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另一个时代：文物还没有被围栏圈起，人甚至能与佛像共处一室。一张一百多年前的老照片显示，一个老头牵着一个小孩就住在云冈石窟内。

住进去的人与如今排队参观的人，中间横亘着一百年。一百年里，看石窟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但《千年一窟看云冈》作者王凯觉得，只要还有人愿意驻足，这些石窟背后的人和事，就没有随时间流走。

重现云冈之美

2010年左右，王凯第一次以游客身份踏入武州山麓。仰头望见云冈石窟的那一刻，脑子里只剩下一个词：震撼。此后十多年间，他总共去了七八次。每次都能有新的发现，仿佛石头自己也在生长。

写《千年一窟看云冈》之前，王凯已经从事艺术行业二十多年。他曾花七年时间系统梳理了从犍陀罗到中国北朝晚期的佛造像演变脉络，时间跨度长达一千年。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看过他的书说，“给人以美的享受。”

“真容巨壮，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烟寺相望”，这是1500多年前郦道元陪伴孝文帝巡游武州山石窟后，记载在《水经注》中的文字。武州山石窟就是今天的云冈石窟。公元5世纪，拓跋焘结束了五胡十六国分裂局面，统一北方，开启南北朝时期。北魏建国后，西来佛教逐渐成为皇家信仰。在北凉高僧昙曜主持下，一项规模宏大的国家工程开始营建，云冈石窟由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座由皇家开凿的大型佛教石窟寺。

中国佛教美术考古的奠基人宿白先生曾提出“云冈模式”，云冈石窟是新疆以东最早出现的大型石窟群，又是北魏皇室集中全国技艺和人力、物力所兴造。“东自辽宁义县万佛堂石窟，西迄陕、甘、宁各地的北魏石窟，无不有云冈模式的踪迹，甚至远处河西走廊西段、开窟历史早于云冈的敦煌莫高窟亦不例外。”

作为中国三大皇家石窟之首，云冈太重要了，“是整个中国石窟艺术脉络的重要节点。”可在公众认知里，云冈好像一直不如敦煌、龙门出名。敦煌有九色鹿、飞天，有常书鸿、樊锦诗；龙门有卢舍那大佛，有书法龙门二十品、武则天。云冈呢？似乎也有，但并不出圈。

市面上关于云冈的读物两头重、中间轻。一头是学术著作，晦涩难懂，或是大型画册，动辄几十本，又沉又贵；一头是百度百科式的旅游丛书，蜻蜓点水，不够深入。能让普通人看懂、又能讲出北魏那段波澜壮阔历史的书，几乎没有。王凯想，“只用一本书，展现云冈石窟1600年美的史诗。”

这一写，就是四年。

他的搭档是摄影师杨超。2013年云冈研究院启动数字化工程，杨超作为官方邀请的摄影师，对石窟进行无死角的拍摄记录。云冈夏天不算太热，但冬天零下20度的严寒让哈苏相机罢工歇业。每天进窟前，杨超除了检查设备，还要准备一瓶烈酒御寒。就这样整整三年，他拉着沉重器材频繁往返于北京与大同，拍了差不多20万张图片。

王凯整理这些照片的时候惊呆了，打开层层嵌套的文件夹，按窟号、壁面、层数分类，“光打开那些文件夹都要好久，手都点麻了。”

如今云冈旅游火爆，石窟内人潮汹涌，很多洞窟因修复关闭，这样大规模近距离的拍摄几乎无法复刻。书里选了400张照片。从20万张里挑400张，“舍得是一件特别反人性的事”，王凯和杨超只能一遍遍删，一遍遍做取舍。

在整理照片的过程中，王凯也有意外的发现，比如一张第18窟窟内的照片，和1920年德国摄影师库尔特·沃尔夫·维拉格拍摄的角度几乎完全一样。那张老照片里，有个老头牵着一个小孩，在窟内住宿。通过两张照片对比，能看见历史变迁，看见文物在不同时代的状态。王凯觉得奇妙无穷，“那些冰冷的石头，忽然就和一百年前的人发生了关系。”

从动笔之初，王凯就想用手绘插画的形式为云冈石窟绘制一幅全景图。直到真正着手时，才发现远比设想艰巨。他搜集了从有影像记录开始120多年来，能找到的绝大部分有关云冈的影像资料作为绘图参考。但部分区域的照片与现在的窟区比变化太大，不能反映目前的景观；有的图像拍摄角度过于仰视，无法用平视的角度描绘；有的洞窟加盖了木构窟檐，窟体已被完全覆盖……为了能尽量客观真实地呈现，绘制每一个洞窟时，王凯都要和插画团队多次分析影像，确定方案后才动笔。绘制中不断比对、讨论、修改。当有的细节无法判定时，他们甚至从北京驱车赶往大同，实地拍摄测量。也多次因图片尺寸过大导致电脑宕机、系统崩溃，甚至图片丢失、从头再来。

就这样，从构思到收笔，这幅全景图耗费了一年半，最终长达4米。它完整描绘了东西绵延1千米、包含45个主要洞窟的云冈胜境——“真容巨壮，世法所希”。

写书的四年，王凯的生活挺单调。别人聚会吃饭，他在电脑前码字，或者查阅资料，“痛并快乐着。”他需要研读大量史料，像福尔摩斯一样抽丝剥茧。每一个洞窟，每一尊雕塑，背后都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经济、社会背景。他不想只解释这根线为什么这么刻，那个衣纹为什么那样飘。

他想知道的是，1600年前，那些胡人、汉人、僧人、贵胄、西域工匠，在武州山的崖壁上凿出这些洞窟时，他们在想什么。

黄河边的种子

王凯生在黄河上游的兰州，他笑称自己是“兰州拉面”人。站在兰州的中山桥上往南北望，能直观感受到什么叫两山夹一河——南侧皋兰山，北侧白塔山，黄河从中间穿城而过。而他脚下这座城，古时候叫金城，扼控着河西走廊的入口，是通往西域的咽喉。金城寓意“金城汤池”，希望城墙像铜铸铁造，护城河像滚水奔流，牢不可破。清末谭嗣同经过此地时曾写下两句诗：“金城置郡几星霜？汉代穷兵拓战场。”

从金城往西北走，两个来钟头就能到乌鞘岭，那是祁连山东端的余脉，河西门户。过了这道门，就是武威、张掖、酒泉、敦煌，一条细细的孔道，通往西域。

王凯从小就喜欢写字、画画。写字得选内容，那时候不兴写现代人的感受，他抄诗词，一笔一画地抄。32年前，还是中学生的他买了一本《唐诗鉴赏词典》，那时候没什么钱，这本书算得上书架中的奢侈品。最近两年他又翻出来，以乌龟爬行的速度每天用毛笔抄写几首，竟将这本一千七百多页的辞书抄完了。

现在回头看，他觉得那是种下了一颗种子。

王凯后来出国念书，学的并不是艺术。回国到北京后进了油画学会的《油画艺术报》做编辑，之后做杂志主编，做展览策划，管理艺术基金，运营美术馆，再到近几年做学术研究、写书。艺术是人类文明皇冠上的那颗宝珠。去博物馆看到的那些东西，不管是古代的、现代的，拉长了时间看，都是艺术品。做这行虽然不怎么挣钱，但能接触到有意思、有深度的人——那些艺术家和学者，他们身上的光芒，有吸引力。

2016年，王凯担任首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博会的主策展人，从小听着丝路故事长大的他，站在展厅里，面对多国政要讲解那些艺术与历史。他忽然意识到，“自己骨子里有丝路的基因”。尽管儿时不曾想过，后来竟走上这条路，“可能是冥冥之中的事儿”。

丝绸之路在兰州留下的不只是故事。魏晋至隋唐时期，兰州是粟特人商团的聚落，他们从敦煌到金城，销售大麻纺织品、毛毡，把当地产的麝香和丝绸西运至撒马尔罕。据说玄奘西行取经，也曾从这里渡过黄河。一千多年里，无数人从这座渡口出发，走向河西走廊，走向西域，走向他们不知道的远方。

很多年后，当王凯开始写丝绸之路上的石窟，写云冈，他才意识到，自己其实一直没走出过那条河。

“千年一窟” 无尽风华

在五胡十六国的历史中，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与迁都洛阳，是中学课本里都会提及的大事。它被定义为一场长达百年的民族融合，意义深远。但从权力格局去看，原因不止于此。

云冈石窟的营建跨越六十多年，分为三期。第一期是著名的“昙曜五窟”，各自独立。到了中期，突然涌现出大量“双窟”——第5、6窟，第7、8窟，第9、10窟，皆成对开凿。

王凯发现，这与北魏宫廷的权力格局息息相关。孝文帝即位时年幼，祖母冯太后临朝称制，权势达到顶峰。太和五年，孝文帝与冯太后出巡中山（今河北定州），敕建五重塔。20世纪60年代，考古人员从塔基下出土的舍利石函上，发现了一段刻着“二圣”的铭文。这意味着在国家层面，冯太后已被正式承认为与孝文帝并列的最高统治者。

“二圣”的出现直接左右了云冈营建。开窟的人犯了难：既要为皇上祈福，又要为太后铭功。然而佛陀在教义中是具有排他性的——释迦牟尼出生时，步步生莲，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可这时候，却需要“唯二”的出现。

