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语素有“古汉语活化石”之美誉，作为广东三大方言之一，它与广府文化相伴传承两千余年，是广府文化的核心组成，承载着厚重的地方文化内涵。2026年伊始，“守护粤语”首次被写入广州市政府工作报告，粤语被定位为“广府文化的活态载体”，标志着官方对粤语保护的重视提升至全新高度。

近期，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谭步云编撰的《粤语辞源》由广东人民出版社正式推出。作为全国首部系统性粤方言辞源辞典，该书对3900余条粤语词汇的形、音、义、源展开全面考释，立体呈现出粤语的古汉语基因与文化底蕴。书中征引海量古今文献为粤方言词汇溯源，既勾勒出粤语与古汉语一脉相承的血脉联结，也彰显出近现代岭南文化开放、兼容、创新的鲜明特质。谭步云表示，编撰此书既是对粤语历史的系统梳理，也是对岭南文化根源的深度探寻，期望能为后世的语言研究、辞书编纂提供可信的学术范本。

《粤语辞源》，谭步云编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26年版

面对面——

四秩深耕：从专栏随笔到学术专著的粤语溯源之路

南都：你早年为《广州研究》撰写“粤语钩沉”专栏，后参与《实用广州话分类词典》编纂，最终独立完成《粤语辞源》，这种从专栏随笔到学术专著的跨越背后，蕴含着哪些关键的学术思考转变?

谭步云：20世纪80年代，我在中山大学中文系攻读研究生时，深受著名语言学家、古汉语音韵学家李新魁教授的影响，在钻研古文字学的同时，也涉足粤语研究领域。当时，我的同窗陆路任职于广州市社科院旗下的《广州研究》(后更名为《开放时代》)编辑，他邀请我为刊物撰写“粤语钩沉”专栏，我先后发表了十几篇豆腐块大小的短文，这也算是我踏入粤语研究领域的开端。

我本身研习古文字学，对文字有着天然的敏感度。比如粤语中常用的“滘”字，意为小河、河沟，也常作为地名用字。最初查阅资料时，我发现这个字的字形十分特别，没有明确的声符，后来在《广东新语》中查到相关记载:“二水相通处曰滘”，由此推测它的本字是与“漖”同义的“”，只是在传抄过程中字形逐渐发生变化，到了《中华大字典》误收了当时的写法“滘”字。直至后来见到陈大震《南海志》中的文献记载，见到了完整的古字“”，证实了我的判断。这种追溯字词源头的过程充满趣味，后来我又在香港的报刊上撰写了不少相关专栏文章，相关研究积累也日渐丰厚。

参与编写《实用广州话分类词典》时，我发现很多粤语字难以准确书写，只能用方框替代，这也让我萌生了深入考证粤语字词本源的想法。到了撰写博士论文时，李新魁老师建议我研究古楚语音系，我当时曾疑惑，根据《诗经》的二十八国风以及《楚辞》的押韵情况确定韵部，并不科学，先生十分赞同我的这一思考，还为我推荐了黄绮先生的著作，我从中学到了诸多方言调查的思路，也更加坚定了开展粤语词源研究的方向。不过由于教学任务繁重，加之资料搜集缺乏固定规律，这本书的编撰工作一直拖到我退休才完成，也多亏了现代技术的助力，否则这本书的出版可能还要再晚十年。

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谭步云。

古字为证：古文字学功底如何照亮粤语溯源

南都：你师从容庚、商承祚先生的弟子陈炜湛教授，深厚的古文字学功底，对你研究粤语词汇的溯源方法产生了哪些影响?

谭步云：影响非常大!粤语中至少有四个常用字词，在甲骨文中就有记载，如今也只有粤语还在口头使用。比如“揸”字，《说文解字》中写作“摣”，历经字形演变，现在《新华字典》收录的“揸”其实是约定俗成的写法，但其源头能直接追溯到商周时期。还有“廿”和“卅”，分别是古代数字二十和三十的合写形式，粤语口语中至今仍在沿用，普通话反而极少在口语中使用。另外还有“畀”字，该字最早见于先秦文献，《诗经》《左传》中用它表示馈赠、分配的含义；《说文解字》将其字形分析为“从丌甶声”，后《康熙字典》将其规范为“从田从丌”，如今也只有粤语还保留着这个字的原始用法。

我想强调的是，很多人误以为粤语是地方土话，实则它本身就是古汉语的重要分支，只是在南方传播的过程中受到了些许地域影响，并非由少数民族语言演变而来。单从这几个字词的字形和用法传承数千年这一点，就足以印证粤语的古汉语渊源。

辨异求真：文献矛盾中的粤语字词“真面目”

南都：全书收录3900余条词汇，每条词汇均包含注音、字形、释义、溯源四大要素，这样的体例设计，是如何平衡学术严谨性与实用价值的?

谭步云：编撰此书的核心原则，是优先收录至今仍在使用、且有文献记载可追溯源流的粤语词汇——毕竟这本书名为“辞源”，考证必须有凭有据，没有查到明确源头的词汇，我不会勉强收录，只能留待后续补充完善。粤语现存的常用词汇大概有一万多条，这本书收录了其中的三分之一左右，这个比例与《辞源》收录古代词汇的比例相近。

举个不同方言用字的例子，“屁股”在粤语中作“胐”，这个字在地方文献中有着明确记载，查阅“月”部便能找到；再比如“蟑螂”，在四会、阳江等地的方言文献中有着不同的写法，像“曱甴”“甲澤”“蛣螏”“蝲蟽”等，我也将这些写法一并收录并加以考证。编撰过程中，我会尽量兼顾学术严谨性与实用性，既为每个词汇标注详实的词源依据，也说明其现行用法，方便读者理解。

南都：书中既引《史记》等经典典籍印证粤语与古汉语的渊源，也采纳粤剧、咸水歌等活态文化材料作为佐证，可否举一例说明，你在考据过程中是如何处理不同文献记载之间的矛盾的?

