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杨本芬为被网友“抒情的森林”指出“异曲同工”而道歉，却引发了舆论的争吵，一种声音是：抄袭实锤，没有什么可说的，另一种则是：这不算什么抄袭，就是正常的化用，对于高年纪的创作者更不能苛求。

这件事情除了能唤起大家对抄袭与合理借鉴、化用标准的讨论外，还反映出一个问题，就是当普通人成为文艺创作者，当“新大众文艺”迎来了一波发展高潮时，我们除了感动于作品的真情实感外，是否要对于他们作品的质量提出要求？“新大众文艺”该如何诞生高质量文艺作品？

以文学为例，眼下涌现了了各种以“新大众文艺”为名的丛书、专栏，花城出版社的“新大众文艺丛书”，收入东莞6位新大众写作者的诗文集，紧接着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推出《不负星光·新大众文艺丛书》第一辑，收录失聪诗人左右的《万籁俱寂》、油漆工白保林的《驼峰山下》、饺子馆店主柴治平的《一根纸烟燃烧的时间》等7部作品，接下来读者出版集团还将和张慧瑜合作推出“劳动者的诗与歌・新大众文艺丛书”。《中国作家》《山东文学》《时代文学》等文学刊物也纷纷开设“新大众文艺”专栏或推出专刊。

但通过对这些作品的阅读，不难发现一个问题，作品质量比较参差，有些作品内容单薄且在文学性上有所欠缺，还有作品被爆出“异曲同工”现象，如果按照正常的编辑、出版标准，它们还应该继续打磨。但眼下各家出版社、刊物为赶上这波风潮，到处寻找能创作、具有鲜明身份标签的“素人”，迅速把他们的作品结集，虽然看起来热闹，但长此以往，有“拔苗助长”的风险，并不利于“新大众文艺”的健康发展。

当下，“新大众文艺”已然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并得到各界肯定，激发了全民族的文艺创造力，衍生出丰富的创作形态。但下一步，应该更多思考如何提升“新大众文艺”的创作质量，使其不断涌现出精品，形成一个又一个高峰，由此提振全民族的精神风貌。

作为专业文艺工作者，该如何促进“新大众文艺”的高质量发展？

我尝试以文学为例进行探讨。

首先，不要因为是“大众”就降低标准。

在面对文学爱好者或素人写作者时，我们总是不自觉地降低标准，更看重情感的表达而不是修辞的准确、结构的精妙，评论也更多谈及创作意义而非作品质量。

一是因为我们对于他们的创作缺乏信心，刻板地认为“业余”就不如“专业”，二是缺乏真正适合他们的评价标准，只能生搬硬套。比如“新大众文艺”的文学创作更具即时性，内容短小精悍，情感高度浓缩，原来那种百科全书似的、长篇幅、细节聚焦型的经典写作标准就不适用于他们，他们也很难得到传统评论界的关注。还有编辑常以成功作品为标准硬套在他们身上，比如《我在北京送快递》大火之后，再有素人创作者想要出书，编辑就要求他们向《我在北京送快递》靠拢，家政女工李文丽就说：“编辑让我像《我在北京送快递》那样改，说要减少‘主观视角’，我根本不知道怎么改。”除了不会修改，文本原来的个性色彩也被损失。所以应该制定一个更符合他们创作实际的评判标准。

其次，不单独设置栏目、产品线，让这些作品画地为牢。

现在文学刊物通常给“新大众文艺”单独开辟一个栏目，虽然能让他们更好地被看到，但也把他们束缚起来，使其总在小圈子里打转，专业作家的小圈子被人诟病，但“新大众”也抱团取暖，彼此不看对方作品，局限在各自的回音室，失去了更广阔的讨论空间。

资深媒体人邱兵曾进行深刻反思：“在社群与圈层日益细分的环境中，写作往往只在‘熟人’或‘同好’之间流通，不同立场之间缺乏倾听，不同经验之间缺乏碰撞，削弱了文艺作为公共对话机制的功能。当写作失去公共性，它就很难承担起超越个体经验的意义。”于是他创办了一个“所有人创作，所有人阅读”的公共写作平台“天使望故乡”，有微信公众号也有杂志书，有文学作品也有人物纪录片。

作为一本新闻人创办的文学杂志，《天使望故乡》每期聚焦一个主题进行公共表达，第一期的主题是“中国人的账本”、第二期的主题是以《明天会更好》为代表的流行音乐，这些主题其实是一个对大部分人产生影响的标记物，每个人都能找到角度切入，在个体经验的表达中，又达到群体记忆的召唤，同时它又具有一种时代性，通过不同年代普通人日常的微观视角，记录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宏观变迁，具有独特的文献价值和社会意义。

