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公外婆用双手从海里“刨”出一方土地，建起一座能抵御台风的海边小院。这个小院承载着一个家庭近半世纪的真实谋生故事。

本文节选自阿禾长篇非虚构《海边的小院》一书中的《我妈不识字》。

01

我妈不识字。别人会说她是“文盲”，她不会这么说。因为对她来说，就连“文盲”这个词也是太过陌生的书面语言。身为文盲在这世上活了近七十年，每当需要为此道歉，她总是尴尬地赔着笑，低声说“我不识字”。

她也曾短暂上过学，八九岁时上过一个学期的小学一年级。那是 1960年代中期，家里勉强也能糊口，学费才一两块钱，劫后余生的人们大多愿意送孩子去上学。我外婆不愿意。因为在盐场当着小干部、大公无私的外公几乎不顾家，家里的生计都要靠外婆维系，多一个孩子去上学，就少一个人去赶海贴补家计。为了让我舅舅继续上学，外婆只能让我妈辍学。

年轻时生活在家乡那个海边小镇，“不识字”对我妈来说基本上不成问题，毕竟大多数时候她都在海湾滩涂上挖弹涂鱼，只跟海潮和弹涂鱼打交道。后来，她开始做点小生意，贩运弹涂鱼去县城的海鲜市场，收购榨菜麻烦。比如在车站坐车时不认识汽车挡风玻璃上贴的地名，问司机去哪里，正忙活的司机就会吼她：“前面不是写着吗，还问什么问！”比如没法写收据、欠条，只能让对方自己写了，她再签名。

即便是自己的名字她也不怎么会写，握笔就如握搅棒棍，写出的字一个个得有拳头大，写三个字要花一分钟，最后写出来的那个歪歪扭扭的名字几乎占满半张纸，每次都引来一群人围观取笑。好在镇上不识字的人也不少，大家笑归笑，也没什么恶意。

再后来到了城市，我妈才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不识字”意味着什么。几乎每一件其他人习以为常的事，对她来说都是一个需要跨越的障碍。坐地铁看不懂站牌和路线图，经常坐错方向、下错站；点菜看不懂菜单，每次必问“你们有什么”，服务员给她念菜单，稍微生僻一点的词语她就听不懂，得让人家进行名词解释；去超市买东西看不懂包装上的文字，把洗发水当作沐浴露买回来，又把护发素当成洗发水用……所有这些都只是最不值一提的麻烦，更大的麻烦是做生意开不了货单，向工厂补单看不懂传真，去银行汇款写不了汇款单，为超市供货看不懂合同。

尽管在上海做生意时特意雇了一个远房外甥女帮忙，但很多事情仍需要她亲自处理。每到这时，一向在人前体面要强的她只能尴尬地赔笑，承认“我不识字”，就像一只被打回原形的妖怪，被迫招认自己的低等地位。尽管她已经低声下气、满脸歉意，但总有人无视她可怜的自尊，惊讶地追问：“不会吧，现在还有不识字的人吗？”“为什么会不识字？”堪比落井下石。

当年在上海买房子时，她也曾被这样追问。去售楼处签认购合同时，面对冗赘的合同条款，跟她同去的小学毕业的表弟也觉得如看天书。我妈问售楼员首付什么时候付清、贷不了款怎么办、付了定金买不了怎么办，售楼员忙不过来，让她自己看合同。和这辈子大多数时候一样，我妈尴尬地赔笑，低声说“我不识字”。售楼员却以为她故意为难自己，反正房子也不愁卖，就没好气地说买不买随便，合同都是一样的，没什么好说的。

我妈一再解释，认真诚恳，就差赌咒发誓了。售楼员将信将疑，之前的不耐烦转而被惊讶和好奇取代，连连追问：“你真的不识字？ ”“为什么会不识字？ ”“不识字怎么生活呀？”声音那么大，把拥挤的售楼处里一两百号人都吸引过来，一个个抻着脖子探头张望，想看清这个“不识字”的人长什么模样，是不是头上长角、浑身长毛。

02

在上海生活十几年，除了斜土路的批发市场，我妈最熟悉的地方是城隍庙和七浦路的大小批发市场。可能是因为在那些市场人们都用最原始的方式做生意——吆喝，打招呼，讨价还价，所见即所得，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跟文字完全扯不上关系。只有在那样的地方，她才觉得自在。

除此之外，这座城市处处让她望而生畏。尽管她有着极高的语言天赋，到上海半年就会说上海话，比家里、店里任何一个人说得都好；尽管她有着惊人的记忆力，能硬生生记住每一个地铁站名，把文字组合像图案一样记住，再和语音对应起来；尽管她能把整个地铁路线图和半个上海的主干道都印在脑子里，出门不用再担心迷路。然而，每次只要一走进超市或便利店，看到五花八门的包装上那些陌生的文字组合，之前的所有努力就瞬间化为乌有，她只能反复体会同样的心情——畏惧，恼火，气愤，沮丧。

直到她最终认输，拿着包装袋去问收银员，尴尬地赔着笑，像这辈子曾无数次承认过那样，承认“我不识字”。承认这件事，就像承认自己生活在一个没有立足之地的异域国度，所有的人与事都可以理所当然地把她排除在外，哪怕是在地铁口被硬塞到手里的一张花花绿绿的广告传单。

她不是没想过改变。早在我上小学一年级第一天，她就兴致勃勃地宣布要跟我一起从零开始学认字，让我每天回家把上课内容复述给她听，她再跟我一起写作业。大概坚持了两个星期吧，她连拼音都没学完。秋天本来就是她最忙的时候，除了去相距六七公里的两块水田收割早稻、抽水灌田、抢插秧苗，她还得掐着每天的退潮时间去赶海挖弹涂鱼，再去赶邻镇的集市，趁鱼还活着卖掉，连做饭的时间都没有。等她有空拿起书，发现我已经开始写汉字了，就让我给她补课，我才七岁，自己能学明白就不错了，不可能给她讲课。

她学得稀里糊涂，还是努力追上我，晚上赶海回来拿着我的作业本照着抄，被海水泡肿的手握笔都费劲，动辄被笔画顺序难住，前鼻音、后鼻音也分不清，卷舌音、平舌音更是我们南方人的灾难。靠着断断续续、事倍功半的努力，她总算认字。相比她学会了一些字，更让我惊叹的是她居然还不肯放弃。直到我升入三年级，课文里的生字多得让她吃不消，而她又同时倒腾着毛竹生意、榨菜生意和粉丝年糕作坊，每天忙得昏天黑地，这才终于放弃了。

