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期主持人 | 丁欣雨

过年回乡，又到了要把语言系统从普通话切换成家乡话的时候。口语音调的变换，意味着身份和周围人群发生了改变：在北上广大城市，普通话无疑是让沟通更加高效无阻的工具，而回到家乡，方言和塑普才是环境音，操着普通话的反而像个外来客。进而想到，方言不仅标识个人，更影响到一整片地域在人们心目中的模样，比如东北话总是有把人逗乐的魔法，台湾腔柔软清新，听起来就给人感觉脾气很好，吴侬软语更是跟知书达理的文雅气质有条件反射般的关系......不过到现在，现实中熟捻掌握一整套地道方言的年轻人似乎越来越少，同时却有更多讲方言的虚构文化产品在出现，这之间形成了有趣的照应。

丁欣雨：我先讲讲我过年的体验吧。我是能听懂家乡话但从来没有尝试过流利说出来的人，这些年从外地回来，过年集中要见一批没那么熟的长辈亲戚，他们用家乡话问我话，我还是下意识用普通话去回应，结果一来一回，发现再到他们跟我说话的时候，突然就变成了有点拗口的普通话，想要来适应我的讲话习惯。一到这种时刻都让我感觉有点无所适从，我会想自己在这么一个放松接地气的环境里还说普通话，是不是太突兀了？

前段时间去看了一部讲云南大家庭的电影《翠湖》，里面的高材生大侄子从美国回来，大伯开车去接他，到家楼下，大侄子随口说了一声“bye bye”，然后这个总是说昆明话的大伯也话赶话回了他一声“bye bye”。

当时影院里观众都笑了，但我注意到大伯是有点手足无措的，说完还在原地顿了一小会。这里有社会流动带来的代际和身份上的差别，但同时又有人与人之间诙谐俏皮的化学反应，还有亲情里忍不住想要去亲近和模仿的冲动。

李欣媛：我的老家在山东一个很小的地方，小时候很长一段时间在农村生活，后来要去城里上学，一张嘴说的就是方言，这也导致在一年级的很长一段时间我恐惧开口，因为一张嘴就会被嘲笑，在这个过程中我就慢慢意识到语言带来的一种层级意识，我好像和班里的大多数人不太一样，后来我慢慢学起了说普通话。

另外一点跟我所在的城市有一定的关系。我成长的这座城市有点特殊，它曾经被称作“山东的北大荒”，因为油田的出现才慢慢建立起来，直到1983年正式建市，这让很多天南海北的人来到这里，标准的普通话就成为了通用的语言。

另一个有关语言的经历是上大学来到四川，我非常惊讶四川的同学会自然地用方言交谈，几乎每一个年轻人都会说方言，老师上课说话也是方言，只在有外地人的场合才讲普通话。而且很有意思的是，我发现四川人说普通话的时候，好像是没什么特质的一个人，但一说四川话，整个人的气质都变了，一下就变得牙尖嘴利一点，好像方言能赋予他们某种人格。

郭珂濛：我就是四川成都人。中学之前我在成都下属的一个县城生活，虽然县城和市区就隔六七十公里，但是方言的听感差别蛮大的。当时我舅妈跟我开玩笑，教我到市区一定不要怎么讲话，她老是用“买包包”的例子，因为县城话很土，会带儿化音叫“包儿包儿”。当时到市区后我就尽量不讲方言，一旦讲就会有同学学我说话，我觉得特别窘迫。很快我就学会了流利的“成都话”，县城方言反而变陌生了。

但后来上大学离开四川，我发现有一部分人听到我是成都人会比较激动，让我讲两句成都话，甚至还有喜欢川渝rap的朋友让我帮他们纠正发音。这跟成都的城市形象建设和青年文化推广是有关系的。到大学我才对四川方言有了认同感。

丁欣雨：刚刚大家讲到，某类自己使用的口音是土的或者野蛮的，很多时候地域标签会被放进一个价值判断的序列里，通过口音展现出来。比如粤语随着广东歌和香港电影的红火变成了一种时尚，同时在《天下无贼》里操着中原口音的王宝强人老实，容易被忽悠，角色名就叫“傻根”。

卢灿秋：口音有时候还跟个人魅力挂钩，这跟文化联想有关。短视频平台上有一个叫“川渝人为什么当不了霸总”的系列视频很有热度，博主把同样的意思用普通话和川渝方言分别说出来，用普通话安排工作的小叔给人精英人士之感，让人联想到网文里发生在高级办公室的故事。但说着土话的“幺爸儿”让人产生的画面就会是过年回家在农村的院坝里杀猪，或者在饭桌上红着脸喝酒。很多人评论说，一讲方言让人觉得这个人面相都变了，性缩力满满。

当然这些社交平台上的说法更多是戏谑性的。越来越多人用上社交媒体之后，各个地区的人有了展示当地生活的机会，地域形象变得多元了。在娱乐化的场景下，听到跟自己不同的方言，人们更多是好奇，而不会立即产生歧视性判断。

郭珂濛：好的写作者很善于用有关方言的情节反映社会阶级或身份立场的区隔。詹姆斯·乔伊斯的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有一篇叫《伊芙林》的故事，和我们的城乡流动经验贴合还蛮紧密的。讲的是一个年轻女孩受够了爱尔兰单调的生活，一直很向往英国本岛。但在乔伊斯写作的年代，爱尔兰人对英国的心情是很复杂的，既有对殖民者的不满，又觉得英国世界更“文明”，反之爱尔兰的口音则被更认同英国统治的人说成是更低等的“low accent”。

女主人公内心也有这样的拉扯，在她决定和男友私奔离开爱尔兰，已经逃出家门拿上船票的时候，乔伊斯的处理非常有意思，他让男友在船上对着还没有上船的伊芙琳说“come! ”，用的是短促直接的英文，但伊芙林脑海中盘旋的是她妈妈讲的方言“Derevaun Seraun”，这是变形的盖尔语，不能译成官方英语，它像咒语的残片一样牢牢控制住伊芙林。故事结尾也就结在这儿了，我们不知道伊芙琳最后有没有上船。

在这里官方英语唤起的是一种个人主义和进步主义的想象，是渴望抵御的沉闷生活，迎接新世界。但方言召唤的是家庭责任、殖民历史的负重，low和high关于政治力量的高下之别，也被建构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图景。

侯嘉煜：在以前的电影里经常能见到运用方言和普通话标识身份的情况，比如港片里经常出现大陆的亲戚来香港地区讨生活，《甜蜜蜜》的男女主就一个是天津人，一个是广州人，去香港地区打工，都要去学香港粤语，哪怕李翘本身就已经会说广州粤语。这个情况跟文化的话语权有关，而这又更多地跟经济发展程度绑定。

如果进一步来问为什么一个地区经济越发达，它的方言也会被认为在价值序列里更高，我想这其实根植于中国近代以来的意识形态，中国近代以来最终的追求之一就是所谓的现代性建设，暗含的语境是统一的语言，统一的民族政策或者统一的文化。普通话作为一种标准语尤其被突出，代表着现代性。方言内部在这种进步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下也存在着现代化的竞赛，而现代化最直接的体现就是经济发展。所以经济发达地区的语言就更“文明”，也更理所应当地掌握话语权，从而定义文化是什么，定义哪种方言是正宗的，哪种是土话。

李欣媛：中国电影史的发展过程也伴随着方言电影不断的讨论。在早期无声片时代，声音不需要被考虑，新中国成立之后，确立了普通话作为标准语言，方言在电影中的出现更多变成风格的外化，比如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贾樟柯的《小武》，导演们会把自己的乡音融入其中，在电影中代表城市的人物，像是政府官员之类用明显标准的普通话，这种设置创造城乡之间的区隔感，也有抒发乡愁的意味。

如今，方言又发生了变化，它更多像喜剧的点缀。东北话、天津话基本是搞笑担当，比方说《哪吒》里说川普的太乙真人。同时，分众化的到来也让特色方言电影越来越多，很长一段时间里《爱情神话》在上海都是票房冠军，某种程度上这也影响了电影的发行，很多电影会在特定区域先放映，《飞行家》在东北三省先点映，春节档的《夜王》是在两广上映。

但与之而来的是方言滥用也变明显了，由于电影想要突出人物设定，会让一个不是这个地方的演员去硬讲方言，现在的四川话、东北话就是重灾区，总是被用很刻板的方式在讲述。

侯嘉煜：我有个很大的感受是非东北演员说东北话会过度夸张，而且故意往滑稽的方向模仿。与其说是还原历史场景，不如说是强化地域刻板印象。

这几年冒出来这么多方言电影，除了有各地人们在方言文化的自觉性上有所复兴的因素外，也说明方言已经退出了与普通话的竞争序列。10年前还流行某种段子说广东话还是四川话在投票里差一票就能成为全国通用性语言，但现在人们不会再这么讲，方言电影貌似更多是一个文化保留地，因为它已经足够安全，不会再威胁到普通话的地位，所以可以在电影中成为一种景观。

卢灿秋：方言创作也是有意识的文化书写，会有类似杀马特群体的心态，用一种“非主流”的方式去表达自我和历史。生活在长期不受主流关注、可见度较低的一些地区的人，希望通过展示自己的地域文化来“宣示”身份，这某种程度上是在回应歧视。

比如来自贵州六盘水的音乐人蒋先贵，很多歌都在写这座三线建设老城的生活经验，并加入方言念白。在《20001208》里，他写到，2000年12月8日这天，飞碟里走下来两个外星人，“问我：现在地球的煤炭好多块钱一吨。我讲：要看你问的是无烟煤，还是水洗煤。他们没有再问，沉默地飞走。”开采煤矿曾是当地开展火热的一项生产活动，这个故事就展现了城市发展热潮过后的凄凉和悲伤之感。

王鹏凯：我上大学之后就离开宁波了，一年在家呆的时间很少，家乡的文化、风土都离我越来越远。后来我听到一个乐队叫还潮，是用宁波话来创作的，很多歌里出现的菜场、公园或者习俗都是宁波本地的，这种诉说在地生活的语言会把我拉回来，让我重新认识我的家乡。回看方言音乐的谱系，包括世纪初上海流行的一支乐队叫顶楼的马戏团，还有香港乐队我的小机场（My Little Airport），要是把他们的创作换成普通话，表现出来的也许会完全不一样。

我个人感觉说唱音乐在强调方言时会有更强的宣示性，比如说“我们都是一家人”“要把重庆话发扬光大”，会有更强的地方主义情结。

郭珂濛：说唱这种音乐形式是从黑人的社区文化中生长出来的，即所谓的neighborhood。但相较于“neighborhood”一词蕴含的邻里联结的情感倾向，黑人社区的“hood”包括一些更特殊的经验，有关街头社会的暴力、边缘、互相扶持。

