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当然是世界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应该已经不会有学者在提及世界文学时遗漏中国文学的存在，只是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讨论，中国文学到底要以何种面貌居于世界文学的大家庭里。我认为，今天更应当强调中国文学的特殊性和最起码的中国立场。”学者季进表示。

近日，季进的最新力作《世界中的当代文学》由译林出版社出版。这部探讨中国文学如何在世界坐标中定位、传播并反观自身的作品，恰好映照了他多年的学术追寻——让中国文学的光，照向彼岸，也照亮自身。

海外对中国文学的理解、翻译与接受

季进的学术道路，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当时正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经历深刻变化的时期。一方面，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三位学者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整体概念，试图突破过去近代、现代、当代割裂的框架，用更连贯的眼光看待文学流变；另一方面，以陈思和、王晓明等为代表的学者，则着力“重写文学史”，希望挣脱过去的定评，从审美与文化层面重新解读文学。

季进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激荡中进入学术界的。他的两位导师——范伯群和曾华鹏教授——彼时正致力于开拓通俗文学研究的新领域。这一方向不仅关乎“雅”与“俗”的辩证，更触及了文学如何发生、如何与大众文化互动的深层机制，要回答的是一个根本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究竟是如何形成、如何演变至今。

这些思考大多沿着历史纵向展开，但也悄然指向另一个维度：如果只关注时间上的流变，那些跨越空间、跨越文化的横向因素，又该如何进入我们的视野？季进的研究，正是从对这种“横向可能性”的敏感开始的。

1999年，他完成了博士论文《钱锺书与现代西学》，开始在中西文化之间探寻对话的可能。这项研究归属于当时新兴的比较文学学科。比较文学在其发源地欧美曾经历过范式危机——早期的研究过于强调有迹可循的影响与传播，容易陷入谁影响谁、谁主导谁的优劣之辩。之后兴起的“平行研究”试图摆脱这种心态，转而在不同文化间寻找相似与呼应，却又面临新的问题：如果缺乏实际接触，凭什么说两者可以比较？

季进选择钱锺书，正是因为钱锺书早已洞察这种困境。他从不把中西文化看作两个对立的庞然大物，而是通过散落的笔记、片段的对照，展现思想如何在细节处相遇、共振。这种看似“支离”的方式，恰恰打破了文化整体性的幻象，让对话在流动的、网络般的关系中真正展开。

2000年，季进在一次学术会议上结识李欧梵、王德威等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的重要学者；2004年，又受邀以合作研究教授身份访问哈佛大学，正是在这一阶段，他结识了一批海外汉学的朋友，第一次近距离地体认到：中国文学在世界中的位置，并不取决于我们如何“讲述自己”，而往往取决于他者如何理解、翻译与接受。

后来，随着李欧梵将毕生藏书捐赠苏州大学，苏大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应运而生。季进出任中心主任，十余年来持续策划国际学术交流、整理海外文献、主持访谈与研究项目，使苏州大学逐渐成为国内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的重镇。

也正是在这样的学术实践中，一个问题反复浮现——当中国当代文学不断“走出去”，它究竟在世界上经历了什么？又留下些什么？

他的最新作品《世界中的当代文学》正是对这一问题的集中回应。

梳理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历史脉络

季进历时多年主持海外汉学家访谈，这一过程本身，就是他学术研究中关键的“田野调查”。通过直面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宇文所安等代表性学者，他更切身感受到不同学者因文化身份与学术传承而产生的“洞见与不见”，这使他超越了文本与理论的间接认知，获得了对海外汉学生态、内部张力及其问题意识的“在地化”理解，为后续的理论构建奠定了扎实的经验基础与对话资源。

在此基础上，他推出了新作《世界中的当代文学》，这是一部立足中国当代文学现场，同时又始终保持世界文学视野的评论与研究著作。

全书以十四位重要作家、十七部代表性作品为核心对象，既涵盖莫言、叶兆言、阿来、王尧、刘亮程、迟子建、格非、毕飞宇、麦家等当代文学大家，也关注近年来在海外传播过程中持续受到讨论的关键文本。