为皇家服务的高僧们翻遍佛经，终于在《妙法莲华经》中找到一个故事：多宝佛曾发下大愿，待他灭度后，凡有宣讲《法华经》之处，必有一座宝塔从地中涌出，以证此经真实不虚。一次法华会上，释迦牟尼正在说法，七宝塔果然从地心涌出，多宝佛于塔中端坐，并分半座与释迦牟尼，二佛并坐说法。

这为“二圣”的统治格局提供了宗教上的理论依据。于是，云冈中期洞窟中，“二佛并坐”的造像大量涌现。据王凯粗略统计，在第1至15窟中，便出现了74处之多。

“如果我们不了解这段政治，去石窟看一眼就过去了，只觉得这地方雕了一个佛，那地方雕了两个佛而已。”王凯说，“作为皇家石窟，这些都不是凭空而来，随意雕凿的。”

迁都洛阳也是如此。孝文帝能够在冯太后去世后，迅速作出这个孤注一掷的决定，除了意欲统一中国，继续深化汉化改革以外，也与他个人的情绪有着莫大干系。孝文帝亲政后，冯太后经营数十年的政治集团势力依然强大，处处掣肘。“而他为了尽快摆脱这种压抑、掣肘的氛围，才迫不及待地作出迁都的决定。”

从山西平城迁都河南洛阳，一千四百里的路途，不仅有崎岖的山岭和未卜的前程，也一路播撒了“云冈模式”的种子。南涅水石刻、巩义大力山石窟、偃师水泉石窟……都能隐约窥见云冈的影子。那是权力的余波，也是艺术的流变。

石窟路上的守望

在石窟寺田野考察的路上，王凯常被两样东西动容：古代工匠创造的辉煌艺术、那些用一生守护这些艺术的普通人。

2023年，他在洛阳偃师水泉石窟遇到了76岁的师长捷。老人是土生土长的水泉村人，1978年起义务守护石窟，46年没拿过一分钱工资。20世纪90年代石窟两次被盗凿佛头，他养狗看护，发现盗贼对付狗比对付人还有经验。媒体报道后，文物部门拨了两千块钱，他用来焊了个铁栅栏，把石窟锁起来，有人参观再开门。王凯去的那天，龙门石窟有几万人游览，而来水泉村的，他们只是第二拨游客。

此前，文保所为奖励老人看护石窟决定每月补助他400元，但已经8个月没发过了。这些一点没影响他对石窟的激情讲解和细心看护。老人说儿孙都很好，但各有各的事，估计没有人来接他的班——他应该是水泉村最后一位石窟守护人了。

像师长捷这样的守窟人不在少数。川渝的安岳、大足石窟群，就有很多类似的无名守护人。他们生于斯长于斯，游客眼中的景点对他们来说是童年的处所、日常的生活、融进血脉的记忆，是奋力护卫的“亲人”。这样的守窟人，一代接着一代，守护了1600年。

1932年，曾将龙门石窟《文昭皇后礼佛图》碎片整理运输至美国的劳伦斯·史克曼来到山西大同，想看看能否买到一些云冈石窟的佛像雕塑或残件。但因云冈村村民已自发对古迹严加守卫，盗凿之事鲜有发生，史克曼百般搜求，也只得到了一枚陶眼。正因如此，云冈石窟成为那个动荡年代里，相较于龙门、响堂山、天龙山等石窟被保护得较好的北朝石窟群。这枚陶眼，之后也成为回归云冈的第一件流失海外的文物。

这些人，这些石头，这些故事，都在告诉王凯：他正在走的这条路，有人已经走了一辈子。

如今，这条路正被更多人看见。今年春节期间，云冈石窟因游客爆满连续多日限流，年轻人打卡看展成了标配。但王凯也在思考，“参观古迹的人中，有多少是为了文物本身，又有多少是为了拍照发朋友圈？”毋庸置疑的是，文化和艺术正在变成年轻人的“社交资本”，这在古代是阶层象征，在民国是教育资本，而今天变成了社交平台上的审美标签。

“文化的繁盛当然是好事，”他想，“当文化进入生活之后，是否还能保持一定的深度？还是仅仅停留在表面？”

这也是他下一本书的初衷，写丝绸之路上的人，丝绸之路不仅是书本中金光灿灿的商道，更是一条充满艰辛的苦难与信仰之路。东晋高僧法显西行取经途经敦煌时曾写，“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及望目，唯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耳。”玄奘也在《大唐西域记》里记载，走到莫贺延碛，“四夜五日无一滴沾喉，口腹干焦，几将殒绝。”王凯想从微观史的视角呈现这条拥有两千年悲怆历史的信仰之路，这些具体的人，有中国的，有波斯的，也有中亚、西亚的，还有欧洲的。“真实的丝绸之路，是一片望不到尽头、被季风和流沙统治的荒原。在荒原上行走的，是一个个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

那天夜里离开水泉石窟时，师长捷站在昏暗的路灯下，目送他们的车远去。老人身后，是他守护了46年的石窟。王凯从后视镜里看着那个身影越来越小，最后融进夜色。

后来他常想起那个画面。1600年来，有多少人像师长捷一样，守着这些石头，一代又一代，无人在意，无人知晓。石窟沉默，他们也沉默。但正是这些沉默的人，让石窟开口说了话。

王凯还在这条路上走着。从兰州到北京，从敦煌到云冈，从法显到玄奘，从师长捷到他自己。他相信，只要还有人愿意走，这条路，就永远不会荒芜。

那是另一个时代：文物还没有被围栏圈起，人甚至能与佛像共处一室。一张一百多年前的老照片显示，一个老头牵着一个小孩就住在云冈石窟内。

住进去的人与如今排队参观的人，中间横亘着一百年。一百年里，看石窟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但《千年一窟看云冈》作者王凯觉得，只要还有人愿意驻足，这些石窟背后的人和事，就没有随时间流走。

重现云冈之美

2010年左右，王凯第一次以游客身份踏入武州山麓。仰头望见云冈石窟的那一刻，脑子里只剩下一个词：震撼。此后十多年间，他总共去了七八次。每次都能有新的发现，仿佛石头自己也在生长。

写《千年一窟看云冈》之前，王凯已经从事艺术行业二十多年。他曾花七年时间系统梳理了从犍陀罗到中国北朝晚期的佛造像演变脉络，时间跨度长达一千年。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看过他的书说，“给人以美的享受。”

“真容巨壮，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烟寺相望”，这是1500多年前郦道元陪伴孝文帝巡游武州山石窟后，记载在《水经注》中的文字。武州山石窟就是今天的云冈石窟。公元5世纪，拓跋焘结束了五胡十六国分裂局面，统一北方，开启南北朝时期。北魏建国后，西来佛教逐渐成为皇家信仰。在北凉高僧昙曜主持下，一项规模宏大的国家工程开始营建，云冈石窟由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座由皇家开凿的大型佛教石窟寺。

中国佛教美术考古的奠基人宿白先生曾提出“云冈模式”，云冈石窟是新疆以东最早出现的大型石窟群，又是北魏皇室集中全国技艺和人力、物力所兴造。“东自辽宁义县万佛堂石窟，西迄陕、甘、宁各地的北魏石窟，无不有云冈模式的踪迹，甚至远处河西走廊西段、开窟历史早于云冈的敦煌莫高窟亦不例外。”

作为中国三大皇家石窟之首，云冈太重要了，“是整个中国石窟艺术脉络的重要节点。”可在公众认知里，云冈好像一直不如敦煌、龙门出名。敦煌有九色鹿、飞天，有常书鸿、樊锦诗；龙门有卢舍那大佛，有书法龙门二十品、武则天。云冈呢？似乎也有，但并不出圈。

市面上关于云冈的读物两头重、中间轻。一头是学术著作，晦涩难懂，或是大型画册，动辄几十本，又沉又贵；一头是百度百科式的旅游丛书，蜻蜓点水，不够深入。能让普通人看懂、又能讲出北魏那段波澜壮阔历史的书，几乎没有。王凯想，“只用一本书，展现云冈石窟1600年美的史诗。”

这一写，就是四年。

他的搭档是摄影师杨超。2013年云冈研究院启动数字化工程，杨超作为官方邀请的摄影师，对石窟进行无死角的拍摄记录。云冈夏天不算太热，但冬天零下20度的严寒让哈苏相机罢工歇业。每天进窟前，杨超除了检查设备，还要准备一瓶烈酒御寒。就这样整整三年，他拉着沉重器材频繁往返于北京与大同，拍了差不多20万张图片。

王凯整理这些照片的时候惊呆了，打开层层嵌套的文件夹，按窟号、壁面、层数分类，“光打开那些文件夹都要好久，手都点麻了。”

如今云冈旅游火爆，石窟内人潮汹涌，很多洞窟因修复关闭，这样大规模近距离的拍摄几乎无法复刻。书里选了400张照片。从20万张里挑400张，“舍得是一件特别反人性的事”，王凯和杨超只能一遍遍删，一遍遍做取舍。

