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女性贞节观已经制度化、普遍化，甚至走向极端化，但对于中国古代女性贞节观发展演变的过程，特别是为人所型塑的过程，还有很多问题尚待廓清。2013年，布朗大学柏文莉教授（Beverly Bossler）出版英文著作Courtesans, Concubines, and the Cult of Female Fidelity——Gender and Social Change in China, 1000-1400（中译本《闺思：宋元社会变迁下的女性与贞节观》由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于2026年1月出版），该书在吸收伊沛霞（Patricia Ebrey）、柏清韵（Bettine Birge）、邓小南、刘静贞等中西方女性史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细致梳理北宋、南宋、元朝不同时期妓、妾在家庭中身份地位的发展变化，以及人们对其看法的转变，比较系统地勾画出宋元时期女性贞节观形成、变化的过程，以史家之眼将妓、妾、节妇这三类长期隐于历史幕后的女性群体推至聚光灯下。

《闺思：宋元社会变迁下的女性与贞节观》，柏文莉著，刘云军译，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26年1月出版

本书有两条线索贯穿始末，体现了写作主旨：一，从宋到元，纳妾逐渐从上层权贵扩大到一般士人，随着妾不断进入家庭中，侵蚀了妻妾之间的身份地位区别，导致了士人家庭中出现了新的紧张关系。为了缓解纳妾带来的家庭矛盾，妾作为浪漫和情色的妓的形象开始被人们淡化，取而代之的是强调她们为家庭香火延续做出的贡献，这个过程，是妾的“家庭化”。二，在北宋晚期朋党政治的语境中，士人对于孀妇贞节产生了浓厚兴趣，不过并不强调她们对丈夫从一而终。南宋时，面对政治危机，男子开始将烈女作为男性效忠朝廷的典范，呼吁朝廷推广忠贞典范并予以大力嘉奖，而国家对此积极响应，于是贞节主题相应地突显出来。元朝统治下，汉族士人鲜有减免赋役的特权，通过获得朝廷旌表是减免赋役一项相对简便的方式。而宋元时期贞节观的崛起，更多是受社会，而非道德或者意识形态目的的驱使。

作者的写作目的显然不只叙述贞节观在宋元时期发展演变的过程，还有更宏大的学术追求，试图描摹出一幅更宏伟的中国古代女性社会发展的画卷，此外，作者一方面提醒读者注意，除了一般的女性外，在中国古代还有妓、妾两类普遍且人数众多的女性群体，她们一直处于边缘地位，属于被遮蔽的存在；另一方面，理学思想对宋人乃至元人社会生活的影响力远没有今人想象得那么大，不同社会阶层对理学思想的认知和接受存在着比较显著的差异。

宋《歌乐图》局部

柏文莉教授您好，首先祝贺您的第二部著作Courtesans, Concubines, and the Cult of Female Fidelity——Gender and Social Change in China, 1000-1400（《闺思：宋元社会变迁下的女性与贞节观》）的中译本2026年由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出版。与您的第一部著作Powerful Relations : Kinship, Status, and the State in Sung China（《权力关系：宋代中国的家族、地位与国家》）相比，本书的视野更宽广、时间段更长，您能简单介绍一下本书写作的一些背景吗？

柏文莉：《闺思》一书从探究宋代女性的文化素养入手。不过我在开始寻找宋代女性写作的相关佐证时，不断发现文献中有关于擅长琴棋书画的倡妓的记载。我知道倡妓在晚唐社会生活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但总体而言，我们对宋朝印象最深的是理学官员，而非与女乐寻欢作乐的男子。出于好奇，我开始更认真细致地寻找宋代倡妓的相关资料，结果一旦开始找史料，竟然发现佐证非常之多。渐渐地，我意识到，我们在谈论宋代社会生活中的乐妓时，不能不提到妾。然后我又意识到，如果不将倡妓和妾的人生与人妻的人生进行对比，我们就无法真正理解她们在宋代社会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

在写作《闺思》过程中，您遇到哪些困难或者问题，您又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

柏文莉：起初，《闺思》写作的困难在于如何查找相关佐证资料。若非有可检索的《四库全书》电子版，我无法迅速找到相关资料。但即便如此，我仍然花费了一些时间才确定哪些术语与本书研究相关。在宋代，人们对各种以娱乐他人为业的女性的称谓有很多且五花八门，因此，对我而言，确定需要检索哪些术语是一个逐渐学习的过程。

《闺思》的英文版出版于2013年，深受学界好评，转眼近十年过去了，您现在回头看这本书，是否有一些新的认识或者想法？

柏文莉：尽管《闺思》英文版已经出版多年，我现在仍然认为其基本论点是成立的，现在也没有要大改的想法。通过本书，我希望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宋代男人与其妾侍之间的情感纠葛，但我不确定书中提供的佐证资料是否足够丰富，能支撑起我所阐述的观点。

您在《闺思》中指出，宋元时期妾的“家庭化”，特别是强调其作为母亲的角色，淡化了妾的情色内涵，那么，妾的这种“家庭化”形象在明清时期是否沿着这条路径继续前进，还是又发生了变化？

