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重庆2月24日电

在文化长河中，典籍是文明对话的无声使者。14年来，伊朗汉学家、翻译家艾森·杜思特穆罕默迪埋首于典籍之林，陆续完成《论语》《孟子》《道德经》等20余部中华经典的波斯语译介，以跨文化视角见证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播价值。

跨文化对话中，中华经典如何被“转译”为可理解、可共鸣的国际表达？中华文明怎样借典籍之舟驶得更远？艾森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讲述中外文化交流中的典籍力量。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是什么契机让您与中华经典结下不解之缘？译典之际，哪些内容最触动您？

艾森：自从开始学习中文与中医之后，我逐渐意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浩如烟海、脉络绵延，它不仅为世界文明贡献了深厚的思想资源，也在漫长历史中塑造出独立自主、自强不息、坚韧不屈的民族精神与文化品格。

同时我也看到，许多重要的中华典籍至今仍缺乏系统、可读的波斯语译本，这使伊朗读者难以通过原典深入理解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核。由此，我萌生出明确目标——把中华典籍译介到波斯语世界，让更多伊朗读者能在原典语境中认识中国、理解中国。

最让我产生交集的是，儒家思想的许多核心理念与伊朗文化传统中的伦理关怀在精神气质上具有相通之处，尤其体现在“以民为本”“仁爱施政”“德才并重”及“折中调和”等处世智慧上。

比如，在国家与人民的关系上，《孟子》提出“得民心者得天下”，而波斯经典《蔷薇园》也强调“天下的得失在于民心的向背”；国家治理层面，儒家倡导“仁政”，希望实现“老安少怀”“博施济众”，进而达到“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的理想社会，而波斯诗人萨迪同样期望“贤明的统治者”以仁爱与公正治理国家，使百姓安居乐业；处世哲学上，《中庸》作为儒家美德素养，强调“中正平和”，反对走极端，波斯传统智慧亦常主张“凡事取其中”“遇事取中”，强调以节制与平衡化解冲突、维持秩序。

这让我在翻译经典时更深切地感受到：伊中文明之间存在可对话、可互证的共同价值。

中新社记者：中华经典在外译过程中最难以传递的是什么？如何跨越这种“诠释的隔阂”？

艾森：我认为，中华经典在外译过程中最难传递的，并非个别词语的对译，而是这些词语背后所依托的整体语境，一套长期形成的概念体系、价值前提与阅读传统。

经典语言高度凝练，常以格言式、对话式呈现，省略大量默认前提，同时又与注疏传统和互文网络紧密相连。目标语读者因缺少这一整套“背景知识”，容易出现“字面可懂、义理却偏”的情况，这正是所谓“诠释的隔阂”。

跨越这种隔阂，关键在于把翻译从“文本转写”推进为“理解路径的搭建”。我通常会采用以下方法：一是在译文之前补足必要语境，用简明的历史与思想脉络交代“这段话在何种问题意识中被提出”；二是建立明晰、稳定的术语机制。对关键概念选择性说明，必要时加音译解释，并清楚界定可类比与不可类比之处；三是推动“共同阐释”的工作方式。译者与目标语学者、中文训诂或专门史研究者协作，进行双向评审，并以导读、注释、对读案例等为读者提供可进入、可验证的阅读路径。

总之，真正有效的译介不是把句子“搬到另一种语言里”，而是把一套可抵达经典意义的“解释机制”与“阅读方法”同步带过去。

中新社记者：你曾提出，强化“文化双向理解”机制。在推动中华典籍“出海”过程中，应如何搭建双向互鉴桥梁？

艾森：中华典籍“出海”不能只做单向输出，更要把它变成一次“共同读书、共同解释”的过程。

第一步是先听后讲。先了解目标语世界真正关心哪些问题，用他们的问题来反推我们该译什么、怎么译。

第二步是共同生产。译本最好由译者、目标语学者和中文学者一起完成，并做双向评审，既保证准确，也保证对方读得懂、用得上。

第三步是搭“三座桥”，把历史语境讲清楚、关键概念做术语表并说明差异、给读者一套导读路径。

最后要有反馈闭环，把海外读者的疑问和新阐释带回中文世界，推动修订与再阐释。不只是把书“送出去”，而是把“理解的生产权”共享出去，才能真正实现双向互鉴。

中新社记者：作为深耕伊中文化交流的学者，您认为两国在哪些方面可拓展交流新空间？

艾森：我认为，两国有不少共通的民间交流底色值得深挖、延续并拓展。

一是深耕尊重知识、亲近经典的传统。伊朗有诗歌与经典诠释的文化，中国也有经史子集的阅读传统，可打造双语读书会、经典互译工作坊、青年写作交流等公众项目，让经典不只“摆在书架上”，而是融入当代人的表达。

