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之畔，金刚沱台地，三座沉睡3300多年的陶窑悄然现身。它们排列成线，结构清晰，仿佛刚刚熄灭最后一缕窑烟。近日，《四川文物》发布《重庆市江津区梧桐土遗址商代窑址发掘简报》，揭开了这座陶器“生产作坊”的样貌。

3月15日，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专访了论文第一作者、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文博馆员卢林明，从他的娓娓讲述中，探寻重庆商代先民的手工业图景。

3300多年前小型手工业场正从泥土中渐渐清晰

在遗址南部发掘区，三座窑址呈南北向直线紧密排列。考古工作者为其编号Y3、Y4、Y5。它们规模不大，最小的Y5通长仅1.38米，最大的Y3也不过3.72米。它们的形制呈现出惊人的一致：均是在生土中挖坑修砌而成，属于典型的横穴式升焰窑。

▲Y3、Y4、Y5位置分布图。受访单位供图

“这种窑的构造很有意思。”卢林明说，“它们由操作间、火膛、火道和窑室四部分组成，就像一套精巧的‘地暖’系统。窑工在操作间添柴加火，火焰经火膛进入火道，再升至窑室烧制陶器，最后烟从顶部的烟囱排出。升温快，但保温稍差，因此烧成的陶器火候不算高，这也正是商代晚期陶窑的技术特点。”

▲考古专家绘制的Y4平面、剖面图。受访单位供图

在Y4的火道两侧，至今仍保留着用长条形鹅卵石竖砌的膛壁，部分石块虽已残缺，却依然能想见当年工匠砌窑时的用心。

▲Y4解剖后的细节。受访单位供图

Y3的窑室底部还保留着青灰色烧结面，厚约两厘米，那是高温反复煅烧留下的“工作记忆”。

三座窑中，Y5形制最小，位置靠南，叠压于一处石堆遗迹之下。考古人员推测，它或许是最早修建的“试验性”窑炉。

有意思的是，窑址周边分布着灰坑和柱洞。柱洞可能是搭建遮风挡雨的简易工棚所留，灰坑则距离窑址很近，堆积纯净，或许是当时用于储水的生产附属设施。

窑址南部，还发现了一处石器加工场所。窑址、灰坑、柱洞、石器加工点……一幅3300多年前小型手工业场的生活图景，正从泥土中渐渐清晰。

陶韵千年复原商朝巴人的生活图景

窑址废弃堆积中出土了大量陶器残片，虽多为碎片，却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陶器以夹砂灰褐陶和灰陶为主，泥质黑陶、黄褐陶也占一定比例。素面居多，有纹饰者以绳纹、弦纹为主。可辨器型包括高领罐、小平底罐、侈口罐、尖底盏、器盖、钵等。

卢林明说，在Y3窑室底部，出土了一件可复原的小平底罐。这件夹砂灰陶罐敛口、方唇、束颈、鼓腹，肩部有刮抹痕迹，腹部饰粗绳纹，通高12.6厘米。它应当是当时人们日常使用的炊煮器具。

Y4出土的尖底盏仅存底部，却极富时代特征——下腹壁斜弧内收，尖底近圜，器壁薄而精致。这种器物在峡江地区商周遗址中常见，被认为是巴文化的标志性遗物。

高领罐的数量最多，形态也较为丰富。敞口、侈口、卷沿、翻沿、折沿……仅Y4就出土了29件高领罐标本，这些器物表面多见刮抹痕迹，轮制与手制兼用，显示出陶器制作已较成熟，但工艺尚显粗犷。

“你看这件簋形器。”卢林明指着照片说，它是泥质红褐陶制成，敞口、尖圆唇、弧腹、圈足外撇，高仅7.5厘米，“口沿外有轮修痕迹，内壁可见泥条盘筑痕迹，两种工艺并存，很有意思。”

为陶窑“验明正身”，考古自有众多妙招

这三座陶窑到底多少岁了？考古学家用了好几招来给它“测骨龄”。

最直观的是看“地层学”——就像看一本层层叠叠的书，越往下的页面年代越久远。这三座窑都位于地层的最下方，直接打破生土（也就是从未被扰动过的原始土层），说明它们是这片区域最早的“居民”之一。