柏文莉：我目前还没有通过原始史料对明清的妾进行过研究，因此无法深入探讨这一时期妾的角色变化。我的大致印象是，自宋朝以后，妾的“家庭化”（domestication）现象才愈发明显。例如，我注意到，明清时人越来越期望妾在男主人去世后依然留在家中，并且像妻子一样守贞——而这些现象在宋朝并不常见。不过，我必须做更多的研究才能对此给出确切的判断。此外，我还要强调，尽管妾逐渐“家庭化”，但男人纯粹沉迷于妾的美色之中无法自拔的现象从未真正消失过。所谓妾家庭化的话语，只是人们为了让妾自身的这种声色吸引力变得不那么明显，对家庭稳定性的威胁变得更小而已。

本书通过妓妾来反映宋元时期的性别与社会转变，可能由于史料所限，书中讨论的女性几乎都出现在士大夫阶层的家庭中。请问这一时期的平民百姓家庭是否受到这种社会转变的影响？

柏文莉：我希望我们能更多地了解宋朝普通家庭的情况，但相关佐证资料实在太少了，而且我不认为我们可以真正了解宋朝普通人的生活态度和习俗。如果你看一下南宋理学大儒朱熹在地方任职时针对一些情况发出的抱怨，就会发现宋朝普通人的性观念似乎与精英阶层的观念大相径庭！

宋元时期的女性史研究一直颇受海外学界重视，除了您的这部著作外，像伊沛霞（Patricia Ebrey）、柏清韵（Bettine Birge）等学者都出版过优秀的学术成果，您能否简单介绍一下近些年来欧美汉学家关于宋元时期女性史研究的一些新进展？

柏文莉：最近几年间，许多海外年轻学者在宋代女性研究上取得了非常瞩目的成果。其中有两本书值得特别关注，它们分别是许曼2016年出版的《跨越门闾》（Crossing the Gate），该书挖掘了大量关于宋代福建女性的证据。程晓文2021年出版的《神、魔、乱：宋代的无夫之妇》（Divine, Demonic, and Disordered: Women Without Men in Song Dynasty China），该书非常有意思地使用了许多医学资料和宗教方面的材料，让读者了解到宋人对家庭体系之外女性的态度。

《闺思》英文版的读者对象主要是英语世界的读者，如今该书中译本即将出版，面对广大中文读者，您有什么要提醒读者们在阅读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柏文莉：我希望读者能从《闺思》一书中体会到两三个主要观点。一是宋代的社会生活并未被程朱理学或道学的道德戒律所主导。这些思想虽然被宋人阐述，但并未真正影响大多数士人精英。相反，无论是在家中还是家庭之外，女乐是宋人社会生活的核心特征——而且由于宋代的经济增长和相关交易的频繁，女乐这种娱乐活动变得越来越普遍。事实上，我在此处要强调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是，朱熹对其所认可的家庭生活的论述，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因娱乐性妾侍泛滥而导致的家庭不稳定的一种回应。最后，这两种发展中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宋人社会地位的流动性。女乐可以（并且确实）最终能够获得封号，并成为孝子贤孙们祭祀和铭记的祖先。

最后，您方便透露一下您目前的研究内容及未来的研究计划吗？

柏文莉：过去几年里，我做了几个不同的小课题。但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我对唐宋时期的门客现象以及其他形式的恩主和被庇护人之间的关系非常感兴趣，正在逐步研究与该主题相关的材料。

明清时期女性贞节观已经制度化、普遍化，甚至走向极端化，但对于中国古代女性贞节观发展演变的过程，特别是为人所型塑的过程，还有很多问题尚待廓清。2013年，布朗大学柏文莉教授（Beverly Bossler）出版英文著作Courtesans, Concubines, and the Cult of Female Fidelity——Gender and Social Change in China, 1000-1400（中译本《闺思：宋元社会变迁下的女性与贞节观》由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于2026年1月出版），该书在吸收伊沛霞（Patricia Ebrey）、柏清韵（Bettine Birge）、邓小南、刘静贞等中西方女性史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细致梳理北宋、南宋、元朝不同时期妓、妾在家庭中身份地位的发展变化，以及人们对其看法的转变，比较系统地勾画出宋元时期女性贞节观形成、变化的过程，以史家之眼将妓、妾、节妇这三类长期隐于历史幕后的女性群体推至聚光灯下。

《闺思：宋元社会变迁下的女性与贞节观》，柏文莉著，刘云军译，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26年1月出版

本书有两条线索贯穿始末，体现了写作主旨：一，从宋到元，纳妾逐渐从上层权贵扩大到一般士人，随着妾不断进入家庭中，侵蚀了妻妾之间的身份地位区别，导致了士人家庭中出现了新的紧张关系。为了缓解纳妾带来的家庭矛盾，妾作为浪漫和情色的妓的形象开始被人们淡化，取而代之的是强调她们为家庭香火延续做出的贡献，这个过程，是妾的“家庭化”。二，在北宋晚期朋党政治的语境中，士人对于孀妇贞节产生了浓厚兴趣，不过并不强调她们对丈夫从一而终。南宋时，面对政治危机，男子开始将烈女作为男性效忠朝廷的典范，呼吁朝廷推广忠贞典范并予以大力嘉奖，而国家对此积极响应，于是贞节主题相应地突显出来。元朝统治下，汉族士人鲜有减免赋役的特权，通过获得朝廷旌表是减免赋役一项相对简便的方式。而宋元时期贞节观的崛起，更多是受社会，而非道德或者意识形态目的的驱使。