二是发扬生活美学与手工艺底色。两国在陶瓷、织物、书法、装帧等领域均有深厚的民间创造力，可通过匠人驻留、联合展陈、非遗课堂、设计共创，将传统转化为当代共同创新。

三是拓展医食相通的交流。丝路交流离不开治病养生、香料药材与饮食等民生需求，可将相关学术研究转化为草药、香药、茶文化、药膳食疗等公众体验项目，赋予交流更强生命力。

我注意到，两国均重待客之道，且有以街巷、市场、旅途为载体的交流传统，双方还可探索举办城市节庆、主题市集、社区互动、青年及家庭互访活动，推动文化交流从“机构层面”走向“人与人之间”。

中新社记者：未来中华典籍“出海”还需在哪些方面发力？

艾森：我认为，中华典籍“出海”，应从“输出型传播”向“对话型进入”转型升级，进而帮助不同文明打破认知壁垒，实现深度对话。

具体可从多方面入手。比如构建经典术语的精准解释框架。经典术语承载着复杂思想与历史语义，需配套术语体系、语境化注释与典型例证，避免简单对应造成的误读。

再如，完善全链条，为海外读者提供历史背景、制度知识、人物地理时间线及问题导向式导读，降低阅读门槛；打造分层产品矩阵，覆盖多元读者。

与此同时，数字化与公共传播能力应同步提升。整合语料库、开放检索工具、多媒体内容等，推动典籍从“出版物”升级成“可被讨论的公共知识”。

从长远看，还需建立人才培养、扶持机制与综合评价体系，让典籍“出海”常态化。(完)

艾森·杜思特穆罕默迪(Ehsan Doostmohammadi)，伊朗汉学家、翻译家，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伊朗研究中心研究员、西南大学中希文明互鉴中心特聘研究员。长期从事中国传统医学典籍和中华经典著作的波斯语译介工作，独立完成《论语》《孟子》《濒湖脉学》《中医舌诊》《黄帝内经·素问》《道德经》等20余部作品的翻译与审校，为伊朗读者了解中国文化打开了交流之窗。2023年获第十六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2025年受聘为天府书展阅读形象大使。

中新社重庆2月24日电

在文化长河中，典籍是文明对话的无声使者。14年来，伊朗汉学家、翻译家艾森·杜思特穆罕默迪埋首于典籍之林，陆续完成《论语》《孟子》《道德经》等20余部中华经典的波斯语译介，以跨文化视角见证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播价值。

跨文化对话中，中华经典如何被“转译”为可理解、可共鸣的国际表达？中华文明怎样借典籍之舟驶得更远？艾森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讲述中外文化交流中的典籍力量。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是什么契机让您与中华经典结下不解之缘？译典之际，哪些内容最触动您？

艾森：自从开始学习中文与中医之后，我逐渐意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浩如烟海、脉络绵延，它不仅为世界文明贡献了深厚的思想资源，也在漫长历史中塑造出独立自主、自强不息、坚韧不屈的民族精神与文化品格。

同时我也看到，许多重要的中华典籍至今仍缺乏系统、可读的波斯语译本，这使伊朗读者难以通过原典深入理解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核。由此，我萌生出明确目标——把中华典籍译介到波斯语世界，让更多伊朗读者能在原典语境中认识中国、理解中国。

最让我产生交集的是，儒家思想的许多核心理念与伊朗文化传统中的伦理关怀在精神气质上具有相通之处，尤其体现在“以民为本”“仁爱施政”“德才并重”及“折中调和”等处世智慧上。

比如，在国家与人民的关系上，《孟子》提出“得民心者得天下”，而波斯经典《蔷薇园》也强调“天下的得失在于民心的向背”；国家治理层面，儒家倡导“仁政”，希望实现“老安少怀”“博施济众”，进而达到“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的理想社会，而波斯诗人萨迪同样期望“贤明的统治者”以仁爱与公正治理国家，使百姓安居乐业；处世哲学上，《中庸》作为儒家美德素养，强调“中正平和”，反对走极端，波斯传统智慧亦常主张“凡事取其中”“遇事取中”，强调以节制与平衡化解冲突、维持秩序。

