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从老家返沪，照例带回几十包米泡糖，这糖，是儿时的回忆，糖里，恍惚看见亲人的身影！

小时候，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切糖。糖是过年，拜年必备的物品。

切糖的前一天，母亲便开始忙碌：把蒸晒好的糯米细细炒香，再备上自家地里种的芝麻、花生，擦净切糖的木板、滚木、长刀，一切都收拾得妥帖。

那天是个隆重的日子。把门窗关紧，更不能随便乱说话。尤其不能出现“倒了，倒了”这样的词。民间有“糖老虎”的说法，关好窗门，不仅免得陌生人进来乱说话，也防备“糖老虎”进门。

首先要熬糖，切糖的成败，熬糖很关键。熬得太嫩，粘刀，不好切；熬得太老，容易散，也就是倒糖，就是被“糖老虎”吃掉了，浪费了一版糖的材料，这是最不想发生的事。

番薯丝糖。

麦芽糖和白糖按一定比例加适量水，水必须是立春前的冬水，火候必须拿捏好，火太旺，糖有焦味，整锅糖就报废了。所以，必须用文火慢慢熬，原本性格随和的父亲一脸郑重，我们屏气凝神地看着父亲，平时矮小平凡的他此时在我们眼中异常高大。

只见他用筷子不停地在搅拌糖水，看着白糖慢慢地融化，熬成一锅透亮的焦红色。水汽蒸腾，糖水由稀渐渐粘稠。熬到一定时候，父亲拿起一根筷子滴一滴在食指，用大拇指和食指粘一粘，又搅一搅，又粘一粘，如此反复，直到拉出一条细细柔韧的糖丝。他又在一碗冷水中，滴进一滴糖水，糖水下去，若散漫开来，糖太嫩；若滚成一个圆球，父亲便果断对母亲说，“好了！”

父亲迅速端起一锅糖油哗地倒进盛着炒米和各种糖料的木桶，——嗞啦！一声热烈的嘶响瞬间炸开！母亲趁着糖油的滚烫的温度，快速用木桨搅拌起来，让每粒炒米都能裹上甜香的糖衣。然后，再一并倒入板上切糖专用的木框中。父亲紧跟着用滚木把拌好的米糖滚平，压实，敲敲四角，撒上一层喷香的熟芝麻。滚，压，敲，撒，动作一气呵成，我们屏住呼吸，连大气不敢出。

小米糖。

稍作定型，父亲便拿起长木板当尺，握着专用钢刀，一刀一刀切下去。先竖着切成均匀的小片，再横着切几溜。此时安静的屋里，只听见嚓嚓嚓嚓地清脆声响，仿佛父亲指挥着千军万马，沉稳有力，马蹄声声。

若一切顺利的话，把木框拿掉，父亲用刀横着竖着划一划，一包包糖就清清爽爽，一目了然。这时在一边旁观的哥和我也要上场了。

包糖的纸，大多是我们用过的旧本子，提前裁成四方形，没人计较干不干净。若是哪家能用报纸包糖，那便是体面的“礼服”，让人羡慕不已。包糖是个技术活，哥平日顽皮，干起活却不赖，包得又快又平整，方方正正，有棱有角，而我总是包得又慢又丑。母亲便让我负责粘糖纸、码整齐，暂且放在箩筐中。差不多包了一半，父亲去熬糖水，母亲去准备下一版糖的材料。

我家的一大版糖，通常有四十几包。但总会有一些不能成包的，就是“糖头”了。大人总是精打细算，尽可能多几包。而小孩却最期待那些“糖头”，这于我们，是实在的犒赏。

我家有一个姐，三个姑妈，按老家的礼数，到她们家要拿糖去拜年。每户人家一般拿四十到六十包糖。

熬糖，拌糖，切糖，包糖，粘糖纸，码糖，我们从清晨到天黑，一家人小心翼翼，像完成一件盛大的工程。结束时，父母如释重负，我们兄妹俩地捡起糖头（米糖的边角料）放进嘴里，脆脆甜甜，香味弥漫在嘴里。

