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3月13日电 题：“清华简”中这匹马，何以奔袭两千年？

——专访荷兰学者武致知

作者 李紫薇

2026年1月，清华大学一场关于战国竹简的发布会引起学界关注——这次亮相的并非常见的政治文书或礼制文本，而是一批专门讨论“马”的竹简。

对先秦社会而言，马不仅是生产与战争的工具，更是一门技术、一种制度，甚至是一种文化形象——而这套竹简，恰恰让这一点在史料上“清晰可见”。近日，中新社“东西问”专访荷兰学者、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副教授武致知(Rens Krijgsman)，探讨这批马政文献的学术价值及其所折射的先秦文明图景。

现将访谈实录摘录如下：

中新社记者：2008年清华大学入藏近2500枚战国竹简，被学界称为“清华简”。这批出土文献对既有的传世文献体系带来了哪些新的认识或修正？

武致知：清华简有很多方面比较特殊，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它所涵盖的文献范围非常广。与郭店楚墓竹简以哲学思想类文献为主相比，清华简虽然同样包含大量哲学文本，但内容并不局限于此，还包括历史类文献，以及内容见于《诗经》《尚书》等传世经典的篇目，同时也涉及阴阳五行等内容。从这个角度讲，它更像是一个战国时期贵族家庭所拥有的“小型图书馆”。

我在牛津大学读书时，老师曾问过一个问题：牛津大学最早的图书馆有多少本书？大家往往会以为至少有几千本，但实际上最初只有几百本，规模并不大。反过来看清华简，一个战国时期的贵族家庭，已经拥有六七十种不同内容的书籍，在当时的条件下，可以说是一个极其丰富的藏书体系。

而那些被带入墓葬中的文献，恰恰说明它们在当时被视为非常珍贵的材料。

在我看来，出土文献最有意思的一点，在于它们能够更真实地反映战国时期思想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如果只依赖传世文献来做研究，往往是不够的，而出土文献所呈现的，是一个尚未被“整理过”的思想世界。我们今天习惯于用儒、道、法等学派去分类，但在战国时期，这种界限并没有那么清晰。很多文本中的思想是交融在一起的。清华简的价值，不仅在于印证或修正传统认识，更在于不断丰富我们对先秦历史、文化和思想内涵的理解。

2026年1月，武致知在清华留影。中新社记者 孙晨慧 摄

中新社记者：在《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伍)》中，首次集中公布了相马、疗马、驯马、驭马等马政文献。你如何看待这批文献在理解先秦以及世界科技史、畜牧史中的价值？

武致知：从马政角度来看，清华简中的这批材料，是目前所见中国最早的一批相关文献。实际上，很多古代知识未必会被系统写下来，即使写下来了，也未必能够保存到今天。尤其是像养马这样的技术，往往是通过师徒之间的口耳相传来完成的。

但从清华简马政文献可以看到，中国很早就开始尝试把这些经验加以整理，并形成较为系统的知识体系。战国时期尤其容易呈现出这一特点。在这些简文中，无论是关于马的疾病、训练步伐，还是如何观察马的表情、判断马的性格，都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分类和说明，说明这些材料是在一个长期积累的传统中产生的，而不是某种“突然的发明”。

在全球范围内，大致到公元6世纪前后，才开始逐渐出现将马类知识较为系统地汇编在一起的传统。以欧洲为例，早期相关知识主要依托拉丁语传播，使用地方语言的情况反而较少，直到17世纪才逐渐增多。17世纪初的一些材料，在性质上与清华简确实存在一定的可比性，但二者之间的时代差距比较明显。

2026年1月，武致知展示《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伍)》的内容。据悉，《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伍)》共收录《胥马》《凡马之疾》《驯马》《驭术》《驭马之道》五篇竹书，是目前所见中国最早专门论述相马、疗马、驯马、驭马的珍贵资料。中新社记者 孙晨慧 摄

中新社记者：从具体内容来看，这批马政文献在知识形态和实践经验上，有哪些此前较少见或令人印象深刻的细节？

武致知：就此次公布的清华简马政文献而言，其中最有意思的地方之一，在于它所呈现出的高度实践性。比如在诊疗和判断体系中，有非常具体、此前较少见的细节描述。其中一个特别生动的例子，是对马耳朵朝向的观察。这些简文会详细说明，耳朵朝前、朝后，或者一前一后，各自意味着什么。

