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报道 记者 陈子帅 董万赫】“在这里，我真切感受到，中国政府在倾听人民的声音。”——2月25日下午，在重庆花弄里小区，马达加斯加姑娘刘夕苒（中文名）攥着一份养老服务法律草案，准备向社区居民征询意见。在一条坡道上，她停下脚步，动容地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出这番话。

刘夕苒是重庆电子科技职业大学的一名留学生，去年7月被沙坪坝区石井坡街道中心湾社区基层立法联系点（下称“联系点”）聘为外籍立法信息采集员（下称“信息员”），肩负起“原汁原味反映基层民意”的重任。记者跟随她体验了一天信息员工作，看见了中国基层民主最真实、最质朴的模样。

“重庆没有因为我是外国人就让我‘站在门外’”

上午9时，刘夕苒和哈萨克斯坦籍留学生大山来到联系点。寒暄后，她穿上蓝色制服，等待即将举行的普法活动。大山好奇地翻看桌上的法律条文，不时用手机查询生词——这是他第一次来到联系点，也是第一次近距离接触中国的基层立法工作。作为大一新生，大山听老师介绍过：外国学生提的立法建议有机会直接上报给全国人大，“这让我既意外又温暖。”他也因此一直怀揣着加入这个集体的愿望。

“熟悉中国法律是开展工作的基础，每一次普法宣传，都是一次积累。”刘夕苒告诉大山。她向记者回忆：“去年我接过聘书的那一刻，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被信任感’和‘归属感’。重庆没有因为我是外国人就让我‘站在门外’，而是用开放的姿态告诉我：只要生活在这里，就是这座城市的主人。”

2月25日的普法内容是《重庆市停车管理条例》。活动结束后，两人跟着团结坝社区城管专干冯一飞来到嘉陵江边进行生态调研。刘夕苒发现江面上有不少船，提出疑问，“会不会造成污染？”“放心，江面上没有沙船、捕鱼船，这是我们的母亲河，我们会定期巡逻，守护好她。”冯一飞解释道。

外籍立法信息采集员已成为中国生态立法的重要“建言者”。去年，在征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草案）》意见时，刘夕苒等人对“河湖长制”（河长制、湖长制的统称，是由各级党政负责同志担任河湖长，负责组织领导相应河湖治理和保护的一项生态文明建设制度创新——编者注）的条款非常关注。他们提出，法典应该通过赋予河湖长实际的问责权和处置权，来解决部分河湖长“有名无实”的问题，让制度真正“长出牙齿”。该建议已经上报给立法机关。

“我会把大家的意见都记录下来”

收集街坊邻居对法律草案的看法，是信息员最核心的工作。下午，刘夕苒和大山带着《重庆市养老服务条例（草案）》，走进花弄里小区。几位老人正围坐在树下聊天。“夕苒又来征询意见呀？”“今天想问问大家，对养老服务的想法，这是草案，大家可以看看。”她说。

显然老人们对这个话题兴趣颇足，大家边聊边走到小区的“议事苑”（社区居民在一起商议事情的场所）。阿姨们畅谈自己的养老诉求：“老人最需要情感陪伴，春晚有很多机器人，希望社区能安排机器人上门陪伴，或者帮我们做做家务。”73岁的衡阿姨说。有位阿姨操着一口地道的重庆话，刘夕苒听得有些吃力，眉头蹙起。联系点首位信息员姚华全心领神会，笑着把重庆方言翻译成普通话。刘夕苒坐在中间，边听边记，“养老是个大问题。我会把大家的意见都记录下来。相信中国的养老保障和相关法律会越来越完善。”大山通过翻译机，时不时点头回应。

2020年5月，中心湾社区被确立为市级基层立法联系点，其设立初衷很简单，也很直接——就是帮助立法机关听取老百姓的声音。在这里，包括外籍友人在内的各行各业人士，都可以坐在一起讨论国家大事。

这些讨论不是“走过场”，而是为了解决居民的实际问题。“大家提的建议，哪怕只是一句话，我们都会认真梳理上报。”沙坪坝区石井坡街道人大工委主任罗杰告诉记者，很多困扰居民多年的老问题，如老旧小区怎么改、电梯怎么加装、养老中心怎么建，都在立法意见的征询和推动下，一件件变成了惠民的实事。