在整理照片的过程中，王凯也有意外的发现，比如一张第18窟窟内的照片，和1920年德国摄影师库尔特·沃尔夫·维拉格拍摄的角度几乎完全一样。那张老照片里，有个老头牵着一个小孩，在窟内住宿。通过两张照片对比，能看见历史变迁，看见文物在不同时代的状态。王凯觉得奇妙无穷，“那些冰冷的石头，忽然就和一百年前的人发生了关系。”

从动笔之初，王凯就想用手绘插画的形式为云冈石窟绘制一幅全景图。直到真正着手时，才发现远比设想艰巨。他搜集了从有影像记录开始120多年来，能找到的绝大部分有关云冈的影像资料作为绘图参考。但部分区域的照片与现在的窟区比变化太大，不能反映目前的景观；有的图像拍摄角度过于仰视，无法用平视的角度描绘；有的洞窟加盖了木构窟檐，窟体已被完全覆盖……为了能尽量客观真实地呈现，绘制每一个洞窟时，王凯都要和插画团队多次分析影像，确定方案后才动笔。绘制中不断比对、讨论、修改。当有的细节无法判定时，他们甚至从北京驱车赶往大同，实地拍摄测量。也多次因图片尺寸过大导致电脑宕机、系统崩溃，甚至图片丢失、从头再来。

就这样，从构思到收笔，这幅全景图耗费了一年半，最终长达4米。它完整描绘了东西绵延1千米、包含45个主要洞窟的云冈胜境——“真容巨壮，世法所希”。

写书的四年，王凯的生活挺单调。别人聚会吃饭，他在电脑前码字，或者查阅资料，“痛并快乐着。”他需要研读大量史料，像福尔摩斯一样抽丝剥茧。每一个洞窟，每一尊雕塑，背后都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经济、社会背景。他不想只解释这根线为什么这么刻，那个衣纹为什么那样飘。

他想知道的是，1600年前，那些胡人、汉人、僧人、贵胄、西域工匠，在武州山的崖壁上凿出这些洞窟时，他们在想什么。

黄河边的种子

王凯生在黄河上游的兰州，他笑称自己是“兰州拉面”人。站在兰州的中山桥上往南北望，能直观感受到什么叫两山夹一河——南侧皋兰山，北侧白塔山，黄河从中间穿城而过。而他脚下这座城，古时候叫金城，扼控着河西走廊的入口，是通往西域的咽喉。金城寓意“金城汤池”，希望城墙像铜铸铁造，护城河像滚水奔流，牢不可破。清末谭嗣同经过此地时曾写下两句诗：“金城置郡几星霜？汉代穷兵拓战场。”

从金城往西北走，两个来钟头就能到乌鞘岭，那是祁连山东端的余脉，河西门户。过了这道门，就是武威、张掖、酒泉、敦煌，一条细细的孔道，通往西域。

王凯从小就喜欢写字、画画。写字得选内容，那时候不兴写现代人的感受，他抄诗词，一笔一画地抄。32年前，还是中学生的他买了一本《唐诗鉴赏词典》，那时候没什么钱，这本书算得上书架中的奢侈品。最近两年他又翻出来，以乌龟爬行的速度每天用毛笔抄写几首，竟将这本一千七百多页的辞书抄完了。

现在回头看，他觉得那是种下了一颗种子。

王凯后来出国念书，学的并不是艺术。回国到北京后进了油画学会的《油画艺术报》做编辑，之后做杂志主编，做展览策划，管理艺术基金，运营美术馆，再到近几年做学术研究、写书。艺术是人类文明皇冠上的那颗宝珠。去博物馆看到的那些东西，不管是古代的、现代的，拉长了时间看，都是艺术品。做这行虽然不怎么挣钱，但能接触到有意思、有深度的人——那些艺术家和学者，他们身上的光芒，有吸引力。

2016年，王凯担任首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博会的主策展人，从小听着丝路故事长大的他，站在展厅里，面对多国政要讲解那些艺术与历史。他忽然意识到，“自己骨子里有丝路的基因”。尽管儿时不曾想过，后来竟走上这条路，“可能是冥冥之中的事儿”。

丝绸之路在兰州留下的不只是故事。魏晋至隋唐时期，兰州是粟特人商团的聚落，他们从敦煌到金城，销售大麻纺织品、毛毡，把当地产的麝香和丝绸西运至撒马尔罕。据说玄奘西行取经，也曾从这里渡过黄河。一千多年里，无数人从这座渡口出发，走向河西走廊，走向西域，走向他们不知道的远方。

很多年后，当王凯开始写丝绸之路上的石窟，写云冈，他才意识到，自己其实一直没走出过那条河。

“千年一窟” 无尽风华

在五胡十六国的历史中，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与迁都洛阳，是中学课本里都会提及的大事。它被定义为一场长达百年的民族融合，意义深远。但从权力格局去看，原因不止于此。

云冈石窟的营建跨越六十多年，分为三期。第一期是著名的“昙曜五窟”，各自独立。到了中期，突然涌现出大量“双窟”——第5、6窟，第7、8窟，第9、10窟，皆成对开凿。

王凯发现，这与北魏宫廷的权力格局息息相关。孝文帝即位时年幼，祖母冯太后临朝称制，权势达到顶峰。太和五年，孝文帝与冯太后出巡中山（今河北定州），敕建五重塔。20世纪60年代，考古人员从塔基下出土的舍利石函上，发现了一段刻着“二圣”的铭文。这意味着在国家层面，冯太后已被正式承认为与孝文帝并列的最高统治者。

“二圣”的出现直接左右了云冈营建。开窟的人犯了难：既要为皇上祈福，又要为太后铭功。然而佛陀在教义中是具有排他性的——释迦牟尼出生时，步步生莲，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可这时候，却需要“唯二”的出现。

为皇家服务的高僧们翻遍佛经，终于在《妙法莲华经》中找到一个故事：多宝佛曾发下大愿，待他灭度后，凡有宣讲《法华经》之处，必有一座宝塔从地中涌出，以证此经真实不虚。一次法华会上，释迦牟尼正在说法，七宝塔果然从地心涌出，多宝佛于塔中端坐，并分半座与释迦牟尼，二佛并坐说法。

这为“二圣”的统治格局提供了宗教上的理论依据。于是，云冈中期洞窟中，“二佛并坐”的造像大量涌现。据王凯粗略统计，在第1至15窟中，便出现了74处之多。

“如果我们不了解这段政治，去石窟看一眼就过去了，只觉得这地方雕了一个佛，那地方雕了两个佛而已。”王凯说，“作为皇家石窟，这些都不是凭空而来，随意雕凿的。”

迁都洛阳也是如此。孝文帝能够在冯太后去世后，迅速作出这个孤注一掷的决定，除了意欲统一中国，继续深化汉化改革以外，也与他个人的情绪有着莫大干系。孝文帝亲政后，冯太后经营数十年的政治集团势力依然强大，处处掣肘。“而他为了尽快摆脱这种压抑、掣肘的氛围，才迫不及待地作出迁都的决定。”

从山西平城迁都河南洛阳，一千四百里的路途，不仅有崎岖的山岭和未卜的前程，也一路播撒了“云冈模式”的种子。南涅水石刻、巩义大力山石窟、偃师水泉石窟……都能隐约窥见云冈的影子。那是权力的余波，也是艺术的流变。

石窟路上的守望

在石窟寺田野考察的路上，王凯常被两样东西动容：古代工匠创造的辉煌艺术、那些用一生守护这些艺术的普通人。

2023年，他在洛阳偃师水泉石窟遇到了76岁的师长捷。老人是土生土长的水泉村人，1978年起义务守护石窟，46年没拿过一分钱工资。20世纪90年代石窟两次被盗凿佛头，他养狗看护，发现盗贼对付狗比对付人还有经验。媒体报道后，文物部门拨了两千块钱，他用来焊了个铁栅栏，把石窟锁起来，有人参观再开门。王凯去的那天，龙门石窟有几万人游览，而来水泉村的，他们只是第二拨游客。

此前，文保所为奖励老人看护石窟决定每月补助他400元，但已经8个月没发过了。这些一点没影响他对石窟的激情讲解和细心看护。老人说儿孙都很好，但各有各的事，估计没有人来接他的班——他应该是水泉村最后一位石窟守护人了。

像师长捷这样的守窟人不在少数。川渝的安岳、大足石窟群，就有很多类似的无名守护人。他们生于斯长于斯，游客眼中的景点对他们来说是童年的处所、日常的生活、融进血脉的记忆，是奋力护卫的“亲人”。这样的守窟人，一代接着一代，守护了1600年。

1932年，曾将龙门石窟《文昭皇后礼佛图》碎片整理运输至美国的劳伦斯·史克曼来到山西大同，想看看能否买到一些云冈石窟的佛像雕塑或残件。但因云冈村村民已自发对古迹严加守卫，盗凿之事鲜有发生，史克曼百般搜求，也只得到了一枚陶眼。正因如此，云冈石窟成为那个动荡年代里，相较于龙门、响堂山、天龙山等石窟被保护得较好的北朝石窟群。这枚陶眼，之后也成为回归云冈的第一件流失海外的文物。