父母亲平时常拌嘴，那日却配合默契。谁也不想出什么差错，招来了“糖老虎”。

有一回，母亲嫌得父亲切得慢，唠叨了几句，父亲赌气罢工。母亲不服气，觉得不过如此，待她拿刀切，刀却不听使唤，切得又厚又歪歪扭扭，我和哥在旁边暗笑。她才明白，把糖切得均匀细薄，原是真功夫。从此，再也不随意责备父亲。

花生糖。

这些糖，除了拜年，招待客人之外，所剩的，便是兄妹俩的零食点心。下午玩累饥饿时，到楼上拿一包米糖，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哥哥上下楼轻快的脚步声，咚咚咚咚声响，至今还清晰地响在耳边。

后来，父亲早逝，母亲就叫别人帮着切糖。再后来，出现了专门切糖的师傅，配料也越来越丰富：炒米、花生、番薯丝、油炸年糕，花样翻新，品种丰富。

现在，技术更新，一年四季都能切糖，用透明的塑料纸包装，再装进精致的礼盒，像模像样，体面又好看。可拜年不再提米糖，孩子们也不再把米糖当作心心念念的美味。

缙云米泡糖，尤其我们壶镇产的，因为精致，最为出名，是老家的土特产，而于离乡的游子，更是心底最深的乡愁。

那些温热的、冒着热气的童年片段，当年只道是寻常，而今成了我余生的珍宝。寂寞时回头望，仿佛亲人还在身边，灶台还冒着热气，父亲还在熬糖，母亲还在拌料，我和哥哥偷偷把糖头塞进嘴里，满屋都是甜香。

年少时，总是雀跃着向前，从不在意父母细细的叮咛；长大后，义无反顾远行，只是偶尔回头看看倚门守望的身影。而今天人永隔，人生只剩归途。我一边踽踽独行，一边，一次次深情回望。

春节从老家返沪，照例带回几十包米泡糖，这糖，是儿时的回忆，糖里，恍惚看见亲人的身影！

小时候，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切糖。糖是过年，拜年必备的物品。

切糖的前一天，母亲便开始忙碌：把蒸晒好的糯米细细炒香，再备上自家地里种的芝麻、花生，擦净切糖的木板、滚木、长刀，一切都收拾得妥帖。

那天是个隆重的日子。把门窗关紧，更不能随便乱说话。尤其不能出现“倒了，倒了”这样的词。民间有“糖老虎”的说法，关好窗门，不仅免得陌生人进来乱说话，也防备“糖老虎”进门。

首先要熬糖，切糖的成败，熬糖很关键。熬得太嫩，粘刀，不好切；熬得太老，容易散，也就是倒糖，就是被“糖老虎”吃掉了，浪费了一版糖的材料，这是最不想发生的事。

番薯丝糖。

麦芽糖和白糖按一定比例加适量水，水必须是立春前的冬水，火候必须拿捏好，火太旺，糖有焦味，整锅糖就报废了。所以，必须用文火慢慢熬，原本性格随和的父亲一脸郑重，我们屏气凝神地看着父亲，平时矮小平凡的他此时在我们眼中异常高大。

只见他用筷子不停地在搅拌糖水，看着白糖慢慢地融化，熬成一锅透亮的焦红色。水汽蒸腾，糖水由稀渐渐粘稠。熬到一定时候，父亲拿起一根筷子滴一滴在食指，用大拇指和食指粘一粘，又搅一搅，又粘一粘，如此反复，直到拉出一条细细柔韧的糖丝。他又在一碗冷水中，滴进一滴糖水，糖水下去，若散漫开来，糖太嫩；若滚成一个圆球，父亲便果断对母亲说，“好了！”

父亲迅速端起一锅糖油哗地倒进盛着炒米和各种糖料的木桶，——嗞啦！一声热烈的嘶响瞬间炸开！母亲趁着糖油的滚烫的温度，快速用木桨搅拌起来，让每粒炒米都能裹上甜香的糖衣。然后，再一并倒入板上切糖专用的木框中。父亲紧跟着用滚木把拌好的米糖滚平，压实，敲敲四角，撒上一层喷香的熟芝麻。滚，压，敲，撒，动作一气呵成，我们屏住呼吸，连大气不敢出。

