败、敲诈勒索、秦岭别墅……这些新闻事件都曾是社会热点和舆论焦点。我们能够从这些新闻背景中看到九十年代城乡发展的不择手段以及利益引起的伦理变化，尤其是身处城乡结合部的底层人们的生存状态。这些琐事在小说中枝蔓丛生，尽显乱象。比如最典型的官商勾结现象，罗山遇到什么问题，都是洗河为他摆平。在这些情景下，恰恰是洗河这样的底层人才能解决问题、摆平乱象，文化人面对这些乱象与社会情状反倒束手无策。所以底层的生存状态，无法以我们的立场来表达。在这个层面上，《河山传》首先是一种忠于时代本相、忠于生活质地的写作。

并且《河山传》的时间跨度很长，几乎描写了整个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如果我们把它当成一个史料来解读，它也具有很强的真实性。或许其他渠道不会记载这样的事件，但是作家在小说中有意或无意地记录下来了。若干年后，或许后人能够通过这类作品来还原那个时代的人的生活。

其二，《河山传》中的三重对照关系。第一重关系是洗河和罗山。洗河身处社会底层，为生存而奋斗；罗山作为商界人物，钻营官商之道。他们二人互相成全，演绎着一组对照的命运。洗河有很灵活投机的一面，也有忠诚义气的一面。作者将这两种性格凝聚在一个人身上，也体现了人性的复杂与两极。人性正是大恶、大善、大忠、大奸。罗山也是一面不择手段，一面仁义慷慨。我们可以假设一下，洗河将来有可能发展成为另一个罗山，而罗山有可能就是从洗河这样的生存状态而来的。他们二人有一体两面性，逐渐合而为两面一体。小说结尾，罗山的儿子罗洋和洗河的女儿鸽子走到一起，成为了二人的延续。小说从流言开始生发，最终走出了这个流言。它不仅是在还原流言故事，也是在表现人性的两极与统一。它没有设置中间的过渡环节，因为过渡环节往往是我们的理想状态。

第二重关系是罗山和兰久奎。他们两个人都很复杂，有很多共性，如二人有勇有谋、善于经营官商之道、宽宏大量、善于用人。中国当代文学中塑造得好的商人形象是很少的，因为作家往往是不了解商业和商人的。但是《河山传》中对商人的塑造是很到位的，形成相辅相成的关系。

罗山在用人时讲究规矩，把有能力和忠诚作为两个必须兼备的品质。他说：“我要的是忠诚和能干，忠诚的庸才和能干而离心离德的都是祸害。”这样的人才非常稀少，洗河在罗山眼里就是这样一个德才兼备的人。既然如此，我们也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罗山和洗河能够走到一起去。

罗山这个人具有自发性和本能性。和他相比，兰久奎更具有一种自觉性和文化性。二者既有共性，也有差异。在郑副书记事件中，即使副书记落马，他们仍然兑现了承诺，没有落井下石，这很难得。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他们内心坚守着为人的底线，也经受住了人性的考验。

二者的另一个区别是，罗山追求的是稳中求进，兰久奎追求的是稳中求退。对罗山、兰久奎这样的人来说，前进很容易，后退很难，但是只有后退才能善终，急流勇退也是人生的一种哲学。我们总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但是没有人想做旁观者，大家都想入局。所以商人的形象是不好塑造的，《河山传》写出了商人的复杂性，很有文学价值。从文学性的角度上来讲，把握不了的人物形象反而更加成功。

第三重关系是花房子的生成与变迁和文丑良对时代的判断。这样既形成了两条线，这两条线又是相互依存的。《河山传》用几乎一半的篇幅去写花房子，作者极尽笔墨、细致入微的描写就是为了铺垫后续的变迁。按理说花房子建得很好，可以长久存在。但在建的过程中，人物就说了，花房子就是再好，也有“塌”的时候。这个“塌”指的不是建筑，而是建筑中的人的坍塌，一切都会物是人非。花房子是罗山的心血之作，也是官商之道的见证。但是它的结局让人感慨万千，也是人生命运无常的象征，终究是一场空。兰久奎将人生作为标点符号的比喻很有哲理，人生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总会有终结。这些问题都能给我们很多启发。

