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环聚能创始人兼CEO陈锐受访(0:29)

“永远还有50年”，昔日科学界对可控核聚变商业化前景的质疑正在加速瓦解。高温超导材料规模化降本、资本潮水持续涌入、疾驰人工智能助攻，在驱散聚变商业化悲观论调的同时，重新定义了人类与“人造太阳”宏大愿景之间的距离。调侃与怀疑退场之际，终极能源的轮廓日益清晰：核聚变不再是传说，而是正在孕育成型的现实。

星环聚能CEO陈锐是这场征途中的乐观现实主义者。他与清华同窗谭熠2021年创办的星环聚能，是国内可控核聚变商业公司中的现象级企业。核工程科班出身的经济学博士、数年前的聚变衍生技术创业经历，让陈锐及其率领的星环聚能与生俱来“更快、更经济实现聚变发电”的基因——作为民营企业，必须在与聚变国家队及国际同行的竞速中跑出领先身位，更早建成商业示范堆。

更进一步，他们的竞争对手不是同行、不是其它聚变技术路线，而是火电、新能源等当前主流的能源品种，唯有把电价打得足够低、把成本压到极致，才能赢得商业生存空间。

星环聚能投资的国内首台负三角球形托卡马克装置NTST，即将在上海开工建设，这是其下一代工程验证装置及商业示范堆的序曲，使其有望在2033年前后成为全球最早实现聚变能源商用的企业之一。三四十年前，上海是中国核电产业的摇篮，上海产业链托举出的秦山核电站结束了中国大陆无核电的历史。如今，凭借前瞻投资、政策支持和长远布局，这座城市站上人类探索终极能源梦想的最前沿。

“一半以上的主机厂集中在上海、产业链大部分汇聚在长三角，如果可控核聚变真的实现了，长三角将成为聚变产业的重镇，目前来说是唯一的高地。”2026上海全球投资促进大会前夕，陈锐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表示。

图为星环聚能和清华大学共同建设的SUNIST-2球形托卡马克装置

上海，重仓核聚变

相似的一幕，在上海频频上演。

今年1月，星环聚能顺利完成A轮融资，融资金额10亿元，刷新国内民营聚变企业单笔融资纪录。本轮融资由上海国投旗下上海科创集团、上海未来产业基金领投，中金资本、上海嘉定科投集团联合领投。同月，由复旦大学、上海未来产业基金、海桐国际创新中心、中科创星、启盈同创共同孵化的东昇聚变宣布完成数亿元天使轮融资，堪称“超级天使轮”。去年11月，可控核聚变高温超导磁体企业翌曦科技完成新一轮融资，由上海科创集团、上海未来产业基金、交大母基金共同投资。去年8月，成立不到半年的诺瓦聚变收获5亿元天使轮融资。

国家队与民企新锐在此会师。2025年7月，注册资本达150亿元的巨无霸中国聚变能源有限公司在上海挂牌成立。该公司的股东阵容颇为豪华，除中核、中石油外，第四大股东上海未来聚变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是规模达100亿元的上海未来产业基金旗下分支之一。

聚变之城，跃然眼前。

“‘十五五’之后，大家对核聚变的重视程度普遍提高，因为国家层面的顶层文件已经有了明确指引。但上海是国内大城市中第一个在‘十五五’政策明确之前就开始关注可控核聚变行业，并为此设立了专门的基金。政策的先见性，是吸引星环聚能选择上海的首要原因。”陈锐对澎湃新闻剖析称，除政策因素外，聚变产业链非常长，包括磁体的带材、大型机械加工、电子元器件、诊断设备等。聚变装置中很多技术挑战人类极限，上海及长三角地区在超导材料、大型精密加工、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基础雄厚，以上海超导、上海电气为代表的企业均已成为聚变领域的重要供应商。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等未来产业。核聚变显然是未来能源的主角，在此之前，上海已经冲在前头。

2024年3月印发的《上海核电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4-2027年）》就已提出可控核聚变技术突破工程，推动核聚变能量增益实现工程化突破，建成国际先进的聚变能源中心。2025年10月，上海发布《关于加快推动前沿技术创新与未来产业培育的若干措施》，明确将可控核聚变作为未来能源重点领域，并发挥未来产业基金引导作用予以精准扶持。

以星环聚能为例，上海国投两度领投并推动其落地上海，大大助推了未来能源产业从科学实验到商业应用的关键跨越。在最新一轮融资前，星环聚能变更了公司注册地，正式迁入上海。

超前布局的政策力推、资金弹药持续充盈、上下游高度协同，使上海成为星环聚能等聚变公司的最优选择。聚变圈流行一句话，做核聚变装置的企业想融资成功，首选上海。更大的共识在于，中国可控核聚变发出的第一度电，必然发生在上海。

仅2025年，就有5家聚变公司落地上海。一位中国聚变能源有限公司高管曾告诉澎湃新闻，选择落户上海，是国家意志、城市禀赋和科学规律的最佳结合。这既是基于现实条件的务实选择，也是面向未来、塑造全球科技竞争格局的战略布局。后续应该还会有更多聚变公司在上海落户或者诞生。

“大方向确定后，政策在持续精准化。”身处一线的陈锐最能敏锐感知水温的变化。

目前，上海在可控核聚变领域已形成多路径技术布局，涵盖磁约束聚变装置（如托卡马克、场反位形和仿星器，并在高温超导托卡马克等前沿方向开展探索）、惯性约束聚变（激光聚变）以及磁—惯性聚变等技术方向。“可控聚变是一场已知终点的长跑，全球范围内呈现出多路线并举的态势。虽然50%以上的装置都聚焦在托卡马克，但我认为哪怕在终局，也未必是托卡马克一家独大。上海坚持多技术路线并举的先进理念，是在国际核聚变科技激烈竞赛中的战略智慧。”陈锐对澎湃新闻表示。

核聚变，会复刻新能源车的成功故事吗？

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有“到2000年将有几个商业核聚变反应堆”的预测声音。然而开发聚变能的难度超乎想象，人类已为之付出半个多世纪的努力，这仍被公认为人类历史上最难的工程科学挑战之一。一个典型案例是，受部件制造精度、材料故障修复及成本超支等工程挑战，多方合作的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实现“第一等离子体”时刻的最新时间表较原计划大幅推迟。 ITER 最初计划耗资约50亿美元，如今的成本预算已飙升至220亿美元以上。