《天使望故乡》就像是一个文学社交媒体，让不同的人群相互聆听，让不同的经验相互碰撞，试图重建一种公共性。撰稿队伍里既有专业创作者，又有各行各业的普通人，匿名网友、学生、教师、国企职员、灵活就业者、公务员……各种身份、背景的人群被放置在一起，平等地讲述自己的生命体验。在形式上，它不以文体进行分类，而是采取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的自由形式，有些是工整的文章，有些则是一个帖子、一段话，每个人的表述风格都得到尊重。在传播方式上，它既有微信公众号能确保每篇文章的阅读量，又有纸质出版物满足普通人想把文字变成铅字的梦想，还有短视频拍摄写作者的创作和生活。这对于局限于纸质印刷、传统文类标准，且文章之间缺乏关联的文学刊物提供了借鉴。

第三，专业和业余创作者之间相互促进，取长补短。

专业创作者不光要积极融入“新大众文艺”浪潮，发挥自己的专业力量，也要与业余创作者相互借鉴、协同创新。

在京郊的“新工人文学小组”，北京大学教授张慧瑜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他不计酬劳、甘于奉献，为工友们指导创作、编辑文集、购置书籍、帮他们组织活动和征文比赛、邀请自己的朋友前来授课。他还为文学小组发展出谋划策，利用自己高校教师的身份和对学术、大众话语的转译能力，起到了一个沟通学术与现实、官方与民间的中介作用，既撰写论文将文学小组推向学界，又接受采访把文学小组介绍给大众，让这群写作者被更好地看见，获得尊严与认同。

对于许多“新大众文艺”创作者来说，他们创作缺乏一个关键环节——“修改”，而这需要专业人士的帮助。

知识分子帮助工农修改作品是我国文艺发展一项宝贵的传统，延安时期《解放日报》曾开辟“大众习作”栏目，里面不少文章是由原作、编辑的改作和修改说明三部分组成，可以明显看出通过专业创作者的建议、修改，原作文学质量和思想水平得到了明显提升。新中国成立后，作家荒草继续扮演着“修改者”的角色，在他的帮助修改下《高玉宝》这部作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他甘愿做一个幕后的无名英雄。

在“新工人文学小组”里，最受工友欢迎的同样是修改环节，来自高校的志愿者们对小组成员作品一对一点评，并提出修改意见。近年他们进一步扩大范围，从第八届“劳动者文学杯”征文比赛开始设置了“入围精改”环节，对于每篇入围作品，评委都会给出详尽的修改意见，帮助作者在进入终审环节之前继续打磨，让最终呈现的作品不留遗憾。

在这过程中，不把他们当成“异类”、人为降低标准，而是摸索出更符合他们创作实际的标准，帮助他们切实提升创作质量，为其创建更公平、公开的展示平台。然后再下一步，是努力把“他们”和“我们”融为一个整体，形成一种“专业+业余”的新创作格局。而这指向一种对集体协作式的、连接式的新的共同体的塑造，以文艺为纽带，连接不同行业的劳动者与知识分子，也连接专业与民间、都市与乡村、中国与世界。

近期，杨本芬为被网友“抒情的森林”指出“异曲同工”而道歉，却引发了舆论的争吵，一种声音是：抄袭实锤，没有什么可说的，另一种则是：这不算什么抄袭，就是正常的化用，对于高年纪的创作者更不能苛求。

这件事情除了能唤起大家对抄袭与合理借鉴、化用标准的讨论外，还反映出一个问题，就是当普通人成为文艺创作者，当“新大众文艺”迎来了一波发展高潮时，我们除了感动于作品的真情实感外，是否要对于他们作品的质量提出要求？“新大众文艺”该如何诞生高质量文艺作品？

以文学为例，眼下涌现了了各种以“新大众文艺”为名的丛书、专栏，花城出版社的“新大众文艺丛书”，收入东莞6位新大众写作者的诗文集，紧接着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推出《不负星光·新大众文艺丛书》第一辑，收录失聪诗人左右的《万籁俱寂》、油漆工白保林的《驼峰山下》、饺子馆店主柴治平的《一根纸烟燃烧的时间》等7部作品，接下来读者出版集团还将和张慧瑜合作推出“劳动者的诗与歌・新大众文艺丛书”。《中国作家》《山东文学》《时代文学》等文学刊物也纷纷开设“新大众文艺”专栏或推出专刊。

但通过对这些作品的阅读，不难发现一个问题，作品质量比较参差，有些作品内容单薄且在文学性上有所欠缺，还有作品被爆出“异曲同工”现象，如果按照正常的编辑、出版标准，它们还应该继续打磨。但眼下各家出版社、刊物为赶上这波风潮，到处寻找能创作、具有鲜明身份标签的“素人”，迅速把他们的作品结集，虽然看起来热闹，但长此以往，有“拔苗助长”的风险，并不利于“新大众文艺”的健康发展。

