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刘小方

随着机动车飞驰大地和机械化耕作的不断普及，原来需要马力维系的工作和工种快速消失，马也逐渐离开了我们日常的生活。时至今日，除了在动物园、旅游景区或者一些特殊的集会，人们已经不太容易看到这种高大的四蹄动物。但马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却在延续，言谈举止中，我们仍离不开马：在中文里，我们把立刻称为“马上”，把宽阔的大路称为“马路”，把粗心大意叫“马虎”，把奉承人叫“拍马屁”，称优秀的人才为“千里马”，称团队中的坏分子为“害群之马”……在英语中，人们赋予马与人同等重要的地位，如a willing horse意指“心甘情愿、乐于工作的人”，wheel horse则有“踏实肯干、骨干分子”之意，clothes horse则指“赶时髦的人”……既然马如此深入人们的生活，那么它是从何处而来，又经过什么样的线路旅行到世界各地的呢?

马从何处来

公元前115年的长安城未央宫内，汉武帝刘彻凝视着刚刚从西域大宛国运抵的汗血宝马。这匹被赐名“天马”的神骏，肩高超过当时中原马匹一掌有余，肩颈处因剧烈奔跑而渗出的血红色汗珠，在阳光下如同宝石般闪烁。司马迁在《史记·大宛列传》中记载：“天子好宛马，使者相望于道。”当这匹马的铁蹄第一次踏上华夏土地时，它不仅带来了新的物种基因，更预示着一场持续两千年的文明大交流的开启。

回顾历史，我们发现，马与人类文明曾十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中国，人们早在周代就建立专门的机构养马，《周礼·夏官》中明确指出“圉人掌养马刍牧之事”。在周代行政体系中，就连“掌建邦国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国”的官职名称都与马相关，叫“大司马”。因为善于养马，寄居西陲的秦人得以迅速成长，最终缔造了中国历史上首个大一统王朝。在西方，善于驯马而富甲天下的特洛伊人，被诗人荷马在《伊利亚特》中反复歌咏。因为对马的钟爱，在与希腊人决战的关键时刻，特洛伊人洞开城门，迎入了那匹高大木马，最终失掉了自己的家园。

越来越多的考古发掘表明，到商代中期，中国的黄河流域还没有家马的影踪。无论是河南偃师的商城遗址(距今3600—3400年)，还是同时期的郑州小双桥遗址、安阳洹北商城遗址，都没有一块马骨出土。而到了商代晚期(距今3000年左右)，河南安阳殷墟、陕西西安老牛坡、山东滕州前掌等遗址中突然出现许多马坑和车马坑，仅殷墟遗址的西北岗就发现了100多个车马坑，每个坑中至少有1匹马，最多有37匹马。战国时期，马更是一跃成为战争的利器。如在已发掘的秦始皇兵马俑遗址中，出土的马俑多达600多个。

两河流域的亚述帝国，马拉着国王阿舒尔·纳西尔帕二世(约公元前875年—860年)征战、猎狮。这几幅亚述王石雕目前珍藏于英国伦敦的大英博物馆之中。在伊朗高原，公元前550年—前330年的阿契美尼德王朝也留下了马的历史图像。在王朝首都波利斯的系列浮雕上，两匹马拉车的图像为数不少，那些马身形不高，但步态稳健。

距今2400多年前，古希腊诸邦也涌现出供人们驱使的家马。它们现身于纪念币或钱币之上，成为那个时代人们的珍玩。公元前412年，西西里岛的阿克拉加斯城(当时属于古希腊殖民城邦)发行了10德拉克银币，这些银币正面是太阳神赫利俄斯驾四马拉车在飞奔。这四匹马并排而立，前蹄腾空，神采非凡。子金先生在《古代希腊硬币中的马文化》一文中认为银币是“公元前412年阿克拉加斯城为了纪念92届古希腊奥林匹克竞赛会上赛马获胜所制作”。除此之外，马其顿王腓力二世(公元前340年)发行的斯达特金币、意大利南部塔伦顿城(公元前302年)的标准银币上也都有马拉车的图案，这些无疑都是家马在古希腊时期存在的证据。

差不多的时间，世界文明高地都出现了家马，它们是从哪里而来的呢?从卫星地图上看，在地球的北部横亘着一条东西8000多千米的欧亚草原。这片草原呈带状分布，西起欧洲多瑙河下游，经罗马尼亚向东，跨过俄罗斯和蒙古国后，直达中国的松辽平原，共计跨越了110个经度。现代考古发现，野马正是从欧亚草原被驯化。历史学家李零先生认为，马的祖先骨架瘦小，体型与今天狐狸和狗的大小差不多，“草原开阔，拔高了它的身材，让它抬头望风，视野开阔，低头吃草，刚好够得着。吃草动物都一惊一乍，圆蹄才跑得快”，久而久之，野马进化出长的脖子和善于奔跑的四蹄。

相对于食肉动物的凶残，食草的野马性格温顺，容易被人们驯化。如此绵长的草原带，到底何处才是野马驯化的最早区域呢?经过多年的研究，考古学家终于找到了这个地方：即今天哈萨克斯坦北部、乌尔泰山东麓一带。从文化断层上来看，这一地区属于“古博泰遗址”。2009年前后，一系列考古发掘让大量马骨、马齿化石以及盛放马奶的陶罐碎片等史前文物重见天日。2018年，47名考古学家联合在《科学》杂志发表了“古博泰”考古成果。这篇题为《古老的基因证明家马驯化》的文章指出，中亚草原的博泰文化为大约5500年前的人类畜牧业提供了最早的考古证据，在全球已知的42个古马基因组中，20个来自博泰遗址。数据表明，从4000年前到现在，所有家马都显示出至少2.7%的博泰马血统。正是早期人类游牧和商贸活动的进行，促使了博泰马走向世界。

胡马西来与滇马北上

甲骨文有“王畜马于兹牢”的记载，但不见“畜牛”“畜狗”等之说，说明中国人很早就重视马的饲养。《尔雅·释畜》说“马牛羊彘狗鸡”为六畜，马居“六畜”之首。从早期历史来看，马大多自西而来，那时它们有一个专有名词叫“胡马”。翻开史书，关于“胡马”的记载非常多，歌咏胡马的诗歌更是不胜枚举。如汉乐府的“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唐代王昌龄的“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胡”在古代泛指北边或者西边的民族，“胡马”多指从中亚经丝绸之路来到中原的马。

中国第一次获取“胡马”的记录是在西汉初年，《资治通鉴·汉纪·元鼎二年》说“(公元前115年)天子得宛汗血马，爱之，名曰‘天马’，使者相望于道以求之”。大宛是古代中亚的国名，大致位于今天的费尔干纳盆地。从地图上看，费尔干纳盆地地处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交界。盆地内夏季炎热，冬季气温相对温和，属于典型的大陆性气候，虽然降雨量少，但周围的高山融雪为盆地带来众多河流，使这里水草丰美、牛羊成群，成为良马的重要产地。《马可·波罗游记》也特别提到“此州兼产良马，善于奔驰，蹄下不钉铁钉，而能驰骋山中及崎岖之地”。

关于“胡马”的样子，杜甫在《房兵曹胡马诗》中说：“胡马大宛名，锋棱瘦骨成。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李零先生的解释是，“胡马”的特点是瘦高：脖颈高，腿细长，脑袋小，耳朵朝前撅，好像竹叶。这个形象与汉唐中国马在审美上有明显的差别，因为无论是霍去病墓前的马踏匈奴，还是唐初的昭陵六骏，马都呈现健壮丰腴之美，尤其是臀部相对圆润。但在战场上，马中看不中用可不行，“胡马”虽瘦，但速度快、耐力好，是中原王朝渴望的利器。法国历史学家阿里·马扎海里在《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中说：“中国人在与西亚的贸易中仅仅偏爱唯一的一种西方产品，即作为阿拉伯马之先祖的波斯马。在丝绸之路正常运行整个期间，也就是说在近两千年里，中国天子们一直不停地索求波斯马。那里的国王和商人也经常奉送，或者是用它们来运载商品。”

