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南昌2月22日电 题：海昏侯墓中的“马蹄金”缘何而来？

——专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考古学术研究部主任赵艺博

海昏侯墓主是汉武帝之孙刘贺，他一生数历荣枯，历经昌邑王、“汉废帝”、海昏侯的跌宕起伏。作为中国出土文物品类数量最丰富的典型西汉列侯墓葬，海昏侯刘贺墓内共出土了478件、重达115公斤的黄金器物，其中便有50块“马蹄金”。除耀眼的黄金外，海昏侯墓也是中国长江以南地区发现的唯一带有真车马陪葬坑的墓葬，还出土了数千件精美的车马器。

海昏侯墓中的“马蹄金”缘何而来？马在汉代文化中有着怎样的多元角色？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考古学术研究部主任赵艺博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对此作出阐释。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海昏侯墓中的“马蹄金”缘何而来？为何铸成“马蹄”形状？

赵艺博：“马蹄金”其实是“褭(niǎo)蹏(tí)金”的俗称，中心空洞、底部凹进，仿天马之足所铸，形似马蹄。在海昏侯墓中，共出土了50块马蹄金，除黄金纯度达99%外，其制作也十分精美。马蹄金底部和侧面有模仿马蹄纹理的凹凸线条，口沿外侧有多种细金属工艺铸接或嵌接黄金掐丝纹带一圈，底部铸有“上”“中”“下”字样。

马蹄金形状的由来，与西汉的祥瑞信仰有关。西汉时期，中原缺乏良马，西域良马为汉武帝所渴求。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张骞奉命出使西域归来，献上乌孙良马数十匹，汉武帝把它们命名为“天马”。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贰师将军李广利进贡大宛汗血宝马，汉武帝将此马称为“天马”，同时更名乌孙良马为“西极”，并命人作《西极天马歌》，称得此马，九夷臣服，是四海一统的祥瑞。

在西汉时期，“出天马”与“见黄金”都被视为祥瑞之事，所以马蹄金在西汉时期带有“神圣光环”，它并不能在市面上流通，也并非货币，而是皇室赏赐，专门用于赏赐诸侯王。

2025年2月6日，江西南昌，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展出的马蹄金。中新社记者 刘占昆 摄

中新社记者：马在汉代为何是“六畜之首”？

赵艺博：六畜包括马、牛、羊、鸡、狗、猪。在汉代，马是“六畜之首”，因为马在汉代具备很强的实用性，在农耕、运输与战争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与汉代国家强盛、对外扩张、防御和礼制建设的需求紧密相连。

首先是军事需求。汉代，尤其是汉武帝时期，对匈奴的长期战争使马匹成为国家最重要的战略物资之一。骑兵取代车兵成为军队主力，马匹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决定了军队的战斗力。汉武帝“盛养马以伐胡”，不惜以重金从西域引进良种，并设立“牧师苑”等官方机构大规模养马，以支撑其“虽远必诛”的军事行动。此时，马已不仅是交通工具，更是决定国家存亡的战争机器，其战略价值远超其他家畜。

其次是汉代国家“马政”的制度化，汉代建立了系统、严密的“马政”体系，这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周礼》中记载的马类划分(种马、戎马等)在汉代得到继承和发展，朝廷对马匹的牧养、训练、采购、调配实行严格管理。这种制度化的国家行为，本身就将马提升到了与国家命运休戚与共的高度，远非普通家畜可比。

最后是马在交通运输方面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在陆路交通为主的时代，马是长途运输、传递文书、维持驿站网络的核心动力。汉代疆域辽阔，高效的通信和物资转运依赖于庞大的马匹体系。著名的“丝绸之路”更是以骆驼和马队为载体，马在连接东西方贸易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中新社记者：马在汉代文化中有着怎样的多元角色？

赵艺博：马在汉代文化中，远不止是实用工具，它已深度融入精神信仰、社会礼仪和艺术表达，呈现出多元而崇高的形象。

在彰显军事力量方面，马是汉代尚武精神的具象化。汉墓中出土的大量陶马、铜马俑(如著名的“马踏飞燕”)，以及画像石、画像砖上奔腾的战马形象，都彰显了汉代对力量、速度和英雄气概的崇拜。马成为国家威仪和军事荣耀的象征。

其次，延续先秦传统，马在汉代仍是高规格的祭祀牺牲。在国家层面的重大盟誓活动中，如与周边民族缔结和约时，常以“杀白马”为誓，以示庄重和对神灵的敬畏。这种习俗赋予了马沟通天地、承载誓言的神圣色彩。

马也是社会地位与身份的标志。在汉代，马匹的优劣和数量是衡量个人或家族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准。贵族出行以车马为荣，马具的精美程度也体现着身份。马成为财富与权力的外在体现。

马匹在汉代还是文学与艺术的永恒主题。汉代乐府诗、辞赋中充满了对骏马的赞美。马的雄健、忠诚与速度，成为文人抒发豪情壮志、寄托理想抱负的绝佳意象。其形象在艺术创作中被高度美化，奠定了后世马文化审美的基础。