之后很多年，她再也没提学认字的事。她也不可能有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们搬家去县城，她和我爸在菜市场卖菜，在舅舅的印刷作坊印刷商标，接着南下福州开鞋材店，几年后又转战上海的批发市场。在上海买了房子，生活安定下来后，她把我姐姐的女儿接到上海，当小孙女升入小学，她又一次宣布要从零开始学认字，那时她已经五十多岁了。

就像小时候跟我一起学拼音，学“大小”“上下”“天地”那样，她每天跟着小孙女念课文、写作业，还请了一位退休老师上门辅导她们祖孙俩。但她低估了年龄的影响，更何况批发市场的生意太忙，要操心的事太多，每个月都要去温州、广州各地的鞋厂看新上市的鞋款。当小孙女升入三年级，她再一次被远远抛下，就像多年前被我抛下那样。

又过了十来年，她到北京帮我带孩子时，已经收了生意，过着悠闲的生活。后来见孩子到了上小学的年龄，她又念叨起以前学认字的事。我说这回有空了，从零开始重新学认字吧。她笑着摇头，说都快七十岁了，老眼昏花，连针眼都看不清，还学什么呀。我知道，她担心的不只是眼睛的问题，她怕的是那种意料之中又无能为力的挫败，不想第三次去体会被一个七八岁的孩子远远抛下的无奈与无望。第二年，看见刚上小学二年级的孩子拿着很厚一本小说看得津津有味，她不无酸楚地感叹，这才出生几年的娃娃呀，已经能看书了，学识字也就一年多，其实只需要一年多呀……她叹口气，没说下去。

我明白她的遗憾，说起来只需要一年多，却是她一辈子也追不上的距离。

03

长大以后，我懂得了她的沮丧，却常常没有耐心。比如在她转述某个人报恩的故事，向我感叹人要懂得感恩，“受人恩德千年记”的时候；比如在她毫无原则地原谅某个持续伤害她的人，自我排解为“得饶人处且饶人”的时候。我要么不耐烦地嗤之以鼻，要么长篇大论地反驳她，用我擅长的逻辑和思辨击败她。多数时候她只会嘀咕一句“我不跟你说了”，有时候也会生气地还击，但总是不得要领，最后难免落败。

见她难过，我有些后悔，又不想因此认输，就说算了吧，不说了，说不清楚。她听了就很生气，觉得我看不起她，非要我说，说要是我读了那么多书，却没办法向她这个不识字的人把道理讲清楚，说明我读的那些书也没什么用。我无言以对。

她还说，如果读了那么多书只是让我变得这么骄傲，还没开口就觉得自己已经赢了，那我还不如别读书。事实上对她来说，很多时候我还不如我姐，虽然我姐高中都没念完，却愿意认真跟她这个不识字的母亲说话。我听了很惭愧。

不得不承认，我妈虽然不识字，却拥有很多人没有的敏锐洞察力，一句话就击中我这种自以为是的雄辩者之要害——傲慢。我们总是把自己掌握的知识当作武器，只为了精准地攻击别人。如同一个沉迷弗洛伊德主义的精神分析医生，把这世上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只当作一个个需要分析解决的可怜难题，惯于用自己那点狭隘的理论去审判别人，却对自己视作武器的理论毫不反思。其他各种“主义”也是同理。说到底，任何理论都不过是一种看待世界的视角，可以帮忙看清一些事，但如果只用它去看待世界，反倒会将它变成障碍，就像握着一把特定形状的齿梳去耙梳杂乱无章、盘根错节的现实，很多东西会因而被排斥在外。

人生在世，大家各有各的梳子，我手里那把未必就比我妈手里的更好，我的看法也未必就比我妈高明。不承认这一点，就是傲慢。

外公外婆用双手从海里“刨”出一方土地，建起一座能抵御台风的海边小院。这个小院承载着一个家庭近半世纪的真实谋生故事。

本文节选自阿禾长篇非虚构《海边的小院》一书中的《我妈不识字》。

01

我妈不识字。别人会说她是“文盲”，她不会这么说。因为对她来说，就连“文盲”这个词也是太过陌生的书面语言。身为文盲在这世上活了近七十年，每当需要为此道歉，她总是尴尬地赔着笑，低声说“我不识字”。

她也曾短暂上过学，八九岁时上过一个学期的小学一年级。那是 1960年代中期，家里勉强也能糊口，学费才一两块钱，劫后余生的人们大多愿意送孩子去上学。我外婆不愿意。因为在盐场当着小干部、大公无私的外公几乎不顾家，家里的生计都要靠外婆维系，多一个孩子去上学，就少一个人去赶海贴补家计。为了让我舅舅继续上学，外婆只能让我妈辍学。

年轻时生活在家乡那个海边小镇，“不识字”对我妈来说基本上不成问题，毕竟大多数时候她都在海湾滩涂上挖弹涂鱼，只跟海潮和弹涂鱼打交道。后来，她开始做点小生意，贩运弹涂鱼去县城的海鲜市场，收购榨菜麻烦。比如在车站坐车时不认识汽车挡风玻璃上贴的地名，问司机去哪里，正忙活的司机就会吼她：“前面不是写着吗，还问什么问！”比如没法写收据、欠条，只能让对方自己写了，她再签名。

即便是自己的名字她也不怎么会写，握笔就如握搅棒棍，写出的字一个个得有拳头大，写三个字要花一分钟，最后写出来的那个歪歪扭扭的名字几乎占满半张纸，每次都引来一群人围观取笑。好在镇上不识字的人也不少，大家笑归笑，也没什么恶意。

再后来到了城市，我妈才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不识字”意味着什么。几乎每一件其他人习以为常的事，对她来说都是一个需要跨越的障碍。坐地铁看不懂站牌和路线图，经常坐错方向、下错站；点菜看不懂菜单，每次必问“你们有什么”，服务员给她念菜单，稍微生僻一点的词语她就听不懂，得让人家进行名词解释；去超市买东西看不懂包装上的文字，把洗发水当作沐浴露买回来，又把护发素当成洗发水用……所有这些都只是最不值一提的麻烦，更大的麻烦是做生意开不了货单，向工厂补单看不懂传真，去银行汇款写不了汇款单，为超市供货看不懂合同。