唐中期开始，随着茶叶在西南、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普及，吐蕃、回鹘、蒙古等民族对茶越来越倚重，以马换茶的物物交换在边疆出现和增多，780年前后成书的《封氏闻见录》说：“(饮茶)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从单方面的重金求马到茶马互易，马进入中原有了新的方式。唐末五代，丝绸之路时断时续，中亚良马到中原的旅行严重受阻。到了宋代，西北民族政权林立，面对辽、西夏、金、蒙古等北方民族政权的军事威胁，朝廷只能另辟蹊径，从云南、四川等西南地区以茶换马，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中央政府首次在成都设立“都大提举茶马司”，主管茶马贸易，开始了南马北上的历史。

事实上，中国西南地区尤其云南产名马早有记载，东晋常璩在《华阳国志·南中志》就说过：“长老传言，池中有神马，或交焉，即生骏驹，俗称之曰‘滇池驹’，日行五百里。”不过汉代中原和云南之间的交通相当困难，大规模的文化及商贸交流并未展开，加之丝路通畅，胡马西来无阻，所以滇马并未引起太多关注。宋代之后，丝路堰塞，滇马北上一直延续到了清代，康熙年间云南府同知刘昆所著《南中杂说》仍赞扬说：“滇中之马，质小而蹄健，上高山，履危径，虽数十里不知喘汗，以生长山谷也。”

“上帝之鞭”与波斯马南下

无论是中国，还是中东古国或者古希腊，早期的马多为拉车之用，骑乘的很少。《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记载：“左师展将以公乘马而归。”唐代孔颖达注疏说：“古者服牛乘马，马以驾车，不单骑也，至六国之时始有单骑，苏秦所云，‘车千乘，骑万匹’是也。”对此王力先生考证说：“我们认为春秋时期可能有骑马的事情，但那是极个别的情况，到战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才从匈奴学来骑马，后来骑马之风才渐渐盛起来。”在西方，公元2世纪罗马帝国“五贤君”之一的马可·奥莱略骑马铜像是迄今人们能找到的最早骑马雕像。

从战车和骑兵用马的比例来看，单纯战车用马要少得多，只有大规模骑兵兴起，马的需求才可能大幅提高。从实际情况来看，游牧民族对农耕地区发动的系列战争最终推动了马在不同文明中的普及。秦汉时期的匈奴南下和3—4世纪前后欧洲大陆上匈人的西进，都在客观上刺激了马的跨地区旅行。

匈人是生活在里海周围的游牧民族。350年左右，这群身材短小精悍，头大面宽、鼻小扁平的游牧部落开始汇集兴盛。肩膀魁梧，上肢力量强悍，加上马术精湛、骑射出众，让匈人部族在欧洲大陆一度所向披靡、无人能挡。435年，传奇首领阿提拉锋芒正旺，他率领70万铁骑发起了对波斯帝国和东罗马帝国的全面战争并大获全胜;450年，他继续挥鞭西进，整个西方都在匈人的铁蹄下颤抖，阿提拉被视为“上帝之鞭“。100多年间，匈人给欧洲人带来巨大的灾难，也让马成为战场的绝对主角，成为各国争抢的战略资源。为了对抗匈人，欧洲人不得不大量购买马匹以组建强大的骑兵团，越来越多的马从中亚草原被运送到了欧洲。

在向东向西旅行数百年之后，以波斯马为代表的亚洲名马向南进入印度，并经过印度继续向南亚旅行。除了波斯，古代中国也曾向印度输入马匹，《马可·波罗游记》就记载说：“(滇马)躯小而健，贩售印度。”

从地区上看，马最晚旅行到的地方是美洲大陆。1532年，西班牙征服者弗朗西斯科·皮萨罗带领168人来到了印加帝国的首府库斯科城，此时的印加帝国统治着辽阔的疆土，国王阿塔瓦尔帕刚刚打完胜仗，身后坐拥8万印加士兵。但当两军对垒时，庞大的印加军队竟然大败于皮萨罗的这一小众人马，连国王也束手就擒。美国历史学家戴蒙德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中详细地描述了这场战争：当双方剑拔弩张之时，印加士兵的眼前突然出现了一群“身披铠甲，手持钢剑，骑着高大怪物的骑兵”向他们冲来，比起利剑，高大的骏马更令印加人恐惧，这是他们从未见过的陌生物种，速度快，力道猛，除了逃窜，别无他法。当然，从时间上看，这不是马在美洲第一次亮相，早在1493年哥伦布第二次航行时，马就已经被欧洲人带到了美洲。从品种上看，这些马大都是西班牙马。在一名叫埃尔南多的殖民官员写于1585年10月2日的信件中曾这样记述：“大部分带到美洲的马匹来自西班牙安达鲁西亚王国的科尔多瓦和赫雷斯省。”

作者丨刘小方

随着机动车飞驰大地和机械化耕作的不断普及，原来需要马力维系的工作和工种快速消失，马也逐渐离开了我们日常的生活。时至今日，除了在动物园、旅游景区或者一些特殊的集会，人们已经不太容易看到这种高大的四蹄动物。但马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却在延续，言谈举止中，我们仍离不开马：在中文里，我们把立刻称为“马上”，把宽阔的大路称为“马路”，把粗心大意叫“马虎”，把奉承人叫“拍马屁”，称优秀的人才为“千里马”，称团队中的坏分子为“害群之马”……在英语中，人们赋予马与人同等重要的地位，如a willing horse意指“心甘情愿、乐于工作的人”，wheel horse则有“踏实肯干、骨干分子”之意，clothes horse则指“赶时髦的人”……既然马如此深入人们的生活，那么它是从何处而来，又经过什么样的线路旅行到世界各地的呢?

马从何处来

公元前115年的长安城未央宫内，汉武帝刘彻凝视着刚刚从西域大宛国运抵的汗血宝马。这匹被赐名“天马”的神骏，肩高超过当时中原马匹一掌有余，肩颈处因剧烈奔跑而渗出的血红色汗珠，在阳光下如同宝石般闪烁。司马迁在《史记·大宛列传》中记载：“天子好宛马，使者相望于道。”当这匹马的铁蹄第一次踏上华夏土地时，它不仅带来了新的物种基因，更预示着一场持续两千年的文明大交流的开启。

回顾历史，我们发现，马与人类文明曾十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中国，人们早在周代就建立专门的机构养马，《周礼·夏官》中明确指出“圉人掌养马刍牧之事”。在周代行政体系中，就连“掌建邦国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国”的官职名称都与马相关，叫“大司马”。因为善于养马，寄居西陲的秦人得以迅速成长，最终缔造了中国历史上首个大一统王朝。在西方，善于驯马而富甲天下的特洛伊人，被诗人荷马在《伊利亚特》中反复歌咏。因为对马的钟爱，在与希腊人决战的关键时刻，特洛伊人洞开城门，迎入了那匹高大木马，最终失掉了自己的家园。

越来越多的考古发掘表明，到商代中期，中国的黄河流域还没有家马的影踪。无论是河南偃师的商城遗址(距今3600—3400年)，还是同时期的郑州小双桥遗址、安阳洹北商城遗址，都没有一块马骨出土。而到了商代晚期(距今3000年左右)，河南安阳殷墟、陕西西安老牛坡、山东滕州前掌等遗址中突然出现许多马坑和车马坑，仅殷墟遗址的西北岗就发现了100多个车马坑，每个坑中至少有1匹马，最多有37匹马。战国时期，马更是一跃成为战争的利器。如在已发掘的秦始皇兵马俑遗址中，出土的马俑多达600多个。

两河流域的亚述帝国，马拉着国王阿舒尔·纳西尔帕二世(约公元前875年—860年)征战、猎狮。这几幅亚述王石雕目前珍藏于英国伦敦的大英博物馆之中。在伊朗高原，公元前550年—前330年的阿契美尼德王朝也留下了马的历史图像。在王朝首都波利斯的系列浮雕上，两匹马拉车的图像为数不少，那些马身形不高，但步态稳健。