全书共分六辑，层层推进。“讲故事的人”聚焦阿来、刘亮程的边地传奇，捕捉潜流于风土深处的在地诗学；“人间世相”观照贾平凹、毕飞宇的世情叙述，勘探人性的复杂光谱；“历史镜像”烛照叶兆言、王尧、葛亮的往昔叙事，思索有情和事功的对话；“生命的共情”关注莫言、林青霞的跨界实验，探索文学表达的未至之境。

在季进看来，这些作家、作品之所以值得反复讨论，并不只是因为他们在中国文学内部的地位，更因为他们真实地参与了中国文学进入世界文学体系的过程。

在此基础上，书稿进一步转向理论层面，于“世界中的流播”与“理论的观照”两辑中，系统梳理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七十余年的历史脉络，从起步期、发展期到爆发期，揭示其背后复杂的文化机制、译介结构，并尝试构建以“关键词”为枢纽的系统研究方法，为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具有可操作性的新范式。

从“走出去”到“走回来”

在季进看来，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问题，并不只在于“能否走出去”。更关键的是，当文学走向世界之后，是否还能走回来，反观自身、更新自身。

“如果不能充分关注中国与中国文学的特殊性，将中国文学与文化的现实，削足适履地置于与全球化接轨的想象之中，中国文学文化的存在价值就会大大降低”，季进说，“我们如何重返中国文学的传统，丰富自身的文学实践，既不要遗失中国文化的固有血脉，又不会脱离世界文学的谱系，从而催生中国文学的内爆，呈现出多层次、多角度的‘众声喧哗’的叙事格局，我觉得这才应该成为我们追求的目标。”

正如他在访谈中所言，海外研究中国文学，本身是一项处于边缘地带的学术事业。许多译者与研究者之所以长期坚持，依靠的并非学术资源的充裕，而是对文学本身的热爱与责任感。如何理解并尊重这些“彼岸的微光”，正是当代文学研究不可回避的议题。

因此，《世界中的当代文学》并不试图为中国文学在世界中的位置给出简单答案，而是力图在“中国性”与“世界性”的持续对话之中，呈现一种开放而动态的文学图景。

“中国文学当然是世界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应该已经不会有学者在提及世界文学时遗漏中国文学的存在，只是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讨论，中国文学到底要以何种面貌居于世界文学的大家庭里。我认为，今天更应当强调中国文学的特殊性和最起码的中国立场。”学者季进表示。

近日，季进的最新力作《世界中的当代文学》由译林出版社出版。这部探讨中国文学如何在世界坐标中定位、传播并反观自身的作品，恰好映照了他多年的学术追寻——让中国文学的光，照向彼岸，也照亮自身。

海外对中国文学的理解、翻译与接受

季进的学术道路，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当时正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经历深刻变化的时期。一方面，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三位学者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整体概念，试图突破过去近代、现代、当代割裂的框架，用更连贯的眼光看待文学流变；另一方面，以陈思和、王晓明等为代表的学者，则着力“重写文学史”，希望挣脱过去的定评，从审美与文化层面重新解读文学。

季进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激荡中进入学术界的。他的两位导师——范伯群和曾华鹏教授——彼时正致力于开拓通俗文学研究的新领域。这一方向不仅关乎“雅”与“俗”的辩证，更触及了文学如何发生、如何与大众文化互动的深层机制，要回答的是一个根本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究竟是如何形成、如何演变至今。

这些思考大多沿着历史纵向展开，但也悄然指向另一个维度：如果只关注时间上的流变，那些跨越空间、跨越文化的横向因素，又该如何进入我们的视野？季进的研究，正是从对这种“横向可能性”的敏感开始的。