如果真正与马有过长期互动，就会理解这些描述的价值。马之所以被视为“动物中的贵族”，正是因为它非常有个性，也很聪明，能够表达自己的情绪。但由于马的肌肉结构和骨骼体系与人类不同，它表达情感的方式也完全不一样，而耳朵正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这些文献所呈现的判断，显然不是抽象推演，而是长期实践的结果。

我个人的感受是，这些材料一看就知道不是“虚拟”的，而是基于真实经验写成的。它们体现出一种对马作为独立个体的尊重，需要顺着马的性格去理解和驾驭。

中新社记者：在《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伍)》收录的《驭马之道》中，作者将驭马之术与“治邦牧民”相类比，强调“徐图缓进、恩威并施”。这种从技术经验上升到政治哲学的表达，在先秦思想史中意味着什么？在你熟悉的欧洲古典传统中，是否也存在类似的思想表达？

武致知：在古代社会中，马本身就是一种具有特殊地位的动物。它不仅是重要的生产和军事资源，而且往往与贵族阶层紧密相连。贵族在古代社会中，本身就深度嵌入政治结构之中，因此，马与政治之间存在一种天然的联系。以自然或社会经验来比喻政治治理，在中国传统中也并不少见。这些思想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嵌入在一个更为复杂的知识体系之中。

在古希腊、古罗马、古埃及等其他古代文明中，也同样存在从技术经验隐喻政治思想相关的讨论，但它们的文本结构往往比较多元化。还包括大量文学、哲学乃至形而上学层面的材料，与中国传统一样，呈现出多种思想并行发展的状态。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伍)》中的“马”字构形。中新社记者 孙晨慧 摄

中新社记者：在你看来，出土文献的英文整理和国际交流，将如何影响海外学界对中国古代文明的理解？清华简在这一过程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武致知：中国社会对清华简等出土文献的关注度其实非常高，学界内外都投入了大量热情。但在欧洲，比如在荷兰，并不会对这批新的竹简材料有同样的关注度，更多人可能仍然把目光投向古埃及或古希腊。这种差异本身，就需要在国际交流中被解释清楚。

出土文献的独特价值，在于它把一些已经中断、失传的知识重新带回历史视野。以马政文献为例，过去往往认为有关养马、治马、驾驭马的技术传统主要沿着中东—埃及—希腊这条路线传播，但这些材料的出现，让我们意识到历史的脉络要复杂得多，它甚至在时间轴上向前延伸了数百年。

从这个意义上说，清华简不仅是在补充中国自身的历史，更是在把中国的经验写入世界史。英文整理和翻译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全球学者提供一个便利的研究工具。无论是研究古埃及、古希腊，还是更广义的古典文明史，都能通过这些材料，看到一个更加多元、立体的世界。(完)

中新社北京3月13日电 题：“清华简”中这匹马，何以奔袭两千年？

——专访荷兰学者武致知

作者 李紫薇

2026年1月，清华大学一场关于战国竹简的发布会引起学界关注——这次亮相的并非常见的政治文书或礼制文本，而是一批专门讨论“马”的竹简。

对先秦社会而言，马不仅是生产与战争的工具，更是一门技术、一种制度，甚至是一种文化形象——而这套竹简，恰恰让这一点在史料上“清晰可见”。近日，中新社“东西问”专访荷兰学者、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副教授武致知(Rens Krijgsman)，探讨这批马政文献的学术价值及其所折射的先秦文明图景。

现将访谈实录摘录如下：

中新社记者：2008年清华大学入藏近2500枚战国竹简，被学界称为“清华简”。这批出土文献对既有的传世文献体系带来了哪些新的认识或修正？

武致知：清华简有很多方面比较特殊，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它所涵盖的文献范围非常广。与郭店楚墓竹简以哲学思想类文献为主相比，清华简虽然同样包含大量哲学文本，但内容并不局限于此，还包括历史类文献，以及内容见于《诗经》《尚书》等传世经典的篇目，同时也涉及阴阳五行等内容。从这个角度讲，它更像是一个战国时期贵族家庭所拥有的“小型图书馆”。

我在牛津大学读书时，老师曾问过一个问题：牛津大学最早的图书馆有多少本书？大家往往会以为至少有几千本，但实际上最初只有几百本，规模并不大。反过来看清华简，一个战国时期的贵族家庭，已经拥有六七十种不同内容的书籍，在当时的条件下，可以说是一个极其丰富的藏书体系。

