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程十发美术馆举行的“艺术为人民——上海中国画院成立65周年学术艺术大展”可谓佳作云集。

其中有一幅吴湖帆所作的《庆祝我国原子弹爆炸成功》是其生前最后一幅重要作品，勾起了观众对这位“海上画坛盟主”的回忆。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专访吴湖帆之孙、上海海派书画院院长吴元京，听他回望祖父留下的精神遗产。

血脉里流淌着一种使命感

上观：20世纪三四十年代，您的祖父吴湖帆曾被誉为“海上画坛盟主”，他不仅是画家，还是收藏家、鉴定家、书法家和词人，这样的“全才”是如何“养成”的？

吴元京：在很多人眼里，我祖父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那是一把通往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钥匙”。

我的高祖吴大澂曾任兵部尚书、广东巡抚，甲午战争中，他自请率军抗敌，兵败后回到故乡苏州。他是金石学家，也是书画家，收藏有不少青铜器与玉器。

我祖父的外公沈树镛曾是川沙最大的收藏家，收藏了许多字画与古籍，他特别喜欢董其昌，其斋名叫“宝董室”，他有两个外孙：黄炎培和吴湖帆。

我的奶奶名叫潘静淑，她出自苏州潘氏家族，潘家最有名的收藏就是大盂鼎和大克鼎。吴、潘、沈三家的不少收藏品后来都传到我祖父吴湖帆手中。

我祖父从小就浸润于古董与字画中，书画文物、笔墨纸砚是他童年最爱的玩具，他的血脉中流淌着一种与生俱来的使命——做传统文化的传承者。他酷爱读书，还喜欢记录，写下自己的心得。这为他后来成为书画鉴定家打下了基础，因为书画鉴定既要熟悉作者的笔墨，还要了解他们的个性与历史，而这些都离不开大量的阅读与实践。

我的高祖吴大澂曾让我祖父拜画家陆廉夫为师，陆廉夫擅长画山水、人物、花鸟，他的山水有“四王”之风。但我祖父并没有停留于对“四王”正统派的临摹，他学习绘画的路径并不是单一而线性的。他逐渐摆脱了流派的束缚，杂糅贯通了南、北两宗之长，创作出了《云表奇峰》这样的传世之作。

上观：《云表奇峰》是吴湖帆先生的成名作，这幅画究竟“奇”在何处？

吴元京：这幅画作于我祖父42岁那年，曾被当时有名的美术杂志《美术生活》用作封面，一经面世就引起轰动，吴湖帆的名字在上海一炮而红。

他虽然在题跋中写“仿赵仲穆法”，但我粗略数了一下，他一共采用了11种笔法画石头、8种笔法画树。你能读到唐寅、戴熙的皴法，也能感受到米芾、赵仲穆、王蒙、董其昌等人的笔意。

董其昌曾提出中国画的“南北宗论”，我祖父非常尊重董其昌，却并不迷信董其昌，他在南宗的基础上通融北宗，只要是有利于表现山水的技法，他都为我所用，而且将它们自然地融汇于一幅作品中，开创出鲜明的个人风格。他的胸怀以及他深厚的文化积淀，使他没有盲目地跟着古人走，并最终成为那个时代的画坛领袖。

画心中最美的理想天地

上观：吴湖帆先生的画也被称为词境画，他在宋词上的造诣与他的绘画碰撞出了哪些火花？

吴元京：他的作品可谓“词中有画，画中有词”。他曾经写过一本《佞宋词痕》，不仅表达了他对宋词的推崇，也是一种文人的自谦。他倾心于周邦彦的词，也曾将辛弃疾“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收录为自用的一枚闲章。

祖父认为，作画与填词有相通之处。词牌是法度，也是约束，作画也要遵循严格的法度。没有法度、没有约束的画是不值得一看的。而能在规矩中游刃有余，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境界。

上观：吴湖帆先生笔下的山水如此之美，但听说他很少去真山真水中写生？

吴元京：中国山水画很忌讳一个“像”字，不是只靠眼睛与手就能画成的，而是要靠思与想，也就是要靠心，“思”与“想”的下面都是“心”。祖父的画源于他的内心，也源于他对词的内涵的玩味与想象，他很擅长将词的意境与感情融入画中。

他这一生除了年少时去过一次日本之外，几乎只在上海与老家苏州两地行走。这点与他的好友张大千完全不同。

在我爷爷看来，写生一旦写得不好，是会写“死”的，执着于描摹真实的自然反而会困住自己的思维。他画中的风景是真实世界中找不到的，他所画的是心中最美的理想天地。

我认为，要真正读懂我祖父的画，不能只看表面，就如同历史上那些经典的中国画一样，它们不仅是艺术，而且是中华文化精髓的表现，是有灵魂的。中国文化讲究阴与阳，图像与技法是可以被看见的“阳面”，而其所根系的深厚的中国文化、中国哲学才是孕育中国画的“阴面”。有文化根基，才能画出有灵魂的中国画。

一个喷嚏“打”出一只翠鸟

上观：在您记忆中，祖父是一个怎样的人？

吴元京：祖父当年在画坛的地位很高，被称为“盟主”，但生活中的“盟主”是个脾气特别好的人，他讲话总是慢条斯理，一口地道的苏州话。我从来没见过他对别人发过脾气。不过后来我在他的日记里读到，有一次，他的一位弟子到我们家做客，未经他允许就拿走了一幅挂在墙上的古画，他为此大发雷霆。

