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开盒”，是网络空间治理的一个新课题，被写进两高工作报告里。“开盒”就是过去“人肉搜索”的升级版，指通过非法手段获取并公开他人身份证号、住址、电话等敏感个人信息，煽动他人对受害者进行骚扰辱骂。检察公益诉讼把网络空间治理作为非常重要的办案领域。检察机关不仅有刑事手段，也有公益诉讼这一利器，双管齐下，对网络“开盒”全链条追责。

小玲是一位拥有百万粉丝的网络女主播。2023年12月，小玲在后台收到粉丝私信，称她被网络“开盒”了，她的个人信息被曝光在国外一个社交群组里，组内还充斥着大量不堪的内容。

被害人小玲：说是在外网上看到了我的个人信息，有我的身份证、家庭住址还有电话。我当时很震撼，因为我没有上传过自己的身份证。

自那以后，小玲开始频繁收到各类骚扰信息和骚扰电话，甚至有人在她直播间里发评论进行威胁，扬言要到她的住处找她，并把她的真实地址发到网上，这些骚扰信息让小玲和家人无法正常生活。

被害人小玲：经常在深更半夜休息时间打我电话，我和父母生活在一起，我害怕我的家人与自身有危险，所以就和父母搬离了那个地方。

遭遇骚扰后，小玲第一时间报了警，杭州警方经过深入调查发现，遭遇类似网络“开盒”的并非只有小玲一人，多名女性网络主播都有着相同的经历，她们整天生活在不安与恐惧之中，有些被“开盒”的人，即便当下没有遭受骚扰、攻击，这些被挂在网上的个人信息也会像定时炸弹一样埋着各种安全隐患。

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引导调查取证

通过侦查，警方锁定了参与“开盒”的周某等人，因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公安机关依法对涉案犯罪嫌疑人执行逮捕。同时，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检察院也提前介入，引导调查取证。

创建“开盒”频道专门用来发布个人信息

办案人员查明，从2023年11月起，周某等人开始活跃在几个专门“开盒”的社交群组，成为管理员，并自己创建了“开盒”频道，这些频道专门用于公开发布明星、网络主播及社会热点人物的个人信息，吸引了大量用户关注。

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黄挺：他们当时是创建了三个社交群体，他们的说法是叫“频道”。我们这个案子共同起诉了六个当事人，他们既是频道的创建者也是频道的管理者，他们互相管理、互相探讨如何“开盒”以及要去“开盒”哪些人，以及从事其他的个人信息交易等违法行为。

在本案中，周某等人在“网络开盒”部分个人信息时，还附加大量侮辱性评语，甚至组织、煽动他人进行电话、短信骚扰。

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黄挺：“开盒”它就是以点扩面，在公共区域网络公共空间“开盒”，会造成大量的人员去浏览，甚至有些人通过被“开盒”的个人信息去骚扰，或者实施一些其他的违法行为。

6人非法收集买卖800余人个人信息

那么周某等人是如何获取这么多被害人的个人信息的呢？据周某供述，他出于猎奇心理在境外社交平台上注册了一个账号，用来非法查询、收集公民个人隐私信息。注册账号后，他通过代为查询信息或出租账号牟利，收费标准根据查询难度和信息数量从20元至200元不等。2023年到2024年3月期间，周某等6人通过域外软件非法收集、买卖、提供并公开明星、“网络主播”、社会热点事件当事人等800余人的个人信息，浏览量超过400万次。

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黄挺：一旦个人信息被“开盒”，是很难去消除掉的，很有可能在不特定的时候、不特定的时间，在完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信息又被开了，信息一旦被曝光很难恢复到原状。

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2名主犯获刑

杭州市临安区检察院经审查认为，周某等人违反有关法律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据此，检察机关依法对主犯周某、唐某提起了公诉。

2025年4月30日，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周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4000元；另一名涉案人员唐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6000元。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对6人提起公益诉讼

虽然周某等人被依法判处刑罚，但还有的涉案人员因为未达到刑事处罚的标准而未被起诉。检察机关认为，所有参与“开盒”的行为，都侵害了众多个体的人格权，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应该以公益诉讼追究参与人员的民事责任。

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黄挺：这个案子是大规模地在曝光个人信息，所以它是一个侵害众多个人信息权益的案件，那么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它属于检察公益诉讼法定的办案范围。