让两个小原子核变成一个大原子核释放巨大能量，要做到这一点，众多原子核必须被约束在一个小空间内，以增加碰撞的机会。在太阳中，其巨大的引力所产生的极端压力为核聚变的发生创造了条件。要想在地球上复刻这一过程，原子核需要在上亿摄氏度的极端温度下相互碰撞，以使它们能够克服相互间的电排斥力。

星环聚能所选择的，是一道“窄门”。

传统的托卡马克装置等离子体外形就像一个巨大的甜甜圈，星环聚能所押注的小型球形托卡马克路线却更紧凑。这一设计的优缺点同样明显——优点在于尺寸小、投入少、建设速度快，能实现快速迭代，大幅简化装置结构意味着造价的大幅降低。“大型装置的容错空间相对大一些。但如果要极致压缩成本，必须尽可能让它小。这是在确保效率不发生太大变化前提下的足够小，对结构设计、机械性能、材料而言都是更严苛的挑战。”

若从商业化发电竞争力的终极目标倒推，陈锐认为，上述工程上的极限挑战划得来。

他算过一笔账：传统大型托卡马克建成能量增益Q＞1的装置造价超过150亿元，而星环聚能的下一代装置实现Q＞1的造价仅15亿元左右。

“问题并没有减少，但我们解决问题的速度急剧变化了。”星环聚能首席科学家谭熠不久前在一场访谈上谈道。

图为星环聚能高温超导磁体车间

燃烧等离子体、耐辐照材料、氚循环是聚变仍须越过的“三座大山”，但临界值的变化正在重塑聚变商业化的时间表与经济性边界。

核聚变等离子体具有极高的温度与能量，处于非常活跃、不稳定的状态，在装置运行过程中，通常需要对外部的磁场进行毫秒级的动态调整，来长时间维持对等离子体的约束。有资深行业人士对澎湃新闻解释称，在传统的控制手段下，这一过程需要人工设定精密的控制逻辑，配置大量的控制参数来完成。AI技术在该任务上可以实现类似“自动驾驶”的效果，通过深度学习模型对大量历史实验数据进行学习，掌握等离子体的演变规律，可以构建出聚变装置的“数字孪生体”，进而设计出一个强化学习的智能体。

“AI能提高百分之二三十的效率，这是目前我们能做到的。但我们更期望的是AI能成倍提升我们对于等离子体控制能力。”陈锐坦言，AI之于核聚变的效用仍待提升。“理论上而言，以AI数据驱动的方式来获得等离子体集群运动规律反而更有优势。从过去一两年来看，AI的进展仍令人乐观。”

另一大变量来自产业链的重塑。

“客观而言，可控核聚变尚没有建成完整的产业链。”陈锐对澎湃新闻说道。这意味着作为下游采购方的星环聚能，此前不得不亲自推进本该由供应链承担的工作，比如“手搓”磁体。国家队的进场，直接加速了中国聚变产业化的整体进程。

2023年以来，两支聚变国家队相继成立：由中科院等离子体所牵头成立的聚变新能，注册资本145亿，由安徽国资、中石油昆仑资本等共同以货币出资；中核集团西南物理研究院为班底的中国聚变能源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50亿，由中核集团、中石油昆仑资本、上海国资等共同以货币出资近120亿。

极大提振市场信心的同时，政策聚焦和国家队携巨资介入带来了直接利好：催化聚变产业链加速成型。陈锐明显感觉到了由此带来的良性循环，“现在很多供应商哪怕亏钱，也愿意进入这个行业。这是之前很难见到的。”

这令其更加切身理解了中国在风电光伏、新能源车领域缔造的成功案例。即在一项新技术商业化前，通过政策引导工业能力向产业链靠拢，进而迸发出极强的市场竞争力。

这是中美聚变领域最大的差异所在。中国在新型举国体制下推进聚变产业化，国家队与民营企业协同推进；美国也不乏政策支持，但纯靠私营企业在资本市场获得支持。这也可能成为双方在聚变赛道激烈竞争中的关键胜负手。

星环聚能创始人兼CEO陈锐受访(0:29)

“永远还有50年”，昔日科学界对可控核聚变商业化前景的质疑正在加速瓦解。高温超导材料规模化降本、资本潮水持续涌入、疾驰人工智能助攻，在驱散聚变商业化悲观论调的同时，重新定义了人类与“人造太阳”宏大愿景之间的距离。调侃与怀疑退场之际，终极能源的轮廓日益清晰：核聚变不再是传说，而是正在孕育成型的现实。

星环聚能CEO陈锐是这场征途中的乐观现实主义者。他与清华同窗谭熠2021年创办的星环聚能，是国内可控核聚变商业公司中的现象级企业。核工程科班出身的经济学博士、数年前的聚变衍生技术创业经历，让陈锐及其率领的星环聚能与生俱来“更快、更经济实现聚变发电”的基因——作为民营企业，必须在与聚变国家队及国际同行的竞速中跑出领先身位，更早建成商业示范堆。

更进一步，他们的竞争对手不是同行、不是其它聚变技术路线，而是火电、新能源等当前主流的能源品种，唯有把电价打得足够低、把成本压到极致，才能赢得商业生存空间。

星环聚能投资的国内首台负三角球形托卡马克装置NTST，即将在上海开工建设，这是其下一代工程验证装置及商业示范堆的序曲，使其有望在2033年前后成为全球最早实现聚变能源商用的企业之一。三四十年前，上海是中国核电产业的摇篮，上海产业链托举出的秦山核电站结束了中国大陆无核电的历史。如今，凭借前瞻投资、政策支持和长远布局，这座城市站上人类探索终极能源梦想的最前沿。

“一半以上的主机厂集中在上海、产业链大部分汇聚在长三角，如果可控核聚变真的实现了，长三角将成为聚变产业的重镇，目前来说是唯一的高地。”2026上海全球投资促进大会前夕，陈锐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表示。

图为星环聚能和清华大学共同建设的SUNIST-2球形托卡马克装置

上海，重仓核聚变

相似的一幕，在上海频频上演。

今年1月，星环聚能顺利完成A轮融资，融资金额10亿元，刷新国内民营聚变企业单笔融资纪录。本轮融资由上海国投旗下上海科创集团、上海未来产业基金领投，中金资本、上海嘉定科投集团联合领投。同月，由复旦大学、上海未来产业基金、海桐国际创新中心、中科创星、启盈同创共同孵化的东昇聚变宣布完成数亿元天使轮融资，堪称“超级天使轮”。去年11月，可控核聚变高温超导磁体企业翌曦科技完成新一轮融资，由上海科创集团、上海未来产业基金、交大母基金共同投资。去年8月，成立不到半年的诺瓦聚变收获5亿元天使轮融资。