文丑良对时代的判断很敏锐并且很有意思，他说：“我们的时代已经天翻地覆。其中最大的变化，是城市和农村的堡垒打开，农民可以进城。虽然崖底村还不明显，进西安城打工的人不多，可在外地，大量的民工如潮水一般涌向了城市。农民进城，离开了土地，背井离乡，为的是讨好日子，城市由此扩张，扩张了又如一张血盆大口，一个城市在方圆数百里的大锅里，把资源、人才、资金、技术的一层油珠珠全尽吸去，城市不是了以前的城市，农村、农业、农民也已不是过去的农村、农业、农民。社会旧的平衡破坏，新的秩序还在混乱中形成。可以说，这是最好的时候，人人都可能出人头地，人人都可能发家暴富，……但也是最坏的时候，崇尚权力，追逐金钱，正邪难辨，好人或是坏人，坏人或是好人。”这段话让我想到莫言的《晚熟的人》。在《晚熟的人》中，莫言自己也分不清到底现在的农村社会成了什么样子，所以里面的人物也很难辨别好坏。正如一些专家对社会的分析，说社会中的很多人已经不“玩”了，不再参与社会生活，不参与社会中的任何一个领域了。这个群体秉持着一切都和我无关的理念，甚至不是奋斗或者躺平的差异。这是社会没有活力的表现，可能也是经济衰退的原因，长此以往非常可怕。

因此，面对着这个难以判断的时代，无论是我们，还是很多被冠以农村题材写作的高手，都不知道该为农村唱赞歌还是唱挽歌。历史总是在发生新的变革，但我们看到的是荒乱与暴力。就如花房子既是罗山的心血之作，又处在文丑良所批判的时代之中，二者互为注释。

其三，《河山传》的文学史的线索。从《保卫延安》《创业史》到《平凡的世界》《白鹿原》等，陕西作家有这样的传统，特别有历史的厚度和生活的底气。关于这一点，山东作家和陕西作家有着相似，从《铁道游击队》《苦菜花》到《古船》《红高粱家族》等，就很能说明问题。不同的文化主体产生了不同的文本，但是都有着贴近时代忧患民族的共性。

从贾平凹的个人创作来看，从文化的《废都》，到人性的《暂坐》，再到世情的《河山传》，这部小说的定位就是世情书写。贾平凹是一个写世情的高手，他的很多作品都关注这一类，大都有《金瓶梅》的影子在里面。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我们在理解《河山传》时，也可以参照这个角度进行思考。

从整体上看，这部小说通过反映世俗社会中的故事来表现变动不居的时代及其象征与隐喻。我们常说雅俗共赏，真正好的作品就是大雅和大俗，达到极端才能显得鲜明。如果处处中庸，四平八稳，也就失去了特色。人嘛，大忠大奸、大善大恶、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不成佛便成魔，往往如此才能理解人性深意。像兰久奎、罗山这样的人，他们的行为和选择已经不是个人的生存问题，而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试想一下，一个真正的商人在达到一定高度后，其财富就天然地已经不完全属于自己了。小说中还不时地流露出作者的很多思考，比如对“富与贵”、“药与病”的关系，“富了才想贵吗”“有了药才有那么多病么”“人生就是标点符号”等等，还有那首“半半诗”中的人生“半”的状态。作者借助世情的风格和世俗的故事，用比较客观而非主观抒情的叙述，来表达对生命的感悟。有时候，我们很难看出作者对人物的褒贬态度。

作家总是通过一定的方式进入时代，可能在记录的过程中融入自己的价值判断，也可能将自己的鲜明立场巧妙地隐含其间。《河山传》中的“花房子”就是最为集中的体现，仿佛承载着时代的和人生的某种答案。从动议、建设到居住，越是执着越是一场空；把生命投入其中的，终将虚掷了生命。那个“花房子”的缔造者罗山正在意气风发之时，竟然被一个不想活了的姓骆的跳楼女子正好砸死。“这实在是偶然，太巧合，却如计算了似的分秒不差，只能解释这是鬼使神差，是前世的孽障。”本来丰富多彩、轰轰烈烈，结果简单突然、毫无意义。

