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没有行走在月光之下时，观察和感受过这个遍布着悲欢离合的人间？

幼时从我家到姥姥的路并不远，不过会经过一处墓地。那时候在姥姥家总觉得天黑得好早，很多次回家时暮色早已升腾，一弯新月和几颗星星散布在广袤的蓝黑色夜空中，安静地审视着大地上的一切。母亲骑自行车带着我回家，经过那处墓地时我心中会涌上一些惊慌的情绪，因为偶尔听人说起里面有时会燃起“鬼火”。我会把头深深埋在母亲和自己的衣服中，不敢朝那个方向张望，又依稀记得似乎真的看到过“鬼火”？也可能只是自己的想象而已，我不能确定。路上也会遇到顶着灰黄色的月光匆匆赶路的人们，静默而匆忙。

这个月夜行路的经历一直保留在我的记忆中。后来我明白，那处墓地和世界上的其他地方没有什么不同，或者说那里反而是最平静的地方，世间所有的躁动都归于安宁。

十几年前，有一段时间我观察过北京的夜晚——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的夜晚。即便有月亮，城市里的万千灯火也让月光显得黯淡起来。而无论走到哪里，宽阔或狭窄的街道上，地铁里，地下通道里，看到的多是神色疲惫的人们。有人在地铁上戴着帽子挂着耳机，很努力地想和外界隔离；有人在地下通道中弹唱，不知道是为了理想还是过路人的一点赏钱；也有人在天桥上售卖一整晚的鲜花，他们似乎是北京户外距离月亮最近的人。如我们常说的，每个人都有一段故事，月光下的人们沉静从容的少，多少都有一些慌乱在心头。

博尔赫斯有一首名为《月亮》的诗，诗中写道：“在漫长的岁月里/守夜的人们已用古老的悲哀/将她填满。看她，她是你的明镜。（西川译文）”

自古至今，皆是如此。

我们今天对屈原的定义是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爱国诗人。其浪漫的诗作风格我们只需读一些诗歌片段就可以感受到，而其对祖国的深挚热爱还需结合屈原大致的生平经历和思想。而因为屈原距离我们的时代太过遥远，且他的时代正处于神话时代向理性时代过渡的阶段，楚文化对神灵世界的依赖度很高，所以总觉得屈原和他的作品弥漫着扑朔迷离、浪漫神性的气息，漫漶、莫测。再加上屈原在诗歌中体现出来的对他的祖国以及国君的忠诚程度，甚至有学者怀疑屈原其人是否真的在历史上存在过。比如胡适在写于20世纪20年代的《读〈楚辞〉》一文中说：“传说的屈原，若真有其人，必不会发生在秦汉以前。”他认为：“这种忠臣在汉以前是不发生的。”20世纪60年代日本汉学界也出现过“屈原否定论”的风潮。后来随着学者的研究发现和越来越多考古实物的佐证，这种疑古风潮自然烟消云散。

屈原生活在战国时期，约公元前4世纪末到3世纪初。屈原与庄子基本生活在同一时期，两人的生活年代有数十年的重叠（不过两人未有交集），只是庄子出生年份略早于屈原近二十年。楚顷襄王十六年（公元前283年）五月五日，屈原投汨罗江。屈原去世62年后，秦灭六国，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一统。

从今天的视角来审视作为诗人的屈原，他几乎是一名“完美”的文人形象。这里的“完美”并非说屈原的人生平顺圆满，而是他的经历和创作集合了所有文人该有的生命经验，“文人生命”的完成度非常高。屈原出身没落的贵族，族中历代都有人在朝中担任军事要职，青少年时期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他的人生本以成为国家的股肱之臣为理想而并非成为一名诗人，不过却因为政治纷争而被楚王疏远，后来长期遭到流放，从而借诗抒怀，书写自己的忧愁和愤懑，成了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而最后理想破碎投身汨罗江而死的谢幕，充满令人哀恸的诗意。后世“不如意”的文人经历，都没有突破屈原的生命经验。