这些人，这些石头，这些故事，都在告诉王凯：他正在走的这条路，有人已经走了一辈子。

如今，这条路正被更多人看见。今年春节期间，云冈石窟因游客爆满连续多日限流，年轻人打卡看展成了标配。但王凯也在思考，“参观古迹的人中，有多少是为了文物本身，又有多少是为了拍照发朋友圈？”毋庸置疑的是，文化和艺术正在变成年轻人的“社交资本”，这在古代是阶层象征，在民国是教育资本，而今天变成了社交平台上的审美标签。

“文化的繁盛当然是好事，”他想，“当文化进入生活之后，是否还能保持一定的深度？还是仅仅停留在表面？”

这也是他下一本书的初衷，写丝绸之路上的人，丝绸之路不仅是书本中金光灿灿的商道，更是一条充满艰辛的苦难与信仰之路。东晋高僧法显西行取经途经敦煌时曾写，“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及望目，唯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耳。”玄奘也在《大唐西域记》里记载，走到莫贺延碛，“四夜五日无一滴沾喉，口腹干焦，几将殒绝。”王凯想从微观史的视角呈现这条拥有两千年悲怆历史的信仰之路，这些具体的人，有中国的，有波斯的，也有中亚、西亚的，还有欧洲的。“真实的丝绸之路，是一片望不到尽头、被季风和流沙统治的荒原。在荒原上行走的，是一个个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

那天夜里离开水泉石窟时，师长捷站在昏暗的路灯下，目送他们的车远去。老人身后，是他守护了46年的石窟。王凯从后视镜里看着那个身影越来越小，最后融进夜色。

后来他常想起那个画面。1600年来，有多少人像师长捷一样，守着这些石头，一代又一代，无人在意，无人知晓。石窟沉默，他们也沉默。但正是这些沉默的人，让石窟开口说了话。

王凯还在这条路上走着。从兰州到北京，从敦煌到云冈，从法显到玄奘，从师长捷到他自己。他相信，只要还有人愿意走，这条路，就永远不会荒芜。

那是另一个时代：文物还没有被围栏圈起，人甚至能与佛像共处一室。一张一百多年前的老照片显示，一个老头牵着一个小孩就住在云冈石窟内。

住进去的人与如今排队参观的人，中间横亘着一百年。一百年里，看石窟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但《千年一窟看云冈》作者王凯觉得，只要还有人愿意驻足，这些石窟背后的人和事，就没有随时间流走。

重现云冈之美

2010年左右，王凯第一次以游客身份踏入武州山麓。仰头望见云冈石窟的那一刻，脑子里只剩下一个词：震撼。此后十多年间，他总共去了七八次。每次都能有新的发现，仿佛石头自己也在生长。

写《千年一窟看云冈》之前，王凯已经从事艺术行业二十多年。他曾花七年时间系统梳理了从犍陀罗到中国北朝晚期的佛造像演变脉络，时间跨度长达一千年。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看过他的书说，“给人以美的享受。”

“真容巨壮，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烟寺相望”，这是1500多年前郦道元陪伴孝文帝巡游武州山石窟后，记载在《水经注》中的文字。武州山石窟就是今天的云冈石窟。公元5世纪，拓跋焘结束了五胡十六国分裂局面，统一北方，开启南北朝时期。北魏建国后，西来佛教逐渐成为皇家信仰。在北凉高僧昙曜主持下，一项规模宏大的国家工程开始营建，云冈石窟由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座由皇家开凿的大型佛教石窟寺。

中国佛教美术考古的奠基人宿白先生曾提出“云冈模式”，云冈石窟是新疆以东最早出现的大型石窟群，又是北魏皇室集中全国技艺和人力、物力所兴造。“东自辽宁义县万佛堂石窟，西迄陕、甘、宁各地的北魏石窟，无不有云冈模式的踪迹，甚至远处河西走廊西段、开窟历史早于云冈的敦煌莫高窟亦不例外。”

作为中国三大皇家石窟之首，云冈太重要了，“是整个中国石窟艺术脉络的重要节点。”可在公众认知里，云冈好像一直不如敦煌、龙门出名。敦煌有九色鹿、飞天，有常书鸿、樊锦诗；龙门有卢舍那大佛，有书法龙门二十品、武则天。云冈呢？似乎也有，但并不出圈。

市面上关于云冈的读物两头重、中间轻。一头是学术著作，晦涩难懂，或是大型画册，动辄几十本，又沉又贵；一头是百度百科式的旅游丛书，蜻蜓点水，不够深入。能让普通人看懂、又能讲出北魏那段波澜壮阔历史的书，几乎没有。王凯想，“只用一本书，展现云冈石窟1600年美的史诗。”

这一写，就是四年。

他的搭档是摄影师杨超。2013年云冈研究院启动数字化工程，杨超作为官方邀请的摄影师，对石窟进行无死角的拍摄记录。云冈夏天不算太热，但冬天零下20度的严寒让哈苏相机罢工歇业。每天进窟前，杨超除了检查设备，还要准备一瓶烈酒御寒。就这样整整三年，他拉着沉重器材频繁往返于北京与大同，拍了差不多20万张图片。

王凯整理这些照片的时候惊呆了，打开层层嵌套的文件夹，按窟号、壁面、层数分类，“光打开那些文件夹都要好久，手都点麻了。”

如今云冈旅游火爆，石窟内人潮汹涌，很多洞窟因修复关闭，这样大规模近距离的拍摄几乎无法复刻。书里选了400张照片。从20万张里挑400张，“舍得是一件特别反人性的事”，王凯和杨超只能一遍遍删，一遍遍做取舍。

在整理照片的过程中，王凯也有意外的发现，比如一张第18窟窟内的照片，和1920年德国摄影师库尔特·沃尔夫·维拉格拍摄的角度几乎完全一样。那张老照片里，有个老头牵着一个小孩，在窟内住宿。通过两张照片对比，能看见历史变迁，看见文物在不同时代的状态。王凯觉得奇妙无穷，“那些冰冷的石头，忽然就和一百年前的人发生了关系。”

从动笔之初，王凯就想用手绘插画的形式为云冈石窟绘制一幅全景图。直到真正着手时，才发现远比设想艰巨。他搜集了从有影像记录开始120多年来，能找到的绝大部分有关云冈的影像资料作为绘图参考。但部分区域的照片与现在的窟区比变化太大，不能反映目前的景观；有的图像拍摄角度过于仰视，无法用平视的角度描绘；有的洞窟加盖了木构窟檐，窟体已被完全覆盖……为了能尽量客观真实地呈现，绘制每一个洞窟时，王凯都要和插画团队多次分析影像，确定方案后才动笔。绘制中不断比对、讨论、修改。当有的细节无法判定时，他们甚至从北京驱车赶往大同，实地拍摄测量。也多次因图片尺寸过大导致电脑宕机、系统崩溃，甚至图片丢失、从头再来。

就这样，从构思到收笔，这幅全景图耗费了一年半，最终长达4米。它完整描绘了东西绵延1千米、包含45个主要洞窟的云冈胜境——“真容巨壮，世法所希”。

写书的四年，王凯的生活挺单调。别人聚会吃饭，他在电脑前码字，或者查阅资料，“痛并快乐着。”他需要研读大量史料，像福尔摩斯一样抽丝剥茧。每一个洞窟，每一尊雕塑，背后都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经济、社会背景。他不想只解释这根线为什么这么刻，那个衣纹为什么那样飘。

他想知道的是，1600年前，那些胡人、汉人、僧人、贵胄、西域工匠，在武州山的崖壁上凿出这些洞窟时，他们在想什么。

黄河边的种子

王凯生在黄河上游的兰州，他笑称自己是“兰州拉面”人。站在兰州的中山桥上往南北望，能直观感受到什么叫两山夹一河——南侧皋兰山，北侧白塔山，黄河从中间穿城而过。而他脚下这座城，古时候叫金城，扼控着河西走廊的入口，是通往西域的咽喉。金城寓意“金城汤池”，希望城墙像铜铸铁造，护城河像滚水奔流，牢不可破。清末谭嗣同经过此地时曾写下两句诗：“金城置郡几星霜？汉代穷兵拓战场。”

从金城往西北走，两个来钟头就能到乌鞘岭，那是祁连山东端的余脉，河西门户。过了这道门，就是武威、张掖、酒泉、敦煌，一条细细的孔道，通往西域。

王凯从小就喜欢写字、画画。写字得选内容，那时候不兴写现代人的感受，他抄诗词，一笔一画地抄。32年前，还是中学生的他买了一本《唐诗鉴赏词典》，那时候没什么钱，这本书算得上书架中的奢侈品。最近两年他又翻出来，以乌龟爬行的速度每天用毛笔抄写几首，竟将这本一千七百多页的辞书抄完了。

现在回头看，他觉得那是种下了一颗种子。

王凯后来出国念书，学的并不是艺术。回国到北京后进了油画学会的《油画艺术报》做编辑，之后做杂志主编，做展览策划，管理艺术基金，运营美术馆，再到近几年做学术研究、写书。艺术是人类文明皇冠上的那颗宝珠。去博物馆看到的那些东西，不管是古代的、现代的，拉长了时间看，都是艺术品。做这行虽然不怎么挣钱，但能接触到有意思、有深度的人——那些艺术家和学者，他们身上的光芒，有吸引力。