小米糖。

稍作定型，父亲便拿起长木板当尺，握着专用钢刀，一刀一刀切下去。先竖着切成均匀的小片，再横着切几溜。此时安静的屋里，只听见嚓嚓嚓嚓地清脆声响，仿佛父亲指挥着千军万马，沉稳有力，马蹄声声。

若一切顺利的话，把木框拿掉，父亲用刀横着竖着划一划，一包包糖就清清爽爽，一目了然。这时在一边旁观的哥和我也要上场了。

包糖的纸，大多是我们用过的旧本子，提前裁成四方形，没人计较干不干净。若是哪家能用报纸包糖，那便是体面的“礼服”，让人羡慕不已。包糖是个技术活，哥平日顽皮，干起活却不赖，包得又快又平整，方方正正，有棱有角，而我总是包得又慢又丑。母亲便让我负责粘糖纸、码整齐，暂且放在箩筐中。差不多包了一半，父亲去熬糖水，母亲去准备下一版糖的材料。

我家的一大版糖，通常有四十几包。但总会有一些不能成包的，就是“糖头”了。大人总是精打细算，尽可能多几包。而小孩却最期待那些“糖头”，这于我们，是实在的犒赏。

我家有一个姐，三个姑妈，按老家的礼数，到她们家要拿糖去拜年。每户人家一般拿四十到六十包糖。

熬糖，拌糖，切糖，包糖，粘糖纸，码糖，我们从清晨到天黑，一家人小心翼翼，像完成一件盛大的工程。结束时，父母如释重负，我们兄妹俩地捡起糖头（米糖的边角料）放进嘴里，脆脆甜甜，香味弥漫在嘴里。

父母亲平时常拌嘴，那日却配合默契。谁也不想出什么差错，招来了“糖老虎”。

有一回，母亲嫌得父亲切得慢，唠叨了几句，父亲赌气罢工。母亲不服气，觉得不过如此，待她拿刀切，刀却不听使唤，切得又厚又歪歪扭扭，我和哥在旁边暗笑。她才明白，把糖切得均匀细薄，原是真功夫。从此，再也不随意责备父亲。

花生糖。

这些糖，除了拜年，招待客人之外，所剩的，便是兄妹俩的零食点心。下午玩累饥饿时，到楼上拿一包米糖，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哥哥上下楼轻快的脚步声，咚咚咚咚声响，至今还清晰地响在耳边。

后来，父亲早逝，母亲就叫别人帮着切糖。再后来，出现了专门切糖的师傅，配料也越来越丰富：炒米、花生、番薯丝、油炸年糕，花样翻新，品种丰富。

现在，技术更新，一年四季都能切糖，用透明的塑料纸包装，再装进精致的礼盒，像模像样，体面又好看。可拜年不再提米糖，孩子们也不再把米糖当作心心念念的美味。

缙云米泡糖，尤其我们壶镇产的，因为精致，最为出名，是老家的土特产，而于离乡的游子，更是心底最深的乡愁。

那些温热的、冒着热气的童年片段，当年只道是寻常，而今成了我余生的珍宝。寂寞时回头望，仿佛亲人还在身边，灶台还冒着热气，父亲还在熬糖，母亲还在拌料，我和哥哥偷偷把糖头塞进嘴里，满屋都是甜香。

年少时，总是雀跃着向前，从不在意父母细细的叮咛；长大后，义无反顾远行，只是偶尔回头看看倚门守望的身影。而今天人永隔，人生只剩归途。我一边踽踽独行，一边，一次次深情回望。

春节从老家返沪，照例带回几十包米泡糖，这糖，是儿时的回忆，糖里，恍惚看见亲人的身影！

小时候，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切糖。糖是过年，拜年必备的物品。

切糖的前一天，母亲便开始忙碌：把蒸晒好的糯米细细炒香，再备上自家地里种的芝麻、花生，擦净切糖的木板、滚木、长刀，一切都收拾得妥帖。

那天是个隆重的日子。把门窗关紧，更不能随便乱说话。尤其不能出现“倒了，倒了”这样的词。民间有“糖老虎”的说法，关好窗门，不仅免得陌生人进来乱说话，也防备“糖老虎”进门。