2026年2月3日，在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内，展示着王侯出行的场景。中新社记者 李韵涵 摄

中新社记者：海昏侯墓中出土了4000余件车马器，其中有哪些独特的制作工艺？反映了汉代怎样的工艺水平？

赵艺博：海昏侯墓出土的车马器材质以青铜为主，采用的工艺有错金银、鎏金等工艺。错金银工艺是中国古代金属装饰技法之一，广义上讲，凡是在器物上布置金银图案的，都可以叫作错金银。错金银工艺始见于春秋时期，战国至西汉时期传播广泛，这一阶段的技术也达巅峰。鎏金工艺是中国传统金属加工工艺，始于春秋战国，到了汉代时期鎏金工艺已能熟练运用，在青铜器上先铸制或雕刻花纹，再交错鎏以金、银，成为当时铜器加工的特征。

错金银与鎏金工艺在汉代的使用范围很广，车马器、实用器等均被大量使用。在材料技术、艺术审美等角度反映了汉代高超的技艺。这两种工艺虽都不是汉代的发明，但汉代将它们的实用性与审美性有机融合了起来。

汉代的审美核心与“升仙思想”有一定的关联，且黄金在汉代是祥瑞的象征，对其有很高的崇拜，错金银工艺制造出一种绚烂的视觉效果，鎏金技术的成熟满足了贵族对金色视觉效果的追求，是社会物质文化扩散的侧面证明。

2024年7月17日，江西南昌，民众在刘贺墓园参观外藏车马坑。中新社记者 刘力鑫 摄

中新社记者：海昏侯墓中与马相关的随葬品有哪些，这些物品如何共同勾勒出一个西汉贵族的生活图景？

赵艺博：海昏侯墓是中国长江以南地区发现的唯一带有真车马陪葬坑的墓葬。所谓“天子驾六，诸侯驾四”，海昏侯墓陪葬5辆车、20匹马，是汉代王侯出行等级最高的“驷马安车”。

刘贺墓园出土的青铜车马器分布在墓内西藏椁中部、甬道和其两侧的南藏椁以及墓外藏车马坑三处，构成了一个墓内车马齐备、真车实马和偶车马并存的完整车马陪葬体系。共出土4000多件青铜质、银质、铁质车马器，以青铜车马器为主，包括盖斗饰、盖弓帽、承弓器、轭首、衡末饰、车辖、轸饰之类车器，当卢、马珂、方策、节约、辔饰之类马器。

汉代“事死如事生”思想非常流行，死后的随葬品就是墓主人生前生活的写照，这些车马器的出土也反映出刘贺生前的车马出行情况，进而反映出西汉贵族的一个车马出行使用情况。(完)

赵艺博，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考古学术研究部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海昏文化、矿冶考古、博物馆研究，尤其在海昏侯思想文化、汉代升仙体系与汉代宇宙观等方面具有较为丰富的学术积累和实践经验。在国内外期刊上发表多篇论文，涉及海昏侯考古、海昏思想观念研究等多个领域。

中新社南昌2月22日电 题：海昏侯墓中的“马蹄金”缘何而来？

——专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考古学术研究部主任赵艺博

海昏侯墓主是汉武帝之孙刘贺，他一生数历荣枯，历经昌邑王、“汉废帝”、海昏侯的跌宕起伏。作为中国出土文物品类数量最丰富的典型西汉列侯墓葬，海昏侯刘贺墓内共出土了478件、重达115公斤的黄金器物，其中便有50块“马蹄金”。除耀眼的黄金外，海昏侯墓也是中国长江以南地区发现的唯一带有真车马陪葬坑的墓葬，还出土了数千件精美的车马器。

海昏侯墓中的“马蹄金”缘何而来？马在汉代文化中有着怎样的多元角色？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考古学术研究部主任赵艺博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对此作出阐释。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海昏侯墓中的“马蹄金”缘何而来？为何铸成“马蹄”形状？

赵艺博：“马蹄金”其实是“褭(niǎo)蹏(tí)金”的俗称，中心空洞、底部凹进，仿天马之足所铸，形似马蹄。在海昏侯墓中，共出土了50块马蹄金，除黄金纯度达99%外，其制作也十分精美。马蹄金底部和侧面有模仿马蹄纹理的凹凸线条，口沿外侧有多种细金属工艺铸接或嵌接黄金掐丝纹带一圈，底部铸有“上”“中”“下”字样。

马蹄金形状的由来，与西汉的祥瑞信仰有关。西汉时期，中原缺乏良马，西域良马为汉武帝所渴求。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张骞奉命出使西域归来，献上乌孙良马数十匹，汉武帝把它们命名为“天马”。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贰师将军李广利进贡大宛汗血宝马，汉武帝将此马称为“天马”，同时更名乌孙良马为“西极”，并命人作《西极天马歌》，称得此马，九夷臣服，是四海一统的祥瑞。

