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发布优秀产品和创新,同时让每个人都可以使用它们。以用户为中心,通过优质产品和服务,让用户的生活更为精彩! 坚持”利他”文化,做对用户和社会有价值、有长期利益的事情。在产品开发过程中,保持开放的心态
<两峰夹小溪地湿又无泥的用法:探讨特定地理环境下湿地无泥现象的成因与应用解析>
{随机干扰码}{随机干扰码}
外公外婆用双手从海里“刨”出一方土地,建起一座能抵御台风的海边小院。这个小院承载着一个家庭近半世纪的真实谋生故事。
本文节选自阿禾长篇非虚构《海边的小院》一书中的《我妈不识字》。
01
我妈不识字。别人会说她是“文盲”,她不会这么说。因为对她来说,就连“文盲”这个词也是太过陌生的书面语言。身为文盲在这世上活了近七十年,每当需要为此道歉,她总是尴尬地赔着笑,低声说“我不识字”。
她也曾短暂上过学,八九岁时上过一个学期的小学一年级。那是 1960年代中期,家里勉强也能糊口,学费才一两块钱,劫后余生的人们大多愿意送孩子去上学。我外婆不愿意。因为在盐场当着小干部、大公无私的外公几乎不顾家,家里的生计都要靠外婆维系,多一个孩子去上学,就少一个人去赶海贴补家计。为了让我舅舅继续上学,外婆只能让我妈辍学。
年轻时生活在家乡那个海边小镇,“不识字”对我妈来说基本上不成问题,毕竟大多数时候她都在海湾滩涂上挖弹涂鱼,只跟海潮和弹涂鱼打交道。后来,她开始做点小生意,贩运弹涂鱼去县城的海鲜市场,收购榨菜麻烦。比如在车站坐车时不认识汽车挡风玻璃上贴的地名,问司机去哪里,正忙活的司机就会吼她:“前面不是写着吗,还问什么问!”比如没法写收据、欠条,只能让对方自己写了,她再签名。
即便是自己的名字她也不怎么会写,握笔就如握搅棒棍,写出的字一个个得有拳头大,写三个字要花一分钟,最后写出来的那个歪歪扭扭的名字几乎占满半张纸,每次都引来一群人围观取笑。好在镇上不识字的人也不少,大家笑归笑,也没什么恶意。
再后来到了城市,我妈才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不识字”意味着什么。几乎每一件其他人习以为常的事,对她来说都是一个需要跨越的障碍。坐地铁看不懂站牌和路线图,经常坐错方向、下错站;点菜看不懂菜单,每次必问“你们有什么”,服务员给她念菜单,稍微生僻一点的词语她就听不懂,得让人家进行名词解释;去超市买东西看不懂包装上的文字,把洗发水当作沐浴露买回来,又把护发素当成洗发水用……所有这些都只是最不值一提的麻烦,更大的麻烦是做生意开不了货单,向工厂补单看不懂传真,去银行汇款写不了汇款单,为超市供货看不懂合同。
尽管在上海做生意时特意雇了一个远房外甥女帮忙,但很多事情仍需要她亲自处理。每到这时,一向在人前体面要强的她只能尴尬地赔笑,承认“我不识字”,就像一只被打回原形的妖怪,被迫招认自己的低等地位。尽管她已经低声下气、满脸歉意,但总有人无视她可怜的自尊,惊讶地追问:“不会吧,现在还有不识字的人吗?”“为什么会不识字?”堪比落井下石。
当年在上海买房子时,她也曾被这样追问。去售楼处签认购合同时,面对冗赘的合同条款,跟她同去的小学毕业的表弟也觉得如看天书。我妈问售楼员首付什么时候付清、贷不了款怎么办、付了定金买不了怎么办,售楼员忙不过来,让她自己看合同。和这辈子大多数时候一样,我妈尴尬地赔笑,低声说“我不识字”。售楼员却以为她故意为难自己,反正房子也不愁卖,就没好气地说买不买随便,合同都是一样的,没什么好说的。
我妈一再解释,认真诚恳,就差赌咒发誓了。售楼员将信将疑,之前的不耐烦转而被惊讶和好奇取代,连连追问:“你真的不识字? ”“为什么会不识字? ”“不识字怎么生活呀?”声音那么大,把拥挤的售楼处里一两百号人都吸引过来,一个个抻着脖子探头张望,想看清这个“不识字”的人长什么模样,是不是头上长角、浑身长毛。
02
在上海生活十几年,除了斜土路的批发市场,我妈最熟悉的地方是城隍庙和七浦路的大小批发市场。可能是因为在那些市场人们都用最原始的方式做生意——吆喝,打招呼,讨价还价,所见即所得,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跟文字完全扯不上关系。只有在那样的地方,她才觉得自在。
除此之外,这座城市处处让她望而生畏。尽管她有着极高的语言天赋,到上海半年就会说上海话,比家里、店里任何一个人说得都好;尽管她有着惊人的记忆力,能硬生生记住每一个地铁站名,把文字组合像图案一样记住,再和语音对应起来;尽管她能把整个地铁路线图和半个上海的主干道都印在脑子里,出门不用再担心迷路。然而,每次只要一走进超市或便利店,看到五花八门的包装上那些陌生的文字组合,之前的所有努力就瞬间化为乌有,她只能反复体会同样的心情——畏惧,恼火,气愤,沮丧。
直到她最终认输,拿着包装袋去问收银员,尴尬地赔着笑,像这辈子曾无数次承认过那样,承认“我不识字”。承认这件事,就像承认自己生活在一个没有立足之地的异域国度,所有的人与事都可以理所当然地把她排除在外,哪怕是在地铁口被硬塞到手里的一张花花绿绿的广告传单。
她不是没想过改变。早在我上小学一年级第一天,她就兴致勃勃地宣布要跟我一起从零开始学认字,让我每天回家把上课内容复述给她听,她再跟我一起写作业。大概坚持了两个星期吧,她连拼音都没学完。秋天本来就是她最忙的时候,除了去相距六七公里的两块水田收割早稻、抽水灌田、抢插秧苗,她还得掐着每天的退潮时间去赶海挖弹涂鱼,再去赶邻镇的集市,趁鱼还活着卖掉,连做饭的时间都没有。等她有空拿起书,发现我已经开始写汉字了,就让我给她补课,我才七岁,自己能学明白就不错了,不可能给她讲课。