“老带新”是信息员队伍建设的重要模式。下午4时，刘夕苒和大山见到了“师父”黄雪莉和周耿夫妇。这对夫妻从事民意采集工作多年，经常“比拼”谁提的立法建议被采纳得多。“要坚持提意见建议，即使一开始不被采纳也不要灰心，继续做下去就能取得成绩。”周耿叮嘱道。黄雪莉则问大山有没有志向加入，大山点了点头，表示自己会加紧学中文。

“我们不怕‘老外’提意见”

聘请外籍立法信息采集员，是中国立法开放与自信的体现。“我们不怕‘老外’提意见，反而欢迎他们从不同的文化视角，为我们的法律完善提供借鉴。”中心湾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张义清对记者说，“民主不问国籍，只要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你的建议就有机会直通国家立法机关。”

这一天的经历，让大山亲眼见证了中国的基层民主是如何运行的。“每个中国人都有机会参与制定和完善国家的法律法规。”刘夕苒深有同感，认为中国民主难能可贵。“在学校我们常学到，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但在一些国家，往往只有少数精英才有资格讨论像立法这样的大事，而在中国，信息员会走到居民中间，询问他们的意见。这也解释了，中国为何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巨大的发展。”

夜色降临，重庆的灯火璀璨，嘉陵江的江水缓缓流淌，就像基层民意的涓涓细流，汇聚成中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磅礴力量。刘夕苒的一天，是无数信息员的缩影，更是中国民主法治建设的生动写照——在这里，每一个声音都被倾听，每一份诉求都被重视，每一个人都能成为民主的参与者、见证者和受益者。

【环球时报报道 记者 陈子帅 董万赫】“在这里，我真切感受到，中国政府在倾听人民的声音。”——2月25日下午，在重庆花弄里小区，马达加斯加姑娘刘夕苒（中文名）攥着一份养老服务法律草案，准备向社区居民征询意见。在一条坡道上，她停下脚步，动容地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出这番话。

刘夕苒是重庆电子科技职业大学的一名留学生，去年7月被沙坪坝区石井坡街道中心湾社区基层立法联系点（下称“联系点”）聘为外籍立法信息采集员（下称“信息员”），肩负起“原汁原味反映基层民意”的重任。记者跟随她体验了一天信息员工作，看见了中国基层民主最真实、最质朴的模样。

“重庆没有因为我是外国人就让我‘站在门外’”

上午9时，刘夕苒和哈萨克斯坦籍留学生大山来到联系点。寒暄后，她穿上蓝色制服，等待即将举行的普法活动。大山好奇地翻看桌上的法律条文，不时用手机查询生词——这是他第一次来到联系点，也是第一次近距离接触中国的基层立法工作。作为大一新生，大山听老师介绍过：外国学生提的立法建议有机会直接上报给全国人大，“这让我既意外又温暖。”他也因此一直怀揣着加入这个集体的愿望。

“熟悉中国法律是开展工作的基础，每一次普法宣传，都是一次积累。”刘夕苒告诉大山。她向记者回忆：“去年我接过聘书的那一刻，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被信任感’和‘归属感’。重庆没有因为我是外国人就让我‘站在门外’，而是用开放的姿态告诉我：只要生活在这里，就是这座城市的主人。”

2月25日的普法内容是《重庆市停车管理条例》。活动结束后，两人跟着团结坝社区城管专干冯一飞来到嘉陵江边进行生态调研。刘夕苒发现江面上有不少船，提出疑问，“会不会造成污染？”“放心，江面上没有沙船、捕鱼船，这是我们的母亲河，我们会定期巡逻，守护好她。”冯一飞解释道。

外籍立法信息采集员已成为中国生态立法的重要“建言者”。去年，在征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草案）》意见时，刘夕苒等人对“河湖长制”（河长制、湖长制的统称，是由各级党政负责同志担任河湖长，负责组织领导相应河湖治理和保护的一项生态文明建设制度创新——编者注）的条款非常关注。他们提出，法典应该通过赋予河湖长实际的问责权和处置权，来解决部分河湖长“有名无实”的问题，让制度真正“长出牙齿”。该建议已经上报给立法机关。