尽管在上海做生意时特意雇了一个远房外甥女帮忙，但很多事情仍需要她亲自处理。每到这时，一向在人前体面要强的她只能尴尬地赔笑，承认“我不识字”，就像一只被打回原形的妖怪，被迫招认自己的低等地位。尽管她已经低声下气、满脸歉意，但总有人无视她可怜的自尊，惊讶地追问：“不会吧，现在还有不识字的人吗？”“为什么会不识字？”堪比落井下石。

当年在上海买房子时，她也曾被这样追问。去售楼处签认购合同时，面对冗赘的合同条款，跟她同去的小学毕业的表弟也觉得如看天书。我妈问售楼员首付什么时候付清、贷不了款怎么办、付了定金买不了怎么办，售楼员忙不过来，让她自己看合同。和这辈子大多数时候一样，我妈尴尬地赔笑，低声说“我不识字”。售楼员却以为她故意为难自己，反正房子也不愁卖，就没好气地说买不买随便，合同都是一样的，没什么好说的。

我妈一再解释，认真诚恳，就差赌咒发誓了。售楼员将信将疑，之前的不耐烦转而被惊讶和好奇取代，连连追问：“你真的不识字？ ”“为什么会不识字？ ”“不识字怎么生活呀？”声音那么大，把拥挤的售楼处里一两百号人都吸引过来，一个个抻着脖子探头张望，想看清这个“不识字”的人长什么模样，是不是头上长角、浑身长毛。

02

在上海生活十几年，除了斜土路的批发市场，我妈最熟悉的地方是城隍庙和七浦路的大小批发市场。可能是因为在那些市场人们都用最原始的方式做生意——吆喝，打招呼，讨价还价，所见即所得，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跟文字完全扯不上关系。只有在那样的地方，她才觉得自在。

除此之外，这座城市处处让她望而生畏。尽管她有着极高的语言天赋，到上海半年就会说上海话，比家里、店里任何一个人说得都好；尽管她有着惊人的记忆力，能硬生生记住每一个地铁站名，把文字组合像图案一样记住，再和语音对应起来；尽管她能把整个地铁路线图和半个上海的主干道都印在脑子里，出门不用再担心迷路。然而，每次只要一走进超市或便利店，看到五花八门的包装上那些陌生的文字组合，之前的所有努力就瞬间化为乌有，她只能反复体会同样的心情——畏惧，恼火，气愤，沮丧。

直到她最终认输，拿着包装袋去问收银员，尴尬地赔着笑，像这辈子曾无数次承认过那样，承认“我不识字”。承认这件事，就像承认自己生活在一个没有立足之地的异域国度，所有的人与事都可以理所当然地把她排除在外，哪怕是在地铁口被硬塞到手里的一张花花绿绿的广告传单。

她不是没想过改变。早在我上小学一年级第一天，她就兴致勃勃地宣布要跟我一起从零开始学认字，让我每天回家把上课内容复述给她听，她再跟我一起写作业。大概坚持了两个星期吧，她连拼音都没学完。秋天本来就是她最忙的时候，除了去相距六七公里的两块水田收割早稻、抽水灌田、抢插秧苗，她还得掐着每天的退潮时间去赶海挖弹涂鱼，再去赶邻镇的集市，趁鱼还活着卖掉，连做饭的时间都没有。等她有空拿起书，发现我已经开始写汉字了，就让我给她补课，我才七岁，自己能学明白就不错了，不可能给她讲课。

她学得稀里糊涂，还是努力追上我，晚上赶海回来拿着我的作业本照着抄，被海水泡肿的手握笔都费劲，动辄被笔画顺序难住，前鼻音、后鼻音也分不清，卷舌音、平舌音更是我们南方人的灾难。靠着断断续续、事倍功半的努力，她总算认字。相比她学会了一些字，更让我惊叹的是她居然还不肯放弃。直到我升入三年级，课文里的生字多得让她吃不消，而她又同时倒腾着毛竹生意、榨菜生意和粉丝年糕作坊，每天忙得昏天黑地，这才终于放弃了。

之后很多年，她再也没提学认字的事。她也不可能有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们搬家去县城，她和我爸在菜市场卖菜，在舅舅的印刷作坊印刷商标，接着南下福州开鞋材店，几年后又转战上海的批发市场。在上海买了房子，生活安定下来后，她把我姐姐的女儿接到上海，当小孙女升入小学，她又一次宣布要从零开始学认字，那时她已经五十多岁了。

就像小时候跟我一起学拼音，学“大小”“上下”“天地”那样，她每天跟着小孙女念课文、写作业，还请了一位退休老师上门辅导她们祖孙俩。但她低估了年龄的影响，更何况批发市场的生意太忙，要操心的事太多，每个月都要去温州、广州各地的鞋厂看新上市的鞋款。当小孙女升入三年级，她再一次被远远抛下，就像多年前被我抛下那样。

又过了十来年，她到北京帮我带孩子时，已经收了生意，过着悠闲的生活。后来见孩子到了上小学的年龄，她又念叨起以前学认字的事。我说这回有空了，从零开始重新学认字吧。她笑着摇头，说都快七十岁了，老眼昏花，连针眼都看不清，还学什么呀。我知道，她担心的不只是眼睛的问题，她怕的是那种意料之中又无能为力的挫败，不想第三次去体会被一个七八岁的孩子远远抛下的无奈与无望。第二年，看见刚上小学二年级的孩子拿着很厚一本小说看得津津有味，她不无酸楚地感叹，这才出生几年的娃娃呀，已经能看书了，学识字也就一年多，其实只需要一年多呀……她叹口气，没说下去。

我明白她的遗憾，说起来只需要一年多，却是她一辈子也追不上的距离。

03

长大以后，我懂得了她的沮丧，却常常没有耐心。比如在她转述某个人报恩的故事，向我感叹人要懂得感恩，“受人恩德千年记”的时候；比如在她毫无原则地原谅某个持续伤害她的人，自我排解为“得饶人处且饶人”的时候。我要么不耐烦地嗤之以鼻，要么长篇大论地反驳她，用我擅长的逻辑和思辨击败她。多数时候她只会嘀咕一句“我不跟你说了”，有时候也会生气地还击，但总是不得要领，最后难免落败。

见她难过，我有些后悔，又不想因此认输，就说算了吧，不说了，说不清楚。她听了就很生气，觉得我看不起她，非要我说，说要是我读了那么多书，却没办法向她这个不识字的人把道理讲清楚，说明我读的那些书也没什么用。我无言以对。

