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学四年级那年，学校里忽有一桩盛事，要在全校范围内选拔一批学生，经训练后参加全市“六一”中小学生体操比赛。于是大队辅导员带着体育老师走进中高年级班级，挑选能担此大任者。

他们挑中了我。站在一旁的班主任赶紧制止，说：“她不行。”辅导员问：“她身体不好吗？”班主任迟疑了一下，说：“那倒没有。”辅导员想不出还会有什么问题，热切地说：“我看她行，她肯定行。”

我一直低着头，和班主任心照不宣，我知道她为什么反对，也知道她为什么迟疑。

班主任一直不太喜欢我。原因有两个，一是我总不能完成作业。对于学生来说，不能完成作业是重罪，我为此多次被她勒令“请家长”，还被撵回家反省过。

除此之外，班主任比其他老师更加不喜欢我的是，她受不了我的失调。

她是那种很协调的人，头发永远梳得齐整，在脑后挽一个髻，身材匀称，衣服得体。她讲究规则，有点轻度洁癖，看不得学生桌子上堆满东西。她强调过许多回，我就是记不住，就像我没法不让作业本掉皮、卷曲，我总能把和自己有关的一切都弄得一团糟。

我不是笨，就是失调，跟不上这世界的节奏。那些来自外界的声音，像隔着一层毛玻璃传来，我听见了，但并不觉得真的与自己有关。要说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吧，我自己的世界也同样是不清晰的，我像是活在半梦半醒之间，也能上学放学吃饭睡觉，但心智是迷迷糊糊、恍恍惚惚的，一不小心就会对这个世界造成某种冲撞。

我这么一个人，当然不适合进体操队。辅导员看好我，应该是因为我的个子在同龄人里算高的，又有一双看起来脑子不坏的大眼睛。她旁边那位体育老师没有教过我，不知内里。班主任不好再说什么，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

这对我而言是一种殊荣，之前拖欠的作业堵住了我所有的上升通道。二年级时——那时的班主任是另外一位慈祥一些的老师，看到我们小组实在没什么人才，“瘸子里挑将军”挑中了我做小组长，收作业的那种。第二个月，我就因为自己不交作业被罢免。这次能被挑选到体操队，我又高兴又心虚，想尽量朝好里去做，但对自己完全没有信心。

第一次训练时，我就现了原形。那天放学后，我们被集结到操场上，暮春时节，却很有点沙场秋点兵的气势。辅导员简单训话后训练开始，体育老师在前面示范，我的眼睛想跟紧每个步骤，身体却不知何去何从，只能手脚虚虚一晃，试图用这种模糊和含混降低存在感，像那个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

体育老师火眼金睛，把我抓取出来，走到我身边，把动作拆解给我看。我睁大眼睛看着，点着头，执行起来却总是“左灯右行”。我的身体和大脑之间似乎需要手动转译，每个动作都必须先在脑海里慢速换算，标注左右、预演路径。但是此刻我显然没有这个余地，我荒腔走板地跟从，让训练场上充满快乐的空气。

之后每次训练，我都会成为体育老师的重点关注对象，她一次次站在我身边，纠正我那些奇怪的姿势。我又紧张又挫败，但从没想过放弃，倒不是我有多坚韧，而是在小学生心里，只有被开除，没有“放弃”这个选项。

有天上课时，班主任又因为什么事批评我，一个很受宠的女同学大声说：“她在体操队也是啥都不会，她那个样子……”她站起来，手脚并用地扭了几下，说：“笑死人了。”班主任笑了起来，似乎她早就预料到今天。她对我说：“你今天不要去了。”目光扫视一下教室，让另外一个学生去。

那天傍晚，我背着书包经过训练场，远远看着那些跟着广播挥舞手脚的人，像是看屏幕上的景象，感觉跟我彻底没了关系，心里有一点钝痛。

但第二天我就被召回了。一是那个同学家长不同意，二是我虽然做得不好，但毕竟训练一段时间了，体育老师也不愿意冷不丁换个新人。

我被重新起用，却没有李白那种“千里江陵一日还”的畅快，倒有某种淡淡的羞耻。我像一个被证明没用后又因程序漏洞被重新加载的模块，我的存在本身，成了一个需要被额外解释和容忍的错误。我感觉体操队的同学都知道其中曲折，我是人群里的异类。