1999年，他完成了博士论文《钱锺书与现代西学》，开始在中西文化之间探寻对话的可能。这项研究归属于当时新兴的比较文学学科。比较文学在其发源地欧美曾经历过范式危机——早期的研究过于强调有迹可循的影响与传播，容易陷入谁影响谁、谁主导谁的优劣之辩。之后兴起的“平行研究”试图摆脱这种心态，转而在不同文化间寻找相似与呼应，却又面临新的问题：如果缺乏实际接触，凭什么说两者可以比较？

季进选择钱锺书，正是因为钱锺书早已洞察这种困境。他从不把中西文化看作两个对立的庞然大物，而是通过散落的笔记、片段的对照，展现思想如何在细节处相遇、共振。这种看似“支离”的方式，恰恰打破了文化整体性的幻象，让对话在流动的、网络般的关系中真正展开。

2000年，季进在一次学术会议上结识李欧梵、王德威等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的重要学者；2004年，又受邀以合作研究教授身份访问哈佛大学，正是在这一阶段，他结识了一批海外汉学的朋友，第一次近距离地体认到：中国文学在世界中的位置，并不取决于我们如何“讲述自己”，而往往取决于他者如何理解、翻译与接受。

后来，随着李欧梵将毕生藏书捐赠苏州大学，苏大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应运而生。季进出任中心主任，十余年来持续策划国际学术交流、整理海外文献、主持访谈与研究项目，使苏州大学逐渐成为国内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的重镇。

也正是在这样的学术实践中，一个问题反复浮现——当中国当代文学不断“走出去”，它究竟在世界上经历了什么？又留下些什么？

他的最新作品《世界中的当代文学》正是对这一问题的集中回应。

梳理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历史脉络

季进历时多年主持海外汉学家访谈，这一过程本身，就是他学术研究中关键的“田野调查”。通过直面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宇文所安等代表性学者，他更切身感受到不同学者因文化身份与学术传承而产生的“洞见与不见”，这使他超越了文本与理论的间接认知，获得了对海外汉学生态、内部张力及其问题意识的“在地化”理解，为后续的理论构建奠定了扎实的经验基础与对话资源。

在此基础上，他推出了新作《世界中的当代文学》，这是一部立足中国当代文学现场，同时又始终保持世界文学视野的评论与研究著作。

全书以十四位重要作家、十七部代表性作品为核心对象，既涵盖莫言、叶兆言、阿来、王尧、刘亮程、迟子建、格非、毕飞宇、麦家等当代文学大家，也关注近年来在海外传播过程中持续受到讨论的关键文本。

全书共分六辑，层层推进。“讲故事的人”聚焦阿来、刘亮程的边地传奇，捕捉潜流于风土深处的在地诗学；“人间世相”观照贾平凹、毕飞宇的世情叙述，勘探人性的复杂光谱；“历史镜像”烛照叶兆言、王尧、葛亮的往昔叙事，思索有情和事功的对话；“生命的共情”关注莫言、林青霞的跨界实验，探索文学表达的未至之境。

在季进看来，这些作家、作品之所以值得反复讨论，并不只是因为他们在中国文学内部的地位，更因为他们真实地参与了中国文学进入世界文学体系的过程。

在此基础上，书稿进一步转向理论层面，于“世界中的流播”与“理论的观照”两辑中，系统梳理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七十余年的历史脉络，从起步期、发展期到爆发期，揭示其背后复杂的文化机制、译介结构，并尝试构建以“关键词”为枢纽的系统研究方法，为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具有可操作性的新范式。

从“走出去”到“走回来”

在季进看来，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问题，并不只在于“能否走出去”。更关键的是，当文学走向世界之后，是否还能走回来，反观自身、更新自身。