国家队与民企新锐在此会师。2025年7月，注册资本达150亿元的巨无霸中国聚变能源有限公司在上海挂牌成立。该公司的股东阵容颇为豪华，除中核、中石油外，第四大股东上海未来聚变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是规模达100亿元的上海未来产业基金旗下分支之一。

聚变之城，跃然眼前。

“‘十五五’之后，大家对核聚变的重视程度普遍提高，因为国家层面的顶层文件已经有了明确指引。但上海是国内大城市中第一个在‘十五五’政策明确之前就开始关注可控核聚变行业，并为此设立了专门的基金。政策的先见性，是吸引星环聚能选择上海的首要原因。”陈锐对澎湃新闻剖析称，除政策因素外，聚变产业链非常长，包括磁体的带材、大型机械加工、电子元器件、诊断设备等。聚变装置中很多技术挑战人类极限，上海及长三角地区在超导材料、大型精密加工、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基础雄厚，以上海超导、上海电气为代表的企业均已成为聚变领域的重要供应商。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等未来产业。核聚变显然是未来能源的主角，在此之前，上海已经冲在前头。

2024年3月印发的《上海核电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4-2027年）》就已提出可控核聚变技术突破工程，推动核聚变能量增益实现工程化突破，建成国际先进的聚变能源中心。2025年10月，上海发布《关于加快推动前沿技术创新与未来产业培育的若干措施》，明确将可控核聚变作为未来能源重点领域，并发挥未来产业基金引导作用予以精准扶持。

以星环聚能为例，上海国投两度领投并推动其落地上海，大大助推了未来能源产业从科学实验到商业应用的关键跨越。在最新一轮融资前，星环聚能变更了公司注册地，正式迁入上海。

超前布局的政策力推、资金弹药持续充盈、上下游高度协同，使上海成为星环聚能等聚变公司的最优选择。聚变圈流行一句话，做核聚变装置的企业想融资成功，首选上海。更大的共识在于，中国可控核聚变发出的第一度电，必然发生在上海。

仅2025年，就有5家聚变公司落地上海。一位中国聚变能源有限公司高管曾告诉澎湃新闻，选择落户上海，是国家意志、城市禀赋和科学规律的最佳结合。这既是基于现实条件的务实选择，也是面向未来、塑造全球科技竞争格局的战略布局。后续应该还会有更多聚变公司在上海落户或者诞生。

“大方向确定后，政策在持续精准化。”身处一线的陈锐最能敏锐感知水温的变化。

目前，上海在可控核聚变领域已形成多路径技术布局，涵盖磁约束聚变装置（如托卡马克、场反位形和仿星器，并在高温超导托卡马克等前沿方向开展探索）、惯性约束聚变（激光聚变）以及磁—惯性聚变等技术方向。“可控聚变是一场已知终点的长跑，全球范围内呈现出多路线并举的态势。虽然50%以上的装置都聚焦在托卡马克，但我认为哪怕在终局，也未必是托卡马克一家独大。上海坚持多技术路线并举的先进理念，是在国际核聚变科技激烈竞赛中的战略智慧。”陈锐对澎湃新闻表示。

核聚变，会复刻新能源车的成功故事吗？

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有“到2000年将有几个商业核聚变反应堆”的预测声音。然而开发聚变能的难度超乎想象，人类已为之付出半个多世纪的努力，这仍被公认为人类历史上最难的工程科学挑战之一。一个典型案例是，受部件制造精度、材料故障修复及成本超支等工程挑战，多方合作的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实现“第一等离子体”时刻的最新时间表较原计划大幅推迟。 ITER 最初计划耗资约50亿美元，如今的成本预算已飙升至220亿美元以上。

让两个小原子核变成一个大原子核释放巨大能量，要做到这一点，众多原子核必须被约束在一个小空间内，以增加碰撞的机会。在太阳中，其巨大的引力所产生的极端压力为核聚变的发生创造了条件。要想在地球上复刻这一过程，原子核需要在上亿摄氏度的极端温度下相互碰撞，以使它们能够克服相互间的电排斥力。

星环聚能所选择的，是一道“窄门”。

传统的托卡马克装置等离子体外形就像一个巨大的甜甜圈，星环聚能所押注的小型球形托卡马克路线却更紧凑。这一设计的优缺点同样明显——优点在于尺寸小、投入少、建设速度快，能实现快速迭代，大幅简化装置结构意味着造价的大幅降低。“大型装置的容错空间相对大一些。但如果要极致压缩成本，必须尽可能让它小。这是在确保效率不发生太大变化前提下的足够小，对结构设计、机械性能、材料而言都是更严苛的挑战。”

若从商业化发电竞争力的终极目标倒推，陈锐认为，上述工程上的极限挑战划得来。

他算过一笔账：传统大型托卡马克建成能量增益Q＞1的装置造价超过150亿元，而星环聚能的下一代装置实现Q＞1的造价仅15亿元左右。

“问题并没有减少，但我们解决问题的速度急剧变化了。”星环聚能首席科学家谭熠不久前在一场访谈上谈道。

图为星环聚能高温超导磁体车间

燃烧等离子体、耐辐照材料、氚循环是聚变仍须越过的“三座大山”，但临界值的变化正在重塑聚变商业化的时间表与经济性边界。

核聚变等离子体具有极高的温度与能量，处于非常活跃、不稳定的状态，在装置运行过程中，通常需要对外部的磁场进行毫秒级的动态调整，来长时间维持对等离子体的约束。有资深行业人士对澎湃新闻解释称，在传统的控制手段下，这一过程需要人工设定精密的控制逻辑，配置大量的控制参数来完成。AI技术在该任务上可以实现类似“自动驾驶”的效果，通过深度学习模型对大量历史实验数据进行学习，掌握等离子体的演变规律，可以构建出聚变装置的“数字孪生体”，进而设计出一个强化学习的智能体。

“AI能提高百分之二三十的效率，这是目前我们能做到的。但我们更期望的是AI能成倍提升我们对于等离子体控制能力。”陈锐坦言，AI之于核聚变的效用仍待提升。“理论上而言，以AI数据驱动的方式来获得等离子体集群运动规律反而更有优势。从过去一两年来看，AI的进展仍令人乐观。”