五月中旬，我们转到小城唯一的广场上继续训练，周末一训就是一整天。按说那时天气还没有现在这么热，但我印象里总是被大太阳炙烤着，尽管喝很多水，鼻子里还是有着烟熏的气味，能抠出大块血痂。腿上用指甲轻轻一划就是一道白印子，站在我前面的女生在腿上划出网格，模仿当时流行的网格丝袜。

我们倒也没觉得很苦，有时候苦不来自苦本身，而是来自“不应该”。孩子心里没有“不应该”这道线，也就懵懵懂懂地接受。

5月30日是个周六，放学前老师说，周一也就是6月1日先到学校集合，然后一起去广场——如果不下雨的话。要是下雨，比赛就要延期，大家直接背着书包来学校上课。

周一会不会下雨忽然变得很关键，不只是能不能比赛，还关系到我星期天要不要写作业。若是比赛如期举行，老师就不可能在周一检查作业，我就不用写了。下雨则是另外一种情况。

我决定赌一把，快乐又不安地玩了一整天。星期天晚上，我无法入睡，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让老天不下雨。当时有部动画片叫《聪明的一休》，一休出家前，他母亲送了他一个可以祈求晴天的晴天娃娃。但我没有晴天娃娃。

“六一”那天早晨当然就下了雨。我躺在床上，听闻“噩耗”，虽然在意料之内，还是感到双重暴击。我磨磨蹭蹭地去了学校，想着这个日子毕竟特殊一点，老师也许不会特别严格地查作业。我当然又想错了，那天老师的杀伐格外利落，要求“忘带了”作业的同学回家取，取不到作业的我，被勒令在走廊上站了一上午。

比赛改到7月，这次我有了经验，我像个过来人那样很世故又很丧地说：“说不定那天还会下雨。”果然被我言中。不过当时已经放暑假，人心已经散了，那个比赛，也从蓄势待发变成一个不得不完成的任务，既然天公不作美，那不就算了吗？

我不觉得特别遗憾，只是微微有点沧桑感，这一路的紧绷、期待以及虚荣心的满足和付出的辛劳，还有由此蒙受的耻辱和伤害，忽然就这么随随便便地结束了。

我感觉到意义被抽取，感觉到某种难以言说的荒诞。加缪说，荒诞产生于人类的呼唤和世界的无理的沉默之间的对立。那个夏天，我提前听见了这种沉默，我发出的所有嘈杂呼唤，最终都只灌进我自己耳中。我好像一下子就进入了成年，世界用一种轻得像没有发生过的方式，告诉了我什么是重。

我小学四年级那年，学校里忽有一桩盛事，要在全校范围内选拔一批学生，经训练后参加全市“六一”中小学生体操比赛。于是大队辅导员带着体育老师走进中高年级班级，挑选能担此大任者。

他们挑中了我。站在一旁的班主任赶紧制止，说：“她不行。”辅导员问：“她身体不好吗？”班主任迟疑了一下，说：“那倒没有。”辅导员想不出还会有什么问题，热切地说：“我看她行，她肯定行。”

我一直低着头，和班主任心照不宣，我知道她为什么反对，也知道她为什么迟疑。

班主任一直不太喜欢我。原因有两个，一是我总不能完成作业。对于学生来说，不能完成作业是重罪，我为此多次被她勒令“请家长”，还被撵回家反省过。

除此之外，班主任比其他老师更加不喜欢我的是，她受不了我的失调。

她是那种很协调的人，头发永远梳得齐整，在脑后挽一个髻，身材匀称，衣服得体。她讲究规则，有点轻度洁癖，看不得学生桌子上堆满东西。她强调过许多回，我就是记不住，就像我没法不让作业本掉皮、卷曲，我总能把和自己有关的一切都弄得一团糟。

我不是笨，就是失调，跟不上这世界的节奏。那些来自外界的声音，像隔着一层毛玻璃传来，我听见了，但并不觉得真的与自己有关。要说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吧，我自己的世界也同样是不清晰的，我像是活在半梦半醒之间，也能上学放学吃饭睡觉，但心智是迷迷糊糊、恍恍惚惚的，一不小心就会对这个世界造成某种冲撞。