作者的写作目的显然不只叙述贞节观在宋元时期发展演变的过程，还有更宏大的学术追求，试图描摹出一幅更宏伟的中国古代女性社会发展的画卷，此外，作者一方面提醒读者注意，除了一般的女性外，在中国古代还有妓、妾两类普遍且人数众多的女性群体，她们一直处于边缘地位，属于被遮蔽的存在；另一方面，理学思想对宋人乃至元人社会生活的影响力远没有今人想象得那么大，不同社会阶层对理学思想的认知和接受存在着比较显著的差异。

宋《歌乐图》局部

柏文莉教授您好，首先祝贺您的第二部著作Courtesans, Concubines, and the Cult of Female Fidelity——Gender and Social Change in China, 1000-1400（《闺思：宋元社会变迁下的女性与贞节观》）的中译本2026年由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出版。与您的第一部著作Powerful Relations : Kinship, Status, and the State in Sung China（《权力关系：宋代中国的家族、地位与国家》）相比，本书的视野更宽广、时间段更长，您能简单介绍一下本书写作的一些背景吗？

柏文莉：《闺思》一书从探究宋代女性的文化素养入手。不过我在开始寻找宋代女性写作的相关佐证时，不断发现文献中有关于擅长琴棋书画的倡妓的记载。我知道倡妓在晚唐社会生活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但总体而言，我们对宋朝印象最深的是理学官员，而非与女乐寻欢作乐的男子。出于好奇，我开始更认真细致地寻找宋代倡妓的相关资料，结果一旦开始找史料，竟然发现佐证非常之多。渐渐地，我意识到，我们在谈论宋代社会生活中的乐妓时，不能不提到妾。然后我又意识到，如果不将倡妓和妾的人生与人妻的人生进行对比，我们就无法真正理解她们在宋代社会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

在写作《闺思》过程中，您遇到哪些困难或者问题，您又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

柏文莉：起初，《闺思》写作的困难在于如何查找相关佐证资料。若非有可检索的《四库全书》电子版，我无法迅速找到相关资料。但即便如此，我仍然花费了一些时间才确定哪些术语与本书研究相关。在宋代，人们对各种以娱乐他人为业的女性的称谓有很多且五花八门，因此，对我而言，确定需要检索哪些术语是一个逐渐学习的过程。

《闺思》的英文版出版于2013年，深受学界好评，转眼近十年过去了，您现在回头看这本书，是否有一些新的认识或者想法？

柏文莉：尽管《闺思》英文版已经出版多年，我现在仍然认为其基本论点是成立的，现在也没有要大改的想法。通过本书，我希望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宋代男人与其妾侍之间的情感纠葛，但我不确定书中提供的佐证资料是否足够丰富，能支撑起我所阐述的观点。

您在《闺思》中指出，宋元时期妾的“家庭化”，特别是强调其作为母亲的角色，淡化了妾的情色内涵，那么，妾的这种“家庭化”形象在明清时期是否沿着这条路径继续前进，还是又发生了变化？

柏文莉：我目前还没有通过原始史料对明清的妾进行过研究，因此无法深入探讨这一时期妾的角色变化。我的大致印象是，自宋朝以后，妾的“家庭化”（domestication）现象才愈发明显。例如，我注意到，明清时人越来越期望妾在男主人去世后依然留在家中，并且像妻子一样守贞——而这些现象在宋朝并不常见。不过，我必须做更多的研究才能对此给出确切的判断。此外，我还要强调，尽管妾逐渐“家庭化”，但男人纯粹沉迷于妾的美色之中无法自拔的现象从未真正消失过。所谓妾家庭化的话语，只是人们为了让妾自身的这种声色吸引力变得不那么明显，对家庭稳定性的威胁变得更小而已。

本书通过妓妾来反映宋元时期的性别与社会转变，可能由于史料所限，书中讨论的女性几乎都出现在士大夫阶层的家庭中。请问这一时期的平民百姓家庭是否受到这种社会转变的影响？

柏文莉：我希望我们能更多地了解宋朝普通家庭的情况，但相关佐证资料实在太少了，而且我不认为我们可以真正了解宋朝普通人的生活态度和习俗。如果你看一下南宋理学大儒朱熹在地方任职时针对一些情况发出的抱怨，就会发现宋朝普通人的性观念似乎与精英阶层的观念大相径庭！

宋元时期的女性史研究一直颇受海外学界重视，除了您的这部著作外，像伊沛霞（Patricia Ebrey）、柏清韵（Bettine Birge）等学者都出版过优秀的学术成果，您能否简单介绍一下近些年来欧美汉学家关于宋元时期女性史研究的一些新进展？

柏文莉：最近几年间，许多海外年轻学者在宋代女性研究上取得了非常瞩目的成果。其中有两本书值得特别关注，它们分别是许曼2016年出版的《跨越门闾》（Crossing the Gate），该书挖掘了大量关于宋代福建女性的证据。程晓文2021年出版的《神、魔、乱：宋代的无夫之妇》（Divine, Demonic, and Disordered: Women Without Men in Song Dynasty China），该书非常有意思地使用了许多医学资料和宗教方面的材料，让读者了解到宋人对家庭体系之外女性的态度。