被流放汉北时期的一个孟夏的夜晚，屈原的内心万般缠绵怨愤，无论如何都放不下对郢都和君王的惦念，于是他——或者说他的魂魄披星戴月穿越沼泽山川和河滩密林，反反复复往返于郢都和汉北。这种奇幻的梦魂月夜穿行经历，屈原写在了《九章·抽思》中，以下是《抽思》节选：

倡曰：

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

好姱佳丽兮，牉独处此异域。

既茕独而不群兮，又无良媒在其侧。

道卓远而日忘兮，愿自申而不得。

望北山而流涕兮，临流水而太息。

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岁。

惟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

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指月与列星。

愿径逝而未得兮，魂识路之营营。

何灵魂之信直兮，人之心不与吾心同。

理弱而媒不通兮，尚不知余之从容。

清人王萌《楚辞评注》说：“抽思者，心绪万端，抽而思之，以陈于君也。”此前屈原担任左徒之职时因其主张损害了旧贵族的利益，所以遭到构陷，如《史记·屈原列传》中所言，“王怒而疏屈平”，后来又经过一系列波折，屈原被流放汉北。汉北具体在什么位置尚无定论，楚辞学家赵逵夫认为当时楚人所说的汉北在郢都以东的汉水北面，即古云梦泽之地，距离郢都不远。也有人认为汉北是很大一片地理方位，无论如何是在郢都往北的方向，因为屈原说“有鸟自南兮”。

此时楚怀王还在位，屈原对重返郢都参与朝政还抱有微弱的希望。在这首《抽思》中，他先是反复阐述自己郁结于心的幽怨，向君王表明自己的忠心和爱戴以及失去信任之后的彷徨忧戚。在前两部分的小结即“少歌”部分，屈原写道：“与美人抽怨兮，并日夜而无正。憍吾以其美好兮，敖朕辞而不听。”他的愁怨得不到理解和回应，自认为英明的君王也不听取他的忠言和诉求。

接下来便是这段极具梦幻和浪漫色彩的文字，屈原塑造了自己的一个形象——月光底下永不安宁的灵魂。屈原把自己比作一只从郢都来到汉北的孤独美丽的鸟儿，既茕茕孑立没有伙伴，也没有“良媒”在他和君王之间传话，可谓举目无路，因此只能望山流涕，对水叹息。

屈原这样的形象很难让我们与他外交官、改革者的政治身份联系起来，这完全就是一个敏感而多愁、思虑过重的诗人形象。此前他担任的左徒之职是掌管国家外交有关事宜的职位，屈原也曾经提出过一些具有眼光的外交政策。《史记·屈原列传》中也记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赵逵夫认为屈原曾在楚怀王的支持下拟定了一份变法条例，也就是改革建议，所以至少在那时也可以视屈原为一名改革者。只是守旧者反对改革并且想方设法影响楚怀王，并驱逐了屈原。

这时候的屈原，还没有忘记他曾经的改革主张和外交政策，而他也只能在诗歌中模糊地提及并深深地喟叹。看来，理想的寂灭绝对可以把一个锐气盎然的改革者摧残成一个对月长叹的敏感诗人。不过，如果楚怀王坚定地支持屈原的主张，历史会不会有微小的改写？我们很难假设出答案了。

接下来的诗句又从现实链接到了梦幻的神性。四月的初夏，诗人仍然觉得黑夜无比漫长，回郢都的路是那么遥远，但是魂魄可以在一夜之间往来九次！他甚至不介意往来的路是笔直还是弯曲，只是向着夜空中南方的星月的方向前行。诗人多想寻找到一条回去的捷径，为此他的灵魂一直来来往往、匆匆忙忙。有理由相信，流放在汉北的一个夜晚，屈原真的按捺不住对郢都的思念而不顾一切地急急南行，靠着星月辨认方向却还是迷失在半途中黯然神伤。诗人极度渴求而不得，痛苦至极。

后两句屈原进行了反思和质问。为什么我的灵魂如此忠诚正直？因为本性就和别人不一样。我和君王之间也难以通过媒介有效沟通，其实他们也都不知道我的从容。《抽思》的最后一部分尾声，诗人总结了这首诗反复表达的情绪：无人代为倾诉，回望南方颠沛难行，灵魂永远遥遥地思念着郢都。