检察官表示，这起“网络开盒”所带来的危害远不止侵害个人信息那么简单，其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不容小视。

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黄挺：一个是它数量较大且具有不特定性，就是说它每天在随机地选取这个“开盒”对象，累积下来数量比较大；另外，“开盒”的对象又相对来说集中于网红、社会热点人物等，我们认为这些“开盒”的对象造成社会危害是更大的。因为这些信息被曝光了它会吸引更多人去关注、评论，或者模仿这种“开盒”的行为，也会造成更多的次生危害，比如电信诈骗、敲诈勒索、人身威胁等方面的危害。

收集固定相关证据后，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检察院对该案周某等6人提起民事公益诉讼。2025年8月28日，杭州互联网法院对这起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进行了开庭，法院经审理认为周某等人“开盒”大量公民个人信息，严重侵害众多不特定主体的个人信息权益，破坏网络生态环境，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周某等人应当承担民事侵权责任。法院当庭判决被告周某等人在国家级媒体上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并支付公益损害赔偿金10万元。

以个案办理为切入点推动源头治理

“网络开盒”的恶劣行为，严重污染了网络生态和秩序，危害公民信息安全乃至人身安全。针对这一网络乱象，司法机关和相关部门也积极展开治理。

对于“网络开盒”这一违法行为的处理，法律法规有着明确规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

组织“人肉搜索”，违法收集并向不特定多数人发布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符合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规定的，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定罪处罚；

依照刑法和司法解释规定，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实施网络侮辱、诽谤等网络暴力行为，尚不构成犯罪，符合治安管理处罚法等规定的，依法予以行政处罚。

该意见也明确规定，网络暴力行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本案正是检察机关在网络暴力治理领域的一次探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厅厅长徐向春：有的时候通过刑事打击，还是不能够免除他的民事侵权的责任，要追究他的民事侵权的责任，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通过公益诉讼来追究他的民事侵权责任。通过法院判决他们停止侵害、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形式，能够达到挽回公共利益受损的效果。

检察机关在办理这类“网络开盒”案件的同时，更以个案办理为切入点，深挖网络空间治理的难点，推动源头治理。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厅厅长徐向春：检察公益诉讼把网络空间治理，尤其是网络暴力，还有个人信息的这样侵害，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办案领域。在办理案件的同时，我们也下发提示，要求各地的检察机关都要注意，通过行政公益诉讼案件的办理，压实行政监管部门对于网络空间治理的主体责任，尤其压实平台的责任，包括在网络空间治理方面，公益诉讼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网络“开盒”，是网络空间治理的一个新课题，被写进两高工作报告里。“开盒”就是过去“人肉搜索”的升级版，指通过非法手段获取并公开他人身份证号、住址、电话等敏感个人信息，煽动他人对受害者进行骚扰辱骂。检察公益诉讼把网络空间治理作为非常重要的办案领域。检察机关不仅有刑事手段，也有公益诉讼这一利器，双管齐下，对网络“开盒”全链条追责。

小玲是一位拥有百万粉丝的网络女主播。2023年12月，小玲在后台收到粉丝私信，称她被网络“开盒”了，她的个人信息被曝光在国外一个社交群组里，组内还充斥着大量不堪的内容。

被害人小玲：说是在外网上看到了我的个人信息，有我的身份证、家庭住址还有电话。我当时很震撼，因为我没有上传过自己的身份证。

自那以后，小玲开始频繁收到各类骚扰信息和骚扰电话，甚至有人在她直播间里发评论进行威胁，扬言要到她的住处找她，并把她的真实地址发到网上，这些骚扰信息让小玲和家人无法正常生活。

被害人小玲：经常在深更半夜休息时间打我电话，我和父母生活在一起，我害怕我的家人与自身有危险，所以就和父母搬离了那个地方。

遭遇骚扰后，小玲第一时间报了警，杭州警方经过深入调查发现，遭遇类似网络“开盒”的并非只有小玲一人，多名女性网络主播都有着相同的经历，她们整天生活在不安与恐惧之中，有些被“开盒”的人，即便当下没有遭受骚扰、攻击，这些被挂在网上的个人信息也会像定时炸弹一样埋着各种安全隐患。