这让我在翻译经典时更深切地感受到：伊中文明之间存在可对话、可互证的共同价值。

中新社记者：中华经典在外译过程中最难以传递的是什么？如何跨越这种“诠释的隔阂”？

艾森：我认为，中华经典在外译过程中最难传递的，并非个别词语的对译，而是这些词语背后所依托的整体语境，一套长期形成的概念体系、价值前提与阅读传统。

经典语言高度凝练，常以格言式、对话式呈现，省略大量默认前提，同时又与注疏传统和互文网络紧密相连。目标语读者因缺少这一整套“背景知识”，容易出现“字面可懂、义理却偏”的情况，这正是所谓“诠释的隔阂”。

跨越这种隔阂，关键在于把翻译从“文本转写”推进为“理解路径的搭建”。我通常会采用以下方法：一是在译文之前补足必要语境，用简明的历史与思想脉络交代“这段话在何种问题意识中被提出”；二是建立明晰、稳定的术语机制。对关键概念选择性说明，必要时加音译解释，并清楚界定可类比与不可类比之处；三是推动“共同阐释”的工作方式。译者与目标语学者、中文训诂或专门史研究者协作，进行双向评审，并以导读、注释、对读案例等为读者提供可进入、可验证的阅读路径。

总之，真正有效的译介不是把句子“搬到另一种语言里”，而是把一套可抵达经典意义的“解释机制”与“阅读方法”同步带过去。

中新社记者：你曾提出，强化“文化双向理解”机制。在推动中华典籍“出海”过程中，应如何搭建双向互鉴桥梁？

艾森：中华典籍“出海”不能只做单向输出，更要把它变成一次“共同读书、共同解释”的过程。

第一步是先听后讲。先了解目标语世界真正关心哪些问题，用他们的问题来反推我们该译什么、怎么译。

第二步是共同生产。译本最好由译者、目标语学者和中文学者一起完成，并做双向评审，既保证准确，也保证对方读得懂、用得上。

第三步是搭“三座桥”，把历史语境讲清楚、关键概念做术语表并说明差异、给读者一套导读路径。

最后要有反馈闭环，把海外读者的疑问和新阐释带回中文世界，推动修订与再阐释。不只是把书“送出去”，而是把“理解的生产权”共享出去，才能真正实现双向互鉴。

中新社记者：作为深耕伊中文化交流的学者，您认为两国在哪些方面可拓展交流新空间？

艾森：我认为，两国有不少共通的民间交流底色值得深挖、延续并拓展。

一是深耕尊重知识、亲近经典的传统。伊朗有诗歌与经典诠释的文化，中国也有经史子集的阅读传统，可打造双语读书会、经典互译工作坊、青年写作交流等公众项目，让经典不只“摆在书架上”，而是融入当代人的表达。

二是发扬生活美学与手工艺底色。两国在陶瓷、织物、书法、装帧等领域均有深厚的民间创造力，可通过匠人驻留、联合展陈、非遗课堂、设计共创，将传统转化为当代共同创新。

三是拓展医食相通的交流。丝路交流离不开治病养生、香料药材与饮食等民生需求，可将相关学术研究转化为草药、香药、茶文化、药膳食疗等公众体验项目，赋予交流更强生命力。

我注意到，两国均重待客之道，且有以街巷、市场、旅途为载体的交流传统，双方还可探索举办城市节庆、主题市集、社区互动、青年及家庭互访活动，推动文化交流从“机构层面”走向“人与人之间”。

中新社记者：未来中华典籍“出海”还需在哪些方面发力？

艾森：我认为，中华典籍“出海”，应从“输出型传播”向“对话型进入”转型升级，进而帮助不同文明打破认知壁垒，实现深度对话。

具体可从多方面入手。比如构建经典术语的精准解释框架。经典术语承载着复杂思想与历史语义，需配套术语体系、语境化注释与典型例证，避免简单对应造成的误读。

再如，完善全链条，为海外读者提供历史背景、制度知识、人物地理时间线及问题导向式导读，降低阅读门槛；打造分层产品矩阵，覆盖多元读者。

与此同时，数字化与公共传播能力应同步提升。整合语料库、开放检索工具、多媒体内容等，推动典籍从“出版物”升级成“可被讨论的公共知识”。

从长远看，还需建立人才培养、扶持机制与综合评价体系，让典籍“出海”常态化。(完)