我这么一个人，当然不适合进体操队。辅导员看好我，应该是因为我的个子在同龄人里算高的，又有一双看起来脑子不坏的大眼睛。她旁边那位体育老师没有教过我，不知内里。班主任不好再说什么，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

这对我而言是一种殊荣，之前拖欠的作业堵住了我所有的上升通道。二年级时——那时的班主任是另外一位慈祥一些的老师，看到我们小组实在没什么人才，“瘸子里挑将军”挑中了我做小组长，收作业的那种。第二个月，我就因为自己不交作业被罢免。这次能被挑选到体操队，我又高兴又心虚，想尽量朝好里去做，但对自己完全没有信心。

第一次训练时，我就现了原形。那天放学后，我们被集结到操场上，暮春时节，却很有点沙场秋点兵的气势。辅导员简单训话后训练开始，体育老师在前面示范，我的眼睛想跟紧每个步骤，身体却不知何去何从，只能手脚虚虚一晃，试图用这种模糊和含混降低存在感，像那个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

体育老师火眼金睛，把我抓取出来，走到我身边，把动作拆解给我看。我睁大眼睛看着，点着头，执行起来却总是“左灯右行”。我的身体和大脑之间似乎需要手动转译，每个动作都必须先在脑海里慢速换算，标注左右、预演路径。但是此刻我显然没有这个余地，我荒腔走板地跟从，让训练场上充满快乐的空气。

之后每次训练，我都会成为体育老师的重点关注对象，她一次次站在我身边，纠正我那些奇怪的姿势。我又紧张又挫败，但从没想过放弃，倒不是我有多坚韧，而是在小学生心里，只有被开除，没有“放弃”这个选项。

有天上课时，班主任又因为什么事批评我，一个很受宠的女同学大声说：“她在体操队也是啥都不会，她那个样子……”她站起来，手脚并用地扭了几下，说：“笑死人了。”班主任笑了起来，似乎她早就预料到今天。她对我说：“你今天不要去了。”目光扫视一下教室，让另外一个学生去。

那天傍晚，我背着书包经过训练场，远远看着那些跟着广播挥舞手脚的人，像是看屏幕上的景象，感觉跟我彻底没了关系，心里有一点钝痛。

但第二天我就被召回了。一是那个同学家长不同意，二是我虽然做得不好，但毕竟训练一段时间了，体育老师也不愿意冷不丁换个新人。

我被重新起用，却没有李白那种“千里江陵一日还”的畅快，倒有某种淡淡的羞耻。我像一个被证明没用后又因程序漏洞被重新加载的模块，我的存在本身，成了一个需要被额外解释和容忍的错误。我感觉体操队的同学都知道其中曲折，我是人群里的异类。

五月中旬，我们转到小城唯一的广场上继续训练，周末一训就是一整天。按说那时天气还没有现在这么热，但我印象里总是被大太阳炙烤着，尽管喝很多水，鼻子里还是有着烟熏的气味，能抠出大块血痂。腿上用指甲轻轻一划就是一道白印子，站在我前面的女生在腿上划出网格，模仿当时流行的网格丝袜。

我们倒也没觉得很苦，有时候苦不来自苦本身，而是来自“不应该”。孩子心里没有“不应该”这道线，也就懵懵懂懂地接受。

5月30日是个周六，放学前老师说，周一也就是6月1日先到学校集合，然后一起去广场——如果不下雨的话。要是下雨，比赛就要延期，大家直接背着书包来学校上课。

周一会不会下雨忽然变得很关键，不只是能不能比赛，还关系到我星期天要不要写作业。若是比赛如期举行，老师就不可能在周一检查作业，我就不用写了。下雨则是另外一种情况。

我决定赌一把，快乐又不安地玩了一整天。星期天晚上，我无法入睡，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让老天不下雨。当时有部动画片叫《聪明的一休》，一休出家前，他母亲送了他一个可以祈求晴天的晴天娃娃。但我没有晴天娃娃。

“六一”那天早晨当然就下了雨。我躺在床上，听闻“噩耗”，虽然在意料之内，还是感到双重暴击。我磨磨蹭蹭地去了学校，想着这个日子毕竟特殊一点，老师也许不会特别严格地查作业。我当然又想错了，那天老师的杀伐格外利落，要求“忘带了”作业的同学回家取，取不到作业的我，被勒令在走廊上站了一上午。