黄晓丹在《九诗心》中谈到了一个有趣又有见地的观点，她认为屈原是一个站在神话时代和理性时代门槛上的人，是一名精神流亡者，所写的是关于时间的焦虑。这个观点颇有启发性，我们理解了为何对屈原来说“清醒本身就是一种痛苦”。就《抽思》等几首在汉北创作的诗歌而言，我觉得屈原是一个清醒而固执的理想主义者。他不仅是个人失意，精神世界完全与外界失联，还伴随着眼看着楚国日渐沉沦，直到最后真的实践了自己所说的“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

那个在月光下躁动不安的灵魂，或许在汨罗江里实现了永久的安眠。

你有没有行走在月光之下时，观察和感受过这个遍布着悲欢离合的人间？

幼时从我家到姥姥的路并不远，不过会经过一处墓地。那时候在姥姥家总觉得天黑得好早，很多次回家时暮色早已升腾，一弯新月和几颗星星散布在广袤的蓝黑色夜空中，安静地审视着大地上的一切。母亲骑自行车带着我回家，经过那处墓地时我心中会涌上一些惊慌的情绪，因为偶尔听人说起里面有时会燃起“鬼火”。我会把头深深埋在母亲和自己的衣服中，不敢朝那个方向张望，又依稀记得似乎真的看到过“鬼火”？也可能只是自己的想象而已，我不能确定。路上也会遇到顶着灰黄色的月光匆匆赶路的人们，静默而匆忙。

这个月夜行路的经历一直保留在我的记忆中。后来我明白，那处墓地和世界上的其他地方没有什么不同，或者说那里反而是最平静的地方，世间所有的躁动都归于安宁。

十几年前，有一段时间我观察过北京的夜晚——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的夜晚。即便有月亮，城市里的万千灯火也让月光显得黯淡起来。而无论走到哪里，宽阔或狭窄的街道上，地铁里，地下通道里，看到的多是神色疲惫的人们。有人在地铁上戴着帽子挂着耳机，很努力地想和外界隔离；有人在地下通道中弹唱，不知道是为了理想还是过路人的一点赏钱；也有人在天桥上售卖一整晚的鲜花，他们似乎是北京户外距离月亮最近的人。如我们常说的，每个人都有一段故事，月光下的人们沉静从容的少，多少都有一些慌乱在心头。

博尔赫斯有一首名为《月亮》的诗，诗中写道：“在漫长的岁月里/守夜的人们已用古老的悲哀/将她填满。看她，她是你的明镜。（西川译文）”

自古至今，皆是如此。

我们今天对屈原的定义是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爱国诗人。其浪漫的诗作风格我们只需读一些诗歌片段就可以感受到，而其对祖国的深挚热爱还需结合屈原大致的生平经历和思想。而因为屈原距离我们的时代太过遥远，且他的时代正处于神话时代向理性时代过渡的阶段，楚文化对神灵世界的依赖度很高，所以总觉得屈原和他的作品弥漫着扑朔迷离、浪漫神性的气息，漫漶、莫测。再加上屈原在诗歌中体现出来的对他的祖国以及国君的忠诚程度，甚至有学者怀疑屈原其人是否真的在历史上存在过。比如胡适在写于20世纪20年代的《读〈楚辞〉》一文中说：“传说的屈原，若真有其人，必不会发生在秦汉以前。”他认为：“这种忠臣在汉以前是不发生的。”20世纪60年代日本汉学界也出现过“屈原否定论”的风潮。后来随着学者的研究发现和越来越多考古实物的佐证，这种疑古风潮自然烟消云散。

屈原生活在战国时期，约公元前4世纪末到3世纪初。屈原与庄子基本生活在同一时期，两人的生活年代有数十年的重叠（不过两人未有交集），只是庄子出生年份略早于屈原近二十年。楚顷襄王十六年（公元前283年）五月五日，屈原投汨罗江。屈原去世62年后，秦灭六国，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一统。