当年我们家住在嵩山路88号，我和父母还有我哥哥姐姐住在三楼，我祖父祖母住在二楼。我哥哥姐姐很少去祖父的书房，我是最调皮的，经常去看他画画。

上观：祖父有没有教您画画？

吴元京：我6岁那年一不小心在祖父画画时闯了祸。那天，他的很多学生和朋友围在他身边看他画荷花图，这幅画有四尺，他已经画了一段日子，眼看就快要收尾了。我淘气地坐在他腿上，不知怎的打了个喷嚏，他一惊，手一抖，一摊青色的颜料滴在画上的空白处。

大家都为这幅即将完工的作品而感到可惜。就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祖父摸摸我的头，用苏州话说：“莫关系，莫关系……”说话间，他就用笔把这摊青色补成了一只往水里冲的翠鸟。

上观：您的一个喷嚏化作了祖父笔下的翠鸟。

吴元京：我10岁的时候，祖父把我叫到书房，问我喜欢画什么。当时，上海美影厂的动画长片《大闹天宫》刚问世。我脱口而出要画孙悟空，他起身拿了一张纸，让我大胆地画。结果我把孙猴子的脸画得很大，身体没处放了。“这可不行，我得帮你寻个老师。”祖父说。

几天后，我从祖父手里接过一本线装本的连环画《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是赵宏本与钱笑呆绘制的。很多年后我听师姐张渊说起：“当年你爷爷托过我一件事，就是去买一本有关孙悟空的画册，好让你临摹。”

后来，祖父帮我找了两位老师，其中一位是书法家徐伯清，徐老师生于中医世家，写得一手精到的小楷。

不过我学了没多久就因为十年浩劫而中断了。1975年，徐老师叩响了我家的门，当时我祖父已经过世7年了。徐老师对我说：“你爷爷当年把你托付给我，你继续跟我学吧。”

跟徐老师学书法，他从来不会批评我，而是用我爷爷当年对他讲过的话来教育我：“老兄，不能糊弄啊……”虽然我后来从事公安工作直到退休，但毛笔一直没有放下过。

对于国家，他心里都是爱

上观：除了经典的山水画，吴湖帆先生也为我们留下了一批富有新时代气息的画作。

吴元京：是的，祖父生前有一个习惯，就是读新闻，每当看到国家欣欣向荣的新面貌时，他的内心是很振奋的。他喜欢剪报，收藏了厚厚一本剪报本。

1960年，他创作了《红旗插上珠穆朗玛峰》，尽管因为画中的细节受到过批评，但他倔强地坚持自己的艺术理念。他还用传统的绘画语言画过南京东路、西郊公园……

上观：吴湖帆先生画的《庆祝我国原子弹爆炸成功》最近正在展出，这幅画当年是如何创作的？

吴元京：这是我祖父人生中最后一幅重要作品。他1964年就病了，病情略微好转一些后，他看到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新闻。1965年，反映这一事件的纪录片上映后，他让我爸爸买来电影票，去电影院反复观看了4次，然后用传统山水画中描绘云烟的烘染技法表现了翻滚上升的蘑菇云。

对于国家，他心里只有一个字，那就是爱！他爱中国，爱中国文化。他曾经说：“学国画而欲做大画家者，必先爱吾家邦。”

上观：祖父给您与后辈留下的最重要的精神遗产是什么？

吴元京：我认为是真、善、正。他曾被誉为书画鉴定界的“一只眼”。1934年，当时的国民政府为征选文物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成立了筹委会。我祖父受邀请加入，负责审定古字画的真伪。审定期间，他写下了两本手稿《目击编》与《烛奸录》。他一生都在去伪存真。尽管他的脾气看似温和，但内心始终有不为人知的刚直。

正在程十发美术馆举行的“艺术为人民——上海中国画院成立65周年学术艺术大展”可谓佳作云集。

其中有一幅吴湖帆所作的《庆祝我国原子弹爆炸成功》是其生前最后一幅重要作品，勾起了观众对这位“海上画坛盟主”的回忆。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专访吴湖帆之孙、上海海派书画院院长吴元京，听他回望祖父留下的精神遗产。

血脉里流淌着一种使命感

上观：20世纪三四十年代，您的祖父吴湖帆曾被誉为“海上画坛盟主”，他不仅是画家，还是收藏家、鉴定家、书法家和词人，这样的“全才”是如何“养成”的？

吴元京：在很多人眼里，我祖父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那是一把通往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钥匙”。

我的高祖吴大澂曾任兵部尚书、广东巡抚，甲午战争中，他自请率军抗敌，兵败后回到故乡苏州。他是金石学家，也是书画家，收藏有不少青铜器与玉器。

我祖父的外公沈树镛曾是川沙最大的收藏家，收藏了许多字画与古籍，他特别喜欢董其昌，其斋名叫“宝董室”，他有两个外孙：黄炎培和吴湖帆。

我的奶奶名叫潘静淑，她出自苏州潘氏家族，潘家最有名的收藏就是大盂鼎和大克鼎。吴、潘、沈三家的不少收藏品后来都传到我祖父吴湖帆手中。

我祖父从小就浸润于古董与字画中，书画文物、笔墨纸砚是他童年最爱的玩具，他的血脉中流淌着一种与生俱来的使命——做传统文化的传承者。他酷爱读书，还喜欢记录，写下自己的心得。这为他后来成为书画鉴定家打下了基础，因为书画鉴定既要熟悉作者的笔墨，还要了解他们的个性与历史，而这些都离不开大量的阅读与实践。

我的高祖吴大澂曾让我祖父拜画家陆廉夫为师，陆廉夫擅长画山水、人物、花鸟，他的山水有“四王”之风。但我祖父并没有停留于对“四王”正统派的临摹，他学习绘画的路径并不是单一而线性的。他逐渐摆脱了流派的束缚，杂糅贯通了南、北两宗之长，创作出了《云表奇峰》这样的传世之作。