另一大变量来自产业链的重塑。

“客观而言，可控核聚变尚没有建成完整的产业链。”陈锐对澎湃新闻说道。这意味着作为下游采购方的星环聚能，此前不得不亲自推进本该由供应链承担的工作，比如“手搓”磁体。国家队的进场，直接加速了中国聚变产业化的整体进程。

2023年以来，两支聚变国家队相继成立：由中科院等离子体所牵头成立的聚变新能，注册资本145亿，由安徽国资、中石油昆仑资本等共同以货币出资；中核集团西南物理研究院为班底的中国聚变能源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50亿，由中核集团、中石油昆仑资本、上海国资等共同以货币出资近120亿。

极大提振市场信心的同时，政策聚焦和国家队携巨资介入带来了直接利好：催化聚变产业链加速成型。陈锐明显感觉到了由此带来的良性循环，“现在很多供应商哪怕亏钱，也愿意进入这个行业。这是之前很难见到的。”

这令其更加切身理解了中国在风电光伏、新能源车领域缔造的成功案例。即在一项新技术商业化前，通过政策引导工业能力向产业链靠拢，进而迸发出极强的市场竞争力。

这是中美聚变领域最大的差异所在。中国在新型举国体制下推进聚变产业化，国家队与民营企业协同推进；美国也不乏政策支持，但纯靠私营企业在资本市场获得支持。这也可能成为双方在聚变赛道激烈竞争中的关键胜负手。

星环聚能创始人兼CEO陈锐受访(0:29)

“永远还有50年”，昔日科学界对可控核聚变商业化前景的质疑正在加速瓦解。高温超导材料规模化降本、资本潮水持续涌入、疾驰人工智能助攻，在驱散聚变商业化悲观论调的同时，重新定义了人类与“人造太阳”宏大愿景之间的距离。调侃与怀疑退场之际，终极能源的轮廓日益清晰：核聚变不再是传说，而是正在孕育成型的现实。

星环聚能CEO陈锐是这场征途中的乐观现实主义者。他与清华同窗谭熠2021年创办的星环聚能，是国内可控核聚变商业公司中的现象级企业。核工程科班出身的经济学博士、数年前的聚变衍生技术创业经历，让陈锐及其率领的星环聚能与生俱来“更快、更经济实现聚变发电”的基因——作为民营企业，必须在与聚变国家队及国际同行的竞速中跑出领先身位，更早建成商业示范堆。

更进一步，他们的竞争对手不是同行、不是其它聚变技术路线，而是火电、新能源等当前主流的能源品种，唯有把电价打得足够低、把成本压到极致，才能赢得商业生存空间。

星环聚能投资的国内首台负三角球形托卡马克装置NTST，即将在上海开工建设，这是其下一代工程验证装置及商业示范堆的序曲，使其有望在2033年前后成为全球最早实现聚变能源商用的企业之一。三四十年前，上海是中国核电产业的摇篮，上海产业链托举出的秦山核电站结束了中国大陆无核电的历史。如今，凭借前瞻投资、政策支持和长远布局，这座城市站上人类探索终极能源梦想的最前沿。

“一半以上的主机厂集中在上海、产业链大部分汇聚在长三角，如果可控核聚变真的实现了，长三角将成为聚变产业的重镇，目前来说是唯一的高地。”2026上海全球投资促进大会前夕，陈锐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表示。

图为星环聚能和清华大学共同建设的SUNIST-2球形托卡马克装置

上海，重仓核聚变

相似的一幕，在上海频频上演。

今年1月，星环聚能顺利完成A轮融资，融资金额10亿元，刷新国内民营聚变企业单笔融资纪录。本轮融资由上海国投旗下上海科创集团、上海未来产业基金领投，中金资本、上海嘉定科投集团联合领投。同月，由复旦大学、上海未来产业基金、海桐国际创新中心、中科创星、启盈同创共同孵化的东昇聚变宣布完成数亿元天使轮融资，堪称“超级天使轮”。去年11月，可控核聚变高温超导磁体企业翌曦科技完成新一轮融资，由上海科创集团、上海未来产业基金、交大母基金共同投资。去年8月，成立不到半年的诺瓦聚变收获5亿元天使轮融资。

国家队与民企新锐在此会师。2025年7月，注册资本达150亿元的巨无霸中国聚变能源有限公司在上海挂牌成立。该公司的股东阵容颇为豪华，除中核、中石油外，第四大股东上海未来聚变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是规模达100亿元的上海未来产业基金旗下分支之一。

聚变之城，跃然眼前。

“‘十五五’之后，大家对核聚变的重视程度普遍提高，因为国家层面的顶层文件已经有了明确指引。但上海是国内大城市中第一个在‘十五五’政策明确之前就开始关注可控核聚变行业，并为此设立了专门的基金。政策的先见性，是吸引星环聚能选择上海的首要原因。”陈锐对澎湃新闻剖析称，除政策因素外，聚变产业链非常长，包括磁体的带材、大型机械加工、电子元器件、诊断设备等。聚变装置中很多技术挑战人类极限，上海及长三角地区在超导材料、大型精密加工、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基础雄厚，以上海超导、上海电气为代表的企业均已成为聚变领域的重要供应商。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等未来产业。核聚变显然是未来能源的主角，在此之前，上海已经冲在前头。

2024年3月印发的《上海核电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4-2027年）》就已提出可控核聚变技术突破工程，推动核聚变能量增益实现工程化突破，建成国际先进的聚变能源中心。2025年10月，上海发布《关于加快推动前沿技术创新与未来产业培育的若干措施》，明确将可控核聚变作为未来能源重点领域，并发挥未来产业基金引导作用予以精准扶持。

以星环聚能为例，上海国投两度领投并推动其落地上海，大大助推了未来能源产业从科学实验到商业应用的关键跨越。在最新一轮融资前，星环聚能变更了公司注册地，正式迁入上海。

超前布局的政策力推、资金弹药持续充盈、上下游高度协同，使上海成为星环聚能等聚变公司的最优选择。聚变圈流行一句话，做核聚变装置的企业想融资成功，首选上海。更大的共识在于，中国可控核聚变发出的第一度电，必然发生在上海。

仅2025年，就有5家聚变公司落地上海。一位中国聚变能源有限公司高管曾告诉澎湃新闻，选择落户上海，是国家意志、城市禀赋和科学规律的最佳结合。这既是基于现实条件的务实选择，也是面向未来、塑造全球科技竞争格局的战略布局。后续应该还会有更多聚变公司在上海落户或者诞生。