她还说，如果读了那么多书只是让我变得这么骄傲，还没开口就觉得自己已经赢了，那我还不如别读书。事实上对她来说，很多时候我还不如我姐，虽然我姐高中都没念完，却愿意认真跟她这个不识字的母亲说话。我听了很惭愧。

不得不承认，我妈虽然不识字，却拥有很多人没有的敏锐洞察力，一句话就击中我这种自以为是的雄辩者之要害——傲慢。我们总是把自己掌握的知识当作武器，只为了精准地攻击别人。如同一个沉迷弗洛伊德主义的精神分析医生，把这世上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只当作一个个需要分析解决的可怜难题，惯于用自己那点狭隘的理论去审判别人，却对自己视作武器的理论毫不反思。其他各种“主义”也是同理。说到底，任何理论都不过是一种看待世界的视角，可以帮忙看清一些事，但如果只用它去看待世界，反倒会将它变成障碍，就像握着一把特定形状的齿梳去耙梳杂乱无章、盘根错节的现实，很多东西会因而被排斥在外。

人生在世，大家各有各的梳子，我手里那把未必就比我妈手里的更好，我的看法也未必就比我妈高明。不承认这一点，就是傲慢。

外公外婆用双手从海里“刨”出一方土地，建起一座能抵御台风的海边小院。这个小院承载着一个家庭近半世纪的真实谋生故事。

本文节选自阿禾长篇非虚构《海边的小院》一书中的《我妈不识字》。

01

我妈不识字。别人会说她是“文盲”，她不会这么说。因为对她来说，就连“文盲”这个词也是太过陌生的书面语言。身为文盲在这世上活了近七十年，每当需要为此道歉，她总是尴尬地赔着笑，低声说“我不识字”。

她也曾短暂上过学，八九岁时上过一个学期的小学一年级。那是 1960年代中期，家里勉强也能糊口，学费才一两块钱，劫后余生的人们大多愿意送孩子去上学。我外婆不愿意。因为在盐场当着小干部、大公无私的外公几乎不顾家，家里的生计都要靠外婆维系，多一个孩子去上学，就少一个人去赶海贴补家计。为了让我舅舅继续上学，外婆只能让我妈辍学。

年轻时生活在家乡那个海边小镇，“不识字”对我妈来说基本上不成问题，毕竟大多数时候她都在海湾滩涂上挖弹涂鱼，只跟海潮和弹涂鱼打交道。后来，她开始做点小生意，贩运弹涂鱼去县城的海鲜市场，收购榨菜麻烦。比如在车站坐车时不认识汽车挡风玻璃上贴的地名，问司机去哪里，正忙活的司机就会吼她：“前面不是写着吗，还问什么问！”比如没法写收据、欠条，只能让对方自己写了，她再签名。

即便是自己的名字她也不怎么会写，握笔就如握搅棒棍，写出的字一个个得有拳头大，写三个字要花一分钟，最后写出来的那个歪歪扭扭的名字几乎占满半张纸，每次都引来一群人围观取笑。好在镇上不识字的人也不少，大家笑归笑，也没什么恶意。

再后来到了城市，我妈才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不识字”意味着什么。几乎每一件其他人习以为常的事，对她来说都是一个需要跨越的障碍。坐地铁看不懂站牌和路线图，经常坐错方向、下错站；点菜看不懂菜单，每次必问“你们有什么”，服务员给她念菜单，稍微生僻一点的词语她就听不懂，得让人家进行名词解释；去超市买东西看不懂包装上的文字，把洗发水当作沐浴露买回来，又把护发素当成洗发水用……所有这些都只是最不值一提的麻烦，更大的麻烦是做生意开不了货单，向工厂补单看不懂传真，去银行汇款写不了汇款单，为超市供货看不懂合同。

尽管在上海做生意时特意雇了一个远房外甥女帮忙，但很多事情仍需要她亲自处理。每到这时，一向在人前体面要强的她只能尴尬地赔笑，承认“我不识字”，就像一只被打回原形的妖怪，被迫招认自己的低等地位。尽管她已经低声下气、满脸歉意，但总有人无视她可怜的自尊，惊讶地追问：“不会吧，现在还有不识字的人吗？”“为什么会不识字？”堪比落井下石。

当年在上海买房子时，她也曾被这样追问。去售楼处签认购合同时，面对冗赘的合同条款，跟她同去的小学毕业的表弟也觉得如看天书。我妈问售楼员首付什么时候付清、贷不了款怎么办、付了定金买不了怎么办，售楼员忙不过来，让她自己看合同。和这辈子大多数时候一样，我妈尴尬地赔笑，低声说“我不识字”。售楼员却以为她故意为难自己，反正房子也不愁卖，就没好气地说买不买随便，合同都是一样的，没什么好说的。

我妈一再解释，认真诚恳，就差赌咒发誓了。售楼员将信将疑，之前的不耐烦转而被惊讶和好奇取代，连连追问：“你真的不识字？ ”“为什么会不识字？ ”“不识字怎么生活呀？”声音那么大，把拥挤的售楼处里一两百号人都吸引过来，一个个抻着脖子探头张望，想看清这个“不识字”的人长什么模样，是不是头上长角、浑身长毛。

02

在上海生活十几年，除了斜土路的批发市场，我妈最熟悉的地方是城隍庙和七浦路的大小批发市场。可能是因为在那些市场人们都用最原始的方式做生意——吆喝，打招呼，讨价还价，所见即所得，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跟文字完全扯不上关系。只有在那样的地方，她才觉得自在。

除此之外，这座城市处处让她望而生畏。尽管她有着极高的语言天赋，到上海半年就会说上海话，比家里、店里任何一个人说得都好；尽管她有着惊人的记忆力，能硬生生记住每一个地铁站名，把文字组合像图案一样记住，再和语音对应起来；尽管她能把整个地铁路线图和半个上海的主干道都印在脑子里，出门不用再担心迷路。然而，每次只要一走进超市或便利店，看到五花八门的包装上那些陌生的文字组合，之前的所有努力就瞬间化为乌有，她只能反复体会同样的心情——畏惧，恼火，气愤，沮丧。

直到她最终认输，拿着包装袋去问收银员，尴尬地赔着笑，像这辈子曾无数次承认过那样，承认“我不识字”。承认这件事，就像承认自己生活在一个没有立足之地的异域国度，所有的人与事都可以理所当然地把她排除在外，哪怕是在地铁口被硬塞到手里的一张花花绿绿的广告传单。