当下，“新大众文艺”已然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并得到各界肯定，激发了全民族的文艺创造力，衍生出丰富的创作形态。但下一步，应该更多思考如何提升“新大众文艺”的创作质量，使其不断涌现出精品，形成一个又一个高峰，由此提振全民族的精神风貌。

作为专业文艺工作者，该如何促进“新大众文艺”的高质量发展？

我尝试以文学为例进行探讨。

首先，不要因为是“大众”就降低标准。

在面对文学爱好者或素人写作者时，我们总是不自觉地降低标准，更看重情感的表达而不是修辞的准确、结构的精妙，评论也更多谈及创作意义而非作品质量。

一是因为我们对于他们的创作缺乏信心，刻板地认为“业余”就不如“专业”，二是缺乏真正适合他们的评价标准，只能生搬硬套。比如“新大众文艺”的文学创作更具即时性，内容短小精悍，情感高度浓缩，原来那种百科全书似的、长篇幅、细节聚焦型的经典写作标准就不适用于他们，他们也很难得到传统评论界的关注。还有编辑常以成功作品为标准硬套在他们身上，比如《我在北京送快递》大火之后，再有素人创作者想要出书，编辑就要求他们向《我在北京送快递》靠拢，家政女工李文丽就说：“编辑让我像《我在北京送快递》那样改，说要减少‘主观视角’，我根本不知道怎么改。”除了不会修改，文本原来的个性色彩也被损失。所以应该制定一个更符合他们创作实际的评判标准。

其次，不单独设置栏目、产品线，让这些作品画地为牢。

现在文学刊物通常给“新大众文艺”单独开辟一个栏目，虽然能让他们更好地被看到，但也把他们束缚起来，使其总在小圈子里打转，专业作家的小圈子被人诟病，但“新大众”也抱团取暖，彼此不看对方作品，局限在各自的回音室，失去了更广阔的讨论空间。

资深媒体人邱兵曾进行深刻反思：“在社群与圈层日益细分的环境中，写作往往只在‘熟人’或‘同好’之间流通，不同立场之间缺乏倾听，不同经验之间缺乏碰撞，削弱了文艺作为公共对话机制的功能。当写作失去公共性，它就很难承担起超越个体经验的意义。”于是他创办了一个“所有人创作，所有人阅读”的公共写作平台“天使望故乡”，有微信公众号也有杂志书，有文学作品也有人物纪录片。

作为一本新闻人创办的文学杂志，《天使望故乡》每期聚焦一个主题进行公共表达，第一期的主题是“中国人的账本”、第二期的主题是以《明天会更好》为代表的流行音乐，这些主题其实是一个对大部分人产生影响的标记物，每个人都能找到角度切入，在个体经验的表达中，又达到群体记忆的召唤，同时它又具有一种时代性，通过不同年代普通人日常的微观视角，记录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宏观变迁，具有独特的文献价值和社会意义。

《天使望故乡》就像是一个文学社交媒体，让不同的人群相互聆听，让不同的经验相互碰撞，试图重建一种公共性。撰稿队伍里既有专业创作者，又有各行各业的普通人，匿名网友、学生、教师、国企职员、灵活就业者、公务员……各种身份、背景的人群被放置在一起，平等地讲述自己的生命体验。在形式上，它不以文体进行分类，而是采取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的自由形式，有些是工整的文章，有些则是一个帖子、一段话，每个人的表述风格都得到尊重。在传播方式上，它既有微信公众号能确保每篇文章的阅读量，又有纸质出版物满足普通人想把文字变成铅字的梦想，还有短视频拍摄写作者的创作和生活。这对于局限于纸质印刷、传统文类标准，且文章之间缺乏关联的文学刊物提供了借鉴。

第三，专业和业余创作者之间相互促进，取长补短。

专业创作者不光要积极融入“新大众文艺”浪潮，发挥自己的专业力量，也要与业余创作者相互借鉴、协同创新。

在京郊的“新工人文学小组”，北京大学教授张慧瑜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他不计酬劳、甘于奉献，为工友们指导创作、编辑文集、购置书籍、帮他们组织活动和征文比赛、邀请自己的朋友前来授课。他还为文学小组发展出谋划策，利用自己高校教师的身份和对学术、大众话语的转译能力，起到了一个沟通学术与现实、官方与民间的中介作用，既撰写论文将文学小组推向学界，又接受采访把文学小组介绍给大众，让这群写作者被更好地看见，获得尊严与认同。

对于许多“新大众文艺”创作者来说，他们创作缺乏一个关键环节——“修改”，而这需要专业人士的帮助。

知识分子帮助工农修改作品是我国文艺发展一项宝贵的传统，延安时期《解放日报》曾开辟“大众习作”栏目，里面不少文章是由原作、编辑的改作和修改说明三部分组成，可以明显看出通过专业创作者的建议、修改，原作文学质量和思想水平得到了明显提升。新中国成立后，作家荒草继续扮演着“修改者”的角色，在他的帮助修改下《高玉宝》这部作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他甘愿做一个幕后的无名英雄。