而那些被带入墓葬中的文献，恰恰说明它们在当时被视为非常珍贵的材料。

在我看来，出土文献最有意思的一点，在于它们能够更真实地反映战国时期思想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如果只依赖传世文献来做研究，往往是不够的，而出土文献所呈现的，是一个尚未被“整理过”的思想世界。我们今天习惯于用儒、道、法等学派去分类，但在战国时期，这种界限并没有那么清晰。很多文本中的思想是交融在一起的。清华简的价值，不仅在于印证或修正传统认识，更在于不断丰富我们对先秦历史、文化和思想内涵的理解。

2026年1月，武致知在清华留影。中新社记者 孙晨慧 摄

中新社记者：在《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伍)》中，首次集中公布了相马、疗马、驯马、驭马等马政文献。你如何看待这批文献在理解先秦以及世界科技史、畜牧史中的价值？

武致知：从马政角度来看，清华简中的这批材料，是目前所见中国最早的一批相关文献。实际上，很多古代知识未必会被系统写下来，即使写下来了，也未必能够保存到今天。尤其是像养马这样的技术，往往是通过师徒之间的口耳相传来完成的。

但从清华简马政文献可以看到，中国很早就开始尝试把这些经验加以整理，并形成较为系统的知识体系。战国时期尤其容易呈现出这一特点。在这些简文中，无论是关于马的疾病、训练步伐，还是如何观察马的表情、判断马的性格，都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分类和说明，说明这些材料是在一个长期积累的传统中产生的，而不是某种“突然的发明”。

在全球范围内，大致到公元6世纪前后，才开始逐渐出现将马类知识较为系统地汇编在一起的传统。以欧洲为例，早期相关知识主要依托拉丁语传播，使用地方语言的情况反而较少，直到17世纪才逐渐增多。17世纪初的一些材料，在性质上与清华简确实存在一定的可比性，但二者之间的时代差距比较明显。

2026年1月，武致知展示《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伍)》的内容。据悉，《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伍)》共收录《胥马》《凡马之疾》《驯马》《驭术》《驭马之道》五篇竹书，是目前所见中国最早专门论述相马、疗马、驯马、驭马的珍贵资料。中新社记者 孙晨慧 摄

中新社记者：从具体内容来看，这批马政文献在知识形态和实践经验上，有哪些此前较少见或令人印象深刻的细节？

武致知：就此次公布的清华简马政文献而言，其中最有意思的地方之一，在于它所呈现出的高度实践性。比如在诊疗和判断体系中，有非常具体、此前较少见的细节描述。其中一个特别生动的例子，是对马耳朵朝向的观察。这些简文会详细说明，耳朵朝前、朝后，或者一前一后，各自意味着什么。

如果真正与马有过长期互动，就会理解这些描述的价值。马之所以被视为“动物中的贵族”，正是因为它非常有个性，也很聪明，能够表达自己的情绪。但由于马的肌肉结构和骨骼体系与人类不同，它表达情感的方式也完全不一样，而耳朵正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这些文献所呈现的判断，显然不是抽象推演，而是长期实践的结果。

我个人的感受是，这些材料一看就知道不是“虚拟”的，而是基于真实经验写成的。它们体现出一种对马作为独立个体的尊重，需要顺着马的性格去理解和驾驭。

中新社记者：在《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伍)》收录的《驭马之道》中，作者将驭马之术与“治邦牧民”相类比，强调“徐图缓进、恩威并施”。这种从技术经验上升到政治哲学的表达，在先秦思想史中意味着什么？在你熟悉的欧洲古典传统中，是否也存在类似的思想表达？

武致知：在古代社会中，马本身就是一种具有特殊地位的动物。它不仅是重要的生产和军事资源，而且往往与贵族阶层紧密相连。贵族在古代社会中，本身就深度嵌入政治结构之中，因此，马与政治之间存在一种天然的联系。以自然或社会经验来比喻政治治理，在中国传统中也并不少见。这些思想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嵌入在一个更为复杂的知识体系之中。

在古希腊、古罗马、古埃及等其他古代文明中，也同样存在从技术经验隐喻政治思想相关的讨论，但它们的文本结构往往比较多元化。还包括大量文学、哲学乃至形而上学层面的材料，与中国传统一样，呈现出多种思想并行发展的状态。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伍)》中的“马”字构形。中新社记者 孙晨慧 摄