谭步云：面对不同文献的记载差异，我首先会排除纯粹的记音通假字，比如有些文献中用“滴”代替“的”，这类没有实际词源意义的写法，我不会将其纳入考证范围，仅会在注释中说明其通假情况。考据的核心，是追溯字词的真正源头。比如之前提到的“滘”字，有文献将其写作“”，我推测这是传抄或刻板过程中出现的误差——古代文字书写中，“宀”上有无一点的区分并不明显，“告”字的笔画可能是被刻板工人漏写了出锋，《中华大字典》误收其时的俗字“滘”作为正字，便将错就错至今了。虽然现在大家都沿用“滘”这个写法，但我会在书中还原它的古字形及演变过程。语言的发展有其约定俗成的规律，我无法改变大家当下的使用习惯，但可以将字词的“真面目”呈现出来，让读者对粤语字词做到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

南都：从1997年与麦耘合编《实用广州话分类词典》，到2026年《粤语辞源》正式出版，四十年的粤语研究中，最让你感到艰难的考据案例是哪一个?

谭步云：最难考证的，是那些至今仍被广泛使用，但源头始终无法确定的词汇。比如粤语中表示“这么”的“咁”，扬雄的《方言》中将其写作“”，章太炎的《新方言》也沿用了这一写法，可梁鼎芬在《续番禺县志》中将其改为“恁”字，招子庸在《粤讴》中有时又将其写作“敢”，香港的部分文献则用“噉”来替代，这些写法均无统一、确凿的文献证据支撑，我至今也无法确定其本源，因此没有将这个字收录进书中。

还有表示徘徊之意的“趑趄”，粤语中常被误写作“彳亍”，读音也发生了变化，其实这个词在《说文解字》中就有对应的古字，字形与“彳亍”相近，只是如今大家已经误用成习惯。这类明明日常高频使用，却找不到明确文献依据来确定源头的字词，考证起来最为棘手，后续修订这本书时，我也会将这类字词作为重点梳理对象。

学术突破：填补空白的方言研究范式

南都：詹伯慧教授评价此书“填补方言溯源空白”，你认为这部辞典对当前的粤语研究，其突破性体现在哪些方面?

谭步云：这部书确实是全国首部系统性的粤语辞源辞典，在此之前，还没有人做过系统的粤语词源考证工作。它的突破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体例设计，我会为每个词汇梳理从古代到现代的音、形、义演变脉络，还会附上详实的文献证据，这是以往的粤语词典都未曾做到的；二是为其他方言的词源研究提供了参考范式，比如福建师范大学的一位教授，在拿到闽南语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后，还特意来向我索要这本书作为研究参考。闽南语其实非常适合开展词源研究，它早在明代就有使用方言唱戏、撰写文献的传统，保留了大量的古汉语特征；客家话、湖南话也有开展词源研究的潜力，它们和粤语有着不少相似的词汇，比如“电灯胆”“唔通气”这类表达，甚至部分歇后语都相通，湖南话中的“崽”和粤语的“仔”也属同源，这些方言的词源研究，都能借鉴粤语研究的思路。

南都：作为“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物，《粤语辞源》推出了繁体版，港澳地区读者也能便捷阅读，你如何看待这部辞典在大湾区文化认同构建中的作用?

谭步云：采用繁体排版，主要是为了避免字词考证中的混淆——很多简体字是通过同音合并简化而来，比如“前后”的“后(後)”和“皇后”的“后”，原本是两个不同的字，简体字将二者合并后，在考证词源时很容易产生误解。粤语研究涉及大量的古文字和方言字，繁体排版能更准确地还原字词的原貌，也方便港澳地区的读者阅读，毕竟港澳地区一直沿用繁体汉字。

大湾区文化认同的核心之一，便是“同文同源同种”，而粤语是联结大湾区各地文化的重要纽带。如今大湾区有“三语两文”的说法，其实繁体与简体的文字差异，反而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沟通障碍。这本书保留了粤语的古汉语特征和不同地域的方言变体，既能让大湾区的居民感受到粤语文化的厚重底蕴，也能让港澳同胞感受到自身语言习惯被尊重，进而增强大家的文化自豪感和身份认同感——毕竟粤语的文化正宗性，就藏在这些流传千年的字词之中。

粤语素有“古汉语活化石”之美誉，作为广东三大方言之一，它与广府文化相伴传承两千余年，是广府文化的核心组成，承载着厚重的地方文化内涵。2026年伊始，“守护粤语”首次被写入广州市政府工作报告，粤语被定位为“广府文化的活态载体”，标志着官方对粤语保护的重视提升至全新高度。

近期，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谭步云编撰的《粤语辞源》由广东人民出版社正式推出。作为全国首部系统性粤方言辞源辞典，该书对3900余条粤语词汇的形、音、义、源展开全面考释，立体呈现出粤语的古汉语基因与文化底蕴。书中征引海量古今文献为粤方言词汇溯源，既勾勒出粤语与古汉语一脉相承的血脉联结，也彰显出近现代岭南文化开放、兼容、创新的鲜明特质。谭步云表示，编撰此书既是对粤语历史的系统梳理，也是对岭南文化根源的深度探寻，期望能为后世的语言研究、辞书编纂提供可信的学术范本。

《粤语辞源》，谭步云编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26年版

面对面——

四秩深耕：从专栏随笔到学术专著的粤语溯源之路

南都：你早年为《广州研究》撰写“粤语钩沉”专栏，后参与《实用广州话分类词典》编纂，最终独立完成《粤语辞源》，这种从专栏随笔到学术专著的跨越背后，蕴含着哪些关键的学术思考转变?

谭步云：20世纪80年代，我在中山大学中文系攻读研究生时，深受著名语言学家、古汉语音韵学家李新魁教授的影响，在钻研古文字学的同时，也涉足粤语研究领域。当时，我的同窗陆路任职于广州市社科院旗下的《广州研究》(后更名为《开放时代》)编辑，他邀请我为刊物撰写“粤语钩沉”专栏，我先后发表了十几篇豆腐块大小的短文，这也算是我踏入粤语研究领域的开端。

我本身研习古文字学，对文字有着天然的敏感度。比如粤语中常用的“滘”字，意为小河、河沟，也常作为地名用字。最初查阅资料时，我发现这个字的字形十分特别，没有明确的声符，后来在《广东新语》中查到相关记载:“二水相通处曰滘”，由此推测它的本字是与“漖”同义的“”，只是在传抄过程中字形逐渐发生变化，到了《中华大字典》误收了当时的写法“滘”字。直至后来见到陈大震《南海志》中的文献记载，见到了完整的古字“”，证实了我的判断。这种追溯字词源头的过程充满趣味，后来我又在香港的报刊上撰写了不少相关专栏文章，相关研究积累也日渐丰厚。