“如果不能充分关注中国与中国文学的特殊性，将中国文学与文化的现实，削足适履地置于与全球化接轨的想象之中，中国文学文化的存在价值就会大大降低”，季进说，“我们如何重返中国文学的传统，丰富自身的文学实践，既不要遗失中国文化的固有血脉，又不会脱离世界文学的谱系，从而催生中国文学的内爆，呈现出多层次、多角度的‘众声喧哗’的叙事格局，我觉得这才应该成为我们追求的目标。”

正如他在访谈中所言，海外研究中国文学，本身是一项处于边缘地带的学术事业。许多译者与研究者之所以长期坚持，依靠的并非学术资源的充裕，而是对文学本身的热爱与责任感。如何理解并尊重这些“彼岸的微光”，正是当代文学研究不可回避的议题。

因此，《世界中的当代文学》并不试图为中国文学在世界中的位置给出简单答案，而是力图在“中国性”与“世界性”的持续对话之中，呈现一种开放而动态的文学图景。

“中国文学当然是世界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应该已经不会有学者在提及世界文学时遗漏中国文学的存在，只是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讨论，中国文学到底要以何种面貌居于世界文学的大家庭里。我认为，今天更应当强调中国文学的特殊性和最起码的中国立场。”学者季进表示。

近日，季进的最新力作《世界中的当代文学》由译林出版社出版。这部探讨中国文学如何在世界坐标中定位、传播并反观自身的作品，恰好映照了他多年的学术追寻——让中国文学的光，照向彼岸，也照亮自身。

海外对中国文学的理解、翻译与接受

季进的学术道路，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当时正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经历深刻变化的时期。一方面，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三位学者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整体概念，试图突破过去近代、现代、当代割裂的框架，用更连贯的眼光看待文学流变；另一方面，以陈思和、王晓明等为代表的学者，则着力“重写文学史”，希望挣脱过去的定评，从审美与文化层面重新解读文学。

季进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激荡中进入学术界的。他的两位导师——范伯群和曾华鹏教授——彼时正致力于开拓通俗文学研究的新领域。这一方向不仅关乎“雅”与“俗”的辩证，更触及了文学如何发生、如何与大众文化互动的深层机制，要回答的是一个根本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究竟是如何形成、如何演变至今。

这些思考大多沿着历史纵向展开，但也悄然指向另一个维度：如果只关注时间上的流变，那些跨越空间、跨越文化的横向因素，又该如何进入我们的视野？季进的研究，正是从对这种“横向可能性”的敏感开始的。

1999年，他完成了博士论文《钱锺书与现代西学》，开始在中西文化之间探寻对话的可能。这项研究归属于当时新兴的比较文学学科。比较文学在其发源地欧美曾经历过范式危机——早期的研究过于强调有迹可循的影响与传播，容易陷入谁影响谁、谁主导谁的优劣之辩。之后兴起的“平行研究”试图摆脱这种心态，转而在不同文化间寻找相似与呼应，却又面临新的问题：如果缺乏实际接触，凭什么说两者可以比较？

季进选择钱锺书，正是因为钱锺书早已洞察这种困境。他从不把中西文化看作两个对立的庞然大物，而是通过散落的笔记、片段的对照，展现思想如何在细节处相遇、共振。这种看似“支离”的方式，恰恰打破了文化整体性的幻象，让对话在流动的、网络般的关系中真正展开。

2000年，季进在一次学术会议上结识李欧梵、王德威等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的重要学者；2004年，又受邀以合作研究教授身份访问哈佛大学，正是在这一阶段，他结识了一批海外汉学的朋友，第一次近距离地体认到：中国文学在世界中的位置，并不取决于我们如何“讲述自己”，而往往取决于他者如何理解、翻译与接受。

后来，随着李欧梵将毕生藏书捐赠苏州大学，苏大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应运而生。季进出任中心主任，十余年来持续策划国际学术交流、整理海外文献、主持访谈与研究项目，使苏州大学逐渐成为国内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的重镇。