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引导调查取证

通过侦查，警方锁定了参与“开盒”的周某等人，因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公安机关依法对涉案犯罪嫌疑人执行逮捕。同时，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检察院也提前介入，引导调查取证。

创建“开盒”频道专门用来发布个人信息

办案人员查明，从2023年11月起，周某等人开始活跃在几个专门“开盒”的社交群组，成为管理员，并自己创建了“开盒”频道，这些频道专门用于公开发布明星、网络主播及社会热点人物的个人信息，吸引了大量用户关注。

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黄挺：他们当时是创建了三个社交群体，他们的说法是叫“频道”。我们这个案子共同起诉了六个当事人，他们既是频道的创建者也是频道的管理者，他们互相管理、互相探讨如何“开盒”以及要去“开盒”哪些人，以及从事其他的个人信息交易等违法行为。

在本案中，周某等人在“网络开盒”部分个人信息时，还附加大量侮辱性评语，甚至组织、煽动他人进行电话、短信骚扰。

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黄挺：“开盒”它就是以点扩面，在公共区域网络公共空间“开盒”，会造成大量的人员去浏览，甚至有些人通过被“开盒”的个人信息去骚扰，或者实施一些其他的违法行为。

6人非法收集买卖800余人个人信息

那么周某等人是如何获取这么多被害人的个人信息的呢？据周某供述，他出于猎奇心理在境外社交平台上注册了一个账号，用来非法查询、收集公民个人隐私信息。注册账号后，他通过代为查询信息或出租账号牟利，收费标准根据查询难度和信息数量从20元至200元不等。2023年到2024年3月期间，周某等6人通过域外软件非法收集、买卖、提供并公开明星、“网络主播”、社会热点事件当事人等800余人的个人信息，浏览量超过400万次。

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黄挺：一旦个人信息被“开盒”，是很难去消除掉的，很有可能在不特定的时候、不特定的时间，在完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信息又被开了，信息一旦被曝光很难恢复到原状。

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2名主犯获刑

杭州市临安区检察院经审查认为，周某等人违反有关法律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据此，检察机关依法对主犯周某、唐某提起了公诉。

2025年4月30日，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周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4000元；另一名涉案人员唐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6000元。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对6人提起公益诉讼

虽然周某等人被依法判处刑罚，但还有的涉案人员因为未达到刑事处罚的标准而未被起诉。检察机关认为，所有参与“开盒”的行为，都侵害了众多个体的人格权，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应该以公益诉讼追究参与人员的民事责任。

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黄挺：这个案子是大规模地在曝光个人信息，所以它是一个侵害众多个人信息权益的案件，那么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它属于检察公益诉讼法定的办案范围。

检察官表示，这起“网络开盒”所带来的危害远不止侵害个人信息那么简单，其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不容小视。

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黄挺：一个是它数量较大且具有不特定性，就是说它每天在随机地选取这个“开盒”对象，累积下来数量比较大；另外，“开盒”的对象又相对来说集中于网红、社会热点人物等，我们认为这些“开盒”的对象造成社会危害是更大的。因为这些信息被曝光了它会吸引更多人去关注、评论，或者模仿这种“开盒”的行为，也会造成更多的次生危害，比如电信诈骗、敲诈勒索、人身威胁等方面的危害。

收集固定相关证据后，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检察院对该案周某等6人提起民事公益诉讼。2025年8月28日，杭州互联网法院对这起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进行了开庭，法院经审理认为周某等人“开盒”大量公民个人信息，严重侵害众多不特定主体的个人信息权益，破坏网络生态环境，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周某等人应当承担民事侵权责任。法院当庭判决被告周某等人在国家级媒体上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并支付公益损害赔偿金10万元。

以个案办理为切入点推动源头治理

“网络开盒”的恶劣行为，严重污染了网络生态和秩序，危害公民信息安全乃至人身安全。针对这一网络乱象，司法机关和相关部门也积极展开治理。

对于“网络开盒”这一违法行为的处理，法律法规有着明确规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

组织“人肉搜索”，违法收集并向不特定多数人发布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符合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规定的，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定罪处罚；

依照刑法和司法解释规定，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实施网络侮辱、诽谤等网络暴力行为，尚不构成犯罪，符合治安管理处罚法等规定的，依法予以行政处罚。