参与编写《实用广州话分类词典》时，我发现很多粤语字难以准确书写，只能用方框替代，这也让我萌生了深入考证粤语字词本源的想法。到了撰写博士论文时，李新魁老师建议我研究古楚语音系，我当时曾疑惑，根据《诗经》的二十八国风以及《楚辞》的押韵情况确定韵部，并不科学，先生十分赞同我的这一思考，还为我推荐了黄绮先生的著作，我从中学到了诸多方言调查的思路，也更加坚定了开展粤语词源研究的方向。不过由于教学任务繁重，加之资料搜集缺乏固定规律，这本书的编撰工作一直拖到我退休才完成，也多亏了现代技术的助力，否则这本书的出版可能还要再晚十年。

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谭步云。

古字为证：古文字学功底如何照亮粤语溯源

南都：你师从容庚、商承祚先生的弟子陈炜湛教授，深厚的古文字学功底，对你研究粤语词汇的溯源方法产生了哪些影响?

谭步云：影响非常大!粤语中至少有四个常用字词，在甲骨文中就有记载，如今也只有粤语还在口头使用。比如“揸”字，《说文解字》中写作“摣”，历经字形演变，现在《新华字典》收录的“揸”其实是约定俗成的写法，但其源头能直接追溯到商周时期。还有“廿”和“卅”，分别是古代数字二十和三十的合写形式，粤语口语中至今仍在沿用，普通话反而极少在口语中使用。另外还有“畀”字，该字最早见于先秦文献，《诗经》《左传》中用它表示馈赠、分配的含义；《说文解字》将其字形分析为“从丌甶声”，后《康熙字典》将其规范为“从田从丌”，如今也只有粤语还保留着这个字的原始用法。

我想强调的是，很多人误以为粤语是地方土话，实则它本身就是古汉语的重要分支，只是在南方传播的过程中受到了些许地域影响，并非由少数民族语言演变而来。单从这几个字词的字形和用法传承数千年这一点，就足以印证粤语的古汉语渊源。

辨异求真：文献矛盾中的粤语字词“真面目”

南都：全书收录3900余条词汇，每条词汇均包含注音、字形、释义、溯源四大要素，这样的体例设计，是如何平衡学术严谨性与实用价值的?

谭步云：编撰此书的核心原则，是优先收录至今仍在使用、且有文献记载可追溯源流的粤语词汇——毕竟这本书名为“辞源”，考证必须有凭有据，没有查到明确源头的词汇，我不会勉强收录，只能留待后续补充完善。粤语现存的常用词汇大概有一万多条，这本书收录了其中的三分之一左右，这个比例与《辞源》收录古代词汇的比例相近。

举个不同方言用字的例子，“屁股”在粤语中作“胐”，这个字在地方文献中有着明确记载，查阅“月”部便能找到；再比如“蟑螂”，在四会、阳江等地的方言文献中有着不同的写法，像“曱甴”“甲澤”“蛣螏”“蝲蟽”等，我也将这些写法一并收录并加以考证。编撰过程中，我会尽量兼顾学术严谨性与实用性，既为每个词汇标注详实的词源依据，也说明其现行用法，方便读者理解。

南都：书中既引《史记》等经典典籍印证粤语与古汉语的渊源，也采纳粤剧、咸水歌等活态文化材料作为佐证，可否举一例说明，你在考据过程中是如何处理不同文献记载之间的矛盾的?

谭步云：面对不同文献的记载差异，我首先会排除纯粹的记音通假字，比如有些文献中用“滴”代替“的”，这类没有实际词源意义的写法，我不会将其纳入考证范围，仅会在注释中说明其通假情况。考据的核心，是追溯字词的真正源头。比如之前提到的“滘”字，有文献将其写作“”，我推测这是传抄或刻板过程中出现的误差——古代文字书写中，“宀”上有无一点的区分并不明显，“告”字的笔画可能是被刻板工人漏写了出锋，《中华大字典》误收其时的俗字“滘”作为正字，便将错就错至今了。虽然现在大家都沿用“滘”这个写法，但我会在书中还原它的古字形及演变过程。语言的发展有其约定俗成的规律，我无法改变大家当下的使用习惯，但可以将字词的“真面目”呈现出来，让读者对粤语字词做到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

南都：从1997年与麦耘合编《实用广州话分类词典》，到2026年《粤语辞源》正式出版，四十年的粤语研究中，最让你感到艰难的考据案例是哪一个?

谭步云：最难考证的，是那些至今仍被广泛使用，但源头始终无法确定的词汇。比如粤语中表示“这么”的“咁”，扬雄的《方言》中将其写作“”，章太炎的《新方言》也沿用了这一写法，可梁鼎芬在《续番禺县志》中将其改为“恁”字，招子庸在《粤讴》中有时又将其写作“敢”，香港的部分文献则用“噉”来替代，这些写法均无统一、确凿的文献证据支撑，我至今也无法确定其本源，因此没有将这个字收录进书中。

还有表示徘徊之意的“趑趄”，粤语中常被误写作“彳亍”，读音也发生了变化，其实这个词在《说文解字》中就有对应的古字，字形与“彳亍”相近，只是如今大家已经误用成习惯。这类明明日常高频使用，却找不到明确文献依据来确定源头的字词，考证起来最为棘手，后续修订这本书时，我也会将这类字词作为重点梳理对象。

学术突破：填补空白的方言研究范式

南都：詹伯慧教授评价此书“填补方言溯源空白”，你认为这部辞典对当前的粤语研究，其突破性体现在哪些方面?

谭步云：这部书确实是全国首部系统性的粤语辞源辞典，在此之前，还没有人做过系统的粤语词源考证工作。它的突破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体例设计，我会为每个词汇梳理从古代到现代的音、形、义演变脉络，还会附上详实的文献证据，这是以往的粤语词典都未曾做到的；二是为其他方言的词源研究提供了参考范式，比如福建师范大学的一位教授，在拿到闽南语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后，还特意来向我索要这本书作为研究参考。闽南语其实非常适合开展词源研究，它早在明代就有使用方言唱戏、撰写文献的传统，保留了大量的古汉语特征；客家话、湖南话也有开展词源研究的潜力，它们和粤语有着不少相似的词汇，比如“电灯胆”“唔通气”这类表达，甚至部分歇后语都相通，湖南话中的“崽”和粤语的“仔”也属同源，这些方言的词源研究，都能借鉴粤语研究的思路。

南都：作为“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物，《粤语辞源》推出了繁体版，港澳地区读者也能便捷阅读，你如何看待这部辞典在大湾区文化认同构建中的作用?