2024年3月7日

作者简介

丛新强，文学博士，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莫言与国际文学艺术研究中心主任，山东省作协张炜工作室特聘专家，兼任山东省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等。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的教学和科研，出版相关著作多部，主持国家级和省部级课题多项，获得泰山文艺奖、刘勰评论奖、万松浦文学奖等。

丛新强

贾平凹的长篇小说《河山传》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其中花了大量的篇幅去写“花房子”，这是为什么呢？罗山建设花房子是最为投入的事业，几乎把自己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这里，这里是他和兰总的大本营，也是他们的退路。而且，他要找一个既有能力又有忠心的人来进行管理。小说渲染花房子的精雕细琢以及罗山的用心用力，显然为他后续的悲剧结局做铺垫。他把心血洒在这里，自己却骤然离世，形成一种投入和回报的错位感。这种错位感，不禁让我们怀疑生存的意义。同时，通过对于贫富差距的书写，让我们再次思考财富究竟对人的命运有着怎样的改变？这种改变在某种意义上，还是一种暂时的外在的变化，从根本上其实仍然难以改变一个人的本质属性。

其一，忠于时代本相的写作。《河山传》从一则网络流言讲起，还原出流言的生成过程。作者通过讲流言的来龙去脉，最终证实了流言不是流言，而是真实的发生，倒推出了时代的真相。这样的结构方式使得作品有很强的新闻色彩。我们常说，新闻结束的地方，文学就开始了。小说中有大量的新闻事例作为故事发生的背景，但是作者并非想去重点表现新闻，而是通过新闻事件来写人生和人性。

黑煤窑、贪污腐败、敲诈勒索、秦岭别墅……这些新闻事件都曾是社会热点和舆论焦点。我们能够从这些新闻背景中看到九十年代城乡发展的不择手段以及利益引起的伦理变化，尤其是身处城乡结合部的底层人们的生存状态。这些琐事在小说中枝蔓丛生，尽显乱象。比如最典型的官商勾结现象，罗山遇到什么问题，都是洗河为他摆平。在这些情景下，恰恰是洗河这样的底层人才能解决问题、摆平乱象，文化人面对这些乱象与社会情状反倒束手无策。所以底层的生存状态，无法以我们的立场来表达。在这个层面上，《河山传》首先是一种忠于时代本相、忠于生活质地的写作。

并且《河山传》的时间跨度很长，几乎描写了整个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如果我们把它当成一个史料来解读，它也具有很强的真实性。或许其他渠道不会记载这样的事件，但是作家在小说中有意或无意地记录下来了。若干年后，或许后人能够通过这类作品来还原那个时代的人的生活。

其二，《河山传》中的三重对照关系。第一重关系是洗河和罗山。洗河身处社会底层，为生存而奋斗；罗山作为商界人物，钻营官商之道。他们二人互相成全，演绎着一组对照的命运。洗河有很灵活投机的一面，也有忠诚义气的一面。作者将这两种性格凝聚在一个人身上，也体现了人性的复杂与两极。人性正是大恶、大善、大忠、大奸。罗山也是一面不择手段，一面仁义慷慨。我们可以假设一下，洗河将来有可能发展成为另一个罗山，而罗山有可能就是从洗河这样的生存状态而来的。他们二人有一体两面性，逐渐合而为两面一体。小说结尾，罗山的儿子罗洋和洗河的女儿鸽子走到一起，成为了二人的延续。小说从流言开始生发，最终走出了这个流言。它不仅是在还原流言故事，也是在表现人性的两极与统一。它没有设置中间的过渡环节，因为过渡环节往往是我们的理想状态。

第二重关系是罗山和兰久奎。他们两个人都很复杂，有很多共性，如二人有勇有谋、善于经营官商之道、宽宏大量、善于用人。中国当代文学中塑造得好的商人形象是很少的，因为作家往往是不了解商业和商人的。但是《河山传》中对商人的塑造是很到位的，形成相辅相成的关系。