中新社记者：在你看来，出土文献的英文整理和国际交流，将如何影响海外学界对中国古代文明的理解？清华简在这一过程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武致知：中国社会对清华简等出土文献的关注度其实非常高，学界内外都投入了大量热情。但在欧洲，比如在荷兰，并不会对这批新的竹简材料有同样的关注度，更多人可能仍然把目光投向古埃及或古希腊。这种差异本身，就需要在国际交流中被解释清楚。

出土文献的独特价值，在于它把一些已经中断、失传的知识重新带回历史视野。以马政文献为例，过去往往认为有关养马、治马、驾驭马的技术传统主要沿着中东—埃及—希腊这条路线传播，但这些材料的出现，让我们意识到历史的脉络要复杂得多，它甚至在时间轴上向前延伸了数百年。

从这个意义上说，清华简不仅是在补充中国自身的历史，更是在把中国的经验写入世界史。英文整理和翻译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全球学者提供一个便利的研究工具。无论是研究古埃及、古希腊，还是更广义的古典文明史，都能通过这些材料，看到一个更加多元、立体的世界。(完)

中新社北京3月13日电 题：“清华简”中这匹马，何以奔袭两千年？

——专访荷兰学者武致知

作者 李紫薇

2026年1月，清华大学一场关于战国竹简的发布会引起学界关注——这次亮相的并非常见的政治文书或礼制文本，而是一批专门讨论“马”的竹简。

对先秦社会而言，马不仅是生产与战争的工具，更是一门技术、一种制度，甚至是一种文化形象——而这套竹简，恰恰让这一点在史料上“清晰可见”。近日，中新社“东西问”专访荷兰学者、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副教授武致知(Rens Krijgsman)，探讨这批马政文献的学术价值及其所折射的先秦文明图景。

现将访谈实录摘录如下：

中新社记者：2008年清华大学入藏近2500枚战国竹简，被学界称为“清华简”。这批出土文献对既有的传世文献体系带来了哪些新的认识或修正？

武致知：清华简有很多方面比较特殊，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它所涵盖的文献范围非常广。与郭店楚墓竹简以哲学思想类文献为主相比，清华简虽然同样包含大量哲学文本，但内容并不局限于此，还包括历史类文献，以及内容见于《诗经》《尚书》等传世经典的篇目，同时也涉及阴阳五行等内容。从这个角度讲，它更像是一个战国时期贵族家庭所拥有的“小型图书馆”。

我在牛津大学读书时，老师曾问过一个问题：牛津大学最早的图书馆有多少本书？大家往往会以为至少有几千本，但实际上最初只有几百本，规模并不大。反过来看清华简，一个战国时期的贵族家庭，已经拥有六七十种不同内容的书籍，在当时的条件下，可以说是一个极其丰富的藏书体系。

而那些被带入墓葬中的文献，恰恰说明它们在当时被视为非常珍贵的材料。

在我看来，出土文献最有意思的一点，在于它们能够更真实地反映战国时期思想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如果只依赖传世文献来做研究，往往是不够的，而出土文献所呈现的，是一个尚未被“整理过”的思想世界。我们今天习惯于用儒、道、法等学派去分类，但在战国时期，这种界限并没有那么清晰。很多文本中的思想是交融在一起的。清华简的价值，不仅在于印证或修正传统认识，更在于不断丰富我们对先秦历史、文化和思想内涵的理解。

2026年1月，武致知在清华留影。中新社记者 孙晨慧 摄

中新社记者：在《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伍)》中，首次集中公布了相马、疗马、驯马、驭马等马政文献。你如何看待这批文献在理解先秦以及世界科技史、畜牧史中的价值？

武致知：从马政角度来看，清华简中的这批材料，是目前所见中国最早的一批相关文献。实际上，很多古代知识未必会被系统写下来，即使写下来了，也未必能够保存到今天。尤其是像养马这样的技术，往往是通过师徒之间的口耳相传来完成的。

但从清华简马政文献可以看到，中国很早就开始尝试把这些经验加以整理，并形成较为系统的知识体系。战国时期尤其容易呈现出这一特点。在这些简文中，无论是关于马的疾病、训练步伐，还是如何观察马的表情、判断马的性格，都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分类和说明，说明这些材料是在一个长期积累的传统中产生的，而不是某种“突然的发明”。

在全球范围内，大致到公元6世纪前后，才开始逐渐出现将马类知识较为系统地汇编在一起的传统。以欧洲为例，早期相关知识主要依托拉丁语传播，使用地方语言的情况反而较少，直到17世纪才逐渐增多。17世纪初的一些材料，在性质上与清华简确实存在一定的可比性，但二者之间的时代差距比较明显。