该意见也明确规定，网络暴力行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本案正是检察机关在网络暴力治理领域的一次探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厅厅长徐向春：有的时候通过刑事打击，还是不能够免除他的民事侵权的责任，要追究他的民事侵权的责任，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通过公益诉讼来追究他的民事侵权责任。通过法院判决他们停止侵害、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形式，能够达到挽回公共利益受损的效果。

检察机关在办理这类“网络开盒”案件的同时，更以个案办理为切入点，深挖网络空间治理的难点，推动源头治理。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厅厅长徐向春：检察公益诉讼把网络空间治理，尤其是网络暴力，还有个人信息的这样侵害，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办案领域。在办理案件的同时，我们也下发提示，要求各地的检察机关都要注意，通过行政公益诉讼案件的办理，压实行政监管部门对于网络空间治理的主体责任，尤其压实平台的责任，包括在网络空间治理方面，公益诉讼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网络“开盒”，是网络空间治理的一个新课题，被写进两高工作报告里。“开盒”就是过去“人肉搜索”的升级版，指通过非法手段获取并公开他人身份证号、住址、电话等敏感个人信息，煽动他人对受害者进行骚扰辱骂。检察公益诉讼把网络空间治理作为非常重要的办案领域。检察机关不仅有刑事手段，也有公益诉讼这一利器，双管齐下，对网络“开盒”全链条追责。

小玲是一位拥有百万粉丝的网络女主播。2023年12月，小玲在后台收到粉丝私信，称她被网络“开盒”了，她的个人信息被曝光在国外一个社交群组里，组内还充斥着大量不堪的内容。

被害人小玲：说是在外网上看到了我的个人信息，有我的身份证、家庭住址还有电话。我当时很震撼，因为我没有上传过自己的身份证。

自那以后，小玲开始频繁收到各类骚扰信息和骚扰电话，甚至有人在她直播间里发评论进行威胁，扬言要到她的住处找她，并把她的真实地址发到网上，这些骚扰信息让小玲和家人无法正常生活。

被害人小玲：经常在深更半夜休息时间打我电话，我和父母生活在一起，我害怕我的家人与自身有危险，所以就和父母搬离了那个地方。

遭遇骚扰后，小玲第一时间报了警，杭州警方经过深入调查发现，遭遇类似网络“开盒”的并非只有小玲一人，多名女性网络主播都有着相同的经历，她们整天生活在不安与恐惧之中，有些被“开盒”的人，即便当下没有遭受骚扰、攻击，这些被挂在网上的个人信息也会像定时炸弹一样埋着各种安全隐患。

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引导调查取证

通过侦查，警方锁定了参与“开盒”的周某等人，因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公安机关依法对涉案犯罪嫌疑人执行逮捕。同时，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检察院也提前介入，引导调查取证。

创建“开盒”频道专门用来发布个人信息

办案人员查明，从2023年11月起，周某等人开始活跃在几个专门“开盒”的社交群组，成为管理员，并自己创建了“开盒”频道，这些频道专门用于公开发布明星、网络主播及社会热点人物的个人信息，吸引了大量用户关注。

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黄挺：他们当时是创建了三个社交群体，他们的说法是叫“频道”。我们这个案子共同起诉了六个当事人，他们既是频道的创建者也是频道的管理者，他们互相管理、互相探讨如何“开盒”以及要去“开盒”哪些人，以及从事其他的个人信息交易等违法行为。

在本案中，周某等人在“网络开盒”部分个人信息时，还附加大量侮辱性评语，甚至组织、煽动他人进行电话、短信骚扰。

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黄挺：“开盒”它就是以点扩面，在公共区域网络公共空间“开盒”，会造成大量的人员去浏览，甚至有些人通过被“开盒”的个人信息去骚扰，或者实施一些其他的违法行为。

6人非法收集买卖800余人个人信息

那么周某等人是如何获取这么多被害人的个人信息的呢？据周某供述，他出于猎奇心理在境外社交平台上注册了一个账号，用来非法查询、收集公民个人隐私信息。注册账号后，他通过代为查询信息或出租账号牟利，收费标准根据查询难度和信息数量从20元至200元不等。2023年到2024年3月期间，周某等6人通过域外软件非法收集、买卖、提供并公开明星、“网络主播”、社会热点事件当事人等800余人的个人信息，浏览量超过400万次。