“大方向确定后，政策在持续精准化。”身处一线的陈锐最能敏锐感知水温的变化。

目前，上海在可控核聚变领域已形成多路径技术布局，涵盖磁约束聚变装置（如托卡马克、场反位形和仿星器，并在高温超导托卡马克等前沿方向开展探索）、惯性约束聚变（激光聚变）以及磁—惯性聚变等技术方向。“可控聚变是一场已知终点的长跑，全球范围内呈现出多路线并举的态势。虽然50%以上的装置都聚焦在托卡马克，但我认为哪怕在终局，也未必是托卡马克一家独大。上海坚持多技术路线并举的先进理念，是在国际核聚变科技激烈竞赛中的战略智慧。”陈锐对澎湃新闻表示。

核聚变，会复刻新能源车的成功故事吗？

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有“到2000年将有几个商业核聚变反应堆”的预测声音。然而开发聚变能的难度超乎想象，人类已为之付出半个多世纪的努力，这仍被公认为人类历史上最难的工程科学挑战之一。一个典型案例是，受部件制造精度、材料故障修复及成本超支等工程挑战，多方合作的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实现“第一等离子体”时刻的最新时间表较原计划大幅推迟。 ITER 最初计划耗资约50亿美元，如今的成本预算已飙升至220亿美元以上。

让两个小原子核变成一个大原子核释放巨大能量，要做到这一点，众多原子核必须被约束在一个小空间内，以增加碰撞的机会。在太阳中，其巨大的引力所产生的极端压力为核聚变的发生创造了条件。要想在地球上复刻这一过程，原子核需要在上亿摄氏度的极端温度下相互碰撞，以使它们能够克服相互间的电排斥力。

星环聚能所选择的，是一道“窄门”。

传统的托卡马克装置等离子体外形就像一个巨大的甜甜圈，星环聚能所押注的小型球形托卡马克路线却更紧凑。这一设计的优缺点同样明显——优点在于尺寸小、投入少、建设速度快，能实现快速迭代，大幅简化装置结构意味着造价的大幅降低。“大型装置的容错空间相对大一些。但如果要极致压缩成本，必须尽可能让它小。这是在确保效率不发生太大变化前提下的足够小，对结构设计、机械性能、材料而言都是更严苛的挑战。”

若从商业化发电竞争力的终极目标倒推，陈锐认为，上述工程上的极限挑战划得来。

他算过一笔账：传统大型托卡马克建成能量增益Q＞1的装置造价超过150亿元，而星环聚能的下一代装置实现Q＞1的造价仅15亿元左右。

“问题并没有减少，但我们解决问题的速度急剧变化了。”星环聚能首席科学家谭熠不久前在一场访谈上谈道。

图为星环聚能高温超导磁体车间

燃烧等离子体、耐辐照材料、氚循环是聚变仍须越过的“三座大山”，但临界值的变化正在重塑聚变商业化的时间表与经济性边界。

核聚变等离子体具有极高的温度与能量，处于非常活跃、不稳定的状态，在装置运行过程中，通常需要对外部的磁场进行毫秒级的动态调整，来长时间维持对等离子体的约束。有资深行业人士对澎湃新闻解释称，在传统的控制手段下，这一过程需要人工设定精密的控制逻辑，配置大量的控制参数来完成。AI技术在该任务上可以实现类似“自动驾驶”的效果，通过深度学习模型对大量历史实验数据进行学习，掌握等离子体的演变规律，可以构建出聚变装置的“数字孪生体”，进而设计出一个强化学习的智能体。

“AI能提高百分之二三十的效率，这是目前我们能做到的。但我们更期望的是AI能成倍提升我们对于等离子体控制能力。”陈锐坦言，AI之于核聚变的效用仍待提升。“理论上而言，以AI数据驱动的方式来获得等离子体集群运动规律反而更有优势。从过去一两年来看，AI的进展仍令人乐观。”

另一大变量来自产业链的重塑。

“客观而言，可控核聚变尚没有建成完整的产业链。”陈锐对澎湃新闻说道。这意味着作为下游采购方的星环聚能，此前不得不亲自推进本该由供应链承担的工作，比如“手搓”磁体。国家队的进场，直接加速了中国聚变产业化的整体进程。

2023年以来，两支聚变国家队相继成立：由中科院等离子体所牵头成立的聚变新能，注册资本145亿，由安徽国资、中石油昆仑资本等共同以货币出资；中核集团西南物理研究院为班底的中国聚变能源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50亿，由中核集团、中石油昆仑资本、上海国资等共同以货币出资近120亿。

极大提振市场信心的同时，政策聚焦和国家队携巨资介入带来了直接利好：催化聚变产业链加速成型。陈锐明显感觉到了由此带来的良性循环，“现在很多供应商哪怕亏钱，也愿意进入这个行业。这是之前很难见到的。”

这令其更加切身理解了中国在风电光伏、新能源车领域缔造的成功案例。即在一项新技术商业化前，通过政策引导工业能力向产业链靠拢，进而迸发出极强的市场竞争力。

这是中美聚变领域最大的差异所在。中国在新型举国体制下推进聚变产业化，国家队与民营企业协同推进；美国也不乏政策支持，但纯靠私营企业在资本市场获得支持。这也可能成为双方在聚变赛道激烈竞争中的关键胜负手。

星环聚能创始人兼CEO陈锐受访(0:29)

“永远还有50年”，昔日科学界对可控核聚变商业化前景的质疑正在加速瓦解。高温超导材料规模化降本、资本潮水持续涌入、疾驰人工智能助攻，在驱散聚变商业化悲观论调的同时，重新定义了人类与“人造太阳”宏大愿景之间的距离。调侃与怀疑退场之际，终极能源的轮廓日益清晰：核聚变不再是传说，而是正在孕育成型的现实。

星环聚能CEO陈锐是这场征途中的乐观现实主义者。他与清华同窗谭熠2021年创办的星环聚能，是国内可控核聚变商业公司中的现象级企业。核工程科班出身的经济学博士、数年前的聚变衍生技术创业经历，让陈锐及其率领的星环聚能与生俱来“更快、更经济实现聚变发电”的基因——作为民营企业，必须在与聚变国家队及国际同行的竞速中跑出领先身位，更早建成商业示范堆。