2026年1月，武致知展示《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伍)》的内容。据悉，《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伍)》共收录《胥马》《凡马之疾》《驯马》《驭术》《驭马之道》五篇竹书，是目前所见中国最早专门论述相马、疗马、驯马、驭马的珍贵资料。中新社记者 孙晨慧 摄

中新社记者：从具体内容来看，这批马政文献在知识形态和实践经验上，有哪些此前较少见或令人印象深刻的细节？

武致知：就此次公布的清华简马政文献而言，其中最有意思的地方之一，在于它所呈现出的高度实践性。比如在诊疗和判断体系中，有非常具体、此前较少见的细节描述。其中一个特别生动的例子，是对马耳朵朝向的观察。这些简文会详细说明，耳朵朝前、朝后，或者一前一后，各自意味着什么。

如果真正与马有过长期互动，就会理解这些描述的价值。马之所以被视为“动物中的贵族”，正是因为它非常有个性，也很聪明，能够表达自己的情绪。但由于马的肌肉结构和骨骼体系与人类不同，它表达情感的方式也完全不一样，而耳朵正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这些文献所呈现的判断，显然不是抽象推演，而是长期实践的结果。

我个人的感受是，这些材料一看就知道不是“虚拟”的，而是基于真实经验写成的。它们体现出一种对马作为独立个体的尊重，需要顺着马的性格去理解和驾驭。

中新社记者：在《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伍)》收录的《驭马之道》中，作者将驭马之术与“治邦牧民”相类比，强调“徐图缓进、恩威并施”。这种从技术经验上升到政治哲学的表达，在先秦思想史中意味着什么？在你熟悉的欧洲古典传统中，是否也存在类似的思想表达？

武致知：在古代社会中，马本身就是一种具有特殊地位的动物。它不仅是重要的生产和军事资源，而且往往与贵族阶层紧密相连。贵族在古代社会中，本身就深度嵌入政治结构之中，因此，马与政治之间存在一种天然的联系。以自然或社会经验来比喻政治治理，在中国传统中也并不少见。这些思想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嵌入在一个更为复杂的知识体系之中。

在古希腊、古罗马、古埃及等其他古代文明中，也同样存在从技术经验隐喻政治思想相关的讨论，但它们的文本结构往往比较多元化。还包括大量文学、哲学乃至形而上学层面的材料，与中国传统一样，呈现出多种思想并行发展的状态。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伍)》中的“马”字构形。中新社记者 孙晨慧 摄

中新社记者：在你看来，出土文献的英文整理和国际交流，将如何影响海外学界对中国古代文明的理解？清华简在这一过程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武致知：中国社会对清华简等出土文献的关注度其实非常高，学界内外都投入了大量热情。但在欧洲，比如在荷兰，并不会对这批新的竹简材料有同样的关注度，更多人可能仍然把目光投向古埃及或古希腊。这种差异本身，就需要在国际交流中被解释清楚。

出土文献的独特价值，在于它把一些已经中断、失传的知识重新带回历史视野。以马政文献为例，过去往往认为有关养马、治马、驾驭马的技术传统主要沿着中东—埃及—希腊这条路线传播，但这些材料的出现，让我们意识到历史的脉络要复杂得多，它甚至在时间轴上向前延伸了数百年。

从这个意义上说，清华简不仅是在补充中国自身的历史，更是在把中国的经验写入世界史。英文整理和翻译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全球学者提供一个便利的研究工具。无论是研究古埃及、古希腊，还是更广义的古典文明史，都能通过这些材料，看到一个更加多元、立体的世界。(完)

中新社北京3月13日电 题：“清华简”中这匹马，何以奔袭两千年？

——专访荷兰学者武致知

作者 李紫薇

2026年1月，清华大学一场关于战国竹简的发布会引起学界关注——这次亮相的并非常见的政治文书或礼制文本，而是一批专门讨论“马”的竹简。

对先秦社会而言，马不仅是生产与战争的工具，更是一门技术、一种制度，甚至是一种文化形象——而这套竹简，恰恰让这一点在史料上“清晰可见”。近日，中新社“东西问”专访荷兰学者、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副教授武致知(Rens Krijgsman)，探讨这批马政文献的学术价值及其所折射的先秦文明图景。