2016年，王凯担任首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博会的主策展人，从小听着丝路故事长大的他，站在展厅里，面对多国政要讲解那些艺术与历史。他忽然意识到，“自己骨子里有丝路的基因”。尽管儿时不曾想过，后来竟走上这条路，“可能是冥冥之中的事儿”。

丝绸之路在兰州留下的不只是故事。魏晋至隋唐时期，兰州是粟特人商团的聚落，他们从敦煌到金城，销售大麻纺织品、毛毡，把当地产的麝香和丝绸西运至撒马尔罕。据说玄奘西行取经，也曾从这里渡过黄河。一千多年里，无数人从这座渡口出发，走向河西走廊，走向西域，走向他们不知道的远方。

很多年后，当王凯开始写丝绸之路上的石窟，写云冈，他才意识到，自己其实一直没走出过那条河。

“千年一窟” 无尽风华

在五胡十六国的历史中，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与迁都洛阳，是中学课本里都会提及的大事。它被定义为一场长达百年的民族融合，意义深远。但从权力格局去看，原因不止于此。

云冈石窟的营建跨越六十多年，分为三期。第一期是著名的“昙曜五窟”，各自独立。到了中期，突然涌现出大量“双窟”——第5、6窟，第7、8窟，第9、10窟，皆成对开凿。

王凯发现，这与北魏宫廷的权力格局息息相关。孝文帝即位时年幼，祖母冯太后临朝称制，权势达到顶峰。太和五年，孝文帝与冯太后出巡中山（今河北定州），敕建五重塔。20世纪60年代，考古人员从塔基下出土的舍利石函上，发现了一段刻着“二圣”的铭文。这意味着在国家层面，冯太后已被正式承认为与孝文帝并列的最高统治者。

“二圣”的出现直接左右了云冈营建。开窟的人犯了难：既要为皇上祈福，又要为太后铭功。然而佛陀在教义中是具有排他性的——释迦牟尼出生时，步步生莲，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可这时候，却需要“唯二”的出现。

为皇家服务的高僧们翻遍佛经，终于在《妙法莲华经》中找到一个故事：多宝佛曾发下大愿，待他灭度后，凡有宣讲《法华经》之处，必有一座宝塔从地中涌出，以证此经真实不虚。一次法华会上，释迦牟尼正在说法，七宝塔果然从地心涌出，多宝佛于塔中端坐，并分半座与释迦牟尼，二佛并坐说法。

这为“二圣”的统治格局提供了宗教上的理论依据。于是，云冈中期洞窟中，“二佛并坐”的造像大量涌现。据王凯粗略统计，在第1至15窟中，便出现了74处之多。

“如果我们不了解这段政治，去石窟看一眼就过去了，只觉得这地方雕了一个佛，那地方雕了两个佛而已。”王凯说，“作为皇家石窟，这些都不是凭空而来，随意雕凿的。”

迁都洛阳也是如此。孝文帝能够在冯太后去世后，迅速作出这个孤注一掷的决定，除了意欲统一中国，继续深化汉化改革以外，也与他个人的情绪有着莫大干系。孝文帝亲政后，冯太后经营数十年的政治集团势力依然强大，处处掣肘。“而他为了尽快摆脱这种压抑、掣肘的氛围，才迫不及待地作出迁都的决定。”

从山西平城迁都河南洛阳，一千四百里的路途，不仅有崎岖的山岭和未卜的前程，也一路播撒了“云冈模式”的种子。南涅水石刻、巩义大力山石窟、偃师水泉石窟……都能隐约窥见云冈的影子。那是权力的余波，也是艺术的流变。

石窟路上的守望

在石窟寺田野考察的路上，王凯常被两样东西动容：古代工匠创造的辉煌艺术、那些用一生守护这些艺术的普通人。

2023年，他在洛阳偃师水泉石窟遇到了76岁的师长捷。老人是土生土长的水泉村人，1978年起义务守护石窟，46年没拿过一分钱工资。20世纪90年代石窟两次被盗凿佛头，他养狗看护，发现盗贼对付狗比对付人还有经验。媒体报道后，文物部门拨了两千块钱，他用来焊了个铁栅栏，把石窟锁起来，有人参观再开门。王凯去的那天，龙门石窟有几万人游览，而来水泉村的，他们只是第二拨游客。

此前，文保所为奖励老人看护石窟决定每月补助他400元，但已经8个月没发过了。这些一点没影响他对石窟的激情讲解和细心看护。老人说儿孙都很好，但各有各的事，估计没有人来接他的班——他应该是水泉村最后一位石窟守护人了。

像师长捷这样的守窟人不在少数。川渝的安岳、大足石窟群，就有很多类似的无名守护人。他们生于斯长于斯，游客眼中的景点对他们来说是童年的处所、日常的生活、融进血脉的记忆，是奋力护卫的“亲人”。这样的守窟人，一代接着一代，守护了1600年。

1932年，曾将龙门石窟《文昭皇后礼佛图》碎片整理运输至美国的劳伦斯·史克曼来到山西大同，想看看能否买到一些云冈石窟的佛像雕塑或残件。但因云冈村村民已自发对古迹严加守卫，盗凿之事鲜有发生，史克曼百般搜求，也只得到了一枚陶眼。正因如此，云冈石窟成为那个动荡年代里，相较于龙门、响堂山、天龙山等石窟被保护得较好的北朝石窟群。这枚陶眼，之后也成为回归云冈的第一件流失海外的文物。

这些人，这些石头，这些故事，都在告诉王凯：他正在走的这条路，有人已经走了一辈子。

如今，这条路正被更多人看见。今年春节期间，云冈石窟因游客爆满连续多日限流，年轻人打卡看展成了标配。但王凯也在思考，“参观古迹的人中，有多少是为了文物本身，又有多少是为了拍照发朋友圈？”毋庸置疑的是，文化和艺术正在变成年轻人的“社交资本”，这在古代是阶层象征，在民国是教育资本，而今天变成了社交平台上的审美标签。

“文化的繁盛当然是好事，”他想，“当文化进入生活之后，是否还能保持一定的深度？还是仅仅停留在表面？”

这也是他下一本书的初衷，写丝绸之路上的人，丝绸之路不仅是书本中金光灿灿的商道，更是一条充满艰辛的苦难与信仰之路。东晋高僧法显西行取经途经敦煌时曾写，“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及望目，唯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耳。”玄奘也在《大唐西域记》里记载，走到莫贺延碛，“四夜五日无一滴沾喉，口腹干焦，几将殒绝。”王凯想从微观史的视角呈现这条拥有两千年悲怆历史的信仰之路，这些具体的人，有中国的，有波斯的，也有中亚、西亚的，还有欧洲的。“真实的丝绸之路，是一片望不到尽头、被季风和流沙统治的荒原。在荒原上行走的，是一个个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

那天夜里离开水泉石窟时，师长捷站在昏暗的路灯下，目送他们的车远去。老人身后，是他守护了46年的石窟。王凯从后视镜里看着那个身影越来越小，最后融进夜色。

后来他常想起那个画面。1600年来，有多少人像师长捷一样，守着这些石头，一代又一代，无人在意，无人知晓。石窟沉默，他们也沉默。但正是这些沉默的人，让石窟开口说了话。

王凯还在这条路上走着。从兰州到北京，从敦煌到云冈，从法显到玄奘，从师长捷到他自己。他相信，只要还有人愿意走，这条路，就永远不会荒芜。

那是另一个时代：文物还没有被围栏圈起，人甚至能与佛像共处一室。一张一百多年前的老照片显示，一个老头牵着一个小孩就住在云冈石窟内。

住进去的人与如今排队参观的人，中间横亘着一百年。一百年里，看石窟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但《千年一窟看云冈》作者王凯觉得，只要还有人愿意驻足，这些石窟背后的人和事，就没有随时间流走。

重现云冈之美

2010年左右，王凯第一次以游客身份踏入武州山麓。仰头望见云冈石窟的那一刻，脑子里只剩下一个词：震撼。此后十多年间，他总共去了七八次。每次都能有新的发现，仿佛石头自己也在生长。

写《千年一窟看云冈》之前，王凯已经从事艺术行业二十多年。他曾花七年时间系统梳理了从犍陀罗到中国北朝晚期的佛造像演变脉络，时间跨度长达一千年。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看过他的书说，“给人以美的享受。”

“真容巨壮，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烟寺相望”，这是1500多年前郦道元陪伴孝文帝巡游武州山石窟后，记载在《水经注》中的文字。武州山石窟就是今天的云冈石窟。公元5世纪，拓跋焘结束了五胡十六国分裂局面，统一北方，开启南北朝时期。北魏建国后，西来佛教逐渐成为皇家信仰。在北凉高僧昙曜主持下，一项规模宏大的国家工程开始营建，云冈石窟由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座由皇家开凿的大型佛教石窟寺。

中国佛教美术考古的奠基人宿白先生曾提出“云冈模式”，云冈石窟是新疆以东最早出现的大型石窟群，又是北魏皇室集中全国技艺和人力、物力所兴造。“东自辽宁义县万佛堂石窟，西迄陕、甘、宁各地的北魏石窟，无不有云冈模式的踪迹，甚至远处河西走廊西段、开窟历史早于云冈的敦煌莫高窟亦不例外。”