我之前听过一个叫“反向乐事”的播客，讲到中国新一代rapper在探索更新的表达方式时，也受到hood文化影响，从边缘的地方性经验中获得素材，有很自觉的底层视角。但我感受到目前可见度比较高的作品，尤其在川渝说唱中，叙事和一种江湖气的男子气概强绑定。你能听到背后主体的声音非常强劲，有一种坚实的、属于“兄弟伙”的身份认同，这也和鹏凯说的宣示感有关。

最近有一些方言说唱开始有意识跳出这样的叙事惯性。比如去年让我比较惊喜的一张专辑是麻圆的《巴南世家》，不仅讲男性婚姻生活，也讲到县城酒吧里的女性欲望和回忆。但作品对女性的画像还是相对粗糙，强调女人跟“黄毛”谈过恋爱，一个人寂寞喝酒，是很外部的视角。期待未来有更多女性rapper能用所谓“土”的声音去讲些被街头叙事遮掩的东西。

郭珂濛：川渝方言目前来讲算是蛮强势的一支。王笛在《茶馆》里提到，茶馆很早就是成都重要的公共空间，让“摆龙门阵”（聊闲天）成为成都人日常的政治参与方式。成都人的公共生活参与一开始就在非正式、口语化的语境中生成，这一直影响到我们当下的代际。

一个针对四川省方言区大学生的调查发现，四川年轻群体普通话说得很好，方言掌握程度也很高，而且他们会明确区分使用普通话和使用方言的场合，普通话在更讲效率和秩序化的语境里使用，但方言会被用来进行更有情感色彩的交流，像是王笛在《茶馆》中描绘的公共聚会时刻。

丁欣雨：我完全只能说普通话了，感觉安徽在地图板块上是一个中转枢纽站的存在，很多人聚集到这里，又从安徽散去各处，导致这里也是口音夹杂之地。我爸妈来自不同的县城，他们各自的口音就跟市区口音完全不一样，在我看来就是三种不同的语言，没有办法合起来学习，最后就只讲普通话。

我了解到新加坡前几十年的推广华语运动，让很多年轻学生会讲普通话和英语，但当初移民来的老一辈，他们原来讲的闽南话和潮州话既在公共空间里是被消音的，也失去了诉说的对象，他们变成了被遗忘的一群人，也会导致代际之间的生活沟通变困难。

卢灿秋：在我的家乡贵州，大部分县市的情况非常相反。一是地区由外向内的流动性比较低，二是虽然不同地方的人口音有差别，但大体是相近的，彼此听得懂，不需要再引进一种共通语言来使沟通更加高效。

方言用得很普遍还因为使用场景没有发生改变，被破坏。普通话出现在学校教育、官方活动、跨地区交流等场合，在这之外，亲友交流、商店消费等日常生活中，方言仍然是默认语言。但如果在一个流动性较强的城市，人们说不同方言，交流就需要靠普通话；或者一个城市的日常生活与消费越来越集中在全国性品牌、连锁商场等默认使用普通话的空间里，方言使用场景是在慢慢被压缩的。

郭珂濛：之前上学校的口述史课，我们外出做田野访谈了很多40-50年代出生的老人，发现用方言交流，他们明显更放松敞开。普通话1956年才初步进入学校教育系统，我们再往上两三辈的老人，生命经验绝对还是更多被方言塑造的。

当时老师突然问我们“AA制”在不同方言里怎么说，我懵了好久，是旁边一个川渝老人听完我们的解释之后说，这不就是“打平伙”吗？我后来去查了一下，这两个词的意思是有重叠的，但背后的情感结构和关系伦理差别非常大。AA制是按人头均分账单，但“打平伙”接近一种聚会组织方式，不一定只用钱结算，能够“你带米、我出锅”，甚至“我没钱就出力”也算，更侧重资源整合和共享精神，“伙”的热闹在前，“结清”的目的在后。现在我们似乎已经缺乏语言去描述这样的公共经验。

丁欣雨：现在脱口秀也产出了很多地域梗，之前跟鲁青在聊，她提到唐香玉的“上桌吃饭”，上桌是一个山东礼俗方面的习惯，但经她这么一讲变成了全国范围的热词，而且隐喻着一种社会现象和时代情绪。从这个角度说，通行语言永远处在变化当中，方言依然有进入主流视野的通道，某个属于地方性的语言被选中，在普通话中越传越远，也让它有了记录历史一刻的功能。

李欣媛：在大众媒介的传播过程中很有可能会把一些带有地方特色的语言扩散出去。我想到的是东北话，因为东北话一直在春晚的小品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赵本山之前有个作品《卖拐》里有个词语叫“忽悠”，它最开始是个方言词汇，但我们现在都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可见借助媒介传播，方言的科普的程度和接受度会变得很高。

侯嘉煜：“老登”也是最近进入普通话的比较火的用语，而且被泛化为一种中年人的指代。当然起初老登的使用还是靠近东北话的语境的，即形容为老不尊、倚老卖老的中年男性。这个词就很有穿透力，能够将一种形象浓缩在其中。方言内部的那种独特语境是很有生命力的。

再举个例子，东北话有一个俗语叫“南边尖北边虎，中间夹个二百五”，“南边”是指辽宁，辽宁经商比较多，“尖”就是说这个人聪明精细；“虎”在一般印象里是说这个人莽撞，做事不过脑子，不来事儿。但实际在东北内部的语境里，这两个词呈现的态度是有反差的，虽然我夸你“尖儿”，但我并不认同你这种聪明；虽然“虎”是说你不长脑子，但其实是在暗中赞许你，承认你的勇气的。很多时候方言里这种依靠文化语境来做支撑和细致分析的词语是很难通过转译，去传达到普通话里面的。

郭珂濛：“耙耳朵”在四川话里也是褒义，形容男性很顾家。四川人的一个共同记忆是00年代初期四川地方电视台的系列剧集《幸福耙耳朵》。片头曲基本每个成都人都会唱两句，女主角凤姐唱“锅你洗了吗？碗你洗了吗？脏衣服那么多你都洗了吗？”像是质问的语气，但能看到全片里男性的生活状态是幸福的。在“耙耳朵”文化下，一切家长里短、鸡毛蒜皮的事情都能“摆出来说”，让家庭采用协商的方式沟通。但在四川之外和其他人提这个词的时候，我发现有一部分人很抵触，直接把这个词理解为女性对男性的压制，这和我们的经验是有差别的。

196期主持人 | 丁欣雨

过年回乡，又到了要把语言系统从普通话切换成家乡话的时候。口语音调的变换，意味着身份和周围人群发生了改变：在北上广大城市，普通话无疑是让沟通更加高效无阻的工具，而回到家乡，方言和塑普才是环境音，操着普通话的反而像个外来客。进而想到，方言不仅标识个人，更影响到一整片地域在人们心目中的模样，比如东北话总是有把人逗乐的魔法，台湾腔柔软清新，听起来就给人感觉脾气很好，吴侬软语更是跟知书达理的文雅气质有条件反射般的关系......不过到现在，现实中熟捻掌握一整套地道方言的年轻人似乎越来越少，同时却有更多讲方言的虚构文化产品在出现，这之间形成了有趣的照应。

丁欣雨：我先讲讲我过年的体验吧。我是能听懂家乡话但从来没有尝试过流利说出来的人，这些年从外地回来，过年集中要见一批没那么熟的长辈亲戚，他们用家乡话问我话，我还是下意识用普通话去回应，结果一来一回，发现再到他们跟我说话的时候，突然就变成了有点拗口的普通话，想要来适应我的讲话习惯。一到这种时刻都让我感觉有点无所适从，我会想自己在这么一个放松接地气的环境里还说普通话，是不是太突兀了？

前段时间去看了一部讲云南大家庭的电影《翠湖》，里面的高材生大侄子从美国回来，大伯开车去接他，到家楼下，大侄子随口说了一声“bye bye”，然后这个总是说昆明话的大伯也话赶话回了他一声“bye bye”。

当时影院里观众都笑了，但我注意到大伯是有点手足无措的，说完还在原地顿了一小会。这里有社会流动带来的代际和身份上的差别，但同时又有人与人之间诙谐俏皮的化学反应，还有亲情里忍不住想要去亲近和模仿的冲动。

李欣媛：我的老家在山东一个很小的地方，小时候很长一段时间在农村生活，后来要去城里上学，一张嘴说的就是方言，这也导致在一年级的很长一段时间我恐惧开口，因为一张嘴就会被嘲笑，在这个过程中我就慢慢意识到语言带来的一种层级意识，我好像和班里的大多数人不太一样，后来我慢慢学起了说普通话。

另外一点跟我所在的城市有一定的关系。我成长的这座城市有点特殊，它曾经被称作“山东的北大荒”，因为油田的出现才慢慢建立起来，直到1983年正式建市，这让很多天南海北的人来到这里，标准的普通话就成为了通用的语言。

另一个有关语言的经历是上大学来到四川，我非常惊讶四川的同学会自然地用方言交谈，几乎每一个年轻人都会说方言，老师上课说话也是方言，只在有外地人的场合才讲普通话。而且很有意思的是，我发现四川人说普通话的时候，好像是没什么特质的一个人，但一说四川话，整个人的气质都变了，一下就变得牙尖嘴利一点，好像方言能赋予他们某种人格。

郭珂濛：我就是四川成都人。中学之前我在成都下属的一个县城生活，虽然县城和市区就隔六七十公里，但是方言的听感差别蛮大的。当时我舅妈跟我开玩笑，教我到市区一定不要怎么讲话，她老是用“买包包”的例子，因为县城话很土，会带儿化音叫“包儿包儿”。当时到市区后我就尽量不讲方言，一旦讲就会有同学学我说话，我觉得特别窘迫。很快我就学会了流利的“成都话”，县城方言反而变陌生了。

但后来上大学离开四川，我发现有一部分人听到我是成都人会比较激动，让我讲两句成都话，甚至还有喜欢川渝rap的朋友让我帮他们纠正发音。这跟成都的城市形象建设和青年文化推广是有关系的。到大学我才对四川方言有了认同感。

丁欣雨：刚刚大家讲到，某类自己使用的口音是土的或者野蛮的，很多时候地域标签会被放进一个价值判断的序列里，通过口音展现出来。比如粤语随着广东歌和香港电影的红火变成了一种时尚，同时在《天下无贼》里操着中原口音的王宝强人老实，容易被忽悠，角色名就叫“傻根”。