第二招是“器物排队”。考古人员在窑址附近的地层中，找到了不少典型的陶片。比如一种叫“小平底罐”的器物，和成都十二桥遗址出土的几乎一模一样，而后者被考证为商代中晚期。还有一种“尖底杯”，也是那个时代的“爆款”单品。把这些器物和周边地区已经确定年代的遗址一对比，年代范围就大致框定了。

最硬核的招数，是“碳十四测年”。简单说，就是提取窑址里发现的植物种子，检测其中碳元素的衰变程度，就像给文物做一次“体检”。检测结果很明确：Y3的年代在公元前1405年到前1223年之间，Y4在公元前1400年到前1199年之间——换算成我们熟悉的说法，就是距今3300多年前的商代晚期。

那么，这些陶器是谁做的？卢林明说，从器物的风格来看，既有成都平原“十二桥文化”的影子，又有峡江地区“石地坝文化”的特色。因此，梧桐土遗址是一处典型的巴文化遗址，当时的先民既继承本地传统，又吸收了来自上游成都平原的影响，烧出了这些独具特色的陶器。

窑火已熄，陶片无声。梧桐土遗址的发现，让3300多年前长江之畔的工匠身影变得清晰起来。他们挖土筑窑，抟土成器，在烟火中探索技艺，在劳作中创造生活。这一缕3300多年前的窑烟，今天终于被考古工作者轻轻拨开，映入公众眼帘。

更让考古人员兴奋的是，在渝西地区，像这样保存完整、时代明确的商代晚期陶窑，还是首次发现。

三座窑并列成排，周围还有灰坑、柱洞、石器加工场，构成了一处完整的小型手工业作坊。这对于研究3300多年前重庆先民怎么生活、怎么生产，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证据。

据悉，相关研究工作仍在继续，更多关于梧桐土先民的故事，或将随着考古发掘的推进而进一步揭开。

长江之畔，金刚沱台地，三座沉睡3300多年的陶窑悄然现身。它们排列成线，结构清晰，仿佛刚刚熄灭最后一缕窑烟。近日，《四川文物》发布《重庆市江津区梧桐土遗址商代窑址发掘简报》，揭开了这座陶器“生产作坊”的样貌。

3月15日，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专访了论文第一作者、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文博馆员卢林明，从他的娓娓讲述中，探寻重庆商代先民的手工业图景。

3300多年前小型手工业场正从泥土中渐渐清晰

在遗址南部发掘区，三座窑址呈南北向直线紧密排列。考古工作者为其编号Y3、Y4、Y5。它们规模不大，最小的Y5通长仅1.38米，最大的Y3也不过3.72米。它们的形制呈现出惊人的一致：均是在生土中挖坑修砌而成，属于典型的横穴式升焰窑。

▲Y3、Y4、Y5位置分布图。受访单位供图

“这种窑的构造很有意思。”卢林明说，“它们由操作间、火膛、火道和窑室四部分组成，就像一套精巧的‘地暖’系统。窑工在操作间添柴加火，火焰经火膛进入火道，再升至窑室烧制陶器，最后烟从顶部的烟囱排出。升温快，但保温稍差，因此烧成的陶器火候不算高，这也正是商代晚期陶窑的技术特点。”

▲考古专家绘制的Y4平面、剖面图。受访单位供图

在Y4的火道两侧，至今仍保留着用长条形鹅卵石竖砌的膛壁，部分石块虽已残缺，却依然能想见当年工匠砌窑时的用心。

▲Y4解剖后的细节。受访单位供图

Y3的窑室底部还保留着青灰色烧结面，厚约两厘米，那是高温反复煅烧留下的“工作记忆”。

三座窑中，Y5形制最小，位置靠南，叠压于一处石堆遗迹之下。考古人员推测，它或许是最早修建的“试验性”窑炉。

有意思的是，窑址周边分布着灰坑和柱洞。柱洞可能是搭建遮风挡雨的简易工棚所留，灰坑则距离窑址很近，堆积纯净，或许是当时用于储水的生产附属设施。

窑址南部，还发现了一处石器加工场所。窑址、灰坑、柱洞、石器加工点……一幅3300多年前小型手工业场的生活图景，正从泥土中渐渐清晰。

陶韵千年复原商朝巴人的生活图景

窑址废弃堆积中出土了大量陶器残片，虽多为碎片，却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陶器以夹砂灰褐陶和灰陶为主，泥质黑陶、黄褐陶也占一定比例。素面居多，有纹饰者以绳纹、弦纹为主。可辨器型包括高领罐、小平底罐、侈口罐、尖底盏、器盖、钵等。