谭步云：采用繁体排版，主要是为了避免字词考证中的混淆——很多简体字是通过同音合并简化而来，比如“前后”的“后(後)”和“皇后”的“后”，原本是两个不同的字，简体字将二者合并后，在考证词源时很容易产生误解。粤语研究涉及大量的古文字和方言字，繁体排版能更准确地还原字词的原貌，也方便港澳地区的读者阅读，毕竟港澳地区一直沿用繁体汉字。

大湾区文化认同的核心之一，便是“同文同源同种”，而粤语是联结大湾区各地文化的重要纽带。如今大湾区有“三语两文”的说法，其实繁体与简体的文字差异，反而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沟通障碍。这本书保留了粤语的古汉语特征和不同地域的方言变体，既能让大湾区的居民感受到粤语文化的厚重底蕴，也能让港澳同胞感受到自身语言习惯被尊重，进而增强大家的文化自豪感和身份认同感——毕竟粤语的文化正宗性，就藏在这些流传千年的字词之中。

粤语素有“古汉语活化石”之美誉，作为广东三大方言之一，它与广府文化相伴传承两千余年，是广府文化的核心组成，承载着厚重的地方文化内涵。2026年伊始，“守护粤语”首次被写入广州市政府工作报告，粤语被定位为“广府文化的活态载体”，标志着官方对粤语保护的重视提升至全新高度。

近期，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谭步云编撰的《粤语辞源》由广东人民出版社正式推出。作为全国首部系统性粤方言辞源辞典，该书对3900余条粤语词汇的形、音、义、源展开全面考释，立体呈现出粤语的古汉语基因与文化底蕴。书中征引海量古今文献为粤方言词汇溯源，既勾勒出粤语与古汉语一脉相承的血脉联结，也彰显出近现代岭南文化开放、兼容、创新的鲜明特质。谭步云表示，编撰此书既是对粤语历史的系统梳理，也是对岭南文化根源的深度探寻，期望能为后世的语言研究、辞书编纂提供可信的学术范本。

《粤语辞源》，谭步云编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26年版

面对面——

四秩深耕：从专栏随笔到学术专著的粤语溯源之路

南都：你早年为《广州研究》撰写“粤语钩沉”专栏，后参与《实用广州话分类词典》编纂，最终独立完成《粤语辞源》，这种从专栏随笔到学术专著的跨越背后，蕴含着哪些关键的学术思考转变?

谭步云：20世纪80年代，我在中山大学中文系攻读研究生时，深受著名语言学家、古汉语音韵学家李新魁教授的影响，在钻研古文字学的同时，也涉足粤语研究领域。当时，我的同窗陆路任职于广州市社科院旗下的《广州研究》(后更名为《开放时代》)编辑，他邀请我为刊物撰写“粤语钩沉”专栏，我先后发表了十几篇豆腐块大小的短文，这也算是我踏入粤语研究领域的开端。

我本身研习古文字学，对文字有着天然的敏感度。比如粤语中常用的“滘”字，意为小河、河沟，也常作为地名用字。最初查阅资料时，我发现这个字的字形十分特别，没有明确的声符，后来在《广东新语》中查到相关记载:“二水相通处曰滘”，由此推测它的本字是与“漖”同义的“”，只是在传抄过程中字形逐渐发生变化，到了《中华大字典》误收了当时的写法“滘”字。直至后来见到陈大震《南海志》中的文献记载，见到了完整的古字“”，证实了我的判断。这种追溯字词源头的过程充满趣味，后来我又在香港的报刊上撰写了不少相关专栏文章，相关研究积累也日渐丰厚。

参与编写《实用广州话分类词典》时，我发现很多粤语字难以准确书写，只能用方框替代，这也让我萌生了深入考证粤语字词本源的想法。到了撰写博士论文时，李新魁老师建议我研究古楚语音系，我当时曾疑惑，根据《诗经》的二十八国风以及《楚辞》的押韵情况确定韵部，并不科学，先生十分赞同我的这一思考，还为我推荐了黄绮先生的著作，我从中学到了诸多方言调查的思路，也更加坚定了开展粤语词源研究的方向。不过由于教学任务繁重，加之资料搜集缺乏固定规律，这本书的编撰工作一直拖到我退休才完成，也多亏了现代技术的助力，否则这本书的出版可能还要再晚十年。

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谭步云。

古字为证：古文字学功底如何照亮粤语溯源

南都：你师从容庚、商承祚先生的弟子陈炜湛教授，深厚的古文字学功底，对你研究粤语词汇的溯源方法产生了哪些影响?

谭步云：影响非常大!粤语中至少有四个常用字词，在甲骨文中就有记载，如今也只有粤语还在口头使用。比如“揸”字，《说文解字》中写作“摣”，历经字形演变，现在《新华字典》收录的“揸”其实是约定俗成的写法，但其源头能直接追溯到商周时期。还有“廿”和“卅”，分别是古代数字二十和三十的合写形式，粤语口语中至今仍在沿用，普通话反而极少在口语中使用。另外还有“畀”字，该字最早见于先秦文献，《诗经》《左传》中用它表示馈赠、分配的含义；《说文解字》将其字形分析为“从丌甶声”，后《康熙字典》将其规范为“从田从丌”，如今也只有粤语还保留着这个字的原始用法。

我想强调的是，很多人误以为粤语是地方土话，实则它本身就是古汉语的重要分支，只是在南方传播的过程中受到了些许地域影响，并非由少数民族语言演变而来。单从这几个字词的字形和用法传承数千年这一点，就足以印证粤语的古汉语渊源。

辨异求真：文献矛盾中的粤语字词“真面目”

南都：全书收录3900余条词汇，每条词汇均包含注音、字形、释义、溯源四大要素，这样的体例设计，是如何平衡学术严谨性与实用价值的?