卢灿秋：口音有时候还跟个人魅力挂钩，这跟文化联想有关。短视频平台上有一个叫“川渝人为什么当不了霸总”的系列视频很有热度，博主把同样的意思用普通话和川渝方言分别说出来，用普通话安排工作的小叔给人精英人士之感，让人联想到网文里发生在高级办公室的故事。但说着土话的“幺爸儿”让人产生的画面就会是过年回家在农村的院坝里杀猪，或者在饭桌上红着脸喝酒。很多人评论说，一讲方言让人觉得这个人面相都变了，性缩力满满。

当然这些社交平台上的说法更多是戏谑性的。越来越多人用上社交媒体之后，各个地区的人有了展示当地生活的机会，地域形象变得多元了。在娱乐化的场景下，听到跟自己不同的方言，人们更多是好奇，而不会立即产生歧视性判断。

郭珂濛：好的写作者很善于用有关方言的情节反映社会阶级或身份立场的区隔。詹姆斯·乔伊斯的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有一篇叫《伊芙林》的故事，和我们的城乡流动经验贴合还蛮紧密的。讲的是一个年轻女孩受够了爱尔兰单调的生活，一直很向往英国本岛。但在乔伊斯写作的年代，爱尔兰人对英国的心情是很复杂的，既有对殖民者的不满，又觉得英国世界更“文明”，反之爱尔兰的口音则被更认同英国统治的人说成是更低等的“low accent”。

女主人公内心也有这样的拉扯，在她决定和男友私奔离开爱尔兰，已经逃出家门拿上船票的时候，乔伊斯的处理非常有意思，他让男友在船上对着还没有上船的伊芙琳说“come! ”，用的是短促直接的英文，但伊芙林脑海中盘旋的是她妈妈讲的方言“Derevaun Seraun”，这是变形的盖尔语，不能译成官方英语，它像咒语的残片一样牢牢控制住伊芙林。故事结尾也就结在这儿了，我们不知道伊芙琳最后有没有上船。

在这里官方英语唤起的是一种个人主义和进步主义的想象，是渴望抵御的沉闷生活，迎接新世界。但方言召唤的是家庭责任、殖民历史的负重，low和high关于政治力量的高下之别，也被建构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图景。

侯嘉煜：在以前的电影里经常能见到运用方言和普通话标识身份的情况，比如港片里经常出现大陆的亲戚来香港地区讨生活，《甜蜜蜜》的男女主就一个是天津人，一个是广州人，去香港地区打工，都要去学香港粤语，哪怕李翘本身就已经会说广州粤语。这个情况跟文化的话语权有关，而这又更多地跟经济发展程度绑定。

如果进一步来问为什么一个地区经济越发达，它的方言也会被认为在价值序列里更高，我想这其实根植于中国近代以来的意识形态，中国近代以来最终的追求之一就是所谓的现代性建设，暗含的语境是统一的语言，统一的民族政策或者统一的文化。普通话作为一种标准语尤其被突出，代表着现代性。方言内部在这种进步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下也存在着现代化的竞赛，而现代化最直接的体现就是经济发展。所以经济发达地区的语言就更“文明”，也更理所应当地掌握话语权，从而定义文化是什么，定义哪种方言是正宗的，哪种是土话。

李欣媛：中国电影史的发展过程也伴随着方言电影不断的讨论。在早期无声片时代，声音不需要被考虑，新中国成立之后，确立了普通话作为标准语言，方言在电影中的出现更多变成风格的外化，比如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贾樟柯的《小武》，导演们会把自己的乡音融入其中，在电影中代表城市的人物，像是政府官员之类用明显标准的普通话，这种设置创造城乡之间的区隔感，也有抒发乡愁的意味。

如今，方言又发生了变化，它更多像喜剧的点缀。东北话、天津话基本是搞笑担当，比方说《哪吒》里说川普的太乙真人。同时，分众化的到来也让特色方言电影越来越多，很长一段时间里《爱情神话》在上海都是票房冠军，某种程度上这也影响了电影的发行，很多电影会在特定区域先放映，《飞行家》在东北三省先点映，春节档的《夜王》是在两广上映。

但与之而来的是方言滥用也变明显了，由于电影想要突出人物设定，会让一个不是这个地方的演员去硬讲方言，现在的四川话、东北话就是重灾区，总是被用很刻板的方式在讲述。

侯嘉煜：我有个很大的感受是非东北演员说东北话会过度夸张，而且故意往滑稽的方向模仿。与其说是还原历史场景，不如说是强化地域刻板印象。

这几年冒出来这么多方言电影，除了有各地人们在方言文化的自觉性上有所复兴的因素外，也说明方言已经退出了与普通话的竞争序列。10年前还流行某种段子说广东话还是四川话在投票里差一票就能成为全国通用性语言，但现在人们不会再这么讲，方言电影貌似更多是一个文化保留地，因为它已经足够安全，不会再威胁到普通话的地位，所以可以在电影中成为一种景观。

卢灿秋：方言创作也是有意识的文化书写，会有类似杀马特群体的心态，用一种“非主流”的方式去表达自我和历史。生活在长期不受主流关注、可见度较低的一些地区的人，希望通过展示自己的地域文化来“宣示”身份，这某种程度上是在回应歧视。

比如来自贵州六盘水的音乐人蒋先贵，很多歌都在写这座三线建设老城的生活经验，并加入方言念白。在《20001208》里，他写到，2000年12月8日这天，飞碟里走下来两个外星人，“问我：现在地球的煤炭好多块钱一吨。我讲：要看你问的是无烟煤，还是水洗煤。他们没有再问，沉默地飞走。”开采煤矿曾是当地开展火热的一项生产活动，这个故事就展现了城市发展热潮过后的凄凉和悲伤之感。

王鹏凯：我上大学之后就离开宁波了，一年在家呆的时间很少，家乡的文化、风土都离我越来越远。后来我听到一个乐队叫还潮，是用宁波话来创作的，很多歌里出现的菜场、公园或者习俗都是宁波本地的，这种诉说在地生活的语言会把我拉回来，让我重新认识我的家乡。回看方言音乐的谱系，包括世纪初上海流行的一支乐队叫顶楼的马戏团，还有香港乐队我的小机场（My Little Airport），要是把他们的创作换成普通话，表现出来的也许会完全不一样。

我个人感觉说唱音乐在强调方言时会有更强的宣示性，比如说“我们都是一家人”“要把重庆话发扬光大”，会有更强的地方主义情结。

郭珂濛：说唱这种音乐形式是从黑人的社区文化中生长出来的，即所谓的neighborhood。但相较于“neighborhood”一词蕴含的邻里联结的情感倾向，黑人社区的“hood”包括一些更特殊的经验，有关街头社会的暴力、边缘、互相扶持。

我之前听过一个叫“反向乐事”的播客，讲到中国新一代rapper在探索更新的表达方式时，也受到hood文化影响，从边缘的地方性经验中获得素材，有很自觉的底层视角。但我感受到目前可见度比较高的作品，尤其在川渝说唱中，叙事和一种江湖气的男子气概强绑定。你能听到背后主体的声音非常强劲，有一种坚实的、属于“兄弟伙”的身份认同，这也和鹏凯说的宣示感有关。

最近有一些方言说唱开始有意识跳出这样的叙事惯性。比如去年让我比较惊喜的一张专辑是麻圆的《巴南世家》，不仅讲男性婚姻生活，也讲到县城酒吧里的女性欲望和回忆。但作品对女性的画像还是相对粗糙，强调女人跟“黄毛”谈过恋爱，一个人寂寞喝酒，是很外部的视角。期待未来有更多女性rapper能用所谓“土”的声音去讲些被街头叙事遮掩的东西。

郭珂濛：川渝方言目前来讲算是蛮强势的一支。王笛在《茶馆》里提到，茶馆很早就是成都重要的公共空间，让“摆龙门阵”（聊闲天）成为成都人日常的政治参与方式。成都人的公共生活参与一开始就在非正式、口语化的语境中生成，这一直影响到我们当下的代际。

一个针对四川省方言区大学生的调查发现，四川年轻群体普通话说得很好，方言掌握程度也很高，而且他们会明确区分使用普通话和使用方言的场合，普通话在更讲效率和秩序化的语境里使用，但方言会被用来进行更有情感色彩的交流，像是王笛在《茶馆》中描绘的公共聚会时刻。

丁欣雨：我完全只能说普通话了，感觉安徽在地图板块上是一个中转枢纽站的存在，很多人聚集到这里，又从安徽散去各处，导致这里也是口音夹杂之地。我爸妈来自不同的县城，他们各自的口音就跟市区口音完全不一样，在我看来就是三种不同的语言，没有办法合起来学习，最后就只讲普通话。

我了解到新加坡前几十年的推广华语运动，让很多年轻学生会讲普通话和英语，但当初移民来的老一辈，他们原来讲的闽南话和潮州话既在公共空间里是被消音的，也失去了诉说的对象，他们变成了被遗忘的一群人，也会导致代际之间的生活沟通变困难。

卢灿秋：在我的家乡贵州，大部分县市的情况非常相反。一是地区由外向内的流动性比较低，二是虽然不同地方的人口音有差别，但大体是相近的，彼此听得懂，不需要再引进一种共通语言来使沟通更加高效。

方言用得很普遍还因为使用场景没有发生改变，被破坏。普通话出现在学校教育、官方活动、跨地区交流等场合，在这之外，亲友交流、商店消费等日常生活中，方言仍然是默认语言。但如果在一个流动性较强的城市，人们说不同方言，交流就需要靠普通话；或者一个城市的日常生活与消费越来越集中在全国性品牌、连锁商场等默认使用普通话的空间里，方言使用场景是在慢慢被压缩的。

郭珂濛：之前上学校的口述史课，我们外出做田野访谈了很多40-50年代出生的老人，发现用方言交流，他们明显更放松敞开。普通话1956年才初步进入学校教育系统，我们再往上两三辈的老人，生命经验绝对还是更多被方言塑造的。

当时老师突然问我们“AA制”在不同方言里怎么说，我懵了好久，是旁边一个川渝老人听完我们的解释之后说，这不就是“打平伙”吗？我后来去查了一下，这两个词的意思是有重叠的，但背后的情感结构和关系伦理差别非常大。AA制是按人头均分账单，但“打平伙”接近一种聚会组织方式，不一定只用钱结算，能够“你带米、我出锅”，甚至“我没钱就出力”也算，更侧重资源整合和共享精神，“伙”的热闹在前，“结清”的目的在后。现在我们似乎已经缺乏语言去描述这样的公共经验。

丁欣雨：现在脱口秀也产出了很多地域梗，之前跟鲁青在聊，她提到唐香玉的“上桌吃饭”，上桌是一个山东礼俗方面的习惯，但经她这么一讲变成了全国范围的热词，而且隐喻着一种社会现象和时代情绪。从这个角度说，通行语言永远处在变化当中，方言依然有进入主流视野的通道，某个属于地方性的语言被选中，在普通话中越传越远，也让它有了记录历史一刻的功能。