《闺思》英文版的读者对象主要是英语世界的读者，如今该书中译本即将出版，面对广大中文读者，您有什么要提醒读者们在阅读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柏文莉：我希望读者能从《闺思》一书中体会到两三个主要观点。一是宋代的社会生活并未被程朱理学或道学的道德戒律所主导。这些思想虽然被宋人阐述，但并未真正影响大多数士人精英。相反，无论是在家中还是家庭之外，女乐是宋人社会生活的核心特征——而且由于宋代的经济增长和相关交易的频繁，女乐这种娱乐活动变得越来越普遍。事实上，我在此处要强调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是，朱熹对其所认可的家庭生活的论述，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因娱乐性妾侍泛滥而导致的家庭不稳定的一种回应。最后，这两种发展中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宋人社会地位的流动性。女乐可以（并且确实）最终能够获得封号，并成为孝子贤孙们祭祀和铭记的祖先。

最后，您方便透露一下您目前的研究内容及未来的研究计划吗？

柏文莉：过去几年里，我做了几个不同的小课题。但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我对唐宋时期的门客现象以及其他形式的恩主和被庇护人之间的关系非常感兴趣，正在逐步研究与该主题相关的材料。

明清时期女性贞节观已经制度化、普遍化，甚至走向极端化，但对于中国古代女性贞节观发展演变的过程，特别是为人所型塑的过程，还有很多问题尚待廓清。2013年，布朗大学柏文莉教授（Beverly Bossler）出版英文著作Courtesans, Concubines, and the Cult of Female Fidelity——Gender and Social Change in China, 1000-1400（中译本《闺思：宋元社会变迁下的女性与贞节观》由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于2026年1月出版），该书在吸收伊沛霞（Patricia Ebrey）、柏清韵（Bettine Birge）、邓小南、刘静贞等中西方女性史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细致梳理北宋、南宋、元朝不同时期妓、妾在家庭中身份地位的发展变化，以及人们对其看法的转变，比较系统地勾画出宋元时期女性贞节观形成、变化的过程，以史家之眼将妓、妾、节妇这三类长期隐于历史幕后的女性群体推至聚光灯下。

《闺思：宋元社会变迁下的女性与贞节观》，柏文莉著，刘云军译，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26年1月出版

本书有两条线索贯穿始末，体现了写作主旨：一，从宋到元，纳妾逐渐从上层权贵扩大到一般士人，随着妾不断进入家庭中，侵蚀了妻妾之间的身份地位区别，导致了士人家庭中出现了新的紧张关系。为了缓解纳妾带来的家庭矛盾，妾作为浪漫和情色的妓的形象开始被人们淡化，取而代之的是强调她们为家庭香火延续做出的贡献，这个过程，是妾的“家庭化”。二，在北宋晚期朋党政治的语境中，士人对于孀妇贞节产生了浓厚兴趣，不过并不强调她们对丈夫从一而终。南宋时，面对政治危机，男子开始将烈女作为男性效忠朝廷的典范，呼吁朝廷推广忠贞典范并予以大力嘉奖，而国家对此积极响应，于是贞节主题相应地突显出来。元朝统治下，汉族士人鲜有减免赋役的特权，通过获得朝廷旌表是减免赋役一项相对简便的方式。而宋元时期贞节观的崛起，更多是受社会，而非道德或者意识形态目的的驱使。

作者的写作目的显然不只叙述贞节观在宋元时期发展演变的过程，还有更宏大的学术追求，试图描摹出一幅更宏伟的中国古代女性社会发展的画卷，此外，作者一方面提醒读者注意，除了一般的女性外，在中国古代还有妓、妾两类普遍且人数众多的女性群体，她们一直处于边缘地位，属于被遮蔽的存在；另一方面，理学思想对宋人乃至元人社会生活的影响力远没有今人想象得那么大，不同社会阶层对理学思想的认知和接受存在着比较显著的差异。

宋《歌乐图》局部

柏文莉教授您好，首先祝贺您的第二部著作Courtesans, Concubines, and the Cult of Female Fidelity——Gender and Social Change in China, 1000-1400（《闺思：宋元社会变迁下的女性与贞节观》）的中译本2026年由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出版。与您的第一部著作Powerful Relations : Kinship, Status, and the State in Sung China（《权力关系：宋代中国的家族、地位与国家》）相比，本书的视野更宽广、时间段更长，您能简单介绍一下本书写作的一些背景吗？

柏文莉：《闺思》一书从探究宋代女性的文化素养入手。不过我在开始寻找宋代女性写作的相关佐证时，不断发现文献中有关于擅长琴棋书画的倡妓的记载。我知道倡妓在晚唐社会生活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但总体而言，我们对宋朝印象最深的是理学官员，而非与女乐寻欢作乐的男子。出于好奇，我开始更认真细致地寻找宋代倡妓的相关资料，结果一旦开始找史料，竟然发现佐证非常之多。渐渐地，我意识到，我们在谈论宋代社会生活中的乐妓时，不能不提到妾。然后我又意识到，如果不将倡妓和妾的人生与人妻的人生进行对比，我们就无法真正理解她们在宋代社会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

在写作《闺思》过程中，您遇到哪些困难或者问题，您又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

柏文莉：起初，《闺思》写作的困难在于如何查找相关佐证资料。若非有可检索的《四库全书》电子版，我无法迅速找到相关资料。但即便如此，我仍然花费了一些时间才确定哪些术语与本书研究相关。在宋代，人们对各种以娱乐他人为业的女性的称谓有很多且五花八门，因此，对我而言，确定需要检索哪些术语是一个逐渐学习的过程。