比赛改到7月，这次我有了经验，我像个过来人那样很世故又很丧地说：“说不定那天还会下雨。”果然被我言中。不过当时已经放暑假，人心已经散了，那个比赛，也从蓄势待发变成一个不得不完成的任务，既然天公不作美，那不就算了吗？

我不觉得特别遗憾，只是微微有点沧桑感，这一路的紧绷、期待以及虚荣心的满足和付出的辛劳，还有由此蒙受的耻辱和伤害，忽然就这么随随便便地结束了。

我感觉到意义被抽取，感觉到某种难以言说的荒诞。加缪说，荒诞产生于人类的呼唤和世界的无理的沉默之间的对立。那个夏天，我提前听见了这种沉默，我发出的所有嘈杂呼唤，最终都只灌进我自己耳中。我好像一下子就进入了成年，世界用一种轻得像没有发生过的方式，告诉了我什么是重。

我小学四年级那年，学校里忽有一桩盛事，要在全校范围内选拔一批学生，经训练后参加全市“六一”中小学生体操比赛。于是大队辅导员带着体育老师走进中高年级班级，挑选能担此大任者。

他们挑中了我。站在一旁的班主任赶紧制止，说：“她不行。”辅导员问：“她身体不好吗？”班主任迟疑了一下，说：“那倒没有。”辅导员想不出还会有什么问题，热切地说：“我看她行，她肯定行。”

我一直低着头，和班主任心照不宣，我知道她为什么反对，也知道她为什么迟疑。

班主任一直不太喜欢我。原因有两个，一是我总不能完成作业。对于学生来说，不能完成作业是重罪，我为此多次被她勒令“请家长”，还被撵回家反省过。

除此之外，班主任比其他老师更加不喜欢我的是，她受不了我的失调。

她是那种很协调的人，头发永远梳得齐整，在脑后挽一个髻，身材匀称，衣服得体。她讲究规则，有点轻度洁癖，看不得学生桌子上堆满东西。她强调过许多回，我就是记不住，就像我没法不让作业本掉皮、卷曲，我总能把和自己有关的一切都弄得一团糟。

我不是笨，就是失调，跟不上这世界的节奏。那些来自外界的声音，像隔着一层毛玻璃传来，我听见了，但并不觉得真的与自己有关。要说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吧，我自己的世界也同样是不清晰的，我像是活在半梦半醒之间，也能上学放学吃饭睡觉，但心智是迷迷糊糊、恍恍惚惚的，一不小心就会对这个世界造成某种冲撞。

我这么一个人，当然不适合进体操队。辅导员看好我，应该是因为我的个子在同龄人里算高的，又有一双看起来脑子不坏的大眼睛。她旁边那位体育老师没有教过我，不知内里。班主任不好再说什么，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

这对我而言是一种殊荣，之前拖欠的作业堵住了我所有的上升通道。二年级时——那时的班主任是另外一位慈祥一些的老师，看到我们小组实在没什么人才，“瘸子里挑将军”挑中了我做小组长，收作业的那种。第二个月，我就因为自己不交作业被罢免。这次能被挑选到体操队，我又高兴又心虚，想尽量朝好里去做，但对自己完全没有信心。

第一次训练时，我就现了原形。那天放学后，我们被集结到操场上，暮春时节，却很有点沙场秋点兵的气势。辅导员简单训话后训练开始，体育老师在前面示范，我的眼睛想跟紧每个步骤，身体却不知何去何从，只能手脚虚虚一晃，试图用这种模糊和含混降低存在感，像那个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

体育老师火眼金睛，把我抓取出来，走到我身边，把动作拆解给我看。我睁大眼睛看着，点着头，执行起来却总是“左灯右行”。我的身体和大脑之间似乎需要手动转译，每个动作都必须先在脑海里慢速换算，标注左右、预演路径。但是此刻我显然没有这个余地，我荒腔走板地跟从，让训练场上充满快乐的空气。

之后每次训练，我都会成为体育老师的重点关注对象，她一次次站在我身边，纠正我那些奇怪的姿势。我又紧张又挫败，但从没想过放弃，倒不是我有多坚韧，而是在小学生心里，只有被开除，没有“放弃”这个选项。