在西汉时期，“出天马”与“见黄金”都被视为祥瑞之事，所以马蹄金在西汉时期带有“神圣光环”，它并不能在市面上流通，也并非货币，而是皇室赏赐，专门用于赏赐诸侯王。

2025年2月6日，江西南昌，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展出的马蹄金。中新社记者 刘占昆 摄

中新社记者：马在汉代为何是“六畜之首”？

赵艺博：六畜包括马、牛、羊、鸡、狗、猪。在汉代，马是“六畜之首”，因为马在汉代具备很强的实用性，在农耕、运输与战争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与汉代国家强盛、对外扩张、防御和礼制建设的需求紧密相连。

首先是军事需求。汉代，尤其是汉武帝时期，对匈奴的长期战争使马匹成为国家最重要的战略物资之一。骑兵取代车兵成为军队主力，马匹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决定了军队的战斗力。汉武帝“盛养马以伐胡”，不惜以重金从西域引进良种，并设立“牧师苑”等官方机构大规模养马，以支撑其“虽远必诛”的军事行动。此时，马已不仅是交通工具，更是决定国家存亡的战争机器，其战略价值远超其他家畜。

其次是汉代国家“马政”的制度化，汉代建立了系统、严密的“马政”体系，这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周礼》中记载的马类划分(种马、戎马等)在汉代得到继承和发展，朝廷对马匹的牧养、训练、采购、调配实行严格管理。这种制度化的国家行为，本身就将马提升到了与国家命运休戚与共的高度，远非普通家畜可比。

最后是马在交通运输方面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在陆路交通为主的时代，马是长途运输、传递文书、维持驿站网络的核心动力。汉代疆域辽阔，高效的通信和物资转运依赖于庞大的马匹体系。著名的“丝绸之路”更是以骆驼和马队为载体，马在连接东西方贸易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中新社记者：马在汉代文化中有着怎样的多元角色？

赵艺博：马在汉代文化中，远不止是实用工具，它已深度融入精神信仰、社会礼仪和艺术表达，呈现出多元而崇高的形象。

在彰显军事力量方面，马是汉代尚武精神的具象化。汉墓中出土的大量陶马、铜马俑(如著名的“马踏飞燕”)，以及画像石、画像砖上奔腾的战马形象，都彰显了汉代对力量、速度和英雄气概的崇拜。马成为国家威仪和军事荣耀的象征。

其次，延续先秦传统，马在汉代仍是高规格的祭祀牺牲。在国家层面的重大盟誓活动中，如与周边民族缔结和约时，常以“杀白马”为誓，以示庄重和对神灵的敬畏。这种习俗赋予了马沟通天地、承载誓言的神圣色彩。

马也是社会地位与身份的标志。在汉代，马匹的优劣和数量是衡量个人或家族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准。贵族出行以车马为荣，马具的精美程度也体现着身份。马成为财富与权力的外在体现。

马匹在汉代还是文学与艺术的永恒主题。汉代乐府诗、辞赋中充满了对骏马的赞美。马的雄健、忠诚与速度，成为文人抒发豪情壮志、寄托理想抱负的绝佳意象。其形象在艺术创作中被高度美化，奠定了后世马文化审美的基础。

2026年2月3日，在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内，展示着王侯出行的场景。中新社记者 李韵涵 摄

中新社记者：海昏侯墓中出土了4000余件车马器，其中有哪些独特的制作工艺？反映了汉代怎样的工艺水平？

赵艺博：海昏侯墓出土的车马器材质以青铜为主，采用的工艺有错金银、鎏金等工艺。错金银工艺是中国古代金属装饰技法之一，广义上讲，凡是在器物上布置金银图案的，都可以叫作错金银。错金银工艺始见于春秋时期，战国至西汉时期传播广泛，这一阶段的技术也达巅峰。鎏金工艺是中国传统金属加工工艺，始于春秋战国，到了汉代时期鎏金工艺已能熟练运用，在青铜器上先铸制或雕刻花纹，再交错鎏以金、银，成为当时铜器加工的特征。

错金银与鎏金工艺在汉代的使用范围很广，车马器、实用器等均被大量使用。在材料技术、艺术审美等角度反映了汉代高超的技艺。这两种工艺虽都不是汉代的发明，但汉代将它们的实用性与审美性有机融合了起来。

汉代的审美核心与“升仙思想”有一定的关联，且黄金在汉代是祥瑞的象征，对其有很高的崇拜，错金银工艺制造出一种绚烂的视觉效果，鎏金技术的成熟满足了贵族对金色视觉效果的追求，是社会物质文化扩散的侧面证明。

2024年7月17日，江西南昌，民众在刘贺墓园参观外藏车马坑。中新社记者 刘力鑫 摄

中新社记者：海昏侯墓中与马相关的随葬品有哪些，这些物品如何共同勾勒出一个西汉贵族的生活图景？

赵艺博：海昏侯墓是中国长江以南地区发现的唯一带有真车马陪葬坑的墓葬。所谓“天子驾六，诸侯驾四”，海昏侯墓陪葬5辆车、20匹马，是汉代王侯出行等级最高的“驷马安车”。