李欣媛：在大众媒介的传播过程中很有可能会把一些带有地方特色的语言扩散出去。我想到的是东北话，因为东北话一直在春晚的小品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赵本山之前有个作品《卖拐》里有个词语叫“忽悠”，它最开始是个方言词汇，但我们现在都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可见借助媒介传播，方言的科普的程度和接受度会变得很高。

侯嘉煜：“老登”也是最近进入普通话的比较火的用语，而且被泛化为一种中年人的指代。当然起初老登的使用还是靠近东北话的语境的，即形容为老不尊、倚老卖老的中年男性。这个词就很有穿透力，能够将一种形象浓缩在其中。方言内部的那种独特语境是很有生命力的。

再举个例子，东北话有一个俗语叫“南边尖北边虎，中间夹个二百五”，“南边”是指辽宁，辽宁经商比较多，“尖”就是说这个人聪明精细；“虎”在一般印象里是说这个人莽撞，做事不过脑子，不来事儿。但实际在东北内部的语境里，这两个词呈现的态度是有反差的，虽然我夸你“尖儿”，但我并不认同你这种聪明；虽然“虎”是说你不长脑子，但其实是在暗中赞许你，承认你的勇气的。很多时候方言里这种依靠文化语境来做支撑和细致分析的词语是很难通过转译，去传达到普通话里面的。

郭珂濛：“耙耳朵”在四川话里也是褒义，形容男性很顾家。四川人的一个共同记忆是00年代初期四川地方电视台的系列剧集《幸福耙耳朵》。片头曲基本每个成都人都会唱两句，女主角凤姐唱“锅你洗了吗？碗你洗了吗？脏衣服那么多你都洗了吗？”像是质问的语气，但能看到全片里男性的生活状态是幸福的。在“耙耳朵”文化下，一切家长里短、鸡毛蒜皮的事情都能“摆出来说”，让家庭采用协商的方式沟通。但在四川之外和其他人提这个词的时候，我发现有一部分人很抵触，直接把这个词理解为女性对男性的压制，这和我们的经验是有差别的。

196期主持人 | 丁欣雨

过年回乡，又到了要把语言系统从普通话切换成家乡话的时候。口语音调的变换，意味着身份和周围人群发生了改变：在北上广大城市，普通话无疑是让沟通更加高效无阻的工具，而回到家乡，方言和塑普才是环境音，操着普通话的反而像个外来客。进而想到，方言不仅标识个人，更影响到一整片地域在人们心目中的模样，比如东北话总是有把人逗乐的魔法，台湾腔柔软清新，听起来就给人感觉脾气很好，吴侬软语更是跟知书达理的文雅气质有条件反射般的关系......不过到现在，现实中熟捻掌握一整套地道方言的年轻人似乎越来越少，同时却有更多讲方言的虚构文化产品在出现，这之间形成了有趣的照应。

丁欣雨：我先讲讲我过年的体验吧。我是能听懂家乡话但从来没有尝试过流利说出来的人，这些年从外地回来，过年集中要见一批没那么熟的长辈亲戚，他们用家乡话问我话，我还是下意识用普通话去回应，结果一来一回，发现再到他们跟我说话的时候，突然就变成了有点拗口的普通话，想要来适应我的讲话习惯。一到这种时刻都让我感觉有点无所适从，我会想自己在这么一个放松接地气的环境里还说普通话，是不是太突兀了？

前段时间去看了一部讲云南大家庭的电影《翠湖》，里面的高材生大侄子从美国回来，大伯开车去接他，到家楼下，大侄子随口说了一声“bye bye”，然后这个总是说昆明话的大伯也话赶话回了他一声“bye bye”。

当时影院里观众都笑了，但我注意到大伯是有点手足无措的，说完还在原地顿了一小会。这里有社会流动带来的代际和身份上的差别，但同时又有人与人之间诙谐俏皮的化学反应，还有亲情里忍不住想要去亲近和模仿的冲动。

李欣媛：我的老家在山东一个很小的地方，小时候很长一段时间在农村生活，后来要去城里上学，一张嘴说的就是方言，这也导致在一年级的很长一段时间我恐惧开口，因为一张嘴就会被嘲笑，在这个过程中我就慢慢意识到语言带来的一种层级意识，我好像和班里的大多数人不太一样，后来我慢慢学起了说普通话。

另外一点跟我所在的城市有一定的关系。我成长的这座城市有点特殊，它曾经被称作“山东的北大荒”，因为油田的出现才慢慢建立起来，直到1983年正式建市，这让很多天南海北的人来到这里，标准的普通话就成为了通用的语言。

另一个有关语言的经历是上大学来到四川，我非常惊讶四川的同学会自然地用方言交谈，几乎每一个年轻人都会说方言，老师上课说话也是方言，只在有外地人的场合才讲普通话。而且很有意思的是，我发现四川人说普通话的时候，好像是没什么特质的一个人，但一说四川话，整个人的气质都变了，一下就变得牙尖嘴利一点，好像方言能赋予他们某种人格。

郭珂濛：我就是四川成都人。中学之前我在成都下属的一个县城生活，虽然县城和市区就隔六七十公里，但是方言的听感差别蛮大的。当时我舅妈跟我开玩笑，教我到市区一定不要怎么讲话，她老是用“买包包”的例子，因为县城话很土，会带儿化音叫“包儿包儿”。当时到市区后我就尽量不讲方言，一旦讲就会有同学学我说话，我觉得特别窘迫。很快我就学会了流利的“成都话”，县城方言反而变陌生了。

但后来上大学离开四川，我发现有一部分人听到我是成都人会比较激动，让我讲两句成都话，甚至还有喜欢川渝rap的朋友让我帮他们纠正发音。这跟成都的城市形象建设和青年文化推广是有关系的。到大学我才对四川方言有了认同感。

丁欣雨：刚刚大家讲到，某类自己使用的口音是土的或者野蛮的，很多时候地域标签会被放进一个价值判断的序列里，通过口音展现出来。比如粤语随着广东歌和香港电影的红火变成了一种时尚，同时在《天下无贼》里操着中原口音的王宝强人老实，容易被忽悠，角色名就叫“傻根”。

卢灿秋：口音有时候还跟个人魅力挂钩，这跟文化联想有关。短视频平台上有一个叫“川渝人为什么当不了霸总”的系列视频很有热度，博主把同样的意思用普通话和川渝方言分别说出来，用普通话安排工作的小叔给人精英人士之感，让人联想到网文里发生在高级办公室的故事。但说着土话的“幺爸儿”让人产生的画面就会是过年回家在农村的院坝里杀猪，或者在饭桌上红着脸喝酒。很多人评论说，一讲方言让人觉得这个人面相都变了，性缩力满满。

当然这些社交平台上的说法更多是戏谑性的。越来越多人用上社交媒体之后，各个地区的人有了展示当地生活的机会，地域形象变得多元了。在娱乐化的场景下，听到跟自己不同的方言，人们更多是好奇，而不会立即产生歧视性判断。

郭珂濛：好的写作者很善于用有关方言的情节反映社会阶级或身份立场的区隔。詹姆斯·乔伊斯的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有一篇叫《伊芙林》的故事，和我们的城乡流动经验贴合还蛮紧密的。讲的是一个年轻女孩受够了爱尔兰单调的生活，一直很向往英国本岛。但在乔伊斯写作的年代，爱尔兰人对英国的心情是很复杂的，既有对殖民者的不满，又觉得英国世界更“文明”，反之爱尔兰的口音则被更认同英国统治的人说成是更低等的“low accent”。

女主人公内心也有这样的拉扯，在她决定和男友私奔离开爱尔兰，已经逃出家门拿上船票的时候，乔伊斯的处理非常有意思，他让男友在船上对着还没有上船的伊芙琳说“come! ”，用的是短促直接的英文，但伊芙林脑海中盘旋的是她妈妈讲的方言“Derevaun Seraun”，这是变形的盖尔语，不能译成官方英语，它像咒语的残片一样牢牢控制住伊芙林。故事结尾也就结在这儿了，我们不知道伊芙琳最后有没有上船。

在这里官方英语唤起的是一种个人主义和进步主义的想象，是渴望抵御的沉闷生活，迎接新世界。但方言召唤的是家庭责任、殖民历史的负重，low和high关于政治力量的高下之别，也被建构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图景。

侯嘉煜：在以前的电影里经常能见到运用方言和普通话标识身份的情况，比如港片里经常出现大陆的亲戚来香港地区讨生活，《甜蜜蜜》的男女主就一个是天津人，一个是广州人，去香港地区打工，都要去学香港粤语，哪怕李翘本身就已经会说广州粤语。这个情况跟文化的话语权有关，而这又更多地跟经济发展程度绑定。

如果进一步来问为什么一个地区经济越发达，它的方言也会被认为在价值序列里更高，我想这其实根植于中国近代以来的意识形态，中国近代以来最终的追求之一就是所谓的现代性建设，暗含的语境是统一的语言，统一的民族政策或者统一的文化。普通话作为一种标准语尤其被突出，代表着现代性。方言内部在这种进步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下也存在着现代化的竞赛，而现代化最直接的体现就是经济发展。所以经济发达地区的语言就更“文明”，也更理所应当地掌握话语权，从而定义文化是什么，定义哪种方言是正宗的，哪种是土话。

李欣媛：中国电影史的发展过程也伴随着方言电影不断的讨论。在早期无声片时代，声音不需要被考虑，新中国成立之后，确立了普通话作为标准语言，方言在电影中的出现更多变成风格的外化，比如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贾樟柯的《小武》，导演们会把自己的乡音融入其中，在电影中代表城市的人物，像是政府官员之类用明显标准的普通话，这种设置创造城乡之间的区隔感，也有抒发乡愁的意味。

如今，方言又发生了变化，它更多像喜剧的点缀。东北话、天津话基本是搞笑担当，比方说《哪吒》里说川普的太乙真人。同时，分众化的到来也让特色方言电影越来越多，很长一段时间里《爱情神话》在上海都是票房冠军，某种程度上这也影响了电影的发行，很多电影会在特定区域先放映，《飞行家》在东北三省先点映，春节档的《夜王》是在两广上映。

但与之而来的是方言滥用也变明显了，由于电影想要突出人物设定，会让一个不是这个地方的演员去硬讲方言，现在的四川话、东北话就是重灾区，总是被用很刻板的方式在讲述。

侯嘉煜：我有个很大的感受是非东北演员说东北话会过度夸张，而且故意往滑稽的方向模仿。与其说是还原历史场景，不如说是强化地域刻板印象。

这几年冒出来这么多方言电影，除了有各地人们在方言文化的自觉性上有所复兴的因素外，也说明方言已经退出了与普通话的竞争序列。10年前还流行某种段子说广东话还是四川话在投票里差一票就能成为全国通用性语言，但现在人们不会再这么讲，方言电影貌似更多是一个文化保留地，因为它已经足够安全，不会再威胁到普通话的地位，所以可以在电影中成为一种景观。