罗山在用人时讲究规矩，把有能力和忠诚作为两个必须兼备的品质。他说：“我要的是忠诚和能干，忠诚的庸才和能干而离心离德的都是祸害。”这样的人才非常稀少，洗河在罗山眼里就是这样一个德才兼备的人。既然如此，我们也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罗山和洗河能够走到一起去。

罗山这个人具有自发性和本能性。和他相比，兰久奎更具有一种自觉性和文化性。二者既有共性，也有差异。在郑副书记事件中，即使副书记落马，他们仍然兑现了承诺，没有落井下石，这很难得。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他们内心坚守着为人的底线，也经受住了人性的考验。

二者的另一个区别是，罗山追求的是稳中求进，兰久奎追求的是稳中求退。对罗山、兰久奎这样的人来说，前进很容易，后退很难，但是只有后退才能善终，急流勇退也是人生的一种哲学。我们总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但是没有人想做旁观者，大家都想入局。所以商人的形象是不好塑造的，《河山传》写出了商人的复杂性，很有文学价值。从文学性的角度上来讲，把握不了的人物形象反而更加成功。

第三重关系是花房子的生成与变迁和文丑良对时代的判断。这样既形成了两条线，这两条线又是相互依存的。《河山传》用几乎一半的篇幅去写花房子，作者极尽笔墨、细致入微的描写就是为了铺垫后续的变迁。按理说花房子建得很好，可以长久存在。但在建的过程中，人物就说了，花房子就是再好，也有“塌”的时候。这个“塌”指的不是建筑，而是建筑中的人的坍塌，一切都会物是人非。花房子是罗山的心血之作，也是官商之道的见证。但是它的结局让人感慨万千，也是人生命运无常的象征，终究是一场空。兰久奎将人生作为标点符号的比喻很有哲理，人生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总会有终结。这些问题都能给我们很多启发。

文丑良对时代的判断很敏锐并且很有意思，他说：“我们的时代已经天翻地覆。其中最大的变化，是城市和农村的堡垒打开，农民可以进城。虽然崖底村还不明显，进西安城打工的人不多，可在外地，大量的民工如潮水一般涌向了城市。农民进城，离开了土地，背井离乡，为的是讨好日子，城市由此扩张，扩张了又如一张血盆大口，一个城市在方圆数百里的大锅里，把资源、人才、资金、技术的一层油珠珠全尽吸去，城市不是了以前的城市，农村、农业、农民也已不是过去的农村、农业、农民。社会旧的平衡破坏，新的秩序还在混乱中形成。可以说，这是最好的时候，人人都可能出人头地，人人都可能发家暴富，……但也是最坏的时候，崇尚权力，追逐金钱，正邪难辨，好人或是坏人，坏人或是好人。”这段话让我想到莫言的《晚熟的人》。在《晚熟的人》中，莫言自己也分不清到底现在的农村社会成了什么样子，所以里面的人物也很难辨别好坏。正如一些专家对社会的分析，说社会中的很多人已经不“玩”了，不再参与社会生活，不参与社会中的任何一个领域了。这个群体秉持着一切都和我无关的理念，甚至不是奋斗或者躺平的差异。这是社会没有活力的表现，可能也是经济衰退的原因，长此以往非常可怕。

因此，面对着这个难以判断的时代，无论是我们，还是很多被冠以农村题材写作的高手，都不知道该为农村唱赞歌还是唱挽歌。历史总是在发生新的变革，但我们看到的是荒乱与暴力。就如花房子既是罗山的心血之作，又处在文丑良所批判的时代之中，二者互为注释。

其三，《河山传》的文学史的线索。从《保卫延安》《创业史》到《平凡的世界》《白鹿原》等，陕西作家有这样的传统，特别有历史的厚度和生活的底气。关于这一点，山东作家和陕西作家有着相似，从《铁道游击队》《苦菜花》到《古船》《红高粱家族》等，就很能说明问题。不同的文化主体产生了不同的文本，但是都有着贴近时代忧患民族的共性。