艾森·杜思特穆罕默迪(Ehsan Doostmohammadi)，伊朗汉学家、翻译家，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伊朗研究中心研究员、西南大学中希文明互鉴中心特聘研究员。长期从事中国传统医学典籍和中华经典著作的波斯语译介工作，独立完成《论语》《孟子》《濒湖脉学》《中医舌诊》《黄帝内经·素问》《道德经》等20余部作品的翻译与审校，为伊朗读者了解中国文化打开了交流之窗。2023年获第十六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2025年受聘为天府书展阅读形象大使。

中新社重庆2月24日电

在文化长河中，典籍是文明对话的无声使者。14年来，伊朗汉学家、翻译家艾森·杜思特穆罕默迪埋首于典籍之林，陆续完成《论语》《孟子》《道德经》等20余部中华经典的波斯语译介，以跨文化视角见证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播价值。

跨文化对话中，中华经典如何被“转译”为可理解、可共鸣的国际表达？中华文明怎样借典籍之舟驶得更远？艾森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讲述中外文化交流中的典籍力量。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是什么契机让您与中华经典结下不解之缘？译典之际，哪些内容最触动您？

艾森：自从开始学习中文与中医之后，我逐渐意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浩如烟海、脉络绵延，它不仅为世界文明贡献了深厚的思想资源，也在漫长历史中塑造出独立自主、自强不息、坚韧不屈的民族精神与文化品格。

同时我也看到，许多重要的中华典籍至今仍缺乏系统、可读的波斯语译本，这使伊朗读者难以通过原典深入理解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核。由此，我萌生出明确目标——把中华典籍译介到波斯语世界，让更多伊朗读者能在原典语境中认识中国、理解中国。

最让我产生交集的是，儒家思想的许多核心理念与伊朗文化传统中的伦理关怀在精神气质上具有相通之处，尤其体现在“以民为本”“仁爱施政”“德才并重”及“折中调和”等处世智慧上。

比如，在国家与人民的关系上，《孟子》提出“得民心者得天下”，而波斯经典《蔷薇园》也强调“天下的得失在于民心的向背”；国家治理层面，儒家倡导“仁政”，希望实现“老安少怀”“博施济众”，进而达到“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的理想社会，而波斯诗人萨迪同样期望“贤明的统治者”以仁爱与公正治理国家，使百姓安居乐业；处世哲学上，《中庸》作为儒家美德素养，强调“中正平和”，反对走极端，波斯传统智慧亦常主张“凡事取其中”“遇事取中”，强调以节制与平衡化解冲突、维持秩序。

这让我在翻译经典时更深切地感受到：伊中文明之间存在可对话、可互证的共同价值。

中新社记者：中华经典在外译过程中最难以传递的是什么？如何跨越这种“诠释的隔阂”？

艾森：我认为，中华经典在外译过程中最难传递的，并非个别词语的对译，而是这些词语背后所依托的整体语境，一套长期形成的概念体系、价值前提与阅读传统。

经典语言高度凝练，常以格言式、对话式呈现，省略大量默认前提，同时又与注疏传统和互文网络紧密相连。目标语读者因缺少这一整套“背景知识”，容易出现“字面可懂、义理却偏”的情况，这正是所谓“诠释的隔阂”。

跨越这种隔阂，关键在于把翻译从“文本转写”推进为“理解路径的搭建”。我通常会采用以下方法：一是在译文之前补足必要语境，用简明的历史与思想脉络交代“这段话在何种问题意识中被提出”；二是建立明晰、稳定的术语机制。对关键概念选择性说明，必要时加音译解释，并清楚界定可类比与不可类比之处；三是推动“共同阐释”的工作方式。译者与目标语学者、中文训诂或专门史研究者协作，进行双向评审，并以导读、注释、对读案例等为读者提供可进入、可验证的阅读路径。