作为中国三大皇家石窟之首，云冈太重要了，“是整个中国石窟艺术脉络的重要节点。”可在公众认知里，云冈好像一直不如敦煌、龙门出名。敦煌有九色鹿、飞天，有常书鸿、樊锦诗；龙门有卢舍那大佛，有书法龙门二十品、武则天。云冈呢？似乎也有，但并不出圈。

市面上关于云冈的读物两头重、中间轻。一头是学术著作，晦涩难懂，或是大型画册，动辄几十本，又沉又贵；一头是百度百科式的旅游丛书，蜻蜓点水，不够深入。能让普通人看懂、又能讲出北魏那段波澜壮阔历史的书，几乎没有。王凯想，“只用一本书，展现云冈石窟1600年美的史诗。”

这一写，就是四年。

他的搭档是摄影师杨超。2013年云冈研究院启动数字化工程，杨超作为官方邀请的摄影师，对石窟进行无死角的拍摄记录。云冈夏天不算太热，但冬天零下20度的严寒让哈苏相机罢工歇业。每天进窟前，杨超除了检查设备，还要准备一瓶烈酒御寒。就这样整整三年，他拉着沉重器材频繁往返于北京与大同，拍了差不多20万张图片。

王凯整理这些照片的时候惊呆了，打开层层嵌套的文件夹，按窟号、壁面、层数分类，“光打开那些文件夹都要好久，手都点麻了。”

如今云冈旅游火爆，石窟内人潮汹涌，很多洞窟因修复关闭，这样大规模近距离的拍摄几乎无法复刻。书里选了400张照片。从20万张里挑400张，“舍得是一件特别反人性的事”，王凯和杨超只能一遍遍删，一遍遍做取舍。

在整理照片的过程中，王凯也有意外的发现，比如一张第18窟窟内的照片，和1920年德国摄影师库尔特·沃尔夫·维拉格拍摄的角度几乎完全一样。那张老照片里，有个老头牵着一个小孩，在窟内住宿。通过两张照片对比，能看见历史变迁，看见文物在不同时代的状态。王凯觉得奇妙无穷，“那些冰冷的石头，忽然就和一百年前的人发生了关系。”

从动笔之初，王凯就想用手绘插画的形式为云冈石窟绘制一幅全景图。直到真正着手时，才发现远比设想艰巨。他搜集了从有影像记录开始120多年来，能找到的绝大部分有关云冈的影像资料作为绘图参考。但部分区域的照片与现在的窟区比变化太大，不能反映目前的景观；有的图像拍摄角度过于仰视，无法用平视的角度描绘；有的洞窟加盖了木构窟檐，窟体已被完全覆盖……为了能尽量客观真实地呈现，绘制每一个洞窟时，王凯都要和插画团队多次分析影像，确定方案后才动笔。绘制中不断比对、讨论、修改。当有的细节无法判定时，他们甚至从北京驱车赶往大同，实地拍摄测量。也多次因图片尺寸过大导致电脑宕机、系统崩溃，甚至图片丢失、从头再来。

就这样，从构思到收笔，这幅全景图耗费了一年半，最终长达4米。它完整描绘了东西绵延1千米、包含45个主要洞窟的云冈胜境——“真容巨壮，世法所希”。

写书的四年，王凯的生活挺单调。别人聚会吃饭，他在电脑前码字，或者查阅资料，“痛并快乐着。”他需要研读大量史料，像福尔摩斯一样抽丝剥茧。每一个洞窟，每一尊雕塑，背后都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经济、社会背景。他不想只解释这根线为什么这么刻，那个衣纹为什么那样飘。

他想知道的是，1600年前，那些胡人、汉人、僧人、贵胄、西域工匠，在武州山的崖壁上凿出这些洞窟时，他们在想什么。

黄河边的种子

王凯生在黄河上游的兰州，他笑称自己是“兰州拉面”人。站在兰州的中山桥上往南北望，能直观感受到什么叫两山夹一河——南侧皋兰山，北侧白塔山，黄河从中间穿城而过。而他脚下这座城，古时候叫金城，扼控着河西走廊的入口，是通往西域的咽喉。金城寓意“金城汤池”，希望城墙像铜铸铁造，护城河像滚水奔流，牢不可破。清末谭嗣同经过此地时曾写下两句诗：“金城置郡几星霜？汉代穷兵拓战场。”

从金城往西北走，两个来钟头就能到乌鞘岭，那是祁连山东端的余脉，河西门户。过了这道门，就是武威、张掖、酒泉、敦煌，一条细细的孔道，通往西域。

王凯从小就喜欢写字、画画。写字得选内容，那时候不兴写现代人的感受，他抄诗词，一笔一画地抄。32年前，还是中学生的他买了一本《唐诗鉴赏词典》，那时候没什么钱，这本书算得上书架中的奢侈品。最近两年他又翻出来，以乌龟爬行的速度每天用毛笔抄写几首，竟将这本一千七百多页的辞书抄完了。

现在回头看，他觉得那是种下了一颗种子。

王凯后来出国念书，学的并不是艺术。回国到北京后进了油画学会的《油画艺术报》做编辑，之后做杂志主编，做展览策划，管理艺术基金，运营美术馆，再到近几年做学术研究、写书。艺术是人类文明皇冠上的那颗宝珠。去博物馆看到的那些东西，不管是古代的、现代的，拉长了时间看，都是艺术品。做这行虽然不怎么挣钱，但能接触到有意思、有深度的人——那些艺术家和学者，他们身上的光芒，有吸引力。

2016年，王凯担任首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博会的主策展人，从小听着丝路故事长大的他，站在展厅里，面对多国政要讲解那些艺术与历史。他忽然意识到，“自己骨子里有丝路的基因”。尽管儿时不曾想过，后来竟走上这条路，“可能是冥冥之中的事儿”。

丝绸之路在兰州留下的不只是故事。魏晋至隋唐时期，兰州是粟特人商团的聚落，他们从敦煌到金城，销售大麻纺织品、毛毡，把当地产的麝香和丝绸西运至撒马尔罕。据说玄奘西行取经，也曾从这里渡过黄河。一千多年里，无数人从这座渡口出发，走向河西走廊，走向西域，走向他们不知道的远方。

很多年后，当王凯开始写丝绸之路上的石窟，写云冈，他才意识到，自己其实一直没走出过那条河。

“千年一窟” 无尽风华

在五胡十六国的历史中，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与迁都洛阳，是中学课本里都会提及的大事。它被定义为一场长达百年的民族融合，意义深远。但从权力格局去看，原因不止于此。

云冈石窟的营建跨越六十多年，分为三期。第一期是著名的“昙曜五窟”，各自独立。到了中期，突然涌现出大量“双窟”——第5、6窟，第7、8窟，第9、10窟，皆成对开凿。

王凯发现，这与北魏宫廷的权力格局息息相关。孝文帝即位时年幼，祖母冯太后临朝称制，权势达到顶峰。太和五年，孝文帝与冯太后出巡中山（今河北定州），敕建五重塔。20世纪60年代，考古人员从塔基下出土的舍利石函上，发现了一段刻着“二圣”的铭文。这意味着在国家层面，冯太后已被正式承认为与孝文帝并列的最高统治者。

“二圣”的出现直接左右了云冈营建。开窟的人犯了难：既要为皇上祈福，又要为太后铭功。然而佛陀在教义中是具有排他性的——释迦牟尼出生时，步步生莲，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可这时候，却需要“唯二”的出现。

为皇家服务的高僧们翻遍佛经，终于在《妙法莲华经》中找到一个故事：多宝佛曾发下大愿，待他灭度后，凡有宣讲《法华经》之处，必有一座宝塔从地中涌出，以证此经真实不虚。一次法华会上，释迦牟尼正在说法，七宝塔果然从地心涌出，多宝佛于塔中端坐，并分半座与释迦牟尼，二佛并坐说法。

这为“二圣”的统治格局提供了宗教上的理论依据。于是，云冈中期洞窟中，“二佛并坐”的造像大量涌现。据王凯粗略统计，在第1至15窟中，便出现了74处之多。

“如果我们不了解这段政治，去石窟看一眼就过去了，只觉得这地方雕了一个佛，那地方雕了两个佛而已。”王凯说，“作为皇家石窟，这些都不是凭空而来，随意雕凿的。”

迁都洛阳也是如此。孝文帝能够在冯太后去世后，迅速作出这个孤注一掷的决定，除了意欲统一中国，继续深化汉化改革以外，也与他个人的情绪有着莫大干系。孝文帝亲政后，冯太后经营数十年的政治集团势力依然强大，处处掣肘。“而他为了尽快摆脱这种压抑、掣肘的氛围，才迫不及待地作出迁都的决定。”

从山西平城迁都河南洛阳，一千四百里的路途，不仅有崎岖的山岭和未卜的前程，也一路播撒了“云冈模式”的种子。南涅水石刻、巩义大力山石窟、偃师水泉石窟……都能隐约窥见云冈的影子。那是权力的余波，也是艺术的流变。