从贾平凹的个人创作来看，从文化的《废都》，到人性的《暂坐》，再到世情的《河山传》，这部小说的定位就是世情书写。贾平凹是一个写世情的高手，他的很多作品都关注这一类，大都有《金瓶梅》的影子在里面。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我们在理解《河山传》时，也可以参照这个角度进行思考。

从整体上看，这部小说通过反映世俗社会中的故事来表现变动不居的时代及其象征与隐喻。我们常说雅俗共赏，真正好的作品就是大雅和大俗，达到极端才能显得鲜明。如果处处中庸，四平八稳，也就失去了特色。人嘛，大忠大奸、大善大恶、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不成佛便成魔，往往如此才能理解人性深意。像兰久奎、罗山这样的人，他们的行为和选择已经不是个人的生存问题，而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试想一下，一个真正的商人在达到一定高度后，其财富就天然地已经不完全属于自己了。小说中还不时地流露出作者的很多思考，比如对“富与贵”、“药与病”的关系，“富了才想贵吗”“有了药才有那么多病么”“人生就是标点符号”等等，还有那首“半半诗”中的人生“半”的状态。作者借助世情的风格和世俗的故事，用比较客观而非主观抒情的叙述，来表达对生命的感悟。有时候，我们很难看出作者对人物的褒贬态度。

作家总是通过一定的方式进入时代，可能在记录的过程中融入自己的价值判断，也可能将自己的鲜明立场巧妙地隐含其间。《河山传》中的“花房子”就是最为集中的体现，仿佛承载着时代的和人生的某种答案。从动议、建设到居住，越是执着越是一场空；把生命投入其中的，终将虚掷了生命。那个“花房子”的缔造者罗山正在意气风发之时，竟然被一个不想活了的姓骆的跳楼女子正好砸死。“这实在是偶然，太巧合，却如计算了似的分秒不差，只能解释这是鬼使神差，是前世的孽障。”本来丰富多彩、轰轰烈烈，结果简单突然、毫无意义。

2024年3月7日

作者简介

丛新强，文学博士，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莫言与国际文学艺术研究中心主任，山东省作协张炜工作室特聘专家，兼任山东省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等。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的教学和科研，出版相关著作多部，主持国家级和省部级课题多项，获得泰山文艺奖、刘勰评论奖、万松浦文学奖等。

丛新强

贾平凹的长篇小说《河山传》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其中花了大量的篇幅去写“花房子”，这是为什么呢？罗山建设花房子是最为投入的事业，几乎把自己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这里，这里是他和兰总的大本营，也是他们的退路。而且，他要找一个既有能力又有忠心的人来进行管理。小说渲染花房子的精雕细琢以及罗山的用心用力，显然为他后续的悲剧结局做铺垫。他把心血洒在这里，自己却骤然离世，形成一种投入和回报的错位感。这种错位感，不禁让我们怀疑生存的意义。同时，通过对于贫富差距的书写，让我们再次思考财富究竟对人的命运有着怎样的改变？这种改变在某种意义上，还是一种暂时的外在的变化，从根本上其实仍然难以改变一个人的本质属性。

其一，忠于时代本相的写作。《河山传》从一则网络流言讲起，还原出流言的生成过程。作者通过讲流言的来龙去脉，最终证实了流言不是流言，而是真实的发生，倒推出了时代的真相。这样的结构方式使得作品有很强的新闻色彩。我们常说，新闻结束的地方，文学就开始了。小说中有大量的新闻事例作为故事发生的背景，但是作者并非想去重点表现新闻，而是通过新闻事件来写人生和人性。

黑煤窑、贪污腐败、敲诈勒索、秦岭别墅……这些新闻事件都曾是社会热点和舆论焦点。我们能够从这些新闻背景中看到九十年代城乡发展的不择手段以及利益引起的伦理变化，尤其是身处城乡结合部的底层人们的生存状态。这些琐事在小说中枝蔓丛生，尽显乱象。比如最典型的官商勾结现象，罗山遇到什么问题，都是洗河为他摆平。在这些情景下，恰恰是洗河这样的底层人才能解决问题、摆平乱象，文化人面对这些乱象与社会情状反倒束手无策。所以底层的生存状态，无法以我们的立场来表达。在这个层面上，《河山传》首先是一种忠于时代本相、忠于生活质地的写作。