在“新工人文学小组”里，最受工友欢迎的同样是修改环节，来自高校的志愿者们对小组成员作品一对一点评，并提出修改意见。近年他们进一步扩大范围，从第八届“劳动者文学杯”征文比赛开始设置了“入围精改”环节，对于每篇入围作品，评委都会给出详尽的修改意见，帮助作者在进入终审环节之前继续打磨，让最终呈现的作品不留遗憾。

在这过程中，不把他们当成“异类”、人为降低标准，而是摸索出更符合他们创作实际的标准，帮助他们切实提升创作质量，为其创建更公平、公开的展示平台。然后再下一步，是努力把“他们”和“我们”融为一个整体，形成一种“专业+业余”的新创作格局。而这指向一种对集体协作式的、连接式的新的共同体的塑造，以文艺为纽带，连接不同行业的劳动者与知识分子，也连接专业与民间、都市与乡村、中国与世界。

近期，杨本芬为被网友“抒情的森林”指出“异曲同工”而道歉，却引发了舆论的争吵，一种声音是：抄袭实锤，没有什么可说的，另一种则是：这不算什么抄袭，就是正常的化用，对于高年纪的创作者更不能苛求。

这件事情除了能唤起大家对抄袭与合理借鉴、化用标准的讨论外，还反映出一个问题，就是当普通人成为文艺创作者，当“新大众文艺”迎来了一波发展高潮时，我们除了感动于作品的真情实感外，是否要对于他们作品的质量提出要求？“新大众文艺”该如何诞生高质量文艺作品？

以文学为例，眼下涌现了了各种以“新大众文艺”为名的丛书、专栏，花城出版社的“新大众文艺丛书”，收入东莞6位新大众写作者的诗文集，紧接着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推出《不负星光·新大众文艺丛书》第一辑，收录失聪诗人左右的《万籁俱寂》、油漆工白保林的《驼峰山下》、饺子馆店主柴治平的《一根纸烟燃烧的时间》等7部作品，接下来读者出版集团还将和张慧瑜合作推出“劳动者的诗与歌・新大众文艺丛书”。《中国作家》《山东文学》《时代文学》等文学刊物也纷纷开设“新大众文艺”专栏或推出专刊。

但通过对这些作品的阅读，不难发现一个问题，作品质量比较参差，有些作品内容单薄且在文学性上有所欠缺，还有作品被爆出“异曲同工”现象，如果按照正常的编辑、出版标准，它们还应该继续打磨。但眼下各家出版社、刊物为赶上这波风潮，到处寻找能创作、具有鲜明身份标签的“素人”，迅速把他们的作品结集，虽然看起来热闹，但长此以往，有“拔苗助长”的风险，并不利于“新大众文艺”的健康发展。

当下，“新大众文艺”已然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并得到各界肯定，激发了全民族的文艺创造力，衍生出丰富的创作形态。但下一步，应该更多思考如何提升“新大众文艺”的创作质量，使其不断涌现出精品，形成一个又一个高峰，由此提振全民族的精神风貌。

作为专业文艺工作者，该如何促进“新大众文艺”的高质量发展？

我尝试以文学为例进行探讨。

首先，不要因为是“大众”就降低标准。

在面对文学爱好者或素人写作者时，我们总是不自觉地降低标准，更看重情感的表达而不是修辞的准确、结构的精妙，评论也更多谈及创作意义而非作品质量。

一是因为我们对于他们的创作缺乏信心，刻板地认为“业余”就不如“专业”，二是缺乏真正适合他们的评价标准，只能生搬硬套。比如“新大众文艺”的文学创作更具即时性，内容短小精悍，情感高度浓缩，原来那种百科全书似的、长篇幅、细节聚焦型的经典写作标准就不适用于他们，他们也很难得到传统评论界的关注。还有编辑常以成功作品为标准硬套在他们身上，比如《我在北京送快递》大火之后，再有素人创作者想要出书，编辑就要求他们向《我在北京送快递》靠拢，家政女工李文丽就说：“编辑让我像《我在北京送快递》那样改，说要减少‘主观视角’，我根本不知道怎么改。”除了不会修改，文本原来的个性色彩也被损失。所以应该制定一个更符合他们创作实际的评判标准。

其次，不单独设置栏目、产品线，让这些作品画地为牢。

现在文学刊物通常给“新大众文艺”单独开辟一个栏目，虽然能让他们更好地被看到，但也把他们束缚起来，使其总在小圈子里打转，专业作家的小圈子被人诟病，但“新大众”也抱团取暖，彼此不看对方作品，局限在各自的回音室，失去了更广阔的讨论空间。