谭步云：编撰此书的核心原则，是优先收录至今仍在使用、且有文献记载可追溯源流的粤语词汇——毕竟这本书名为“辞源”，考证必须有凭有据，没有查到明确源头的词汇，我不会勉强收录，只能留待后续补充完善。粤语现存的常用词汇大概有一万多条，这本书收录了其中的三分之一左右，这个比例与《辞源》收录古代词汇的比例相近。

举个不同方言用字的例子，“屁股”在粤语中作“胐”，这个字在地方文献中有着明确记载，查阅“月”部便能找到；再比如“蟑螂”，在四会、阳江等地的方言文献中有着不同的写法，像“曱甴”“甲澤”“蛣螏”“蝲蟽”等，我也将这些写法一并收录并加以考证。编撰过程中，我会尽量兼顾学术严谨性与实用性，既为每个词汇标注详实的词源依据，也说明其现行用法，方便读者理解。

南都：书中既引《史记》等经典典籍印证粤语与古汉语的渊源，也采纳粤剧、咸水歌等活态文化材料作为佐证，可否举一例说明，你在考据过程中是如何处理不同文献记载之间的矛盾的?

谭步云：面对不同文献的记载差异，我首先会排除纯粹的记音通假字，比如有些文献中用“滴”代替“的”，这类没有实际词源意义的写法，我不会将其纳入考证范围，仅会在注释中说明其通假情况。考据的核心，是追溯字词的真正源头。比如之前提到的“滘”字，有文献将其写作“”，我推测这是传抄或刻板过程中出现的误差——古代文字书写中，“宀”上有无一点的区分并不明显，“告”字的笔画可能是被刻板工人漏写了出锋，《中华大字典》误收其时的俗字“滘”作为正字，便将错就错至今了。虽然现在大家都沿用“滘”这个写法，但我会在书中还原它的古字形及演变过程。语言的发展有其约定俗成的规律，我无法改变大家当下的使用习惯，但可以将字词的“真面目”呈现出来，让读者对粤语字词做到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

南都：从1997年与麦耘合编《实用广州话分类词典》，到2026年《粤语辞源》正式出版，四十年的粤语研究中，最让你感到艰难的考据案例是哪一个?

谭步云：最难考证的，是那些至今仍被广泛使用，但源头始终无法确定的词汇。比如粤语中表示“这么”的“咁”，扬雄的《方言》中将其写作“”，章太炎的《新方言》也沿用了这一写法，可梁鼎芬在《续番禺县志》中将其改为“恁”字，招子庸在《粤讴》中有时又将其写作“敢”，香港的部分文献则用“噉”来替代，这些写法均无统一、确凿的文献证据支撑，我至今也无法确定其本源，因此没有将这个字收录进书中。

还有表示徘徊之意的“趑趄”，粤语中常被误写作“彳亍”，读音也发生了变化，其实这个词在《说文解字》中就有对应的古字，字形与“彳亍”相近，只是如今大家已经误用成习惯。这类明明日常高频使用，却找不到明确文献依据来确定源头的字词，考证起来最为棘手，后续修订这本书时，我也会将这类字词作为重点梳理对象。

学术突破：填补空白的方言研究范式

南都：詹伯慧教授评价此书“填补方言溯源空白”，你认为这部辞典对当前的粤语研究，其突破性体现在哪些方面?

谭步云：这部书确实是全国首部系统性的粤语辞源辞典，在此之前，还没有人做过系统的粤语词源考证工作。它的突破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体例设计，我会为每个词汇梳理从古代到现代的音、形、义演变脉络，还会附上详实的文献证据，这是以往的粤语词典都未曾做到的；二是为其他方言的词源研究提供了参考范式，比如福建师范大学的一位教授，在拿到闽南语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后，还特意来向我索要这本书作为研究参考。闽南语其实非常适合开展词源研究，它早在明代就有使用方言唱戏、撰写文献的传统，保留了大量的古汉语特征；客家话、湖南话也有开展词源研究的潜力，它们和粤语有着不少相似的词汇，比如“电灯胆”“唔通气”这类表达，甚至部分歇后语都相通，湖南话中的“崽”和粤语的“仔”也属同源，这些方言的词源研究，都能借鉴粤语研究的思路。

南都：作为“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物，《粤语辞源》推出了繁体版，港澳地区读者也能便捷阅读，你如何看待这部辞典在大湾区文化认同构建中的作用?

谭步云：采用繁体排版，主要是为了避免字词考证中的混淆——很多简体字是通过同音合并简化而来，比如“前后”的“后(後)”和“皇后”的“后”，原本是两个不同的字，简体字将二者合并后，在考证词源时很容易产生误解。粤语研究涉及大量的古文字和方言字，繁体排版能更准确地还原字词的原貌，也方便港澳地区的读者阅读，毕竟港澳地区一直沿用繁体汉字。

大湾区文化认同的核心之一，便是“同文同源同种”，而粤语是联结大湾区各地文化的重要纽带。如今大湾区有“三语两文”的说法，其实繁体与简体的文字差异，反而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沟通障碍。这本书保留了粤语的古汉语特征和不同地域的方言变体，既能让大湾区的居民感受到粤语文化的厚重底蕴，也能让港澳同胞感受到自身语言习惯被尊重，进而增强大家的文化自豪感和身份认同感——毕竟粤语的文化正宗性，就藏在这些流传千年的字词之中。

粤语素有“古汉语活化石”之美誉，作为广东三大方言之一，它与广府文化相伴传承两千余年，是广府文化的核心组成，承载着厚重的地方文化内涵。2026年伊始，“守护粤语”首次被写入广州市政府工作报告，粤语被定位为“广府文化的活态载体”，标志着官方对粤语保护的重视提升至全新高度。

近期，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谭步云编撰的《粤语辞源》由广东人民出版社正式推出。作为全国首部系统性粤方言辞源辞典，该书对3900余条粤语词汇的形、音、义、源展开全面考释，立体呈现出粤语的古汉语基因与文化底蕴。书中征引海量古今文献为粤方言词汇溯源，既勾勒出粤语与古汉语一脉相承的血脉联结，也彰显出近现代岭南文化开放、兼容、创新的鲜明特质。谭步云表示，编撰此书既是对粤语历史的系统梳理，也是对岭南文化根源的深度探寻，期望能为后世的语言研究、辞书编纂提供可信的学术范本。

《粤语辞源》，谭步云编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26年版

面对面——

四秩深耕：从专栏随笔到学术专著的粤语溯源之路

南都：你早年为《广州研究》撰写“粤语钩沉”专栏，后参与《实用广州话分类词典》编纂，最终独立完成《粤语辞源》，这种从专栏随笔到学术专著的跨越背后，蕴含着哪些关键的学术思考转变?