从今天的视角来审视作为诗人的屈原，他几乎是一名“完美”的文人形象。这里的“完美”并非说屈原的人生平顺圆满，而是他的经历和创作集合了所有文人该有的生命经验，“文人生命”的完成度非常高。屈原出身没落的贵族，族中历代都有人在朝中担任军事要职，青少年时期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他的人生本以成为国家的股肱之臣为理想而并非成为一名诗人，不过却因为政治纷争而被楚王疏远，后来长期遭到流放，从而借诗抒怀，书写自己的忧愁和愤懑，成了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而最后理想破碎投身汨罗江而死的谢幕，充满令人哀恸的诗意。后世“不如意”的文人经历，都没有突破屈原的生命经验。

被流放汉北时期的一个孟夏的夜晚，屈原的内心万般缠绵怨愤，无论如何都放不下对郢都和君王的惦念，于是他——或者说他的魂魄披星戴月穿越沼泽山川和河滩密林，反反复复往返于郢都和汉北。这种奇幻的梦魂月夜穿行经历，屈原写在了《九章·抽思》中，以下是《抽思》节选：

倡曰：

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

好姱佳丽兮，牉独处此异域。

既茕独而不群兮，又无良媒在其侧。

道卓远而日忘兮，愿自申而不得。

望北山而流涕兮，临流水而太息。

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岁。

惟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

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指月与列星。

愿径逝而未得兮，魂识路之营营。

何灵魂之信直兮，人之心不与吾心同。

理弱而媒不通兮，尚不知余之从容。

清人王萌《楚辞评注》说：“抽思者，心绪万端，抽而思之，以陈于君也。”此前屈原担任左徒之职时因其主张损害了旧贵族的利益，所以遭到构陷，如《史记·屈原列传》中所言，“王怒而疏屈平”，后来又经过一系列波折，屈原被流放汉北。汉北具体在什么位置尚无定论，楚辞学家赵逵夫认为当时楚人所说的汉北在郢都以东的汉水北面，即古云梦泽之地，距离郢都不远。也有人认为汉北是很大一片地理方位，无论如何是在郢都往北的方向，因为屈原说“有鸟自南兮”。

此时楚怀王还在位，屈原对重返郢都参与朝政还抱有微弱的希望。在这首《抽思》中，他先是反复阐述自己郁结于心的幽怨，向君王表明自己的忠心和爱戴以及失去信任之后的彷徨忧戚。在前两部分的小结即“少歌”部分，屈原写道：“与美人抽怨兮，并日夜而无正。憍吾以其美好兮，敖朕辞而不听。”他的愁怨得不到理解和回应，自认为英明的君王也不听取他的忠言和诉求。

接下来便是这段极具梦幻和浪漫色彩的文字，屈原塑造了自己的一个形象——月光底下永不安宁的灵魂。屈原把自己比作一只从郢都来到汉北的孤独美丽的鸟儿，既茕茕孑立没有伙伴，也没有“良媒”在他和君王之间传话，可谓举目无路，因此只能望山流涕，对水叹息。

屈原这样的形象很难让我们与他外交官、改革者的政治身份联系起来，这完全就是一个敏感而多愁、思虑过重的诗人形象。此前他担任的左徒之职是掌管国家外交有关事宜的职位，屈原也曾经提出过一些具有眼光的外交政策。《史记·屈原列传》中也记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赵逵夫认为屈原曾在楚怀王的支持下拟定了一份变法条例，也就是改革建议，所以至少在那时也可以视屈原为一名改革者。只是守旧者反对改革并且想方设法影响楚怀王，并驱逐了屈原。

这时候的屈原，还没有忘记他曾经的改革主张和外交政策，而他也只能在诗歌中模糊地提及并深深地喟叹。看来，理想的寂灭绝对可以把一个锐气盎然的改革者摧残成一个对月长叹的敏感诗人。不过，如果楚怀王坚定地支持屈原的主张，历史会不会有微小的改写？我们很难假设出答案了。