总之，真正有效的译介不是把句子“搬到另一种语言里”，而是把一套可抵达经典意义的“解释机制”与“阅读方法”同步带过去。

中新社记者：你曾提出，强化“文化双向理解”机制。在推动中华典籍“出海”过程中，应如何搭建双向互鉴桥梁？

艾森：中华典籍“出海”不能只做单向输出，更要把它变成一次“共同读书、共同解释”的过程。

第一步是先听后讲。先了解目标语世界真正关心哪些问题，用他们的问题来反推我们该译什么、怎么译。

第二步是共同生产。译本最好由译者、目标语学者和中文学者一起完成，并做双向评审，既保证准确，也保证对方读得懂、用得上。

第三步是搭“三座桥”，把历史语境讲清楚、关键概念做术语表并说明差异、给读者一套导读路径。

最后要有反馈闭环，把海外读者的疑问和新阐释带回中文世界，推动修订与再阐释。不只是把书“送出去”，而是把“理解的生产权”共享出去，才能真正实现双向互鉴。

中新社记者：作为深耕伊中文化交流的学者，您认为两国在哪些方面可拓展交流新空间？

艾森：我认为，两国有不少共通的民间交流底色值得深挖、延续并拓展。

一是深耕尊重知识、亲近经典的传统。伊朗有诗歌与经典诠释的文化，中国也有经史子集的阅读传统，可打造双语读书会、经典互译工作坊、青年写作交流等公众项目，让经典不只“摆在书架上”，而是融入当代人的表达。

二是发扬生活美学与手工艺底色。两国在陶瓷、织物、书法、装帧等领域均有深厚的民间创造力，可通过匠人驻留、联合展陈、非遗课堂、设计共创，将传统转化为当代共同创新。

三是拓展医食相通的交流。丝路交流离不开治病养生、香料药材与饮食等民生需求，可将相关学术研究转化为草药、香药、茶文化、药膳食疗等公众体验项目，赋予交流更强生命力。

我注意到，两国均重待客之道，且有以街巷、市场、旅途为载体的交流传统，双方还可探索举办城市节庆、主题市集、社区互动、青年及家庭互访活动，推动文化交流从“机构层面”走向“人与人之间”。

中新社记者：未来中华典籍“出海”还需在哪些方面发力？

艾森：我认为，中华典籍“出海”，应从“输出型传播”向“对话型进入”转型升级，进而帮助不同文明打破认知壁垒，实现深度对话。

具体可从多方面入手。比如构建经典术语的精准解释框架。经典术语承载着复杂思想与历史语义，需配套术语体系、语境化注释与典型例证，避免简单对应造成的误读。

再如，完善全链条，为海外读者提供历史背景、制度知识、人物地理时间线及问题导向式导读，降低阅读门槛；打造分层产品矩阵，覆盖多元读者。

与此同时，数字化与公共传播能力应同步提升。整合语料库、开放检索工具、多媒体内容等，推动典籍从“出版物”升级成“可被讨论的公共知识”。

从长远看，还需建立人才培养、扶持机制与综合评价体系，让典籍“出海”常态化。(完)

艾森·杜思特穆罕默迪(Ehsan Doostmohammadi)，伊朗汉学家、翻译家，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伊朗研究中心研究员、西南大学中希文明互鉴中心特聘研究员。长期从事中国传统医学典籍和中华经典著作的波斯语译介工作，独立完成《论语》《孟子》《濒湖脉学》《中医舌诊》《黄帝内经·素问》《道德经》等20余部作品的翻译与审校，为伊朗读者了解中国文化打开了交流之窗。2023年获第十六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2025年受聘为天府书展阅读形象大使。

中新社重庆2月24日电

在文化长河中，典籍是文明对话的无声使者。14年来，伊朗汉学家、翻译家艾森·杜思特穆罕默迪埋首于典籍之林，陆续完成《论语》《孟子》《道德经》等20余部中华经典的波斯语译介，以跨文化视角见证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播价值。

跨文化对话中，中华经典如何被“转译”为可理解、可共鸣的国际表达？中华文明怎样借典籍之舟驶得更远？艾森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讲述中外文化交流中的典籍力量。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是什么契机让您与中华经典结下不解之缘？译典之际，哪些内容最触动您？

艾森：自从开始学习中文与中医之后，我逐渐意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浩如烟海、脉络绵延，它不仅为世界文明贡献了深厚的思想资源，也在漫长历史中塑造出独立自主、自强不息、坚韧不屈的民族精神与文化品格。