谭步云：20世纪80年代，我在中山大学中文系攻读研究生时，深受著名语言学家、古汉语音韵学家李新魁教授的影响，在钻研古文字学的同时，也涉足粤语研究领域。当时，我的同窗陆路任职于广州市社科院旗下的《广州研究》(后更名为《开放时代》)编辑，他邀请我为刊物撰写“粤语钩沉”专栏，我先后发表了十几篇豆腐块大小的短文，这也算是我踏入粤语研究领域的开端。

我本身研习古文字学，对文字有着天然的敏感度。比如粤语中常用的“滘”字，意为小河、河沟，也常作为地名用字。最初查阅资料时，我发现这个字的字形十分特别，没有明确的声符，后来在《广东新语》中查到相关记载:“二水相通处曰滘”，由此推测它的本字是与“漖”同义的“”，只是在传抄过程中字形逐渐发生变化，到了《中华大字典》误收了当时的写法“滘”字。直至后来见到陈大震《南海志》中的文献记载，见到了完整的古字“”，证实了我的判断。这种追溯字词源头的过程充满趣味，后来我又在香港的报刊上撰写了不少相关专栏文章，相关研究积累也日渐丰厚。

参与编写《实用广州话分类词典》时，我发现很多粤语字难以准确书写，只能用方框替代，这也让我萌生了深入考证粤语字词本源的想法。到了撰写博士论文时，李新魁老师建议我研究古楚语音系，我当时曾疑惑，根据《诗经》的二十八国风以及《楚辞》的押韵情况确定韵部，并不科学，先生十分赞同我的这一思考，还为我推荐了黄绮先生的著作，我从中学到了诸多方言调查的思路，也更加坚定了开展粤语词源研究的方向。不过由于教学任务繁重，加之资料搜集缺乏固定规律，这本书的编撰工作一直拖到我退休才完成，也多亏了现代技术的助力，否则这本书的出版可能还要再晚十年。

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谭步云。

古字为证：古文字学功底如何照亮粤语溯源

南都：你师从容庚、商承祚先生的弟子陈炜湛教授，深厚的古文字学功底，对你研究粤语词汇的溯源方法产生了哪些影响?

谭步云：影响非常大!粤语中至少有四个常用字词，在甲骨文中就有记载，如今也只有粤语还在口头使用。比如“揸”字，《说文解字》中写作“摣”，历经字形演变，现在《新华字典》收录的“揸”其实是约定俗成的写法，但其源头能直接追溯到商周时期。还有“廿”和“卅”，分别是古代数字二十和三十的合写形式，粤语口语中至今仍在沿用，普通话反而极少在口语中使用。另外还有“畀”字，该字最早见于先秦文献，《诗经》《左传》中用它表示馈赠、分配的含义；《说文解字》将其字形分析为“从丌甶声”，后《康熙字典》将其规范为“从田从丌”，如今也只有粤语还保留着这个字的原始用法。

我想强调的是，很多人误以为粤语是地方土话，实则它本身就是古汉语的重要分支，只是在南方传播的过程中受到了些许地域影响，并非由少数民族语言演变而来。单从这几个字词的字形和用法传承数千年这一点，就足以印证粤语的古汉语渊源。

辨异求真：文献矛盾中的粤语字词“真面目”

南都：全书收录3900余条词汇，每条词汇均包含注音、字形、释义、溯源四大要素，这样的体例设计，是如何平衡学术严谨性与实用价值的?

谭步云：编撰此书的核心原则，是优先收录至今仍在使用、且有文献记载可追溯源流的粤语词汇——毕竟这本书名为“辞源”，考证必须有凭有据，没有查到明确源头的词汇，我不会勉强收录，只能留待后续补充完善。粤语现存的常用词汇大概有一万多条，这本书收录了其中的三分之一左右，这个比例与《辞源》收录古代词汇的比例相近。

举个不同方言用字的例子，“屁股”在粤语中作“胐”，这个字在地方文献中有着明确记载，查阅“月”部便能找到；再比如“蟑螂”，在四会、阳江等地的方言文献中有着不同的写法，像“曱甴”“甲澤”“蛣螏”“蝲蟽”等，我也将这些写法一并收录并加以考证。编撰过程中，我会尽量兼顾学术严谨性与实用性，既为每个词汇标注详实的词源依据，也说明其现行用法，方便读者理解。

南都：书中既引《史记》等经典典籍印证粤语与古汉语的渊源，也采纳粤剧、咸水歌等活态文化材料作为佐证，可否举一例说明，你在考据过程中是如何处理不同文献记载之间的矛盾的?

谭步云：面对不同文献的记载差异，我首先会排除纯粹的记音通假字，比如有些文献中用“滴”代替“的”，这类没有实际词源意义的写法，我不会将其纳入考证范围，仅会在注释中说明其通假情况。考据的核心，是追溯字词的真正源头。比如之前提到的“滘”字，有文献将其写作“”，我推测这是传抄或刻板过程中出现的误差——古代文字书写中，“宀”上有无一点的区分并不明显，“告”字的笔画可能是被刻板工人漏写了出锋，《中华大字典》误收其时的俗字“滘”作为正字，便将错就错至今了。虽然现在大家都沿用“滘”这个写法，但我会在书中还原它的古字形及演变过程。语言的发展有其约定俗成的规律，我无法改变大家当下的使用习惯，但可以将字词的“真面目”呈现出来，让读者对粤语字词做到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

南都：从1997年与麦耘合编《实用广州话分类词典》，到2026年《粤语辞源》正式出版，四十年的粤语研究中，最让你感到艰难的考据案例是哪一个?

谭步云：最难考证的，是那些至今仍被广泛使用，但源头始终无法确定的词汇。比如粤语中表示“这么”的“咁”，扬雄的《方言》中将其写作“”，章太炎的《新方言》也沿用了这一写法，可梁鼎芬在《续番禺县志》中将其改为“恁”字，招子庸在《粤讴》中有时又将其写作“敢”，香港的部分文献则用“噉”来替代，这些写法均无统一、确凿的文献证据支撑，我至今也无法确定其本源，因此没有将这个字收录进书中。

还有表示徘徊之意的“趑趄”，粤语中常被误写作“彳亍”，读音也发生了变化，其实这个词在《说文解字》中就有对应的古字，字形与“彳亍”相近，只是如今大家已经误用成习惯。这类明明日常高频使用，却找不到明确文献依据来确定源头的字词，考证起来最为棘手，后续修订这本书时，我也会将这类字词作为重点梳理对象。

学术突破：填补空白的方言研究范式

南都：詹伯慧教授评价此书“填补方言溯源空白”，你认为这部辞典对当前的粤语研究，其突破性体现在哪些方面?