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黄挺：一旦个人信息被“开盒”，是很难去消除掉的，很有可能在不特定的时候、不特定的时间，在完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信息又被开了，信息一旦被曝光很难恢复到原状。

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2名主犯获刑

杭州市临安区检察院经审查认为，周某等人违反有关法律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据此，检察机关依法对主犯周某、唐某提起了公诉。

2025年4月30日，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周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4000元；另一名涉案人员唐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6000元。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对6人提起公益诉讼

虽然周某等人被依法判处刑罚，但还有的涉案人员因为未达到刑事处罚的标准而未被起诉。检察机关认为，所有参与“开盒”的行为，都侵害了众多个体的人格权，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应该以公益诉讼追究参与人员的民事责任。

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黄挺：这个案子是大规模地在曝光个人信息，所以它是一个侵害众多个人信息权益的案件，那么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它属于检察公益诉讼法定的办案范围。

检察官表示，这起“网络开盒”所带来的危害远不止侵害个人信息那么简单，其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不容小视。

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黄挺：一个是它数量较大且具有不特定性，就是说它每天在随机地选取这个“开盒”对象，累积下来数量比较大；另外，“开盒”的对象又相对来说集中于网红、社会热点人物等，我们认为这些“开盒”的对象造成社会危害是更大的。因为这些信息被曝光了它会吸引更多人去关注、评论，或者模仿这种“开盒”的行为，也会造成更多的次生危害，比如电信诈骗、敲诈勒索、人身威胁等方面的危害。

收集固定相关证据后，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检察院对该案周某等6人提起民事公益诉讼。2025年8月28日，杭州互联网法院对这起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进行了开庭，法院经审理认为周某等人“开盒”大量公民个人信息，严重侵害众多不特定主体的个人信息权益，破坏网络生态环境，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周某等人应当承担民事侵权责任。法院当庭判决被告周某等人在国家级媒体上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并支付公益损害赔偿金10万元。

以个案办理为切入点推动源头治理

“网络开盒”的恶劣行为，严重污染了网络生态和秩序，危害公民信息安全乃至人身安全。针对这一网络乱象，司法机关和相关部门也积极展开治理。

对于“网络开盒”这一违法行为的处理，法律法规有着明确规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

组织“人肉搜索”，违法收集并向不特定多数人发布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符合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规定的，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定罪处罚；

依照刑法和司法解释规定，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实施网络侮辱、诽谤等网络暴力行为，尚不构成犯罪，符合治安管理处罚法等规定的，依法予以行政处罚。

该意见也明确规定，网络暴力行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本案正是检察机关在网络暴力治理领域的一次探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厅厅长徐向春：有的时候通过刑事打击，还是不能够免除他的民事侵权的责任，要追究他的民事侵权的责任，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通过公益诉讼来追究他的民事侵权责任。通过法院判决他们停止侵害、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形式，能够达到挽回公共利益受损的效果。

检察机关在办理这类“网络开盒”案件的同时，更以个案办理为切入点，深挖网络空间治理的难点，推动源头治理。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厅厅长徐向春：检察公益诉讼把网络空间治理，尤其是网络暴力，还有个人信息的这样侵害，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办案领域。在办理案件的同时，我们也下发提示，要求各地的检察机关都要注意，通过行政公益诉讼案件的办理，压实行政监管部门对于网络空间治理的主体责任，尤其压实平台的责任，包括在网络空间治理方面，公益诉讼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网络“开盒”，是网络空间治理的一个新课题，被写进两高工作报告里。“开盒”就是过去“人肉搜索”的升级版，指通过非法手段获取并公开他人身份证号、住址、电话等敏感个人信息，煽动他人对受害者进行骚扰辱骂。检察公益诉讼把网络空间治理作为非常重要的办案领域。检察机关不仅有刑事手段，也有公益诉讼这一利器，双管齐下，对网络“开盒”全链条追责。

小玲是一位拥有百万粉丝的网络女主播。2023年12月，小玲在后台收到粉丝私信，称她被网络“开盒”了，她的个人信息被曝光在国外一个社交群组里，组内还充斥着大量不堪的内容。