刘贺墓园出土的青铜车马器分布在墓内西藏椁中部、甬道和其两侧的南藏椁以及墓外藏车马坑三处，构成了一个墓内车马齐备、真车实马和偶车马并存的完整车马陪葬体系。共出土4000多件青铜质、银质、铁质车马器，以青铜车马器为主，包括盖斗饰、盖弓帽、承弓器、轭首、衡末饰、车辖、轸饰之类车器，当卢、马珂、方策、节约、辔饰之类马器。

汉代“事死如事生”思想非常流行，死后的随葬品就是墓主人生前生活的写照，这些车马器的出土也反映出刘贺生前的车马出行情况，进而反映出西汉贵族的一个车马出行使用情况。(完)

赵艺博，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考古学术研究部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海昏文化、矿冶考古、博物馆研究，尤其在海昏侯思想文化、汉代升仙体系与汉代宇宙观等方面具有较为丰富的学术积累和实践经验。在国内外期刊上发表多篇论文，涉及海昏侯考古、海昏思想观念研究等多个领域。

中新社南昌2月22日电 题：海昏侯墓中的“马蹄金”缘何而来？

——专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考古学术研究部主任赵艺博

海昏侯墓主是汉武帝之孙刘贺，他一生数历荣枯，历经昌邑王、“汉废帝”、海昏侯的跌宕起伏。作为中国出土文物品类数量最丰富的典型西汉列侯墓葬，海昏侯刘贺墓内共出土了478件、重达115公斤的黄金器物，其中便有50块“马蹄金”。除耀眼的黄金外，海昏侯墓也是中国长江以南地区发现的唯一带有真车马陪葬坑的墓葬，还出土了数千件精美的车马器。

海昏侯墓中的“马蹄金”缘何而来？马在汉代文化中有着怎样的多元角色？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考古学术研究部主任赵艺博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对此作出阐释。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海昏侯墓中的“马蹄金”缘何而来？为何铸成“马蹄”形状？

赵艺博：“马蹄金”其实是“褭(niǎo)蹏(tí)金”的俗称，中心空洞、底部凹进，仿天马之足所铸，形似马蹄。在海昏侯墓中，共出土了50块马蹄金，除黄金纯度达99%外，其制作也十分精美。马蹄金底部和侧面有模仿马蹄纹理的凹凸线条，口沿外侧有多种细金属工艺铸接或嵌接黄金掐丝纹带一圈，底部铸有“上”“中”“下”字样。

马蹄金形状的由来，与西汉的祥瑞信仰有关。西汉时期，中原缺乏良马，西域良马为汉武帝所渴求。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张骞奉命出使西域归来，献上乌孙良马数十匹，汉武帝把它们命名为“天马”。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贰师将军李广利进贡大宛汗血宝马，汉武帝将此马称为“天马”，同时更名乌孙良马为“西极”，并命人作《西极天马歌》，称得此马，九夷臣服，是四海一统的祥瑞。

在西汉时期，“出天马”与“见黄金”都被视为祥瑞之事，所以马蹄金在西汉时期带有“神圣光环”，它并不能在市面上流通，也并非货币，而是皇室赏赐，专门用于赏赐诸侯王。

2025年2月6日，江西南昌，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展出的马蹄金。中新社记者 刘占昆 摄

中新社记者：马在汉代为何是“六畜之首”？

赵艺博：六畜包括马、牛、羊、鸡、狗、猪。在汉代，马是“六畜之首”，因为马在汉代具备很强的实用性，在农耕、运输与战争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与汉代国家强盛、对外扩张、防御和礼制建设的需求紧密相连。

首先是军事需求。汉代，尤其是汉武帝时期，对匈奴的长期战争使马匹成为国家最重要的战略物资之一。骑兵取代车兵成为军队主力，马匹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决定了军队的战斗力。汉武帝“盛养马以伐胡”，不惜以重金从西域引进良种，并设立“牧师苑”等官方机构大规模养马，以支撑其“虽远必诛”的军事行动。此时，马已不仅是交通工具，更是决定国家存亡的战争机器，其战略价值远超其他家畜。

其次是汉代国家“马政”的制度化，汉代建立了系统、严密的“马政”体系，这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周礼》中记载的马类划分(种马、戎马等)在汉代得到继承和发展，朝廷对马匹的牧养、训练、采购、调配实行严格管理。这种制度化的国家行为，本身就将马提升到了与国家命运休戚与共的高度，远非普通家畜可比。

最后是马在交通运输方面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在陆路交通为主的时代，马是长途运输、传递文书、维持驿站网络的核心动力。汉代疆域辽阔，高效的通信和物资转运依赖于庞大的马匹体系。著名的“丝绸之路”更是以骆驼和马队为载体，马在连接东西方贸易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中新社记者：马在汉代文化中有着怎样的多元角色？

赵艺博：马在汉代文化中，远不止是实用工具，它已深度融入精神信仰、社会礼仪和艺术表达，呈现出多元而崇高的形象。

在彰显军事力量方面，马是汉代尚武精神的具象化。汉墓中出土的大量陶马、铜马俑(如著名的“马踏飞燕”)，以及画像石、画像砖上奔腾的战马形象，都彰显了汉代对力量、速度和英雄气概的崇拜。马成为国家威仪和军事荣耀的象征。

