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诸葛亮，多数人第一反应是 “鞠躬尽瘁” 的千古忠臣，是运筹帷幄的一代军师。其实，他也是中国古代法治史上一位先行者。3月18日，“E法同行 清朗天府”2026年全国网络法治主题宣传活动正式启动，现场一出以《法，何以安蜀？》为主题的舞台剧，便以大众熟知的 “挥泪斩马谡” 桥段，演绎了诸葛亮的法纪严明。

记者了解到，这位治蜀多年的蜀汉丞相，已入选四川省司法厅联合四川大学课题组发布的《四川省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名录》，其德法并济的治蜀理念，历经千年岁月洗礼，为当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提供了历史镜鉴。

从隆中到蜀廷：法治思想的三段成长之路

诸葛亮的法治思想，始终与他的政治生涯同频生长，清晰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建安二年（公元197年），诸葛玄去世，17岁的诸葛亮隐居隆中，开始了长达十年的躬耕读书生涯。彼时东汉末年中央集权崩塌、战乱频发、民不聊生，他在遍览群书时便清醒洞察到律法对于安邦定国的核心作用，志比管仲、乐毅的他，在知识体系中格外偏重兵、法学说，初步形成了以法治军、以法治国的核心理念，完成了法治思想的早期积累与萌芽。

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以《隆中对》定下三分天下的战略蓝图，自此出山辅佐刘备。此后十四年间，他将法治理念率先落地于治军实践，确立 “法令明、赏罚信” 的治军准则，以严明法度提振军队战斗力，其法治思想也在实践中进入全面发展期。

建兴元年（公元223年），刘备白帝城托孤，诸葛亮以辅政大臣身份执掌蜀汉军政大权，“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直至建兴十二年病逝五丈原的十四年间，他与法正、刘巴等人共同制定蜀汉核心法典《蜀科》，亲自起草数十则科条律令，全面推进依法治蜀的系统实践，其法治思想也最终走向成熟与完善。

执法佳话：罪止其身不牵连他人

诸葛亮的法治理念，从来不是纸上的条文，而是贯穿始终的执法实践，“罪止其身” 的典故便是最好的佐证。

蜀汉重臣李严与诸葛亮同为刘备临终前的托孤大臣，建兴九年，诸葛亮兵出祁山，李严负责督办粮草运输。彼时夏秋阴雨连绵，蜀道难行，粮草运输难以为继，李严派人传话劝诸葛亮撤军，可待大军退回后，他却反口向刘禅进谗，以 “粮草充足却擅自撤军” 为由弹劾诸葛亮，试图掩盖自身罪责。诸葛亮拿出李严前后亲笔书信为证，揭穿其谎言，最终依法将李严削职为民，流放梓潼郡。

令人称道的是，诸葛亮始终坚守 “罚当其罪、罪止其身” 的原则。李严获罪，并未牵连其家人，即便《蜀科》中有连坐、族诛的条款，他终其一生也未曾使用。李严之子李丰不仅未受株连，反而依旧在朝为官，得到诸葛亮的信任与重用，最终官至朱提太守。这份严守法度又不失宽仁的执法操守，成为流传千年的法治佳话。

德法并济：跨越千年的法治智慧与当代价值

诸葛亮博采儒法众家之长，打破西汉以来 “独尊儒术” 的传统，将儒家 “仁政” 与法家 “刑政” 有机融合，构建起一套适配蜀地实际的完整法治体系，四大核心内涵至今仍有极强的现实借鉴意义。

德法并济，注重教化。他既认同法家 “以法为本” 的核心，反对纯靠怀柔治国，又摒弃法家严刑峻法的极端，主张 “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以律法划定行为底线，以道德教化引导民心，最终实现 “刑政虽峻而无怨者” 的治理效果。审势立法，因地制宜。刘备入蜀之初，益州历经三年战乱，经济崩溃、制度废弛、豪强专横。诸葛亮总结前朝治乱教训，针对蜀地弊政制定《蜀科》，又出台《八务》《七戒》等规章约束官吏，以严法抑制豪强、整肃秩序，短短数年便让益州恢复生机。