《闺思》的英文版出版于2013年，深受学界好评，转眼近十年过去了，您现在回头看这本书，是否有一些新的认识或者想法？

柏文莉：尽管《闺思》英文版已经出版多年，我现在仍然认为其基本论点是成立的，现在也没有要大改的想法。通过本书，我希望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宋代男人与其妾侍之间的情感纠葛，但我不确定书中提供的佐证资料是否足够丰富，能支撑起我所阐述的观点。

您在《闺思》中指出，宋元时期妾的“家庭化”，特别是强调其作为母亲的角色，淡化了妾的情色内涵，那么，妾的这种“家庭化”形象在明清时期是否沿着这条路径继续前进，还是又发生了变化？

柏文莉：我目前还没有通过原始史料对明清的妾进行过研究，因此无法深入探讨这一时期妾的角色变化。我的大致印象是，自宋朝以后，妾的“家庭化”（domestication）现象才愈发明显。例如，我注意到，明清时人越来越期望妾在男主人去世后依然留在家中，并且像妻子一样守贞——而这些现象在宋朝并不常见。不过，我必须做更多的研究才能对此给出确切的判断。此外，我还要强调，尽管妾逐渐“家庭化”，但男人纯粹沉迷于妾的美色之中无法自拔的现象从未真正消失过。所谓妾家庭化的话语，只是人们为了让妾自身的这种声色吸引力变得不那么明显，对家庭稳定性的威胁变得更小而已。

本书通过妓妾来反映宋元时期的性别与社会转变，可能由于史料所限，书中讨论的女性几乎都出现在士大夫阶层的家庭中。请问这一时期的平民百姓家庭是否受到这种社会转变的影响？

柏文莉：我希望我们能更多地了解宋朝普通家庭的情况，但相关佐证资料实在太少了，而且我不认为我们可以真正了解宋朝普通人的生活态度和习俗。如果你看一下南宋理学大儒朱熹在地方任职时针对一些情况发出的抱怨，就会发现宋朝普通人的性观念似乎与精英阶层的观念大相径庭！

宋元时期的女性史研究一直颇受海外学界重视，除了您的这部著作外，像伊沛霞（Patricia Ebrey）、柏清韵（Bettine Birge）等学者都出版过优秀的学术成果，您能否简单介绍一下近些年来欧美汉学家关于宋元时期女性史研究的一些新进展？

柏文莉：最近几年间，许多海外年轻学者在宋代女性研究上取得了非常瞩目的成果。其中有两本书值得特别关注，它们分别是许曼2016年出版的《跨越门闾》（Crossing the Gate），该书挖掘了大量关于宋代福建女性的证据。程晓文2021年出版的《神、魔、乱：宋代的无夫之妇》（Divine, Demonic, and Disordered: Women Without Men in Song Dynasty China），该书非常有意思地使用了许多医学资料和宗教方面的材料，让读者了解到宋人对家庭体系之外女性的态度。

《闺思》英文版的读者对象主要是英语世界的读者，如今该书中译本即将出版，面对广大中文读者，您有什么要提醒读者们在阅读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柏文莉：我希望读者能从《闺思》一书中体会到两三个主要观点。一是宋代的社会生活并未被程朱理学或道学的道德戒律所主导。这些思想虽然被宋人阐述，但并未真正影响大多数士人精英。相反，无论是在家中还是家庭之外，女乐是宋人社会生活的核心特征——而且由于宋代的经济增长和相关交易的频繁，女乐这种娱乐活动变得越来越普遍。事实上，我在此处要强调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是，朱熹对其所认可的家庭生活的论述，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因娱乐性妾侍泛滥而导致的家庭不稳定的一种回应。最后，这两种发展中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宋人社会地位的流动性。女乐可以（并且确实）最终能够获得封号，并成为孝子贤孙们祭祀和铭记的祖先。

最后，您方便透露一下您目前的研究内容及未来的研究计划吗？

柏文莉：过去几年里，我做了几个不同的小课题。但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我对唐宋时期的门客现象以及其他形式的恩主和被庇护人之间的关系非常感兴趣，正在逐步研究与该主题相关的材料。

明清时期女性贞节观已经制度化、普遍化，甚至走向极端化，但对于中国古代女性贞节观发展演变的过程，特别是为人所型塑的过程，还有很多问题尚待廓清。2013年，布朗大学柏文莉教授（Beverly Bossler）出版英文著作Courtesans, Concubines, and the Cult of Female Fidelity——Gender and Social Change in China, 1000-1400（中译本《闺思：宋元社会变迁下的女性与贞节观》由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于2026年1月出版），该书在吸收伊沛霞（Patricia Ebrey）、柏清韵（Bettine Birge）、邓小南、刘静贞等中西方女性史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细致梳理北宋、南宋、元朝不同时期妓、妾在家庭中身份地位的发展变化，以及人们对其看法的转变，比较系统地勾画出宋元时期女性贞节观形成、变化的过程，以史家之眼将妓、妾、节妇这三类长期隐于历史幕后的女性群体推至聚光灯下。

《闺思：宋元社会变迁下的女性与贞节观》，柏文莉著，刘云军译，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26年1月出版