“我会把大家的意见都记录下来”

收集街坊邻居对法律草案的看法，是信息员最核心的工作。下午，刘夕苒和大山带着《重庆市养老服务条例（草案）》，走进花弄里小区。几位老人正围坐在树下聊天。“夕苒又来征询意见呀？”“今天想问问大家，对养老服务的想法，这是草案，大家可以看看。”她说。

显然老人们对这个话题兴趣颇足，大家边聊边走到小区的“议事苑”（社区居民在一起商议事情的场所）。阿姨们畅谈自己的养老诉求：“老人最需要情感陪伴，春晚有很多机器人，希望社区能安排机器人上门陪伴，或者帮我们做做家务。”73岁的衡阿姨说。有位阿姨操着一口地道的重庆话，刘夕苒听得有些吃力，眉头蹙起。联系点首位信息员姚华全心领神会，笑着把重庆方言翻译成普通话。刘夕苒坐在中间，边听边记，“养老是个大问题。我会把大家的意见都记录下来。相信中国的养老保障和相关法律会越来越完善。”大山通过翻译机，时不时点头回应。

2020年5月，中心湾社区被确立为市级基层立法联系点，其设立初衷很简单，也很直接——就是帮助立法机关听取老百姓的声音。在这里，包括外籍友人在内的各行各业人士，都可以坐在一起讨论国家大事。

这些讨论不是“走过场”，而是为了解决居民的实际问题。“大家提的建议，哪怕只是一句话，我们都会认真梳理上报。”沙坪坝区石井坡街道人大工委主任罗杰告诉记者，很多困扰居民多年的老问题，如老旧小区怎么改、电梯怎么加装、养老中心怎么建，都在立法意见的征询和推动下，一件件变成了惠民的实事。

“老带新”是信息员队伍建设的重要模式。下午4时，刘夕苒和大山见到了“师父”黄雪莉和周耿夫妇。这对夫妻从事民意采集工作多年，经常“比拼”谁提的立法建议被采纳得多。“要坚持提意见建议，即使一开始不被采纳也不要灰心，继续做下去就能取得成绩。”周耿叮嘱道。黄雪莉则问大山有没有志向加入，大山点了点头，表示自己会加紧学中文。

“我们不怕‘老外’提意见”

聘请外籍立法信息采集员，是中国立法开放与自信的体现。“我们不怕‘老外’提意见，反而欢迎他们从不同的文化视角，为我们的法律完善提供借鉴。”中心湾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张义清对记者说，“民主不问国籍，只要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你的建议就有机会直通国家立法机关。”

这一天的经历，让大山亲眼见证了中国的基层民主是如何运行的。“每个中国人都有机会参与制定和完善国家的法律法规。”刘夕苒深有同感，认为中国民主难能可贵。“在学校我们常学到，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但在一些国家，往往只有少数精英才有资格讨论像立法这样的大事，而在中国，信息员会走到居民中间，询问他们的意见。这也解释了，中国为何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巨大的发展。”

夜色降临，重庆的灯火璀璨，嘉陵江的江水缓缓流淌，就像基层民意的涓涓细流，汇聚成中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磅礴力量。刘夕苒的一天，是无数信息员的缩影，更是中国民主法治建设的生动写照——在这里，每一个声音都被倾听，每一份诉求都被重视，每一个人都能成为民主的参与者、见证者和受益者。

【环球时报报道 记者 陈子帅 董万赫】“在这里，我真切感受到，中国政府在倾听人民的声音。”——2月25日下午，在重庆花弄里小区，马达加斯加姑娘刘夕苒（中文名）攥着一份养老服务法律草案，准备向社区居民征询意见。在一条坡道上，她停下脚步，动容地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出这番话。

刘夕苒是重庆电子科技职业大学的一名留学生，去年7月被沙坪坝区石井坡街道中心湾社区基层立法联系点（下称“联系点”）聘为外籍立法信息采集员（下称“信息员”），肩负起“原汁原味反映基层民意”的重任。记者跟随她体验了一天信息员工作，看见了中国基层民主最真实、最质朴的模样。

“重庆没有因为我是外国人就让我‘站在门外’”