赏罚严明，刑不择贵。他坚持 “赏以兴功，罚以禁奸”，无论是挥泪处决失守街亭的亲信马谡，还是依法罢黜托孤重臣李严，亦或是破格提拔有功的王平，始终以法度为唯一准绳，守住了法治的公平底线。

明晰权责，严格监督。他为执法部门厘清权责，健全监察制度，提倡 “开张圣听” 畅通忠谏之路，甚至对重大案件亲自复核，严防冤狱，以身作则维护执法公正。

这些治理智慧，与当下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推进科学立法、保障司法公正、完善法律监督体系的法治建设方向深度契合，为新时代法治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参照。

中国互联网发展基金会中国正能量网络传播专项基金为本次活动提供项目支持。

提起诸葛亮，多数人第一反应是 “鞠躬尽瘁” 的千古忠臣，是运筹帷幄的一代军师。其实，他也是中国古代法治史上一位先行者。3月18日，“E法同行 清朗天府”2026年全国网络法治主题宣传活动正式启动，现场一出以《法，何以安蜀？》为主题的舞台剧，便以大众熟知的 “挥泪斩马谡” 桥段，演绎了诸葛亮的法纪严明。

记者了解到，这位治蜀多年的蜀汉丞相，已入选四川省司法厅联合四川大学课题组发布的《四川省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名录》，其德法并济的治蜀理念，历经千年岁月洗礼，为当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提供了历史镜鉴。

从隆中到蜀廷：法治思想的三段成长之路

诸葛亮的法治思想，始终与他的政治生涯同频生长，清晰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建安二年（公元197年），诸葛玄去世，17岁的诸葛亮隐居隆中，开始了长达十年的躬耕读书生涯。彼时东汉末年中央集权崩塌、战乱频发、民不聊生，他在遍览群书时便清醒洞察到律法对于安邦定国的核心作用，志比管仲、乐毅的他，在知识体系中格外偏重兵、法学说，初步形成了以法治军、以法治国的核心理念，完成了法治思想的早期积累与萌芽。

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以《隆中对》定下三分天下的战略蓝图，自此出山辅佐刘备。此后十四年间，他将法治理念率先落地于治军实践，确立 “法令明、赏罚信” 的治军准则，以严明法度提振军队战斗力，其法治思想也在实践中进入全面发展期。

建兴元年（公元223年），刘备白帝城托孤，诸葛亮以辅政大臣身份执掌蜀汉军政大权，“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直至建兴十二年病逝五丈原的十四年间，他与法正、刘巴等人共同制定蜀汉核心法典《蜀科》，亲自起草数十则科条律令，全面推进依法治蜀的系统实践，其法治思想也最终走向成熟与完善。

执法佳话：罪止其身不牵连他人

诸葛亮的法治理念，从来不是纸上的条文，而是贯穿始终的执法实践，“罪止其身” 的典故便是最好的佐证。

蜀汉重臣李严与诸葛亮同为刘备临终前的托孤大臣，建兴九年，诸葛亮兵出祁山，李严负责督办粮草运输。彼时夏秋阴雨连绵，蜀道难行，粮草运输难以为继，李严派人传话劝诸葛亮撤军，可待大军退回后，他却反口向刘禅进谗，以 “粮草充足却擅自撤军” 为由弹劾诸葛亮，试图掩盖自身罪责。诸葛亮拿出李严前后亲笔书信为证，揭穿其谎言，最终依法将李严削职为民，流放梓潼郡。

令人称道的是，诸葛亮始终坚守 “罚当其罪、罪止其身” 的原则。李严获罪，并未牵连其家人，即便《蜀科》中有连坐、族诛的条款，他终其一生也未曾使用。李严之子李丰不仅未受株连，反而依旧在朝为官，得到诸葛亮的信任与重用，最终官至朱提太守。这份严守法度又不失宽仁的执法操守，成为流传千年的法治佳话。

德法并济：跨越千年的法治智慧与当代价值

诸葛亮博采儒法众家之长，打破西汉以来 “独尊儒术” 的传统，将儒家 “仁政” 与法家 “刑政” 有机融合，构建起一套适配蜀地实际的完整法治体系，四大核心内涵至今仍有极强的现实借鉴意义。