上观：《云表奇峰》是吴湖帆先生的成名作，这幅画究竟“奇”在何处？

吴元京：这幅画作于我祖父42岁那年，曾被当时有名的美术杂志《美术生活》用作封面，一经面世就引起轰动，吴湖帆的名字在上海一炮而红。

他虽然在题跋中写“仿赵仲穆法”，但我粗略数了一下，他一共采用了11种笔法画石头、8种笔法画树。你能读到唐寅、戴熙的皴法，也能感受到米芾、赵仲穆、王蒙、董其昌等人的笔意。

董其昌曾提出中国画的“南北宗论”，我祖父非常尊重董其昌，却并不迷信董其昌，他在南宗的基础上通融北宗，只要是有利于表现山水的技法，他都为我所用，而且将它们自然地融汇于一幅作品中，开创出鲜明的个人风格。他的胸怀以及他深厚的文化积淀，使他没有盲目地跟着古人走，并最终成为那个时代的画坛领袖。

画心中最美的理想天地

上观：吴湖帆先生的画也被称为词境画，他在宋词上的造诣与他的绘画碰撞出了哪些火花？

吴元京：他的作品可谓“词中有画，画中有词”。他曾经写过一本《佞宋词痕》，不仅表达了他对宋词的推崇，也是一种文人的自谦。他倾心于周邦彦的词，也曾将辛弃疾“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收录为自用的一枚闲章。

祖父认为，作画与填词有相通之处。词牌是法度，也是约束，作画也要遵循严格的法度。没有法度、没有约束的画是不值得一看的。而能在规矩中游刃有余，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境界。

上观：吴湖帆先生笔下的山水如此之美，但听说他很少去真山真水中写生？

吴元京：中国山水画很忌讳一个“像”字，不是只靠眼睛与手就能画成的，而是要靠思与想，也就是要靠心，“思”与“想”的下面都是“心”。祖父的画源于他的内心，也源于他对词的内涵的玩味与想象，他很擅长将词的意境与感情融入画中。

他这一生除了年少时去过一次日本之外，几乎只在上海与老家苏州两地行走。这点与他的好友张大千完全不同。

在我爷爷看来，写生一旦写得不好，是会写“死”的，执着于描摹真实的自然反而会困住自己的思维。他画中的风景是真实世界中找不到的，他所画的是心中最美的理想天地。

我认为，要真正读懂我祖父的画，不能只看表面，就如同历史上那些经典的中国画一样，它们不仅是艺术，而且是中华文化精髓的表现，是有灵魂的。中国文化讲究阴与阳，图像与技法是可以被看见的“阳面”，而其所根系的深厚的中国文化、中国哲学才是孕育中国画的“阴面”。有文化根基，才能画出有灵魂的中国画。

一个喷嚏“打”出一只翠鸟

上观：在您记忆中，祖父是一个怎样的人？

吴元京：祖父当年在画坛的地位很高，被称为“盟主”，但生活中的“盟主”是个脾气特别好的人，他讲话总是慢条斯理，一口地道的苏州话。我从来没见过他对别人发过脾气。不过后来我在他的日记里读到，有一次，他的一位弟子到我们家做客，未经他允许就拿走了一幅挂在墙上的古画，他为此大发雷霆。

当年我们家住在嵩山路88号，我和父母还有我哥哥姐姐住在三楼，我祖父祖母住在二楼。我哥哥姐姐很少去祖父的书房，我是最调皮的，经常去看他画画。

上观：祖父有没有教您画画？

吴元京：我6岁那年一不小心在祖父画画时闯了祸。那天，他的很多学生和朋友围在他身边看他画荷花图，这幅画有四尺，他已经画了一段日子，眼看就快要收尾了。我淘气地坐在他腿上，不知怎的打了个喷嚏，他一惊，手一抖，一摊青色的颜料滴在画上的空白处。

大家都为这幅即将完工的作品而感到可惜。就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祖父摸摸我的头，用苏州话说：“莫关系，莫关系……”说话间，他就用笔把这摊青色补成了一只往水里冲的翠鸟。

上观：您的一个喷嚏化作了祖父笔下的翠鸟。

吴元京：我10岁的时候，祖父把我叫到书房，问我喜欢画什么。当时，上海美影厂的动画长片《大闹天宫》刚问世。我脱口而出要画孙悟空，他起身拿了一张纸，让我大胆地画。结果我把孙猴子的脸画得很大，身体没处放了。“这可不行，我得帮你寻个老师。”祖父说。

几天后，我从祖父手里接过一本线装本的连环画《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是赵宏本与钱笑呆绘制的。很多年后我听师姐张渊说起：“当年你爷爷托过我一件事，就是去买一本有关孙悟空的画册，好让你临摹。”

后来，祖父帮我找了两位老师，其中一位是书法家徐伯清，徐老师生于中医世家，写得一手精到的小楷。

不过我学了没多久就因为十年浩劫而中断了。1975年，徐老师叩响了我家的门，当时我祖父已经过世7年了。徐老师对我说：“你爷爷当年把你托付给我，你继续跟我学吧。”

跟徐老师学书法，他从来不会批评我，而是用我爷爷当年对他讲过的话来教育我：“老兄，不能糊弄啊……”虽然我后来从事公安工作直到退休，但毛笔一直没有放下过。

对于国家，他心里都是爱

上观：除了经典的山水画，吴湖帆先生也为我们留下了一批富有新时代气息的画作。

吴元京：是的，祖父生前有一个习惯，就是读新闻，每当看到国家欣欣向荣的新面貌时，他的内心是很振奋的。他喜欢剪报，收藏了厚厚一本剪报本。

1960年，他创作了《红旗插上珠穆朗玛峰》，尽管因为画中的细节受到过批评，但他倔强地坚持自己的艺术理念。他还用传统的绘画语言画过南京东路、西郊公园……

上观：吴湖帆先生画的《庆祝我国原子弹爆炸成功》最近正在展出，这幅画当年是如何创作的？

吴元京：这是我祖父人生中最后一幅重要作品。他1964年就病了，病情略微好转一些后，他看到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新闻。1965年，反映这一事件的纪录片上映后，他让我爸爸买来电影票，去电影院反复观看了4次，然后用传统山水画中描绘云烟的烘染技法表现了翻滚上升的蘑菇云。