其次，延续先秦传统，马在汉代仍是高规格的祭祀牺牲。在国家层面的重大盟誓活动中，如与周边民族缔结和约时，常以“杀白马”为誓，以示庄重和对神灵的敬畏。这种习俗赋予了马沟通天地、承载誓言的神圣色彩。

马也是社会地位与身份的标志。在汉代，马匹的优劣和数量是衡量个人或家族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准。贵族出行以车马为荣，马具的精美程度也体现着身份。马成为财富与权力的外在体现。

马匹在汉代还是文学与艺术的永恒主题。汉代乐府诗、辞赋中充满了对骏马的赞美。马的雄健、忠诚与速度，成为文人抒发豪情壮志、寄托理想抱负的绝佳意象。其形象在艺术创作中被高度美化，奠定了后世马文化审美的基础。

2026年2月3日，在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内，展示着王侯出行的场景。中新社记者 李韵涵 摄

中新社记者：海昏侯墓中出土了4000余件车马器，其中有哪些独特的制作工艺？反映了汉代怎样的工艺水平？

赵艺博：海昏侯墓出土的车马器材质以青铜为主，采用的工艺有错金银、鎏金等工艺。错金银工艺是中国古代金属装饰技法之一，广义上讲，凡是在器物上布置金银图案的，都可以叫作错金银。错金银工艺始见于春秋时期，战国至西汉时期传播广泛，这一阶段的技术也达巅峰。鎏金工艺是中国传统金属加工工艺，始于春秋战国，到了汉代时期鎏金工艺已能熟练运用，在青铜器上先铸制或雕刻花纹，再交错鎏以金、银，成为当时铜器加工的特征。

错金银与鎏金工艺在汉代的使用范围很广，车马器、实用器等均被大量使用。在材料技术、艺术审美等角度反映了汉代高超的技艺。这两种工艺虽都不是汉代的发明，但汉代将它们的实用性与审美性有机融合了起来。

汉代的审美核心与“升仙思想”有一定的关联，且黄金在汉代是祥瑞的象征，对其有很高的崇拜，错金银工艺制造出一种绚烂的视觉效果，鎏金技术的成熟满足了贵族对金色视觉效果的追求，是社会物质文化扩散的侧面证明。

2024年7月17日，江西南昌，民众在刘贺墓园参观外藏车马坑。中新社记者 刘力鑫 摄

中新社记者：海昏侯墓中与马相关的随葬品有哪些，这些物品如何共同勾勒出一个西汉贵族的生活图景？

赵艺博：海昏侯墓是中国长江以南地区发现的唯一带有真车马陪葬坑的墓葬。所谓“天子驾六，诸侯驾四”，海昏侯墓陪葬5辆车、20匹马，是汉代王侯出行等级最高的“驷马安车”。

刘贺墓园出土的青铜车马器分布在墓内西藏椁中部、甬道和其两侧的南藏椁以及墓外藏车马坑三处，构成了一个墓内车马齐备、真车实马和偶车马并存的完整车马陪葬体系。共出土4000多件青铜质、银质、铁质车马器，以青铜车马器为主，包括盖斗饰、盖弓帽、承弓器、轭首、衡末饰、车辖、轸饰之类车器，当卢、马珂、方策、节约、辔饰之类马器。

汉代“事死如事生”思想非常流行，死后的随葬品就是墓主人生前生活的写照，这些车马器的出土也反映出刘贺生前的车马出行情况，进而反映出西汉贵族的一个车马出行使用情况。(完)

赵艺博，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考古学术研究部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海昏文化、矿冶考古、博物馆研究，尤其在海昏侯思想文化、汉代升仙体系与汉代宇宙观等方面具有较为丰富的学术积累和实践经验。在国内外期刊上发表多篇论文，涉及海昏侯考古、海昏思想观念研究等多个领域。

中新社南昌2月22日电 题：海昏侯墓中的“马蹄金”缘何而来？

——专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考古学术研究部主任赵艺博

海昏侯墓主是汉武帝之孙刘贺，他一生数历荣枯，历经昌邑王、“汉废帝”、海昏侯的跌宕起伏。作为中国出土文物品类数量最丰富的典型西汉列侯墓葬，海昏侯刘贺墓内共出土了478件、重达115公斤的黄金器物，其中便有50块“马蹄金”。除耀眼的黄金外，海昏侯墓也是中国长江以南地区发现的唯一带有真车马陪葬坑的墓葬，还出土了数千件精美的车马器。

海昏侯墓中的“马蹄金”缘何而来？马在汉代文化中有着怎样的多元角色？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考古学术研究部主任赵艺博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对此作出阐释。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海昏侯墓中的“马蹄金”缘何而来？为何铸成“马蹄”形状？