接下来的诗句又从现实链接到了梦幻的神性。四月的初夏，诗人仍然觉得黑夜无比漫长，回郢都的路是那么遥远，但是魂魄可以在一夜之间往来九次！他甚至不介意往来的路是笔直还是弯曲，只是向着夜空中南方的星月的方向前行。诗人多想寻找到一条回去的捷径，为此他的灵魂一直来来往往、匆匆忙忙。有理由相信，流放在汉北的一个夜晚，屈原真的按捺不住对郢都的思念而不顾一切地急急南行，靠着星月辨认方向却还是迷失在半途中黯然神伤。诗人极度渴求而不得，痛苦至极。

后两句屈原进行了反思和质问。为什么我的灵魂如此忠诚正直？因为本性就和别人不一样。我和君王之间也难以通过媒介有效沟通，其实他们也都不知道我的从容。《抽思》的最后一部分尾声，诗人总结了这首诗反复表达的情绪：无人代为倾诉，回望南方颠沛难行，灵魂永远遥遥地思念着郢都。

黄晓丹在《九诗心》中谈到了一个有趣又有见地的观点，她认为屈原是一个站在神话时代和理性时代门槛上的人，是一名精神流亡者，所写的是关于时间的焦虑。这个观点颇有启发性，我们理解了为何对屈原来说“清醒本身就是一种痛苦”。就《抽思》等几首在汉北创作的诗歌而言，我觉得屈原是一个清醒而固执的理想主义者。他不仅是个人失意，精神世界完全与外界失联，还伴随着眼看着楚国日渐沉沦，直到最后真的实践了自己所说的“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

那个在月光下躁动不安的灵魂，或许在汨罗江里实现了永久的安眠。

你有没有行走在月光之下时，观察和感受过这个遍布着悲欢离合的人间？

幼时从我家到姥姥的路并不远，不过会经过一处墓地。那时候在姥姥家总觉得天黑得好早，很多次回家时暮色早已升腾，一弯新月和几颗星星散布在广袤的蓝黑色夜空中，安静地审视着大地上的一切。母亲骑自行车带着我回家，经过那处墓地时我心中会涌上一些惊慌的情绪，因为偶尔听人说起里面有时会燃起“鬼火”。我会把头深深埋在母亲和自己的衣服中，不敢朝那个方向张望，又依稀记得似乎真的看到过“鬼火”？也可能只是自己的想象而已，我不能确定。路上也会遇到顶着灰黄色的月光匆匆赶路的人们，静默而匆忙。

这个月夜行路的经历一直保留在我的记忆中。后来我明白，那处墓地和世界上的其他地方没有什么不同，或者说那里反而是最平静的地方，世间所有的躁动都归于安宁。

十几年前，有一段时间我观察过北京的夜晚——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的夜晚。即便有月亮，城市里的万千灯火也让月光显得黯淡起来。而无论走到哪里，宽阔或狭窄的街道上，地铁里，地下通道里，看到的多是神色疲惫的人们。有人在地铁上戴着帽子挂着耳机，很努力地想和外界隔离；有人在地下通道中弹唱，不知道是为了理想还是过路人的一点赏钱；也有人在天桥上售卖一整晚的鲜花，他们似乎是北京户外距离月亮最近的人。如我们常说的，每个人都有一段故事，月光下的人们沉静从容的少，多少都有一些慌乱在心头。

博尔赫斯有一首名为《月亮》的诗，诗中写道：“在漫长的岁月里/守夜的人们已用古老的悲哀/将她填满。看她，她是你的明镜。（西川译文）”

自古至今，皆是如此。

我们今天对屈原的定义是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爱国诗人。其浪漫的诗作风格我们只需读一些诗歌片段就可以感受到，而其对祖国的深挚热爱还需结合屈原大致的生平经历和思想。而因为屈原距离我们的时代太过遥远，且他的时代正处于神话时代向理性时代过渡的阶段，楚文化对神灵世界的依赖度很高，所以总觉得屈原和他的作品弥漫着扑朔迷离、浪漫神性的气息，漫漶、莫测。再加上屈原在诗歌中体现出来的对他的祖国以及国君的忠诚程度，甚至有学者怀疑屈原其人是否真的在历史上存在过。比如胡适在写于20世纪20年代的《读〈楚辞〉》一文中说：“传说的屈原，若真有其人，必不会发生在秦汉以前。”他认为：“这种忠臣在汉以前是不发生的。”20世纪60年代日本汉学界也出现过“屈原否定论”的风潮。后来随着学者的研究发现和越来越多考古实物的佐证，这种疑古风潮自然烟消云散。