有天上课时，班主任又因为什么事批评我，一个很受宠的女同学大声说：“她在体操队也是啥都不会，她那个样子……”她站起来，手脚并用地扭了几下，说：“笑死人了。”班主任笑了起来，似乎她早就预料到今天。她对我说：“你今天不要去了。”目光扫视一下教室，让另外一个学生去。

那天傍晚，我背着书包经过训练场，远远看着那些跟着广播挥舞手脚的人，像是看屏幕上的景象，感觉跟我彻底没了关系，心里有一点钝痛。

但第二天我就被召回了。一是那个同学家长不同意，二是我虽然做得不好，但毕竟训练一段时间了，体育老师也不愿意冷不丁换个新人。

我被重新起用，却没有李白那种“千里江陵一日还”的畅快，倒有某种淡淡的羞耻。我像一个被证明没用后又因程序漏洞被重新加载的模块，我的存在本身，成了一个需要被额外解释和容忍的错误。我感觉体操队的同学都知道其中曲折，我是人群里的异类。

五月中旬，我们转到小城唯一的广场上继续训练，周末一训就是一整天。按说那时天气还没有现在这么热，但我印象里总是被大太阳炙烤着，尽管喝很多水，鼻子里还是有着烟熏的气味，能抠出大块血痂。腿上用指甲轻轻一划就是一道白印子，站在我前面的女生在腿上划出网格，模仿当时流行的网格丝袜。

我们倒也没觉得很苦，有时候苦不来自苦本身，而是来自“不应该”。孩子心里没有“不应该”这道线，也就懵懵懂懂地接受。

5月30日是个周六，放学前老师说，周一也就是6月1日先到学校集合，然后一起去广场——如果不下雨的话。要是下雨，比赛就要延期，大家直接背着书包来学校上课。

周一会不会下雨忽然变得很关键，不只是能不能比赛，还关系到我星期天要不要写作业。若是比赛如期举行，老师就不可能在周一检查作业，我就不用写了。下雨则是另外一种情况。

我决定赌一把，快乐又不安地玩了一整天。星期天晚上，我无法入睡，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让老天不下雨。当时有部动画片叫《聪明的一休》，一休出家前，他母亲送了他一个可以祈求晴天的晴天娃娃。但我没有晴天娃娃。

“六一”那天早晨当然就下了雨。我躺在床上，听闻“噩耗”，虽然在意料之内，还是感到双重暴击。我磨磨蹭蹭地去了学校，想着这个日子毕竟特殊一点，老师也许不会特别严格地查作业。我当然又想错了，那天老师的杀伐格外利落，要求“忘带了”作业的同学回家取，取不到作业的我，被勒令在走廊上站了一上午。

比赛改到7月，这次我有了经验，我像个过来人那样很世故又很丧地说：“说不定那天还会下雨。”果然被我言中。不过当时已经放暑假，人心已经散了，那个比赛，也从蓄势待发变成一个不得不完成的任务，既然天公不作美，那不就算了吗？

我不觉得特别遗憾，只是微微有点沧桑感，这一路的紧绷、期待以及虚荣心的满足和付出的辛劳，还有由此蒙受的耻辱和伤害，忽然就这么随随便便地结束了。

我感觉到意义被抽取，感觉到某种难以言说的荒诞。加缪说，荒诞产生于人类的呼唤和世界的无理的沉默之间的对立。那个夏天，我提前听见了这种沉默，我发出的所有嘈杂呼唤，最终都只灌进我自己耳中。我好像一下子就进入了成年，世界用一种轻得像没有发生过的方式，告诉了我什么是重。

我小学四年级那年，学校里忽有一桩盛事，要在全校范围内选拔一批学生，经训练后参加全市“六一”中小学生体操比赛。于是大队辅导员带着体育老师走进中高年级班级，挑选能担此大任者。

他们挑中了我。站在一旁的班主任赶紧制止，说：“她不行。”辅导员问：“她身体不好吗？”班主任迟疑了一下，说：“那倒没有。”辅导员想不出还会有什么问题，热切地说：“我看她行，她肯定行。”

我一直低着头，和班主任心照不宣，我知道她为什么反对，也知道她为什么迟疑。

班主任一直不太喜欢我。原因有两个，一是我总不能完成作业。对于学生来说，不能完成作业是重罪，我为此多次被她勒令“请家长”，还被撵回家反省过。

除此之外，班主任比其他老师更加不喜欢我的是，她受不了我的失调。

她是那种很协调的人，头发永远梳得齐整，在脑后挽一个髻，身材匀称，衣服得体。她讲究规则，有点轻度洁癖，看不得学生桌子上堆满东西。她强调过许多回，我就是记不住，就像我没法不让作业本掉皮、卷曲，我总能把和自己有关的一切都弄得一团糟。