现将访谈实录摘录如下：

中新社记者：2008年清华大学入藏近2500枚战国竹简，被学界称为“清华简”。这批出土文献对既有的传世文献体系带来了哪些新的认识或修正？

武致知：清华简有很多方面比较特殊，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它所涵盖的文献范围非常广。与郭店楚墓竹简以哲学思想类文献为主相比，清华简虽然同样包含大量哲学文本，但内容并不局限于此，还包括历史类文献，以及内容见于《诗经》《尚书》等传世经典的篇目，同时也涉及阴阳五行等内容。从这个角度讲，它更像是一个战国时期贵族家庭所拥有的“小型图书馆”。

我在牛津大学读书时，老师曾问过一个问题：牛津大学最早的图书馆有多少本书？大家往往会以为至少有几千本，但实际上最初只有几百本，规模并不大。反过来看清华简，一个战国时期的贵族家庭，已经拥有六七十种不同内容的书籍，在当时的条件下，可以说是一个极其丰富的藏书体系。

而那些被带入墓葬中的文献，恰恰说明它们在当时被视为非常珍贵的材料。

在我看来，出土文献最有意思的一点，在于它们能够更真实地反映战国时期思想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如果只依赖传世文献来做研究，往往是不够的，而出土文献所呈现的，是一个尚未被“整理过”的思想世界。我们今天习惯于用儒、道、法等学派去分类，但在战国时期，这种界限并没有那么清晰。很多文本中的思想是交融在一起的。清华简的价值，不仅在于印证或修正传统认识，更在于不断丰富我们对先秦历史、文化和思想内涵的理解。

2026年1月，武致知在清华留影。中新社记者 孙晨慧 摄

中新社记者：在《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伍)》中，首次集中公布了相马、疗马、驯马、驭马等马政文献。你如何看待这批文献在理解先秦以及世界科技史、畜牧史中的价值？

武致知：从马政角度来看，清华简中的这批材料，是目前所见中国最早的一批相关文献。实际上，很多古代知识未必会被系统写下来，即使写下来了，也未必能够保存到今天。尤其是像养马这样的技术，往往是通过师徒之间的口耳相传来完成的。

但从清华简马政文献可以看到，中国很早就开始尝试把这些经验加以整理，并形成较为系统的知识体系。战国时期尤其容易呈现出这一特点。在这些简文中，无论是关于马的疾病、训练步伐，还是如何观察马的表情、判断马的性格，都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分类和说明，说明这些材料是在一个长期积累的传统中产生的，而不是某种“突然的发明”。

在全球范围内，大致到公元6世纪前后，才开始逐渐出现将马类知识较为系统地汇编在一起的传统。以欧洲为例，早期相关知识主要依托拉丁语传播，使用地方语言的情况反而较少，直到17世纪才逐渐增多。17世纪初的一些材料，在性质上与清华简确实存在一定的可比性，但二者之间的时代差距比较明显。

2026年1月，武致知展示《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伍)》的内容。据悉，《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伍)》共收录《胥马》《凡马之疾》《驯马》《驭术》《驭马之道》五篇竹书，是目前所见中国最早专门论述相马、疗马、驯马、驭马的珍贵资料。中新社记者 孙晨慧 摄

中新社记者：从具体内容来看，这批马政文献在知识形态和实践经验上，有哪些此前较少见或令人印象深刻的细节？

武致知：就此次公布的清华简马政文献而言，其中最有意思的地方之一，在于它所呈现出的高度实践性。比如在诊疗和判断体系中，有非常具体、此前较少见的细节描述。其中一个特别生动的例子，是对马耳朵朝向的观察。这些简文会详细说明，耳朵朝前、朝后，或者一前一后，各自意味着什么。

如果真正与马有过长期互动，就会理解这些描述的价值。马之所以被视为“动物中的贵族”，正是因为它非常有个性，也很聪明，能够表达自己的情绪。但由于马的肌肉结构和骨骼体系与人类不同，它表达情感的方式也完全不一样，而耳朵正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这些文献所呈现的判断，显然不是抽象推演，而是长期实践的结果。

我个人的感受是，这些材料一看就知道不是“虚拟”的，而是基于真实经验写成的。它们体现出一种对马作为独立个体的尊重，需要顺着马的性格去理解和驾驭。

中新社记者：在《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伍)》收录的《驭马之道》中，作者将驭马之术与“治邦牧民”相类比，强调“徐图缓进、恩威并施”。这种从技术经验上升到政治哲学的表达，在先秦思想史中意味着什么？在你熟悉的欧洲古典传统中，是否也存在类似的思想表达？