距今2400多年前，古希腊诸邦也涌现出供人们驱使的家马。它们现身于纪念币或钱币之上，成为那个时代人们的珍玩。公元前412年，西西里岛的阿克拉加斯城(当时属于古希腊殖民城邦)发行了10德拉克银币，这些银币正面是太阳神赫利俄斯驾四马拉车在飞奔。这四匹马并排而立，前蹄腾空，神采非凡。子金先生在《古代希腊硬币中的马文化》一文中认为银币是“公元前412年阿克拉加斯城为了纪念92届古希腊奥林匹克竞赛会上赛马获胜所制作”。除此之外，马其顿王腓力二世(公元前340年)发行的斯达特金币、意大利南部塔伦顿城(公元前302年)的标准银币上也都有马拉车的图案，这些无疑都是家马在古希腊时期存在的证据。

差不多的时间，世界文明高地都出现了家马，它们是从哪里而来的呢?从卫星地图上看，在地球的北部横亘着一条东西8000多千米的欧亚草原。这片草原呈带状分布，西起欧洲多瑙河下游，经罗马尼亚向东，跨过俄罗斯和蒙古国后，直达中国的松辽平原，共计跨越了110个经度。现代考古发现，野马正是从欧亚草原被驯化。历史学家李零先生认为，马的祖先骨架瘦小，体型与今天狐狸和狗的大小差不多，“草原开阔，拔高了它的身材，让它抬头望风，视野开阔，低头吃草，刚好够得着。吃草动物都一惊一乍，圆蹄才跑得快”，久而久之，野马进化出长的脖子和善于奔跑的四蹄。

相对于食肉动物的凶残，食草的野马性格温顺，容易被人们驯化。如此绵长的草原带，到底何处才是野马驯化的最早区域呢?经过多年的研究，考古学家终于找到了这个地方：即今天哈萨克斯坦北部、乌尔泰山东麓一带。从文化断层上来看，这一地区属于“古博泰遗址”。2009年前后，一系列考古发掘让大量马骨、马齿化石以及盛放马奶的陶罐碎片等史前文物重见天日。2018年，47名考古学家联合在《科学》杂志发表了“古博泰”考古成果。这篇题为《古老的基因证明家马驯化》的文章指出，中亚草原的博泰文化为大约5500年前的人类畜牧业提供了最早的考古证据，在全球已知的42个古马基因组中，20个来自博泰遗址。数据表明，从4000年前到现在，所有家马都显示出至少2.7%的博泰马血统。正是早期人类游牧和商贸活动的进行，促使了博泰马走向世界。

胡马西来与滇马北上

甲骨文有“王畜马于兹牢”的记载，但不见“畜牛”“畜狗”等之说，说明中国人很早就重视马的饲养。《尔雅·释畜》说“马牛羊彘狗鸡”为六畜，马居“六畜”之首。从早期历史来看，马大多自西而来，那时它们有一个专有名词叫“胡马”。翻开史书，关于“胡马”的记载非常多，歌咏胡马的诗歌更是不胜枚举。如汉乐府的“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唐代王昌龄的“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胡”在古代泛指北边或者西边的民族，“胡马”多指从中亚经丝绸之路来到中原的马。

中国第一次获取“胡马”的记录是在西汉初年，《资治通鉴·汉纪·元鼎二年》说“(公元前115年)天子得宛汗血马，爱之，名曰‘天马’，使者相望于道以求之”。大宛是古代中亚的国名，大致位于今天的费尔干纳盆地。从地图上看，费尔干纳盆地地处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交界。盆地内夏季炎热，冬季气温相对温和，属于典型的大陆性气候，虽然降雨量少，但周围的高山融雪为盆地带来众多河流，使这里水草丰美、牛羊成群，成为良马的重要产地。《马可·波罗游记》也特别提到“此州兼产良马，善于奔驰，蹄下不钉铁钉，而能驰骋山中及崎岖之地”。

关于“胡马”的样子，杜甫在《房兵曹胡马诗》中说：“胡马大宛名，锋棱瘦骨成。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李零先生的解释是，“胡马”的特点是瘦高：脖颈高，腿细长，脑袋小，耳朵朝前撅，好像竹叶。这个形象与汉唐中国马在审美上有明显的差别，因为无论是霍去病墓前的马踏匈奴，还是唐初的昭陵六骏，马都呈现健壮丰腴之美，尤其是臀部相对圆润。但在战场上，马中看不中用可不行，“胡马”虽瘦，但速度快、耐力好，是中原王朝渴望的利器。法国历史学家阿里·马扎海里在《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中说：“中国人在与西亚的贸易中仅仅偏爱唯一的一种西方产品，即作为阿拉伯马之先祖的波斯马。在丝绸之路正常运行整个期间，也就是说在近两千年里，中国天子们一直不停地索求波斯马。那里的国王和商人也经常奉送，或者是用它们来运载商品。”

唐中期开始，随着茶叶在西南、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普及，吐蕃、回鹘、蒙古等民族对茶越来越倚重，以马换茶的物物交换在边疆出现和增多，780年前后成书的《封氏闻见录》说：“(饮茶)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从单方面的重金求马到茶马互易，马进入中原有了新的方式。唐末五代，丝绸之路时断时续，中亚良马到中原的旅行严重受阻。到了宋代，西北民族政权林立，面对辽、西夏、金、蒙古等北方民族政权的军事威胁，朝廷只能另辟蹊径，从云南、四川等西南地区以茶换马，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中央政府首次在成都设立“都大提举茶马司”，主管茶马贸易，开始了南马北上的历史。

事实上，中国西南地区尤其云南产名马早有记载，东晋常璩在《华阳国志·南中志》就说过：“长老传言，池中有神马，或交焉，即生骏驹，俗称之曰‘滇池驹’，日行五百里。”不过汉代中原和云南之间的交通相当困难，大规模的文化及商贸交流并未展开，加之丝路通畅，胡马西来无阻，所以滇马并未引起太多关注。宋代之后，丝路堰塞，滇马北上一直延续到了清代，康熙年间云南府同知刘昆所著《南中杂说》仍赞扬说：“滇中之马，质小而蹄健，上高山，履危径，虽数十里不知喘汗，以生长山谷也。”

“上帝之鞭”与波斯马南下

无论是中国，还是中东古国或者古希腊，早期的马多为拉车之用，骑乘的很少。《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记载：“左师展将以公乘马而归。”唐代孔颖达注疏说：“古者服牛乘马，马以驾车，不单骑也，至六国之时始有单骑，苏秦所云，‘车千乘，骑万匹’是也。”对此王力先生考证说：“我们认为春秋时期可能有骑马的事情，但那是极个别的情况，到战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才从匈奴学来骑马，后来骑马之风才渐渐盛起来。”在西方，公元2世纪罗马帝国“五贤君”之一的马可·奥莱略骑马铜像是迄今人们能找到的最早骑马雕像。

从战车和骑兵用马的比例来看，单纯战车用马要少得多，只有大规模骑兵兴起，马的需求才可能大幅提高。从实际情况来看，游牧民族对农耕地区发动的系列战争最终推动了马在不同文明中的普及。秦汉时期的匈奴南下和3—4世纪前后欧洲大陆上匈人的西进，都在客观上刺激了马的跨地区旅行。

匈人是生活在里海周围的游牧民族。350年左右，这群身材短小精悍，头大面宽、鼻小扁平的游牧部落开始汇集兴盛。肩膀魁梧，上肢力量强悍，加上马术精湛、骑射出众，让匈人部族在欧洲大陆一度所向披靡、无人能挡。435年，传奇首领阿提拉锋芒正旺，他率领70万铁骑发起了对波斯帝国和东罗马帝国的全面战争并大获全胜;450年，他继续挥鞭西进，整个西方都在匈人的铁蹄下颤抖，阿提拉被视为“上帝之鞭“。100多年间，匈人给欧洲人带来巨大的灾难，也让马成为战场的绝对主角，成为各国争抢的战略资源。为了对抗匈人，欧洲人不得不大量购买马匹以组建强大的骑兵团，越来越多的马从中亚草原被运送到了欧洲。