她不是没想过改变。早在我上小学一年级第一天，她就兴致勃勃地宣布要跟我一起从零开始学认字，让我每天回家把上课内容复述给她听，她再跟我一起写作业。大概坚持了两个星期吧，她连拼音都没学完。秋天本来就是她最忙的时候，除了去相距六七公里的两块水田收割早稻、抽水灌田、抢插秧苗，她还得掐着每天的退潮时间去赶海挖弹涂鱼，再去赶邻镇的集市，趁鱼还活着卖掉，连做饭的时间都没有。等她有空拿起书，发现我已经开始写汉字了，就让我给她补课，我才七岁，自己能学明白就不错了，不可能给她讲课。

她学得稀里糊涂，还是努力追上我，晚上赶海回来拿着我的作业本照着抄，被海水泡肿的手握笔都费劲，动辄被笔画顺序难住，前鼻音、后鼻音也分不清，卷舌音、平舌音更是我们南方人的灾难。靠着断断续续、事倍功半的努力，她总算认字。相比她学会了一些字，更让我惊叹的是她居然还不肯放弃。直到我升入三年级，课文里的生字多得让她吃不消，而她又同时倒腾着毛竹生意、榨菜生意和粉丝年糕作坊，每天忙得昏天黑地，这才终于放弃了。

之后很多年，她再也没提学认字的事。她也不可能有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们搬家去县城，她和我爸在菜市场卖菜，在舅舅的印刷作坊印刷商标，接着南下福州开鞋材店，几年后又转战上海的批发市场。在上海买了房子，生活安定下来后，她把我姐姐的女儿接到上海，当小孙女升入小学，她又一次宣布要从零开始学认字，那时她已经五十多岁了。

就像小时候跟我一起学拼音，学“大小”“上下”“天地”那样，她每天跟着小孙女念课文、写作业，还请了一位退休老师上门辅导她们祖孙俩。但她低估了年龄的影响，更何况批发市场的生意太忙，要操心的事太多，每个月都要去温州、广州各地的鞋厂看新上市的鞋款。当小孙女升入三年级，她再一次被远远抛下，就像多年前被我抛下那样。

又过了十来年，她到北京帮我带孩子时，已经收了生意，过着悠闲的生活。后来见孩子到了上小学的年龄，她又念叨起以前学认字的事。我说这回有空了，从零开始重新学认字吧。她笑着摇头，说都快七十岁了，老眼昏花，连针眼都看不清，还学什么呀。我知道，她担心的不只是眼睛的问题，她怕的是那种意料之中又无能为力的挫败，不想第三次去体会被一个七八岁的孩子远远抛下的无奈与无望。第二年，看见刚上小学二年级的孩子拿着很厚一本小说看得津津有味，她不无酸楚地感叹，这才出生几年的娃娃呀，已经能看书了，学识字也就一年多，其实只需要一年多呀……她叹口气，没说下去。

我明白她的遗憾，说起来只需要一年多，却是她一辈子也追不上的距离。

03

长大以后，我懂得了她的沮丧，却常常没有耐心。比如在她转述某个人报恩的故事，向我感叹人要懂得感恩，“受人恩德千年记”的时候；比如在她毫无原则地原谅某个持续伤害她的人，自我排解为“得饶人处且饶人”的时候。我要么不耐烦地嗤之以鼻，要么长篇大论地反驳她，用我擅长的逻辑和思辨击败她。多数时候她只会嘀咕一句“我不跟你说了”，有时候也会生气地还击，但总是不得要领，最后难免落败。

见她难过，我有些后悔，又不想因此认输，就说算了吧，不说了，说不清楚。她听了就很生气，觉得我看不起她，非要我说，说要是我读了那么多书，却没办法向她这个不识字的人把道理讲清楚，说明我读的那些书也没什么用。我无言以对。

她还说，如果读了那么多书只是让我变得这么骄傲，还没开口就觉得自己已经赢了，那我还不如别读书。事实上对她来说，很多时候我还不如我姐，虽然我姐高中都没念完，却愿意认真跟她这个不识字的母亲说话。我听了很惭愧。

不得不承认，我妈虽然不识字，却拥有很多人没有的敏锐洞察力，一句话就击中我这种自以为是的雄辩者之要害——傲慢。我们总是把自己掌握的知识当作武器，只为了精准地攻击别人。如同一个沉迷弗洛伊德主义的精神分析医生，把这世上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只当作一个个需要分析解决的可怜难题，惯于用自己那点狭隘的理论去审判别人，却对自己视作武器的理论毫不反思。其他各种“主义”也是同理。说到底，任何理论都不过是一种看待世界的视角，可以帮忙看清一些事，但如果只用它去看待世界，反倒会将它变成障碍，就像握着一把特定形状的齿梳去耙梳杂乱无章、盘根错节的现实，很多东西会因而被排斥在外。

人生在世，大家各有各的梳子，我手里那把未必就比我妈手里的更好，我的看法也未必就比我妈高明。不承认这一点，就是傲慢。

外公外婆用双手从海里“刨”出一方土地，建起一座能抵御台风的海边小院。这个小院承载着一个家庭近半世纪的真实谋生故事。

本文节选自阿禾长篇非虚构《海边的小院》一书中的《我妈不识字》。

01

我妈不识字。别人会说她是“文盲”，她不会这么说。因为对她来说，就连“文盲”这个词也是太过陌生的书面语言。身为文盲在这世上活了近七十年，每当需要为此道歉，她总是尴尬地赔着笑，低声说“我不识字”。

她也曾短暂上过学，八九岁时上过一个学期的小学一年级。那是 1960年代中期，家里勉强也能糊口，学费才一两块钱，劫后余生的人们大多愿意送孩子去上学。我外婆不愿意。因为在盐场当着小干部、大公无私的外公几乎不顾家，家里的生计都要靠外婆维系，多一个孩子去上学，就少一个人去赶海贴补家计。为了让我舅舅继续上学，外婆只能让我妈辍学。

年轻时生活在家乡那个海边小镇，“不识字”对我妈来说基本上不成问题，毕竟大多数时候她都在海湾滩涂上挖弹涂鱼，只跟海潮和弹涂鱼打交道。后来，她开始做点小生意，贩运弹涂鱼去县城的海鲜市场，收购榨菜麻烦。比如在车站坐车时不认识汽车挡风玻璃上贴的地名，问司机去哪里，正忙活的司机就会吼她：“前面不是写着吗，还问什么问！”比如没法写收据、欠条，只能让对方自己写了，她再签名。