本书有两条线索贯穿始末，体现了写作主旨：一，从宋到元，纳妾逐渐从上层权贵扩大到一般士人，随着妾不断进入家庭中，侵蚀了妻妾之间的身份地位区别，导致了士人家庭中出现了新的紧张关系。为了缓解纳妾带来的家庭矛盾，妾作为浪漫和情色的妓的形象开始被人们淡化，取而代之的是强调她们为家庭香火延续做出的贡献，这个过程，是妾的“家庭化”。二，在北宋晚期朋党政治的语境中，士人对于孀妇贞节产生了浓厚兴趣，不过并不强调她们对丈夫从一而终。南宋时，面对政治危机，男子开始将烈女作为男性效忠朝廷的典范，呼吁朝廷推广忠贞典范并予以大力嘉奖，而国家对此积极响应，于是贞节主题相应地突显出来。元朝统治下，汉族士人鲜有减免赋役的特权，通过获得朝廷旌表是减免赋役一项相对简便的方式。而宋元时期贞节观的崛起，更多是受社会，而非道德或者意识形态目的的驱使。

作者的写作目的显然不只叙述贞节观在宋元时期发展演变的过程，还有更宏大的学术追求，试图描摹出一幅更宏伟的中国古代女性社会发展的画卷，此外，作者一方面提醒读者注意，除了一般的女性外，在中国古代还有妓、妾两类普遍且人数众多的女性群体，她们一直处于边缘地位，属于被遮蔽的存在；另一方面，理学思想对宋人乃至元人社会生活的影响力远没有今人想象得那么大，不同社会阶层对理学思想的认知和接受存在着比较显著的差异。

宋《歌乐图》局部

柏文莉教授您好，首先祝贺您的第二部著作Courtesans, Concubines, and the Cult of Female Fidelity——Gender and Social Change in China, 1000-1400（《闺思：宋元社会变迁下的女性与贞节观》）的中译本2026年由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出版。与您的第一部著作Powerful Relations : Kinship, Status, and the State in Sung China（《权力关系：宋代中国的家族、地位与国家》）相比，本书的视野更宽广、时间段更长，您能简单介绍一下本书写作的一些背景吗？

柏文莉：《闺思》一书从探究宋代女性的文化素养入手。不过我在开始寻找宋代女性写作的相关佐证时，不断发现文献中有关于擅长琴棋书画的倡妓的记载。我知道倡妓在晚唐社会生活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但总体而言，我们对宋朝印象最深的是理学官员，而非与女乐寻欢作乐的男子。出于好奇，我开始更认真细致地寻找宋代倡妓的相关资料，结果一旦开始找史料，竟然发现佐证非常之多。渐渐地，我意识到，我们在谈论宋代社会生活中的乐妓时，不能不提到妾。然后我又意识到，如果不将倡妓和妾的人生与人妻的人生进行对比，我们就无法真正理解她们在宋代社会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

在写作《闺思》过程中，您遇到哪些困难或者问题，您又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

柏文莉：起初，《闺思》写作的困难在于如何查找相关佐证资料。若非有可检索的《四库全书》电子版，我无法迅速找到相关资料。但即便如此，我仍然花费了一些时间才确定哪些术语与本书研究相关。在宋代，人们对各种以娱乐他人为业的女性的称谓有很多且五花八门，因此，对我而言，确定需要检索哪些术语是一个逐渐学习的过程。

《闺思》的英文版出版于2013年，深受学界好评，转眼近十年过去了，您现在回头看这本书，是否有一些新的认识或者想法？

柏文莉：尽管《闺思》英文版已经出版多年，我现在仍然认为其基本论点是成立的，现在也没有要大改的想法。通过本书，我希望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宋代男人与其妾侍之间的情感纠葛，但我不确定书中提供的佐证资料是否足够丰富，能支撑起我所阐述的观点。

您在《闺思》中指出，宋元时期妾的“家庭化”，特别是强调其作为母亲的角色，淡化了妾的情色内涵，那么，妾的这种“家庭化”形象在明清时期是否沿着这条路径继续前进，还是又发生了变化？

柏文莉：我目前还没有通过原始史料对明清的妾进行过研究，因此无法深入探讨这一时期妾的角色变化。我的大致印象是，自宋朝以后，妾的“家庭化”（domestication）现象才愈发明显。例如，我注意到，明清时人越来越期望妾在男主人去世后依然留在家中，并且像妻子一样守贞——而这些现象在宋朝并不常见。不过，我必须做更多的研究才能对此给出确切的判断。此外，我还要强调，尽管妾逐渐“家庭化”，但男人纯粹沉迷于妾的美色之中无法自拔的现象从未真正消失过。所谓妾家庭化的话语，只是人们为了让妾自身的这种声色吸引力变得不那么明显，对家庭稳定性的威胁变得更小而已。

本书通过妓妾来反映宋元时期的性别与社会转变，可能由于史料所限，书中讨论的女性几乎都出现在士大夫阶层的家庭中。请问这一时期的平民百姓家庭是否受到这种社会转变的影响？

柏文莉：我希望我们能更多地了解宋朝普通家庭的情况，但相关佐证资料实在太少了，而且我不认为我们可以真正了解宋朝普通人的生活态度和习俗。如果你看一下南宋理学大儒朱熹在地方任职时针对一些情况发出的抱怨，就会发现宋朝普通人的性观念似乎与精英阶层的观念大相径庭！