也正是在这样的学术实践中，一个问题反复浮现——当中国当代文学不断“走出去”，它究竟在世界上经历了什么？又留下些什么？

他的最新作品《世界中的当代文学》正是对这一问题的集中回应。

梳理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历史脉络

季进历时多年主持海外汉学家访谈，这一过程本身，就是他学术研究中关键的“田野调查”。通过直面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宇文所安等代表性学者，他更切身感受到不同学者因文化身份与学术传承而产生的“洞见与不见”，这使他超越了文本与理论的间接认知，获得了对海外汉学生态、内部张力及其问题意识的“在地化”理解，为后续的理论构建奠定了扎实的经验基础与对话资源。

在此基础上，他推出了新作《世界中的当代文学》，这是一部立足中国当代文学现场，同时又始终保持世界文学视野的评论与研究著作。

全书以十四位重要作家、十七部代表性作品为核心对象，既涵盖莫言、叶兆言、阿来、王尧、刘亮程、迟子建、格非、毕飞宇、麦家等当代文学大家，也关注近年来在海外传播过程中持续受到讨论的关键文本。

全书共分六辑，层层推进。“讲故事的人”聚焦阿来、刘亮程的边地传奇，捕捉潜流于风土深处的在地诗学；“人间世相”观照贾平凹、毕飞宇的世情叙述，勘探人性的复杂光谱；“历史镜像”烛照叶兆言、王尧、葛亮的往昔叙事，思索有情和事功的对话；“生命的共情”关注莫言、林青霞的跨界实验，探索文学表达的未至之境。

在季进看来，这些作家、作品之所以值得反复讨论，并不只是因为他们在中国文学内部的地位，更因为他们真实地参与了中国文学进入世界文学体系的过程。

在此基础上，书稿进一步转向理论层面，于“世界中的流播”与“理论的观照”两辑中，系统梳理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七十余年的历史脉络，从起步期、发展期到爆发期，揭示其背后复杂的文化机制、译介结构，并尝试构建以“关键词”为枢纽的系统研究方法，为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具有可操作性的新范式。

从“走出去”到“走回来”

在季进看来，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问题，并不只在于“能否走出去”。更关键的是，当文学走向世界之后，是否还能走回来，反观自身、更新自身。

“如果不能充分关注中国与中国文学的特殊性，将中国文学与文化的现实，削足适履地置于与全球化接轨的想象之中，中国文学文化的存在价值就会大大降低”，季进说，“我们如何重返中国文学的传统，丰富自身的文学实践，既不要遗失中国文化的固有血脉，又不会脱离世界文学的谱系，从而催生中国文学的内爆，呈现出多层次、多角度的‘众声喧哗’的叙事格局，我觉得这才应该成为我们追求的目标。”

正如他在访谈中所言，海外研究中国文学，本身是一项处于边缘地带的学术事业。许多译者与研究者之所以长期坚持，依靠的并非学术资源的充裕，而是对文学本身的热爱与责任感。如何理解并尊重这些“彼岸的微光”，正是当代文学研究不可回避的议题。

因此，《世界中的当代文学》并不试图为中国文学在世界中的位置给出简单答案，而是力图在“中国性”与“世界性”的持续对话之中，呈现一种开放而动态的文学图景。

“中国文学当然是世界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应该已经不会有学者在提及世界文学时遗漏中国文学的存在，只是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讨论，中国文学到底要以何种面貌居于世界文学的大家庭里。我认为，今天更应当强调中国文学的特殊性和最起码的中国立场。”学者季进表示。

近日，季进的最新力作《世界中的当代文学》由译林出版社出版。这部探讨中国文学如何在世界坐标中定位、传播并反观自身的作品，恰好映照了他多年的学术追寻——让中国文学的光，照向彼岸，也照亮自身。

海外对中国文学的理解、翻译与接受

季进的学术道路，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当时正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经历深刻变化的时期。一方面，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三位学者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整体概念，试图突破过去近代、现代、当代割裂的框架，用更连贯的眼光看待文学流变；另一方面，以陈思和、王晓明等为代表的学者，则着力“重写文学史”，希望挣脱过去的定评，从审美与文化层面重新解读文学。