德法并济，注重教化。他既认同法家 “以法为本” 的核心，反对纯靠怀柔治国，又摒弃法家严刑峻法的极端，主张 “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以律法划定行为底线，以道德教化引导民心，最终实现 “刑政虽峻而无怨者” 的治理效果。审势立法，因地制宜。刘备入蜀之初，益州历经三年战乱，经济崩溃、制度废弛、豪强专横。诸葛亮总结前朝治乱教训，针对蜀地弊政制定《蜀科》，又出台《八务》《七戒》等规章约束官吏，以严法抑制豪强、整肃秩序，短短数年便让益州恢复生机。

赏罚严明，刑不择贵。他坚持 “赏以兴功，罚以禁奸”，无论是挥泪处决失守街亭的亲信马谡，还是依法罢黜托孤重臣李严，亦或是破格提拔有功的王平，始终以法度为唯一准绳，守住了法治的公平底线。

明晰权责，严格监督。他为执法部门厘清权责，健全监察制度，提倡 “开张圣听” 畅通忠谏之路，甚至对重大案件亲自复核，严防冤狱，以身作则维护执法公正。

这些治理智慧，与当下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推进科学立法、保障司法公正、完善法律监督体系的法治建设方向深度契合，为新时代法治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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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了解到，这位治蜀多年的蜀汉丞相，已入选四川省司法厅联合四川大学课题组发布的《四川省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名录》，其德法并济的治蜀理念，历经千年岁月洗礼，为当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提供了历史镜鉴。

从隆中到蜀廷：法治思想的三段成长之路

诸葛亮的法治思想，始终与他的政治生涯同频生长，清晰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建安二年（公元197年），诸葛玄去世，17岁的诸葛亮隐居隆中，开始了长达十年的躬耕读书生涯。彼时东汉末年中央集权崩塌、战乱频发、民不聊生，他在遍览群书时便清醒洞察到律法对于安邦定国的核心作用，志比管仲、乐毅的他，在知识体系中格外偏重兵、法学说，初步形成了以法治军、以法治国的核心理念，完成了法治思想的早期积累与萌芽。

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以《隆中对》定下三分天下的战略蓝图，自此出山辅佐刘备。此后十四年间，他将法治理念率先落地于治军实践，确立 “法令明、赏罚信” 的治军准则，以严明法度提振军队战斗力，其法治思想也在实践中进入全面发展期。

建兴元年（公元223年），刘备白帝城托孤，诸葛亮以辅政大臣身份执掌蜀汉军政大权，“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直至建兴十二年病逝五丈原的十四年间，他与法正、刘巴等人共同制定蜀汉核心法典《蜀科》，亲自起草数十则科条律令，全面推进依法治蜀的系统实践，其法治思想也最终走向成熟与完善。

执法佳话：罪止其身不牵连他人

诸葛亮的法治理念，从来不是纸上的条文，而是贯穿始终的执法实践，“罪止其身” 的典故便是最好的佐证。

蜀汉重臣李严与诸葛亮同为刘备临终前的托孤大臣，建兴九年，诸葛亮兵出祁山，李严负责督办粮草运输。彼时夏秋阴雨连绵，蜀道难行，粮草运输难以为继，李严派人传话劝诸葛亮撤军，可待大军退回后，他却反口向刘禅进谗，以 “粮草充足却擅自撤军” 为由弹劾诸葛亮，试图掩盖自身罪责。诸葛亮拿出李严前后亲笔书信为证，揭穿其谎言，最终依法将李严削职为民，流放梓潼郡。

令人称道的是，诸葛亮始终坚守 “罚当其罪、罪止其身” 的原则。李严获罪，并未牵连其家人，即便《蜀科》中有连坐、族诛的条款，他终其一生也未曾使用。李严之子李丰不仅未受株连，反而依旧在朝为官，得到诸葛亮的信任与重用，最终官至朱提太守。这份严守法度又不失宽仁的执法操守，成为流传千年的法治佳话。