宋元时期的女性史研究一直颇受海外学界重视，除了您的这部著作外，像伊沛霞（Patricia Ebrey）、柏清韵（Bettine Birge）等学者都出版过优秀的学术成果，您能否简单介绍一下近些年来欧美汉学家关于宋元时期女性史研究的一些新进展？

柏文莉：最近几年间，许多海外年轻学者在宋代女性研究上取得了非常瞩目的成果。其中有两本书值得特别关注，它们分别是许曼2016年出版的《跨越门闾》（Crossing the Gate），该书挖掘了大量关于宋代福建女性的证据。程晓文2021年出版的《神、魔、乱：宋代的无夫之妇》（Divine, Demonic, and Disordered: Women Without Men in Song Dynasty China），该书非常有意思地使用了许多医学资料和宗教方面的材料，让读者了解到宋人对家庭体系之外女性的态度。

《闺思》英文版的读者对象主要是英语世界的读者，如今该书中译本即将出版，面对广大中文读者，您有什么要提醒读者们在阅读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柏文莉：我希望读者能从《闺思》一书中体会到两三个主要观点。一是宋代的社会生活并未被程朱理学或道学的道德戒律所主导。这些思想虽然被宋人阐述，但并未真正影响大多数士人精英。相反，无论是在家中还是家庭之外，女乐是宋人社会生活的核心特征——而且由于宋代的经济增长和相关交易的频繁，女乐这种娱乐活动变得越来越普遍。事实上，我在此处要强调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是，朱熹对其所认可的家庭生活的论述，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因娱乐性妾侍泛滥而导致的家庭不稳定的一种回应。最后，这两种发展中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宋人社会地位的流动性。女乐可以（并且确实）最终能够获得封号，并成为孝子贤孙们祭祀和铭记的祖先。

最后，您方便透露一下您目前的研究内容及未来的研究计划吗？

柏文莉：过去几年里，我做了几个不同的小课题。但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我对唐宋时期的门客现象以及其他形式的恩主和被庇护人之间的关系非常感兴趣，正在逐步研究与该主题相关的材料。

明清时期女性贞节观已经制度化、普遍化，甚至走向极端化，但对于中国古代女性贞节观发展演变的过程，特别是为人所型塑的过程，还有很多问题尚待廓清。2013年，布朗大学柏文莉教授（Beverly Bossler）出版英文著作Courtesans, Concubines, and the Cult of Female Fidelity——Gender and Social Change in China, 1000-1400（中译本《闺思：宋元社会变迁下的女性与贞节观》由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于2026年1月出版），该书在吸收伊沛霞（Patricia Ebrey）、柏清韵（Bettine Birge）、邓小南、刘静贞等中西方女性史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细致梳理北宋、南宋、元朝不同时期妓、妾在家庭中身份地位的发展变化，以及人们对其看法的转变，比较系统地勾画出宋元时期女性贞节观形成、变化的过程，以史家之眼将妓、妾、节妇这三类长期隐于历史幕后的女性群体推至聚光灯下。

《闺思：宋元社会变迁下的女性与贞节观》，柏文莉著，刘云军译，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26年1月出版

本书有两条线索贯穿始末，体现了写作主旨：一，从宋到元，纳妾逐渐从上层权贵扩大到一般士人，随着妾不断进入家庭中，侵蚀了妻妾之间的身份地位区别，导致了士人家庭中出现了新的紧张关系。为了缓解纳妾带来的家庭矛盾，妾作为浪漫和情色的妓的形象开始被人们淡化，取而代之的是强调她们为家庭香火延续做出的贡献，这个过程，是妾的“家庭化”。二，在北宋晚期朋党政治的语境中，士人对于孀妇贞节产生了浓厚兴趣，不过并不强调她们对丈夫从一而终。南宋时，面对政治危机，男子开始将烈女作为男性效忠朝廷的典范，呼吁朝廷推广忠贞典范并予以大力嘉奖，而国家对此积极响应，于是贞节主题相应地突显出来。元朝统治下，汉族士人鲜有减免赋役的特权，通过获得朝廷旌表是减免赋役一项相对简便的方式。而宋元时期贞节观的崛起，更多是受社会，而非道德或者意识形态目的的驱使。

作者的写作目的显然不只叙述贞节观在宋元时期发展演变的过程，还有更宏大的学术追求，试图描摹出一幅更宏伟的中国古代女性社会发展的画卷，此外，作者一方面提醒读者注意，除了一般的女性外，在中国古代还有妓、妾两类普遍且人数众多的女性群体，她们一直处于边缘地位，属于被遮蔽的存在；另一方面，理学思想对宋人乃至元人社会生活的影响力远没有今人想象得那么大，不同社会阶层对理学思想的认知和接受存在着比较显著的差异。

宋《歌乐图》局部

柏文莉教授您好，首先祝贺您的第二部著作Courtesans, Concubines, and the Cult of Female Fidelity——Gender and Social Change in China, 1000-1400（《闺思：宋元社会变迁下的女性与贞节观》）的中译本2026年由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出版。与您的第一部著作Powerful Relations : Kinship, Status, and the State in Sung China（《权力关系：宋代中国的家族、地位与国家》）相比，本书的视野更宽广、时间段更长，您能简单介绍一下本书写作的一些背景吗？