武致知：在古代社会中，马本身就是一种具有特殊地位的动物。它不仅是重要的生产和军事资源，而且往往与贵族阶层紧密相连。贵族在古代社会中，本身就深度嵌入政治结构之中，因此，马与政治之间存在一种天然的联系。以自然或社会经验来比喻政治治理，在中国传统中也并不少见。这些思想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嵌入在一个更为复杂的知识体系之中。

在古希腊、古罗马、古埃及等其他古代文明中，也同样存在从技术经验隐喻政治思想相关的讨论，但它们的文本结构往往比较多元化。还包括大量文学、哲学乃至形而上学层面的材料，与中国传统一样，呈现出多种思想并行发展的状态。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伍)》中的“马”字构形。中新社记者 孙晨慧 摄

中新社记者：在你看来，出土文献的英文整理和国际交流，将如何影响海外学界对中国古代文明的理解？清华简在这一过程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武致知：中国社会对清华简等出土文献的关注度其实非常高，学界内外都投入了大量热情。但在欧洲，比如在荷兰，并不会对这批新的竹简材料有同样的关注度，更多人可能仍然把目光投向古埃及或古希腊。这种差异本身，就需要在国际交流中被解释清楚。

出土文献的独特价值，在于它把一些已经中断、失传的知识重新带回历史视野。以马政文献为例，过去往往认为有关养马、治马、驾驭马的技术传统主要沿着中东—埃及—希腊这条路线传播，但这些材料的出现，让我们意识到历史的脉络要复杂得多，它甚至在时间轴上向前延伸了数百年。

从这个意义上说，清华简不仅是在补充中国自身的历史，更是在把中国的经验写入世界史。英文整理和翻译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全球学者提供一个便利的研究工具。无论是研究古埃及、古希腊，还是更广义的古典文明史，都能通过这些材料，看到一个更加多元、立体的世界。(完)

中新社北京3月13日电 题：“清华简”中这匹马，何以奔袭两千年？

——专访荷兰学者武致知

作者 李紫薇

2026年1月，清华大学一场关于战国竹简的发布会引起学界关注——这次亮相的并非常见的政治文书或礼制文本，而是一批专门讨论“马”的竹简。

对先秦社会而言，马不仅是生产与战争的工具，更是一门技术、一种制度，甚至是一种文化形象——而这套竹简，恰恰让这一点在史料上“清晰可见”。近日，中新社“东西问”专访荷兰学者、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副教授武致知(Rens Krijgsman)，探讨这批马政文献的学术价值及其所折射的先秦文明图景。

现将访谈实录摘录如下：

中新社记者：2008年清华大学入藏近2500枚战国竹简，被学界称为“清华简”。这批出土文献对既有的传世文献体系带来了哪些新的认识或修正？

武致知：清华简有很多方面比较特殊，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它所涵盖的文献范围非常广。与郭店楚墓竹简以哲学思想类文献为主相比，清华简虽然同样包含大量哲学文本，但内容并不局限于此，还包括历史类文献，以及内容见于《诗经》《尚书》等传世经典的篇目，同时也涉及阴阳五行等内容。从这个角度讲，它更像是一个战国时期贵族家庭所拥有的“小型图书馆”。

我在牛津大学读书时，老师曾问过一个问题：牛津大学最早的图书馆有多少本书？大家往往会以为至少有几千本，但实际上最初只有几百本，规模并不大。反过来看清华简，一个战国时期的贵族家庭，已经拥有六七十种不同内容的书籍，在当时的条件下，可以说是一个极其丰富的藏书体系。

而那些被带入墓葬中的文献，恰恰说明它们在当时被视为非常珍贵的材料。

在我看来，出土文献最有意思的一点，在于它们能够更真实地反映战国时期思想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如果只依赖传世文献来做研究，往往是不够的，而出土文献所呈现的，是一个尚未被“整理过”的思想世界。我们今天习惯于用儒、道、法等学派去分类，但在战国时期，这种界限并没有那么清晰。很多文本中的思想是交融在一起的。清华简的价值，不仅在于印证或修正传统认识，更在于不断丰富我们对先秦历史、文化和思想内涵的理解。

2026年1月，武致知在清华留影。中新社记者 孙晨慧 摄

中新社记者：在《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伍)》中，首次集中公布了相马、疗马、驯马、驭马等马政文献。你如何看待这批文献在理解先秦以及世界科技史、畜牧史中的价值？