卢林明说，在Y3窑室底部，出土了一件可复原的小平底罐。这件夹砂灰陶罐敛口、方唇、束颈、鼓腹，肩部有刮抹痕迹，腹部饰粗绳纹，通高12.6厘米。它应当是当时人们日常使用的炊煮器具。

Y4出土的尖底盏仅存底部，却极富时代特征——下腹壁斜弧内收，尖底近圜，器壁薄而精致。这种器物在峡江地区商周遗址中常见，被认为是巴文化的标志性遗物。

高领罐的数量最多，形态也较为丰富。敞口、侈口、卷沿、翻沿、折沿……仅Y4就出土了29件高领罐标本，这些器物表面多见刮抹痕迹，轮制与手制兼用，显示出陶器制作已较成熟，但工艺尚显粗犷。

“你看这件簋形器。”卢林明指着照片说，它是泥质红褐陶制成，敞口、尖圆唇、弧腹、圈足外撇，高仅7.5厘米，“口沿外有轮修痕迹，内壁可见泥条盘筑痕迹，两种工艺并存，很有意思。”

为陶窑“验明正身”，考古自有众多妙招

这三座陶窑到底多少岁了？考古学家用了好几招来给它“测骨龄”。

最直观的是看“地层学”——就像看一本层层叠叠的书，越往下的页面年代越久远。这三座窑都位于地层的最下方，直接打破生土（也就是从未被扰动过的原始土层），说明它们是这片区域最早的“居民”之一。

第二招是“器物排队”。考古人员在窑址附近的地层中，找到了不少典型的陶片。比如一种叫“小平底罐”的器物，和成都十二桥遗址出土的几乎一模一样，而后者被考证为商代中晚期。还有一种“尖底杯”，也是那个时代的“爆款”单品。把这些器物和周边地区已经确定年代的遗址一对比，年代范围就大致框定了。

最硬核的招数，是“碳十四测年”。简单说，就是提取窑址里发现的植物种子，检测其中碳元素的衰变程度，就像给文物做一次“体检”。检测结果很明确：Y3的年代在公元前1405年到前1223年之间，Y4在公元前1400年到前1199年之间——换算成我们熟悉的说法，就是距今3300多年前的商代晚期。

那么，这些陶器是谁做的？卢林明说，从器物的风格来看，既有成都平原“十二桥文化”的影子，又有峡江地区“石地坝文化”的特色。因此，梧桐土遗址是一处典型的巴文化遗址，当时的先民既继承本地传统，又吸收了来自上游成都平原的影响，烧出了这些独具特色的陶器。

窑火已熄，陶片无声。梧桐土遗址的发现，让3300多年前长江之畔的工匠身影变得清晰起来。他们挖土筑窑，抟土成器，在烟火中探索技艺，在劳作中创造生活。这一缕3300多年前的窑烟，今天终于被考古工作者轻轻拨开，映入公众眼帘。

更让考古人员兴奋的是，在渝西地区，像这样保存完整、时代明确的商代晚期陶窑，还是首次发现。

三座窑并列成排，周围还有灰坑、柱洞、石器加工场，构成了一处完整的小型手工业作坊。这对于研究3300多年前重庆先民怎么生活、怎么生产，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证据。

据悉，相关研究工作仍在继续，更多关于梧桐土先民的故事，或将随着考古发掘的推进而进一步揭开。

长江之畔，金刚沱台地，三座沉睡3300多年的陶窑悄然现身。它们排列成线，结构清晰，仿佛刚刚熄灭最后一缕窑烟。近日，《四川文物》发布《重庆市江津区梧桐土遗址商代窑址发掘简报》，揭开了这座陶器“生产作坊”的样貌。

3月15日，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专访了论文第一作者、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文博馆员卢林明，从他的娓娓讲述中，探寻重庆商代先民的手工业图景。

3300多年前小型手工业场正从泥土中渐渐清晰

在遗址南部发掘区，三座窑址呈南北向直线紧密排列。考古工作者为其编号Y3、Y4、Y5。它们规模不大，最小的Y5通长仅1.38米，最大的Y3也不过3.72米。它们的形制呈现出惊人的一致：均是在生土中挖坑修砌而成，属于典型的横穴式升焰窑。