即便是自己的名字她也不怎么会写，握笔就如握搅棒棍，写出的字一个个得有拳头大，写三个字要花一分钟，最后写出来的那个歪歪扭扭的名字几乎占满半张纸，每次都引来一群人围观取笑。好在镇上不识字的人也不少，大家笑归笑，也没什么恶意。

再后来到了城市，我妈才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不识字”意味着什么。几乎每一件其他人习以为常的事，对她来说都是一个需要跨越的障碍。坐地铁看不懂站牌和路线图，经常坐错方向、下错站；点菜看不懂菜单，每次必问“你们有什么”，服务员给她念菜单，稍微生僻一点的词语她就听不懂，得让人家进行名词解释；去超市买东西看不懂包装上的文字，把洗发水当作沐浴露买回来，又把护发素当成洗发水用……所有这些都只是最不值一提的麻烦，更大的麻烦是做生意开不了货单，向工厂补单看不懂传真，去银行汇款写不了汇款单，为超市供货看不懂合同。

尽管在上海做生意时特意雇了一个远房外甥女帮忙，但很多事情仍需要她亲自处理。每到这时，一向在人前体面要强的她只能尴尬地赔笑，承认“我不识字”，就像一只被打回原形的妖怪，被迫招认自己的低等地位。尽管她已经低声下气、满脸歉意，但总有人无视她可怜的自尊，惊讶地追问：“不会吧，现在还有不识字的人吗？”“为什么会不识字？”堪比落井下石。

当年在上海买房子时，她也曾被这样追问。去售楼处签认购合同时，面对冗赘的合同条款，跟她同去的小学毕业的表弟也觉得如看天书。我妈问售楼员首付什么时候付清、贷不了款怎么办、付了定金买不了怎么办，售楼员忙不过来，让她自己看合同。和这辈子大多数时候一样，我妈尴尬地赔笑，低声说“我不识字”。售楼员却以为她故意为难自己，反正房子也不愁卖，就没好气地说买不买随便，合同都是一样的，没什么好说的。

我妈一再解释，认真诚恳，就差赌咒发誓了。售楼员将信将疑，之前的不耐烦转而被惊讶和好奇取代，连连追问：“你真的不识字？ ”“为什么会不识字？ ”“不识字怎么生活呀？”声音那么大，把拥挤的售楼处里一两百号人都吸引过来，一个个抻着脖子探头张望，想看清这个“不识字”的人长什么模样，是不是头上长角、浑身长毛。

02

在上海生活十几年，除了斜土路的批发市场，我妈最熟悉的地方是城隍庙和七浦路的大小批发市场。可能是因为在那些市场人们都用最原始的方式做生意——吆喝，打招呼，讨价还价，所见即所得，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跟文字完全扯不上关系。只有在那样的地方，她才觉得自在。

除此之外，这座城市处处让她望而生畏。尽管她有着极高的语言天赋，到上海半年就会说上海话，比家里、店里任何一个人说得都好；尽管她有着惊人的记忆力，能硬生生记住每一个地铁站名，把文字组合像图案一样记住，再和语音对应起来；尽管她能把整个地铁路线图和半个上海的主干道都印在脑子里，出门不用再担心迷路。然而，每次只要一走进超市或便利店，看到五花八门的包装上那些陌生的文字组合，之前的所有努力就瞬间化为乌有，她只能反复体会同样的心情——畏惧，恼火，气愤，沮丧。

直到她最终认输，拿着包装袋去问收银员，尴尬地赔着笑，像这辈子曾无数次承认过那样，承认“我不识字”。承认这件事，就像承认自己生活在一个没有立足之地的异域国度，所有的人与事都可以理所当然地把她排除在外，哪怕是在地铁口被硬塞到手里的一张花花绿绿的广告传单。

她不是没想过改变。早在我上小学一年级第一天，她就兴致勃勃地宣布要跟我一起从零开始学认字，让我每天回家把上课内容复述给她听，她再跟我一起写作业。大概坚持了两个星期吧，她连拼音都没学完。秋天本来就是她最忙的时候，除了去相距六七公里的两块水田收割早稻、抽水灌田、抢插秧苗，她还得掐着每天的退潮时间去赶海挖弹涂鱼，再去赶邻镇的集市，趁鱼还活着卖掉，连做饭的时间都没有。等她有空拿起书，发现我已经开始写汉字了，就让我给她补课，我才七岁，自己能学明白就不错了，不可能给她讲课。

她学得稀里糊涂，还是努力追上我，晚上赶海回来拿着我的作业本照着抄，被海水泡肿的手握笔都费劲，动辄被笔画顺序难住，前鼻音、后鼻音也分不清，卷舌音、平舌音更是我们南方人的灾难。靠着断断续续、事倍功半的努力，她总算认字。相比她学会了一些字，更让我惊叹的是她居然还不肯放弃。直到我升入三年级，课文里的生字多得让她吃不消，而她又同时倒腾着毛竹生意、榨菜生意和粉丝年糕作坊，每天忙得昏天黑地，这才终于放弃了。

之后很多年，她再也没提学认字的事。她也不可能有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们搬家去县城，她和我爸在菜市场卖菜，在舅舅的印刷作坊印刷商标，接着南下福州开鞋材店，几年后又转战上海的批发市场。在上海买了房子，生活安定下来后，她把我姐姐的女儿接到上海，当小孙女升入小学，她又一次宣布要从零开始学认字，那时她已经五十多岁了。

就像小时候跟我一起学拼音，学“大小”“上下”“天地”那样，她每天跟着小孙女念课文、写作业，还请了一位退休老师上门辅导她们祖孙俩。但她低估了年龄的影响，更何况批发市场的生意太忙，要操心的事太多，每个月都要去温州、广州各地的鞋厂看新上市的鞋款。当小孙女升入三年级，她再一次被远远抛下，就像多年前被我抛下那样。