对于国家，他心里只有一个字，那就是爱！他爱中国，爱中国文化。他曾经说：“学国画而欲做大画家者，必先爱吾家邦。”

上观：祖父给您与后辈留下的最重要的精神遗产是什么？

吴元京：我认为是真、善、正。他曾被誉为书画鉴定界的“一只眼”。1934年，当时的国民政府为征选文物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成立了筹委会。我祖父受邀请加入，负责审定古字画的真伪。审定期间，他写下了两本手稿《目击编》与《烛奸录》。他一生都在去伪存真。尽管他的脾气看似温和，但内心始终有不为人知的刚直。

正在程十发美术馆举行的“艺术为人民——上海中国画院成立65周年学术艺术大展”可谓佳作云集。

其中有一幅吴湖帆所作的《庆祝我国原子弹爆炸成功》是其生前最后一幅重要作品，勾起了观众对这位“海上画坛盟主”的回忆。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专访吴湖帆之孙、上海海派书画院院长吴元京，听他回望祖父留下的精神遗产。

血脉里流淌着一种使命感

上观：20世纪三四十年代，您的祖父吴湖帆曾被誉为“海上画坛盟主”，他不仅是画家，还是收藏家、鉴定家、书法家和词人，这样的“全才”是如何“养成”的？

吴元京：在很多人眼里，我祖父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那是一把通往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钥匙”。

我的高祖吴大澂曾任兵部尚书、广东巡抚，甲午战争中，他自请率军抗敌，兵败后回到故乡苏州。他是金石学家，也是书画家，收藏有不少青铜器与玉器。

我祖父的外公沈树镛曾是川沙最大的收藏家，收藏了许多字画与古籍，他特别喜欢董其昌，其斋名叫“宝董室”，他有两个外孙：黄炎培和吴湖帆。

我的奶奶名叫潘静淑，她出自苏州潘氏家族，潘家最有名的收藏就是大盂鼎和大克鼎。吴、潘、沈三家的不少收藏品后来都传到我祖父吴湖帆手中。

我祖父从小就浸润于古董与字画中，书画文物、笔墨纸砚是他童年最爱的玩具，他的血脉中流淌着一种与生俱来的使命——做传统文化的传承者。他酷爱读书，还喜欢记录，写下自己的心得。这为他后来成为书画鉴定家打下了基础，因为书画鉴定既要熟悉作者的笔墨，还要了解他们的个性与历史，而这些都离不开大量的阅读与实践。

我的高祖吴大澂曾让我祖父拜画家陆廉夫为师，陆廉夫擅长画山水、人物、花鸟，他的山水有“四王”之风。但我祖父并没有停留于对“四王”正统派的临摹，他学习绘画的路径并不是单一而线性的。他逐渐摆脱了流派的束缚，杂糅贯通了南、北两宗之长，创作出了《云表奇峰》这样的传世之作。

上观：《云表奇峰》是吴湖帆先生的成名作，这幅画究竟“奇”在何处？

吴元京：这幅画作于我祖父42岁那年，曾被当时有名的美术杂志《美术生活》用作封面，一经面世就引起轰动，吴湖帆的名字在上海一炮而红。

他虽然在题跋中写“仿赵仲穆法”，但我粗略数了一下，他一共采用了11种笔法画石头、8种笔法画树。你能读到唐寅、戴熙的皴法，也能感受到米芾、赵仲穆、王蒙、董其昌等人的笔意。

董其昌曾提出中国画的“南北宗论”，我祖父非常尊重董其昌，却并不迷信董其昌，他在南宗的基础上通融北宗，只要是有利于表现山水的技法，他都为我所用，而且将它们自然地融汇于一幅作品中，开创出鲜明的个人风格。他的胸怀以及他深厚的文化积淀，使他没有盲目地跟着古人走，并最终成为那个时代的画坛领袖。

画心中最美的理想天地

上观：吴湖帆先生的画也被称为词境画，他在宋词上的造诣与他的绘画碰撞出了哪些火花？

吴元京：他的作品可谓“词中有画，画中有词”。他曾经写过一本《佞宋词痕》，不仅表达了他对宋词的推崇，也是一种文人的自谦。他倾心于周邦彦的词，也曾将辛弃疾“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收录为自用的一枚闲章。

祖父认为，作画与填词有相通之处。词牌是法度，也是约束，作画也要遵循严格的法度。没有法度、没有约束的画是不值得一看的。而能在规矩中游刃有余，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境界。

上观：吴湖帆先生笔下的山水如此之美，但听说他很少去真山真水中写生？

吴元京：中国山水画很忌讳一个“像”字，不是只靠眼睛与手就能画成的，而是要靠思与想，也就是要靠心，“思”与“想”的下面都是“心”。祖父的画源于他的内心，也源于他对词的内涵的玩味与想象，他很擅长将词的意境与感情融入画中。