季进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激荡中进入学术界的。他的两位导师——范伯群和曾华鹏教授——彼时正致力于开拓通俗文学研究的新领域。这一方向不仅关乎“雅”与“俗”的辩证，更触及了文学如何发生、如何与大众文化互动的深层机制，要回答的是一个根本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究竟是如何形成、如何演变至今。

这些思考大多沿着历史纵向展开，但也悄然指向另一个维度：如果只关注时间上的流变，那些跨越空间、跨越文化的横向因素，又该如何进入我们的视野？季进的研究，正是从对这种“横向可能性”的敏感开始的。

1999年，他完成了博士论文《钱锺书与现代西学》，开始在中西文化之间探寻对话的可能。这项研究归属于当时新兴的比较文学学科。比较文学在其发源地欧美曾经历过范式危机——早期的研究过于强调有迹可循的影响与传播，容易陷入谁影响谁、谁主导谁的优劣之辩。之后兴起的“平行研究”试图摆脱这种心态，转而在不同文化间寻找相似与呼应，却又面临新的问题：如果缺乏实际接触，凭什么说两者可以比较？

季进选择钱锺书，正是因为钱锺书早已洞察这种困境。他从不把中西文化看作两个对立的庞然大物，而是通过散落的笔记、片段的对照，展现思想如何在细节处相遇、共振。这种看似“支离”的方式，恰恰打破了文化整体性的幻象，让对话在流动的、网络般的关系中真正展开。

2000年，季进在一次学术会议上结识李欧梵、王德威等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的重要学者；2004年，又受邀以合作研究教授身份访问哈佛大学，正是在这一阶段，他结识了一批海外汉学的朋友，第一次近距离地体认到：中国文学在世界中的位置，并不取决于我们如何“讲述自己”，而往往取决于他者如何理解、翻译与接受。

后来，随着李欧梵将毕生藏书捐赠苏州大学，苏大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应运而生。季进出任中心主任，十余年来持续策划国际学术交流、整理海外文献、主持访谈与研究项目，使苏州大学逐渐成为国内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的重镇。

也正是在这样的学术实践中，一个问题反复浮现——当中国当代文学不断“走出去”，它究竟在世界上经历了什么？又留下些什么？

他的最新作品《世界中的当代文学》正是对这一问题的集中回应。

梳理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历史脉络

季进历时多年主持海外汉学家访谈，这一过程本身，就是他学术研究中关键的“田野调查”。通过直面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宇文所安等代表性学者，他更切身感受到不同学者因文化身份与学术传承而产生的“洞见与不见”，这使他超越了文本与理论的间接认知，获得了对海外汉学生态、内部张力及其问题意识的“在地化”理解，为后续的理论构建奠定了扎实的经验基础与对话资源。

在此基础上，他推出了新作《世界中的当代文学》，这是一部立足中国当代文学现场，同时又始终保持世界文学视野的评论与研究著作。

全书以十四位重要作家、十七部代表性作品为核心对象，既涵盖莫言、叶兆言、阿来、王尧、刘亮程、迟子建、格非、毕飞宇、麦家等当代文学大家，也关注近年来在海外传播过程中持续受到讨论的关键文本。

全书共分六辑，层层推进。“讲故事的人”聚焦阿来、刘亮程的边地传奇，捕捉潜流于风土深处的在地诗学；“人间世相”观照贾平凹、毕飞宇的世情叙述，勘探人性的复杂光谱；“历史镜像”烛照叶兆言、王尧、葛亮的往昔叙事，思索有情和事功的对话；“生命的共情”关注莫言、林青霞的跨界实验，探索文学表达的未至之境。