被害人小玲：说是在外网上看到了我的个人信息，有我的身份证、家庭住址还有电话。我当时很震撼，因为我没有上传过自己的身份证。

自那以后，小玲开始频繁收到各类骚扰信息和骚扰电话，甚至有人在她直播间里发评论进行威胁，扬言要到她的住处找她，并把她的真实地址发到网上，这些骚扰信息让小玲和家人无法正常生活。

被害人小玲：经常在深更半夜休息时间打我电话，我和父母生活在一起，我害怕我的家人与自身有危险，所以就和父母搬离了那个地方。

遭遇骚扰后，小玲第一时间报了警，杭州警方经过深入调查发现，遭遇类似网络“开盒”的并非只有小玲一人，多名女性网络主播都有着相同的经历，她们整天生活在不安与恐惧之中，有些被“开盒”的人，即便当下没有遭受骚扰、攻击，这些被挂在网上的个人信息也会像定时炸弹一样埋着各种安全隐患。

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引导调查取证

通过侦查，警方锁定了参与“开盒”的周某等人，因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公安机关依法对涉案犯罪嫌疑人执行逮捕。同时，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检察院也提前介入，引导调查取证。

创建“开盒”频道专门用来发布个人信息

办案人员查明，从2023年11月起，周某等人开始活跃在几个专门“开盒”的社交群组，成为管理员，并自己创建了“开盒”频道，这些频道专门用于公开发布明星、网络主播及社会热点人物的个人信息，吸引了大量用户关注。

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黄挺：他们当时是创建了三个社交群体，他们的说法是叫“频道”。我们这个案子共同起诉了六个当事人，他们既是频道的创建者也是频道的管理者，他们互相管理、互相探讨如何“开盒”以及要去“开盒”哪些人，以及从事其他的个人信息交易等违法行为。

在本案中，周某等人在“网络开盒”部分个人信息时，还附加大量侮辱性评语，甚至组织、煽动他人进行电话、短信骚扰。

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黄挺：“开盒”它就是以点扩面，在公共区域网络公共空间“开盒”，会造成大量的人员去浏览，甚至有些人通过被“开盒”的个人信息去骚扰，或者实施一些其他的违法行为。

6人非法收集买卖800余人个人信息

那么周某等人是如何获取这么多被害人的个人信息的呢？据周某供述，他出于猎奇心理在境外社交平台上注册了一个账号，用来非法查询、收集公民个人隐私信息。注册账号后，他通过代为查询信息或出租账号牟利，收费标准根据查询难度和信息数量从20元至200元不等。2023年到2024年3月期间，周某等6人通过域外软件非法收集、买卖、提供并公开明星、“网络主播”、社会热点事件当事人等800余人的个人信息，浏览量超过400万次。

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黄挺：一旦个人信息被“开盒”，是很难去消除掉的，很有可能在不特定的时候、不特定的时间，在完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信息又被开了，信息一旦被曝光很难恢复到原状。

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2名主犯获刑

杭州市临安区检察院经审查认为，周某等人违反有关法律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据此，检察机关依法对主犯周某、唐某提起了公诉。

2025年4月30日，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周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4000元；另一名涉案人员唐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6000元。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对6人提起公益诉讼

虽然周某等人被依法判处刑罚，但还有的涉案人员因为未达到刑事处罚的标准而未被起诉。检察机关认为，所有参与“开盒”的行为，都侵害了众多个体的人格权，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应该以公益诉讼追究参与人员的民事责任。

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黄挺：这个案子是大规模地在曝光个人信息，所以它是一个侵害众多个人信息权益的案件，那么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它属于检察公益诉讼法定的办案范围。

检察官表示，这起“网络开盒”所带来的危害远不止侵害个人信息那么简单，其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不容小视。

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黄挺：一个是它数量较大且具有不特定性，就是说它每天在随机地选取这个“开盒”对象，累积下来数量比较大；另外，“开盒”的对象又相对来说集中于网红、社会热点人物等，我们认为这些“开盒”的对象造成社会危害是更大的。因为这些信息被曝光了它会吸引更多人去关注、评论，或者模仿这种“开盒”的行为，也会造成更多的次生危害，比如电信诈骗、敲诈勒索、人身威胁等方面的危害。