更进一步，他们的竞争对手不是同行、不是其它聚变技术路线，而是火电、新能源等当前主流的能源品种，唯有把电价打得足够低、把成本压到极致，才能赢得商业生存空间。

星环聚能投资的国内首台负三角球形托卡马克装置NTST，即将在上海开工建设，这是其下一代工程验证装置及商业示范堆的序曲，使其有望在2033年前后成为全球最早实现聚变能源商用的企业之一。三四十年前，上海是中国核电产业的摇篮，上海产业链托举出的秦山核电站结束了中国大陆无核电的历史。如今，凭借前瞻投资、政策支持和长远布局，这座城市站上人类探索终极能源梦想的最前沿。

“一半以上的主机厂集中在上海、产业链大部分汇聚在长三角，如果可控核聚变真的实现了，长三角将成为聚变产业的重镇，目前来说是唯一的高地。”2026上海全球投资促进大会前夕，陈锐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表示。

图为星环聚能和清华大学共同建设的SUNIST-2球形托卡马克装置

上海，重仓核聚变

相似的一幕，在上海频频上演。

今年1月，星环聚能顺利完成A轮融资，融资金额10亿元，刷新国内民营聚变企业单笔融资纪录。本轮融资由上海国投旗下上海科创集团、上海未来产业基金领投，中金资本、上海嘉定科投集团联合领投。同月，由复旦大学、上海未来产业基金、海桐国际创新中心、中科创星、启盈同创共同孵化的东昇聚变宣布完成数亿元天使轮融资，堪称“超级天使轮”。去年11月，可控核聚变高温超导磁体企业翌曦科技完成新一轮融资，由上海科创集团、上海未来产业基金、交大母基金共同投资。去年8月，成立不到半年的诺瓦聚变收获5亿元天使轮融资。

国家队与民企新锐在此会师。2025年7月，注册资本达150亿元的巨无霸中国聚变能源有限公司在上海挂牌成立。该公司的股东阵容颇为豪华，除中核、中石油外，第四大股东上海未来聚变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是规模达100亿元的上海未来产业基金旗下分支之一。

聚变之城，跃然眼前。

“‘十五五’之后，大家对核聚变的重视程度普遍提高，因为国家层面的顶层文件已经有了明确指引。但上海是国内大城市中第一个在‘十五五’政策明确之前就开始关注可控核聚变行业，并为此设立了专门的基金。政策的先见性，是吸引星环聚能选择上海的首要原因。”陈锐对澎湃新闻剖析称，除政策因素外，聚变产业链非常长，包括磁体的带材、大型机械加工、电子元器件、诊断设备等。聚变装置中很多技术挑战人类极限，上海及长三角地区在超导材料、大型精密加工、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基础雄厚，以上海超导、上海电气为代表的企业均已成为聚变领域的重要供应商。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等未来产业。核聚变显然是未来能源的主角，在此之前，上海已经冲在前头。

2024年3月印发的《上海核电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4-2027年）》就已提出可控核聚变技术突破工程，推动核聚变能量增益实现工程化突破，建成国际先进的聚变能源中心。2025年10月，上海发布《关于加快推动前沿技术创新与未来产业培育的若干措施》，明确将可控核聚变作为未来能源重点领域，并发挥未来产业基金引导作用予以精准扶持。

以星环聚能为例，上海国投两度领投并推动其落地上海，大大助推了未来能源产业从科学实验到商业应用的关键跨越。在最新一轮融资前，星环聚能变更了公司注册地，正式迁入上海。

超前布局的政策力推、资金弹药持续充盈、上下游高度协同，使上海成为星环聚能等聚变公司的最优选择。聚变圈流行一句话，做核聚变装置的企业想融资成功，首选上海。更大的共识在于，中国可控核聚变发出的第一度电，必然发生在上海。

仅2025年，就有5家聚变公司落地上海。一位中国聚变能源有限公司高管曾告诉澎湃新闻，选择落户上海，是国家意志、城市禀赋和科学规律的最佳结合。这既是基于现实条件的务实选择，也是面向未来、塑造全球科技竞争格局的战略布局。后续应该还会有更多聚变公司在上海落户或者诞生。

“大方向确定后，政策在持续精准化。”身处一线的陈锐最能敏锐感知水温的变化。

目前，上海在可控核聚变领域已形成多路径技术布局，涵盖磁约束聚变装置（如托卡马克、场反位形和仿星器，并在高温超导托卡马克等前沿方向开展探索）、惯性约束聚变（激光聚变）以及磁—惯性聚变等技术方向。“可控聚变是一场已知终点的长跑，全球范围内呈现出多路线并举的态势。虽然50%以上的装置都聚焦在托卡马克，但我认为哪怕在终局，也未必是托卡马克一家独大。上海坚持多技术路线并举的先进理念，是在国际核聚变科技激烈竞赛中的战略智慧。”陈锐对澎湃新闻表示。

核聚变，会复刻新能源车的成功故事吗？

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有“到2000年将有几个商业核聚变反应堆”的预测声音。然而开发聚变能的难度超乎想象，人类已为之付出半个多世纪的努力，这仍被公认为人类历史上最难的工程科学挑战之一。一个典型案例是，受部件制造精度、材料故障修复及成本超支等工程挑战，多方合作的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实现“第一等离子体”时刻的最新时间表较原计划大幅推迟。 ITER 最初计划耗资约50亿美元，如今的成本预算已飙升至220亿美元以上。

让两个小原子核变成一个大原子核释放巨大能量，要做到这一点，众多原子核必须被约束在一个小空间内，以增加碰撞的机会。在太阳中，其巨大的引力所产生的极端压力为核聚变的发生创造了条件。要想在地球上复刻这一过程，原子核需要在上亿摄氏度的极端温度下相互碰撞，以使它们能够克服相互间的电排斥力。

星环聚能所选择的，是一道“窄门”。

传统的托卡马克装置等离子体外形就像一个巨大的甜甜圈，星环聚能所押注的小型球形托卡马克路线却更紧凑。这一设计的优缺点同样明显——优点在于尺寸小、投入少、建设速度快，能实现快速迭代，大幅简化装置结构意味着造价的大幅降低。“大型装置的容错空间相对大一些。但如果要极致压缩成本，必须尽可能让它小。这是在确保效率不发生太大变化前提下的足够小，对结构设计、机械性能、材料而言都是更严苛的挑战。”