屈原生活在战国时期，约公元前4世纪末到3世纪初。屈原与庄子基本生活在同一时期，两人的生活年代有数十年的重叠（不过两人未有交集），只是庄子出生年份略早于屈原近二十年。楚顷襄王十六年（公元前283年）五月五日，屈原投汨罗江。屈原去世62年后，秦灭六国，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一统。

从今天的视角来审视作为诗人的屈原，他几乎是一名“完美”的文人形象。这里的“完美”并非说屈原的人生平顺圆满，而是他的经历和创作集合了所有文人该有的生命经验，“文人生命”的完成度非常高。屈原出身没落的贵族，族中历代都有人在朝中担任军事要职，青少年时期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他的人生本以成为国家的股肱之臣为理想而并非成为一名诗人，不过却因为政治纷争而被楚王疏远，后来长期遭到流放，从而借诗抒怀，书写自己的忧愁和愤懑，成了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而最后理想破碎投身汨罗江而死的谢幕，充满令人哀恸的诗意。后世“不如意”的文人经历，都没有突破屈原的生命经验。

被流放汉北时期的一个孟夏的夜晚，屈原的内心万般缠绵怨愤，无论如何都放不下对郢都和君王的惦念，于是他——或者说他的魂魄披星戴月穿越沼泽山川和河滩密林，反反复复往返于郢都和汉北。这种奇幻的梦魂月夜穿行经历，屈原写在了《九章·抽思》中，以下是《抽思》节选：

倡曰：

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

好姱佳丽兮，牉独处此异域。

既茕独而不群兮，又无良媒在其侧。

道卓远而日忘兮，愿自申而不得。

望北山而流涕兮，临流水而太息。

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岁。

惟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

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指月与列星。

愿径逝而未得兮，魂识路之营营。

何灵魂之信直兮，人之心不与吾心同。

理弱而媒不通兮，尚不知余之从容。

清人王萌《楚辞评注》说：“抽思者，心绪万端，抽而思之，以陈于君也。”此前屈原担任左徒之职时因其主张损害了旧贵族的利益，所以遭到构陷，如《史记·屈原列传》中所言，“王怒而疏屈平”，后来又经过一系列波折，屈原被流放汉北。汉北具体在什么位置尚无定论，楚辞学家赵逵夫认为当时楚人所说的汉北在郢都以东的汉水北面，即古云梦泽之地，距离郢都不远。也有人认为汉北是很大一片地理方位，无论如何是在郢都往北的方向，因为屈原说“有鸟自南兮”。

此时楚怀王还在位，屈原对重返郢都参与朝政还抱有微弱的希望。在这首《抽思》中，他先是反复阐述自己郁结于心的幽怨，向君王表明自己的忠心和爱戴以及失去信任之后的彷徨忧戚。在前两部分的小结即“少歌”部分，屈原写道：“与美人抽怨兮，并日夜而无正。憍吾以其美好兮，敖朕辞而不听。”他的愁怨得不到理解和回应，自认为英明的君王也不听取他的忠言和诉求。

接下来便是这段极具梦幻和浪漫色彩的文字，屈原塑造了自己的一个形象——月光底下永不安宁的灵魂。屈原把自己比作一只从郢都来到汉北的孤独美丽的鸟儿，既茕茕孑立没有伙伴，也没有“良媒”在他和君王之间传话，可谓举目无路，因此只能望山流涕，对水叹息。

屈原这样的形象很难让我们与他外交官、改革者的政治身份联系起来，这完全就是一个敏感而多愁、思虑过重的诗人形象。此前他担任的左徒之职是掌管国家外交有关事宜的职位，屈原也曾经提出过一些具有眼光的外交政策。《史记·屈原列传》中也记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赵逵夫认为屈原曾在楚怀王的支持下拟定了一份变法条例，也就是改革建议，所以至少在那时也可以视屈原为一名改革者。只是守旧者反对改革并且想方设法影响楚怀王，并驱逐了屈原。