柏文莉：《闺思》一书从探究宋代女性的文化素养入手。不过我在开始寻找宋代女性写作的相关佐证时，不断发现文献中有关于擅长琴棋书画的倡妓的记载。我知道倡妓在晚唐社会生活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但总体而言，我们对宋朝印象最深的是理学官员，而非与女乐寻欢作乐的男子。出于好奇，我开始更认真细致地寻找宋代倡妓的相关资料，结果一旦开始找史料，竟然发现佐证非常之多。渐渐地，我意识到，我们在谈论宋代社会生活中的乐妓时，不能不提到妾。然后我又意识到，如果不将倡妓和妾的人生与人妻的人生进行对比，我们就无法真正理解她们在宋代社会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

在写作《闺思》过程中，您遇到哪些困难或者问题，您又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

柏文莉：起初，《闺思》写作的困难在于如何查找相关佐证资料。若非有可检索的《四库全书》电子版，我无法迅速找到相关资料。但即便如此，我仍然花费了一些时间才确定哪些术语与本书研究相关。在宋代，人们对各种以娱乐他人为业的女性的称谓有很多且五花八门，因此，对我而言，确定需要检索哪些术语是一个逐渐学习的过程。

《闺思》的英文版出版于2013年，深受学界好评，转眼近十年过去了，您现在回头看这本书，是否有一些新的认识或者想法？

柏文莉：尽管《闺思》英文版已经出版多年，我现在仍然认为其基本论点是成立的，现在也没有要大改的想法。通过本书，我希望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宋代男人与其妾侍之间的情感纠葛，但我不确定书中提供的佐证资料是否足够丰富，能支撑起我所阐述的观点。

您在《闺思》中指出，宋元时期妾的“家庭化”，特别是强调其作为母亲的角色，淡化了妾的情色内涵，那么，妾的这种“家庭化”形象在明清时期是否沿着这条路径继续前进，还是又发生了变化？

柏文莉：我目前还没有通过原始史料对明清的妾进行过研究，因此无法深入探讨这一时期妾的角色变化。我的大致印象是，自宋朝以后，妾的“家庭化”（domestication）现象才愈发明显。例如，我注意到，明清时人越来越期望妾在男主人去世后依然留在家中，并且像妻子一样守贞——而这些现象在宋朝并不常见。不过，我必须做更多的研究才能对此给出确切的判断。此外，我还要强调，尽管妾逐渐“家庭化”，但男人纯粹沉迷于妾的美色之中无法自拔的现象从未真正消失过。所谓妾家庭化的话语，只是人们为了让妾自身的这种声色吸引力变得不那么明显，对家庭稳定性的威胁变得更小而已。

本书通过妓妾来反映宋元时期的性别与社会转变，可能由于史料所限，书中讨论的女性几乎都出现在士大夫阶层的家庭中。请问这一时期的平民百姓家庭是否受到这种社会转变的影响？

柏文莉：我希望我们能更多地了解宋朝普通家庭的情况，但相关佐证资料实在太少了，而且我不认为我们可以真正了解宋朝普通人的生活态度和习俗。如果你看一下南宋理学大儒朱熹在地方任职时针对一些情况发出的抱怨，就会发现宋朝普通人的性观念似乎与精英阶层的观念大相径庭！

宋元时期的女性史研究一直颇受海外学界重视，除了您的这部著作外，像伊沛霞（Patricia Ebrey）、柏清韵（Bettine Birge）等学者都出版过优秀的学术成果，您能否简单介绍一下近些年来欧美汉学家关于宋元时期女性史研究的一些新进展？

柏文莉：最近几年间，许多海外年轻学者在宋代女性研究上取得了非常瞩目的成果。其中有两本书值得特别关注，它们分别是许曼2016年出版的《跨越门闾》（Crossing the Gate），该书挖掘了大量关于宋代福建女性的证据。程晓文2021年出版的《神、魔、乱：宋代的无夫之妇》（Divine, Demonic, and Disordered: Women Without Men in Song Dynasty China），该书非常有意思地使用了许多医学资料和宗教方面的材料，让读者了解到宋人对家庭体系之外女性的态度。

《闺思》英文版的读者对象主要是英语世界的读者，如今该书中译本即将出版，面对广大中文读者，您有什么要提醒读者们在阅读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柏文莉：我希望读者能从《闺思》一书中体会到两三个主要观点。一是宋代的社会生活并未被程朱理学或道学的道德戒律所主导。这些思想虽然被宋人阐述，但并未真正影响大多数士人精英。相反，无论是在家中还是家庭之外，女乐是宋人社会生活的核心特征——而且由于宋代的经济增长和相关交易的频繁，女乐这种娱乐活动变得越来越普遍。事实上，我在此处要强调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是，朱熹对其所认可的家庭生活的论述，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因娱乐性妾侍泛滥而导致的家庭不稳定的一种回应。最后，这两种发展中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宋人社会地位的流动性。女乐可以（并且确实）最终能够获得封号，并成为孝子贤孙们祭祀和铭记的祖先。

最后，您方便透露一下您目前的研究内容及未来的研究计划吗？

柏文莉：过去几年里，我做了几个不同的小课题。但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我对唐宋时期的门客现象以及其他形式的恩主和被庇护人之间的关系非常感兴趣，正在逐步研究与该主题相关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