并且《河山传》的时间跨度很长，几乎描写了整个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如果我们把它当成一个史料来解读，它也具有很强的真实性。或许其他渠道不会记载这样的事件，但是作家在小说中有意或无意地记录下来了。若干年后，或许后人能够通过这类作品来还原那个时代的人的生活。

其二，《河山传》中的三重对照关系。第一重关系是洗河和罗山。洗河身处社会底层，为生存而奋斗；罗山作为商界人物，钻营官商之道。他们二人互相成全，演绎着一组对照的命运。洗河有很灵活投机的一面，也有忠诚义气的一面。作者将这两种性格凝聚在一个人身上，也体现了人性的复杂与两极。人性正是大恶、大善、大忠、大奸。罗山也是一面不择手段，一面仁义慷慨。我们可以假设一下，洗河将来有可能发展成为另一个罗山，而罗山有可能就是从洗河这样的生存状态而来的。他们二人有一体两面性，逐渐合而为两面一体。小说结尾，罗山的儿子罗洋和洗河的女儿鸽子走到一起，成为了二人的延续。小说从流言开始生发，最终走出了这个流言。它不仅是在还原流言故事，也是在表现人性的两极与统一。它没有设置中间的过渡环节，因为过渡环节往往是我们的理想状态。

第二重关系是罗山和兰久奎。他们两个人都很复杂，有很多共性，如二人有勇有谋、善于经营官商之道、宽宏大量、善于用人。中国当代文学中塑造得好的商人形象是很少的，因为作家往往是不了解商业和商人的。但是《河山传》中对商人的塑造是很到位的，形成相辅相成的关系。

罗山在用人时讲究规矩，把有能力和忠诚作为两个必须兼备的品质。他说：“我要的是忠诚和能干，忠诚的庸才和能干而离心离德的都是祸害。”这样的人才非常稀少，洗河在罗山眼里就是这样一个德才兼备的人。既然如此，我们也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罗山和洗河能够走到一起去。

罗山这个人具有自发性和本能性。和他相比，兰久奎更具有一种自觉性和文化性。二者既有共性，也有差异。在郑副书记事件中，即使副书记落马，他们仍然兑现了承诺，没有落井下石，这很难得。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他们内心坚守着为人的底线，也经受住了人性的考验。

二者的另一个区别是，罗山追求的是稳中求进，兰久奎追求的是稳中求退。对罗山、兰久奎这样的人来说，前进很容易，后退很难，但是只有后退才能善终，急流勇退也是人生的一种哲学。我们总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但是没有人想做旁观者，大家都想入局。所以商人的形象是不好塑造的，《河山传》写出了商人的复杂性，很有文学价值。从文学性的角度上来讲，把握不了的人物形象反而更加成功。

第三重关系是花房子的生成与变迁和文丑良对时代的判断。这样既形成了两条线，这两条线又是相互依存的。《河山传》用几乎一半的篇幅去写花房子，作者极尽笔墨、细致入微的描写就是为了铺垫后续的变迁。按理说花房子建得很好，可以长久存在。但在建的过程中，人物就说了，花房子就是再好，也有“塌”的时候。这个“塌”指的不是建筑，而是建筑中的人的坍塌，一切都会物是人非。花房子是罗山的心血之作，也是官商之道的见证。但是它的结局让人感慨万千，也是人生命运无常的象征，终究是一场空。兰久奎将人生作为标点符号的比喻很有哲理，人生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总会有终结。这些问题都能给我们很多启发。