▲Y3、Y4、Y5位置分布图。受访单位供图

“这种窑的构造很有意思。”卢林明说，“它们由操作间、火膛、火道和窑室四部分组成，就像一套精巧的‘地暖’系统。窑工在操作间添柴加火，火焰经火膛进入火道，再升至窑室烧制陶器，最后烟从顶部的烟囱排出。升温快，但保温稍差，因此烧成的陶器火候不算高，这也正是商代晚期陶窑的技术特点。”

▲考古专家绘制的Y4平面、剖面图。受访单位供图

在Y4的火道两侧，至今仍保留着用长条形鹅卵石竖砌的膛壁，部分石块虽已残缺，却依然能想见当年工匠砌窑时的用心。

▲Y4解剖后的细节。受访单位供图

Y3的窑室底部还保留着青灰色烧结面，厚约两厘米，那是高温反复煅烧留下的“工作记忆”。

三座窑中，Y5形制最小，位置靠南，叠压于一处石堆遗迹之下。考古人员推测，它或许是最早修建的“试验性”窑炉。

有意思的是，窑址周边分布着灰坑和柱洞。柱洞可能是搭建遮风挡雨的简易工棚所留，灰坑则距离窑址很近，堆积纯净，或许是当时用于储水的生产附属设施。

窑址南部，还发现了一处石器加工场所。窑址、灰坑、柱洞、石器加工点……一幅3300多年前小型手工业场的生活图景，正从泥土中渐渐清晰。

陶韵千年复原商朝巴人的生活图景

窑址废弃堆积中出土了大量陶器残片，虽多为碎片，却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陶器以夹砂灰褐陶和灰陶为主，泥质黑陶、黄褐陶也占一定比例。素面居多，有纹饰者以绳纹、弦纹为主。可辨器型包括高领罐、小平底罐、侈口罐、尖底盏、器盖、钵等。

卢林明说，在Y3窑室底部，出土了一件可复原的小平底罐。这件夹砂灰陶罐敛口、方唇、束颈、鼓腹，肩部有刮抹痕迹，腹部饰粗绳纹，通高12.6厘米。它应当是当时人们日常使用的炊煮器具。

Y4出土的尖底盏仅存底部，却极富时代特征——下腹壁斜弧内收，尖底近圜，器壁薄而精致。这种器物在峡江地区商周遗址中常见，被认为是巴文化的标志性遗物。

高领罐的数量最多，形态也较为丰富。敞口、侈口、卷沿、翻沿、折沿……仅Y4就出土了29件高领罐标本，这些器物表面多见刮抹痕迹，轮制与手制兼用，显示出陶器制作已较成熟，但工艺尚显粗犷。

“你看这件簋形器。”卢林明指着照片说，它是泥质红褐陶制成，敞口、尖圆唇、弧腹、圈足外撇，高仅7.5厘米，“口沿外有轮修痕迹，内壁可见泥条盘筑痕迹，两种工艺并存，很有意思。”

为陶窑“验明正身”，考古自有众多妙招

这三座陶窑到底多少岁了？考古学家用了好几招来给它“测骨龄”。

最直观的是看“地层学”——就像看一本层层叠叠的书，越往下的页面年代越久远。这三座窑都位于地层的最下方，直接打破生土（也就是从未被扰动过的原始土层），说明它们是这片区域最早的“居民”之一。

第二招是“器物排队”。考古人员在窑址附近的地层中，找到了不少典型的陶片。比如一种叫“小平底罐”的器物，和成都十二桥遗址出土的几乎一模一样，而后者被考证为商代中晚期。还有一种“尖底杯”，也是那个时代的“爆款”单品。把这些器物和周边地区已经确定年代的遗址一对比，年代范围就大致框定了。

最硬核的招数，是“碳十四测年”。简单说，就是提取窑址里发现的植物种子，检测其中碳元素的衰变程度，就像给文物做一次“体检”。检测结果很明确：Y3的年代在公元前1405年到前1223年之间，Y4在公元前1400年到前1199年之间——换算成我们熟悉的说法，就是距今3300多年前的商代晚期。

那么，这些陶器是谁做的？卢林明说，从器物的风格来看，既有成都平原“十二桥文化”的影子，又有峡江地区“石地坝文化”的特色。因此，梧桐土遗址是一处典型的巴文化遗址，当时的先民既继承本地传统，又吸收了来自上游成都平原的影响，烧出了这些独具特色的陶器。