在季进看来，这些作家、作品之所以值得反复讨论，并不只是因为他们在中国文学内部的地位，更因为他们真实地参与了中国文学进入世界文学体系的过程。

在此基础上，书稿进一步转向理论层面，于“世界中的流播”与“理论的观照”两辑中，系统梳理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七十余年的历史脉络，从起步期、发展期到爆发期，揭示其背后复杂的文化机制、译介结构，并尝试构建以“关键词”为枢纽的系统研究方法，为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具有可操作性的新范式。

从“走出去”到“走回来”

在季进看来，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问题，并不只在于“能否走出去”。更关键的是，当文学走向世界之后，是否还能走回来，反观自身、更新自身。

“如果不能充分关注中国与中国文学的特殊性，将中国文学与文化的现实，削足适履地置于与全球化接轨的想象之中，中国文学文化的存在价值就会大大降低”，季进说，“我们如何重返中国文学的传统，丰富自身的文学实践，既不要遗失中国文化的固有血脉，又不会脱离世界文学的谱系，从而催生中国文学的内爆，呈现出多层次、多角度的‘众声喧哗’的叙事格局，我觉得这才应该成为我们追求的目标。”

正如他在访谈中所言，海外研究中国文学，本身是一项处于边缘地带的学术事业。许多译者与研究者之所以长期坚持，依靠的并非学术资源的充裕，而是对文学本身的热爱与责任感。如何理解并尊重这些“彼岸的微光”，正是当代文学研究不可回避的议题。

因此，《世界中的当代文学》并不试图为中国文学在世界中的位置给出简单答案，而是力图在“中国性”与“世界性”的持续对话之中，呈现一种开放而动态的文学图景。

“中国文学当然是世界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应该已经不会有学者在提及世界文学时遗漏中国文学的存在，只是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讨论，中国文学到底要以何种面貌居于世界文学的大家庭里。我认为，今天更应当强调中国文学的特殊性和最起码的中国立场。”学者季进表示。

近日，季进的最新力作《世界中的当代文学》由译林出版社出版。这部探讨中国文学如何在世界坐标中定位、传播并反观自身的作品，恰好映照了他多年的学术追寻——让中国文学的光，照向彼岸，也照亮自身。

海外对中国文学的理解、翻译与接受

季进的学术道路，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当时正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经历深刻变化的时期。一方面，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三位学者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整体概念，试图突破过去近代、现代、当代割裂的框架，用更连贯的眼光看待文学流变；另一方面，以陈思和、王晓明等为代表的学者，则着力“重写文学史”，希望挣脱过去的定评，从审美与文化层面重新解读文学。

季进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激荡中进入学术界的。他的两位导师——范伯群和曾华鹏教授——彼时正致力于开拓通俗文学研究的新领域。这一方向不仅关乎“雅”与“俗”的辩证，更触及了文学如何发生、如何与大众文化互动的深层机制，要回答的是一个根本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究竟是如何形成、如何演变至今。

这些思考大多沿着历史纵向展开，但也悄然指向另一个维度：如果只关注时间上的流变，那些跨越空间、跨越文化的横向因素，又该如何进入我们的视野？季进的研究，正是从对这种“横向可能性”的敏感开始的。

1999年，他完成了博士论文《钱锺书与现代西学》，开始在中西文化之间探寻对话的可能。这项研究归属于当时新兴的比较文学学科。比较文学在其发源地欧美曾经历过范式危机——早期的研究过于强调有迹可循的影响与传播，容易陷入谁影响谁、谁主导谁的优劣之辩。之后兴起的“平行研究”试图摆脱这种心态，转而在不同文化间寻找相似与呼应，却又面临新的问题：如果缺乏实际接触，凭什么说两者可以比较？

季进选择钱锺书，正是因为钱锺书早已洞察这种困境。他从不把中西文化看作两个对立的庞然大物，而是通过散落的笔记、片段的对照，展现思想如何在细节处相遇、共振。这种看似“支离”的方式，恰恰打破了文化整体性的幻象，让对话在流动的、网络般的关系中真正展开。