上午9时，刘夕苒和哈萨克斯坦籍留学生大山来到联系点。寒暄后，她穿上蓝色制服，等待即将举行的普法活动。大山好奇地翻看桌上的法律条文，不时用手机查询生词——这是他第一次来到联系点，也是第一次近距离接触中国的基层立法工作。作为大一新生，大山听老师介绍过：外国学生提的立法建议有机会直接上报给全国人大，“这让我既意外又温暖。”他也因此一直怀揣着加入这个集体的愿望。

“熟悉中国法律是开展工作的基础，每一次普法宣传，都是一次积累。”刘夕苒告诉大山。她向记者回忆：“去年我接过聘书的那一刻，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被信任感’和‘归属感’。重庆没有因为我是外国人就让我‘站在门外’，而是用开放的姿态告诉我：只要生活在这里，就是这座城市的主人。”

2月25日的普法内容是《重庆市停车管理条例》。活动结束后，两人跟着团结坝社区城管专干冯一飞来到嘉陵江边进行生态调研。刘夕苒发现江面上有不少船，提出疑问，“会不会造成污染？”“放心，江面上没有沙船、捕鱼船，这是我们的母亲河，我们会定期巡逻，守护好她。”冯一飞解释道。

外籍立法信息采集员已成为中国生态立法的重要“建言者”。去年，在征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草案）》意见时，刘夕苒等人对“河湖长制”（河长制、湖长制的统称，是由各级党政负责同志担任河湖长，负责组织领导相应河湖治理和保护的一项生态文明建设制度创新——编者注）的条款非常关注。他们提出，法典应该通过赋予河湖长实际的问责权和处置权，来解决部分河湖长“有名无实”的问题，让制度真正“长出牙齿”。该建议已经上报给立法机关。

“我会把大家的意见都记录下来”

收集街坊邻居对法律草案的看法，是信息员最核心的工作。下午，刘夕苒和大山带着《重庆市养老服务条例（草案）》，走进花弄里小区。几位老人正围坐在树下聊天。“夕苒又来征询意见呀？”“今天想问问大家，对养老服务的想法，这是草案，大家可以看看。”她说。

显然老人们对这个话题兴趣颇足，大家边聊边走到小区的“议事苑”（社区居民在一起商议事情的场所）。阿姨们畅谈自己的养老诉求：“老人最需要情感陪伴，春晚有很多机器人，希望社区能安排机器人上门陪伴，或者帮我们做做家务。”73岁的衡阿姨说。有位阿姨操着一口地道的重庆话，刘夕苒听得有些吃力，眉头蹙起。联系点首位信息员姚华全心领神会，笑着把重庆方言翻译成普通话。刘夕苒坐在中间，边听边记，“养老是个大问题。我会把大家的意见都记录下来。相信中国的养老保障和相关法律会越来越完善。”大山通过翻译机，时不时点头回应。

2020年5月，中心湾社区被确立为市级基层立法联系点，其设立初衷很简单，也很直接——就是帮助立法机关听取老百姓的声音。在这里，包括外籍友人在内的各行各业人士，都可以坐在一起讨论国家大事。

这些讨论不是“走过场”，而是为了解决居民的实际问题。“大家提的建议，哪怕只是一句话，我们都会认真梳理上报。”沙坪坝区石井坡街道人大工委主任罗杰告诉记者，很多困扰居民多年的老问题，如老旧小区怎么改、电梯怎么加装、养老中心怎么建，都在立法意见的征询和推动下，一件件变成了惠民的实事。

“老带新”是信息员队伍建设的重要模式。下午4时，刘夕苒和大山见到了“师父”黄雪莉和周耿夫妇。这对夫妻从事民意采集工作多年，经常“比拼”谁提的立法建议被采纳得多。“要坚持提意见建议，即使一开始不被采纳也不要灰心，继续做下去就能取得成绩。”周耿叮嘱道。黄雪莉则问大山有没有志向加入，大山点了点头，表示自己会加紧学中文。

“我们不怕‘老外’提意见”

聘请外籍立法信息采集员，是中国立法开放与自信的体现。“我们不怕‘老外’提意见，反而欢迎他们从不同的文化视角，为我们的法律完善提供借鉴。”中心湾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张义清对记者说，“民主不问国籍，只要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你的建议就有机会直通国家立法机关。”