我不是笨，就是失调，跟不上这世界的节奏。那些来自外界的声音，像隔着一层毛玻璃传来，我听见了，但并不觉得真的与自己有关。要说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吧，我自己的世界也同样是不清晰的，我像是活在半梦半醒之间，也能上学放学吃饭睡觉，但心智是迷迷糊糊、恍恍惚惚的，一不小心就会对这个世界造成某种冲撞。

我这么一个人，当然不适合进体操队。辅导员看好我，应该是因为我的个子在同龄人里算高的，又有一双看起来脑子不坏的大眼睛。她旁边那位体育老师没有教过我，不知内里。班主任不好再说什么，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

这对我而言是一种殊荣，之前拖欠的作业堵住了我所有的上升通道。二年级时——那时的班主任是另外一位慈祥一些的老师，看到我们小组实在没什么人才，“瘸子里挑将军”挑中了我做小组长，收作业的那种。第二个月，我就因为自己不交作业被罢免。这次能被挑选到体操队，我又高兴又心虚，想尽量朝好里去做，但对自己完全没有信心。

第一次训练时，我就现了原形。那天放学后，我们被集结到操场上，暮春时节，却很有点沙场秋点兵的气势。辅导员简单训话后训练开始，体育老师在前面示范，我的眼睛想跟紧每个步骤，身体却不知何去何从，只能手脚虚虚一晃，试图用这种模糊和含混降低存在感，像那个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

体育老师火眼金睛，把我抓取出来，走到我身边，把动作拆解给我看。我睁大眼睛看着，点着头，执行起来却总是“左灯右行”。我的身体和大脑之间似乎需要手动转译，每个动作都必须先在脑海里慢速换算，标注左右、预演路径。但是此刻我显然没有这个余地，我荒腔走板地跟从，让训练场上充满快乐的空气。

之后每次训练，我都会成为体育老师的重点关注对象，她一次次站在我身边，纠正我那些奇怪的姿势。我又紧张又挫败，但从没想过放弃，倒不是我有多坚韧，而是在小学生心里，只有被开除，没有“放弃”这个选项。

有天上课时，班主任又因为什么事批评我，一个很受宠的女同学大声说：“她在体操队也是啥都不会，她那个样子……”她站起来，手脚并用地扭了几下，说：“笑死人了。”班主任笑了起来，似乎她早就预料到今天。她对我说：“你今天不要去了。”目光扫视一下教室，让另外一个学生去。

那天傍晚，我背着书包经过训练场，远远看着那些跟着广播挥舞手脚的人，像是看屏幕上的景象，感觉跟我彻底没了关系，心里有一点钝痛。

但第二天我就被召回了。一是那个同学家长不同意，二是我虽然做得不好，但毕竟训练一段时间了，体育老师也不愿意冷不丁换个新人。

我被重新起用，却没有李白那种“千里江陵一日还”的畅快，倒有某种淡淡的羞耻。我像一个被证明没用后又因程序漏洞被重新加载的模块，我的存在本身，成了一个需要被额外解释和容忍的错误。我感觉体操队的同学都知道其中曲折，我是人群里的异类。

五月中旬，我们转到小城唯一的广场上继续训练，周末一训就是一整天。按说那时天气还没有现在这么热，但我印象里总是被大太阳炙烤着，尽管喝很多水，鼻子里还是有着烟熏的气味，能抠出大块血痂。腿上用指甲轻轻一划就是一道白印子，站在我前面的女生在腿上划出网格，模仿当时流行的网格丝袜。

我们倒也没觉得很苦，有时候苦不来自苦本身，而是来自“不应该”。孩子心里没有“不应该”这道线，也就懵懵懂懂地接受。

5月30日是个周六，放学前老师说，周一也就是6月1日先到学校集合，然后一起去广场——如果不下雨的话。要是下雨，比赛就要延期，大家直接背着书包来学校上课。

周一会不会下雨忽然变得很关键，不只是能不能比赛，还关系到我星期天要不要写作业。若是比赛如期举行，老师就不可能在周一检查作业，我就不用写了。下雨则是另外一种情况。

我决定赌一把，快乐又不安地玩了一整天。星期天晚上，我无法入睡，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让老天不下雨。当时有部动画片叫《聪明的一休》，一休出家前，他母亲送了他一个可以祈求晴天的晴天娃娃。但我没有晴天娃娃。