在向东向西旅行数百年之后，以波斯马为代表的亚洲名马向南进入印度，并经过印度继续向南亚旅行。除了波斯，古代中国也曾向印度输入马匹，《马可·波罗游记》就记载说：“(滇马)躯小而健，贩售印度。”

从地区上看，马最晚旅行到的地方是美洲大陆。1532年，西班牙征服者弗朗西斯科·皮萨罗带领168人来到了印加帝国的首府库斯科城，此时的印加帝国统治着辽阔的疆土，国王阿塔瓦尔帕刚刚打完胜仗，身后坐拥8万印加士兵。但当两军对垒时，庞大的印加军队竟然大败于皮萨罗的这一小众人马，连国王也束手就擒。美国历史学家戴蒙德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中详细地描述了这场战争：当双方剑拔弩张之时，印加士兵的眼前突然出现了一群“身披铠甲，手持钢剑，骑着高大怪物的骑兵”向他们冲来，比起利剑，高大的骏马更令印加人恐惧，这是他们从未见过的陌生物种，速度快，力道猛，除了逃窜，别无他法。当然，从时间上看，这不是马在美洲第一次亮相，早在1493年哥伦布第二次航行时，马就已经被欧洲人带到了美洲。从品种上看，这些马大都是西班牙马。在一名叫埃尔南多的殖民官员写于1585年10月2日的信件中曾这样记述：“大部分带到美洲的马匹来自西班牙安达鲁西亚王国的科尔多瓦和赫雷斯省。”

作者丨刘小方

随着机动车飞驰大地和机械化耕作的不断普及，原来需要马力维系的工作和工种快速消失，马也逐渐离开了我们日常的生活。时至今日，除了在动物园、旅游景区或者一些特殊的集会，人们已经不太容易看到这种高大的四蹄动物。但马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却在延续，言谈举止中，我们仍离不开马：在中文里，我们把立刻称为“马上”，把宽阔的大路称为“马路”，把粗心大意叫“马虎”，把奉承人叫“拍马屁”，称优秀的人才为“千里马”，称团队中的坏分子为“害群之马”……在英语中，人们赋予马与人同等重要的地位，如a willing horse意指“心甘情愿、乐于工作的人”，wheel horse则有“踏实肯干、骨干分子”之意，clothes horse则指“赶时髦的人”……既然马如此深入人们的生活，那么它是从何处而来，又经过什么样的线路旅行到世界各地的呢?

马从何处来

公元前115年的长安城未央宫内，汉武帝刘彻凝视着刚刚从西域大宛国运抵的汗血宝马。这匹被赐名“天马”的神骏，肩高超过当时中原马匹一掌有余，肩颈处因剧烈奔跑而渗出的血红色汗珠，在阳光下如同宝石般闪烁。司马迁在《史记·大宛列传》中记载：“天子好宛马，使者相望于道。”当这匹马的铁蹄第一次踏上华夏土地时，它不仅带来了新的物种基因，更预示着一场持续两千年的文明大交流的开启。

回顾历史，我们发现，马与人类文明曾十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中国，人们早在周代就建立专门的机构养马，《周礼·夏官》中明确指出“圉人掌养马刍牧之事”。在周代行政体系中，就连“掌建邦国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国”的官职名称都与马相关，叫“大司马”。因为善于养马，寄居西陲的秦人得以迅速成长，最终缔造了中国历史上首个大一统王朝。在西方，善于驯马而富甲天下的特洛伊人，被诗人荷马在《伊利亚特》中反复歌咏。因为对马的钟爱，在与希腊人决战的关键时刻，特洛伊人洞开城门，迎入了那匹高大木马，最终失掉了自己的家园。

越来越多的考古发掘表明，到商代中期，中国的黄河流域还没有家马的影踪。无论是河南偃师的商城遗址(距今3600—3400年)，还是同时期的郑州小双桥遗址、安阳洹北商城遗址，都没有一块马骨出土。而到了商代晚期(距今3000年左右)，河南安阳殷墟、陕西西安老牛坡、山东滕州前掌等遗址中突然出现许多马坑和车马坑，仅殷墟遗址的西北岗就发现了100多个车马坑，每个坑中至少有1匹马，最多有37匹马。战国时期，马更是一跃成为战争的利器。如在已发掘的秦始皇兵马俑遗址中，出土的马俑多达600多个。

两河流域的亚述帝国，马拉着国王阿舒尔·纳西尔帕二世(约公元前875年—860年)征战、猎狮。这几幅亚述王石雕目前珍藏于英国伦敦的大英博物馆之中。在伊朗高原，公元前550年—前330年的阿契美尼德王朝也留下了马的历史图像。在王朝首都波利斯的系列浮雕上，两匹马拉车的图像为数不少，那些马身形不高，但步态稳健。

距今2400多年前，古希腊诸邦也涌现出供人们驱使的家马。它们现身于纪念币或钱币之上，成为那个时代人们的珍玩。公元前412年，西西里岛的阿克拉加斯城(当时属于古希腊殖民城邦)发行了10德拉克银币，这些银币正面是太阳神赫利俄斯驾四马拉车在飞奔。这四匹马并排而立，前蹄腾空，神采非凡。子金先生在《古代希腊硬币中的马文化》一文中认为银币是“公元前412年阿克拉加斯城为了纪念92届古希腊奥林匹克竞赛会上赛马获胜所制作”。除此之外，马其顿王腓力二世(公元前340年)发行的斯达特金币、意大利南部塔伦顿城(公元前302年)的标准银币上也都有马拉车的图案，这些无疑都是家马在古希腊时期存在的证据。

差不多的时间，世界文明高地都出现了家马，它们是从哪里而来的呢?从卫星地图上看，在地球的北部横亘着一条东西8000多千米的欧亚草原。这片草原呈带状分布，西起欧洲多瑙河下游，经罗马尼亚向东，跨过俄罗斯和蒙古国后，直达中国的松辽平原，共计跨越了110个经度。现代考古发现，野马正是从欧亚草原被驯化。历史学家李零先生认为，马的祖先骨架瘦小，体型与今天狐狸和狗的大小差不多，“草原开阔，拔高了它的身材，让它抬头望风，视野开阔，低头吃草，刚好够得着。吃草动物都一惊一乍，圆蹄才跑得快”，久而久之，野马进化出长的脖子和善于奔跑的四蹄。

相对于食肉动物的凶残，食草的野马性格温顺，容易被人们驯化。如此绵长的草原带，到底何处才是野马驯化的最早区域呢?经过多年的研究，考古学家终于找到了这个地方：即今天哈萨克斯坦北部、乌尔泰山东麓一带。从文化断层上来看，这一地区属于“古博泰遗址”。2009年前后，一系列考古发掘让大量马骨、马齿化石以及盛放马奶的陶罐碎片等史前文物重见天日。2018年，47名考古学家联合在《科学》杂志发表了“古博泰”考古成果。这篇题为《古老的基因证明家马驯化》的文章指出，中亚草原的博泰文化为大约5500年前的人类畜牧业提供了最早的考古证据，在全球已知的42个古马基因组中，20个来自博泰遗址。数据表明，从4000年前到现在，所有家马都显示出至少2.7%的博泰马血统。正是早期人类游牧和商贸活动的进行，促使了博泰马走向世界。

胡马西来与滇马北上

甲骨文有“王畜马于兹牢”的记载，但不见“畜牛”“畜狗”等之说，说明中国人很早就重视马的饲养。《尔雅·释畜》说“马牛羊彘狗鸡”为六畜，马居“六畜”之首。从早期历史来看，马大多自西而来，那时它们有一个专有名词叫“胡马”。翻开史书，关于“胡马”的记载非常多，歌咏胡马的诗歌更是不胜枚举。如汉乐府的“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唐代王昌龄的“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胡”在古代泛指北边或者西边的民族，“胡马”多指从中亚经丝绸之路来到中原的马。