同时我也看到，许多重要的中华典籍至今仍缺乏系统、可读的波斯语译本，这使伊朗读者难以通过原典深入理解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核。由此，我萌生出明确目标——把中华典籍译介到波斯语世界，让更多伊朗读者能在原典语境中认识中国、理解中国。

最让我产生交集的是，儒家思想的许多核心理念与伊朗文化传统中的伦理关怀在精神气质上具有相通之处，尤其体现在“以民为本”“仁爱施政”“德才并重”及“折中调和”等处世智慧上。

比如，在国家与人民的关系上，《孟子》提出“得民心者得天下”，而波斯经典《蔷薇园》也强调“天下的得失在于民心的向背”；国家治理层面，儒家倡导“仁政”，希望实现“老安少怀”“博施济众”，进而达到“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的理想社会，而波斯诗人萨迪同样期望“贤明的统治者”以仁爱与公正治理国家，使百姓安居乐业；处世哲学上，《中庸》作为儒家美德素养，强调“中正平和”，反对走极端，波斯传统智慧亦常主张“凡事取其中”“遇事取中”，强调以节制与平衡化解冲突、维持秩序。

这让我在翻译经典时更深切地感受到：伊中文明之间存在可对话、可互证的共同价值。

中新社记者：中华经典在外译过程中最难以传递的是什么？如何跨越这种“诠释的隔阂”？

艾森：我认为，中华经典在外译过程中最难传递的，并非个别词语的对译，而是这些词语背后所依托的整体语境，一套长期形成的概念体系、价值前提与阅读传统。

经典语言高度凝练，常以格言式、对话式呈现，省略大量默认前提，同时又与注疏传统和互文网络紧密相连。目标语读者因缺少这一整套“背景知识”，容易出现“字面可懂、义理却偏”的情况，这正是所谓“诠释的隔阂”。

跨越这种隔阂，关键在于把翻译从“文本转写”推进为“理解路径的搭建”。我通常会采用以下方法：一是在译文之前补足必要语境，用简明的历史与思想脉络交代“这段话在何种问题意识中被提出”；二是建立明晰、稳定的术语机制。对关键概念选择性说明，必要时加音译解释，并清楚界定可类比与不可类比之处；三是推动“共同阐释”的工作方式。译者与目标语学者、中文训诂或专门史研究者协作，进行双向评审，并以导读、注释、对读案例等为读者提供可进入、可验证的阅读路径。

总之，真正有效的译介不是把句子“搬到另一种语言里”，而是把一套可抵达经典意义的“解释机制”与“阅读方法”同步带过去。

中新社记者：你曾提出，强化“文化双向理解”机制。在推动中华典籍“出海”过程中，应如何搭建双向互鉴桥梁？

艾森：中华典籍“出海”不能只做单向输出，更要把它变成一次“共同读书、共同解释”的过程。

第一步是先听后讲。先了解目标语世界真正关心哪些问题，用他们的问题来反推我们该译什么、怎么译。

第二步是共同生产。译本最好由译者、目标语学者和中文学者一起完成，并做双向评审，既保证准确，也保证对方读得懂、用得上。

第三步是搭“三座桥”，把历史语境讲清楚、关键概念做术语表并说明差异、给读者一套导读路径。

最后要有反馈闭环，把海外读者的疑问和新阐释带回中文世界，推动修订与再阐释。不只是把书“送出去”，而是把“理解的生产权”共享出去，才能真正实现双向互鉴。

中新社记者：作为深耕伊中文化交流的学者，您认为两国在哪些方面可拓展交流新空间？

艾森：我认为，两国有不少共通的民间交流底色值得深挖、延续并拓展。

一是深耕尊重知识、亲近经典的传统。伊朗有诗歌与经典诠释的文化，中国也有经史子集的阅读传统，可打造双语读书会、经典互译工作坊、青年写作交流等公众项目，让经典不只“摆在书架上”，而是融入当代人的表达。

二是发扬生活美学与手工艺底色。两国在陶瓷、织物、书法、装帧等领域均有深厚的民间创造力，可通过匠人驻留、联合展陈、非遗课堂、设计共创，将传统转化为当代共同创新。

三是拓展医食相通的交流。丝路交流离不开治病养生、香料药材与饮食等民生需求，可将相关学术研究转化为草药、香药、茶文化、药膳食疗等公众体验项目，赋予交流更强生命力。

我注意到，两国均重待客之道，且有以街巷、市场、旅途为载体的交流传统，双方还可探索举办城市节庆、主题市集、社区互动、青年及家庭互访活动，推动文化交流从“机构层面”走向“人与人之间”。