武致知：从马政角度来看，清华简中的这批材料，是目前所见中国最早的一批相关文献。实际上，很多古代知识未必会被系统写下来，即使写下来了，也未必能够保存到今天。尤其是像养马这样的技术，往往是通过师徒之间的口耳相传来完成的。

但从清华简马政文献可以看到，中国很早就开始尝试把这些经验加以整理，并形成较为系统的知识体系。战国时期尤其容易呈现出这一特点。在这些简文中，无论是关于马的疾病、训练步伐，还是如何观察马的表情、判断马的性格，都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分类和说明，说明这些材料是在一个长期积累的传统中产生的，而不是某种“突然的发明”。

在全球范围内，大致到公元6世纪前后，才开始逐渐出现将马类知识较为系统地汇编在一起的传统。以欧洲为例，早期相关知识主要依托拉丁语传播，使用地方语言的情况反而较少，直到17世纪才逐渐增多。17世纪初的一些材料，在性质上与清华简确实存在一定的可比性，但二者之间的时代差距比较明显。

2026年1月，武致知展示《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伍)》的内容。据悉，《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伍)》共收录《胥马》《凡马之疾》《驯马》《驭术》《驭马之道》五篇竹书，是目前所见中国最早专门论述相马、疗马、驯马、驭马的珍贵资料。中新社记者 孙晨慧 摄

中新社记者：从具体内容来看，这批马政文献在知识形态和实践经验上，有哪些此前较少见或令人印象深刻的细节？

武致知：就此次公布的清华简马政文献而言，其中最有意思的地方之一，在于它所呈现出的高度实践性。比如在诊疗和判断体系中，有非常具体、此前较少见的细节描述。其中一个特别生动的例子，是对马耳朵朝向的观察。这些简文会详细说明，耳朵朝前、朝后，或者一前一后，各自意味着什么。

如果真正与马有过长期互动，就会理解这些描述的价值。马之所以被视为“动物中的贵族”，正是因为它非常有个性，也很聪明，能够表达自己的情绪。但由于马的肌肉结构和骨骼体系与人类不同，它表达情感的方式也完全不一样，而耳朵正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这些文献所呈现的判断，显然不是抽象推演，而是长期实践的结果。

我个人的感受是，这些材料一看就知道不是“虚拟”的，而是基于真实经验写成的。它们体现出一种对马作为独立个体的尊重，需要顺着马的性格去理解和驾驭。

中新社记者：在《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伍)》收录的《驭马之道》中，作者将驭马之术与“治邦牧民”相类比，强调“徐图缓进、恩威并施”。这种从技术经验上升到政治哲学的表达，在先秦思想史中意味着什么？在你熟悉的欧洲古典传统中，是否也存在类似的思想表达？

武致知：在古代社会中，马本身就是一种具有特殊地位的动物。它不仅是重要的生产和军事资源，而且往往与贵族阶层紧密相连。贵族在古代社会中，本身就深度嵌入政治结构之中，因此，马与政治之间存在一种天然的联系。以自然或社会经验来比喻政治治理，在中国传统中也并不少见。这些思想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嵌入在一个更为复杂的知识体系之中。

在古希腊、古罗马、古埃及等其他古代文明中，也同样存在从技术经验隐喻政治思想相关的讨论，但它们的文本结构往往比较多元化。还包括大量文学、哲学乃至形而上学层面的材料，与中国传统一样，呈现出多种思想并行发展的状态。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伍)》中的“马”字构形。中新社记者 孙晨慧 摄

中新社记者：在你看来，出土文献的英文整理和国际交流，将如何影响海外学界对中国古代文明的理解？清华简在这一过程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武致知：中国社会对清华简等出土文献的关注度其实非常高，学界内外都投入了大量热情。但在欧洲，比如在荷兰，并不会对这批新的竹简材料有同样的关注度，更多人可能仍然把目光投向古埃及或古希腊。这种差异本身，就需要在国际交流中被解释清楚。

出土文献的独特价值，在于它把一些已经中断、失传的知识重新带回历史视野。以马政文献为例，过去往往认为有关养马、治马、驾驭马的技术传统主要沿着中东—埃及—希腊这条路线传播，但这些材料的出现，让我们意识到历史的脉络要复杂得多，它甚至在时间轴上向前延伸了数百年。

从这个意义上说，清华简不仅是在补充中国自身的历史，更是在把中国的经验写入世界史。英文整理和翻译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全球学者提供一个便利的研究工具。无论是研究古埃及、古希腊，还是更广义的古典文明史，都能通过这些材料，看到一个更加多元、立体的世界。(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