她学得稀里糊涂,还是努力追上我,晚上赶海回来拿着我的作业本照着抄,被海水泡肿的手握笔都费劲,动辄被笔画顺序难住,前鼻音、后鼻音也分不清,卷舌音、平舌音更是我们南方人的灾难。靠着断断续续、事倍功半的努力,她总算认字。相比她学会了一些字,更让我惊叹的是她居然还不肯放弃。直到我升入三年级,课文里的生字多得让她吃不消,而她又同时倒腾着毛竹生意、榨菜生意和粉丝年糕作坊,每天忙得昏天黑地,这才终于放弃了。
之后很多年,她再也没提学认字的事。她也不可能有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们搬家去县城,她和我爸在菜市场卖菜,在舅舅的印刷作坊印刷商标,接着南下福州开鞋材店,几年后又转战上海的批发市场。在上海买了房子,生活安定下来后,她把我姐姐的女儿接到上海,当小孙女升入小学,她又一次宣布要从零开始学认字,那时她已经五十多岁了。
就像小时候跟我一起学拼音,学“大小”“上下”“天地”那样,她每天跟着小孙女念课文、写作业,还请了一位退休老师上门辅导她们祖孙俩。但她低估了年龄的影响,更何况批发市场的生意太忙,要操心的事太多,每个月都要去温州、广州各地的鞋厂看新上市的鞋款。当小孙女升入三年级,她再一次被远远抛下,就像多年前被我抛下那样。
又过了十来年,她到北京帮我带孩子时,已经收了生意,过着悠闲的生活。后来见孩子到了上小学的年龄,她又念叨起以前学认字的事。我说这回有空了,从零开始重新学认字吧。她笑着摇头,说都快七十岁了,老眼昏花,连针眼都看不清,还学什么呀。我知道,她担心的不只是眼睛的问题,她怕的是那种意料之中又无能为力的挫败,不想第三次去体会被一个七八岁的孩子远远抛下的无奈与无望。第二年,看见刚上小学二年级的孩子拿着很厚一本小说看得津津有味,她不无酸楚地感叹,这才出生几年的娃娃呀,已经能看书了,学识字也就一年多,其实只需要一年多呀……她叹口气,没说下去。
我明白她的遗憾,说起来只需要一年多,却是她一辈子也追不上的距离。
03
长大以后,我懂得了她的沮丧,却常常没有耐心。比如在她转述某个人报恩的故事,向我感叹人要懂得感恩,“受人恩德千年记”的时候;比如在她毫无原则地原谅某个持续伤害她的人,自我排解为“得饶人处且饶人”的时候。我要么不耐烦地嗤之以鼻,要么长篇大论地反驳她,用我擅长的逻辑和思辨击败她。多数时候她只会嘀咕一句“我不跟你说了”,有时候也会生气地还击,但总是不得要领,最后难免落败。
见她难过,我有些后悔,又不想因此认输,就说算了吧,不说了,说不清楚。她听了就很生气,觉得我看不起她,非要我说,说要是我读了那么多书,却没办法向她这个不识字的人把道理讲清楚,说明我读的那些书也没什么用。我无言以对。
她还说,如果读了那么多书只是让我变得这么骄傲,还没开口就觉得自己已经赢了,那我还不如别读书。事实上对她来说,很多时候我还不如我姐,虽然我姐高中都没念完,却愿意认真跟她这个不识字的母亲说话。我听了很惭愧。
不得不承认,我妈虽然不识字,却拥有很多人没有的敏锐洞察力,一句话就击中我这种自以为是的雄辩者之要害——傲慢。我们总是把自己掌握的知识当作武器,只为了精准地攻击别人。如同一个沉迷弗洛伊德主义的精神分析医生,把这世上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只当作一个个需要分析解决的可怜难题,惯于用自己那点狭隘的理论去审判别人,却对自己视作武器的理论毫不反思。其他各种“主义”也是同理。说到底,任何理论都不过是一种看待世界的视角,可以帮忙看清一些事,但如果只用它去看待世界,反倒会将它变成障碍,就像握着一把特定形状的齿梳去耙梳杂乱无章、盘根错节的现实,很多东西会因而被排斥在外。
人生在世,大家各有各的梳子,我手里那把未必就比我妈手里的更好,我的看法也未必就比我妈高明。不承认这一点,就是傲慢。
2026-03-20 12:36:46外公外婆用双手从海里“刨”出一方土地,建起一座能抵御台风的海边小院。这个小院承载着一个家庭近半世纪的真实谋生故事。
本文节选自阿禾长篇非虚构《海边的小院》一书中的《我妈不识字》。
01
我妈不识字。别人会说她是“文盲”,她不会这么说。因为对她来说,就连“文盲”这个词也是太过陌生的书面语言。身为文盲在这世上活了近七十年,每当需要为此道歉,她总是尴尬地赔着笑,低声说“我不识字”。
她也曾短暂上过学,八九岁时上过一个学期的小学一年级。那是 1960年代中期,家里勉强也能糊口,学费才一两块钱,劫后余生的人们大多愿意送孩子去上学。我外婆不愿意。因为在盐场当着小干部、大公无私的外公几乎不顾家,家里的生计都要靠外婆维系,多一个孩子去上学,就少一个人去赶海贴补家计。为了让我舅舅继续上学,外婆只能让我妈辍学。
年轻时生活在家乡那个海边小镇,“不识字”对我妈来说基本上不成问题,毕竟大多数时候她都在海湾滩涂上挖弹涂鱼,只跟海潮和弹涂鱼打交道。后来,她开始做点小生意,贩运弹涂鱼去县城的海鲜市场,收购榨菜麻烦。比如在车站坐车时不认识汽车挡风玻璃上贴的地名,问司机去哪里,正忙活的司机就会吼她:“前面不是写着吗,还问什么问!”比如没法写收据、欠条,只能让对方自己写了,她再签名。
即便是自己的名字她也不怎么会写,握笔就如握搅棒棍,写出的字一个个得有拳头大,写三个字要花一分钟,最后写出来的那个歪歪扭扭的名字几乎占满半张纸,每次都引来一群人围观取笑。好在镇上不识字的人也不少,大家笑归笑,也没什么恶意。
再后来到了城市,我妈才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不识字”意味着什么。几乎每一件其他人习以为常的事,对她来说都是一个需要跨越的障碍。坐地铁看不懂站牌和路线图,经常坐错方向、下错站;点菜看不懂菜单,每次必问“你们有什么”,服务员给她念菜单,稍微生僻一点的词语她就听不懂,得让人家进行名词解释;去超市买东西看不懂包装上的文字,把洗发水当作沐浴露买回来,又把护发素当成洗发水用……所有这些都只是最不值一提的麻烦,更大的麻烦是做生意开不了货单,向工厂补单看不懂传真,去银行汇款写不了汇款单,为超市供货看不懂合同。