中新社记者：未来中华典籍“出海”还需在哪些方面发力？

艾森：我认为，中华典籍“出海”，应从“输出型传播”向“对话型进入”转型升级，进而帮助不同文明打破认知壁垒，实现深度对话。

具体可从多方面入手。比如构建经典术语的精准解释框架。经典术语承载着复杂思想与历史语义，需配套术语体系、语境化注释与典型例证，避免简单对应造成的误读。

再如，完善全链条，为海外读者提供历史背景、制度知识、人物地理时间线及问题导向式导读，降低阅读门槛；打造分层产品矩阵，覆盖多元读者。

与此同时，数字化与公共传播能力应同步提升。整合语料库、开放检索工具、多媒体内容等，推动典籍从“出版物”升级成“可被讨论的公共知识”。

从长远看，还需建立人才培养、扶持机制与综合评价体系，让典籍“出海”常态化。(完)

艾森·杜思特穆罕默迪(Ehsan Doostmohammadi)，伊朗汉学家、翻译家，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伊朗研究中心研究员、西南大学中希文明互鉴中心特聘研究员。长期从事中国传统医学典籍和中华经典著作的波斯语译介工作，独立完成《论语》《孟子》《濒湖脉学》《中医舌诊》《黄帝内经·素问》《道德经》等20余部作品的翻译与审校，为伊朗读者了解中国文化打开了交流之窗。2023年获第十六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2025年受聘为天府书展阅读形象大使。

中新社重庆2月24日电

在文化长河中，典籍是文明对话的无声使者。14年来，伊朗汉学家、翻译家艾森·杜思特穆罕默迪埋首于典籍之林，陆续完成《论语》《孟子》《道德经》等20余部中华经典的波斯语译介，以跨文化视角见证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播价值。

跨文化对话中，中华经典如何被“转译”为可理解、可共鸣的国际表达？中华文明怎样借典籍之舟驶得更远？艾森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讲述中外文化交流中的典籍力量。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是什么契机让您与中华经典结下不解之缘？译典之际，哪些内容最触动您？

艾森：自从开始学习中文与中医之后，我逐渐意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浩如烟海、脉络绵延，它不仅为世界文明贡献了深厚的思想资源，也在漫长历史中塑造出独立自主、自强不息、坚韧不屈的民族精神与文化品格。

同时我也看到，许多重要的中华典籍至今仍缺乏系统、可读的波斯语译本，这使伊朗读者难以通过原典深入理解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核。由此，我萌生出明确目标——把中华典籍译介到波斯语世界，让更多伊朗读者能在原典语境中认识中国、理解中国。

最让我产生交集的是，儒家思想的许多核心理念与伊朗文化传统中的伦理关怀在精神气质上具有相通之处，尤其体现在“以民为本”“仁爱施政”“德才并重”及“折中调和”等处世智慧上。

比如，在国家与人民的关系上，《孟子》提出“得民心者得天下”，而波斯经典《蔷薇园》也强调“天下的得失在于民心的向背”；国家治理层面，儒家倡导“仁政”，希望实现“老安少怀”“博施济众”，进而达到“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的理想社会，而波斯诗人萨迪同样期望“贤明的统治者”以仁爱与公正治理国家，使百姓安居乐业；处世哲学上，《中庸》作为儒家美德素养，强调“中正平和”，反对走极端，波斯传统智慧亦常主张“凡事取其中”“遇事取中”，强调以节制与平衡化解冲突、维持秩序。

这让我在翻译经典时更深切地感受到：伊中文明之间存在可对话、可互证的共同价值。

中新社记者：中华经典在外译过程中最难以传递的是什么？如何跨越这种“诠释的隔阂”？

艾森：我认为，中华经典在外译过程中最难传递的，并非个别词语的对译，而是这些词语背后所依托的整体语境，一套长期形成的概念体系、价值前提与阅读传统。

经典语言高度凝练，常以格言式、对话式呈现，省略大量默认前提，同时又与注疏传统和互文网络紧密相连。目标语读者因缺少这一整套“背景知识”，容易出现“字面可懂、义理却偏”的情况，这正是所谓“诠释的隔阂”。