这一天的经历，让大山亲眼见证了中国的基层民主是如何运行的。“每个中国人都有机会参与制定和完善国家的法律法规。”刘夕苒深有同感，认为中国民主难能可贵。“在学校我们常学到，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但在一些国家，往往只有少数精英才有资格讨论像立法这样的大事，而在中国，信息员会走到居民中间，询问他们的意见。这也解释了，中国为何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巨大的发展。”

夜色降临，重庆的灯火璀璨，嘉陵江的江水缓缓流淌，就像基层民意的涓涓细流，汇聚成中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磅礴力量。刘夕苒的一天，是无数信息员的缩影，更是中国民主法治建设的生动写照——在这里，每一个声音都被倾听，每一份诉求都被重视，每一个人都能成为民主的参与者、见证者和受益者。

【环球时报报道 记者 陈子帅 董万赫】“在这里，我真切感受到，中国政府在倾听人民的声音。”——2月25日下午，在重庆花弄里小区，马达加斯加姑娘刘夕苒（中文名）攥着一份养老服务法律草案，准备向社区居民征询意见。在一条坡道上，她停下脚步，动容地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出这番话。

刘夕苒是重庆电子科技职业大学的一名留学生，去年7月被沙坪坝区石井坡街道中心湾社区基层立法联系点（下称“联系点”）聘为外籍立法信息采集员（下称“信息员”），肩负起“原汁原味反映基层民意”的重任。记者跟随她体验了一天信息员工作，看见了中国基层民主最真实、最质朴的模样。

“重庆没有因为我是外国人就让我‘站在门外’”

上午9时，刘夕苒和哈萨克斯坦籍留学生大山来到联系点。寒暄后，她穿上蓝色制服，等待即将举行的普法活动。大山好奇地翻看桌上的法律条文，不时用手机查询生词——这是他第一次来到联系点，也是第一次近距离接触中国的基层立法工作。作为大一新生，大山听老师介绍过：外国学生提的立法建议有机会直接上报给全国人大，“这让我既意外又温暖。”他也因此一直怀揣着加入这个集体的愿望。

“熟悉中国法律是开展工作的基础，每一次普法宣传，都是一次积累。”刘夕苒告诉大山。她向记者回忆：“去年我接过聘书的那一刻，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被信任感’和‘归属感’。重庆没有因为我是外国人就让我‘站在门外’，而是用开放的姿态告诉我：只要生活在这里，就是这座城市的主人。”

2月25日的普法内容是《重庆市停车管理条例》。活动结束后，两人跟着团结坝社区城管专干冯一飞来到嘉陵江边进行生态调研。刘夕苒发现江面上有不少船，提出疑问，“会不会造成污染？”“放心，江面上没有沙船、捕鱼船，这是我们的母亲河，我们会定期巡逻，守护好她。”冯一飞解释道。

外籍立法信息采集员已成为中国生态立法的重要“建言者”。去年，在征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草案）》意见时，刘夕苒等人对“河湖长制”（河长制、湖长制的统称，是由各级党政负责同志担任河湖长，负责组织领导相应河湖治理和保护的一项生态文明建设制度创新——编者注）的条款非常关注。他们提出，法典应该通过赋予河湖长实际的问责权和处置权，来解决部分河湖长“有名无实”的问题，让制度真正“长出牙齿”。该建议已经上报给立法机关。

“我会把大家的意见都记录下来”

收集街坊邻居对法律草案的看法，是信息员最核心的工作。下午，刘夕苒和大山带着《重庆市养老服务条例（草案）》，走进花弄里小区。几位老人正围坐在树下聊天。“夕苒又来征询意见呀？”“今天想问问大家，对养老服务的想法，这是草案，大家可以看看。”她说。

显然老人们对这个话题兴趣颇足，大家边聊边走到小区的“议事苑”（社区居民在一起商议事情的场所）。阿姨们畅谈自己的养老诉求：“老人最需要情感陪伴，春晚有很多机器人，希望社区能安排机器人上门陪伴，或者帮我们做做家务。”73岁的衡阿姨说。有位阿姨操着一口地道的重庆话，刘夕苒听得有些吃力，眉头蹙起。联系点首位信息员姚华全心领神会，笑着把重庆方言翻译成普通话。刘夕苒坐在中间，边听边记，“养老是个大问题。我会把大家的意见都记录下来。相信中国的养老保障和相关法律会越来越完善。”大山通过翻译机，时不时点头回应。