赵艺博：“马蹄金”其实是“褭(niǎo)蹏(tí)金”的俗称，中心空洞、底部凹进，仿天马之足所铸，形似马蹄。在海昏侯墓中，共出土了50块马蹄金，除黄金纯度达99%外，其制作也十分精美。马蹄金底部和侧面有模仿马蹄纹理的凹凸线条，口沿外侧有多种细金属工艺铸接或嵌接黄金掐丝纹带一圈，底部铸有“上”“中”“下”字样。

马蹄金形状的由来，与西汉的祥瑞信仰有关。西汉时期，中原缺乏良马，西域良马为汉武帝所渴求。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张骞奉命出使西域归来，献上乌孙良马数十匹，汉武帝把它们命名为“天马”。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贰师将军李广利进贡大宛汗血宝马，汉武帝将此马称为“天马”，同时更名乌孙良马为“西极”，并命人作《西极天马歌》，称得此马，九夷臣服，是四海一统的祥瑞。

在西汉时期，“出天马”与“见黄金”都被视为祥瑞之事，所以马蹄金在西汉时期带有“神圣光环”，它并不能在市面上流通，也并非货币，而是皇室赏赐，专门用于赏赐诸侯王。

2025年2月6日，江西南昌，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展出的马蹄金。中新社记者 刘占昆 摄

中新社记者：马在汉代为何是“六畜之首”？

赵艺博：六畜包括马、牛、羊、鸡、狗、猪。在汉代，马是“六畜之首”，因为马在汉代具备很强的实用性，在农耕、运输与战争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与汉代国家强盛、对外扩张、防御和礼制建设的需求紧密相连。

首先是军事需求。汉代，尤其是汉武帝时期，对匈奴的长期战争使马匹成为国家最重要的战略物资之一。骑兵取代车兵成为军队主力，马匹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决定了军队的战斗力。汉武帝“盛养马以伐胡”，不惜以重金从西域引进良种，并设立“牧师苑”等官方机构大规模养马，以支撑其“虽远必诛”的军事行动。此时，马已不仅是交通工具，更是决定国家存亡的战争机器，其战略价值远超其他家畜。

其次是汉代国家“马政”的制度化，汉代建立了系统、严密的“马政”体系，这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周礼》中记载的马类划分(种马、戎马等)在汉代得到继承和发展，朝廷对马匹的牧养、训练、采购、调配实行严格管理。这种制度化的国家行为，本身就将马提升到了与国家命运休戚与共的高度，远非普通家畜可比。

最后是马在交通运输方面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在陆路交通为主的时代，马是长途运输、传递文书、维持驿站网络的核心动力。汉代疆域辽阔，高效的通信和物资转运依赖于庞大的马匹体系。著名的“丝绸之路”更是以骆驼和马队为载体，马在连接东西方贸易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中新社记者：马在汉代文化中有着怎样的多元角色？

赵艺博：马在汉代文化中，远不止是实用工具，它已深度融入精神信仰、社会礼仪和艺术表达，呈现出多元而崇高的形象。

在彰显军事力量方面，马是汉代尚武精神的具象化。汉墓中出土的大量陶马、铜马俑(如著名的“马踏飞燕”)，以及画像石、画像砖上奔腾的战马形象，都彰显了汉代对力量、速度和英雄气概的崇拜。马成为国家威仪和军事荣耀的象征。

其次，延续先秦传统，马在汉代仍是高规格的祭祀牺牲。在国家层面的重大盟誓活动中，如与周边民族缔结和约时，常以“杀白马”为誓，以示庄重和对神灵的敬畏。这种习俗赋予了马沟通天地、承载誓言的神圣色彩。

马也是社会地位与身份的标志。在汉代，马匹的优劣和数量是衡量个人或家族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准。贵族出行以车马为荣，马具的精美程度也体现着身份。马成为财富与权力的外在体现。

马匹在汉代还是文学与艺术的永恒主题。汉代乐府诗、辞赋中充满了对骏马的赞美。马的雄健、忠诚与速度，成为文人抒发豪情壮志、寄托理想抱负的绝佳意象。其形象在艺术创作中被高度美化，奠定了后世马文化审美的基础。

2026年2月3日，在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内，展示着王侯出行的场景。中新社记者 李韵涵 摄

中新社记者：海昏侯墓中出土了4000余件车马器，其中有哪些独特的制作工艺？反映了汉代怎样的工艺水平？

赵艺博：海昏侯墓出土的车马器材质以青铜为主，采用的工艺有错金银、鎏金等工艺。错金银工艺是中国古代金属装饰技法之一，广义上讲，凡是在器物上布置金银图案的，都可以叫作错金银。错金银工艺始见于春秋时期，战国至西汉时期传播广泛，这一阶段的技术也达巅峰。鎏金工艺是中国传统金属加工工艺，始于春秋战国，到了汉代时期鎏金工艺已能熟练运用，在青铜器上先铸制或雕刻花纹，再交错鎏以金、银，成为当时铜器加工的特征。