石窟路上的守望

在石窟寺田野考察的路上，王凯常被两样东西动容：古代工匠创造的辉煌艺术、那些用一生守护这些艺术的普通人。

2023年，他在洛阳偃师水泉石窟遇到了76岁的师长捷。老人是土生土长的水泉村人，1978年起义务守护石窟，46年没拿过一分钱工资。20世纪90年代石窟两次被盗凿佛头，他养狗看护，发现盗贼对付狗比对付人还有经验。媒体报道后，文物部门拨了两千块钱，他用来焊了个铁栅栏，把石窟锁起来，有人参观再开门。王凯去的那天，龙门石窟有几万人游览，而来水泉村的，他们只是第二拨游客。

此前，文保所为奖励老人看护石窟决定每月补助他400元，但已经8个月没发过了。这些一点没影响他对石窟的激情讲解和细心看护。老人说儿孙都很好，但各有各的事，估计没有人来接他的班——他应该是水泉村最后一位石窟守护人了。

像师长捷这样的守窟人不在少数。川渝的安岳、大足石窟群，就有很多类似的无名守护人。他们生于斯长于斯，游客眼中的景点对他们来说是童年的处所、日常的生活、融进血脉的记忆，是奋力护卫的“亲人”。这样的守窟人，一代接着一代，守护了1600年。

1932年，曾将龙门石窟《文昭皇后礼佛图》碎片整理运输至美国的劳伦斯·史克曼来到山西大同，想看看能否买到一些云冈石窟的佛像雕塑或残件。但因云冈村村民已自发对古迹严加守卫，盗凿之事鲜有发生，史克曼百般搜求，也只得到了一枚陶眼。正因如此，云冈石窟成为那个动荡年代里，相较于龙门、响堂山、天龙山等石窟被保护得较好的北朝石窟群。这枚陶眼，之后也成为回归云冈的第一件流失海外的文物。

这些人，这些石头，这些故事，都在告诉王凯：他正在走的这条路，有人已经走了一辈子。

如今，这条路正被更多人看见。今年春节期间，云冈石窟因游客爆满连续多日限流，年轻人打卡看展成了标配。但王凯也在思考，“参观古迹的人中，有多少是为了文物本身，又有多少是为了拍照发朋友圈？”毋庸置疑的是，文化和艺术正在变成年轻人的“社交资本”，这在古代是阶层象征，在民国是教育资本，而今天变成了社交平台上的审美标签。

“文化的繁盛当然是好事，”他想，“当文化进入生活之后，是否还能保持一定的深度？还是仅仅停留在表面？”

这也是他下一本书的初衷，写丝绸之路上的人，丝绸之路不仅是书本中金光灿灿的商道，更是一条充满艰辛的苦难与信仰之路。东晋高僧法显西行取经途经敦煌时曾写，“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及望目，唯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耳。”玄奘也在《大唐西域记》里记载，走到莫贺延碛，“四夜五日无一滴沾喉，口腹干焦，几将殒绝。”王凯想从微观史的视角呈现这条拥有两千年悲怆历史的信仰之路，这些具体的人，有中国的，有波斯的，也有中亚、西亚的，还有欧洲的。“真实的丝绸之路，是一片望不到尽头、被季风和流沙统治的荒原。在荒原上行走的，是一个个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

那天夜里离开水泉石窟时，师长捷站在昏暗的路灯下，目送他们的车远去。老人身后，是他守护了46年的石窟。王凯从后视镜里看着那个身影越来越小，最后融进夜色。

后来他常想起那个画面。1600年来，有多少人像师长捷一样，守着这些石头，一代又一代，无人在意，无人知晓。石窟沉默，他们也沉默。但正是这些沉默的人，让石窟开口说了话。

王凯还在这条路上走着。从兰州到北京，从敦煌到云冈，从法显到玄奘，从师长捷到他自己。他相信，只要还有人愿意走，这条路，就永远不会荒芜。

那是另一个时代：文物还没有被围栏圈起，人甚至能与佛像共处一室。一张一百多年前的老照片显示，一个老头牵着一个小孩就住在云冈石窟内。

住进去的人与如今排队参观的人，中间横亘着一百年。一百年里，看石窟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但《千年一窟看云冈》作者王凯觉得，只要还有人愿意驻足，这些石窟背后的人和事，就没有随时间流走。

重现云冈之美

2010年左右，王凯第一次以游客身份踏入武州山麓。仰头望见云冈石窟的那一刻，脑子里只剩下一个词：震撼。此后十多年间，他总共去了七八次。每次都能有新的发现，仿佛石头自己也在生长。

写《千年一窟看云冈》之前，王凯已经从事艺术行业二十多年。他曾花七年时间系统梳理了从犍陀罗到中国北朝晚期的佛造像演变脉络，时间跨度长达一千年。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看过他的书说，“给人以美的享受。”

“真容巨壮，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烟寺相望”，这是1500多年前郦道元陪伴孝文帝巡游武州山石窟后，记载在《水经注》中的文字。武州山石窟就是今天的云冈石窟。公元5世纪，拓跋焘结束了五胡十六国分裂局面，统一北方，开启南北朝时期。北魏建国后，西来佛教逐渐成为皇家信仰。在北凉高僧昙曜主持下，一项规模宏大的国家工程开始营建，云冈石窟由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座由皇家开凿的大型佛教石窟寺。

中国佛教美术考古的奠基人宿白先生曾提出“云冈模式”，云冈石窟是新疆以东最早出现的大型石窟群，又是北魏皇室集中全国技艺和人力、物力所兴造。“东自辽宁义县万佛堂石窟，西迄陕、甘、宁各地的北魏石窟，无不有云冈模式的踪迹，甚至远处河西走廊西段、开窟历史早于云冈的敦煌莫高窟亦不例外。”

作为中国三大皇家石窟之首，云冈太重要了，“是整个中国石窟艺术脉络的重要节点。”可在公众认知里，云冈好像一直不如敦煌、龙门出名。敦煌有九色鹿、飞天，有常书鸿、樊锦诗；龙门有卢舍那大佛，有书法龙门二十品、武则天。云冈呢？似乎也有，但并不出圈。

市面上关于云冈的读物两头重、中间轻。一头是学术著作，晦涩难懂，或是大型画册，动辄几十本，又沉又贵；一头是百度百科式的旅游丛书，蜻蜓点水，不够深入。能让普通人看懂、又能讲出北魏那段波澜壮阔历史的书，几乎没有。王凯想，“只用一本书，展现云冈石窟1600年美的史诗。”

这一写，就是四年。

他的搭档是摄影师杨超。2013年云冈研究院启动数字化工程，杨超作为官方邀请的摄影师，对石窟进行无死角的拍摄记录。云冈夏天不算太热，但冬天零下20度的严寒让哈苏相机罢工歇业。每天进窟前，杨超除了检查设备，还要准备一瓶烈酒御寒。就这样整整三年，他拉着沉重器材频繁往返于北京与大同，拍了差不多20万张图片。

王凯整理这些照片的时候惊呆了，打开层层嵌套的文件夹，按窟号、壁面、层数分类，“光打开那些文件夹都要好久，手都点麻了。”

如今云冈旅游火爆，石窟内人潮汹涌，很多洞窟因修复关闭，这样大规模近距离的拍摄几乎无法复刻。书里选了400张照片。从20万张里挑400张，“舍得是一件特别反人性的事”，王凯和杨超只能一遍遍删，一遍遍做取舍。

在整理照片的过程中，王凯也有意外的发现，比如一张第18窟窟内的照片，和1920年德国摄影师库尔特·沃尔夫·维拉格拍摄的角度几乎完全一样。那张老照片里，有个老头牵着一个小孩，在窟内住宿。通过两张照片对比，能看见历史变迁，看见文物在不同时代的状态。王凯觉得奇妙无穷，“那些冰冷的石头，忽然就和一百年前的人发生了关系。”

从动笔之初，王凯就想用手绘插画的形式为云冈石窟绘制一幅全景图。直到真正着手时，才发现远比设想艰巨。他搜集了从有影像记录开始120多年来，能找到的绝大部分有关云冈的影像资料作为绘图参考。但部分区域的照片与现在的窟区比变化太大，不能反映目前的景观；有的图像拍摄角度过于仰视，无法用平视的角度描绘；有的洞窟加盖了木构窟檐，窟体已被完全覆盖……为了能尽量客观真实地呈现，绘制每一个洞窟时，王凯都要和插画团队多次分析影像，确定方案后才动笔。绘制中不断比对、讨论、修改。当有的细节无法判定时，他们甚至从北京驱车赶往大同，实地拍摄测量。也多次因图片尺寸过大导致电脑宕机、系统崩溃，甚至图片丢失、从头再来。

就这样，从构思到收笔，这幅全景图耗费了一年半，最终长达4米。它完整描绘了东西绵延1千米、包含45个主要洞窟的云冈胜境——“真容巨壮，世法所希”。

写书的四年，王凯的生活挺单调。别人聚会吃饭，他在电脑前码字，或者查阅资料，“痛并快乐着。”他需要研读大量史料，像福尔摩斯一样抽丝剥茧。每一个洞窟，每一尊雕塑，背后都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经济、社会背景。他不想只解释这根线为什么这么刻，那个衣纹为什么那样飘。