跨越这种隔阂，关键在于把翻译从“文本转写”推进为“理解路径的搭建”。我通常会采用以下方法：一是在译文之前补足必要语境，用简明的历史与思想脉络交代“这段话在何种问题意识中被提出”；二是建立明晰、稳定的术语机制。对关键概念选择性说明，必要时加音译解释，并清楚界定可类比与不可类比之处；三是推动“共同阐释”的工作方式。译者与目标语学者、中文训诂或专门史研究者协作，进行双向评审，并以导读、注释、对读案例等为读者提供可进入、可验证的阅读路径。

总之，真正有效的译介不是把句子“搬到另一种语言里”，而是把一套可抵达经典意义的“解释机制”与“阅读方法”同步带过去。

中新社记者：你曾提出，强化“文化双向理解”机制。在推动中华典籍“出海”过程中，应如何搭建双向互鉴桥梁？

艾森：中华典籍“出海”不能只做单向输出，更要把它变成一次“共同读书、共同解释”的过程。

第一步是先听后讲。先了解目标语世界真正关心哪些问题，用他们的问题来反推我们该译什么、怎么译。

第二步是共同生产。译本最好由译者、目标语学者和中文学者一起完成，并做双向评审，既保证准确，也保证对方读得懂、用得上。

第三步是搭“三座桥”，把历史语境讲清楚、关键概念做术语表并说明差异、给读者一套导读路径。

最后要有反馈闭环，把海外读者的疑问和新阐释带回中文世界，推动修订与再阐释。不只是把书“送出去”，而是把“理解的生产权”共享出去，才能真正实现双向互鉴。

中新社记者：作为深耕伊中文化交流的学者，您认为两国在哪些方面可拓展交流新空间？

艾森：我认为，两国有不少共通的民间交流底色值得深挖、延续并拓展。

一是深耕尊重知识、亲近经典的传统。伊朗有诗歌与经典诠释的文化，中国也有经史子集的阅读传统，可打造双语读书会、经典互译工作坊、青年写作交流等公众项目，让经典不只“摆在书架上”，而是融入当代人的表达。

二是发扬生活美学与手工艺底色。两国在陶瓷、织物、书法、装帧等领域均有深厚的民间创造力，可通过匠人驻留、联合展陈、非遗课堂、设计共创，将传统转化为当代共同创新。

三是拓展医食相通的交流。丝路交流离不开治病养生、香料药材与饮食等民生需求，可将相关学术研究转化为草药、香药、茶文化、药膳食疗等公众体验项目，赋予交流更强生命力。

我注意到，两国均重待客之道，且有以街巷、市场、旅途为载体的交流传统，双方还可探索举办城市节庆、主题市集、社区互动、青年及家庭互访活动，推动文化交流从“机构层面”走向“人与人之间”。

中新社记者：未来中华典籍“出海”还需在哪些方面发力？

艾森：我认为，中华典籍“出海”，应从“输出型传播”向“对话型进入”转型升级，进而帮助不同文明打破认知壁垒，实现深度对话。

具体可从多方面入手。比如构建经典术语的精准解释框架。经典术语承载着复杂思想与历史语义，需配套术语体系、语境化注释与典型例证，避免简单对应造成的误读。

再如，完善全链条，为海外读者提供历史背景、制度知识、人物地理时间线及问题导向式导读，降低阅读门槛；打造分层产品矩阵，覆盖多元读者。

与此同时，数字化与公共传播能力应同步提升。整合语料库、开放检索工具、多媒体内容等，推动典籍从“出版物”升级成“可被讨论的公共知识”。

从长远看，还需建立人才培养、扶持机制与综合评价体系，让典籍“出海”常态化。(完)

艾森·杜思特穆罕默迪(Ehsan Doostmohammadi)，伊朗汉学家、翻译家，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伊朗研究中心研究员、西南大学中希文明互鉴中心特聘研究员。长期从事中国传统医学典籍和中华经典著作的波斯语译介工作，独立完成《论语》《孟子》《濒湖脉学》《中医舌诊》《黄帝内经·素问》《道德经》等20余部作品的翻译与审校，为伊朗读者了解中国文化打开了交流之窗。2023年获第十六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2025年受聘为天府书展阅读形象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