卢灿秋：方言创作也是有意识的文化书写，会有类似杀马特群体的心态，用一种“非主流”的方式去表达自我和历史。生活在长期不受主流关注、可见度较低的一些地区的人，希望通过展示自己的地域文化来“宣示”身份，这某种程度上是在回应歧视。

比如来自贵州六盘水的音乐人蒋先贵，很多歌都在写这座三线建设老城的生活经验，并加入方言念白。在《20001208》里，他写到，2000年12月8日这天，飞碟里走下来两个外星人，“问我：现在地球的煤炭好多块钱一吨。我讲：要看你问的是无烟煤，还是水洗煤。他们没有再问，沉默地飞走。”开采煤矿曾是当地开展火热的一项生产活动，这个故事就展现了城市发展热潮过后的凄凉和悲伤之感。

王鹏凯：我上大学之后就离开宁波了，一年在家呆的时间很少，家乡的文化、风土都离我越来越远。后来我听到一个乐队叫还潮，是用宁波话来创作的，很多歌里出现的菜场、公园或者习俗都是宁波本地的，这种诉说在地生活的语言会把我拉回来，让我重新认识我的家乡。回看方言音乐的谱系，包括世纪初上海流行的一支乐队叫顶楼的马戏团，还有香港乐队我的小机场（My Little Airport），要是把他们的创作换成普通话，表现出来的也许会完全不一样。

我个人感觉说唱音乐在强调方言时会有更强的宣示性，比如说“我们都是一家人”“要把重庆话发扬光大”，会有更强的地方主义情结。

郭珂濛：说唱这种音乐形式是从黑人的社区文化中生长出来的，即所谓的neighborhood。但相较于“neighborhood”一词蕴含的邻里联结的情感倾向，黑人社区的“hood”包括一些更特殊的经验，有关街头社会的暴力、边缘、互相扶持。

我之前听过一个叫“反向乐事”的播客，讲到中国新一代rapper在探索更新的表达方式时，也受到hood文化影响，从边缘的地方性经验中获得素材，有很自觉的底层视角。但我感受到目前可见度比较高的作品，尤其在川渝说唱中，叙事和一种江湖气的男子气概强绑定。你能听到背后主体的声音非常强劲，有一种坚实的、属于“兄弟伙”的身份认同，这也和鹏凯说的宣示感有关。

最近有一些方言说唱开始有意识跳出这样的叙事惯性。比如去年让我比较惊喜的一张专辑是麻圆的《巴南世家》，不仅讲男性婚姻生活，也讲到县城酒吧里的女性欲望和回忆。但作品对女性的画像还是相对粗糙，强调女人跟“黄毛”谈过恋爱，一个人寂寞喝酒，是很外部的视角。期待未来有更多女性rapper能用所谓“土”的声音去讲些被街头叙事遮掩的东西。

郭珂濛：川渝方言目前来讲算是蛮强势的一支。王笛在《茶馆》里提到，茶馆很早就是成都重要的公共空间，让“摆龙门阵”（聊闲天）成为成都人日常的政治参与方式。成都人的公共生活参与一开始就在非正式、口语化的语境中生成，这一直影响到我们当下的代际。

一个针对四川省方言区大学生的调查发现，四川年轻群体普通话说得很好，方言掌握程度也很高，而且他们会明确区分使用普通话和使用方言的场合，普通话在更讲效率和秩序化的语境里使用，但方言会被用来进行更有情感色彩的交流，像是王笛在《茶馆》中描绘的公共聚会时刻。

丁欣雨：我完全只能说普通话了，感觉安徽在地图板块上是一个中转枢纽站的存在，很多人聚集到这里，又从安徽散去各处，导致这里也是口音夹杂之地。我爸妈来自不同的县城，他们各自的口音就跟市区口音完全不一样，在我看来就是三种不同的语言，没有办法合起来学习，最后就只讲普通话。

我了解到新加坡前几十年的推广华语运动，让很多年轻学生会讲普通话和英语，但当初移民来的老一辈，他们原来讲的闽南话和潮州话既在公共空间里是被消音的，也失去了诉说的对象，他们变成了被遗忘的一群人，也会导致代际之间的生活沟通变困难。

卢灿秋：在我的家乡贵州，大部分县市的情况非常相反。一是地区由外向内的流动性比较低，二是虽然不同地方的人口音有差别，但大体是相近的，彼此听得懂，不需要再引进一种共通语言来使沟通更加高效。

方言用得很普遍还因为使用场景没有发生改变，被破坏。普通话出现在学校教育、官方活动、跨地区交流等场合，在这之外，亲友交流、商店消费等日常生活中，方言仍然是默认语言。但如果在一个流动性较强的城市，人们说不同方言，交流就需要靠普通话；或者一个城市的日常生活与消费越来越集中在全国性品牌、连锁商场等默认使用普通话的空间里，方言使用场景是在慢慢被压缩的。

郭珂濛：之前上学校的口述史课，我们外出做田野访谈了很多40-50年代出生的老人，发现用方言交流，他们明显更放松敞开。普通话1956年才初步进入学校教育系统，我们再往上两三辈的老人，生命经验绝对还是更多被方言塑造的。

当时老师突然问我们“AA制”在不同方言里怎么说，我懵了好久，是旁边一个川渝老人听完我们的解释之后说，这不就是“打平伙”吗？我后来去查了一下，这两个词的意思是有重叠的，但背后的情感结构和关系伦理差别非常大。AA制是按人头均分账单，但“打平伙”接近一种聚会组织方式，不一定只用钱结算，能够“你带米、我出锅”，甚至“我没钱就出力”也算，更侧重资源整合和共享精神，“伙”的热闹在前，“结清”的目的在后。现在我们似乎已经缺乏语言去描述这样的公共经验。

丁欣雨：现在脱口秀也产出了很多地域梗，之前跟鲁青在聊，她提到唐香玉的“上桌吃饭”，上桌是一个山东礼俗方面的习惯，但经她这么一讲变成了全国范围的热词，而且隐喻着一种社会现象和时代情绪。从这个角度说，通行语言永远处在变化当中，方言依然有进入主流视野的通道，某个属于地方性的语言被选中，在普通话中越传越远，也让它有了记录历史一刻的功能。

李欣媛：在大众媒介的传播过程中很有可能会把一些带有地方特色的语言扩散出去。我想到的是东北话，因为东北话一直在春晚的小品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赵本山之前有个作品《卖拐》里有个词语叫“忽悠”，它最开始是个方言词汇，但我们现在都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可见借助媒介传播，方言的科普的程度和接受度会变得很高。

侯嘉煜：“老登”也是最近进入普通话的比较火的用语，而且被泛化为一种中年人的指代。当然起初老登的使用还是靠近东北话的语境的，即形容为老不尊、倚老卖老的中年男性。这个词就很有穿透力，能够将一种形象浓缩在其中。方言内部的那种独特语境是很有生命力的。

再举个例子，东北话有一个俗语叫“南边尖北边虎，中间夹个二百五”，“南边”是指辽宁，辽宁经商比较多，“尖”就是说这个人聪明精细；“虎”在一般印象里是说这个人莽撞，做事不过脑子，不来事儿。但实际在东北内部的语境里，这两个词呈现的态度是有反差的，虽然我夸你“尖儿”，但我并不认同你这种聪明；虽然“虎”是说你不长脑子，但其实是在暗中赞许你，承认你的勇气的。很多时候方言里这种依靠文化语境来做支撑和细致分析的词语是很难通过转译，去传达到普通话里面的。

郭珂濛：“耙耳朵”在四川话里也是褒义，形容男性很顾家。四川人的一个共同记忆是00年代初期四川地方电视台的系列剧集《幸福耙耳朵》。片头曲基本每个成都人都会唱两句，女主角凤姐唱“锅你洗了吗？碗你洗了吗？脏衣服那么多你都洗了吗？”像是质问的语气，但能看到全片里男性的生活状态是幸福的。在“耙耳朵”文化下，一切家长里短、鸡毛蒜皮的事情都能“摆出来说”，让家庭采用协商的方式沟通。但在四川之外和其他人提这个词的时候，我发现有一部分人很抵触，直接把这个词理解为女性对男性的压制，这和我们的经验是有差别的。

196期主持人 | 丁欣雨

过年回乡，又到了要把语言系统从普通话切换成家乡话的时候。口语音调的变换，意味着身份和周围人群发生了改变：在北上广大城市，普通话无疑是让沟通更加高效无阻的工具，而回到家乡，方言和塑普才是环境音，操着普通话的反而像个外来客。进而想到，方言不仅标识个人，更影响到一整片地域在人们心目中的模样，比如东北话总是有把人逗乐的魔法，台湾腔柔软清新，听起来就给人感觉脾气很好，吴侬软语更是跟知书达理的文雅气质有条件反射般的关系......不过到现在，现实中熟捻掌握一整套地道方言的年轻人似乎越来越少，同时却有更多讲方言的虚构文化产品在出现，这之间形成了有趣的照应。

丁欣雨：我先讲讲我过年的体验吧。我是能听懂家乡话但从来没有尝试过流利说出来的人，这些年从外地回来，过年集中要见一批没那么熟的长辈亲戚，他们用家乡话问我话，我还是下意识用普通话去回应，结果一来一回，发现再到他们跟我说话的时候，突然就变成了有点拗口的普通话，想要来适应我的讲话习惯。一到这种时刻都让我感觉有点无所适从，我会想自己在这么一个放松接地气的环境里还说普通话，是不是太突兀了？

前段时间去看了一部讲云南大家庭的电影《翠湖》，里面的高材生大侄子从美国回来，大伯开车去接他，到家楼下，大侄子随口说了一声“bye bye”，然后这个总是说昆明话的大伯也话赶话回了他一声“bye bye”。

当时影院里观众都笑了，但我注意到大伯是有点手足无措的，说完还在原地顿了一小会。这里有社会流动带来的代际和身份上的差别，但同时又有人与人之间诙谐俏皮的化学反应，还有亲情里忍不住想要去亲近和模仿的冲动。

李欣媛：我的老家在山东一个很小的地方，小时候很长一段时间在农村生活，后来要去城里上学，一张嘴说的就是方言，这也导致在一年级的很长一段时间我恐惧开口，因为一张嘴就会被嘲笑，在这个过程中我就慢慢意识到语言带来的一种层级意识，我好像和班里的大多数人不太一样，后来我慢慢学起了说普通话。