首先要熬糖，切糖的成败，熬糖很关键。熬得太嫩，粘刀，不好切；熬得太老，容易散，也就是倒糖，就是被“糖老虎”吃掉了，浪费了一版糖的材料，这是最不想发生的事。

番薯丝糖。

麦芽糖和白糖按一定比例加适量水，水必须是立春前的冬水，火候必须拿捏好，火太旺，糖有焦味，整锅糖就报废了。所以，必须用文火慢慢熬，原本性格随和的父亲一脸郑重，我们屏气凝神地看着父亲，平时矮小平凡的他此时在我们眼中异常高大。

只见他用筷子不停地在搅拌糖水，看着白糖慢慢地融化，熬成一锅透亮的焦红色。水汽蒸腾，糖水由稀渐渐粘稠。熬到一定时候，父亲拿起一根筷子滴一滴在食指，用大拇指和食指粘一粘，又搅一搅，又粘一粘，如此反复，直到拉出一条细细柔韧的糖丝。他又在一碗冷水中，滴进一滴糖水，糖水下去，若散漫开来，糖太嫩；若滚成一个圆球，父亲便果断对母亲说，“好了！”

父亲迅速端起一锅糖油哗地倒进盛着炒米和各种糖料的木桶，——嗞啦！一声热烈的嘶响瞬间炸开！母亲趁着糖油的滚烫的温度，快速用木桨搅拌起来，让每粒炒米都能裹上甜香的糖衣。然后，再一并倒入板上切糖专用的木框中。父亲紧跟着用滚木把拌好的米糖滚平，压实，敲敲四角，撒上一层喷香的熟芝麻。滚，压，敲，撒，动作一气呵成，我们屏住呼吸，连大气不敢出。

小米糖。

稍作定型，父亲便拿起长木板当尺，握着专用钢刀，一刀一刀切下去。先竖着切成均匀的小片，再横着切几溜。此时安静的屋里，只听见嚓嚓嚓嚓地清脆声响，仿佛父亲指挥着千军万马，沉稳有力，马蹄声声。

若一切顺利的话，把木框拿掉，父亲用刀横着竖着划一划，一包包糖就清清爽爽，一目了然。这时在一边旁观的哥和我也要上场了。

包糖的纸，大多是我们用过的旧本子，提前裁成四方形，没人计较干不干净。若是哪家能用报纸包糖，那便是体面的“礼服”，让人羡慕不已。包糖是个技术活，哥平日顽皮，干起活却不赖，包得又快又平整，方方正正，有棱有角，而我总是包得又慢又丑。母亲便让我负责粘糖纸、码整齐，暂且放在箩筐中。差不多包了一半，父亲去熬糖水，母亲去准备下一版糖的材料。

我家的一大版糖，通常有四十几包。但总会有一些不能成包的，就是“糖头”了。大人总是精打细算，尽可能多几包。而小孩却最期待那些“糖头”，这于我们，是实在的犒赏。

我家有一个姐，三个姑妈，按老家的礼数，到她们家要拿糖去拜年。每户人家一般拿四十到六十包糖。

熬糖，拌糖，切糖，包糖，粘糖纸，码糖，我们从清晨到天黑，一家人小心翼翼，像完成一件盛大的工程。结束时，父母如释重负，我们兄妹俩地捡起糖头（米糖的边角料）放进嘴里，脆脆甜甜，香味弥漫在嘴里。

父母亲平时常拌嘴，那日却配合默契。谁也不想出什么差错，招来了“糖老虎”。

有一回，母亲嫌得父亲切得慢，唠叨了几句，父亲赌气罢工。母亲不服气，觉得不过如此，待她拿刀切，刀却不听使唤，切得又厚又歪歪扭扭，我和哥在旁边暗笑。她才明白，把糖切得均匀细薄，原是真功夫。从此，再也不随意责备父亲。

花生糖。

这些糖，除了拜年，招待客人之外，所剩的，便是兄妹俩的零食点心。下午玩累饥饿时，到楼上拿一包米糖，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哥哥上下楼轻快的脚步声，咚咚咚咚声响，至今还清晰地响在耳边。