尽管在上海做生意时特意雇了一个远房外甥女帮忙,但很多事情仍需要她亲自处理。每到这时,一向在人前体面要强的她只能尴尬地赔笑,承认“我不识字”,就像一只被打回原形的妖怪,被迫招认自己的低等地位。尽管她已经低声下气、满脸歉意,但总有人无视她可怜的自尊,惊讶地追问:“不会吧,现在还有不识字的人吗?”“为什么会不识字?”堪比落井下石。
当年在上海买房子时,她也曾被这样追问。去售楼处签认购合同时,面对冗赘的合同条款,跟她同去的小学毕业的表弟也觉得如看天书。我妈问售楼员首付什么时候付清、贷不了款怎么办、付了定金买不了怎么办,售楼员忙不过来,让她自己看合同。和这辈子大多数时候一样,我妈尴尬地赔笑,低声说“我不识字”。售楼员却以为她故意为难自己,反正房子也不愁卖,就没好气地说买不买随便,合同都是一样的,没什么好说的。
我妈一再解释,认真诚恳,就差赌咒发誓了。售楼员将信将疑,之前的不耐烦转而被惊讶和好奇取代,连连追问:“你真的不识字? ”“为什么会不识字? ”“不识字怎么生活呀?”声音那么大,把拥挤的售楼处里一两百号人都吸引过来,一个个抻着脖子探头张望,想看清这个“不识字”的人长什么模样,是不是头上长角、浑身长毛。
02
在上海生活十几年,除了斜土路的批发市场,我妈最熟悉的地方是城隍庙和七浦路的大小批发市场。可能是因为在那些市场人们都用最原始的方式做生意——吆喝,打招呼,讨价还价,所见即所得,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跟文字完全扯不上关系。只有在那样的地方,她才觉得自在。
除此之外,这座城市处处让她望而生畏。尽管她有着极高的语言天赋,到上海半年就会说上海话,比家里、店里任何一个人说得都好;尽管她有着惊人的记忆力,能硬生生记住每一个地铁站名,把文字组合像图案一样记住,再和语音对应起来;尽管她能把整个地铁路线图和半个上海的主干道都印在脑子里,出门不用再担心迷路。然而,每次只要一走进超市或便利店,看到五花八门的包装上那些陌生的文字组合,之前的所有努力就瞬间化为乌有,她只能反复体会同样的心情——畏惧,恼火,气愤,沮丧。
直到她最终认输,拿着包装袋去问收银员,尴尬地赔着笑,像这辈子曾无数次承认过那样,承认“我不识字”。承认这件事,就像承认自己生活在一个没有立足之地的异域国度,所有的人与事都可以理所当然地把她排除在外,哪怕是在地铁口被硬塞到手里的一张花花绿绿的广告传单。
她不是没想过改变。早在我上小学一年级第一天,她就兴致勃勃地宣布要跟我一起从零开始学认字,让我每天回家把上课内容复述给她听,她再跟我一起写作业。大概坚持了两个星期吧,她连拼音都没学完。秋天本来就是她最忙的时候,除了去相距六七公里的两块水田收割早稻、抽水灌田、抢插秧苗,她还得掐着每天的退潮时间去赶海挖弹涂鱼,再去赶邻镇的集市,趁鱼还活着卖掉,连做饭的时间都没有。等她有空拿起书,发现我已经开始写汉字了,就让我给她补课,我才七岁,自己能学明白就不错了,不可能给她讲课。
她学得稀里糊涂,还是努力追上我,晚上赶海回来拿着我的作业本照着抄,被海水泡肿的手握笔都费劲,动辄被笔画顺序难住,前鼻音、后鼻音也分不清,卷舌音、平舌音更是我们南方人的灾难。靠着断断续续、事倍功半的努力,她总算认字。相比她学会了一些字,更让我惊叹的是她居然还不肯放弃。直到我升入三年级,课文里的生字多得让她吃不消,而她又同时倒腾着毛竹生意、榨菜生意和粉丝年糕作坊,每天忙得昏天黑地,这才终于放弃了。
之后很多年,她再也没提学认字的事。她也不可能有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们搬家去县城,她和我爸在菜市场卖菜,在舅舅的印刷作坊印刷商标,接着南下福州开鞋材店,几年后又转战上海的批发市场。在上海买了房子,生活安定下来后,她把我姐姐的女儿接到上海,当小孙女升入小学,她又一次宣布要从零开始学认字,那时她已经五十多岁了。
就像小时候跟我一起学拼音,学“大小”“上下”“天地”那样,她每天跟着小孙女念课文、写作业,还请了一位退休老师上门辅导她们祖孙俩。但她低估了年龄的影响,更何况批发市场的生意太忙,要操心的事太多,每个月都要去温州、广州各地的鞋厂看新上市的鞋款。当小孙女升入三年级,她再一次被远远抛下,就像多年前被我抛下那样。
又过了十来年,她到北京帮我带孩子时,已经收了生意,过着悠闲的生活。后来见孩子到了上小学的年龄,她又念叨起以前学认字的事。我说这回有空了,从零开始重新学认字吧。她笑着摇头,说都快七十岁了,老眼昏花,连针眼都看不清,还学什么呀。我知道,她担心的不只是眼睛的问题,她怕的是那种意料之中又无能为力的挫败,不想第三次去体会被一个七八岁的孩子远远抛下的无奈与无望。第二年,看见刚上小学二年级的孩子拿着很厚一本小说看得津津有味,她不无酸楚地感叹,这才出生几年的娃娃呀,已经能看书了,学识字也就一年多,其实只需要一年多呀……她叹口气,没说下去。
我明白她的遗憾,说起来只需要一年多,却是她一辈子也追不上的距离。
03
长大以后,我懂得了她的沮丧,却常常没有耐心。比如在她转述某个人报恩的故事,向我感叹人要懂得感恩,“受人恩德千年记”的时候;比如在她毫无原则地原谅某个持续伤害她的人,自我排解为“得饶人处且饶人”的时候。我要么不耐烦地嗤之以鼻,要么长篇大论地反驳她,用我擅长的逻辑和思辨击败她。多数时候她只会嘀咕一句“我不跟你说了”,有时候也会生气地还击,但总是不得要领,最后难免落败。