2020年5月，中心湾社区被确立为市级基层立法联系点，其设立初衷很简单，也很直接——就是帮助立法机关听取老百姓的声音。在这里，包括外籍友人在内的各行各业人士，都可以坐在一起讨论国家大事。

这些讨论不是“走过场”，而是为了解决居民的实际问题。“大家提的建议，哪怕只是一句话，我们都会认真梳理上报。”沙坪坝区石井坡街道人大工委主任罗杰告诉记者，很多困扰居民多年的老问题，如老旧小区怎么改、电梯怎么加装、养老中心怎么建，都在立法意见的征询和推动下，一件件变成了惠民的实事。

“老带新”是信息员队伍建设的重要模式。下午4时，刘夕苒和大山见到了“师父”黄雪莉和周耿夫妇。这对夫妻从事民意采集工作多年，经常“比拼”谁提的立法建议被采纳得多。“要坚持提意见建议，即使一开始不被采纳也不要灰心，继续做下去就能取得成绩。”周耿叮嘱道。黄雪莉则问大山有没有志向加入，大山点了点头，表示自己会加紧学中文。

“我们不怕‘老外’提意见”

聘请外籍立法信息采集员，是中国立法开放与自信的体现。“我们不怕‘老外’提意见，反而欢迎他们从不同的文化视角，为我们的法律完善提供借鉴。”中心湾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张义清对记者说，“民主不问国籍，只要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你的建议就有机会直通国家立法机关。”

这一天的经历，让大山亲眼见证了中国的基层民主是如何运行的。“每个中国人都有机会参与制定和完善国家的法律法规。”刘夕苒深有同感，认为中国民主难能可贵。“在学校我们常学到，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但在一些国家，往往只有少数精英才有资格讨论像立法这样的大事，而在中国，信息员会走到居民中间，询问他们的意见。这也解释了，中国为何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巨大的发展。”

夜色降临，重庆的灯火璀璨，嘉陵江的江水缓缓流淌，就像基层民意的涓涓细流，汇聚成中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磅礴力量。刘夕苒的一天，是无数信息员的缩影，更是中国民主法治建设的生动写照——在这里，每一个声音都被倾听，每一份诉求都被重视，每一个人都能成为民主的参与者、见证者和受益者。

【环球时报报道 记者 陈子帅 董万赫】“在这里，我真切感受到，中国政府在倾听人民的声音。”——2月25日下午，在重庆花弄里小区，马达加斯加姑娘刘夕苒（中文名）攥着一份养老服务法律草案，准备向社区居民征询意见。在一条坡道上，她停下脚步，动容地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出这番话。

刘夕苒是重庆电子科技职业大学的一名留学生，去年7月被沙坪坝区石井坡街道中心湾社区基层立法联系点（下称“联系点”）聘为外籍立法信息采集员（下称“信息员”），肩负起“原汁原味反映基层民意”的重任。记者跟随她体验了一天信息员工作，看见了中国基层民主最真实、最质朴的模样。

“重庆没有因为我是外国人就让我‘站在门外’”

上午9时，刘夕苒和哈萨克斯坦籍留学生大山来到联系点。寒暄后，她穿上蓝色制服，等待即将举行的普法活动。大山好奇地翻看桌上的法律条文，不时用手机查询生词——这是他第一次来到联系点，也是第一次近距离接触中国的基层立法工作。作为大一新生，大山听老师介绍过：外国学生提的立法建议有机会直接上报给全国人大，“这让我既意外又温暖。”他也因此一直怀揣着加入这个集体的愿望。

“熟悉中国法律是开展工作的基础，每一次普法宣传，都是一次积累。”刘夕苒告诉大山。她向记者回忆：“去年我接过聘书的那一刻，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被信任感’和‘归属感’。重庆没有因为我是外国人就让我‘站在门外’，而是用开放的姿态告诉我：只要生活在这里，就是这座城市的主人。”