资深媒体人邱兵曾进行深刻反思：“在社群与圈层日益细分的环境中，写作往往只在‘熟人’或‘同好’之间流通，不同立场之间缺乏倾听，不同经验之间缺乏碰撞，削弱了文艺作为公共对话机制的功能。当写作失去公共性，它就很难承担起超越个体经验的意义。”于是他创办了一个“所有人创作，所有人阅读”的公共写作平台“天使望故乡”，有微信公众号也有杂志书，有文学作品也有人物纪录片。

作为一本新闻人创办的文学杂志，《天使望故乡》每期聚焦一个主题进行公共表达，第一期的主题是“中国人的账本”、第二期的主题是以《明天会更好》为代表的流行音乐，这些主题其实是一个对大部分人产生影响的标记物，每个人都能找到角度切入，在个体经验的表达中，又达到群体记忆的召唤，同时它又具有一种时代性，通过不同年代普通人日常的微观视角，记录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宏观变迁，具有独特的文献价值和社会意义。

《天使望故乡》就像是一个文学社交媒体，让不同的人群相互聆听，让不同的经验相互碰撞，试图重建一种公共性。撰稿队伍里既有专业创作者，又有各行各业的普通人，匿名网友、学生、教师、国企职员、灵活就业者、公务员……各种身份、背景的人群被放置在一起，平等地讲述自己的生命体验。在形式上，它不以文体进行分类，而是采取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的自由形式，有些是工整的文章，有些则是一个帖子、一段话，每个人的表述风格都得到尊重。在传播方式上，它既有微信公众号能确保每篇文章的阅读量，又有纸质出版物满足普通人想把文字变成铅字的梦想，还有短视频拍摄写作者的创作和生活。这对于局限于纸质印刷、传统文类标准，且文章之间缺乏关联的文学刊物提供了借鉴。

第三，专业和业余创作者之间相互促进，取长补短。

专业创作者不光要积极融入“新大众文艺”浪潮，发挥自己的专业力量，也要与业余创作者相互借鉴、协同创新。

在京郊的“新工人文学小组”，北京大学教授张慧瑜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他不计酬劳、甘于奉献，为工友们指导创作、编辑文集、购置书籍、帮他们组织活动和征文比赛、邀请自己的朋友前来授课。他还为文学小组发展出谋划策，利用自己高校教师的身份和对学术、大众话语的转译能力，起到了一个沟通学术与现实、官方与民间的中介作用，既撰写论文将文学小组推向学界，又接受采访把文学小组介绍给大众，让这群写作者被更好地看见，获得尊严与认同。

对于许多“新大众文艺”创作者来说，他们创作缺乏一个关键环节——“修改”，而这需要专业人士的帮助。

知识分子帮助工农修改作品是我国文艺发展一项宝贵的传统，延安时期《解放日报》曾开辟“大众习作”栏目，里面不少文章是由原作、编辑的改作和修改说明三部分组成，可以明显看出通过专业创作者的建议、修改，原作文学质量和思想水平得到了明显提升。新中国成立后，作家荒草继续扮演着“修改者”的角色，在他的帮助修改下《高玉宝》这部作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他甘愿做一个幕后的无名英雄。

在“新工人文学小组”里，最受工友欢迎的同样是修改环节，来自高校的志愿者们对小组成员作品一对一点评，并提出修改意见。近年他们进一步扩大范围，从第八届“劳动者文学杯”征文比赛开始设置了“入围精改”环节，对于每篇入围作品，评委都会给出详尽的修改意见，帮助作者在进入终审环节之前继续打磨，让最终呈现的作品不留遗憾。

在这过程中，不把他们当成“异类”、人为降低标准，而是摸索出更符合他们创作实际的标准，帮助他们切实提升创作质量，为其创建更公平、公开的展示平台。然后再下一步，是努力把“他们”和“我们”融为一个整体，形成一种“专业+业余”的新创作格局。而这指向一种对集体协作式的、连接式的新的共同体的塑造，以文艺为纽带，连接不同行业的劳动者与知识分子，也连接专业与民间、都市与乡村、中国与世界。

近期，杨本芬为被网友“抒情的森林”指出“异曲同工”而道歉，却引发了舆论的争吵，一种声音是：抄袭实锤，没有什么可说的，另一种则是：这不算什么抄袭，就是正常的化用，对于高年纪的创作者更不能苛求。

这件事情除了能唤起大家对抄袭与合理借鉴、化用标准的讨论外，还反映出一个问题，就是当普通人成为文艺创作者，当“新大众文艺”迎来了一波发展高潮时，我们除了感动于作品的真情实感外，是否要对于他们作品的质量提出要求？“新大众文艺”该如何诞生高质量文艺作品？

以文学为例，眼下涌现了了各种以“新大众文艺”为名的丛书、专栏，花城出版社的“新大众文艺丛书”，收入东莞6位新大众写作者的诗文集，紧接着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推出《不负星光·新大众文艺丛书》第一辑，收录失聪诗人左右的《万籁俱寂》、油漆工白保林的《驼峰山下》、饺子馆店主柴治平的《一根纸烟燃烧的时间》等7部作品，接下来读者出版集团还将和张慧瑜合作推出“劳动者的诗与歌・新大众文艺丛书”。《中国作家》《山东文学》《时代文学》等文学刊物也纷纷开设“新大众文艺”专栏或推出专刊。