见她难过,我有些后悔,又不想因此认输,就说算了吧,不说了,说不清楚。她听了就很生气,觉得我看不起她,非要我说,说要是我读了那么多书,却没办法向她这个不识字的人把道理讲清楚,说明我读的那些书也没什么用。我无言以对。
她还说,如果读了那么多书只是让我变得这么骄傲,还没开口就觉得自己已经赢了,那我还不如别读书。事实上对她来说,很多时候我还不如我姐,虽然我姐高中都没念完,却愿意认真跟她这个不识字的母亲说话。我听了很惭愧。
不得不承认,我妈虽然不识字,却拥有很多人没有的敏锐洞察力,一句话就击中我这种自以为是的雄辩者之要害——傲慢。我们总是把自己掌握的知识当作武器,只为了精准地攻击别人。如同一个沉迷弗洛伊德主义的精神分析医生,把这世上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只当作一个个需要分析解决的可怜难题,惯于用自己那点狭隘的理论去审判别人,却对自己视作武器的理论毫不反思。其他各种“主义”也是同理。说到底,任何理论都不过是一种看待世界的视角,可以帮忙看清一些事,但如果只用它去看待世界,反倒会将它变成障碍,就像握着一把特定形状的齿梳去耙梳杂乱无章、盘根错节的现实,很多东西会因而被排斥在外。
人生在世,大家各有各的梳子,我手里那把未必就比我妈手里的更好,我的看法也未必就比我妈高明。不承认这一点,就是傲慢。
2026-03-20 12:36:46外公外婆用双手从海里“刨”出一方土地,建起一座能抵御台风的海边小院。这个小院承载着一个家庭近半世纪的真实谋生故事。
本文节选自阿禾长篇非虚构《海边的小院》一书中的《我妈不识字》。
01
我妈不识字。别人会说她是“文盲”,她不会这么说。因为对她来说,就连“文盲”这个词也是太过陌生的书面语言。身为文盲在这世上活了近七十年,每当需要为此道歉,她总是尴尬地赔着笑,低声说“我不识字”。
她也曾短暂上过学,八九岁时上过一个学期的小学一年级。那是 1960年代中期,家里勉强也能糊口,学费才一两块钱,劫后余生的人们大多愿意送孩子去上学。我外婆不愿意。因为在盐场当着小干部、大公无私的外公几乎不顾家,家里的生计都要靠外婆维系,多一个孩子去上学,就少一个人去赶海贴补家计。为了让我舅舅继续上学,外婆只能让我妈辍学。
年轻时生活在家乡那个海边小镇,“不识字”对我妈来说基本上不成问题,毕竟大多数时候她都在海湾滩涂上挖弹涂鱼,只跟海潮和弹涂鱼打交道。后来,她开始做点小生意,贩运弹涂鱼去县城的海鲜市场,收购榨菜麻烦。比如在车站坐车时不认识汽车挡风玻璃上贴的地名,问司机去哪里,正忙活的司机就会吼她:“前面不是写着吗,还问什么问!”比如没法写收据、欠条,只能让对方自己写了,她再签名。
即便是自己的名字她也不怎么会写,握笔就如握搅棒棍,写出的字一个个得有拳头大,写三个字要花一分钟,最后写出来的那个歪歪扭扭的名字几乎占满半张纸,每次都引来一群人围观取笑。好在镇上不识字的人也不少,大家笑归笑,也没什么恶意。
再后来到了城市,我妈才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不识字”意味着什么。几乎每一件其他人习以为常的事,对她来说都是一个需要跨越的障碍。坐地铁看不懂站牌和路线图,经常坐错方向、下错站;点菜看不懂菜单,每次必问“你们有什么”,服务员给她念菜单,稍微生僻一点的词语她就听不懂,得让人家进行名词解释;去超市买东西看不懂包装上的文字,把洗发水当作沐浴露买回来,又把护发素当成洗发水用……所有这些都只是最不值一提的麻烦,更大的麻烦是做生意开不了货单,向工厂补单看不懂传真,去银行汇款写不了汇款单,为超市供货看不懂合同。
尽管在上海做生意时特意雇了一个远房外甥女帮忙,但很多事情仍需要她亲自处理。每到这时,一向在人前体面要强的她只能尴尬地赔笑,承认“我不识字”,就像一只被打回原形的妖怪,被迫招认自己的低等地位。尽管她已经低声下气、满脸歉意,但总有人无视她可怜的自尊,惊讶地追问:“不会吧,现在还有不识字的人吗?”“为什么会不识字?”堪比落井下石。
当年在上海买房子时,她也曾被这样追问。去售楼处签认购合同时,面对冗赘的合同条款,跟她同去的小学毕业的表弟也觉得如看天书。我妈问售楼员首付什么时候付清、贷不了款怎么办、付了定金买不了怎么办,售楼员忙不过来,让她自己看合同。和这辈子大多数时候一样,我妈尴尬地赔笑,低声说“我不识字”。售楼员却以为她故意为难自己,反正房子也不愁卖,就没好气地说买不买随便,合同都是一样的,没什么好说的。
我妈一再解释,认真诚恳,就差赌咒发誓了。售楼员将信将疑,之前的不耐烦转而被惊讶和好奇取代,连连追问:“你真的不识字? ”“为什么会不识字? ”“不识字怎么生活呀?”声音那么大,把拥挤的售楼处里一两百号人都吸引过来,一个个抻着脖子探头张望,想看清这个“不识字”的人长什么模样,是不是头上长角、浑身长毛。
02
在上海生活十几年,除了斜土路的批发市场,我妈最熟悉的地方是城隍庙和七浦路的大小批发市场。可能是因为在那些市场人们都用最原始的方式做生意——吆喝,打招呼,讨价还价,所见即所得,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跟文字完全扯不上关系。只有在那样的地方,她才觉得自在。
除此之外,这座城市处处让她望而生畏。尽管她有着极高的语言天赋,到上海半年就会说上海话,比家里、店里任何一个人说得都好;尽管她有着惊人的记忆力,能硬生生记住每一个地铁站名,把文字组合像图案一样记住,再和语音对应起来;尽管她能把整个地铁路线图和半个上海的主干道都印在脑子里,出门不用再担心迷路。然而,每次只要一走进超市或便利店,看到五花八门的包装上那些陌生的文字组合,之前的所有努力就瞬间化为乌有,她只能反复体会同样的心情——畏惧,恼火,气愤,沮丧。