另外一点跟我所在的城市有一定的关系。我成长的这座城市有点特殊，它曾经被称作“山东的北大荒”，因为油田的出现才慢慢建立起来，直到1983年正式建市，这让很多天南海北的人来到这里，标准的普通话就成为了通用的语言。

另一个有关语言的经历是上大学来到四川，我非常惊讶四川的同学会自然地用方言交谈，几乎每一个年轻人都会说方言，老师上课说话也是方言，只在有外地人的场合才讲普通话。而且很有意思的是，我发现四川人说普通话的时候，好像是没什么特质的一个人，但一说四川话，整个人的气质都变了，一下就变得牙尖嘴利一点，好像方言能赋予他们某种人格。

郭珂濛：我就是四川成都人。中学之前我在成都下属的一个县城生活，虽然县城和市区就隔六七十公里，但是方言的听感差别蛮大的。当时我舅妈跟我开玩笑，教我到市区一定不要怎么讲话，她老是用“买包包”的例子，因为县城话很土，会带儿化音叫“包儿包儿”。当时到市区后我就尽量不讲方言，一旦讲就会有同学学我说话，我觉得特别窘迫。很快我就学会了流利的“成都话”，县城方言反而变陌生了。

但后来上大学离开四川，我发现有一部分人听到我是成都人会比较激动，让我讲两句成都话，甚至还有喜欢川渝rap的朋友让我帮他们纠正发音。这跟成都的城市形象建设和青年文化推广是有关系的。到大学我才对四川方言有了认同感。

丁欣雨：刚刚大家讲到，某类自己使用的口音是土的或者野蛮的，很多时候地域标签会被放进一个价值判断的序列里，通过口音展现出来。比如粤语随着广东歌和香港电影的红火变成了一种时尚，同时在《天下无贼》里操着中原口音的王宝强人老实，容易被忽悠，角色名就叫“傻根”。

卢灿秋：口音有时候还跟个人魅力挂钩，这跟文化联想有关。短视频平台上有一个叫“川渝人为什么当不了霸总”的系列视频很有热度，博主把同样的意思用普通话和川渝方言分别说出来，用普通话安排工作的小叔给人精英人士之感，让人联想到网文里发生在高级办公室的故事。但说着土话的“幺爸儿”让人产生的画面就会是过年回家在农村的院坝里杀猪，或者在饭桌上红着脸喝酒。很多人评论说，一讲方言让人觉得这个人面相都变了，性缩力满满。

当然这些社交平台上的说法更多是戏谑性的。越来越多人用上社交媒体之后，各个地区的人有了展示当地生活的机会，地域形象变得多元了。在娱乐化的场景下，听到跟自己不同的方言，人们更多是好奇，而不会立即产生歧视性判断。

郭珂濛：好的写作者很善于用有关方言的情节反映社会阶级或身份立场的区隔。詹姆斯·乔伊斯的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有一篇叫《伊芙林》的故事，和我们的城乡流动经验贴合还蛮紧密的。讲的是一个年轻女孩受够了爱尔兰单调的生活，一直很向往英国本岛。但在乔伊斯写作的年代，爱尔兰人对英国的心情是很复杂的，既有对殖民者的不满，又觉得英国世界更“文明”，反之爱尔兰的口音则被更认同英国统治的人说成是更低等的“low accent”。

女主人公内心也有这样的拉扯，在她决定和男友私奔离开爱尔兰，已经逃出家门拿上船票的时候，乔伊斯的处理非常有意思，他让男友在船上对着还没有上船的伊芙琳说“come! ”，用的是短促直接的英文，但伊芙林脑海中盘旋的是她妈妈讲的方言“Derevaun Seraun”，这是变形的盖尔语，不能译成官方英语，它像咒语的残片一样牢牢控制住伊芙林。故事结尾也就结在这儿了，我们不知道伊芙琳最后有没有上船。

在这里官方英语唤起的是一种个人主义和进步主义的想象，是渴望抵御的沉闷生活，迎接新世界。但方言召唤的是家庭责任、殖民历史的负重，low和high关于政治力量的高下之别，也被建构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图景。

侯嘉煜：在以前的电影里经常能见到运用方言和普通话标识身份的情况，比如港片里经常出现大陆的亲戚来香港地区讨生活，《甜蜜蜜》的男女主就一个是天津人，一个是广州人，去香港地区打工，都要去学香港粤语，哪怕李翘本身就已经会说广州粤语。这个情况跟文化的话语权有关，而这又更多地跟经济发展程度绑定。

如果进一步来问为什么一个地区经济越发达，它的方言也会被认为在价值序列里更高，我想这其实根植于中国近代以来的意识形态，中国近代以来最终的追求之一就是所谓的现代性建设，暗含的语境是统一的语言，统一的民族政策或者统一的文化。普通话作为一种标准语尤其被突出，代表着现代性。方言内部在这种进步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下也存在着现代化的竞赛，而现代化最直接的体现就是经济发展。所以经济发达地区的语言就更“文明”，也更理所应当地掌握话语权，从而定义文化是什么，定义哪种方言是正宗的，哪种是土话。

李欣媛：中国电影史的发展过程也伴随着方言电影不断的讨论。在早期无声片时代，声音不需要被考虑，新中国成立之后，确立了普通话作为标准语言，方言在电影中的出现更多变成风格的外化，比如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贾樟柯的《小武》，导演们会把自己的乡音融入其中，在电影中代表城市的人物，像是政府官员之类用明显标准的普通话，这种设置创造城乡之间的区隔感，也有抒发乡愁的意味。

如今，方言又发生了变化，它更多像喜剧的点缀。东北话、天津话基本是搞笑担当，比方说《哪吒》里说川普的太乙真人。同时，分众化的到来也让特色方言电影越来越多，很长一段时间里《爱情神话》在上海都是票房冠军，某种程度上这也影响了电影的发行，很多电影会在特定区域先放映，《飞行家》在东北三省先点映，春节档的《夜王》是在两广上映。

但与之而来的是方言滥用也变明显了，由于电影想要突出人物设定，会让一个不是这个地方的演员去硬讲方言，现在的四川话、东北话就是重灾区，总是被用很刻板的方式在讲述。

侯嘉煜：我有个很大的感受是非东北演员说东北话会过度夸张，而且故意往滑稽的方向模仿。与其说是还原历史场景，不如说是强化地域刻板印象。

这几年冒出来这么多方言电影，除了有各地人们在方言文化的自觉性上有所复兴的因素外，也说明方言已经退出了与普通话的竞争序列。10年前还流行某种段子说广东话还是四川话在投票里差一票就能成为全国通用性语言，但现在人们不会再这么讲，方言电影貌似更多是一个文化保留地，因为它已经足够安全，不会再威胁到普通话的地位，所以可以在电影中成为一种景观。

卢灿秋：方言创作也是有意识的文化书写，会有类似杀马特群体的心态，用一种“非主流”的方式去表达自我和历史。生活在长期不受主流关注、可见度较低的一些地区的人，希望通过展示自己的地域文化来“宣示”身份，这某种程度上是在回应歧视。

比如来自贵州六盘水的音乐人蒋先贵，很多歌都在写这座三线建设老城的生活经验，并加入方言念白。在《20001208》里，他写到，2000年12月8日这天，飞碟里走下来两个外星人，“问我：现在地球的煤炭好多块钱一吨。我讲：要看你问的是无烟煤，还是水洗煤。他们没有再问，沉默地飞走。”开采煤矿曾是当地开展火热的一项生产活动，这个故事就展现了城市发展热潮过后的凄凉和悲伤之感。

王鹏凯：我上大学之后就离开宁波了，一年在家呆的时间很少，家乡的文化、风土都离我越来越远。后来我听到一个乐队叫还潮，是用宁波话来创作的，很多歌里出现的菜场、公园或者习俗都是宁波本地的，这种诉说在地生活的语言会把我拉回来，让我重新认识我的家乡。回看方言音乐的谱系，包括世纪初上海流行的一支乐队叫顶楼的马戏团，还有香港乐队我的小机场（My Little Airport），要是把他们的创作换成普通话，表现出来的也许会完全不一样。

我个人感觉说唱音乐在强调方言时会有更强的宣示性，比如说“我们都是一家人”“要把重庆话发扬光大”，会有更强的地方主义情结。

郭珂濛：说唱这种音乐形式是从黑人的社区文化中生长出来的，即所谓的neighborhood。但相较于“neighborhood”一词蕴含的邻里联结的情感倾向，黑人社区的“hood”包括一些更特殊的经验，有关街头社会的暴力、边缘、互相扶持。

我之前听过一个叫“反向乐事”的播客，讲到中国新一代rapper在探索更新的表达方式时，也受到hood文化影响，从边缘的地方性经验中获得素材，有很自觉的底层视角。但我感受到目前可见度比较高的作品，尤其在川渝说唱中，叙事和一种江湖气的男子气概强绑定。你能听到背后主体的声音非常强劲，有一种坚实的、属于“兄弟伙”的身份认同，这也和鹏凯说的宣示感有关。

最近有一些方言说唱开始有意识跳出这样的叙事惯性。比如去年让我比较惊喜的一张专辑是麻圆的《巴南世家》，不仅讲男性婚姻生活，也讲到县城酒吧里的女性欲望和回忆。但作品对女性的画像还是相对粗糙，强调女人跟“黄毛”谈过恋爱，一个人寂寞喝酒，是很外部的视角。期待未来有更多女性rapper能用所谓“土”的声音去讲些被街头叙事遮掩的东西。

郭珂濛：川渝方言目前来讲算是蛮强势的一支。王笛在《茶馆》里提到，茶馆很早就是成都重要的公共空间，让“摆龙门阵”（聊闲天）成为成都人日常的政治参与方式。成都人的公共生活参与一开始就在非正式、口语化的语境中生成，这一直影响到我们当下的代际。

一个针对四川省方言区大学生的调查发现，四川年轻群体普通话说得很好，方言掌握程度也很高，而且他们会明确区分使用普通话和使用方言的场合，普通话在更讲效率和秩序化的语境里使用，但方言会被用来进行更有情感色彩的交流，像是王笛在《茶馆》中描绘的公共聚会时刻。

丁欣雨：我完全只能说普通话了，感觉安徽在地图板块上是一个中转枢纽站的存在，很多人聚集到这里，又从安徽散去各处，导致这里也是口音夹杂之地。我爸妈来自不同的县城，他们各自的口音就跟市区口音完全不一样，在我看来就是三种不同的语言，没有办法合起来学习，最后就只讲普通话。