后来，父亲早逝，母亲就叫别人帮着切糖。再后来，出现了专门切糖的师傅，配料也越来越丰富：炒米、花生、番薯丝、油炸年糕，花样翻新，品种丰富。

现在，技术更新，一年四季都能切糖，用透明的塑料纸包装，再装进精致的礼盒，像模像样，体面又好看。可拜年不再提米糖，孩子们也不再把米糖当作心心念念的美味。

缙云米泡糖，尤其我们壶镇产的，因为精致，最为出名，是老家的土特产，而于离乡的游子，更是心底最深的乡愁。

那些温热的、冒着热气的童年片段，当年只道是寻常，而今成了我余生的珍宝。寂寞时回头望，仿佛亲人还在身边，灶台还冒着热气，父亲还在熬糖，母亲还在拌料，我和哥哥偷偷把糖头塞进嘴里，满屋都是甜香。

年少时，总是雀跃着向前，从不在意父母细细的叮咛；长大后，义无反顾远行，只是偶尔回头看看倚门守望的身影。而今天人永隔，人生只剩归途。我一边踽踽独行，一边，一次次深情回望。

春节从老家返沪，照例带回几十包米泡糖，这糖，是儿时的回忆，糖里，恍惚看见亲人的身影！

小时候，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切糖。糖是过年，拜年必备的物品。

切糖的前一天，母亲便开始忙碌：把蒸晒好的糯米细细炒香，再备上自家地里种的芝麻、花生，擦净切糖的木板、滚木、长刀，一切都收拾得妥帖。

那天是个隆重的日子。把门窗关紧，更不能随便乱说话。尤其不能出现“倒了，倒了”这样的词。民间有“糖老虎”的说法，关好窗门，不仅免得陌生人进来乱说话，也防备“糖老虎”进门。

首先要熬糖，切糖的成败，熬糖很关键。熬得太嫩，粘刀，不好切；熬得太老，容易散，也就是倒糖，就是被“糖老虎”吃掉了，浪费了一版糖的材料，这是最不想发生的事。

番薯丝糖。

麦芽糖和白糖按一定比例加适量水，水必须是立春前的冬水，火候必须拿捏好，火太旺，糖有焦味，整锅糖就报废了。所以，必须用文火慢慢熬，原本性格随和的父亲一脸郑重，我们屏气凝神地看着父亲，平时矮小平凡的他此时在我们眼中异常高大。

只见他用筷子不停地在搅拌糖水，看着白糖慢慢地融化，熬成一锅透亮的焦红色。水汽蒸腾，糖水由稀渐渐粘稠。熬到一定时候，父亲拿起一根筷子滴一滴在食指，用大拇指和食指粘一粘，又搅一搅，又粘一粘，如此反复，直到拉出一条细细柔韧的糖丝。他又在一碗冷水中，滴进一滴糖水，糖水下去，若散漫开来，糖太嫩；若滚成一个圆球，父亲便果断对母亲说，“好了！”

父亲迅速端起一锅糖油哗地倒进盛着炒米和各种糖料的木桶，——嗞啦！一声热烈的嘶响瞬间炸开！母亲趁着糖油的滚烫的温度，快速用木桨搅拌起来，让每粒炒米都能裹上甜香的糖衣。然后，再一并倒入板上切糖专用的木框中。父亲紧跟着用滚木把拌好的米糖滚平，压实，敲敲四角，撒上一层喷香的熟芝麻。滚，压，敲，撒，动作一气呵成，我们屏住呼吸，连大气不敢出。

小米糖。

稍作定型，父亲便拿起长木板当尺，握着专用钢刀，一刀一刀切下去。先竖着切成均匀的小片，再横着切几溜。此时安静的屋里，只听见嚓嚓嚓嚓地清脆声响，仿佛父亲指挥着千军万马，沉稳有力，马蹄声声。

若一切顺利的话，把木框拿掉，父亲用刀横着竖着划一划，一包包糖就清清爽爽，一目了然。这时在一边旁观的哥和我也要上场了。

包糖的纸，大多是我们用过的旧本子，提前裁成四方形，没人计较干不干净。若是哪家能用报纸包糖，那便是体面的“礼服”，让人羡慕不已。包糖是个技术活，哥平日顽皮，干起活却不赖，包得又快又平整，方方正正，有棱有角，而我总是包得又慢又丑。母亲便让我负责粘糖纸、码整齐，暂且放在箩筐中。差不多包了一半，父亲去熬糖水，母亲去准备下一版糖的材料。