他这一生除了年少时去过一次日本之外，几乎只在上海与老家苏州两地行走。这点与他的好友张大千完全不同。

在我爷爷看来，写生一旦写得不好，是会写“死”的，执着于描摹真实的自然反而会困住自己的思维。他画中的风景是真实世界中找不到的，他所画的是心中最美的理想天地。

我认为，要真正读懂我祖父的画，不能只看表面，就如同历史上那些经典的中国画一样，它们不仅是艺术，而且是中华文化精髓的表现，是有灵魂的。中国文化讲究阴与阳，图像与技法是可以被看见的“阳面”，而其所根系的深厚的中国文化、中国哲学才是孕育中国画的“阴面”。有文化根基，才能画出有灵魂的中国画。

一个喷嚏“打”出一只翠鸟

上观：在您记忆中，祖父是一个怎样的人？

吴元京：祖父当年在画坛的地位很高，被称为“盟主”，但生活中的“盟主”是个脾气特别好的人，他讲话总是慢条斯理，一口地道的苏州话。我从来没见过他对别人发过脾气。不过后来我在他的日记里读到，有一次，他的一位弟子到我们家做客，未经他允许就拿走了一幅挂在墙上的古画，他为此大发雷霆。

当年我们家住在嵩山路88号，我和父母还有我哥哥姐姐住在三楼，我祖父祖母住在二楼。我哥哥姐姐很少去祖父的书房，我是最调皮的，经常去看他画画。

上观：祖父有没有教您画画？

吴元京：我6岁那年一不小心在祖父画画时闯了祸。那天，他的很多学生和朋友围在他身边看他画荷花图，这幅画有四尺，他已经画了一段日子，眼看就快要收尾了。我淘气地坐在他腿上，不知怎的打了个喷嚏，他一惊，手一抖，一摊青色的颜料滴在画上的空白处。

大家都为这幅即将完工的作品而感到可惜。就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祖父摸摸我的头，用苏州话说：“莫关系，莫关系……”说话间，他就用笔把这摊青色补成了一只往水里冲的翠鸟。

上观：您的一个喷嚏化作了祖父笔下的翠鸟。

吴元京：我10岁的时候，祖父把我叫到书房，问我喜欢画什么。当时，上海美影厂的动画长片《大闹天宫》刚问世。我脱口而出要画孙悟空，他起身拿了一张纸，让我大胆地画。结果我把孙猴子的脸画得很大，身体没处放了。“这可不行，我得帮你寻个老师。”祖父说。

几天后，我从祖父手里接过一本线装本的连环画《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是赵宏本与钱笑呆绘制的。很多年后我听师姐张渊说起：“当年你爷爷托过我一件事，就是去买一本有关孙悟空的画册，好让你临摹。”

后来，祖父帮我找了两位老师，其中一位是书法家徐伯清，徐老师生于中医世家，写得一手精到的小楷。

不过我学了没多久就因为十年浩劫而中断了。1975年，徐老师叩响了我家的门，当时我祖父已经过世7年了。徐老师对我说：“你爷爷当年把你托付给我，你继续跟我学吧。”

跟徐老师学书法，他从来不会批评我，而是用我爷爷当年对他讲过的话来教育我：“老兄，不能糊弄啊……”虽然我后来从事公安工作直到退休，但毛笔一直没有放下过。

对于国家，他心里都是爱

上观：除了经典的山水画，吴湖帆先生也为我们留下了一批富有新时代气息的画作。

吴元京：是的，祖父生前有一个习惯，就是读新闻，每当看到国家欣欣向荣的新面貌时，他的内心是很振奋的。他喜欢剪报，收藏了厚厚一本剪报本。

1960年，他创作了《红旗插上珠穆朗玛峰》，尽管因为画中的细节受到过批评，但他倔强地坚持自己的艺术理念。他还用传统的绘画语言画过南京东路、西郊公园……

上观：吴湖帆先生画的《庆祝我国原子弹爆炸成功》最近正在展出，这幅画当年是如何创作的？

吴元京：这是我祖父人生中最后一幅重要作品。他1964年就病了，病情略微好转一些后，他看到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新闻。1965年，反映这一事件的纪录片上映后，他让我爸爸买来电影票，去电影院反复观看了4次，然后用传统山水画中描绘云烟的烘染技法表现了翻滚上升的蘑菇云。

对于国家，他心里只有一个字，那就是爱！他爱中国，爱中国文化。他曾经说：“学国画而欲做大画家者，必先爱吾家邦。”

上观：祖父给您与后辈留下的最重要的精神遗产是什么？

吴元京：我认为是真、善、正。他曾被誉为书画鉴定界的“一只眼”。1934年，当时的国民政府为征选文物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成立了筹委会。我祖父受邀请加入，负责审定古字画的真伪。审定期间，他写下了两本手稿《目击编》与《烛奸录》。他一生都在去伪存真。尽管他的脾气看似温和，但内心始终有不为人知的刚直。

正在程十发美术馆举行的“艺术为人民——上海中国画院成立65周年学术艺术大展”可谓佳作云集。

其中有一幅吴湖帆所作的《庆祝我国原子弹爆炸成功》是其生前最后一幅重要作品，勾起了观众对这位“海上画坛盟主”的回忆。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专访吴湖帆之孙、上海海派书画院院长吴元京，听他回望祖父留下的精神遗产。

血脉里流淌着一种使命感

上观：20世纪三四十年代，您的祖父吴湖帆曾被誉为“海上画坛盟主”，他不仅是画家，还是收藏家、鉴定家、书法家和词人，这样的“全才”是如何“养成”的？

吴元京：在很多人眼里，我祖父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那是一把通往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钥匙”。