“六一”那天早晨当然就下了雨。我躺在床上，听闻“噩耗”，虽然在意料之内，还是感到双重暴击。我磨磨蹭蹭地去了学校，想着这个日子毕竟特殊一点，老师也许不会特别严格地查作业。我当然又想错了，那天老师的杀伐格外利落，要求“忘带了”作业的同学回家取，取不到作业的我，被勒令在走廊上站了一上午。

比赛改到7月，这次我有了经验，我像个过来人那样很世故又很丧地说：“说不定那天还会下雨。”果然被我言中。不过当时已经放暑假，人心已经散了，那个比赛，也从蓄势待发变成一个不得不完成的任务，既然天公不作美，那不就算了吗？

我不觉得特别遗憾，只是微微有点沧桑感，这一路的紧绷、期待以及虚荣心的满足和付出的辛劳，还有由此蒙受的耻辱和伤害，忽然就这么随随便便地结束了。

我感觉到意义被抽取，感觉到某种难以言说的荒诞。加缪说，荒诞产生于人类的呼唤和世界的无理的沉默之间的对立。那个夏天，我提前听见了这种沉默，我发出的所有嘈杂呼唤，最终都只灌进我自己耳中。我好像一下子就进入了成年，世界用一种轻得像没有发生过的方式，告诉了我什么是重。

我小学四年级那年，学校里忽有一桩盛事，要在全校范围内选拔一批学生，经训练后参加全市“六一”中小学生体操比赛。于是大队辅导员带着体育老师走进中高年级班级，挑选能担此大任者。

他们挑中了我。站在一旁的班主任赶紧制止，说：“她不行。”辅导员问：“她身体不好吗？”班主任迟疑了一下，说：“那倒没有。”辅导员想不出还会有什么问题，热切地说：“我看她行，她肯定行。”

我一直低着头，和班主任心照不宣，我知道她为什么反对，也知道她为什么迟疑。

班主任一直不太喜欢我。原因有两个，一是我总不能完成作业。对于学生来说，不能完成作业是重罪，我为此多次被她勒令“请家长”，还被撵回家反省过。

除此之外，班主任比其他老师更加不喜欢我的是，她受不了我的失调。

她是那种很协调的人，头发永远梳得齐整，在脑后挽一个髻，身材匀称，衣服得体。她讲究规则，有点轻度洁癖，看不得学生桌子上堆满东西。她强调过许多回，我就是记不住，就像我没法不让作业本掉皮、卷曲，我总能把和自己有关的一切都弄得一团糟。

我不是笨，就是失调，跟不上这世界的节奏。那些来自外界的声音，像隔着一层毛玻璃传来，我听见了，但并不觉得真的与自己有关。要说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吧，我自己的世界也同样是不清晰的，我像是活在半梦半醒之间，也能上学放学吃饭睡觉，但心智是迷迷糊糊、恍恍惚惚的，一不小心就会对这个世界造成某种冲撞。

我这么一个人，当然不适合进体操队。辅导员看好我，应该是因为我的个子在同龄人里算高的，又有一双看起来脑子不坏的大眼睛。她旁边那位体育老师没有教过我，不知内里。班主任不好再说什么，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

这对我而言是一种殊荣，之前拖欠的作业堵住了我所有的上升通道。二年级时——那时的班主任是另外一位慈祥一些的老师，看到我们小组实在没什么人才，“瘸子里挑将军”挑中了我做小组长，收作业的那种。第二个月，我就因为自己不交作业被罢免。这次能被挑选到体操队，我又高兴又心虚，想尽量朝好里去做，但对自己完全没有信心。

第一次训练时，我就现了原形。那天放学后，我们被集结到操场上，暮春时节，却很有点沙场秋点兵的气势。辅导员简单训话后训练开始，体育老师在前面示范，我的眼睛想跟紧每个步骤，身体却不知何去何从，只能手脚虚虚一晃，试图用这种模糊和含混降低存在感，像那个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