收集固定相关证据后，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检察院对该案周某等6人提起民事公益诉讼。2025年8月28日，杭州互联网法院对这起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进行了开庭，法院经审理认为周某等人“开盒”大量公民个人信息，严重侵害众多不特定主体的个人信息权益，破坏网络生态环境，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周某等人应当承担民事侵权责任。法院当庭判决被告周某等人在国家级媒体上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并支付公益损害赔偿金10万元。

以个案办理为切入点推动源头治理

“网络开盒”的恶劣行为，严重污染了网络生态和秩序，危害公民信息安全乃至人身安全。针对这一网络乱象，司法机关和相关部门也积极展开治理。

对于“网络开盒”这一违法行为的处理，法律法规有着明确规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

组织“人肉搜索”，违法收集并向不特定多数人发布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符合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规定的，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定罪处罚；

依照刑法和司法解释规定，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实施网络侮辱、诽谤等网络暴力行为，尚不构成犯罪，符合治安管理处罚法等规定的，依法予以行政处罚。

该意见也明确规定，网络暴力行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本案正是检察机关在网络暴力治理领域的一次探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厅厅长徐向春：有的时候通过刑事打击，还是不能够免除他的民事侵权的责任，要追究他的民事侵权的责任，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通过公益诉讼来追究他的民事侵权责任。通过法院判决他们停止侵害、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形式，能够达到挽回公共利益受损的效果。

检察机关在办理这类“网络开盒”案件的同时，更以个案办理为切入点，深挖网络空间治理的难点，推动源头治理。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厅厅长徐向春：检察公益诉讼把网络空间治理，尤其是网络暴力，还有个人信息的这样侵害，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办案领域。在办理案件的同时，我们也下发提示，要求各地的检察机关都要注意，通过行政公益诉讼案件的办理，压实行政监管部门对于网络空间治理的主体责任，尤其压实平台的责任，包括在网络空间治理方面，公益诉讼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网络“开盒”，是网络空间治理的一个新课题，被写进两高工作报告里。“开盒”就是过去“人肉搜索”的升级版，指通过非法手段获取并公开他人身份证号、住址、电话等敏感个人信息，煽动他人对受害者进行骚扰辱骂。检察公益诉讼把网络空间治理作为非常重要的办案领域。检察机关不仅有刑事手段，也有公益诉讼这一利器，双管齐下，对网络“开盒”全链条追责。

小玲是一位拥有百万粉丝的网络女主播。2023年12月，小玲在后台收到粉丝私信，称她被网络“开盒”了，她的个人信息被曝光在国外一个社交群组里，组内还充斥着大量不堪的内容。

被害人小玲：说是在外网上看到了我的个人信息，有我的身份证、家庭住址还有电话。我当时很震撼，因为我没有上传过自己的身份证。

自那以后，小玲开始频繁收到各类骚扰信息和骚扰电话，甚至有人在她直播间里发评论进行威胁，扬言要到她的住处找她，并把她的真实地址发到网上，这些骚扰信息让小玲和家人无法正常生活。

被害人小玲：经常在深更半夜休息时间打我电话，我和父母生活在一起，我害怕我的家人与自身有危险，所以就和父母搬离了那个地方。

遭遇骚扰后，小玲第一时间报了警，杭州警方经过深入调查发现，遭遇类似网络“开盒”的并非只有小玲一人，多名女性网络主播都有着相同的经历，她们整天生活在不安与恐惧之中，有些被“开盒”的人，即便当下没有遭受骚扰、攻击，这些被挂在网上的个人信息也会像定时炸弹一样埋着各种安全隐患。

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引导调查取证

通过侦查，警方锁定了参与“开盒”的周某等人，因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公安机关依法对涉案犯罪嫌疑人执行逮捕。同时，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检察院也提前介入，引导调查取证。

创建“开盒”频道专门用来发布个人信息

办案人员查明，从2023年11月起，周某等人开始活跃在几个专门“开盒”的社交群组，成为管理员，并自己创建了“开盒”频道，这些频道专门用于公开发布明星、网络主播及社会热点人物的个人信息，吸引了大量用户关注。

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黄挺：他们当时是创建了三个社交群体，他们的说法是叫“频道”。我们这个案子共同起诉了六个当事人，他们既是频道的创建者也是频道的管理者，他们互相管理、互相探讨如何“开盒”以及要去“开盒”哪些人，以及从事其他的个人信息交易等违法行为。