我的高祖吴大澂曾任兵部尚书、广东巡抚，甲午战争中，他自请率军抗敌，兵败后回到故乡苏州。他是金石学家，也是书画家，收藏有不少青铜器与玉器。

我祖父的外公沈树镛曾是川沙最大的收藏家，收藏了许多字画与古籍，他特别喜欢董其昌，其斋名叫“宝董室”，他有两个外孙：黄炎培和吴湖帆。

我的奶奶名叫潘静淑，她出自苏州潘氏家族，潘家最有名的收藏就是大盂鼎和大克鼎。吴、潘、沈三家的不少收藏品后来都传到我祖父吴湖帆手中。

我祖父从小就浸润于古董与字画中，书画文物、笔墨纸砚是他童年最爱的玩具，他的血脉中流淌着一种与生俱来的使命——做传统文化的传承者。他酷爱读书，还喜欢记录，写下自己的心得。这为他后来成为书画鉴定家打下了基础，因为书画鉴定既要熟悉作者的笔墨，还要了解他们的个性与历史，而这些都离不开大量的阅读与实践。

我的高祖吴大澂曾让我祖父拜画家陆廉夫为师，陆廉夫擅长画山水、人物、花鸟，他的山水有“四王”之风。但我祖父并没有停留于对“四王”正统派的临摹，他学习绘画的路径并不是单一而线性的。他逐渐摆脱了流派的束缚，杂糅贯通了南、北两宗之长，创作出了《云表奇峰》这样的传世之作。

上观：《云表奇峰》是吴湖帆先生的成名作，这幅画究竟“奇”在何处？

吴元京：这幅画作于我祖父42岁那年，曾被当时有名的美术杂志《美术生活》用作封面，一经面世就引起轰动，吴湖帆的名字在上海一炮而红。

他虽然在题跋中写“仿赵仲穆法”，但我粗略数了一下，他一共采用了11种笔法画石头、8种笔法画树。你能读到唐寅、戴熙的皴法，也能感受到米芾、赵仲穆、王蒙、董其昌等人的笔意。

董其昌曾提出中国画的“南北宗论”，我祖父非常尊重董其昌，却并不迷信董其昌，他在南宗的基础上通融北宗，只要是有利于表现山水的技法，他都为我所用，而且将它们自然地融汇于一幅作品中，开创出鲜明的个人风格。他的胸怀以及他深厚的文化积淀，使他没有盲目地跟着古人走，并最终成为那个时代的画坛领袖。

画心中最美的理想天地

上观：吴湖帆先生的画也被称为词境画，他在宋词上的造诣与他的绘画碰撞出了哪些火花？

吴元京：他的作品可谓“词中有画，画中有词”。他曾经写过一本《佞宋词痕》，不仅表达了他对宋词的推崇，也是一种文人的自谦。他倾心于周邦彦的词，也曾将辛弃疾“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收录为自用的一枚闲章。

祖父认为，作画与填词有相通之处。词牌是法度，也是约束，作画也要遵循严格的法度。没有法度、没有约束的画是不值得一看的。而能在规矩中游刃有余，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境界。

上观：吴湖帆先生笔下的山水如此之美，但听说他很少去真山真水中写生？

吴元京：中国山水画很忌讳一个“像”字，不是只靠眼睛与手就能画成的，而是要靠思与想，也就是要靠心，“思”与“想”的下面都是“心”。祖父的画源于他的内心，也源于他对词的内涵的玩味与想象，他很擅长将词的意境与感情融入画中。

他这一生除了年少时去过一次日本之外，几乎只在上海与老家苏州两地行走。这点与他的好友张大千完全不同。

在我爷爷看来，写生一旦写得不好，是会写“死”的，执着于描摹真实的自然反而会困住自己的思维。他画中的风景是真实世界中找不到的，他所画的是心中最美的理想天地。

我认为，要真正读懂我祖父的画，不能只看表面，就如同历史上那些经典的中国画一样，它们不仅是艺术，而且是中华文化精髓的表现，是有灵魂的。中国文化讲究阴与阳，图像与技法是可以被看见的“阳面”，而其所根系的深厚的中国文化、中国哲学才是孕育中国画的“阴面”。有文化根基，才能画出有灵魂的中国画。

一个喷嚏“打”出一只翠鸟

上观：在您记忆中，祖父是一个怎样的人？

吴元京：祖父当年在画坛的地位很高，被称为“盟主”，但生活中的“盟主”是个脾气特别好的人，他讲话总是慢条斯理，一口地道的苏州话。我从来没见过他对别人发过脾气。不过后来我在他的日记里读到，有一次，他的一位弟子到我们家做客，未经他允许就拿走了一幅挂在墙上的古画，他为此大发雷霆。

当年我们家住在嵩山路88号，我和父母还有我哥哥姐姐住在三楼，我祖父祖母住在二楼。我哥哥姐姐很少去祖父的书房，我是最调皮的，经常去看他画画。

上观：祖父有没有教您画画？

吴元京：我6岁那年一不小心在祖父画画时闯了祸。那天，他的很多学生和朋友围在他身边看他画荷花图，这幅画有四尺，他已经画了一段日子，眼看就快要收尾了。我淘气地坐在他腿上，不知怎的打了个喷嚏，他一惊，手一抖，一摊青色的颜料滴在画上的空白处。

大家都为这幅即将完工的作品而感到可惜。就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祖父摸摸我的头，用苏州话说：“莫关系，莫关系……”说话间，他就用笔把这摊青色补成了一只往水里冲的翠鸟。

上观：您的一个喷嚏化作了祖父笔下的翠鸟。

吴元京：我10岁的时候，祖父把我叫到书房，问我喜欢画什么。当时，上海美影厂的动画长片《大闹天宫》刚问世。我脱口而出要画孙悟空，他起身拿了一张纸，让我大胆地画。结果我把孙猴子的脸画得很大，身体没处放了。“这可不行，我得帮你寻个老师。”祖父说。

几天后，我从祖父手里接过一本线装本的连环画《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是赵宏本与钱笑呆绘制的。很多年后我听师姐张渊说起：“当年你爷爷托过我一件事，就是去买一本有关孙悟空的画册，好让你临摹。”