直到她最终认输,拿着包装袋去问收银员,尴尬地赔着笑,像这辈子曾无数次承认过那样,承认“我不识字”。承认这件事,就像承认自己生活在一个没有立足之地的异域国度,所有的人与事都可以理所当然地把她排除在外,哪怕是在地铁口被硬塞到手里的一张花花绿绿的广告传单。
她不是没想过改变。早在我上小学一年级第一天,她就兴致勃勃地宣布要跟我一起从零开始学认字,让我每天回家把上课内容复述给她听,她再跟我一起写作业。大概坚持了两个星期吧,她连拼音都没学完。秋天本来就是她最忙的时候,除了去相距六七公里的两块水田收割早稻、抽水灌田、抢插秧苗,她还得掐着每天的退潮时间去赶海挖弹涂鱼,再去赶邻镇的集市,趁鱼还活着卖掉,连做饭的时间都没有。等她有空拿起书,发现我已经开始写汉字了,就让我给她补课,我才七岁,自己能学明白就不错了,不可能给她讲课。
她学得稀里糊涂,还是努力追上我,晚上赶海回来拿着我的作业本照着抄,被海水泡肿的手握笔都费劲,动辄被笔画顺序难住,前鼻音、后鼻音也分不清,卷舌音、平舌音更是我们南方人的灾难。靠着断断续续、事倍功半的努力,她总算认字。相比她学会了一些字,更让我惊叹的是她居然还不肯放弃。直到我升入三年级,课文里的生字多得让她吃不消,而她又同时倒腾着毛竹生意、榨菜生意和粉丝年糕作坊,每天忙得昏天黑地,这才终于放弃了。
之后很多年,她再也没提学认字的事。她也不可能有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们搬家去县城,她和我爸在菜市场卖菜,在舅舅的印刷作坊印刷商标,接着南下福州开鞋材店,几年后又转战上海的批发市场。在上海买了房子,生活安定下来后,她把我姐姐的女儿接到上海,当小孙女升入小学,她又一次宣布要从零开始学认字,那时她已经五十多岁了。
就像小时候跟我一起学拼音,学“大小”“上下”“天地”那样,她每天跟着小孙女念课文、写作业,还请了一位退休老师上门辅导她们祖孙俩。但她低估了年龄的影响,更何况批发市场的生意太忙,要操心的事太多,每个月都要去温州、广州各地的鞋厂看新上市的鞋款。当小孙女升入三年级,她再一次被远远抛下,就像多年前被我抛下那样。
又过了十来年,她到北京帮我带孩子时,已经收了生意,过着悠闲的生活。后来见孩子到了上小学的年龄,她又念叨起以前学认字的事。我说这回有空了,从零开始重新学认字吧。她笑着摇头,说都快七十岁了,老眼昏花,连针眼都看不清,还学什么呀。我知道,她担心的不只是眼睛的问题,她怕的是那种意料之中又无能为力的挫败,不想第三次去体会被一个七八岁的孩子远远抛下的无奈与无望。第二年,看见刚上小学二年级的孩子拿着很厚一本小说看得津津有味,她不无酸楚地感叹,这才出生几年的娃娃呀,已经能看书了,学识字也就一年多,其实只需要一年多呀……她叹口气,没说下去。
我明白她的遗憾,说起来只需要一年多,却是她一辈子也追不上的距离。
03
长大以后,我懂得了她的沮丧,却常常没有耐心。比如在她转述某个人报恩的故事,向我感叹人要懂得感恩,“受人恩德千年记”的时候;比如在她毫无原则地原谅某个持续伤害她的人,自我排解为“得饶人处且饶人”的时候。我要么不耐烦地嗤之以鼻,要么长篇大论地反驳她,用我擅长的逻辑和思辨击败她。多数时候她只会嘀咕一句“我不跟你说了”,有时候也会生气地还击,但总是不得要领,最后难免落败。
见她难过,我有些后悔,又不想因此认输,就说算了吧,不说了,说不清楚。她听了就很生气,觉得我看不起她,非要我说,说要是我读了那么多书,却没办法向她这个不识字的人把道理讲清楚,说明我读的那些书也没什么用。我无言以对。
她还说,如果读了那么多书只是让我变得这么骄傲,还没开口就觉得自己已经赢了,那我还不如别读书。事实上对她来说,很多时候我还不如我姐,虽然我姐高中都没念完,却愿意认真跟她这个不识字的母亲说话。我听了很惭愧。
不得不承认,我妈虽然不识字,却拥有很多人没有的敏锐洞察力,一句话就击中我这种自以为是的雄辩者之要害——傲慢。我们总是把自己掌握的知识当作武器,只为了精准地攻击别人。如同一个沉迷弗洛伊德主义的精神分析医生,把这世上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只当作一个个需要分析解决的可怜难题,惯于用自己那点狭隘的理论去审判别人,却对自己视作武器的理论毫不反思。其他各种“主义”也是同理。说到底,任何理论都不过是一种看待世界的视角,可以帮忙看清一些事,但如果只用它去看待世界,反倒会将它变成障碍,就像握着一把特定形状的齿梳去耙梳杂乱无章、盘根错节的现实,很多东西会因而被排斥在外。
人生在世,大家各有各的梳子,我手里那把未必就比我妈手里的更好,我的看法也未必就比我妈高明。不承认这一点,就是傲慢。
2026-03-20 12:36:46外公外婆用双手从海里“刨”出一方土地,建起一座能抵御台风的海边小院。这个小院承载着一个家庭近半世纪的真实谋生故事。
本文节选自阿禾长篇非虚构《海边的小院》一书中的《我妈不识字》。
01
我妈不识字。别人会说她是“文盲”,她不会这么说。因为对她来说,就连“文盲”这个词也是太过陌生的书面语言。身为文盲在这世上活了近七十年,每当需要为此道歉,她总是尴尬地赔着笑,低声说“我不识字”。
她也曾短暂上过学,八九岁时上过一个学期的小学一年级。那是 1960年代中期,家里勉强也能糊口,学费才一两块钱,劫后余生的人们大多愿意送孩子去上学。我外婆不愿意。因为在盐场当着小干部、大公无私的外公几乎不顾家,家里的生计都要靠外婆维系,多一个孩子去上学,就少一个人去赶海贴补家计。为了让我舅舅继续上学,外婆只能让我妈辍学。
年轻时生活在家乡那个海边小镇,“不识字”对我妈来说基本上不成问题,毕竟大多数时候她都在海湾滩涂上挖弹涂鱼,只跟海潮和弹涂鱼打交道。后来,她开始做点小生意,贩运弹涂鱼去县城的海鲜市场,收购榨菜麻烦。比如在车站坐车时不认识汽车挡风玻璃上贴的地名,问司机去哪里,正忙活的司机就会吼她:“前面不是写着吗,还问什么问!”比如没法写收据、欠条,只能让对方自己写了,她再签名。