但通过对这些作品的阅读，不难发现一个问题，作品质量比较参差，有些作品内容单薄且在文学性上有所欠缺，还有作品被爆出“异曲同工”现象，如果按照正常的编辑、出版标准，它们还应该继续打磨。但眼下各家出版社、刊物为赶上这波风潮，到处寻找能创作、具有鲜明身份标签的“素人”，迅速把他们的作品结集，虽然看起来热闹，但长此以往，有“拔苗助长”的风险，并不利于“新大众文艺”的健康发展。

当下，“新大众文艺”已然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并得到各界肯定，激发了全民族的文艺创造力，衍生出丰富的创作形态。但下一步，应该更多思考如何提升“新大众文艺”的创作质量，使其不断涌现出精品，形成一个又一个高峰，由此提振全民族的精神风貌。

作为专业文艺工作者，该如何促进“新大众文艺”的高质量发展？

我尝试以文学为例进行探讨。

首先，不要因为是“大众”就降低标准。

在面对文学爱好者或素人写作者时，我们总是不自觉地降低标准，更看重情感的表达而不是修辞的准确、结构的精妙，评论也更多谈及创作意义而非作品质量。

一是因为我们对于他们的创作缺乏信心，刻板地认为“业余”就不如“专业”，二是缺乏真正适合他们的评价标准，只能生搬硬套。比如“新大众文艺”的文学创作更具即时性，内容短小精悍，情感高度浓缩，原来那种百科全书似的、长篇幅、细节聚焦型的经典写作标准就不适用于他们，他们也很难得到传统评论界的关注。还有编辑常以成功作品为标准硬套在他们身上，比如《我在北京送快递》大火之后，再有素人创作者想要出书，编辑就要求他们向《我在北京送快递》靠拢，家政女工李文丽就说：“编辑让我像《我在北京送快递》那样改，说要减少‘主观视角’，我根本不知道怎么改。”除了不会修改，文本原来的个性色彩也被损失。所以应该制定一个更符合他们创作实际的评判标准。

其次，不单独设置栏目、产品线，让这些作品画地为牢。

现在文学刊物通常给“新大众文艺”单独开辟一个栏目，虽然能让他们更好地被看到，但也把他们束缚起来，使其总在小圈子里打转，专业作家的小圈子被人诟病，但“新大众”也抱团取暖，彼此不看对方作品，局限在各自的回音室，失去了更广阔的讨论空间。

资深媒体人邱兵曾进行深刻反思：“在社群与圈层日益细分的环境中，写作往往只在‘熟人’或‘同好’之间流通，不同立场之间缺乏倾听，不同经验之间缺乏碰撞，削弱了文艺作为公共对话机制的功能。当写作失去公共性，它就很难承担起超越个体经验的意义。”于是他创办了一个“所有人创作，所有人阅读”的公共写作平台“天使望故乡”，有微信公众号也有杂志书，有文学作品也有人物纪录片。

作为一本新闻人创办的文学杂志，《天使望故乡》每期聚焦一个主题进行公共表达，第一期的主题是“中国人的账本”、第二期的主题是以《明天会更好》为代表的流行音乐，这些主题其实是一个对大部分人产生影响的标记物，每个人都能找到角度切入，在个体经验的表达中，又达到群体记忆的召唤，同时它又具有一种时代性，通过不同年代普通人日常的微观视角，记录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宏观变迁，具有独特的文献价值和社会意义。

《天使望故乡》就像是一个文学社交媒体，让不同的人群相互聆听，让不同的经验相互碰撞，试图重建一种公共性。撰稿队伍里既有专业创作者，又有各行各业的普通人，匿名网友、学生、教师、国企职员、灵活就业者、公务员……各种身份、背景的人群被放置在一起，平等地讲述自己的生命体验。在形式上，它不以文体进行分类，而是采取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的自由形式，有些是工整的文章，有些则是一个帖子、一段话，每个人的表述风格都得到尊重。在传播方式上，它既有微信公众号能确保每篇文章的阅读量，又有纸质出版物满足普通人想把文字变成铅字的梦想，还有短视频拍摄写作者的创作和生活。这对于局限于纸质印刷、传统文类标准，且文章之间缺乏关联的文学刊物提供了借鉴。