在本案中，周某等人在“网络开盒”部分个人信息时，还附加大量侮辱性评语，甚至组织、煽动他人进行电话、短信骚扰。

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黄挺：“开盒”它就是以点扩面，在公共区域网络公共空间“开盒”，会造成大量的人员去浏览，甚至有些人通过被“开盒”的个人信息去骚扰，或者实施一些其他的违法行为。

6人非法收集买卖800余人个人信息

那么周某等人是如何获取这么多被害人的个人信息的呢？据周某供述，他出于猎奇心理在境外社交平台上注册了一个账号，用来非法查询、收集公民个人隐私信息。注册账号后，他通过代为查询信息或出租账号牟利，收费标准根据查询难度和信息数量从20元至200元不等。2023年到2024年3月期间，周某等6人通过域外软件非法收集、买卖、提供并公开明星、“网络主播”、社会热点事件当事人等800余人的个人信息，浏览量超过400万次。

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黄挺：一旦个人信息被“开盒”，是很难去消除掉的，很有可能在不特定的时候、不特定的时间，在完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信息又被开了，信息一旦被曝光很难恢复到原状。

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2名主犯获刑

杭州市临安区检察院经审查认为，周某等人违反有关法律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据此，检察机关依法对主犯周某、唐某提起了公诉。

2025年4月30日，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周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4000元；另一名涉案人员唐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6000元。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对6人提起公益诉讼

虽然周某等人被依法判处刑罚，但还有的涉案人员因为未达到刑事处罚的标准而未被起诉。检察机关认为，所有参与“开盒”的行为，都侵害了众多个体的人格权，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应该以公益诉讼追究参与人员的民事责任。

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黄挺：这个案子是大规模地在曝光个人信息，所以它是一个侵害众多个人信息权益的案件，那么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它属于检察公益诉讼法定的办案范围。

检察官表示，这起“网络开盒”所带来的危害远不止侵害个人信息那么简单，其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不容小视。

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黄挺：一个是它数量较大且具有不特定性，就是说它每天在随机地选取这个“开盒”对象，累积下来数量比较大；另外，“开盒”的对象又相对来说集中于网红、社会热点人物等，我们认为这些“开盒”的对象造成社会危害是更大的。因为这些信息被曝光了它会吸引更多人去关注、评论，或者模仿这种“开盒”的行为，也会造成更多的次生危害，比如电信诈骗、敲诈勒索、人身威胁等方面的危害。

收集固定相关证据后，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检察院对该案周某等6人提起民事公益诉讼。2025年8月28日，杭州互联网法院对这起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进行了开庭，法院经审理认为周某等人“开盒”大量公民个人信息，严重侵害众多不特定主体的个人信息权益，破坏网络生态环境，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周某等人应当承担民事侵权责任。法院当庭判决被告周某等人在国家级媒体上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并支付公益损害赔偿金10万元。

以个案办理为切入点推动源头治理

“网络开盒”的恶劣行为，严重污染了网络生态和秩序，危害公民信息安全乃至人身安全。针对这一网络乱象，司法机关和相关部门也积极展开治理。

对于“网络开盒”这一违法行为的处理，法律法规有着明确规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

组织“人肉搜索”，违法收集并向不特定多数人发布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符合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规定的，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定罪处罚；

依照刑法和司法解释规定，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实施网络侮辱、诽谤等网络暴力行为，尚不构成犯罪，符合治安管理处罚法等规定的，依法予以行政处罚。

该意见也明确规定，网络暴力行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本案正是检察机关在网络暴力治理领域的一次探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厅厅长徐向春：有的时候通过刑事打击，还是不能够免除他的民事侵权的责任，要追究他的民事侵权的责任，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通过公益诉讼来追究他的民事侵权责任。通过法院判决他们停止侵害、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形式，能够达到挽回公共利益受损的效果。

检察机关在办理这类“网络开盒”案件的同时，更以个案办理为切入点，深挖网络空间治理的难点，推动源头治理。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厅厅长徐向春：检察公益诉讼把网络空间治理，尤其是网络暴力，还有个人信息的这样侵害，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办案领域。在办理案件的同时，我们也下发提示，要求各地的检察机关都要注意，通过行政公益诉讼案件的办理，压实行政监管部门对于网络空间治理的主体责任，尤其压实平台的责任，包括在网络空间治理方面，公益诉讼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