德法并济：跨越千年的法治智慧与当代价值

诸葛亮博采儒法众家之长，打破西汉以来 “独尊儒术” 的传统，将儒家 “仁政” 与法家 “刑政” 有机融合，构建起一套适配蜀地实际的完整法治体系，四大核心内涵至今仍有极强的现实借鉴意义。

德法并济，注重教化。他既认同法家 “以法为本” 的核心，反对纯靠怀柔治国，又摒弃法家严刑峻法的极端，主张 “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以律法划定行为底线，以道德教化引导民心，最终实现 “刑政虽峻而无怨者” 的治理效果。审势立法，因地制宜。刘备入蜀之初，益州历经三年战乱，经济崩溃、制度废弛、豪强专横。诸葛亮总结前朝治乱教训，针对蜀地弊政制定《蜀科》，又出台《八务》《七戒》等规章约束官吏，以严法抑制豪强、整肃秩序，短短数年便让益州恢复生机。

赏罚严明，刑不择贵。他坚持 “赏以兴功，罚以禁奸”，无论是挥泪处决失守街亭的亲信马谡，还是依法罢黜托孤重臣李严，亦或是破格提拔有功的王平，始终以法度为唯一准绳，守住了法治的公平底线。

明晰权责，严格监督。他为执法部门厘清权责，健全监察制度，提倡 “开张圣听” 畅通忠谏之路，甚至对重大案件亲自复核，严防冤狱，以身作则维护执法公正。

这些治理智慧，与当下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推进科学立法、保障司法公正、完善法律监督体系的法治建设方向深度契合，为新时代法治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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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隆中到蜀廷：法治思想的三段成长之路

诸葛亮的法治思想，始终与他的政治生涯同频生长，清晰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建安二年（公元197年），诸葛玄去世，17岁的诸葛亮隐居隆中，开始了长达十年的躬耕读书生涯。彼时东汉末年中央集权崩塌、战乱频发、民不聊生，他在遍览群书时便清醒洞察到律法对于安邦定国的核心作用，志比管仲、乐毅的他，在知识体系中格外偏重兵、法学说，初步形成了以法治军、以法治国的核心理念，完成了法治思想的早期积累与萌芽。

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以《隆中对》定下三分天下的战略蓝图，自此出山辅佐刘备。此后十四年间，他将法治理念率先落地于治军实践，确立 “法令明、赏罚信” 的治军准则，以严明法度提振军队战斗力，其法治思想也在实践中进入全面发展期。

建兴元年（公元223年），刘备白帝城托孤，诸葛亮以辅政大臣身份执掌蜀汉军政大权，“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直至建兴十二年病逝五丈原的十四年间，他与法正、刘巴等人共同制定蜀汉核心法典《蜀科》，亲自起草数十则科条律令，全面推进依法治蜀的系统实践，其法治思想也最终走向成熟与完善。

执法佳话：罪止其身不牵连他人

诸葛亮的法治理念，从来不是纸上的条文，而是贯穿始终的执法实践，“罪止其身” 的典故便是最好的佐证。

蜀汉重臣李严与诸葛亮同为刘备临终前的托孤大臣，建兴九年，诸葛亮兵出祁山，李严负责督办粮草运输。彼时夏秋阴雨连绵，蜀道难行，粮草运输难以为继，李严派人传话劝诸葛亮撤军，可待大军退回后，他却反口向刘禅进谗，以 “粮草充足却擅自撤军” 为由弹劾诸葛亮，试图掩盖自身罪责。诸葛亮拿出李严前后亲笔书信为证，揭穿其谎言，最终依法将李严削职为民，流放梓潼郡。

令人称道的是，诸葛亮始终坚守 “罚当其罪、罪止其身” 的原则。李严获罪，并未牵连其家人，即便《蜀科》中有连坐、族诛的条款，他终其一生也未曾使用。李严之子李丰不仅未受株连，反而依旧在朝为官，得到诸葛亮的信任与重用，最终官至朱提太守。这份严守法度又不失宽仁的执法操守，成为流传千年的法治佳话。