体育老师火眼金睛，把我抓取出来，走到我身边，把动作拆解给我看。我睁大眼睛看着，点着头，执行起来却总是“左灯右行”。我的身体和大脑之间似乎需要手动转译，每个动作都必须先在脑海里慢速换算，标注左右、预演路径。但是此刻我显然没有这个余地，我荒腔走板地跟从，让训练场上充满快乐的空气。

之后每次训练，我都会成为体育老师的重点关注对象，她一次次站在我身边，纠正我那些奇怪的姿势。我又紧张又挫败，但从没想过放弃，倒不是我有多坚韧，而是在小学生心里，只有被开除，没有“放弃”这个选项。

有天上课时，班主任又因为什么事批评我，一个很受宠的女同学大声说：“她在体操队也是啥都不会，她那个样子……”她站起来，手脚并用地扭了几下，说：“笑死人了。”班主任笑了起来，似乎她早就预料到今天。她对我说：“你今天不要去了。”目光扫视一下教室，让另外一个学生去。

那天傍晚，我背着书包经过训练场，远远看着那些跟着广播挥舞手脚的人，像是看屏幕上的景象，感觉跟我彻底没了关系，心里有一点钝痛。

但第二天我就被召回了。一是那个同学家长不同意，二是我虽然做得不好，但毕竟训练一段时间了，体育老师也不愿意冷不丁换个新人。

我被重新起用，却没有李白那种“千里江陵一日还”的畅快，倒有某种淡淡的羞耻。我像一个被证明没用后又因程序漏洞被重新加载的模块，我的存在本身，成了一个需要被额外解释和容忍的错误。我感觉体操队的同学都知道其中曲折，我是人群里的异类。

五月中旬，我们转到小城唯一的广场上继续训练，周末一训就是一整天。按说那时天气还没有现在这么热，但我印象里总是被大太阳炙烤着，尽管喝很多水，鼻子里还是有着烟熏的气味，能抠出大块血痂。腿上用指甲轻轻一划就是一道白印子，站在我前面的女生在腿上划出网格，模仿当时流行的网格丝袜。

我们倒也没觉得很苦，有时候苦不来自苦本身，而是来自“不应该”。孩子心里没有“不应该”这道线，也就懵懵懂懂地接受。

5月30日是个周六，放学前老师说，周一也就是6月1日先到学校集合，然后一起去广场——如果不下雨的话。要是下雨，比赛就要延期，大家直接背着书包来学校上课。

周一会不会下雨忽然变得很关键，不只是能不能比赛，还关系到我星期天要不要写作业。若是比赛如期举行，老师就不可能在周一检查作业，我就不用写了。下雨则是另外一种情况。

我决定赌一把，快乐又不安地玩了一整天。星期天晚上，我无法入睡，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让老天不下雨。当时有部动画片叫《聪明的一休》，一休出家前，他母亲送了他一个可以祈求晴天的晴天娃娃。但我没有晴天娃娃。

“六一”那天早晨当然就下了雨。我躺在床上，听闻“噩耗”，虽然在意料之内，还是感到双重暴击。我磨磨蹭蹭地去了学校，想着这个日子毕竟特殊一点，老师也许不会特别严格地查作业。我当然又想错了，那天老师的杀伐格外利落，要求“忘带了”作业的同学回家取，取不到作业的我，被勒令在走廊上站了一上午。

比赛改到7月，这次我有了经验，我像个过来人那样很世故又很丧地说：“说不定那天还会下雨。”果然被我言中。不过当时已经放暑假，人心已经散了，那个比赛，也从蓄势待发变成一个不得不完成的任务，既然天公不作美，那不就算了吗？

我不觉得特别遗憾，只是微微有点沧桑感，这一路的紧绷、期待以及虚荣心的满足和付出的辛劳，还有由此蒙受的耻辱和伤害，忽然就这么随随便便地结束了。

我感觉到意义被抽取，感觉到某种难以言说的荒诞。加缪说，荒诞产生于人类的呼唤和世界的无理的沉默之间的对立。那个夏天，我提前听见了这种沉默，我发出的所有嘈杂呼唤，最终都只灌进我自己耳中。我好像一下子就进入了成年，世界用一种轻得像没有发生过的方式，告诉了我什么是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