错金银与鎏金工艺在汉代的使用范围很广，车马器、实用器等均被大量使用。在材料技术、艺术审美等角度反映了汉代高超的技艺。这两种工艺虽都不是汉代的发明，但汉代将它们的实用性与审美性有机融合了起来。

汉代的审美核心与“升仙思想”有一定的关联，且黄金在汉代是祥瑞的象征，对其有很高的崇拜，错金银工艺制造出一种绚烂的视觉效果，鎏金技术的成熟满足了贵族对金色视觉效果的追求，是社会物质文化扩散的侧面证明。

2024年7月17日，江西南昌，民众在刘贺墓园参观外藏车马坑。中新社记者 刘力鑫 摄

中新社记者：海昏侯墓中与马相关的随葬品有哪些，这些物品如何共同勾勒出一个西汉贵族的生活图景？

赵艺博：海昏侯墓是中国长江以南地区发现的唯一带有真车马陪葬坑的墓葬。所谓“天子驾六，诸侯驾四”，海昏侯墓陪葬5辆车、20匹马，是汉代王侯出行等级最高的“驷马安车”。

刘贺墓园出土的青铜车马器分布在墓内西藏椁中部、甬道和其两侧的南藏椁以及墓外藏车马坑三处，构成了一个墓内车马齐备、真车实马和偶车马并存的完整车马陪葬体系。共出土4000多件青铜质、银质、铁质车马器，以青铜车马器为主，包括盖斗饰、盖弓帽、承弓器、轭首、衡末饰、车辖、轸饰之类车器，当卢、马珂、方策、节约、辔饰之类马器。

汉代“事死如事生”思想非常流行，死后的随葬品就是墓主人生前生活的写照，这些车马器的出土也反映出刘贺生前的车马出行情况，进而反映出西汉贵族的一个车马出行使用情况。(完)

赵艺博，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考古学术研究部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海昏文化、矿冶考古、博物馆研究，尤其在海昏侯思想文化、汉代升仙体系与汉代宇宙观等方面具有较为丰富的学术积累和实践经验。在国内外期刊上发表多篇论文，涉及海昏侯考古、海昏思想观念研究等多个领域。

中新社南昌2月22日电 题：海昏侯墓中的“马蹄金”缘何而来？

——专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考古学术研究部主任赵艺博

海昏侯墓主是汉武帝之孙刘贺，他一生数历荣枯，历经昌邑王、“汉废帝”、海昏侯的跌宕起伏。作为中国出土文物品类数量最丰富的典型西汉列侯墓葬，海昏侯刘贺墓内共出土了478件、重达115公斤的黄金器物，其中便有50块“马蹄金”。除耀眼的黄金外，海昏侯墓也是中国长江以南地区发现的唯一带有真车马陪葬坑的墓葬，还出土了数千件精美的车马器。

海昏侯墓中的“马蹄金”缘何而来？马在汉代文化中有着怎样的多元角色？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考古学术研究部主任赵艺博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对此作出阐释。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海昏侯墓中的“马蹄金”缘何而来？为何铸成“马蹄”形状？

赵艺博：“马蹄金”其实是“褭(niǎo)蹏(tí)金”的俗称，中心空洞、底部凹进，仿天马之足所铸，形似马蹄。在海昏侯墓中，共出土了50块马蹄金，除黄金纯度达99%外，其制作也十分精美。马蹄金底部和侧面有模仿马蹄纹理的凹凸线条，口沿外侧有多种细金属工艺铸接或嵌接黄金掐丝纹带一圈，底部铸有“上”“中”“下”字样。

马蹄金形状的由来，与西汉的祥瑞信仰有关。西汉时期，中原缺乏良马，西域良马为汉武帝所渴求。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张骞奉命出使西域归来，献上乌孙良马数十匹，汉武帝把它们命名为“天马”。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贰师将军李广利进贡大宛汗血宝马，汉武帝将此马称为“天马”，同时更名乌孙良马为“西极”，并命人作《西极天马歌》，称得此马，九夷臣服，是四海一统的祥瑞。

在西汉时期，“出天马”与“见黄金”都被视为祥瑞之事，所以马蹄金在西汉时期带有“神圣光环”，它并不能在市面上流通，也并非货币，而是皇室赏赐，专门用于赏赐诸侯王。

2025年2月6日，江西南昌，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展出的马蹄金。中新社记者 刘占昆 摄

中新社记者：马在汉代为何是“六畜之首”？

赵艺博：六畜包括马、牛、羊、鸡、狗、猪。在汉代，马是“六畜之首”，因为马在汉代具备很强的实用性，在农耕、运输与战争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与汉代国家强盛、对外扩张、防御和礼制建设的需求紧密相连。

首先是军事需求。汉代，尤其是汉武帝时期，对匈奴的长期战争使马匹成为国家最重要的战略物资之一。骑兵取代车兵成为军队主力，马匹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决定了军队的战斗力。汉武帝“盛养马以伐胡”，不惜以重金从西域引进良种，并设立“牧师苑”等官方机构大规模养马，以支撑其“虽远必诛”的军事行动。此时，马已不仅是交通工具，更是决定国家存亡的战争机器，其战略价值远超其他家畜。