后来，祖父帮我找了两位老师，其中一位是书法家徐伯清，徐老师生于中医世家，写得一手精到的小楷。

不过我学了没多久就因为十年浩劫而中断了。1975年，徐老师叩响了我家的门，当时我祖父已经过世7年了。徐老师对我说：“你爷爷当年把你托付给我，你继续跟我学吧。”

跟徐老师学书法，他从来不会批评我，而是用我爷爷当年对他讲过的话来教育我：“老兄，不能糊弄啊……”虽然我后来从事公安工作直到退休，但毛笔一直没有放下过。

对于国家，他心里都是爱

上观：除了经典的山水画，吴湖帆先生也为我们留下了一批富有新时代气息的画作。

吴元京：是的，祖父生前有一个习惯，就是读新闻，每当看到国家欣欣向荣的新面貌时，他的内心是很振奋的。他喜欢剪报，收藏了厚厚一本剪报本。

1960年，他创作了《红旗插上珠穆朗玛峰》，尽管因为画中的细节受到过批评，但他倔强地坚持自己的艺术理念。他还用传统的绘画语言画过南京东路、西郊公园……

上观：吴湖帆先生画的《庆祝我国原子弹爆炸成功》最近正在展出，这幅画当年是如何创作的？

吴元京：这是我祖父人生中最后一幅重要作品。他1964年就病了，病情略微好转一些后，他看到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新闻。1965年，反映这一事件的纪录片上映后，他让我爸爸买来电影票，去电影院反复观看了4次，然后用传统山水画中描绘云烟的烘染技法表现了翻滚上升的蘑菇云。

对于国家，他心里只有一个字，那就是爱！他爱中国，爱中国文化。他曾经说：“学国画而欲做大画家者，必先爱吾家邦。”

上观：祖父给您与后辈留下的最重要的精神遗产是什么？

吴元京：我认为是真、善、正。他曾被誉为书画鉴定界的“一只眼”。1934年，当时的国民政府为征选文物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成立了筹委会。我祖父受邀请加入，负责审定古字画的真伪。审定期间，他写下了两本手稿《目击编》与《烛奸录》。他一生都在去伪存真。尽管他的脾气看似温和，但内心始终有不为人知的刚直。

正在程十发美术馆举行的“艺术为人民——上海中国画院成立65周年学术艺术大展”可谓佳作云集。

其中有一幅吴湖帆所作的《庆祝我国原子弹爆炸成功》是其生前最后一幅重要作品，勾起了观众对这位“海上画坛盟主”的回忆。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专访吴湖帆之孙、上海海派书画院院长吴元京，听他回望祖父留下的精神遗产。

血脉里流淌着一种使命感

上观：20世纪三四十年代，您的祖父吴湖帆曾被誉为“海上画坛盟主”，他不仅是画家，还是收藏家、鉴定家、书法家和词人，这样的“全才”是如何“养成”的？

吴元京：在很多人眼里，我祖父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那是一把通往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钥匙”。

我的高祖吴大澂曾任兵部尚书、广东巡抚，甲午战争中，他自请率军抗敌，兵败后回到故乡苏州。他是金石学家，也是书画家，收藏有不少青铜器与玉器。

我祖父的外公沈树镛曾是川沙最大的收藏家，收藏了许多字画与古籍，他特别喜欢董其昌，其斋名叫“宝董室”，他有两个外孙：黄炎培和吴湖帆。

我的奶奶名叫潘静淑，她出自苏州潘氏家族，潘家最有名的收藏就是大盂鼎和大克鼎。吴、潘、沈三家的不少收藏品后来都传到我祖父吴湖帆手中。

我祖父从小就浸润于古董与字画中，书画文物、笔墨纸砚是他童年最爱的玩具，他的血脉中流淌着一种与生俱来的使命——做传统文化的传承者。他酷爱读书，还喜欢记录，写下自己的心得。这为他后来成为书画鉴定家打下了基础，因为书画鉴定既要熟悉作者的笔墨，还要了解他们的个性与历史，而这些都离不开大量的阅读与实践。

我的高祖吴大澂曾让我祖父拜画家陆廉夫为师，陆廉夫擅长画山水、人物、花鸟，他的山水有“四王”之风。但我祖父并没有停留于对“四王”正统派的临摹，他学习绘画的路径并不是单一而线性的。他逐渐摆脱了流派的束缚，杂糅贯通了南、北两宗之长，创作出了《云表奇峰》这样的传世之作。

上观：《云表奇峰》是吴湖帆先生的成名作，这幅画究竟“奇”在何处？

吴元京：这幅画作于我祖父42岁那年，曾被当时有名的美术杂志《美术生活》用作封面，一经面世就引起轰动，吴湖帆的名字在上海一炮而红。

他虽然在题跋中写“仿赵仲穆法”，但我粗略数了一下，他一共采用了11种笔法画石头、8种笔法画树。你能读到唐寅、戴熙的皴法，也能感受到米芾、赵仲穆、王蒙、董其昌等人的笔意。

董其昌曾提出中国画的“南北宗论”，我祖父非常尊重董其昌，却并不迷信董其昌，他在南宗的基础上通融北宗，只要是有利于表现山水的技法，他都为我所用，而且将它们自然地融汇于一幅作品中，开创出鲜明的个人风格。他的胸怀以及他深厚的文化积淀，使他没有盲目地跟着古人走，并最终成为那个时代的画坛领袖。

画心中最美的理想天地

上观：吴湖帆先生的画也被称为词境画，他在宋词上的造诣与他的绘画碰撞出了哪些火花？

吴元京：他的作品可谓“词中有画，画中有词”。他曾经写过一本《佞宋词痕》，不仅表达了他对宋词的推崇，也是一种文人的自谦。他倾心于周邦彦的词，也曾将辛弃疾“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收录为自用的一枚闲章。