即便是自己的名字她也不怎么会写,握笔就如握搅棒棍,写出的字一个个得有拳头大,写三个字要花一分钟,最后写出来的那个歪歪扭扭的名字几乎占满半张纸,每次都引来一群人围观取笑。好在镇上不识字的人也不少,大家笑归笑,也没什么恶意。
再后来到了城市,我妈才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不识字”意味着什么。几乎每一件其他人习以为常的事,对她来说都是一个需要跨越的障碍。坐地铁看不懂站牌和路线图,经常坐错方向、下错站;点菜看不懂菜单,每次必问“你们有什么”,服务员给她念菜单,稍微生僻一点的词语她就听不懂,得让人家进行名词解释;去超市买东西看不懂包装上的文字,把洗发水当作沐浴露买回来,又把护发素当成洗发水用……所有这些都只是最不值一提的麻烦,更大的麻烦是做生意开不了货单,向工厂补单看不懂传真,去银行汇款写不了汇款单,为超市供货看不懂合同。
尽管在上海做生意时特意雇了一个远房外甥女帮忙,但很多事情仍需要她亲自处理。每到这时,一向在人前体面要强的她只能尴尬地赔笑,承认“我不识字”,就像一只被打回原形的妖怪,被迫招认自己的低等地位。尽管她已经低声下气、满脸歉意,但总有人无视她可怜的自尊,惊讶地追问:“不会吧,现在还有不识字的人吗?”“为什么会不识字?”堪比落井下石。
当年在上海买房子时,她也曾被这样追问。去售楼处签认购合同时,面对冗赘的合同条款,跟她同去的小学毕业的表弟也觉得如看天书。我妈问售楼员首付什么时候付清、贷不了款怎么办、付了定金买不了怎么办,售楼员忙不过来,让她自己看合同。和这辈子大多数时候一样,我妈尴尬地赔笑,低声说“我不识字”。售楼员却以为她故意为难自己,反正房子也不愁卖,就没好气地说买不买随便,合同都是一样的,没什么好说的。
我妈一再解释,认真诚恳,就差赌咒发誓了。售楼员将信将疑,之前的不耐烦转而被惊讶和好奇取代,连连追问:“你真的不识字? ”“为什么会不识字? ”“不识字怎么生活呀?”声音那么大,把拥挤的售楼处里一两百号人都吸引过来,一个个抻着脖子探头张望,想看清这个“不识字”的人长什么模样,是不是头上长角、浑身长毛。
02
在上海生活十几年,除了斜土路的批发市场,我妈最熟悉的地方是城隍庙和七浦路的大小批发市场。可能是因为在那些市场人们都用最原始的方式做生意——吆喝,打招呼,讨价还价,所见即所得,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跟文字完全扯不上关系。只有在那样的地方,她才觉得自在。
除此之外,这座城市处处让她望而生畏。尽管她有着极高的语言天赋,到上海半年就会说上海话,比家里、店里任何一个人说得都好;尽管她有着惊人的记忆力,能硬生生记住每一个地铁站名,把文字组合像图案一样记住,再和语音对应起来;尽管她能把整个地铁路线图和半个上海的主干道都印在脑子里,出门不用再担心迷路。然而,每次只要一走进超市或便利店,看到五花八门的包装上那些陌生的文字组合,之前的所有努力就瞬间化为乌有,她只能反复体会同样的心情——畏惧,恼火,气愤,沮丧。
直到她最终认输,拿着包装袋去问收银员,尴尬地赔着笑,像这辈子曾无数次承认过那样,承认“我不识字”。承认这件事,就像承认自己生活在一个没有立足之地的异域国度,所有的人与事都可以理所当然地把她排除在外,哪怕是在地铁口被硬塞到手里的一张花花绿绿的广告传单。
她不是没想过改变。早在我上小学一年级第一天,她就兴致勃勃地宣布要跟我一起从零开始学认字,让我每天回家把上课内容复述给她听,她再跟我一起写作业。大概坚持了两个星期吧,她连拼音都没学完。秋天本来就是她最忙的时候,除了去相距六七公里的两块水田收割早稻、抽水灌田、抢插秧苗,她还得掐着每天的退潮时间去赶海挖弹涂鱼,再去赶邻镇的集市,趁鱼还活着卖掉,连做饭的时间都没有。等她有空拿起书,发现我已经开始写汉字了,就让我给她补课,我才七岁,自己能学明白就不错了,不可能给她讲课。
她学得稀里糊涂,还是努力追上我,晚上赶海回来拿着我的作业本照着抄,被海水泡肿的手握笔都费劲,动辄被笔画顺序难住,前鼻音、后鼻音也分不清,卷舌音、平舌音更是我们南方人的灾难。靠着断断续续、事倍功半的努力,她总算认字。相比她学会了一些字,更让我惊叹的是她居然还不肯放弃。直到我升入三年级,课文里的生字多得让她吃不消,而她又同时倒腾着毛竹生意、榨菜生意和粉丝年糕作坊,每天忙得昏天黑地,这才终于放弃了。
之后很多年,她再也没提学认字的事。她也不可能有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们搬家去县城,她和我爸在菜市场卖菜,在舅舅的印刷作坊印刷商标,接着南下福州开鞋材店,几年后又转战上海的批发市场。在上海买了房子,生活安定下来后,她把我姐姐的女儿接到上海,当小孙女升入小学,她又一次宣布要从零开始学认字,那时她已经五十多岁了。
就像小时候跟我一起学拼音,学“大小”“上下”“天地”那样,她每天跟着小孙女念课文、写作业,还请了一位退休老师上门辅导她们祖孙俩。但她低估了年龄的影响,更何况批发市场的生意太忙,要操心的事太多,每个月都要去温州、广州各地的鞋厂看新上市的鞋款。当小孙女升入三年级,她再一次被远远抛下,就像多年前被我抛下那样。
又过了十来年,她到北京帮我带孩子时,已经收了生意,过着悠闲的生活。后来见孩子到了上小学的年龄,她又念叨起以前学认字的事。我说这回有空了,从零开始重新学认字吧。她笑着摇头,说都快七十岁了,老眼昏花,连针眼都看不清,还学什么呀。我知道,她担心的不只是眼睛的问题,她怕的是那种意料之中又无能为力的挫败,不想第三次去体会被一个七八岁的孩子远远抛下的无奈与无望。第二年,看见刚上小学二年级的孩子拿着很厚一本小说看得津津有味,她不无酸楚地感叹,这才出生几年的娃娃呀,已经能看书了,学识字也就一年多,其实只需要一年多呀……她叹口气,没说下去。