德法并济：跨越千年的法治智慧与当代价值

诸葛亮博采儒法众家之长，打破西汉以来 “独尊儒术” 的传统，将儒家 “仁政” 与法家 “刑政” 有机融合，构建起一套适配蜀地实际的完整法治体系，四大核心内涵至今仍有极强的现实借鉴意义。

德法并济，注重教化。他既认同法家 “以法为本” 的核心，反对纯靠怀柔治国，又摒弃法家严刑峻法的极端，主张 “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以律法划定行为底线，以道德教化引导民心，最终实现 “刑政虽峻而无怨者” 的治理效果。审势立法，因地制宜。刘备入蜀之初，益州历经三年战乱，经济崩溃、制度废弛、豪强专横。诸葛亮总结前朝治乱教训，针对蜀地弊政制定《蜀科》，又出台《八务》《七戒》等规章约束官吏，以严法抑制豪强、整肃秩序，短短数年便让益州恢复生机。

赏罚严明，刑不择贵。他坚持 “赏以兴功，罚以禁奸”，无论是挥泪处决失守街亭的亲信马谡，还是依法罢黜托孤重臣李严，亦或是破格提拔有功的王平，始终以法度为唯一准绳，守住了法治的公平底线。

明晰权责，严格监督。他为执法部门厘清权责，健全监察制度，提倡 “开张圣听” 畅通忠谏之路，甚至对重大案件亲自复核，严防冤狱，以身作则维护执法公正。

这些治理智慧，与当下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推进科学立法、保障司法公正、完善法律监督体系的法治建设方向深度契合，为新时代法治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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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二年（公元197年），诸葛玄去世，17岁的诸葛亮隐居隆中，开始了长达十年的躬耕读书生涯。彼时东汉末年中央集权崩塌、战乱频发、民不聊生，他在遍览群书时便清醒洞察到律法对于安邦定国的核心作用，志比管仲、乐毅的他，在知识体系中格外偏重兵、法学说，初步形成了以法治军、以法治国的核心理念，完成了法治思想的早期积累与萌芽。

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以《隆中对》定下三分天下的战略蓝图，自此出山辅佐刘备。此后十四年间，他将法治理念率先落地于治军实践，确立 “法令明、赏罚信” 的治军准则，以严明法度提振军队战斗力，其法治思想也在实践中进入全面发展期。

建兴元年（公元223年），刘备白帝城托孤，诸葛亮以辅政大臣身份执掌蜀汉军政大权，“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直至建兴十二年病逝五丈原的十四年间，他与法正、刘巴等人共同制定蜀汉核心法典《蜀科》，亲自起草数十则科条律令，全面推进依法治蜀的系统实践，其法治思想也最终走向成熟与完善。

执法佳话：罪止其身不牵连他人

诸葛亮的法治理念，从来不是纸上的条文，而是贯穿始终的执法实践，“罪止其身” 的典故便是最好的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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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称道的是，诸葛亮始终坚守 “罚当其罪、罪止其身” 的原则。李严获罪，并未牵连其家人，即便《蜀科》中有连坐、族诛的条款，他终其一生也未曾使用。李严之子李丰不仅未受株连，反而依旧在朝为官，得到诸葛亮的信任与重用，最终官至朱提太守。这份严守法度又不失宽仁的执法操守，成为流传千年的法治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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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法并济，注重教化。他既认同法家 “以法为本” 的核心，反对纯靠怀柔治国，又摒弃法家严刑峻法的极端，主张 “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以律法划定行为底线，以道德教化引导民心，最终实现 “刑政虽峻而无怨者” 的治理效果。审势立法，因地制宜。刘备入蜀之初，益州历经三年战乱，经济崩溃、制度废弛、豪强专横。诸葛亮总结前朝治乱教训，针对蜀地弊政制定《蜀科》，又出台《八务》《七戒》等规章约束官吏，以严法抑制豪强、整肃秩序，短短数年便让益州恢复生机。

赏罚严明，刑不择贵。他坚持 “赏以兴功，罚以禁奸”，无论是挥泪处决失守街亭的亲信马谡，还是依法罢黜托孤重臣李严，亦或是破格提拔有功的王平，始终以法度为唯一准绳，守住了法治的公平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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