其次是汉代国家“马政”的制度化，汉代建立了系统、严密的“马政”体系，这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周礼》中记载的马类划分(种马、戎马等)在汉代得到继承和发展，朝廷对马匹的牧养、训练、采购、调配实行严格管理。这种制度化的国家行为，本身就将马提升到了与国家命运休戚与共的高度，远非普通家畜可比。

最后是马在交通运输方面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在陆路交通为主的时代，马是长途运输、传递文书、维持驿站网络的核心动力。汉代疆域辽阔，高效的通信和物资转运依赖于庞大的马匹体系。著名的“丝绸之路”更是以骆驼和马队为载体，马在连接东西方贸易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中新社记者：马在汉代文化中有着怎样的多元角色？

赵艺博：马在汉代文化中，远不止是实用工具，它已深度融入精神信仰、社会礼仪和艺术表达，呈现出多元而崇高的形象。

在彰显军事力量方面，马是汉代尚武精神的具象化。汉墓中出土的大量陶马、铜马俑(如著名的“马踏飞燕”)，以及画像石、画像砖上奔腾的战马形象，都彰显了汉代对力量、速度和英雄气概的崇拜。马成为国家威仪和军事荣耀的象征。

其次，延续先秦传统，马在汉代仍是高规格的祭祀牺牲。在国家层面的重大盟誓活动中，如与周边民族缔结和约时，常以“杀白马”为誓，以示庄重和对神灵的敬畏。这种习俗赋予了马沟通天地、承载誓言的神圣色彩。

马也是社会地位与身份的标志。在汉代，马匹的优劣和数量是衡量个人或家族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准。贵族出行以车马为荣，马具的精美程度也体现着身份。马成为财富与权力的外在体现。

马匹在汉代还是文学与艺术的永恒主题。汉代乐府诗、辞赋中充满了对骏马的赞美。马的雄健、忠诚与速度，成为文人抒发豪情壮志、寄托理想抱负的绝佳意象。其形象在艺术创作中被高度美化，奠定了后世马文化审美的基础。

2026年2月3日，在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内，展示着王侯出行的场景。中新社记者 李韵涵 摄

中新社记者：海昏侯墓中出土了4000余件车马器，其中有哪些独特的制作工艺？反映了汉代怎样的工艺水平？

赵艺博：海昏侯墓出土的车马器材质以青铜为主，采用的工艺有错金银、鎏金等工艺。错金银工艺是中国古代金属装饰技法之一，广义上讲，凡是在器物上布置金银图案的，都可以叫作错金银。错金银工艺始见于春秋时期，战国至西汉时期传播广泛，这一阶段的技术也达巅峰。鎏金工艺是中国传统金属加工工艺，始于春秋战国，到了汉代时期鎏金工艺已能熟练运用，在青铜器上先铸制或雕刻花纹，再交错鎏以金、银，成为当时铜器加工的特征。

错金银与鎏金工艺在汉代的使用范围很广，车马器、实用器等均被大量使用。在材料技术、艺术审美等角度反映了汉代高超的技艺。这两种工艺虽都不是汉代的发明，但汉代将它们的实用性与审美性有机融合了起来。

汉代的审美核心与“升仙思想”有一定的关联，且黄金在汉代是祥瑞的象征，对其有很高的崇拜，错金银工艺制造出一种绚烂的视觉效果，鎏金技术的成熟满足了贵族对金色视觉效果的追求，是社会物质文化扩散的侧面证明。

2024年7月17日，江西南昌，民众在刘贺墓园参观外藏车马坑。中新社记者 刘力鑫 摄

中新社记者：海昏侯墓中与马相关的随葬品有哪些，这些物品如何共同勾勒出一个西汉贵族的生活图景？

赵艺博：海昏侯墓是中国长江以南地区发现的唯一带有真车马陪葬坑的墓葬。所谓“天子驾六，诸侯驾四”，海昏侯墓陪葬5辆车、20匹马，是汉代王侯出行等级最高的“驷马安车”。

刘贺墓园出土的青铜车马器分布在墓内西藏椁中部、甬道和其两侧的南藏椁以及墓外藏车马坑三处，构成了一个墓内车马齐备、真车实马和偶车马并存的完整车马陪葬体系。共出土4000多件青铜质、银质、铁质车马器，以青铜车马器为主，包括盖斗饰、盖弓帽、承弓器、轭首、衡末饰、车辖、轸饰之类车器，当卢、马珂、方策、节约、辔饰之类马器。

汉代“事死如事生”思想非常流行，死后的随葬品就是墓主人生前生活的写照，这些车马器的出土也反映出刘贺生前的车马出行情况，进而反映出西汉贵族的一个车马出行使用情况。(完)

赵艺博，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考古学术研究部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海昏文化、矿冶考古、博物馆研究，尤其在海昏侯思想文化、汉代升仙体系与汉代宇宙观等方面具有较为丰富的学术积累和实践经验。在国内外期刊上发表多篇论文，涉及海昏侯考古、海昏思想观念研究等多个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