中国第一次获取“胡马”的记录是在西汉初年，《资治通鉴·汉纪·元鼎二年》说“(公元前115年)天子得宛汗血马，爱之，名曰‘天马’，使者相望于道以求之”。大宛是古代中亚的国名，大致位于今天的费尔干纳盆地。从地图上看，费尔干纳盆地地处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交界。盆地内夏季炎热，冬季气温相对温和，属于典型的大陆性气候，虽然降雨量少，但周围的高山融雪为盆地带来众多河流，使这里水草丰美、牛羊成群，成为良马的重要产地。《马可·波罗游记》也特别提到“此州兼产良马，善于奔驰，蹄下不钉铁钉，而能驰骋山中及崎岖之地”。

关于“胡马”的样子，杜甫在《房兵曹胡马诗》中说：“胡马大宛名，锋棱瘦骨成。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李零先生的解释是，“胡马”的特点是瘦高：脖颈高，腿细长，脑袋小，耳朵朝前撅，好像竹叶。这个形象与汉唐中国马在审美上有明显的差别，因为无论是霍去病墓前的马踏匈奴，还是唐初的昭陵六骏，马都呈现健壮丰腴之美，尤其是臀部相对圆润。但在战场上，马中看不中用可不行，“胡马”虽瘦，但速度快、耐力好，是中原王朝渴望的利器。法国历史学家阿里·马扎海里在《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中说：“中国人在与西亚的贸易中仅仅偏爱唯一的一种西方产品，即作为阿拉伯马之先祖的波斯马。在丝绸之路正常运行整个期间，也就是说在近两千年里，中国天子们一直不停地索求波斯马。那里的国王和商人也经常奉送，或者是用它们来运载商品。”

唐中期开始，随着茶叶在西南、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普及，吐蕃、回鹘、蒙古等民族对茶越来越倚重，以马换茶的物物交换在边疆出现和增多，780年前后成书的《封氏闻见录》说：“(饮茶)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从单方面的重金求马到茶马互易，马进入中原有了新的方式。唐末五代，丝绸之路时断时续，中亚良马到中原的旅行严重受阻。到了宋代，西北民族政权林立，面对辽、西夏、金、蒙古等北方民族政权的军事威胁，朝廷只能另辟蹊径，从云南、四川等西南地区以茶换马，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中央政府首次在成都设立“都大提举茶马司”，主管茶马贸易，开始了南马北上的历史。

事实上，中国西南地区尤其云南产名马早有记载，东晋常璩在《华阳国志·南中志》就说过：“长老传言，池中有神马，或交焉，即生骏驹，俗称之曰‘滇池驹’，日行五百里。”不过汉代中原和云南之间的交通相当困难，大规模的文化及商贸交流并未展开，加之丝路通畅，胡马西来无阻，所以滇马并未引起太多关注。宋代之后，丝路堰塞，滇马北上一直延续到了清代，康熙年间云南府同知刘昆所著《南中杂说》仍赞扬说：“滇中之马，质小而蹄健，上高山，履危径，虽数十里不知喘汗，以生长山谷也。”

“上帝之鞭”与波斯马南下

无论是中国，还是中东古国或者古希腊，早期的马多为拉车之用，骑乘的很少。《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记载：“左师展将以公乘马而归。”唐代孔颖达注疏说：“古者服牛乘马，马以驾车，不单骑也，至六国之时始有单骑，苏秦所云，‘车千乘，骑万匹’是也。”对此王力先生考证说：“我们认为春秋时期可能有骑马的事情，但那是极个别的情况，到战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才从匈奴学来骑马，后来骑马之风才渐渐盛起来。”在西方，公元2世纪罗马帝国“五贤君”之一的马可·奥莱略骑马铜像是迄今人们能找到的最早骑马雕像。

从战车和骑兵用马的比例来看，单纯战车用马要少得多，只有大规模骑兵兴起，马的需求才可能大幅提高。从实际情况来看，游牧民族对农耕地区发动的系列战争最终推动了马在不同文明中的普及。秦汉时期的匈奴南下和3—4世纪前后欧洲大陆上匈人的西进，都在客观上刺激了马的跨地区旅行。

匈人是生活在里海周围的游牧民族。350年左右，这群身材短小精悍，头大面宽、鼻小扁平的游牧部落开始汇集兴盛。肩膀魁梧，上肢力量强悍，加上马术精湛、骑射出众，让匈人部族在欧洲大陆一度所向披靡、无人能挡。435年，传奇首领阿提拉锋芒正旺，他率领70万铁骑发起了对波斯帝国和东罗马帝国的全面战争并大获全胜;450年，他继续挥鞭西进，整个西方都在匈人的铁蹄下颤抖，阿提拉被视为“上帝之鞭“。100多年间，匈人给欧洲人带来巨大的灾难，也让马成为战场的绝对主角，成为各国争抢的战略资源。为了对抗匈人，欧洲人不得不大量购买马匹以组建强大的骑兵团，越来越多的马从中亚草原被运送到了欧洲。

在向东向西旅行数百年之后，以波斯马为代表的亚洲名马向南进入印度，并经过印度继续向南亚旅行。除了波斯，古代中国也曾向印度输入马匹，《马可·波罗游记》就记载说：“(滇马)躯小而健，贩售印度。”

从地区上看，马最晚旅行到的地方是美洲大陆。1532年，西班牙征服者弗朗西斯科·皮萨罗带领168人来到了印加帝国的首府库斯科城，此时的印加帝国统治着辽阔的疆土，国王阿塔瓦尔帕刚刚打完胜仗，身后坐拥8万印加士兵。但当两军对垒时，庞大的印加军队竟然大败于皮萨罗的这一小众人马，连国王也束手就擒。美国历史学家戴蒙德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中详细地描述了这场战争：当双方剑拔弩张之时，印加士兵的眼前突然出现了一群“身披铠甲，手持钢剑，骑着高大怪物的骑兵”向他们冲来，比起利剑，高大的骏马更令印加人恐惧，这是他们从未见过的陌生物种，速度快，力道猛，除了逃窜，别无他法。当然，从时间上看，这不是马在美洲第一次亮相，早在1493年哥伦布第二次航行时，马就已经被欧洲人带到了美洲。从品种上看，这些马大都是西班牙马。在一名叫埃尔南多的殖民官员写于1585年10月2日的信件中曾这样记述：“大部分带到美洲的马匹来自西班牙安达鲁西亚王国的科尔多瓦和赫雷斯省。”

作者丨刘小方

随着机动车飞驰大地和机械化耕作的不断普及，原来需要马力维系的工作和工种快速消失，马也逐渐离开了我们日常的生活。时至今日，除了在动物园、旅游景区或者一些特殊的集会，人们已经不太容易看到这种高大的四蹄动物。但马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却在延续，言谈举止中，我们仍离不开马：在中文里，我们把立刻称为“马上”，把宽阔的大路称为“马路”，把粗心大意叫“马虎”，把奉承人叫“拍马屁”，称优秀的人才为“千里马”，称团队中的坏分子为“害群之马”……在英语中，人们赋予马与人同等重要的地位，如a willing horse意指“心甘情愿、乐于工作的人”，wheel horse则有“踏实肯干、骨干分子”之意，clothes horse则指“赶时髦的人”……既然马如此深入人们的生活，那么它是从何处而来，又经过什么样的线路旅行到世界各地的呢?