窑火已熄，陶片无声。梧桐土遗址的发现，让3300多年前长江之畔的工匠身影变得清晰起来。他们挖土筑窑，抟土成器，在烟火中探索技艺，在劳作中创造生活。这一缕3300多年前的窑烟，今天终于被考古工作者轻轻拨开，映入公众眼帘。

更让考古人员兴奋的是，在渝西地区，像这样保存完整、时代明确的商代晚期陶窑，还是首次发现。

三座窑并列成排，周围还有灰坑、柱洞、石器加工场，构成了一处完整的小型手工业作坊。这对于研究3300多年前重庆先民怎么生活、怎么生产，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证据。

据悉，相关研究工作仍在继续，更多关于梧桐土先民的故事，或将随着考古发掘的推进而进一步揭开。

长江之畔，金刚沱台地，三座沉睡3300多年的陶窑悄然现身。它们排列成线，结构清晰，仿佛刚刚熄灭最后一缕窑烟。近日，《四川文物》发布《重庆市江津区梧桐土遗址商代窑址发掘简报》，揭开了这座陶器“生产作坊”的样貌。

3月15日，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专访了论文第一作者、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文博馆员卢林明，从他的娓娓讲述中，探寻重庆商代先民的手工业图景。

3300多年前小型手工业场正从泥土中渐渐清晰

在遗址南部发掘区，三座窑址呈南北向直线紧密排列。考古工作者为其编号Y3、Y4、Y5。它们规模不大，最小的Y5通长仅1.38米，最大的Y3也不过3.72米。它们的形制呈现出惊人的一致：均是在生土中挖坑修砌而成，属于典型的横穴式升焰窑。

▲Y3、Y4、Y5位置分布图。受访单位供图

“这种窑的构造很有意思。”卢林明说，“它们由操作间、火膛、火道和窑室四部分组成，就像一套精巧的‘地暖’系统。窑工在操作间添柴加火，火焰经火膛进入火道，再升至窑室烧制陶器，最后烟从顶部的烟囱排出。升温快，但保温稍差，因此烧成的陶器火候不算高，这也正是商代晚期陶窑的技术特点。”

▲考古专家绘制的Y4平面、剖面图。受访单位供图

在Y4的火道两侧，至今仍保留着用长条形鹅卵石竖砌的膛壁，部分石块虽已残缺，却依然能想见当年工匠砌窑时的用心。

▲Y4解剖后的细节。受访单位供图

Y3的窑室底部还保留着青灰色烧结面，厚约两厘米，那是高温反复煅烧留下的“工作记忆”。

三座窑中，Y5形制最小，位置靠南，叠压于一处石堆遗迹之下。考古人员推测，它或许是最早修建的“试验性”窑炉。

有意思的是，窑址周边分布着灰坑和柱洞。柱洞可能是搭建遮风挡雨的简易工棚所留，灰坑则距离窑址很近，堆积纯净，或许是当时用于储水的生产附属设施。

窑址南部，还发现了一处石器加工场所。窑址、灰坑、柱洞、石器加工点……一幅3300多年前小型手工业场的生活图景，正从泥土中渐渐清晰。

陶韵千年复原商朝巴人的生活图景

窑址废弃堆积中出土了大量陶器残片，虽多为碎片，却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陶器以夹砂灰褐陶和灰陶为主，泥质黑陶、黄褐陶也占一定比例。素面居多，有纹饰者以绳纹、弦纹为主。可辨器型包括高领罐、小平底罐、侈口罐、尖底盏、器盖、钵等。

卢林明说，在Y3窑室底部，出土了一件可复原的小平底罐。这件夹砂灰陶罐敛口、方唇、束颈、鼓腹，肩部有刮抹痕迹，腹部饰粗绳纹，通高12.6厘米。它应当是当时人们日常使用的炊煮器具。

Y4出土的尖底盏仅存底部，却极富时代特征——下腹壁斜弧内收，尖底近圜，器壁薄而精致。这种器物在峡江地区商周遗址中常见，被认为是巴文化的标志性遗物。

高领罐的数量最多，形态也较为丰富。敞口、侈口、卷沿、翻沿、折沿……仅Y4就出土了29件高领罐标本，这些器物表面多见刮抹痕迹，轮制与手制兼用，显示出陶器制作已较成熟，但工艺尚显粗犷。