谭步云：这部书确实是全国首部系统性的粤语辞源辞典，在此之前，还没有人做过系统的粤语词源考证工作。它的突破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体例设计，我会为每个词汇梳理从古代到现代的音、形、义演变脉络，还会附上详实的文献证据，这是以往的粤语词典都未曾做到的；二是为其他方言的词源研究提供了参考范式，比如福建师范大学的一位教授，在拿到闽南语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后，还特意来向我索要这本书作为研究参考。闽南语其实非常适合开展词源研究，它早在明代就有使用方言唱戏、撰写文献的传统，保留了大量的古汉语特征；客家话、湖南话也有开展词源研究的潜力，它们和粤语有着不少相似的词汇，比如“电灯胆”“唔通气”这类表达，甚至部分歇后语都相通，湖南话中的“崽”和粤语的“仔”也属同源，这些方言的词源研究，都能借鉴粤语研究的思路。

南都：作为“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物，《粤语辞源》推出了繁体版，港澳地区读者也能便捷阅读，你如何看待这部辞典在大湾区文化认同构建中的作用?

谭步云：采用繁体排版，主要是为了避免字词考证中的混淆——很多简体字是通过同音合并简化而来，比如“前后”的“后(後)”和“皇后”的“后”，原本是两个不同的字，简体字将二者合并后，在考证词源时很容易产生误解。粤语研究涉及大量的古文字和方言字，繁体排版能更准确地还原字词的原貌，也方便港澳地区的读者阅读，毕竟港澳地区一直沿用繁体汉字。

大湾区文化认同的核心之一，便是“同文同源同种”，而粤语是联结大湾区各地文化的重要纽带。如今大湾区有“三语两文”的说法，其实繁体与简体的文字差异，反而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沟通障碍。这本书保留了粤语的古汉语特征和不同地域的方言变体，既能让大湾区的居民感受到粤语文化的厚重底蕴，也能让港澳同胞感受到自身语言习惯被尊重，进而增强大家的文化自豪感和身份认同感——毕竟粤语的文化正宗性，就藏在这些流传千年的字词之中。

粤语素有“古汉语活化石”之美誉，作为广东三大方言之一，它与广府文化相伴传承两千余年，是广府文化的核心组成，承载着厚重的地方文化内涵。2026年伊始，“守护粤语”首次被写入广州市政府工作报告，粤语被定位为“广府文化的活态载体”，标志着官方对粤语保护的重视提升至全新高度。

近期，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谭步云编撰的《粤语辞源》由广东人民出版社正式推出。作为全国首部系统性粤方言辞源辞典，该书对3900余条粤语词汇的形、音、义、源展开全面考释，立体呈现出粤语的古汉语基因与文化底蕴。书中征引海量古今文献为粤方言词汇溯源，既勾勒出粤语与古汉语一脉相承的血脉联结，也彰显出近现代岭南文化开放、兼容、创新的鲜明特质。谭步云表示，编撰此书既是对粤语历史的系统梳理，也是对岭南文化根源的深度探寻，期望能为后世的语言研究、辞书编纂提供可信的学术范本。

《粤语辞源》，谭步云编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26年版

面对面——

四秩深耕：从专栏随笔到学术专著的粤语溯源之路

南都：你早年为《广州研究》撰写“粤语钩沉”专栏，后参与《实用广州话分类词典》编纂，最终独立完成《粤语辞源》，这种从专栏随笔到学术专著的跨越背后，蕴含着哪些关键的学术思考转变?

谭步云：20世纪80年代，我在中山大学中文系攻读研究生时，深受著名语言学家、古汉语音韵学家李新魁教授的影响，在钻研古文字学的同时，也涉足粤语研究领域。当时，我的同窗陆路任职于广州市社科院旗下的《广州研究》(后更名为《开放时代》)编辑，他邀请我为刊物撰写“粤语钩沉”专栏，我先后发表了十几篇豆腐块大小的短文，这也算是我踏入粤语研究领域的开端。

我本身研习古文字学，对文字有着天然的敏感度。比如粤语中常用的“滘”字，意为小河、河沟，也常作为地名用字。最初查阅资料时，我发现这个字的字形十分特别，没有明确的声符，后来在《广东新语》中查到相关记载:“二水相通处曰滘”，由此推测它的本字是与“漖”同义的“”，只是在传抄过程中字形逐渐发生变化，到了《中华大字典》误收了当时的写法“滘”字。直至后来见到陈大震《南海志》中的文献记载，见到了完整的古字“”，证实了我的判断。这种追溯字词源头的过程充满趣味，后来我又在香港的报刊上撰写了不少相关专栏文章，相关研究积累也日渐丰厚。

参与编写《实用广州话分类词典》时，我发现很多粤语字难以准确书写，只能用方框替代，这也让我萌生了深入考证粤语字词本源的想法。到了撰写博士论文时，李新魁老师建议我研究古楚语音系，我当时曾疑惑，根据《诗经》的二十八国风以及《楚辞》的押韵情况确定韵部，并不科学，先生十分赞同我的这一思考，还为我推荐了黄绮先生的著作，我从中学到了诸多方言调查的思路，也更加坚定了开展粤语词源研究的方向。不过由于教学任务繁重，加之资料搜集缺乏固定规律，这本书的编撰工作一直拖到我退休才完成，也多亏了现代技术的助力，否则这本书的出版可能还要再晚十年。

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谭步云。

古字为证：古文字学功底如何照亮粤语溯源

南都：你师从容庚、商承祚先生的弟子陈炜湛教授，深厚的古文字学功底，对你研究粤语词汇的溯源方法产生了哪些影响?