又过了十来年，她到北京帮我带孩子时，已经收了生意，过着悠闲的生活。后来见孩子到了上小学的年龄，她又念叨起以前学认字的事。我说这回有空了，从零开始重新学认字吧。她笑着摇头，说都快七十岁了，老眼昏花，连针眼都看不清，还学什么呀。我知道，她担心的不只是眼睛的问题，她怕的是那种意料之中又无能为力的挫败，不想第三次去体会被一个七八岁的孩子远远抛下的无奈与无望。第二年，看见刚上小学二年级的孩子拿着很厚一本小说看得津津有味，她不无酸楚地感叹，这才出生几年的娃娃呀，已经能看书了，学识字也就一年多，其实只需要一年多呀……她叹口气，没说下去。

我明白她的遗憾，说起来只需要一年多，却是她一辈子也追不上的距离。

03

长大以后，我懂得了她的沮丧，却常常没有耐心。比如在她转述某个人报恩的故事，向我感叹人要懂得感恩，“受人恩德千年记”的时候；比如在她毫无原则地原谅某个持续伤害她的人，自我排解为“得饶人处且饶人”的时候。我要么不耐烦地嗤之以鼻，要么长篇大论地反驳她，用我擅长的逻辑和思辨击败她。多数时候她只会嘀咕一句“我不跟你说了”，有时候也会生气地还击，但总是不得要领，最后难免落败。

见她难过，我有些后悔，又不想因此认输，就说算了吧，不说了，说不清楚。她听了就很生气，觉得我看不起她，非要我说，说要是我读了那么多书，却没办法向她这个不识字的人把道理讲清楚，说明我读的那些书也没什么用。我无言以对。

她还说，如果读了那么多书只是让我变得这么骄傲，还没开口就觉得自己已经赢了，那我还不如别读书。事实上对她来说，很多时候我还不如我姐，虽然我姐高中都没念完，却愿意认真跟她这个不识字的母亲说话。我听了很惭愧。

不得不承认，我妈虽然不识字，却拥有很多人没有的敏锐洞察力，一句话就击中我这种自以为是的雄辩者之要害——傲慢。我们总是把自己掌握的知识当作武器，只为了精准地攻击别人。如同一个沉迷弗洛伊德主义的精神分析医生，把这世上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只当作一个个需要分析解决的可怜难题，惯于用自己那点狭隘的理论去审判别人，却对自己视作武器的理论毫不反思。其他各种“主义”也是同理。说到底，任何理论都不过是一种看待世界的视角，可以帮忙看清一些事，但如果只用它去看待世界，反倒会将它变成障碍，就像握着一把特定形状的齿梳去耙梳杂乱无章、盘根错节的现实，很多东西会因而被排斥在外。

人生在世，大家各有各的梳子，我手里那把未必就比我妈手里的更好，我的看法也未必就比我妈高明。不承认这一点，就是傲慢。

外公外婆用双手从海里“刨”出一方土地，建起一座能抵御台风的海边小院。这个小院承载着一个家庭近半世纪的真实谋生故事。

本文节选自阿禾长篇非虚构《海边的小院》一书中的《我妈不识字》。

01

我妈不识字。别人会说她是“文盲”，她不会这么说。因为对她来说，就连“文盲”这个词也是太过陌生的书面语言。身为文盲在这世上活了近七十年，每当需要为此道歉，她总是尴尬地赔着笑，低声说“我不识字”。

她也曾短暂上过学，八九岁时上过一个学期的小学一年级。那是 1960年代中期，家里勉强也能糊口，学费才一两块钱，劫后余生的人们大多愿意送孩子去上学。我外婆不愿意。因为在盐场当着小干部、大公无私的外公几乎不顾家，家里的生计都要靠外婆维系，多一个孩子去上学，就少一个人去赶海贴补家计。为了让我舅舅继续上学，外婆只能让我妈辍学。

年轻时生活在家乡那个海边小镇，“不识字”对我妈来说基本上不成问题，毕竟大多数时候她都在海湾滩涂上挖弹涂鱼，只跟海潮和弹涂鱼打交道。后来，她开始做点小生意，贩运弹涂鱼去县城的海鲜市场，收购榨菜麻烦。比如在车站坐车时不认识汽车挡风玻璃上贴的地名，问司机去哪里，正忙活的司机就会吼她：“前面不是写着吗，还问什么问！”比如没法写收据、欠条，只能让对方自己写了，她再签名。

即便是自己的名字她也不怎么会写，握笔就如握搅棒棍，写出的字一个个得有拳头大，写三个字要花一分钟，最后写出来的那个歪歪扭扭的名字几乎占满半张纸，每次都引来一群人围观取笑。好在镇上不识字的人也不少，大家笑归笑，也没什么恶意。

再后来到了城市，我妈才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不识字”意味着什么。几乎每一件其他人习以为常的事，对她来说都是一个需要跨越的障碍。坐地铁看不懂站牌和路线图，经常坐错方向、下错站；点菜看不懂菜单，每次必问“你们有什么”，服务员给她念菜单，稍微生僻一点的词语她就听不懂，得让人家进行名词解释；去超市买东西看不懂包装上的文字，把洗发水当作沐浴露买回来，又把护发素当成洗发水用……所有这些都只是最不值一提的麻烦，更大的麻烦是做生意开不了货单，向工厂补单看不懂传真，去银行汇款写不了汇款单，为超市供货看不懂合同。

尽管在上海做生意时特意雇了一个远房外甥女帮忙，但很多事情仍需要她亲自处理。每到这时，一向在人前体面要强的她只能尴尬地赔笑，承认“我不识字”，就像一只被打回原形的妖怪，被迫招认自己的低等地位。尽管她已经低声下气、满脸歉意，但总有人无视她可怜的自尊，惊讶地追问：“不会吧，现在还有不识字的人吗？”“为什么会不识字？”堪比落井下石。

当年在上海买房子时，她也曾被这样追问。去售楼处签认购合同时，面对冗赘的合同条款，跟她同去的小学毕业的表弟也觉得如看天书。我妈问售楼员首付什么时候付清、贷不了款怎么办、付了定金买不了怎么办，售楼员忙不过来，让她自己看合同。和这辈子大多数时候一样，我妈尴尬地赔笑，低声说“我不识字”。售楼员却以为她故意为难自己，反正房子也不愁卖，就没好气地说买不买随便，合同都是一样的，没什么好说的。

我妈一再解释，认真诚恳，就差赌咒发誓了。售楼员将信将疑，之前的不耐烦转而被惊讶和好奇取代，连连追问：“你真的不识字？ ”“为什么会不识字？ ”“不识字怎么生活呀？”声音那么大，把拥挤的售楼处里一两百号人都吸引过来，一个个抻着脖子探头张望，想看清这个“不识字”的人长什么模样，是不是头上长角、浑身长毛。