马从何处来

公元前115年的长安城未央宫内，汉武帝刘彻凝视着刚刚从西域大宛国运抵的汗血宝马。这匹被赐名“天马”的神骏，肩高超过当时中原马匹一掌有余，肩颈处因剧烈奔跑而渗出的血红色汗珠，在阳光下如同宝石般闪烁。司马迁在《史记·大宛列传》中记载：“天子好宛马，使者相望于道。”当这匹马的铁蹄第一次踏上华夏土地时，它不仅带来了新的物种基因，更预示着一场持续两千年的文明大交流的开启。

回顾历史，我们发现，马与人类文明曾十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中国，人们早在周代就建立专门的机构养马，《周礼·夏官》中明确指出“圉人掌养马刍牧之事”。在周代行政体系中，就连“掌建邦国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国”的官职名称都与马相关，叫“大司马”。因为善于养马，寄居西陲的秦人得以迅速成长，最终缔造了中国历史上首个大一统王朝。在西方，善于驯马而富甲天下的特洛伊人，被诗人荷马在《伊利亚特》中反复歌咏。因为对马的钟爱，在与希腊人决战的关键时刻，特洛伊人洞开城门，迎入了那匹高大木马，最终失掉了自己的家园。

越来越多的考古发掘表明，到商代中期，中国的黄河流域还没有家马的影踪。无论是河南偃师的商城遗址(距今3600—3400年)，还是同时期的郑州小双桥遗址、安阳洹北商城遗址，都没有一块马骨出土。而到了商代晚期(距今3000年左右)，河南安阳殷墟、陕西西安老牛坡、山东滕州前掌等遗址中突然出现许多马坑和车马坑，仅殷墟遗址的西北岗就发现了100多个车马坑，每个坑中至少有1匹马，最多有37匹马。战国时期，马更是一跃成为战争的利器。如在已发掘的秦始皇兵马俑遗址中，出土的马俑多达600多个。

两河流域的亚述帝国，马拉着国王阿舒尔·纳西尔帕二世(约公元前875年—860年)征战、猎狮。这几幅亚述王石雕目前珍藏于英国伦敦的大英博物馆之中。在伊朗高原，公元前550年—前330年的阿契美尼德王朝也留下了马的历史图像。在王朝首都波利斯的系列浮雕上，两匹马拉车的图像为数不少，那些马身形不高，但步态稳健。

距今2400多年前，古希腊诸邦也涌现出供人们驱使的家马。它们现身于纪念币或钱币之上，成为那个时代人们的珍玩。公元前412年，西西里岛的阿克拉加斯城(当时属于古希腊殖民城邦)发行了10德拉克银币，这些银币正面是太阳神赫利俄斯驾四马拉车在飞奔。这四匹马并排而立，前蹄腾空，神采非凡。子金先生在《古代希腊硬币中的马文化》一文中认为银币是“公元前412年阿克拉加斯城为了纪念92届古希腊奥林匹克竞赛会上赛马获胜所制作”。除此之外，马其顿王腓力二世(公元前340年)发行的斯达特金币、意大利南部塔伦顿城(公元前302年)的标准银币上也都有马拉车的图案，这些无疑都是家马在古希腊时期存在的证据。

差不多的时间，世界文明高地都出现了家马，它们是从哪里而来的呢?从卫星地图上看，在地球的北部横亘着一条东西8000多千米的欧亚草原。这片草原呈带状分布，西起欧洲多瑙河下游，经罗马尼亚向东，跨过俄罗斯和蒙古国后，直达中国的松辽平原，共计跨越了110个经度。现代考古发现，野马正是从欧亚草原被驯化。历史学家李零先生认为，马的祖先骨架瘦小，体型与今天狐狸和狗的大小差不多，“草原开阔，拔高了它的身材，让它抬头望风，视野开阔，低头吃草，刚好够得着。吃草动物都一惊一乍，圆蹄才跑得快”，久而久之，野马进化出长的脖子和善于奔跑的四蹄。

相对于食肉动物的凶残，食草的野马性格温顺，容易被人们驯化。如此绵长的草原带，到底何处才是野马驯化的最早区域呢?经过多年的研究，考古学家终于找到了这个地方：即今天哈萨克斯坦北部、乌尔泰山东麓一带。从文化断层上来看，这一地区属于“古博泰遗址”。2009年前后，一系列考古发掘让大量马骨、马齿化石以及盛放马奶的陶罐碎片等史前文物重见天日。2018年，47名考古学家联合在《科学》杂志发表了“古博泰”考古成果。这篇题为《古老的基因证明家马驯化》的文章指出，中亚草原的博泰文化为大约5500年前的人类畜牧业提供了最早的考古证据，在全球已知的42个古马基因组中，20个来自博泰遗址。数据表明，从4000年前到现在，所有家马都显示出至少2.7%的博泰马血统。正是早期人类游牧和商贸活动的进行，促使了博泰马走向世界。

胡马西来与滇马北上

甲骨文有“王畜马于兹牢”的记载，但不见“畜牛”“畜狗”等之说，说明中国人很早就重视马的饲养。《尔雅·释畜》说“马牛羊彘狗鸡”为六畜，马居“六畜”之首。从早期历史来看，马大多自西而来，那时它们有一个专有名词叫“胡马”。翻开史书，关于“胡马”的记载非常多，歌咏胡马的诗歌更是不胜枚举。如汉乐府的“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唐代王昌龄的“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胡”在古代泛指北边或者西边的民族，“胡马”多指从中亚经丝绸之路来到中原的马。

中国第一次获取“胡马”的记录是在西汉初年，《资治通鉴·汉纪·元鼎二年》说“(公元前115年)天子得宛汗血马，爱之，名曰‘天马’，使者相望于道以求之”。大宛是古代中亚的国名，大致位于今天的费尔干纳盆地。从地图上看，费尔干纳盆地地处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交界。盆地内夏季炎热，冬季气温相对温和，属于典型的大陆性气候，虽然降雨量少，但周围的高山融雪为盆地带来众多河流，使这里水草丰美、牛羊成群，成为良马的重要产地。《马可·波罗游记》也特别提到“此州兼产良马，善于奔驰，蹄下不钉铁钉，而能驰骋山中及崎岖之地”。

关于“胡马”的样子，杜甫在《房兵曹胡马诗》中说：“胡马大宛名，锋棱瘦骨成。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李零先生的解释是，“胡马”的特点是瘦高：脖颈高，腿细长，脑袋小，耳朵朝前撅，好像竹叶。这个形象与汉唐中国马在审美上有明显的差别，因为无论是霍去病墓前的马踏匈奴，还是唐初的昭陵六骏，马都呈现健壮丰腴之美，尤其是臀部相对圆润。但在战场上，马中看不中用可不行，“胡马”虽瘦，但速度快、耐力好，是中原王朝渴望的利器。法国历史学家阿里·马扎海里在《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中说：“中国人在与西亚的贸易中仅仅偏爱唯一的一种西方产品，即作为阿拉伯马之先祖的波斯马。在丝绸之路正常运行整个期间，也就是说在近两千年里，中国天子们一直不停地索求波斯马。那里的国王和商人也经常奉送，或者是用它们来运载商品。”

唐中期开始，随着茶叶在西南、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普及，吐蕃、回鹘、蒙古等民族对茶越来越倚重，以马换茶的物物交换在边疆出现和增多，780年前后成书的《封氏闻见录》说：“(饮茶)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从单方面的重金求马到茶马互易，马进入中原有了新的方式。唐末五代，丝绸之路时断时续，中亚良马到中原的旅行严重受阻。到了宋代，西北民族政权林立，面对辽、西夏、金、蒙古等北方民族政权的军事威胁，朝廷只能另辟蹊径，从云南、四川等西南地区以茶换马，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中央政府首次在成都设立“都大提举茶马司”，主管茶马贸易，开始了南马北上的历史。

事实上，中国西南地区尤其云南产名马早有记载，东晋常璩在《华阳国志·南中志》就说过：“长老传言，池中有神马，或交焉，即生骏驹，俗称之曰‘滇池驹’，日行五百里。”不过汉代中原和云南之间的交通相当困难，大规模的文化及商贸交流并未展开，加之丝路通畅，胡马西来无阻，所以滇马并未引起太多关注。宋代之后，丝路堰塞，滇马北上一直延续到了清代，康熙年间云南府同知刘昆所著《南中杂说》仍赞扬说：“滇中之马，质小而蹄健，上高山，履危径，虽数十里不知喘汗，以生长山谷也。”