他想知道的是，1600年前，那些胡人、汉人、僧人、贵胄、西域工匠，在武州山的崖壁上凿出这些洞窟时，他们在想什么。

黄河边的种子

王凯生在黄河上游的兰州，他笑称自己是“兰州拉面”人。站在兰州的中山桥上往南北望，能直观感受到什么叫两山夹一河——南侧皋兰山，北侧白塔山，黄河从中间穿城而过。而他脚下这座城，古时候叫金城，扼控着河西走廊的入口，是通往西域的咽喉。金城寓意“金城汤池”，希望城墙像铜铸铁造，护城河像滚水奔流，牢不可破。清末谭嗣同经过此地时曾写下两句诗：“金城置郡几星霜？汉代穷兵拓战场。”

从金城往西北走，两个来钟头就能到乌鞘岭，那是祁连山东端的余脉，河西门户。过了这道门，就是武威、张掖、酒泉、敦煌，一条细细的孔道，通往西域。

王凯从小就喜欢写字、画画。写字得选内容，那时候不兴写现代人的感受，他抄诗词，一笔一画地抄。32年前，还是中学生的他买了一本《唐诗鉴赏词典》，那时候没什么钱，这本书算得上书架中的奢侈品。最近两年他又翻出来，以乌龟爬行的速度每天用毛笔抄写几首，竟将这本一千七百多页的辞书抄完了。

现在回头看，他觉得那是种下了一颗种子。

王凯后来出国念书，学的并不是艺术。回国到北京后进了油画学会的《油画艺术报》做编辑，之后做杂志主编，做展览策划，管理艺术基金，运营美术馆，再到近几年做学术研究、写书。艺术是人类文明皇冠上的那颗宝珠。去博物馆看到的那些东西，不管是古代的、现代的，拉长了时间看，都是艺术品。做这行虽然不怎么挣钱，但能接触到有意思、有深度的人——那些艺术家和学者，他们身上的光芒，有吸引力。

2016年，王凯担任首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博会的主策展人，从小听着丝路故事长大的他，站在展厅里，面对多国政要讲解那些艺术与历史。他忽然意识到，“自己骨子里有丝路的基因”。尽管儿时不曾想过，后来竟走上这条路，“可能是冥冥之中的事儿”。

丝绸之路在兰州留下的不只是故事。魏晋至隋唐时期，兰州是粟特人商团的聚落，他们从敦煌到金城，销售大麻纺织品、毛毡，把当地产的麝香和丝绸西运至撒马尔罕。据说玄奘西行取经，也曾从这里渡过黄河。一千多年里，无数人从这座渡口出发，走向河西走廊，走向西域，走向他们不知道的远方。

很多年后，当王凯开始写丝绸之路上的石窟，写云冈，他才意识到，自己其实一直没走出过那条河。

“千年一窟” 无尽风华

在五胡十六国的历史中，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与迁都洛阳，是中学课本里都会提及的大事。它被定义为一场长达百年的民族融合，意义深远。但从权力格局去看，原因不止于此。

云冈石窟的营建跨越六十多年，分为三期。第一期是著名的“昙曜五窟”，各自独立。到了中期，突然涌现出大量“双窟”——第5、6窟，第7、8窟，第9、10窟，皆成对开凿。

王凯发现，这与北魏宫廷的权力格局息息相关。孝文帝即位时年幼，祖母冯太后临朝称制，权势达到顶峰。太和五年，孝文帝与冯太后出巡中山（今河北定州），敕建五重塔。20世纪60年代，考古人员从塔基下出土的舍利石函上，发现了一段刻着“二圣”的铭文。这意味着在国家层面，冯太后已被正式承认为与孝文帝并列的最高统治者。

“二圣”的出现直接左右了云冈营建。开窟的人犯了难：既要为皇上祈福，又要为太后铭功。然而佛陀在教义中是具有排他性的——释迦牟尼出生时，步步生莲，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可这时候，却需要“唯二”的出现。

为皇家服务的高僧们翻遍佛经，终于在《妙法莲华经》中找到一个故事：多宝佛曾发下大愿，待他灭度后，凡有宣讲《法华经》之处，必有一座宝塔从地中涌出，以证此经真实不虚。一次法华会上，释迦牟尼正在说法，七宝塔果然从地心涌出，多宝佛于塔中端坐，并分半座与释迦牟尼，二佛并坐说法。

这为“二圣”的统治格局提供了宗教上的理论依据。于是，云冈中期洞窟中，“二佛并坐”的造像大量涌现。据王凯粗略统计，在第1至15窟中，便出现了74处之多。

“如果我们不了解这段政治，去石窟看一眼就过去了，只觉得这地方雕了一个佛，那地方雕了两个佛而已。”王凯说，“作为皇家石窟，这些都不是凭空而来，随意雕凿的。”

迁都洛阳也是如此。孝文帝能够在冯太后去世后，迅速作出这个孤注一掷的决定，除了意欲统一中国，继续深化汉化改革以外，也与他个人的情绪有着莫大干系。孝文帝亲政后，冯太后经营数十年的政治集团势力依然强大，处处掣肘。“而他为了尽快摆脱这种压抑、掣肘的氛围，才迫不及待地作出迁都的决定。”

从山西平城迁都河南洛阳，一千四百里的路途，不仅有崎岖的山岭和未卜的前程，也一路播撒了“云冈模式”的种子。南涅水石刻、巩义大力山石窟、偃师水泉石窟……都能隐约窥见云冈的影子。那是权力的余波，也是艺术的流变。

石窟路上的守望

在石窟寺田野考察的路上，王凯常被两样东西动容：古代工匠创造的辉煌艺术、那些用一生守护这些艺术的普通人。

2023年，他在洛阳偃师水泉石窟遇到了76岁的师长捷。老人是土生土长的水泉村人，1978年起义务守护石窟，46年没拿过一分钱工资。20世纪90年代石窟两次被盗凿佛头，他养狗看护，发现盗贼对付狗比对付人还有经验。媒体报道后，文物部门拨了两千块钱，他用来焊了个铁栅栏，把石窟锁起来，有人参观再开门。王凯去的那天，龙门石窟有几万人游览，而来水泉村的，他们只是第二拨游客。

此前，文保所为奖励老人看护石窟决定每月补助他400元，但已经8个月没发过了。这些一点没影响他对石窟的激情讲解和细心看护。老人说儿孙都很好，但各有各的事，估计没有人来接他的班——他应该是水泉村最后一位石窟守护人了。

像师长捷这样的守窟人不在少数。川渝的安岳、大足石窟群，就有很多类似的无名守护人。他们生于斯长于斯，游客眼中的景点对他们来说是童年的处所、日常的生活、融进血脉的记忆，是奋力护卫的“亲人”。这样的守窟人，一代接着一代，守护了1600年。

1932年，曾将龙门石窟《文昭皇后礼佛图》碎片整理运输至美国的劳伦斯·史克曼来到山西大同，想看看能否买到一些云冈石窟的佛像雕塑或残件。但因云冈村村民已自发对古迹严加守卫，盗凿之事鲜有发生，史克曼百般搜求，也只得到了一枚陶眼。正因如此，云冈石窟成为那个动荡年代里，相较于龙门、响堂山、天龙山等石窟被保护得较好的北朝石窟群。这枚陶眼，之后也成为回归云冈的第一件流失海外的文物。

这些人，这些石头，这些故事，都在告诉王凯：他正在走的这条路，有人已经走了一辈子。

如今，这条路正被更多人看见。今年春节期间，云冈石窟因游客爆满连续多日限流，年轻人打卡看展成了标配。但王凯也在思考，“参观古迹的人中，有多少是为了文物本身，又有多少是为了拍照发朋友圈？”毋庸置疑的是，文化和艺术正在变成年轻人的“社交资本”，这在古代是阶层象征，在民国是教育资本，而今天变成了社交平台上的审美标签。

“文化的繁盛当然是好事，”他想，“当文化进入生活之后，是否还能保持一定的深度？还是仅仅停留在表面？”

这也是他下一本书的初衷，写丝绸之路上的人，丝绸之路不仅是书本中金光灿灿的商道，更是一条充满艰辛的苦难与信仰之路。东晋高僧法显西行取经途经敦煌时曾写，“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及望目，唯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耳。”玄奘也在《大唐西域记》里记载，走到莫贺延碛，“四夜五日无一滴沾喉，口腹干焦，几将殒绝。”王凯想从微观史的视角呈现这条拥有两千年悲怆历史的信仰之路，这些具体的人，有中国的，有波斯的，也有中亚、西亚的，还有欧洲的。“真实的丝绸之路，是一片望不到尽头、被季风和流沙统治的荒原。在荒原上行走的，是一个个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

那天夜里离开水泉石窟时，师长捷站在昏暗的路灯下，目送他们的车远去。老人身后，是他守护了46年的石窟。王凯从后视镜里看着那个身影越来越小，最后融进夜色。

后来他常想起那个画面。1600年来，有多少人像师长捷一样，守着这些石头，一代又一代，无人在意，无人知晓。石窟沉默，他们也沉默。但正是这些沉默的人，让石窟开口说了话。

王凯还在这条路上走着。从兰州到北京，从敦煌到云冈，从法显到玄奘，从师长捷到他自己。他相信，只要还有人愿意走，这条路，就永远不会荒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