“你看这件簋形器。”卢林明指着照片说，它是泥质红褐陶制成，敞口、尖圆唇、弧腹、圈足外撇，高仅7.5厘米，“口沿外有轮修痕迹，内壁可见泥条盘筑痕迹，两种工艺并存，很有意思。”

为陶窑“验明正身”，考古自有众多妙招

这三座陶窑到底多少岁了？考古学家用了好几招来给它“测骨龄”。

最直观的是看“地层学”——就像看一本层层叠叠的书，越往下的页面年代越久远。这三座窑都位于地层的最下方，直接打破生土（也就是从未被扰动过的原始土层），说明它们是这片区域最早的“居民”之一。

第二招是“器物排队”。考古人员在窑址附近的地层中，找到了不少典型的陶片。比如一种叫“小平底罐”的器物，和成都十二桥遗址出土的几乎一模一样，而后者被考证为商代中晚期。还有一种“尖底杯”，也是那个时代的“爆款”单品。把这些器物和周边地区已经确定年代的遗址一对比，年代范围就大致框定了。

最硬核的招数，是“碳十四测年”。简单说，就是提取窑址里发现的植物种子，检测其中碳元素的衰变程度，就像给文物做一次“体检”。检测结果很明确：Y3的年代在公元前1405年到前1223年之间，Y4在公元前1400年到前1199年之间——换算成我们熟悉的说法，就是距今3300多年前的商代晚期。

那么，这些陶器是谁做的？卢林明说，从器物的风格来看，既有成都平原“十二桥文化”的影子，又有峡江地区“石地坝文化”的特色。因此，梧桐土遗址是一处典型的巴文化遗址，当时的先民既继承本地传统，又吸收了来自上游成都平原的影响，烧出了这些独具特色的陶器。

窑火已熄，陶片无声。梧桐土遗址的发现，让3300多年前长江之畔的工匠身影变得清晰起来。他们挖土筑窑，抟土成器，在烟火中探索技艺，在劳作中创造生活。这一缕3300多年前的窑烟，今天终于被考古工作者轻轻拨开，映入公众眼帘。

更让考古人员兴奋的是，在渝西地区，像这样保存完整、时代明确的商代晚期陶窑，还是首次发现。

三座窑并列成排，周围还有灰坑、柱洞、石器加工场，构成了一处完整的小型手工业作坊。这对于研究3300多年前重庆先民怎么生活、怎么生产，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证据。

据悉，相关研究工作仍在继续，更多关于梧桐土先民的故事，或将随着考古发掘的推进而进一步揭开。

长江之畔，金刚沱台地，三座沉睡3300多年的陶窑悄然现身。它们排列成线，结构清晰，仿佛刚刚熄灭最后一缕窑烟。近日，《四川文物》发布《重庆市江津区梧桐土遗址商代窑址发掘简报》，揭开了这座陶器“生产作坊”的样貌。

3月15日，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专访了论文第一作者、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文博馆员卢林明，从他的娓娓讲述中，探寻重庆商代先民的手工业图景。

3300多年前小型手工业场正从泥土中渐渐清晰

在遗址南部发掘区，三座窑址呈南北向直线紧密排列。考古工作者为其编号Y3、Y4、Y5。它们规模不大，最小的Y5通长仅1.38米，最大的Y3也不过3.72米。它们的形制呈现出惊人的一致：均是在生土中挖坑修砌而成，属于典型的横穴式升焰窑。

▲Y3、Y4、Y5位置分布图。受访单位供图

“这种窑的构造很有意思。”卢林明说，“它们由操作间、火膛、火道和窑室四部分组成，就像一套精巧的‘地暖’系统。窑工在操作间添柴加火，火焰经火膛进入火道，再升至窑室烧制陶器，最后烟从顶部的烟囱排出。升温快，但保温稍差，因此烧成的陶器火候不算高，这也正是商代晚期陶窑的技术特点。”