我明白她的遗憾,说起来只需要一年多,却是她一辈子也追不上的距离。
03
长大以后,我懂得了她的沮丧,却常常没有耐心。比如在她转述某个人报恩的故事,向我感叹人要懂得感恩,“受人恩德千年记”的时候;比如在她毫无原则地原谅某个持续伤害她的人,自我排解为“得饶人处且饶人”的时候。我要么不耐烦地嗤之以鼻,要么长篇大论地反驳她,用我擅长的逻辑和思辨击败她。多数时候她只会嘀咕一句“我不跟你说了”,有时候也会生气地还击,但总是不得要领,最后难免落败。
见她难过,我有些后悔,又不想因此认输,就说算了吧,不说了,说不清楚。她听了就很生气,觉得我看不起她,非要我说,说要是我读了那么多书,却没办法向她这个不识字的人把道理讲清楚,说明我读的那些书也没什么用。我无言以对。
她还说,如果读了那么多书只是让我变得这么骄傲,还没开口就觉得自己已经赢了,那我还不如别读书。事实上对她来说,很多时候我还不如我姐,虽然我姐高中都没念完,却愿意认真跟她这个不识字的母亲说话。我听了很惭愧。
不得不承认,我妈虽然不识字,却拥有很多人没有的敏锐洞察力,一句话就击中我这种自以为是的雄辩者之要害——傲慢。我们总是把自己掌握的知识当作武器,只为了精准地攻击别人。如同一个沉迷弗洛伊德主义的精神分析医生,把这世上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只当作一个个需要分析解决的可怜难题,惯于用自己那点狭隘的理论去审判别人,却对自己视作武器的理论毫不反思。其他各种“主义”也是同理。说到底,任何理论都不过是一种看待世界的视角,可以帮忙看清一些事,但如果只用它去看待世界,反倒会将它变成障碍,就像握着一把特定形状的齿梳去耙梳杂乱无章、盘根错节的现实,很多东西会因而被排斥在外。
人生在世,大家各有各的梳子,我手里那把未必就比我妈手里的更好,我的看法也未必就比我妈高明。不承认这一点,就是傲慢。
2026-03-20 12:36:46外公外婆用双手从海里“刨”出一方土地,建起一座能抵御台风的海边小院。这个小院承载着一个家庭近半世纪的真实谋生故事。
本文节选自阿禾长篇非虚构《海边的小院》一书中的《我妈不识字》。
01
我妈不识字。别人会说她是“文盲”,她不会这么说。因为对她来说,就连“文盲”这个词也是太过陌生的书面语言。身为文盲在这世上活了近七十年,每当需要为此道歉,她总是尴尬地赔着笑,低声说“我不识字”。
她也曾短暂上过学,八九岁时上过一个学期的小学一年级。那是 1960年代中期,家里勉强也能糊口,学费才一两块钱,劫后余生的人们大多愿意送孩子去上学。我外婆不愿意。因为在盐场当着小干部、大公无私的外公几乎不顾家,家里的生计都要靠外婆维系,多一个孩子去上学,就少一个人去赶海贴补家计。为了让我舅舅继续上学,外婆只能让我妈辍学。
年轻时生活在家乡那个海边小镇,“不识字”对我妈来说基本上不成问题,毕竟大多数时候她都在海湾滩涂上挖弹涂鱼,只跟海潮和弹涂鱼打交道。后来,她开始做点小生意,贩运弹涂鱼去县城的海鲜市场,收购榨菜麻烦。比如在车站坐车时不认识汽车挡风玻璃上贴的地名,问司机去哪里,正忙活的司机就会吼她:“前面不是写着吗,还问什么问!”比如没法写收据、欠条,只能让对方自己写了,她再签名。
即便是自己的名字她也不怎么会写,握笔就如握搅棒棍,写出的字一个个得有拳头大,写三个字要花一分钟,最后写出来的那个歪歪扭扭的名字几乎占满半张纸,每次都引来一群人围观取笑。好在镇上不识字的人也不少,大家笑归笑,也没什么恶意。
再后来到了城市,我妈才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不识字”意味着什么。几乎每一件其他人习以为常的事,对她来说都是一个需要跨越的障碍。坐地铁看不懂站牌和路线图,经常坐错方向、下错站;点菜看不懂菜单,每次必问“你们有什么”,服务员给她念菜单,稍微生僻一点的词语她就听不懂,得让人家进行名词解释;去超市买东西看不懂包装上的文字,把洗发水当作沐浴露买回来,又把护发素当成洗发水用……所有这些都只是最不值一提的麻烦,更大的麻烦是做生意开不了货单,向工厂补单看不懂传真,去银行汇款写不了汇款单,为超市供货看不懂合同。
尽管在上海做生意时特意雇了一个远房外甥女帮忙,但很多事情仍需要她亲自处理。每到这时,一向在人前体面要强的她只能尴尬地赔笑,承认“我不识字”,就像一只被打回原形的妖怪,被迫招认自己的低等地位。尽管她已经低声下气、满脸歉意,但总有人无视她可怜的自尊,惊讶地追问:“不会吧,现在还有不识字的人吗?”“为什么会不识字?”堪比落井下石。
当年在上海买房子时,她也曾被这样追问。去售楼处签认购合同时,面对冗赘的合同条款,跟她同去的小学毕业的表弟也觉得如看天书。我妈问售楼员首付什么时候付清、贷不了款怎么办、付了定金买不了怎么办,售楼员忙不过来,让她自己看合同。和这辈子大多数时候一样,我妈尴尬地赔笑,低声说“我不识字”。售楼员却以为她故意为难自己,反正房子也不愁卖,就没好气地说买不买随便,合同都是一样的,没什么好说的。
我妈一再解释,认真诚恳,就差赌咒发誓了。售楼员将信将疑,之前的不耐烦转而被惊讶和好奇取代,连连追问:“你真的不识字? ”“为什么会不识字? ”“不识字怎么生活呀?”声音那么大,把拥挤的售楼处里一两百号人都吸引过来,一个个抻着脖子探头张望,想看清这个“不识字”的人长什么模样,是不是头上长角、浑身长毛。
02