我家的一大版糖，通常有四十几包。但总会有一些不能成包的，就是“糖头”了。大人总是精打细算，尽可能多几包。而小孩却最期待那些“糖头”，这于我们，是实在的犒赏。

我家有一个姐，三个姑妈，按老家的礼数，到她们家要拿糖去拜年。每户人家一般拿四十到六十包糖。

熬糖，拌糖，切糖，包糖，粘糖纸，码糖，我们从清晨到天黑，一家人小心翼翼，像完成一件盛大的工程。结束时，父母如释重负，我们兄妹俩地捡起糖头（米糖的边角料）放进嘴里，脆脆甜甜，香味弥漫在嘴里。

父母亲平时常拌嘴，那日却配合默契。谁也不想出什么差错，招来了“糖老虎”。

有一回，母亲嫌得父亲切得慢，唠叨了几句，父亲赌气罢工。母亲不服气，觉得不过如此，待她拿刀切，刀却不听使唤，切得又厚又歪歪扭扭，我和哥在旁边暗笑。她才明白，把糖切得均匀细薄，原是真功夫。从此，再也不随意责备父亲。

花生糖。

这些糖，除了拜年，招待客人之外，所剩的，便是兄妹俩的零食点心。下午玩累饥饿时，到楼上拿一包米糖，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哥哥上下楼轻快的脚步声，咚咚咚咚声响，至今还清晰地响在耳边。

后来，父亲早逝，母亲就叫别人帮着切糖。再后来，出现了专门切糖的师傅，配料也越来越丰富：炒米、花生、番薯丝、油炸年糕，花样翻新，品种丰富。

现在，技术更新，一年四季都能切糖，用透明的塑料纸包装，再装进精致的礼盒，像模像样，体面又好看。可拜年不再提米糖，孩子们也不再把米糖当作心心念念的美味。

缙云米泡糖，尤其我们壶镇产的，因为精致，最为出名，是老家的土特产，而于离乡的游子，更是心底最深的乡愁。

那些温热的、冒着热气的童年片段，当年只道是寻常，而今成了我余生的珍宝。寂寞时回头望，仿佛亲人还在身边，灶台还冒着热气，父亲还在熬糖，母亲还在拌料，我和哥哥偷偷把糖头塞进嘴里，满屋都是甜香。

年少时，总是雀跃着向前，从不在意父母细细的叮咛；长大后，义无反顾远行，只是偶尔回头看看倚门守望的身影。而今天人永隔，人生只剩归途。我一边踽踽独行，一边，一次次深情回望。

春节从老家返沪，照例带回几十包米泡糖，这糖，是儿时的回忆，糖里，恍惚看见亲人的身影！

小时候，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切糖。糖是过年，拜年必备的物品。

切糖的前一天，母亲便开始忙碌：把蒸晒好的糯米细细炒香，再备上自家地里种的芝麻、花生，擦净切糖的木板、滚木、长刀，一切都收拾得妥帖。

那天是个隆重的日子。把门窗关紧，更不能随便乱说话。尤其不能出现“倒了，倒了”这样的词。民间有“糖老虎”的说法，关好窗门，不仅免得陌生人进来乱说话，也防备“糖老虎”进门。

首先要熬糖，切糖的成败，熬糖很关键。熬得太嫩，粘刀，不好切；熬得太老，容易散，也就是倒糖，就是被“糖老虎”吃掉了，浪费了一版糖的材料，这是最不想发生的事。

番薯丝糖。

麦芽糖和白糖按一定比例加适量水，水必须是立春前的冬水，火候必须拿捏好，火太旺，糖有焦味，整锅糖就报废了。所以，必须用文火慢慢熬，原本性格随和的父亲一脸郑重，我们屏气凝神地看着父亲，平时矮小平凡的他此时在我们眼中异常高大。

只见他用筷子不停地在搅拌糖水，看着白糖慢慢地融化，熬成一锅透亮的焦红色。水汽蒸腾，糖水由稀渐渐粘稠。熬到一定时候，父亲拿起一根筷子滴一滴在食指，用大拇指和食指粘一粘，又搅一搅，又粘一粘，如此反复，直到拉出一条细细柔韧的糖丝。他又在一碗冷水中，滴进一滴糖水，糖水下去，若散漫开来，糖太嫩；若滚成一个圆球，父亲便果断对母亲说，“好了！”