▲考古专家绘制的Y4平面、剖面图。受访单位供图

在Y4的火道两侧，至今仍保留着用长条形鹅卵石竖砌的膛壁，部分石块虽已残缺，却依然能想见当年工匠砌窑时的用心。

▲Y4解剖后的细节。受访单位供图

Y3的窑室底部还保留着青灰色烧结面，厚约两厘米，那是高温反复煅烧留下的“工作记忆”。

三座窑中，Y5形制最小，位置靠南，叠压于一处石堆遗迹之下。考古人员推测，它或许是最早修建的“试验性”窑炉。

有意思的是，窑址周边分布着灰坑和柱洞。柱洞可能是搭建遮风挡雨的简易工棚所留，灰坑则距离窑址很近，堆积纯净，或许是当时用于储水的生产附属设施。

窑址南部，还发现了一处石器加工场所。窑址、灰坑、柱洞、石器加工点……一幅3300多年前小型手工业场的生活图景，正从泥土中渐渐清晰。

陶韵千年复原商朝巴人的生活图景

窑址废弃堆积中出土了大量陶器残片，虽多为碎片，却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陶器以夹砂灰褐陶和灰陶为主，泥质黑陶、黄褐陶也占一定比例。素面居多，有纹饰者以绳纹、弦纹为主。可辨器型包括高领罐、小平底罐、侈口罐、尖底盏、器盖、钵等。

卢林明说，在Y3窑室底部，出土了一件可复原的小平底罐。这件夹砂灰陶罐敛口、方唇、束颈、鼓腹，肩部有刮抹痕迹，腹部饰粗绳纹，通高12.6厘米。它应当是当时人们日常使用的炊煮器具。

Y4出土的尖底盏仅存底部，却极富时代特征——下腹壁斜弧内收，尖底近圜，器壁薄而精致。这种器物在峡江地区商周遗址中常见，被认为是巴文化的标志性遗物。

高领罐的数量最多，形态也较为丰富。敞口、侈口、卷沿、翻沿、折沿……仅Y4就出土了29件高领罐标本，这些器物表面多见刮抹痕迹，轮制与手制兼用，显示出陶器制作已较成熟，但工艺尚显粗犷。

“你看这件簋形器。”卢林明指着照片说，它是泥质红褐陶制成，敞口、尖圆唇、弧腹、圈足外撇，高仅7.5厘米，“口沿外有轮修痕迹，内壁可见泥条盘筑痕迹，两种工艺并存，很有意思。”

为陶窑“验明正身”，考古自有众多妙招

这三座陶窑到底多少岁了？考古学家用了好几招来给它“测骨龄”。

最直观的是看“地层学”——就像看一本层层叠叠的书，越往下的页面年代越久远。这三座窑都位于地层的最下方，直接打破生土（也就是从未被扰动过的原始土层），说明它们是这片区域最早的“居民”之一。

第二招是“器物排队”。考古人员在窑址附近的地层中，找到了不少典型的陶片。比如一种叫“小平底罐”的器物，和成都十二桥遗址出土的几乎一模一样，而后者被考证为商代中晚期。还有一种“尖底杯”，也是那个时代的“爆款”单品。把这些器物和周边地区已经确定年代的遗址一对比，年代范围就大致框定了。

最硬核的招数，是“碳十四测年”。简单说，就是提取窑址里发现的植物种子，检测其中碳元素的衰变程度，就像给文物做一次“体检”。检测结果很明确：Y3的年代在公元前1405年到前1223年之间，Y4在公元前1400年到前1199年之间——换算成我们熟悉的说法，就是距今3300多年前的商代晚期。

那么，这些陶器是谁做的？卢林明说，从器物的风格来看，既有成都平原“十二桥文化”的影子，又有峡江地区“石地坝文化”的特色。因此，梧桐土遗址是一处典型的巴文化遗址，当时的先民既继承本地传统，又吸收了来自上游成都平原的影响，烧出了这些独具特色的陶器。

窑火已熄，陶片无声。梧桐土遗址的发现，让3300多年前长江之畔的工匠身影变得清晰起来。他们挖土筑窑，抟土成器，在烟火中探索技艺，在劳作中创造生活。这一缕3300多年前的窑烟，今天终于被考古工作者轻轻拨开，映入公众眼帘。

更让考古人员兴奋的是，在渝西地区，像这样保存完整、时代明确的商代晚期陶窑，还是首次发现。

三座窑并列成排，周围还有灰坑、柱洞、石器加工场，构成了一处完整的小型手工业作坊。这对于研究3300多年前重庆先民怎么生活、怎么生产，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证据。

据悉，相关研究工作仍在继续，更多关于梧桐土先民的故事，或将随着考古发掘的推进而进一步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