“上帝之鞭”与波斯马南下

无论是中国，还是中东古国或者古希腊，早期的马多为拉车之用，骑乘的很少。《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记载：“左师展将以公乘马而归。”唐代孔颖达注疏说：“古者服牛乘马，马以驾车，不单骑也，至六国之时始有单骑，苏秦所云，‘车千乘，骑万匹’是也。”对此王力先生考证说：“我们认为春秋时期可能有骑马的事情，但那是极个别的情况，到战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才从匈奴学来骑马，后来骑马之风才渐渐盛起来。”在西方，公元2世纪罗马帝国“五贤君”之一的马可·奥莱略骑马铜像是迄今人们能找到的最早骑马雕像。

从战车和骑兵用马的比例来看，单纯战车用马要少得多，只有大规模骑兵兴起，马的需求才可能大幅提高。从实际情况来看，游牧民族对农耕地区发动的系列战争最终推动了马在不同文明中的普及。秦汉时期的匈奴南下和3—4世纪前后欧洲大陆上匈人的西进，都在客观上刺激了马的跨地区旅行。

匈人是生活在里海周围的游牧民族。350年左右，这群身材短小精悍，头大面宽、鼻小扁平的游牧部落开始汇集兴盛。肩膀魁梧，上肢力量强悍，加上马术精湛、骑射出众，让匈人部族在欧洲大陆一度所向披靡、无人能挡。435年，传奇首领阿提拉锋芒正旺，他率领70万铁骑发起了对波斯帝国和东罗马帝国的全面战争并大获全胜;450年，他继续挥鞭西进，整个西方都在匈人的铁蹄下颤抖，阿提拉被视为“上帝之鞭“。100多年间，匈人给欧洲人带来巨大的灾难，也让马成为战场的绝对主角，成为各国争抢的战略资源。为了对抗匈人，欧洲人不得不大量购买马匹以组建强大的骑兵团，越来越多的马从中亚草原被运送到了欧洲。

在向东向西旅行数百年之后，以波斯马为代表的亚洲名马向南进入印度，并经过印度继续向南亚旅行。除了波斯，古代中国也曾向印度输入马匹，《马可·波罗游记》就记载说：“(滇马)躯小而健，贩售印度。”

从地区上看，马最晚旅行到的地方是美洲大陆。1532年，西班牙征服者弗朗西斯科·皮萨罗带领168人来到了印加帝国的首府库斯科城，此时的印加帝国统治着辽阔的疆土，国王阿塔瓦尔帕刚刚打完胜仗，身后坐拥8万印加士兵。但当两军对垒时，庞大的印加军队竟然大败于皮萨罗的这一小众人马，连国王也束手就擒。美国历史学家戴蒙德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中详细地描述了这场战争：当双方剑拔弩张之时，印加士兵的眼前突然出现了一群“身披铠甲，手持钢剑，骑着高大怪物的骑兵”向他们冲来，比起利剑，高大的骏马更令印加人恐惧，这是他们从未见过的陌生物种，速度快，力道猛，除了逃窜，别无他法。当然，从时间上看，这不是马在美洲第一次亮相，早在1493年哥伦布第二次航行时，马就已经被欧洲人带到了美洲。从品种上看，这些马大都是西班牙马。在一名叫埃尔南多的殖民官员写于1585年10月2日的信件中曾这样记述：“大部分带到美洲的马匹来自西班牙安达鲁西亚王国的科尔多瓦和赫雷斯省。”

作者丨刘小方

随着机动车飞驰大地和机械化耕作的不断普及，原来需要马力维系的工作和工种快速消失，马也逐渐离开了我们日常的生活。时至今日，除了在动物园、旅游景区或者一些特殊的集会，人们已经不太容易看到这种高大的四蹄动物。但马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却在延续，言谈举止中，我们仍离不开马：在中文里，我们把立刻称为“马上”，把宽阔的大路称为“马路”，把粗心大意叫“马虎”，把奉承人叫“拍马屁”，称优秀的人才为“千里马”，称团队中的坏分子为“害群之马”……在英语中，人们赋予马与人同等重要的地位，如a willing horse意指“心甘情愿、乐于工作的人”，wheel horse则有“踏实肯干、骨干分子”之意，clothes horse则指“赶时髦的人”……既然马如此深入人们的生活，那么它是从何处而来，又经过什么样的线路旅行到世界各地的呢?

马从何处来

公元前115年的长安城未央宫内，汉武帝刘彻凝视着刚刚从西域大宛国运抵的汗血宝马。这匹被赐名“天马”的神骏，肩高超过当时中原马匹一掌有余，肩颈处因剧烈奔跑而渗出的血红色汗珠，在阳光下如同宝石般闪烁。司马迁在《史记·大宛列传》中记载：“天子好宛马，使者相望于道。”当这匹马的铁蹄第一次踏上华夏土地时，它不仅带来了新的物种基因，更预示着一场持续两千年的文明大交流的开启。

回顾历史，我们发现，马与人类文明曾十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中国，人们早在周代就建立专门的机构养马，《周礼·夏官》中明确指出“圉人掌养马刍牧之事”。在周代行政体系中，就连“掌建邦国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国”的官职名称都与马相关，叫“大司马”。因为善于养马，寄居西陲的秦人得以迅速成长，最终缔造了中国历史上首个大一统王朝。在西方，善于驯马而富甲天下的特洛伊人，被诗人荷马在《伊利亚特》中反复歌咏。因为对马的钟爱，在与希腊人决战的关键时刻，特洛伊人洞开城门，迎入了那匹高大木马，最终失掉了自己的家园。

越来越多的考古发掘表明，到商代中期，中国的黄河流域还没有家马的影踪。无论是河南偃师的商城遗址(距今3600—3400年)，还是同时期的郑州小双桥遗址、安阳洹北商城遗址，都没有一块马骨出土。而到了商代晚期(距今3000年左右)，河南安阳殷墟、陕西西安老牛坡、山东滕州前掌等遗址中突然出现许多马坑和车马坑，仅殷墟遗址的西北岗就发现了100多个车马坑，每个坑中至少有1匹马，最多有37匹马。战国时期，马更是一跃成为战争的利器。如在已发掘的秦始皇兵马俑遗址中，出土的马俑多达600多个。

两河流域的亚述帝国，马拉着国王阿舒尔·纳西尔帕二世(约公元前875年—860年)征战、猎狮。这几幅亚述王石雕目前珍藏于英国伦敦的大英博物馆之中。在伊朗高原，公元前550年—前330年的阿契美尼德王朝也留下了马的历史图像。在王朝首都波利斯的系列浮雕上，两匹马拉车的图像为数不少，那些马身形不高，但步态稳健。

距今2400多年前，古希腊诸邦也涌现出供人们驱使的家马。它们现身于纪念币或钱币之上，成为那个时代人们的珍玩。公元前412年，西西里岛的阿克拉加斯城(当时属于古希腊殖民城邦)发行了10德拉克银币，这些银币正面是太阳神赫利俄斯驾四马拉车在飞奔。这四匹马并排而立，前蹄腾空，神采非凡。子金先生在《古代希腊硬币中的马文化》一文中认为银币是“公元前412年阿克拉加斯城为了纪念92届古希腊奥林匹克竞赛会上赛马获胜所制作”。除此之外，马其顿王腓力二世(公元前340年)发行的斯达特金币、意大利南部塔伦顿城(公元前302年)的标准银币上也都有马拉车的图案，这些无疑都是家马在古希腊时期存在的证据。

差不多的时间，世界文明高地都出现了家马，它们是从哪里而来的呢?从卫星地图上看，在地球的北部横亘着一条东西8000多千米的欧亚草原。这片草原呈带状分布，西起欧洲多瑙河下游，经罗马尼亚向东，跨过俄罗斯和蒙古国后，直达中国的松辽平原，共计跨越了110个经度。现代考古发现，野马正是从欧亚草原被驯化。历史学家李零先生认为，马的祖先骨架瘦小，体型与今天狐狸和狗的大小差不多，“草原开阔，拔高了它的身材，让它抬头望风，视野开阔，低头吃草，刚好够得着。吃草动物都一惊一乍，圆蹄才跑得快”，久而久之，野马进化出长的脖子和善于奔跑的四蹄。