这时候的屈原，还没有忘记他曾经的改革主张和外交政策，而他也只能在诗歌中模糊地提及并深深地喟叹。看来，理想的寂灭绝对可以把一个锐气盎然的改革者摧残成一个对月长叹的敏感诗人。不过，如果楚怀王坚定地支持屈原的主张，历史会不会有微小的改写？我们很难假设出答案了。

接下来的诗句又从现实链接到了梦幻的神性。四月的初夏，诗人仍然觉得黑夜无比漫长，回郢都的路是那么遥远，但是魂魄可以在一夜之间往来九次！他甚至不介意往来的路是笔直还是弯曲，只是向着夜空中南方的星月的方向前行。诗人多想寻找到一条回去的捷径，为此他的灵魂一直来来往往、匆匆忙忙。有理由相信，流放在汉北的一个夜晚，屈原真的按捺不住对郢都的思念而不顾一切地急急南行，靠着星月辨认方向却还是迷失在半途中黯然神伤。诗人极度渴求而不得，痛苦至极。

后两句屈原进行了反思和质问。为什么我的灵魂如此忠诚正直？因为本性就和别人不一样。我和君王之间也难以通过媒介有效沟通，其实他们也都不知道我的从容。《抽思》的最后一部分尾声，诗人总结了这首诗反复表达的情绪：无人代为倾诉，回望南方颠沛难行，灵魂永远遥遥地思念着郢都。

黄晓丹在《九诗心》中谈到了一个有趣又有见地的观点，她认为屈原是一个站在神话时代和理性时代门槛上的人，是一名精神流亡者，所写的是关于时间的焦虑。这个观点颇有启发性，我们理解了为何对屈原来说“清醒本身就是一种痛苦”。就《抽思》等几首在汉北创作的诗歌而言，我觉得屈原是一个清醒而固执的理想主义者。他不仅是个人失意，精神世界完全与外界失联，还伴随着眼看着楚国日渐沉沦，直到最后真的实践了自己所说的“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

那个在月光下躁动不安的灵魂，或许在汨罗江里实现了永久的安眠。

你有没有行走在月光之下时，观察和感受过这个遍布着悲欢离合的人间？

幼时从我家到姥姥的路并不远，不过会经过一处墓地。那时候在姥姥家总觉得天黑得好早，很多次回家时暮色早已升腾，一弯新月和几颗星星散布在广袤的蓝黑色夜空中，安静地审视着大地上的一切。母亲骑自行车带着我回家，经过那处墓地时我心中会涌上一些惊慌的情绪，因为偶尔听人说起里面有时会燃起“鬼火”。我会把头深深埋在母亲和自己的衣服中，不敢朝那个方向张望，又依稀记得似乎真的看到过“鬼火”？也可能只是自己的想象而已，我不能确定。路上也会遇到顶着灰黄色的月光匆匆赶路的人们，静默而匆忙。

这个月夜行路的经历一直保留在我的记忆中。后来我明白，那处墓地和世界上的其他地方没有什么不同，或者说那里反而是最平静的地方，世间所有的躁动都归于安宁。

十几年前，有一段时间我观察过北京的夜晚——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的夜晚。即便有月亮，城市里的万千灯火也让月光显得黯淡起来。而无论走到哪里，宽阔或狭窄的街道上，地铁里，地下通道里，看到的多是神色疲惫的人们。有人在地铁上戴着帽子挂着耳机，很努力地想和外界隔离；有人在地下通道中弹唱，不知道是为了理想还是过路人的一点赏钱；也有人在天桥上售卖一整晚的鲜花，他们似乎是北京户外距离月亮最近的人。如我们常说的，每个人都有一段故事，月光下的人们沉静从容的少，多少都有一些慌乱在心头。