若从商业化发电竞争力的终极目标倒推，陈锐认为，上述工程上的极限挑战划得来。

他算过一笔账：传统大型托卡马克建成能量增益Q＞1的装置造价超过150亿元，而星环聚能的下一代装置实现Q＞1的造价仅15亿元左右。

“问题并没有减少，但我们解决问题的速度急剧变化了。”星环聚能首席科学家谭熠不久前在一场访谈上谈道。

图为星环聚能高温超导磁体车间

燃烧等离子体、耐辐照材料、氚循环是聚变仍须越过的“三座大山”，但临界值的变化正在重塑聚变商业化的时间表与经济性边界。

核聚变等离子体具有极高的温度与能量，处于非常活跃、不稳定的状态，在装置运行过程中，通常需要对外部的磁场进行毫秒级的动态调整，来长时间维持对等离子体的约束。有资深行业人士对澎湃新闻解释称，在传统的控制手段下，这一过程需要人工设定精密的控制逻辑，配置大量的控制参数来完成。AI技术在该任务上可以实现类似“自动驾驶”的效果，通过深度学习模型对大量历史实验数据进行学习，掌握等离子体的演变规律，可以构建出聚变装置的“数字孪生体”，进而设计出一个强化学习的智能体。

“AI能提高百分之二三十的效率，这是目前我们能做到的。但我们更期望的是AI能成倍提升我们对于等离子体控制能力。”陈锐坦言，AI之于核聚变的效用仍待提升。“理论上而言，以AI数据驱动的方式来获得等离子体集群运动规律反而更有优势。从过去一两年来看，AI的进展仍令人乐观。”

另一大变量来自产业链的重塑。

“客观而言，可控核聚变尚没有建成完整的产业链。”陈锐对澎湃新闻说道。这意味着作为下游采购方的星环聚能，此前不得不亲自推进本该由供应链承担的工作，比如“手搓”磁体。国家队的进场，直接加速了中国聚变产业化的整体进程。

2023年以来，两支聚变国家队相继成立：由中科院等离子体所牵头成立的聚变新能，注册资本145亿，由安徽国资、中石油昆仑资本等共同以货币出资；中核集团西南物理研究院为班底的中国聚变能源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50亿，由中核集团、中石油昆仑资本、上海国资等共同以货币出资近120亿。

极大提振市场信心的同时，政策聚焦和国家队携巨资介入带来了直接利好：催化聚变产业链加速成型。陈锐明显感觉到了由此带来的良性循环，“现在很多供应商哪怕亏钱，也愿意进入这个行业。这是之前很难见到的。”

这令其更加切身理解了中国在风电光伏、新能源车领域缔造的成功案例。即在一项新技术商业化前，通过政策引导工业能力向产业链靠拢，进而迸发出极强的市场竞争力。

这是中美聚变领域最大的差异所在。中国在新型举国体制下推进聚变产业化，国家队与民营企业协同推进；美国也不乏政策支持，但纯靠私营企业在资本市场获得支持。这也可能成为双方在聚变赛道激烈竞争中的关键胜负手。

星环聚能创始人兼CEO陈锐受访(0:29)

“永远还有50年”，昔日科学界对可控核聚变商业化前景的质疑正在加速瓦解。高温超导材料规模化降本、资本潮水持续涌入、疾驰人工智能助攻，在驱散聚变商业化悲观论调的同时，重新定义了人类与“人造太阳”宏大愿景之间的距离。调侃与怀疑退场之际，终极能源的轮廓日益清晰：核聚变不再是传说，而是正在孕育成型的现实。

星环聚能CEO陈锐是这场征途中的乐观现实主义者。他与清华同窗谭熠2021年创办的星环聚能，是国内可控核聚变商业公司中的现象级企业。核工程科班出身的经济学博士、数年前的聚变衍生技术创业经历，让陈锐及其率领的星环聚能与生俱来“更快、更经济实现聚变发电”的基因——作为民营企业，必须在与聚变国家队及国际同行的竞速中跑出领先身位，更早建成商业示范堆。

更进一步，他们的竞争对手不是同行、不是其它聚变技术路线，而是火电、新能源等当前主流的能源品种，唯有把电价打得足够低、把成本压到极致，才能赢得商业生存空间。

星环聚能投资的国内首台负三角球形托卡马克装置NTST，即将在上海开工建设，这是其下一代工程验证装置及商业示范堆的序曲，使其有望在2033年前后成为全球最早实现聚变能源商用的企业之一。三四十年前，上海是中国核电产业的摇篮，上海产业链托举出的秦山核电站结束了中国大陆无核电的历史。如今，凭借前瞻投资、政策支持和长远布局，这座城市站上人类探索终极能源梦想的最前沿。

“一半以上的主机厂集中在上海、产业链大部分汇聚在长三角，如果可控核聚变真的实现了，长三角将成为聚变产业的重镇，目前来说是唯一的高地。”2026上海全球投资促进大会前夕，陈锐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表示。

图为星环聚能和清华大学共同建设的SUNIST-2球形托卡马克装置

上海，重仓核聚变

相似的一幕，在上海频频上演。

今年1月，星环聚能顺利完成A轮融资，融资金额10亿元，刷新国内民营聚变企业单笔融资纪录。本轮融资由上海国投旗下上海科创集团、上海未来产业基金领投，中金资本、上海嘉定科投集团联合领投。同月，由复旦大学、上海未来产业基金、海桐国际创新中心、中科创星、启盈同创共同孵化的东昇聚变宣布完成数亿元天使轮融资，堪称“超级天使轮”。去年11月，可控核聚变高温超导磁体企业翌曦科技完成新一轮融资，由上海科创集团、上海未来产业基金、交大母基金共同投资。去年8月，成立不到半年的诺瓦聚变收获5亿元天使轮融资。

国家队与民企新锐在此会师。2025年7月，注册资本达150亿元的巨无霸中国聚变能源有限公司在上海挂牌成立。该公司的股东阵容颇为豪华，除中核、中石油外，第四大股东上海未来聚变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是规模达100亿元的上海未来产业基金旗下分支之一。

聚变之城，跃然眼前。

“‘十五五’之后，大家对核聚变的重视程度普遍提高，因为国家层面的顶层文件已经有了明确指引。但上海是国内大城市中第一个在‘十五五’政策明确之前就开始关注可控核聚变行业，并为此设立了专门的基金。政策的先见性，是吸引星环聚能选择上海的首要原因。”陈锐对澎湃新闻剖析称，除政策因素外，聚变产业链非常长，包括磁体的带材、大型机械加工、电子元器件、诊断设备等。聚变装置中很多技术挑战人类极限，上海及长三角地区在超导材料、大型精密加工、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基础雄厚，以上海超导、上海电气为代表的企业均已成为聚变领域的重要供应商。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等未来产业。核聚变显然是未来能源的主角，在此之前，上海已经冲在前头。