祖父认为，作画与填词有相通之处。词牌是法度，也是约束，作画也要遵循严格的法度。没有法度、没有约束的画是不值得一看的。而能在规矩中游刃有余，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境界。

上观：吴湖帆先生笔下的山水如此之美，但听说他很少去真山真水中写生？

吴元京：中国山水画很忌讳一个“像”字，不是只靠眼睛与手就能画成的，而是要靠思与想，也就是要靠心，“思”与“想”的下面都是“心”。祖父的画源于他的内心，也源于他对词的内涵的玩味与想象，他很擅长将词的意境与感情融入画中。

他这一生除了年少时去过一次日本之外，几乎只在上海与老家苏州两地行走。这点与他的好友张大千完全不同。

在我爷爷看来，写生一旦写得不好，是会写“死”的，执着于描摹真实的自然反而会困住自己的思维。他画中的风景是真实世界中找不到的，他所画的是心中最美的理想天地。

我认为，要真正读懂我祖父的画，不能只看表面，就如同历史上那些经典的中国画一样，它们不仅是艺术，而且是中华文化精髓的表现，是有灵魂的。中国文化讲究阴与阳，图像与技法是可以被看见的“阳面”，而其所根系的深厚的中国文化、中国哲学才是孕育中国画的“阴面”。有文化根基，才能画出有灵魂的中国画。

一个喷嚏“打”出一只翠鸟

上观：在您记忆中，祖父是一个怎样的人？

吴元京：祖父当年在画坛的地位很高，被称为“盟主”，但生活中的“盟主”是个脾气特别好的人，他讲话总是慢条斯理，一口地道的苏州话。我从来没见过他对别人发过脾气。不过后来我在他的日记里读到，有一次，他的一位弟子到我们家做客，未经他允许就拿走了一幅挂在墙上的古画，他为此大发雷霆。

当年我们家住在嵩山路88号，我和父母还有我哥哥姐姐住在三楼，我祖父祖母住在二楼。我哥哥姐姐很少去祖父的书房，我是最调皮的，经常去看他画画。

上观：祖父有没有教您画画？

吴元京：我6岁那年一不小心在祖父画画时闯了祸。那天，他的很多学生和朋友围在他身边看他画荷花图，这幅画有四尺，他已经画了一段日子，眼看就快要收尾了。我淘气地坐在他腿上，不知怎的打了个喷嚏，他一惊，手一抖，一摊青色的颜料滴在画上的空白处。

大家都为这幅即将完工的作品而感到可惜。就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祖父摸摸我的头，用苏州话说：“莫关系，莫关系……”说话间，他就用笔把这摊青色补成了一只往水里冲的翠鸟。

上观：您的一个喷嚏化作了祖父笔下的翠鸟。

吴元京：我10岁的时候，祖父把我叫到书房，问我喜欢画什么。当时，上海美影厂的动画长片《大闹天宫》刚问世。我脱口而出要画孙悟空，他起身拿了一张纸，让我大胆地画。结果我把孙猴子的脸画得很大，身体没处放了。“这可不行，我得帮你寻个老师。”祖父说。

几天后，我从祖父手里接过一本线装本的连环画《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是赵宏本与钱笑呆绘制的。很多年后我听师姐张渊说起：“当年你爷爷托过我一件事，就是去买一本有关孙悟空的画册，好让你临摹。”

后来，祖父帮我找了两位老师，其中一位是书法家徐伯清，徐老师生于中医世家，写得一手精到的小楷。

不过我学了没多久就因为十年浩劫而中断了。1975年，徐老师叩响了我家的门，当时我祖父已经过世7年了。徐老师对我说：“你爷爷当年把你托付给我，你继续跟我学吧。”

跟徐老师学书法，他从来不会批评我，而是用我爷爷当年对他讲过的话来教育我：“老兄，不能糊弄啊……”虽然我后来从事公安工作直到退休，但毛笔一直没有放下过。

对于国家，他心里都是爱

上观：除了经典的山水画，吴湖帆先生也为我们留下了一批富有新时代气息的画作。

吴元京：是的，祖父生前有一个习惯，就是读新闻，每当看到国家欣欣向荣的新面貌时，他的内心是很振奋的。他喜欢剪报，收藏了厚厚一本剪报本。

1960年，他创作了《红旗插上珠穆朗玛峰》，尽管因为画中的细节受到过批评，但他倔强地坚持自己的艺术理念。他还用传统的绘画语言画过南京东路、西郊公园……

上观：吴湖帆先生画的《庆祝我国原子弹爆炸成功》最近正在展出，这幅画当年是如何创作的？

吴元京：这是我祖父人生中最后一幅重要作品。他1964年就病了，病情略微好转一些后，他看到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新闻。1965年，反映这一事件的纪录片上映后，他让我爸爸买来电影票，去电影院反复观看了4次，然后用传统山水画中描绘云烟的烘染技法表现了翻滚上升的蘑菇云。

对于国家，他心里只有一个字，那就是爱！他爱中国，爱中国文化。他曾经说：“学国画而欲做大画家者，必先爱吾家邦。”

上观：祖父给您与后辈留下的最重要的精神遗产是什么？

吴元京：我认为是真、善、正。他曾被誉为书画鉴定界的“一只眼”。1934年，当时的国民政府为征选文物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成立了筹委会。我祖父受邀请加入，负责审定古字画的真伪。审定期间，他写下了两本手稿《目击编》与《烛奸录》。他一生都在去伪存真。尽管他的脾气看似温和，但内心始终有不为人知的刚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