在上海生活十几年,除了斜土路的批发市场,我妈最熟悉的地方是城隍庙和七浦路的大小批发市场。可能是因为在那些市场人们都用最原始的方式做生意——吆喝,打招呼,讨价还价,所见即所得,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跟文字完全扯不上关系。只有在那样的地方,她才觉得自在。
除此之外,这座城市处处让她望而生畏。尽管她有着极高的语言天赋,到上海半年就会说上海话,比家里、店里任何一个人说得都好;尽管她有着惊人的记忆力,能硬生生记住每一个地铁站名,把文字组合像图案一样记住,再和语音对应起来;尽管她能把整个地铁路线图和半个上海的主干道都印在脑子里,出门不用再担心迷路。然而,每次只要一走进超市或便利店,看到五花八门的包装上那些陌生的文字组合,之前的所有努力就瞬间化为乌有,她只能反复体会同样的心情——畏惧,恼火,气愤,沮丧。
直到她最终认输,拿着包装袋去问收银员,尴尬地赔着笑,像这辈子曾无数次承认过那样,承认“我不识字”。承认这件事,就像承认自己生活在一个没有立足之地的异域国度,所有的人与事都可以理所当然地把她排除在外,哪怕是在地铁口被硬塞到手里的一张花花绿绿的广告传单。
她不是没想过改变。早在我上小学一年级第一天,她就兴致勃勃地宣布要跟我一起从零开始学认字,让我每天回家把上课内容复述给她听,她再跟我一起写作业。大概坚持了两个星期吧,她连拼音都没学完。秋天本来就是她最忙的时候,除了去相距六七公里的两块水田收割早稻、抽水灌田、抢插秧苗,她还得掐着每天的退潮时间去赶海挖弹涂鱼,再去赶邻镇的集市,趁鱼还活着卖掉,连做饭的时间都没有。等她有空拿起书,发现我已经开始写汉字了,就让我给她补课,我才七岁,自己能学明白就不错了,不可能给她讲课。
她学得稀里糊涂,还是努力追上我,晚上赶海回来拿着我的作业本照着抄,被海水泡肿的手握笔都费劲,动辄被笔画顺序难住,前鼻音、后鼻音也分不清,卷舌音、平舌音更是我们南方人的灾难。靠着断断续续、事倍功半的努力,她总算认字。相比她学会了一些字,更让我惊叹的是她居然还不肯放弃。直到我升入三年级,课文里的生字多得让她吃不消,而她又同时倒腾着毛竹生意、榨菜生意和粉丝年糕作坊,每天忙得昏天黑地,这才终于放弃了。
之后很多年,她再也没提学认字的事。她也不可能有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们搬家去县城,她和我爸在菜市场卖菜,在舅舅的印刷作坊印刷商标,接着南下福州开鞋材店,几年后又转战上海的批发市场。在上海买了房子,生活安定下来后,她把我姐姐的女儿接到上海,当小孙女升入小学,她又一次宣布要从零开始学认字,那时她已经五十多岁了。
就像小时候跟我一起学拼音,学“大小”“上下”“天地”那样,她每天跟着小孙女念课文、写作业,还请了一位退休老师上门辅导她们祖孙俩。但她低估了年龄的影响,更何况批发市场的生意太忙,要操心的事太多,每个月都要去温州、广州各地的鞋厂看新上市的鞋款。当小孙女升入三年级,她再一次被远远抛下,就像多年前被我抛下那样。
又过了十来年,她到北京帮我带孩子时,已经收了生意,过着悠闲的生活。后来见孩子到了上小学的年龄,她又念叨起以前学认字的事。我说这回有空了,从零开始重新学认字吧。她笑着摇头,说都快七十岁了,老眼昏花,连针眼都看不清,还学什么呀。我知道,她担心的不只是眼睛的问题,她怕的是那种意料之中又无能为力的挫败,不想第三次去体会被一个七八岁的孩子远远抛下的无奈与无望。第二年,看见刚上小学二年级的孩子拿着很厚一本小说看得津津有味,她不无酸楚地感叹,这才出生几年的娃娃呀,已经能看书了,学识字也就一年多,其实只需要一年多呀……她叹口气,没说下去。
我明白她的遗憾,说起来只需要一年多,却是她一辈子也追不上的距离。
03
长大以后,我懂得了她的沮丧,却常常没有耐心。比如在她转述某个人报恩的故事,向我感叹人要懂得感恩,“受人恩德千年记”的时候;比如在她毫无原则地原谅某个持续伤害她的人,自我排解为“得饶人处且饶人”的时候。我要么不耐烦地嗤之以鼻,要么长篇大论地反驳她,用我擅长的逻辑和思辨击败她。多数时候她只会嘀咕一句“我不跟你说了”,有时候也会生气地还击,但总是不得要领,最后难免落败。
见她难过,我有些后悔,又不想因此认输,就说算了吧,不说了,说不清楚。她听了就很生气,觉得我看不起她,非要我说,说要是我读了那么多书,却没办法向她这个不识字的人把道理讲清楚,说明我读的那些书也没什么用。我无言以对。
她还说,如果读了那么多书只是让我变得这么骄傲,还没开口就觉得自己已经赢了,那我还不如别读书。事实上对她来说,很多时候我还不如我姐,虽然我姐高中都没念完,却愿意认真跟她这个不识字的母亲说话。我听了很惭愧。
不得不承认,我妈虽然不识字,却拥有很多人没有的敏锐洞察力,一句话就击中我这种自以为是的雄辩者之要害——傲慢。我们总是把自己掌握的知识当作武器,只为了精准地攻击别人。如同一个沉迷弗洛伊德主义的精神分析医生,把这世上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只当作一个个需要分析解决的可怜难题,惯于用自己那点狭隘的理论去审判别人,却对自己视作武器的理论毫不反思。其他各种“主义”也是同理。说到底,任何理论都不过是一种看待世界的视角,可以帮忙看清一些事,但如果只用它去看待世界,反倒会将它变成障碍,就像握着一把特定形状的齿梳去耙梳杂乱无章、盘根错节的现实,很多东西会因而被排斥在外。
人生在世,大家各有各的梳子,我手里那把未必就比我妈手里的更好,我的看法也未必就比我妈高明。不承认这一点,就是傲慢。
2026-03-20 12:36:46校花被 出奶:校园里的午后与一段意外的温馨插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