2月25日的普法内容是《重庆市停车管理条例》。活动结束后，两人跟着团结坝社区城管专干冯一飞来到嘉陵江边进行生态调研。刘夕苒发现江面上有不少船，提出疑问，“会不会造成污染？”“放心，江面上没有沙船、捕鱼船，这是我们的母亲河，我们会定期巡逻，守护好她。”冯一飞解释道。

外籍立法信息采集员已成为中国生态立法的重要“建言者”。去年，在征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草案）》意见时，刘夕苒等人对“河湖长制”（河长制、湖长制的统称，是由各级党政负责同志担任河湖长，负责组织领导相应河湖治理和保护的一项生态文明建设制度创新——编者注）的条款非常关注。他们提出，法典应该通过赋予河湖长实际的问责权和处置权，来解决部分河湖长“有名无实”的问题，让制度真正“长出牙齿”。该建议已经上报给立法机关。

“我会把大家的意见都记录下来”

收集街坊邻居对法律草案的看法，是信息员最核心的工作。下午，刘夕苒和大山带着《重庆市养老服务条例（草案）》，走进花弄里小区。几位老人正围坐在树下聊天。“夕苒又来征询意见呀？”“今天想问问大家，对养老服务的想法，这是草案，大家可以看看。”她说。

显然老人们对这个话题兴趣颇足，大家边聊边走到小区的“议事苑”（社区居民在一起商议事情的场所）。阿姨们畅谈自己的养老诉求：“老人最需要情感陪伴，春晚有很多机器人，希望社区能安排机器人上门陪伴，或者帮我们做做家务。”73岁的衡阿姨说。有位阿姨操着一口地道的重庆话，刘夕苒听得有些吃力，眉头蹙起。联系点首位信息员姚华全心领神会，笑着把重庆方言翻译成普通话。刘夕苒坐在中间，边听边记，“养老是个大问题。我会把大家的意见都记录下来。相信中国的养老保障和相关法律会越来越完善。”大山通过翻译机，时不时点头回应。

2020年5月，中心湾社区被确立为市级基层立法联系点，其设立初衷很简单，也很直接——就是帮助立法机关听取老百姓的声音。在这里，包括外籍友人在内的各行各业人士，都可以坐在一起讨论国家大事。

这些讨论不是“走过场”，而是为了解决居民的实际问题。“大家提的建议，哪怕只是一句话，我们都会认真梳理上报。”沙坪坝区石井坡街道人大工委主任罗杰告诉记者，很多困扰居民多年的老问题，如老旧小区怎么改、电梯怎么加装、养老中心怎么建，都在立法意见的征询和推动下，一件件变成了惠民的实事。

“老带新”是信息员队伍建设的重要模式。下午4时，刘夕苒和大山见到了“师父”黄雪莉和周耿夫妇。这对夫妻从事民意采集工作多年，经常“比拼”谁提的立法建议被采纳得多。“要坚持提意见建议，即使一开始不被采纳也不要灰心，继续做下去就能取得成绩。”周耿叮嘱道。黄雪莉则问大山有没有志向加入，大山点了点头，表示自己会加紧学中文。

“我们不怕‘老外’提意见”

聘请外籍立法信息采集员，是中国立法开放与自信的体现。“我们不怕‘老外’提意见，反而欢迎他们从不同的文化视角，为我们的法律完善提供借鉴。”中心湾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张义清对记者说，“民主不问国籍，只要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你的建议就有机会直通国家立法机关。”

这一天的经历，让大山亲眼见证了中国的基层民主是如何运行的。“每个中国人都有机会参与制定和完善国家的法律法规。”刘夕苒深有同感，认为中国民主难能可贵。“在学校我们常学到，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但在一些国家，往往只有少数精英才有资格讨论像立法这样的大事，而在中国，信息员会走到居民中间，询问他们的意见。这也解释了，中国为何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巨大的发展。”

夜色降临，重庆的灯火璀璨，嘉陵江的江水缓缓流淌，就像基层民意的涓涓细流，汇聚成中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磅礴力量。刘夕苒的一天，是无数信息员的缩影，更是中国民主法治建设的生动写照——在这里，每一个声音都被倾听，每一份诉求都被重视，每一个人都能成为民主的参与者、见证者和受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