相对于食肉动物的凶残，食草的野马性格温顺，容易被人们驯化。如此绵长的草原带，到底何处才是野马驯化的最早区域呢?经过多年的研究，考古学家终于找到了这个地方：即今天哈萨克斯坦北部、乌尔泰山东麓一带。从文化断层上来看，这一地区属于“古博泰遗址”。2009年前后，一系列考古发掘让大量马骨、马齿化石以及盛放马奶的陶罐碎片等史前文物重见天日。2018年，47名考古学家联合在《科学》杂志发表了“古博泰”考古成果。这篇题为《古老的基因证明家马驯化》的文章指出，中亚草原的博泰文化为大约5500年前的人类畜牧业提供了最早的考古证据，在全球已知的42个古马基因组中，20个来自博泰遗址。数据表明，从4000年前到现在，所有家马都显示出至少2.7%的博泰马血统。正是早期人类游牧和商贸活动的进行，促使了博泰马走向世界。

胡马西来与滇马北上

甲骨文有“王畜马于兹牢”的记载，但不见“畜牛”“畜狗”等之说，说明中国人很早就重视马的饲养。《尔雅·释畜》说“马牛羊彘狗鸡”为六畜，马居“六畜”之首。从早期历史来看，马大多自西而来，那时它们有一个专有名词叫“胡马”。翻开史书，关于“胡马”的记载非常多，歌咏胡马的诗歌更是不胜枚举。如汉乐府的“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唐代王昌龄的“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胡”在古代泛指北边或者西边的民族，“胡马”多指从中亚经丝绸之路来到中原的马。

中国第一次获取“胡马”的记录是在西汉初年，《资治通鉴·汉纪·元鼎二年》说“(公元前115年)天子得宛汗血马，爱之，名曰‘天马’，使者相望于道以求之”。大宛是古代中亚的国名，大致位于今天的费尔干纳盆地。从地图上看，费尔干纳盆地地处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交界。盆地内夏季炎热，冬季气温相对温和，属于典型的大陆性气候，虽然降雨量少，但周围的高山融雪为盆地带来众多河流，使这里水草丰美、牛羊成群，成为良马的重要产地。《马可·波罗游记》也特别提到“此州兼产良马，善于奔驰，蹄下不钉铁钉，而能驰骋山中及崎岖之地”。

关于“胡马”的样子，杜甫在《房兵曹胡马诗》中说：“胡马大宛名，锋棱瘦骨成。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李零先生的解释是，“胡马”的特点是瘦高：脖颈高，腿细长，脑袋小，耳朵朝前撅，好像竹叶。这个形象与汉唐中国马在审美上有明显的差别，因为无论是霍去病墓前的马踏匈奴，还是唐初的昭陵六骏，马都呈现健壮丰腴之美，尤其是臀部相对圆润。但在战场上，马中看不中用可不行，“胡马”虽瘦，但速度快、耐力好，是中原王朝渴望的利器。法国历史学家阿里·马扎海里在《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中说：“中国人在与西亚的贸易中仅仅偏爱唯一的一种西方产品，即作为阿拉伯马之先祖的波斯马。在丝绸之路正常运行整个期间，也就是说在近两千年里，中国天子们一直不停地索求波斯马。那里的国王和商人也经常奉送，或者是用它们来运载商品。”

唐中期开始，随着茶叶在西南、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普及，吐蕃、回鹘、蒙古等民族对茶越来越倚重，以马换茶的物物交换在边疆出现和增多，780年前后成书的《封氏闻见录》说：“(饮茶)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从单方面的重金求马到茶马互易，马进入中原有了新的方式。唐末五代，丝绸之路时断时续，中亚良马到中原的旅行严重受阻。到了宋代，西北民族政权林立，面对辽、西夏、金、蒙古等北方民族政权的军事威胁，朝廷只能另辟蹊径，从云南、四川等西南地区以茶换马，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中央政府首次在成都设立“都大提举茶马司”，主管茶马贸易，开始了南马北上的历史。

事实上，中国西南地区尤其云南产名马早有记载，东晋常璩在《华阳国志·南中志》就说过：“长老传言，池中有神马，或交焉，即生骏驹，俗称之曰‘滇池驹’，日行五百里。”不过汉代中原和云南之间的交通相当困难，大规模的文化及商贸交流并未展开，加之丝路通畅，胡马西来无阻，所以滇马并未引起太多关注。宋代之后，丝路堰塞，滇马北上一直延续到了清代，康熙年间云南府同知刘昆所著《南中杂说》仍赞扬说：“滇中之马，质小而蹄健，上高山，履危径，虽数十里不知喘汗，以生长山谷也。”

“上帝之鞭”与波斯马南下

无论是中国，还是中东古国或者古希腊，早期的马多为拉车之用，骑乘的很少。《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记载：“左师展将以公乘马而归。”唐代孔颖达注疏说：“古者服牛乘马，马以驾车，不单骑也，至六国之时始有单骑，苏秦所云，‘车千乘，骑万匹’是也。”对此王力先生考证说：“我们认为春秋时期可能有骑马的事情，但那是极个别的情况，到战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才从匈奴学来骑马，后来骑马之风才渐渐盛起来。”在西方，公元2世纪罗马帝国“五贤君”之一的马可·奥莱略骑马铜像是迄今人们能找到的最早骑马雕像。

从战车和骑兵用马的比例来看，单纯战车用马要少得多，只有大规模骑兵兴起，马的需求才可能大幅提高。从实际情况来看，游牧民族对农耕地区发动的系列战争最终推动了马在不同文明中的普及。秦汉时期的匈奴南下和3—4世纪前后欧洲大陆上匈人的西进，都在客观上刺激了马的跨地区旅行。

匈人是生活在里海周围的游牧民族。350年左右，这群身材短小精悍，头大面宽、鼻小扁平的游牧部落开始汇集兴盛。肩膀魁梧，上肢力量强悍，加上马术精湛、骑射出众，让匈人部族在欧洲大陆一度所向披靡、无人能挡。435年，传奇首领阿提拉锋芒正旺，他率领70万铁骑发起了对波斯帝国和东罗马帝国的全面战争并大获全胜;450年，他继续挥鞭西进，整个西方都在匈人的铁蹄下颤抖，阿提拉被视为“上帝之鞭“。100多年间，匈人给欧洲人带来巨大的灾难，也让马成为战场的绝对主角，成为各国争抢的战略资源。为了对抗匈人，欧洲人不得不大量购买马匹以组建强大的骑兵团，越来越多的马从中亚草原被运送到了欧洲。

在向东向西旅行数百年之后，以波斯马为代表的亚洲名马向南进入印度，并经过印度继续向南亚旅行。除了波斯，古代中国也曾向印度输入马匹，《马可·波罗游记》就记载说：“(滇马)躯小而健，贩售印度。”

从地区上看，马最晚旅行到的地方是美洲大陆。1532年，西班牙征服者弗朗西斯科·皮萨罗带领168人来到了印加帝国的首府库斯科城，此时的印加帝国统治着辽阔的疆土，国王阿塔瓦尔帕刚刚打完胜仗，身后坐拥8万印加士兵。但当两军对垒时，庞大的印加军队竟然大败于皮萨罗的这一小众人马，连国王也束手就擒。美国历史学家戴蒙德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中详细地描述了这场战争：当双方剑拔弩张之时，印加士兵的眼前突然出现了一群“身披铠甲，手持钢剑，骑着高大怪物的骑兵”向他们冲来，比起利剑，高大的骏马更令印加人恐惧，这是他们从未见过的陌生物种，速度快，力道猛，除了逃窜，别无他法。当然，从时间上看，这不是马在美洲第一次亮相，早在1493年哥伦布第二次航行时，马就已经被欧洲人带到了美洲。从品种上看，这些马大都是西班牙马。在一名叫埃尔南多的殖民官员写于1585年10月2日的信件中曾这样记述：“大部分带到美洲的马匹来自西班牙安达鲁西亚王国的科尔多瓦和赫雷斯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