2000年，季进在一次学术会议上结识李欧梵、王德威等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的重要学者；2004年，又受邀以合作研究教授身份访问哈佛大学，正是在这一阶段，他结识了一批海外汉学的朋友，第一次近距离地体认到：中国文学在世界中的位置，并不取决于我们如何“讲述自己”，而往往取决于他者如何理解、翻译与接受。

后来，随着李欧梵将毕生藏书捐赠苏州大学，苏大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应运而生。季进出任中心主任，十余年来持续策划国际学术交流、整理海外文献、主持访谈与研究项目，使苏州大学逐渐成为国内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的重镇。

也正是在这样的学术实践中，一个问题反复浮现——当中国当代文学不断“走出去”，它究竟在世界上经历了什么？又留下些什么？

他的最新作品《世界中的当代文学》正是对这一问题的集中回应。

梳理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历史脉络

季进历时多年主持海外汉学家访谈，这一过程本身，就是他学术研究中关键的“田野调查”。通过直面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宇文所安等代表性学者，他更切身感受到不同学者因文化身份与学术传承而产生的“洞见与不见”，这使他超越了文本与理论的间接认知，获得了对海外汉学生态、内部张力及其问题意识的“在地化”理解，为后续的理论构建奠定了扎实的经验基础与对话资源。

在此基础上，他推出了新作《世界中的当代文学》，这是一部立足中国当代文学现场，同时又始终保持世界文学视野的评论与研究著作。

全书以十四位重要作家、十七部代表性作品为核心对象，既涵盖莫言、叶兆言、阿来、王尧、刘亮程、迟子建、格非、毕飞宇、麦家等当代文学大家，也关注近年来在海外传播过程中持续受到讨论的关键文本。

全书共分六辑，层层推进。“讲故事的人”聚焦阿来、刘亮程的边地传奇，捕捉潜流于风土深处的在地诗学；“人间世相”观照贾平凹、毕飞宇的世情叙述，勘探人性的复杂光谱；“历史镜像”烛照叶兆言、王尧、葛亮的往昔叙事，思索有情和事功的对话；“生命的共情”关注莫言、林青霞的跨界实验，探索文学表达的未至之境。

在季进看来，这些作家、作品之所以值得反复讨论，并不只是因为他们在中国文学内部的地位，更因为他们真实地参与了中国文学进入世界文学体系的过程。

在此基础上，书稿进一步转向理论层面，于“世界中的流播”与“理论的观照”两辑中，系统梳理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七十余年的历史脉络，从起步期、发展期到爆发期，揭示其背后复杂的文化机制、译介结构，并尝试构建以“关键词”为枢纽的系统研究方法，为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具有可操作性的新范式。

从“走出去”到“走回来”

在季进看来，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问题，并不只在于“能否走出去”。更关键的是，当文学走向世界之后，是否还能走回来，反观自身、更新自身。

“如果不能充分关注中国与中国文学的特殊性，将中国文学与文化的现实，削足适履地置于与全球化接轨的想象之中，中国文学文化的存在价值就会大大降低”，季进说，“我们如何重返中国文学的传统，丰富自身的文学实践，既不要遗失中国文化的固有血脉，又不会脱离世界文学的谱系，从而催生中国文学的内爆，呈现出多层次、多角度的‘众声喧哗’的叙事格局，我觉得这才应该成为我们追求的目标。”

正如他在访谈中所言，海外研究中国文学，本身是一项处于边缘地带的学术事业。许多译者与研究者之所以长期坚持，依靠的并非学术资源的充裕，而是对文学本身的热爱与责任感。如何理解并尊重这些“彼岸的微光”，正是当代文学研究不可回避的议题。

因此，《世界中的当代文学》并不试图为中国文学在世界中的位置给出简单答案，而是力图在“中国性”与“世界性”的持续对话之中，呈现一种开放而动态的文学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