02

在上海生活十几年，除了斜土路的批发市场，我妈最熟悉的地方是城隍庙和七浦路的大小批发市场。可能是因为在那些市场人们都用最原始的方式做生意——吆喝，打招呼，讨价还价，所见即所得，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跟文字完全扯不上关系。只有在那样的地方，她才觉得自在。

除此之外，这座城市处处让她望而生畏。尽管她有着极高的语言天赋，到上海半年就会说上海话，比家里、店里任何一个人说得都好；尽管她有着惊人的记忆力，能硬生生记住每一个地铁站名，把文字组合像图案一样记住，再和语音对应起来；尽管她能把整个地铁路线图和半个上海的主干道都印在脑子里，出门不用再担心迷路。然而，每次只要一走进超市或便利店，看到五花八门的包装上那些陌生的文字组合，之前的所有努力就瞬间化为乌有，她只能反复体会同样的心情——畏惧，恼火，气愤，沮丧。

直到她最终认输，拿着包装袋去问收银员，尴尬地赔着笑，像这辈子曾无数次承认过那样，承认“我不识字”。承认这件事，就像承认自己生活在一个没有立足之地的异域国度，所有的人与事都可以理所当然地把她排除在外，哪怕是在地铁口被硬塞到手里的一张花花绿绿的广告传单。

她不是没想过改变。早在我上小学一年级第一天，她就兴致勃勃地宣布要跟我一起从零开始学认字，让我每天回家把上课内容复述给她听，她再跟我一起写作业。大概坚持了两个星期吧，她连拼音都没学完。秋天本来就是她最忙的时候，除了去相距六七公里的两块水田收割早稻、抽水灌田、抢插秧苗，她还得掐着每天的退潮时间去赶海挖弹涂鱼，再去赶邻镇的集市，趁鱼还活着卖掉，连做饭的时间都没有。等她有空拿起书，发现我已经开始写汉字了，就让我给她补课，我才七岁，自己能学明白就不错了，不可能给她讲课。

她学得稀里糊涂，还是努力追上我，晚上赶海回来拿着我的作业本照着抄，被海水泡肿的手握笔都费劲，动辄被笔画顺序难住，前鼻音、后鼻音也分不清，卷舌音、平舌音更是我们南方人的灾难。靠着断断续续、事倍功半的努力，她总算认字。相比她学会了一些字，更让我惊叹的是她居然还不肯放弃。直到我升入三年级，课文里的生字多得让她吃不消，而她又同时倒腾着毛竹生意、榨菜生意和粉丝年糕作坊，每天忙得昏天黑地，这才终于放弃了。

之后很多年，她再也没提学认字的事。她也不可能有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们搬家去县城，她和我爸在菜市场卖菜，在舅舅的印刷作坊印刷商标，接着南下福州开鞋材店，几年后又转战上海的批发市场。在上海买了房子，生活安定下来后，她把我姐姐的女儿接到上海，当小孙女升入小学，她又一次宣布要从零开始学认字，那时她已经五十多岁了。

就像小时候跟我一起学拼音，学“大小”“上下”“天地”那样，她每天跟着小孙女念课文、写作业，还请了一位退休老师上门辅导她们祖孙俩。但她低估了年龄的影响，更何况批发市场的生意太忙，要操心的事太多，每个月都要去温州、广州各地的鞋厂看新上市的鞋款。当小孙女升入三年级，她再一次被远远抛下，就像多年前被我抛下那样。

又过了十来年，她到北京帮我带孩子时，已经收了生意，过着悠闲的生活。后来见孩子到了上小学的年龄，她又念叨起以前学认字的事。我说这回有空了，从零开始重新学认字吧。她笑着摇头，说都快七十岁了，老眼昏花，连针眼都看不清，还学什么呀。我知道，她担心的不只是眼睛的问题，她怕的是那种意料之中又无能为力的挫败，不想第三次去体会被一个七八岁的孩子远远抛下的无奈与无望。第二年，看见刚上小学二年级的孩子拿着很厚一本小说看得津津有味，她不无酸楚地感叹，这才出生几年的娃娃呀，已经能看书了，学识字也就一年多，其实只需要一年多呀……她叹口气，没说下去。

我明白她的遗憾，说起来只需要一年多，却是她一辈子也追不上的距离。

03

长大以后，我懂得了她的沮丧，却常常没有耐心。比如在她转述某个人报恩的故事，向我感叹人要懂得感恩，“受人恩德千年记”的时候；比如在她毫无原则地原谅某个持续伤害她的人，自我排解为“得饶人处且饶人”的时候。我要么不耐烦地嗤之以鼻，要么长篇大论地反驳她，用我擅长的逻辑和思辨击败她。多数时候她只会嘀咕一句“我不跟你说了”，有时候也会生气地还击，但总是不得要领，最后难免落败。

见她难过，我有些后悔，又不想因此认输，就说算了吧，不说了，说不清楚。她听了就很生气，觉得我看不起她，非要我说，说要是我读了那么多书，却没办法向她这个不识字的人把道理讲清楚，说明我读的那些书也没什么用。我无言以对。

她还说，如果读了那么多书只是让我变得这么骄傲，还没开口就觉得自己已经赢了，那我还不如别读书。事实上对她来说，很多时候我还不如我姐，虽然我姐高中都没念完，却愿意认真跟她这个不识字的母亲说话。我听了很惭愧。

不得不承认，我妈虽然不识字，却拥有很多人没有的敏锐洞察力，一句话就击中我这种自以为是的雄辩者之要害——傲慢。我们总是把自己掌握的知识当作武器，只为了精准地攻击别人。如同一个沉迷弗洛伊德主义的精神分析医生，把这世上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只当作一个个需要分析解决的可怜难题，惯于用自己那点狭隘的理论去审判别人，却对自己视作武器的理论毫不反思。其他各种“主义”也是同理。说到底，任何理论都不过是一种看待世界的视角，可以帮忙看清一些事，但如果只用它去看待世界，反倒会将它变成障碍，就像握着一把特定形状的齿梳去耙梳杂乱无章、盘根错节的现实，很多东西会因而被排斥在外。

人生在世，大家各有各的梳子，我手里那把未必就比我妈手里的更好，我的看法也未必就比我妈高明。不承认这一点，就是傲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