文丑良对时代的判断很敏锐并且很有意思，他说：“我们的时代已经天翻地覆。其中最大的变化，是城市和农村的堡垒打开，农民可以进城。虽然崖底村还不明显，进西安城打工的人不多，可在外地，大量的民工如潮水一般涌向了城市。农民进城，离开了土地，背井离乡，为的是讨好日子，城市由此扩张，扩张了又如一张血盆大口，一个城市在方圆数百里的大锅里，把资源、人才、资金、技术的一层油珠珠全尽吸去，城市不是了以前的城市，农村、农业、农民也已不是过去的农村、农业、农民。社会旧的平衡破坏，新的秩序还在混乱中形成。可以说，这是最好的时候，人人都可能出人头地，人人都可能发家暴富，……但也是最坏的时候，崇尚权力，追逐金钱，正邪难辨，好人或是坏人，坏人或是好人。”这段话让我想到莫言的《晚熟的人》。在《晚熟的人》中，莫言自己也分不清到底现在的农村社会成了什么样子，所以里面的人物也很难辨别好坏。正如一些专家对社会的分析，说社会中的很多人已经不“玩”了，不再参与社会生活，不参与社会中的任何一个领域了。这个群体秉持着一切都和我无关的理念，甚至不是奋斗或者躺平的差异。这是社会没有活力的表现，可能也是经济衰退的原因，长此以往非常可怕。

因此，面对着这个难以判断的时代，无论是我们，还是很多被冠以农村题材写作的高手，都不知道该为农村唱赞歌还是唱挽歌。历史总是在发生新的变革，但我们看到的是荒乱与暴力。就如花房子既是罗山的心血之作，又处在文丑良所批判的时代之中，二者互为注释。

其三，《河山传》的文学史的线索。从《保卫延安》《创业史》到《平凡的世界》《白鹿原》等，陕西作家有这样的传统，特别有历史的厚度和生活的底气。关于这一点，山东作家和陕西作家有着相似，从《铁道游击队》《苦菜花》到《古船》《红高粱家族》等，就很能说明问题。不同的文化主体产生了不同的文本，但是都有着贴近时代忧患民族的共性。

从贾平凹的个人创作来看，从文化的《废都》，到人性的《暂坐》，再到世情的《河山传》，这部小说的定位就是世情书写。贾平凹是一个写世情的高手，他的很多作品都关注这一类，大都有《金瓶梅》的影子在里面。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我们在理解《河山传》时，也可以参照这个角度进行思考。

从整体上看，这部小说通过反映世俗社会中的故事来表现变动不居的时代及其象征与隐喻。我们常说雅俗共赏，真正好的作品就是大雅和大俗，达到极端才能显得鲜明。如果处处中庸，四平八稳，也就失去了特色。人嘛，大忠大奸、大善大恶、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不成佛便成魔，往往如此才能理解人性深意。像兰久奎、罗山这样的人，他们的行为和选择已经不是个人的生存问题，而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试想一下，一个真正的商人在达到一定高度后，其财富就天然地已经不完全属于自己了。小说中还不时地流露出作者的很多思考，比如对“富与贵”、“药与病”的关系，“富了才想贵吗”“有了药才有那么多病么”“人生就是标点符号”等等，还有那首“半半诗”中的人生“半”的状态。作者借助世情的风格和世俗的故事，用比较客观而非主观抒情的叙述，来表达对生命的感悟。有时候，我们很难看出作者对人物的褒贬态度。

作家总是通过一定的方式进入时代，可能在记录的过程中融入自己的价值判断，也可能将自己的鲜明立场巧妙地隐含其间。《河山传》中的“花房子”就是最为集中的体现，仿佛承载着时代的和人生的某种答案。从动议、建设到居住，越是执着越是一场空；把生命投入其中的，终将虚掷了生命。那个“花房子”的缔造者罗山正在意气风发之时，竟然被一个不想活了的姓骆的跳楼女子正好砸死。“这实在是偶然，太巧合，却如计算了似的分秒不差，只能解释这是鬼使神差，是前世的孽障。”本来丰富多彩、轰轰烈烈，结果简单突然、毫无意义。

2024年3月7日

作者简介

丛新强，文学博士，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莫言与国际文学艺术研究中心主任，山东省作协张炜工作室特聘专家，兼任山东省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等。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的教学和科研，出版相关著作多部，主持国家级和省部级课题多项，获得泰山文艺奖、刘勰评论奖、万松浦文学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