谭步云：影响非常大!粤语中至少有四个常用字词，在甲骨文中就有记载，如今也只有粤语还在口头使用。比如“揸”字，《说文解字》中写作“摣”，历经字形演变，现在《新华字典》收录的“揸”其实是约定俗成的写法，但其源头能直接追溯到商周时期。还有“廿”和“卅”，分别是古代数字二十和三十的合写形式，粤语口语中至今仍在沿用，普通话反而极少在口语中使用。另外还有“畀”字，该字最早见于先秦文献，《诗经》《左传》中用它表示馈赠、分配的含义；《说文解字》将其字形分析为“从丌甶声”，后《康熙字典》将其规范为“从田从丌”，如今也只有粤语还保留着这个字的原始用法。

我想强调的是，很多人误以为粤语是地方土话，实则它本身就是古汉语的重要分支，只是在南方传播的过程中受到了些许地域影响，并非由少数民族语言演变而来。单从这几个字词的字形和用法传承数千年这一点，就足以印证粤语的古汉语渊源。

辨异求真：文献矛盾中的粤语字词“真面目”

南都：全书收录3900余条词汇，每条词汇均包含注音、字形、释义、溯源四大要素，这样的体例设计，是如何平衡学术严谨性与实用价值的?

谭步云：编撰此书的核心原则，是优先收录至今仍在使用、且有文献记载可追溯源流的粤语词汇——毕竟这本书名为“辞源”，考证必须有凭有据，没有查到明确源头的词汇，我不会勉强收录，只能留待后续补充完善。粤语现存的常用词汇大概有一万多条，这本书收录了其中的三分之一左右，这个比例与《辞源》收录古代词汇的比例相近。

举个不同方言用字的例子，“屁股”在粤语中作“胐”，这个字在地方文献中有着明确记载，查阅“月”部便能找到；再比如“蟑螂”，在四会、阳江等地的方言文献中有着不同的写法，像“曱甴”“甲澤”“蛣螏”“蝲蟽”等，我也将这些写法一并收录并加以考证。编撰过程中，我会尽量兼顾学术严谨性与实用性，既为每个词汇标注详实的词源依据，也说明其现行用法，方便读者理解。

南都：书中既引《史记》等经典典籍印证粤语与古汉语的渊源，也采纳粤剧、咸水歌等活态文化材料作为佐证，可否举一例说明，你在考据过程中是如何处理不同文献记载之间的矛盾的?

谭步云：面对不同文献的记载差异，我首先会排除纯粹的记音通假字，比如有些文献中用“滴”代替“的”，这类没有实际词源意义的写法，我不会将其纳入考证范围，仅会在注释中说明其通假情况。考据的核心，是追溯字词的真正源头。比如之前提到的“滘”字，有文献将其写作“”，我推测这是传抄或刻板过程中出现的误差——古代文字书写中，“宀”上有无一点的区分并不明显，“告”字的笔画可能是被刻板工人漏写了出锋，《中华大字典》误收其时的俗字“滘”作为正字，便将错就错至今了。虽然现在大家都沿用“滘”这个写法，但我会在书中还原它的古字形及演变过程。语言的发展有其约定俗成的规律，我无法改变大家当下的使用习惯，但可以将字词的“真面目”呈现出来，让读者对粤语字词做到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

南都：从1997年与麦耘合编《实用广州话分类词典》，到2026年《粤语辞源》正式出版，四十年的粤语研究中，最让你感到艰难的考据案例是哪一个?

谭步云：最难考证的，是那些至今仍被广泛使用，但源头始终无法确定的词汇。比如粤语中表示“这么”的“咁”，扬雄的《方言》中将其写作“”，章太炎的《新方言》也沿用了这一写法，可梁鼎芬在《续番禺县志》中将其改为“恁”字，招子庸在《粤讴》中有时又将其写作“敢”，香港的部分文献则用“噉”来替代，这些写法均无统一、确凿的文献证据支撑，我至今也无法确定其本源，因此没有将这个字收录进书中。

还有表示徘徊之意的“趑趄”，粤语中常被误写作“彳亍”，读音也发生了变化，其实这个词在《说文解字》中就有对应的古字，字形与“彳亍”相近，只是如今大家已经误用成习惯。这类明明日常高频使用，却找不到明确文献依据来确定源头的字词，考证起来最为棘手，后续修订这本书时，我也会将这类字词作为重点梳理对象。

学术突破：填补空白的方言研究范式

南都：詹伯慧教授评价此书“填补方言溯源空白”，你认为这部辞典对当前的粤语研究，其突破性体现在哪些方面?

谭步云：这部书确实是全国首部系统性的粤语辞源辞典，在此之前，还没有人做过系统的粤语词源考证工作。它的突破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体例设计，我会为每个词汇梳理从古代到现代的音、形、义演变脉络，还会附上详实的文献证据，这是以往的粤语词典都未曾做到的；二是为其他方言的词源研究提供了参考范式，比如福建师范大学的一位教授，在拿到闽南语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后，还特意来向我索要这本书作为研究参考。闽南语其实非常适合开展词源研究，它早在明代就有使用方言唱戏、撰写文献的传统，保留了大量的古汉语特征；客家话、湖南话也有开展词源研究的潜力，它们和粤语有着不少相似的词汇，比如“电灯胆”“唔通气”这类表达，甚至部分歇后语都相通，湖南话中的“崽”和粤语的“仔”也属同源，这些方言的词源研究，都能借鉴粤语研究的思路。

南都：作为“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物，《粤语辞源》推出了繁体版，港澳地区读者也能便捷阅读，你如何看待这部辞典在大湾区文化认同构建中的作用?

谭步云：采用繁体排版，主要是为了避免字词考证中的混淆——很多简体字是通过同音合并简化而来，比如“前后”的“后(後)”和“皇后”的“后”，原本是两个不同的字，简体字将二者合并后，在考证词源时很容易产生误解。粤语研究涉及大量的古文字和方言字，繁体排版能更准确地还原字词的原貌，也方便港澳地区的读者阅读，毕竟港澳地区一直沿用繁体汉字。

大湾区文化认同的核心之一，便是“同文同源同种”，而粤语是联结大湾区各地文化的重要纽带。如今大湾区有“三语两文”的说法，其实繁体与简体的文字差异，反而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沟通障碍。这本书保留了粤语的古汉语特征和不同地域的方言变体，既能让大湾区的居民感受到粤语文化的厚重底蕴，也能让港澳同胞感受到自身语言习惯被尊重，进而增强大家的文化自豪感和身份认同感——毕竟粤语的文化正宗性，就藏在这些流传千年的字词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