父亲迅速端起一锅糖油哗地倒进盛着炒米和各种糖料的木桶，——嗞啦！一声热烈的嘶响瞬间炸开！母亲趁着糖油的滚烫的温度，快速用木桨搅拌起来，让每粒炒米都能裹上甜香的糖衣。然后，再一并倒入板上切糖专用的木框中。父亲紧跟着用滚木把拌好的米糖滚平，压实，敲敲四角，撒上一层喷香的熟芝麻。滚，压，敲，撒，动作一气呵成，我们屏住呼吸，连大气不敢出。

小米糖。

稍作定型，父亲便拿起长木板当尺，握着专用钢刀，一刀一刀切下去。先竖着切成均匀的小片，再横着切几溜。此时安静的屋里，只听见嚓嚓嚓嚓地清脆声响，仿佛父亲指挥着千军万马，沉稳有力，马蹄声声。

若一切顺利的话，把木框拿掉，父亲用刀横着竖着划一划，一包包糖就清清爽爽，一目了然。这时在一边旁观的哥和我也要上场了。

包糖的纸，大多是我们用过的旧本子，提前裁成四方形，没人计较干不干净。若是哪家能用报纸包糖，那便是体面的“礼服”，让人羡慕不已。包糖是个技术活，哥平日顽皮，干起活却不赖，包得又快又平整，方方正正，有棱有角，而我总是包得又慢又丑。母亲便让我负责粘糖纸、码整齐，暂且放在箩筐中。差不多包了一半，父亲去熬糖水，母亲去准备下一版糖的材料。

我家的一大版糖，通常有四十几包。但总会有一些不能成包的，就是“糖头”了。大人总是精打细算，尽可能多几包。而小孩却最期待那些“糖头”，这于我们，是实在的犒赏。

我家有一个姐，三个姑妈，按老家的礼数，到她们家要拿糖去拜年。每户人家一般拿四十到六十包糖。

熬糖，拌糖，切糖，包糖，粘糖纸，码糖，我们从清晨到天黑，一家人小心翼翼，像完成一件盛大的工程。结束时，父母如释重负，我们兄妹俩地捡起糖头（米糖的边角料）放进嘴里，脆脆甜甜，香味弥漫在嘴里。

父母亲平时常拌嘴，那日却配合默契。谁也不想出什么差错，招来了“糖老虎”。

有一回，母亲嫌得父亲切得慢，唠叨了几句，父亲赌气罢工。母亲不服气，觉得不过如此，待她拿刀切，刀却不听使唤，切得又厚又歪歪扭扭，我和哥在旁边暗笑。她才明白，把糖切得均匀细薄，原是真功夫。从此，再也不随意责备父亲。

花生糖。

这些糖，除了拜年，招待客人之外，所剩的，便是兄妹俩的零食点心。下午玩累饥饿时，到楼上拿一包米糖，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哥哥上下楼轻快的脚步声，咚咚咚咚声响，至今还清晰地响在耳边。

后来，父亲早逝，母亲就叫别人帮着切糖。再后来，出现了专门切糖的师傅，配料也越来越丰富：炒米、花生、番薯丝、油炸年糕，花样翻新，品种丰富。

现在，技术更新，一年四季都能切糖，用透明的塑料纸包装，再装进精致的礼盒，像模像样，体面又好看。可拜年不再提米糖，孩子们也不再把米糖当作心心念念的美味。

缙云米泡糖，尤其我们壶镇产的，因为精致，最为出名，是老家的土特产，而于离乡的游子，更是心底最深的乡愁。

那些温热的、冒着热气的童年片段，当年只道是寻常，而今成了我余生的珍宝。寂寞时回头望，仿佛亲人还在身边，灶台还冒着热气，父亲还在熬糖，母亲还在拌料，我和哥哥偷偷把糖头塞进嘴里，满屋都是甜香。

年少时，总是雀跃着向前，从不在意父母细细的叮咛；长大后，义无反顾远行，只是偶尔回头看看倚门守望的身影。而今天人永隔，人生只剩归途。我一边踽踽独行，一边，一次次深情回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