我了解到新加坡前几十年的推广华语运动，让很多年轻学生会讲普通话和英语，但当初移民来的老一辈，他们原来讲的闽南话和潮州话既在公共空间里是被消音的，也失去了诉说的对象，他们变成了被遗忘的一群人，也会导致代际之间的生活沟通变困难。

卢灿秋：在我的家乡贵州，大部分县市的情况非常相反。一是地区由外向内的流动性比较低，二是虽然不同地方的人口音有差别，但大体是相近的，彼此听得懂，不需要再引进一种共通语言来使沟通更加高效。

方言用得很普遍还因为使用场景没有发生改变，被破坏。普通话出现在学校教育、官方活动、跨地区交流等场合，在这之外，亲友交流、商店消费等日常生活中，方言仍然是默认语言。但如果在一个流动性较强的城市，人们说不同方言，交流就需要靠普通话；或者一个城市的日常生活与消费越来越集中在全国性品牌、连锁商场等默认使用普通话的空间里，方言使用场景是在慢慢被压缩的。

郭珂濛：之前上学校的口述史课，我们外出做田野访谈了很多40-50年代出生的老人，发现用方言交流，他们明显更放松敞开。普通话1956年才初步进入学校教育系统，我们再往上两三辈的老人，生命经验绝对还是更多被方言塑造的。

当时老师突然问我们“AA制”在不同方言里怎么说，我懵了好久，是旁边一个川渝老人听完我们的解释之后说，这不就是“打平伙”吗？我后来去查了一下，这两个词的意思是有重叠的，但背后的情感结构和关系伦理差别非常大。AA制是按人头均分账单，但“打平伙”接近一种聚会组织方式，不一定只用钱结算，能够“你带米、我出锅”，甚至“我没钱就出力”也算，更侧重资源整合和共享精神，“伙”的热闹在前，“结清”的目的在后。现在我们似乎已经缺乏语言去描述这样的公共经验。

丁欣雨：现在脱口秀也产出了很多地域梗，之前跟鲁青在聊，她提到唐香玉的“上桌吃饭”，上桌是一个山东礼俗方面的习惯，但经她这么一讲变成了全国范围的热词，而且隐喻着一种社会现象和时代情绪。从这个角度说，通行语言永远处在变化当中，方言依然有进入主流视野的通道，某个属于地方性的语言被选中，在普通话中越传越远，也让它有了记录历史一刻的功能。

李欣媛：在大众媒介的传播过程中很有可能会把一些带有地方特色的语言扩散出去。我想到的是东北话，因为东北话一直在春晚的小品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赵本山之前有个作品《卖拐》里有个词语叫“忽悠”，它最开始是个方言词汇，但我们现在都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可见借助媒介传播，方言的科普的程度和接受度会变得很高。

侯嘉煜：“老登”也是最近进入普通话的比较火的用语，而且被泛化为一种中年人的指代。当然起初老登的使用还是靠近东北话的语境的，即形容为老不尊、倚老卖老的中年男性。这个词就很有穿透力，能够将一种形象浓缩在其中。方言内部的那种独特语境是很有生命力的。

再举个例子，东北话有一个俗语叫“南边尖北边虎，中间夹个二百五”，“南边”是指辽宁，辽宁经商比较多，“尖”就是说这个人聪明精细；“虎”在一般印象里是说这个人莽撞，做事不过脑子，不来事儿。但实际在东北内部的语境里，这两个词呈现的态度是有反差的，虽然我夸你“尖儿”，但我并不认同你这种聪明；虽然“虎”是说你不长脑子，但其实是在暗中赞许你，承认你的勇气的。很多时候方言里这种依靠文化语境来做支撑和细致分析的词语是很难通过转译，去传达到普通话里面的。

郭珂濛：“耙耳朵”在四川话里也是褒义，形容男性很顾家。四川人的一个共同记忆是00年代初期四川地方电视台的系列剧集《幸福耙耳朵》。片头曲基本每个成都人都会唱两句，女主角凤姐唱“锅你洗了吗？碗你洗了吗？脏衣服那么多你都洗了吗？”像是质问的语气，但能看到全片里男性的生活状态是幸福的。在“耙耳朵”文化下，一切家长里短、鸡毛蒜皮的事情都能“摆出来说”，让家庭采用协商的方式沟通。但在四川之外和其他人提这个词的时候，我发现有一部分人很抵触，直接把这个词理解为女性对男性的压制，这和我们的经验是有差别的。

196期主持人 | 丁欣雨

过年回乡，又到了要把语言系统从普通话切换成家乡话的时候。口语音调的变换，意味着身份和周围人群发生了改变：在北上广大城市，普通话无疑是让沟通更加高效无阻的工具，而回到家乡，方言和塑普才是环境音，操着普通话的反而像个外来客。进而想到，方言不仅标识个人，更影响到一整片地域在人们心目中的模样，比如东北话总是有把人逗乐的魔法，台湾腔柔软清新，听起来就给人感觉脾气很好，吴侬软语更是跟知书达理的文雅气质有条件反射般的关系......不过到现在，现实中熟捻掌握一整套地道方言的年轻人似乎越来越少，同时却有更多讲方言的虚构文化产品在出现，这之间形成了有趣的照应。

丁欣雨：我先讲讲我过年的体验吧。我是能听懂家乡话但从来没有尝试过流利说出来的人，这些年从外地回来，过年集中要见一批没那么熟的长辈亲戚，他们用家乡话问我话，我还是下意识用普通话去回应，结果一来一回，发现再到他们跟我说话的时候，突然就变成了有点拗口的普通话，想要来适应我的讲话习惯。一到这种时刻都让我感觉有点无所适从，我会想自己在这么一个放松接地气的环境里还说普通话，是不是太突兀了？

前段时间去看了一部讲云南大家庭的电影《翠湖》，里面的高材生大侄子从美国回来，大伯开车去接他，到家楼下，大侄子随口说了一声“bye bye”，然后这个总是说昆明话的大伯也话赶话回了他一声“bye bye”。

当时影院里观众都笑了，但我注意到大伯是有点手足无措的，说完还在原地顿了一小会。这里有社会流动带来的代际和身份上的差别，但同时又有人与人之间诙谐俏皮的化学反应，还有亲情里忍不住想要去亲近和模仿的冲动。

李欣媛：我的老家在山东一个很小的地方，小时候很长一段时间在农村生活，后来要去城里上学，一张嘴说的就是方言，这也导致在一年级的很长一段时间我恐惧开口，因为一张嘴就会被嘲笑，在这个过程中我就慢慢意识到语言带来的一种层级意识，我好像和班里的大多数人不太一样，后来我慢慢学起了说普通话。

另外一点跟我所在的城市有一定的关系。我成长的这座城市有点特殊，它曾经被称作“山东的北大荒”，因为油田的出现才慢慢建立起来，直到1983年正式建市，这让很多天南海北的人来到这里，标准的普通话就成为了通用的语言。

另一个有关语言的经历是上大学来到四川，我非常惊讶四川的同学会自然地用方言交谈，几乎每一个年轻人都会说方言，老师上课说话也是方言，只在有外地人的场合才讲普通话。而且很有意思的是，我发现四川人说普通话的时候，好像是没什么特质的一个人，但一说四川话，整个人的气质都变了，一下就变得牙尖嘴利一点，好像方言能赋予他们某种人格。

郭珂濛：我就是四川成都人。中学之前我在成都下属的一个县城生活，虽然县城和市区就隔六七十公里，但是方言的听感差别蛮大的。当时我舅妈跟我开玩笑，教我到市区一定不要怎么讲话，她老是用“买包包”的例子，因为县城话很土，会带儿化音叫“包儿包儿”。当时到市区后我就尽量不讲方言，一旦讲就会有同学学我说话，我觉得特别窘迫。很快我就学会了流利的“成都话”，县城方言反而变陌生了。

但后来上大学离开四川，我发现有一部分人听到我是成都人会比较激动，让我讲两句成都话，甚至还有喜欢川渝rap的朋友让我帮他们纠正发音。这跟成都的城市形象建设和青年文化推广是有关系的。到大学我才对四川方言有了认同感。

丁欣雨：刚刚大家讲到，某类自己使用的口音是土的或者野蛮的，很多时候地域标签会被放进一个价值判断的序列里，通过口音展现出来。比如粤语随着广东歌和香港电影的红火变成了一种时尚，同时在《天下无贼》里操着中原口音的王宝强人老实，容易被忽悠，角色名就叫“傻根”。

卢灿秋：口音有时候还跟个人魅力挂钩，这跟文化联想有关。短视频平台上有一个叫“川渝人为什么当不了霸总”的系列视频很有热度，博主把同样的意思用普通话和川渝方言分别说出来，用普通话安排工作的小叔给人精英人士之感，让人联想到网文里发生在高级办公室的故事。但说着土话的“幺爸儿”让人产生的画面就会是过年回家在农村的院坝里杀猪，或者在饭桌上红着脸喝酒。很多人评论说，一讲方言让人觉得这个人面相都变了，性缩力满满。

当然这些社交平台上的说法更多是戏谑性的。越来越多人用上社交媒体之后，各个地区的人有了展示当地生活的机会，地域形象变得多元了。在娱乐化的场景下，听到跟自己不同的方言，人们更多是好奇，而不会立即产生歧视性判断。

郭珂濛：好的写作者很善于用有关方言的情节反映社会阶级或身份立场的区隔。詹姆斯·乔伊斯的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有一篇叫《伊芙林》的故事，和我们的城乡流动经验贴合还蛮紧密的。讲的是一个年轻女孩受够了爱尔兰单调的生活，一直很向往英国本岛。但在乔伊斯写作的年代，爱尔兰人对英国的心情是很复杂的，既有对殖民者的不满，又觉得英国世界更“文明”，反之爱尔兰的口音则被更认同英国统治的人说成是更低等的“low accent”。

女主人公内心也有这样的拉扯，在她决定和男友私奔离开爱尔兰，已经逃出家门拿上船票的时候，乔伊斯的处理非常有意思，他让男友在船上对着还没有上船的伊芙琳说“come! ”，用的是短促直接的英文，但伊芙林脑海中盘旋的是她妈妈讲的方言“Derevaun Seraun”，这是变形的盖尔语，不能译成官方英语，它像咒语的残片一样牢牢控制住伊芙林。故事结尾也就结在这儿了，我们不知道伊芙琳最后有没有上船。

在这里官方英语唤起的是一种个人主义和进步主义的想象，是渴望抵御的沉闷生活，迎接新世界。但方言召唤的是家庭责任、殖民历史的负重，low和high关于政治力量的高下之别，也被建构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图景。