第三，专业和业余创作者之间相互促进，取长补短。

专业创作者不光要积极融入“新大众文艺”浪潮，发挥自己的专业力量，也要与业余创作者相互借鉴、协同创新。

在京郊的“新工人文学小组”，北京大学教授张慧瑜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他不计酬劳、甘于奉献，为工友们指导创作、编辑文集、购置书籍、帮他们组织活动和征文比赛、邀请自己的朋友前来授课。他还为文学小组发展出谋划策，利用自己高校教师的身份和对学术、大众话语的转译能力，起到了一个沟通学术与现实、官方与民间的中介作用，既撰写论文将文学小组推向学界，又接受采访把文学小组介绍给大众，让这群写作者被更好地看见，获得尊严与认同。

对于许多“新大众文艺”创作者来说，他们创作缺乏一个关键环节——“修改”，而这需要专业人士的帮助。

知识分子帮助工农修改作品是我国文艺发展一项宝贵的传统，延安时期《解放日报》曾开辟“大众习作”栏目，里面不少文章是由原作、编辑的改作和修改说明三部分组成，可以明显看出通过专业创作者的建议、修改，原作文学质量和思想水平得到了明显提升。新中国成立后，作家荒草继续扮演着“修改者”的角色，在他的帮助修改下《高玉宝》这部作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他甘愿做一个幕后的无名英雄。

在“新工人文学小组”里，最受工友欢迎的同样是修改环节，来自高校的志愿者们对小组成员作品一对一点评，并提出修改意见。近年他们进一步扩大范围，从第八届“劳动者文学杯”征文比赛开始设置了“入围精改”环节，对于每篇入围作品，评委都会给出详尽的修改意见，帮助作者在进入终审环节之前继续打磨，让最终呈现的作品不留遗憾。

在这过程中，不把他们当成“异类”、人为降低标准，而是摸索出更符合他们创作实际的标准，帮助他们切实提升创作质量，为其创建更公平、公开的展示平台。然后再下一步，是努力把“他们”和“我们”融为一个整体，形成一种“专业+业余”的新创作格局。而这指向一种对集体协作式的、连接式的新的共同体的塑造，以文艺为纽带，连接不同行业的劳动者与知识分子，也连接专业与民间、都市与乡村、中国与世界。

近期，杨本芬为被网友“抒情的森林”指出“异曲同工”而道歉，却引发了舆论的争吵，一种声音是：抄袭实锤，没有什么可说的，另一种则是：这不算什么抄袭，就是正常的化用，对于高年纪的创作者更不能苛求。

这件事情除了能唤起大家对抄袭与合理借鉴、化用标准的讨论外，还反映出一个问题，就是当普通人成为文艺创作者，当“新大众文艺”迎来了一波发展高潮时，我们除了感动于作品的真情实感外，是否要对于他们作品的质量提出要求？“新大众文艺”该如何诞生高质量文艺作品？

以文学为例，眼下涌现了了各种以“新大众文艺”为名的丛书、专栏，花城出版社的“新大众文艺丛书”，收入东莞6位新大众写作者的诗文集，紧接着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推出《不负星光·新大众文艺丛书》第一辑，收录失聪诗人左右的《万籁俱寂》、油漆工白保林的《驼峰山下》、饺子馆店主柴治平的《一根纸烟燃烧的时间》等7部作品，接下来读者出版集团还将和张慧瑜合作推出“劳动者的诗与歌・新大众文艺丛书”。《中国作家》《山东文学》《时代文学》等文学刊物也纷纷开设“新大众文艺”专栏或推出专刊。

但通过对这些作品的阅读，不难发现一个问题，作品质量比较参差，有些作品内容单薄且在文学性上有所欠缺，还有作品被爆出“异曲同工”现象，如果按照正常的编辑、出版标准，它们还应该继续打磨。但眼下各家出版社、刊物为赶上这波风潮，到处寻找能创作、具有鲜明身份标签的“素人”，迅速把他们的作品结集，虽然看起来热闹，但长此以往，有“拔苗助长”的风险，并不利于“新大众文艺”的健康发展。

当下，“新大众文艺”已然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并得到各界肯定，激发了全民族的文艺创造力，衍生出丰富的创作形态。但下一步，应该更多思考如何提升“新大众文艺”的创作质量，使其不断涌现出精品，形成一个又一个高峰，由此提振全民族的精神风貌。

作为专业文艺工作者，该如何促进“新大众文艺”的高质量发展？

我尝试以文学为例进行探讨。

首先，不要因为是“大众”就降低标准。

在面对文学爱好者或素人写作者时，我们总是不自觉地降低标准，更看重情感的表达而不是修辞的准确、结构的精妙，评论也更多谈及创作意义而非作品质量。

一是因为我们对于他们的创作缺乏信心，刻板地认为“业余”就不如“专业”，二是缺乏真正适合他们的评价标准，只能生搬硬套。比如“新大众文艺”的文学创作更具即时性，内容短小精悍，情感高度浓缩，原来那种百科全书似的、长篇幅、细节聚焦型的经典写作标准就不适用于他们，他们也很难得到传统评论界的关注。还有编辑常以成功作品为标准硬套在他们身上，比如《我在北京送快递》大火之后，再有素人创作者想要出书，编辑就要求他们向《我在北京送快递》靠拢，家政女工李文丽就说：“编辑让我像《我在北京送快递》那样改，说要减少‘主观视角’，我根本不知道怎么改。”除了不会修改，文本原来的个性色彩也被损失。所以应该制定一个更符合他们创作实际的评判标准。