2024年3月印发的《上海核电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4-2027年）》就已提出可控核聚变技术突破工程，推动核聚变能量增益实现工程化突破，建成国际先进的聚变能源中心。2025年10月，上海发布《关于加快推动前沿技术创新与未来产业培育的若干措施》，明确将可控核聚变作为未来能源重点领域，并发挥未来产业基金引导作用予以精准扶持。

以星环聚能为例，上海国投两度领投并推动其落地上海，大大助推了未来能源产业从科学实验到商业应用的关键跨越。在最新一轮融资前，星环聚能变更了公司注册地，正式迁入上海。

超前布局的政策力推、资金弹药持续充盈、上下游高度协同，使上海成为星环聚能等聚变公司的最优选择。聚变圈流行一句话，做核聚变装置的企业想融资成功，首选上海。更大的共识在于，中国可控核聚变发出的第一度电，必然发生在上海。

仅2025年，就有5家聚变公司落地上海。一位中国聚变能源有限公司高管曾告诉澎湃新闻，选择落户上海，是国家意志、城市禀赋和科学规律的最佳结合。这既是基于现实条件的务实选择，也是面向未来、塑造全球科技竞争格局的战略布局。后续应该还会有更多聚变公司在上海落户或者诞生。

“大方向确定后，政策在持续精准化。”身处一线的陈锐最能敏锐感知水温的变化。

目前，上海在可控核聚变领域已形成多路径技术布局，涵盖磁约束聚变装置（如托卡马克、场反位形和仿星器，并在高温超导托卡马克等前沿方向开展探索）、惯性约束聚变（激光聚变）以及磁—惯性聚变等技术方向。“可控聚变是一场已知终点的长跑，全球范围内呈现出多路线并举的态势。虽然50%以上的装置都聚焦在托卡马克，但我认为哪怕在终局，也未必是托卡马克一家独大。上海坚持多技术路线并举的先进理念，是在国际核聚变科技激烈竞赛中的战略智慧。”陈锐对澎湃新闻表示。

核聚变，会复刻新能源车的成功故事吗？

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有“到2000年将有几个商业核聚变反应堆”的预测声音。然而开发聚变能的难度超乎想象，人类已为之付出半个多世纪的努力，这仍被公认为人类历史上最难的工程科学挑战之一。一个典型案例是，受部件制造精度、材料故障修复及成本超支等工程挑战，多方合作的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实现“第一等离子体”时刻的最新时间表较原计划大幅推迟。 ITER 最初计划耗资约50亿美元，如今的成本预算已飙升至220亿美元以上。

让两个小原子核变成一个大原子核释放巨大能量，要做到这一点，众多原子核必须被约束在一个小空间内，以增加碰撞的机会。在太阳中，其巨大的引力所产生的极端压力为核聚变的发生创造了条件。要想在地球上复刻这一过程，原子核需要在上亿摄氏度的极端温度下相互碰撞，以使它们能够克服相互间的电排斥力。

星环聚能所选择的，是一道“窄门”。

传统的托卡马克装置等离子体外形就像一个巨大的甜甜圈，星环聚能所押注的小型球形托卡马克路线却更紧凑。这一设计的优缺点同样明显——优点在于尺寸小、投入少、建设速度快，能实现快速迭代，大幅简化装置结构意味着造价的大幅降低。“大型装置的容错空间相对大一些。但如果要极致压缩成本，必须尽可能让它小。这是在确保效率不发生太大变化前提下的足够小，对结构设计、机械性能、材料而言都是更严苛的挑战。”

若从商业化发电竞争力的终极目标倒推，陈锐认为，上述工程上的极限挑战划得来。

他算过一笔账：传统大型托卡马克建成能量增益Q＞1的装置造价超过150亿元，而星环聚能的下一代装置实现Q＞1的造价仅15亿元左右。

“问题并没有减少，但我们解决问题的速度急剧变化了。”星环聚能首席科学家谭熠不久前在一场访谈上谈道。

图为星环聚能高温超导磁体车间

燃烧等离子体、耐辐照材料、氚循环是聚变仍须越过的“三座大山”，但临界值的变化正在重塑聚变商业化的时间表与经济性边界。

核聚变等离子体具有极高的温度与能量，处于非常活跃、不稳定的状态，在装置运行过程中，通常需要对外部的磁场进行毫秒级的动态调整，来长时间维持对等离子体的约束。有资深行业人士对澎湃新闻解释称，在传统的控制手段下，这一过程需要人工设定精密的控制逻辑，配置大量的控制参数来完成。AI技术在该任务上可以实现类似“自动驾驶”的效果，通过深度学习模型对大量历史实验数据进行学习，掌握等离子体的演变规律，可以构建出聚变装置的“数字孪生体”，进而设计出一个强化学习的智能体。

“AI能提高百分之二三十的效率，这是目前我们能做到的。但我们更期望的是AI能成倍提升我们对于等离子体控制能力。”陈锐坦言，AI之于核聚变的效用仍待提升。“理论上而言，以AI数据驱动的方式来获得等离子体集群运动规律反而更有优势。从过去一两年来看，AI的进展仍令人乐观。”

另一大变量来自产业链的重塑。

“客观而言，可控核聚变尚没有建成完整的产业链。”陈锐对澎湃新闻说道。这意味着作为下游采购方的星环聚能，此前不得不亲自推进本该由供应链承担的工作，比如“手搓”磁体。国家队的进场，直接加速了中国聚变产业化的整体进程。

2023年以来，两支聚变国家队相继成立：由中科院等离子体所牵头成立的聚变新能，注册资本145亿，由安徽国资、中石油昆仑资本等共同以货币出资；中核集团西南物理研究院为班底的中国聚变能源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50亿，由中核集团、中石油昆仑资本、上海国资等共同以货币出资近120亿。

极大提振市场信心的同时，政策聚焦和国家队携巨资介入带来了直接利好：催化聚变产业链加速成型。陈锐明显感觉到了由此带来的良性循环，“现在很多供应商哪怕亏钱，也愿意进入这个行业。这是之前很难见到的。”

这令其更加切身理解了中国在风电光伏、新能源车领域缔造的成功案例。即在一项新技术商业化前，通过政策引导工业能力向产业链靠拢，进而迸发出极强的市场竞争力。

这是中美聚变领域最大的差异所在。中国在新型举国体制下推进聚变产业化，国家队与民营企业协同推进；美国也不乏政策支持，但纯靠私营企业在资本市场获得支持。这也可能成为双方在聚变赛道激烈竞争中的关键胜负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