侯嘉煜：在以前的电影里经常能见到运用方言和普通话标识身份的情况，比如港片里经常出现大陆的亲戚来香港地区讨生活，《甜蜜蜜》的男女主就一个是天津人，一个是广州人，去香港地区打工，都要去学香港粤语，哪怕李翘本身就已经会说广州粤语。这个情况跟文化的话语权有关，而这又更多地跟经济发展程度绑定。

如果进一步来问为什么一个地区经济越发达，它的方言也会被认为在价值序列里更高，我想这其实根植于中国近代以来的意识形态，中国近代以来最终的追求之一就是所谓的现代性建设，暗含的语境是统一的语言，统一的民族政策或者统一的文化。普通话作为一种标准语尤其被突出，代表着现代性。方言内部在这种进步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下也存在着现代化的竞赛，而现代化最直接的体现就是经济发展。所以经济发达地区的语言就更“文明”，也更理所应当地掌握话语权，从而定义文化是什么，定义哪种方言是正宗的，哪种是土话。

李欣媛：中国电影史的发展过程也伴随着方言电影不断的讨论。在早期无声片时代，声音不需要被考虑，新中国成立之后，确立了普通话作为标准语言，方言在电影中的出现更多变成风格的外化，比如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贾樟柯的《小武》，导演们会把自己的乡音融入其中，在电影中代表城市的人物，像是政府官员之类用明显标准的普通话，这种设置创造城乡之间的区隔感，也有抒发乡愁的意味。

如今，方言又发生了变化，它更多像喜剧的点缀。东北话、天津话基本是搞笑担当，比方说《哪吒》里说川普的太乙真人。同时，分众化的到来也让特色方言电影越来越多，很长一段时间里《爱情神话》在上海都是票房冠军，某种程度上这也影响了电影的发行，很多电影会在特定区域先放映，《飞行家》在东北三省先点映，春节档的《夜王》是在两广上映。

但与之而来的是方言滥用也变明显了，由于电影想要突出人物设定，会让一个不是这个地方的演员去硬讲方言，现在的四川话、东北话就是重灾区，总是被用很刻板的方式在讲述。

侯嘉煜：我有个很大的感受是非东北演员说东北话会过度夸张，而且故意往滑稽的方向模仿。与其说是还原历史场景，不如说是强化地域刻板印象。

这几年冒出来这么多方言电影，除了有各地人们在方言文化的自觉性上有所复兴的因素外，也说明方言已经退出了与普通话的竞争序列。10年前还流行某种段子说广东话还是四川话在投票里差一票就能成为全国通用性语言，但现在人们不会再这么讲，方言电影貌似更多是一个文化保留地，因为它已经足够安全，不会再威胁到普通话的地位，所以可以在电影中成为一种景观。

卢灿秋：方言创作也是有意识的文化书写，会有类似杀马特群体的心态，用一种“非主流”的方式去表达自我和历史。生活在长期不受主流关注、可见度较低的一些地区的人，希望通过展示自己的地域文化来“宣示”身份，这某种程度上是在回应歧视。

比如来自贵州六盘水的音乐人蒋先贵，很多歌都在写这座三线建设老城的生活经验，并加入方言念白。在《20001208》里，他写到，2000年12月8日这天，飞碟里走下来两个外星人，“问我：现在地球的煤炭好多块钱一吨。我讲：要看你问的是无烟煤，还是水洗煤。他们没有再问，沉默地飞走。”开采煤矿曾是当地开展火热的一项生产活动，这个故事就展现了城市发展热潮过后的凄凉和悲伤之感。

王鹏凯：我上大学之后就离开宁波了，一年在家呆的时间很少，家乡的文化、风土都离我越来越远。后来我听到一个乐队叫还潮，是用宁波话来创作的，很多歌里出现的菜场、公园或者习俗都是宁波本地的，这种诉说在地生活的语言会把我拉回来，让我重新认识我的家乡。回看方言音乐的谱系，包括世纪初上海流行的一支乐队叫顶楼的马戏团，还有香港乐队我的小机场（My Little Airport），要是把他们的创作换成普通话，表现出来的也许会完全不一样。

我个人感觉说唱音乐在强调方言时会有更强的宣示性，比如说“我们都是一家人”“要把重庆话发扬光大”，会有更强的地方主义情结。

郭珂濛：说唱这种音乐形式是从黑人的社区文化中生长出来的，即所谓的neighborhood。但相较于“neighborhood”一词蕴含的邻里联结的情感倾向，黑人社区的“hood”包括一些更特殊的经验，有关街头社会的暴力、边缘、互相扶持。

我之前听过一个叫“反向乐事”的播客，讲到中国新一代rapper在探索更新的表达方式时，也受到hood文化影响，从边缘的地方性经验中获得素材，有很自觉的底层视角。但我感受到目前可见度比较高的作品，尤其在川渝说唱中，叙事和一种江湖气的男子气概强绑定。你能听到背后主体的声音非常强劲，有一种坚实的、属于“兄弟伙”的身份认同，这也和鹏凯说的宣示感有关。

最近有一些方言说唱开始有意识跳出这样的叙事惯性。比如去年让我比较惊喜的一张专辑是麻圆的《巴南世家》，不仅讲男性婚姻生活，也讲到县城酒吧里的女性欲望和回忆。但作品对女性的画像还是相对粗糙，强调女人跟“黄毛”谈过恋爱，一个人寂寞喝酒，是很外部的视角。期待未来有更多女性rapper能用所谓“土”的声音去讲些被街头叙事遮掩的东西。

郭珂濛：川渝方言目前来讲算是蛮强势的一支。王笛在《茶馆》里提到，茶馆很早就是成都重要的公共空间，让“摆龙门阵”（聊闲天）成为成都人日常的政治参与方式。成都人的公共生活参与一开始就在非正式、口语化的语境中生成，这一直影响到我们当下的代际。

一个针对四川省方言区大学生的调查发现，四川年轻群体普通话说得很好，方言掌握程度也很高，而且他们会明确区分使用普通话和使用方言的场合，普通话在更讲效率和秩序化的语境里使用，但方言会被用来进行更有情感色彩的交流，像是王笛在《茶馆》中描绘的公共聚会时刻。

丁欣雨：我完全只能说普通话了，感觉安徽在地图板块上是一个中转枢纽站的存在，很多人聚集到这里，又从安徽散去各处，导致这里也是口音夹杂之地。我爸妈来自不同的县城，他们各自的口音就跟市区口音完全不一样，在我看来就是三种不同的语言，没有办法合起来学习，最后就只讲普通话。

我了解到新加坡前几十年的推广华语运动，让很多年轻学生会讲普通话和英语，但当初移民来的老一辈，他们原来讲的闽南话和潮州话既在公共空间里是被消音的，也失去了诉说的对象，他们变成了被遗忘的一群人，也会导致代际之间的生活沟通变困难。

卢灿秋：在我的家乡贵州，大部分县市的情况非常相反。一是地区由外向内的流动性比较低，二是虽然不同地方的人口音有差别，但大体是相近的，彼此听得懂，不需要再引进一种共通语言来使沟通更加高效。

方言用得很普遍还因为使用场景没有发生改变，被破坏。普通话出现在学校教育、官方活动、跨地区交流等场合，在这之外，亲友交流、商店消费等日常生活中，方言仍然是默认语言。但如果在一个流动性较强的城市，人们说不同方言，交流就需要靠普通话；或者一个城市的日常生活与消费越来越集中在全国性品牌、连锁商场等默认使用普通话的空间里，方言使用场景是在慢慢被压缩的。

郭珂濛：之前上学校的口述史课，我们外出做田野访谈了很多40-50年代出生的老人，发现用方言交流，他们明显更放松敞开。普通话1956年才初步进入学校教育系统，我们再往上两三辈的老人，生命经验绝对还是更多被方言塑造的。

当时老师突然问我们“AA制”在不同方言里怎么说，我懵了好久，是旁边一个川渝老人听完我们的解释之后说，这不就是“打平伙”吗？我后来去查了一下，这两个词的意思是有重叠的，但背后的情感结构和关系伦理差别非常大。AA制是按人头均分账单，但“打平伙”接近一种聚会组织方式，不一定只用钱结算，能够“你带米、我出锅”，甚至“我没钱就出力”也算，更侧重资源整合和共享精神，“伙”的热闹在前，“结清”的目的在后。现在我们似乎已经缺乏语言去描述这样的公共经验。

丁欣雨：现在脱口秀也产出了很多地域梗，之前跟鲁青在聊，她提到唐香玉的“上桌吃饭”，上桌是一个山东礼俗方面的习惯，但经她这么一讲变成了全国范围的热词，而且隐喻着一种社会现象和时代情绪。从这个角度说，通行语言永远处在变化当中，方言依然有进入主流视野的通道，某个属于地方性的语言被选中，在普通话中越传越远，也让它有了记录历史一刻的功能。

李欣媛：在大众媒介的传播过程中很有可能会把一些带有地方特色的语言扩散出去。我想到的是东北话，因为东北话一直在春晚的小品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赵本山之前有个作品《卖拐》里有个词语叫“忽悠”，它最开始是个方言词汇，但我们现在都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可见借助媒介传播，方言的科普的程度和接受度会变得很高。

侯嘉煜：“老登”也是最近进入普通话的比较火的用语，而且被泛化为一种中年人的指代。当然起初老登的使用还是靠近东北话的语境的，即形容为老不尊、倚老卖老的中年男性。这个词就很有穿透力，能够将一种形象浓缩在其中。方言内部的那种独特语境是很有生命力的。

再举个例子，东北话有一个俗语叫“南边尖北边虎，中间夹个二百五”，“南边”是指辽宁，辽宁经商比较多，“尖”就是说这个人聪明精细；“虎”在一般印象里是说这个人莽撞，做事不过脑子，不来事儿。但实际在东北内部的语境里，这两个词呈现的态度是有反差的，虽然我夸你“尖儿”，但我并不认同你这种聪明；虽然“虎”是说你不长脑子，但其实是在暗中赞许你，承认你的勇气的。很多时候方言里这种依靠文化语境来做支撑和细致分析的词语是很难通过转译，去传达到普通话里面的。

郭珂濛：“耙耳朵”在四川话里也是褒义，形容男性很顾家。四川人的一个共同记忆是00年代初期四川地方电视台的系列剧集《幸福耙耳朵》。片头曲基本每个成都人都会唱两句，女主角凤姐唱“锅你洗了吗？碗你洗了吗？脏衣服那么多你都洗了吗？”像是质问的语气，但能看到全片里男性的生活状态是幸福的。在“耙耳朵”文化下，一切家长里短、鸡毛蒜皮的事情都能“摆出来说”，让家庭采用协商的方式沟通。但在四川之外和其他人提这个词的时候，我发现有一部分人很抵触，直接把这个词理解为女性对男性的压制，这和我们的经验是有差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