其次，不单独设置栏目、产品线，让这些作品画地为牢。

现在文学刊物通常给“新大众文艺”单独开辟一个栏目，虽然能让他们更好地被看到，但也把他们束缚起来，使其总在小圈子里打转，专业作家的小圈子被人诟病，但“新大众”也抱团取暖，彼此不看对方作品，局限在各自的回音室，失去了更广阔的讨论空间。

资深媒体人邱兵曾进行深刻反思：“在社群与圈层日益细分的环境中，写作往往只在‘熟人’或‘同好’之间流通，不同立场之间缺乏倾听，不同经验之间缺乏碰撞，削弱了文艺作为公共对话机制的功能。当写作失去公共性，它就很难承担起超越个体经验的意义。”于是他创办了一个“所有人创作，所有人阅读”的公共写作平台“天使望故乡”，有微信公众号也有杂志书，有文学作品也有人物纪录片。

作为一本新闻人创办的文学杂志，《天使望故乡》每期聚焦一个主题进行公共表达，第一期的主题是“中国人的账本”、第二期的主题是以《明天会更好》为代表的流行音乐，这些主题其实是一个对大部分人产生影响的标记物，每个人都能找到角度切入，在个体经验的表达中，又达到群体记忆的召唤，同时它又具有一种时代性，通过不同年代普通人日常的微观视角，记录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宏观变迁，具有独特的文献价值和社会意义。

《天使望故乡》就像是一个文学社交媒体，让不同的人群相互聆听，让不同的经验相互碰撞，试图重建一种公共性。撰稿队伍里既有专业创作者，又有各行各业的普通人，匿名网友、学生、教师、国企职员、灵活就业者、公务员……各种身份、背景的人群被放置在一起，平等地讲述自己的生命体验。在形式上，它不以文体进行分类，而是采取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的自由形式，有些是工整的文章，有些则是一个帖子、一段话，每个人的表述风格都得到尊重。在传播方式上，它既有微信公众号能确保每篇文章的阅读量，又有纸质出版物满足普通人想把文字变成铅字的梦想，还有短视频拍摄写作者的创作和生活。这对于局限于纸质印刷、传统文类标准，且文章之间缺乏关联的文学刊物提供了借鉴。

第三，专业和业余创作者之间相互促进，取长补短。

专业创作者不光要积极融入“新大众文艺”浪潮，发挥自己的专业力量，也要与业余创作者相互借鉴、协同创新。

在京郊的“新工人文学小组”，北京大学教授张慧瑜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他不计酬劳、甘于奉献，为工友们指导创作、编辑文集、购置书籍、帮他们组织活动和征文比赛、邀请自己的朋友前来授课。他还为文学小组发展出谋划策，利用自己高校教师的身份和对学术、大众话语的转译能力，起到了一个沟通学术与现实、官方与民间的中介作用，既撰写论文将文学小组推向学界，又接受采访把文学小组介绍给大众，让这群写作者被更好地看见，获得尊严与认同。

对于许多“新大众文艺”创作者来说，他们创作缺乏一个关键环节——“修改”，而这需要专业人士的帮助。

知识分子帮助工农修改作品是我国文艺发展一项宝贵的传统，延安时期《解放日报》曾开辟“大众习作”栏目，里面不少文章是由原作、编辑的改作和修改说明三部分组成，可以明显看出通过专业创作者的建议、修改，原作文学质量和思想水平得到了明显提升。新中国成立后，作家荒草继续扮演着“修改者”的角色，在他的帮助修改下《高玉宝》这部作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他甘愿做一个幕后的无名英雄。

在“新工人文学小组”里，最受工友欢迎的同样是修改环节，来自高校的志愿者们对小组成员作品一对一点评，并提出修改意见。近年他们进一步扩大范围，从第八届“劳动者文学杯”征文比赛开始设置了“入围精改”环节，对于每篇入围作品，评委都会给出详尽的修改意见，帮助作者在进入终审环节之前继续打磨，让最终呈现的作品不留遗憾。

在这过程中，不把他们当成“异类”、人为降低标准，而是摸索出更符合他们创作实际的标准，帮助他们切实提升创作质量，为其创建更公平、公开的展示平台。然后再下一步，是努力把“他们”和“我们”融为一个整体，形成一种“专业+业余”的新创作格局。而这指向一种对集体协作式的、连接式的新的共同体的塑造，以文艺为纽带，连接不同行业的劳动者与知识分子，也连接专业与民间、都市与乡村、中国与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