博尔赫斯有一首名为《月亮》的诗，诗中写道：“在漫长的岁月里/守夜的人们已用古老的悲哀/将她填满。看她，她是你的明镜。（西川译文）”

自古至今，皆是如此。

我们今天对屈原的定义是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爱国诗人。其浪漫的诗作风格我们只需读一些诗歌片段就可以感受到，而其对祖国的深挚热爱还需结合屈原大致的生平经历和思想。而因为屈原距离我们的时代太过遥远，且他的时代正处于神话时代向理性时代过渡的阶段，楚文化对神灵世界的依赖度很高，所以总觉得屈原和他的作品弥漫着扑朔迷离、浪漫神性的气息，漫漶、莫测。再加上屈原在诗歌中体现出来的对他的祖国以及国君的忠诚程度，甚至有学者怀疑屈原其人是否真的在历史上存在过。比如胡适在写于20世纪20年代的《读〈楚辞〉》一文中说：“传说的屈原，若真有其人，必不会发生在秦汉以前。”他认为：“这种忠臣在汉以前是不发生的。”20世纪60年代日本汉学界也出现过“屈原否定论”的风潮。后来随着学者的研究发现和越来越多考古实物的佐证，这种疑古风潮自然烟消云散。

屈原生活在战国时期，约公元前4世纪末到3世纪初。屈原与庄子基本生活在同一时期，两人的生活年代有数十年的重叠（不过两人未有交集），只是庄子出生年份略早于屈原近二十年。楚顷襄王十六年（公元前283年）五月五日，屈原投汨罗江。屈原去世62年后，秦灭六国，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一统。

从今天的视角来审视作为诗人的屈原，他几乎是一名“完美”的文人形象。这里的“完美”并非说屈原的人生平顺圆满，而是他的经历和创作集合了所有文人该有的生命经验，“文人生命”的完成度非常高。屈原出身没落的贵族，族中历代都有人在朝中担任军事要职，青少年时期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他的人生本以成为国家的股肱之臣为理想而并非成为一名诗人，不过却因为政治纷争而被楚王疏远，后来长期遭到流放，从而借诗抒怀，书写自己的忧愁和愤懑，成了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而最后理想破碎投身汨罗江而死的谢幕，充满令人哀恸的诗意。后世“不如意”的文人经历，都没有突破屈原的生命经验。

被流放汉北时期的一个孟夏的夜晚，屈原的内心万般缠绵怨愤，无论如何都放不下对郢都和君王的惦念，于是他——或者说他的魂魄披星戴月穿越沼泽山川和河滩密林，反反复复往返于郢都和汉北。这种奇幻的梦魂月夜穿行经历，屈原写在了《九章·抽思》中，以下是《抽思》节选：

倡曰：

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

好姱佳丽兮，牉独处此异域。

既茕独而不群兮，又无良媒在其侧。

道卓远而日忘兮，愿自申而不得。

望北山而流涕兮，临流水而太息。

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岁。

惟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

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指月与列星。

愿径逝而未得兮，魂识路之营营。

何灵魂之信直兮，人之心不与吾心同。

理弱而媒不通兮，尚不知余之从容。

清人王萌《楚辞评注》说：“抽思者，心绪万端，抽而思之，以陈于君也。”此前屈原担任左徒之职时因其主张损害了旧贵族的利益，所以遭到构陷，如《史记·屈原列传》中所言，“王怒而疏屈平”，后来又经过一系列波折，屈原被流放汉北。汉北具体在什么位置尚无定论，楚辞学家赵逵夫认为当时楚人所说的汉北在郢都以东的汉水北面，即古云梦泽之地，距离郢都不远。也有人认为汉北是很大一片地理方位，无论如何是在郢都往北的方向，因为屈原说“有鸟自南兮”。

此时楚怀王还在位，屈原对重返郢都参与朝政还抱有微弱的希望。在这首《抽思》中，他先是反复阐述自己郁结于心的幽怨，向君王表明自己的忠心和爱戴以及失去信任之后的彷徨忧戚。在前两部分的小结即“少歌”部分，屈原写道：“与美人抽怨兮，并日夜而无正。憍吾以其美好兮，敖朕辞而不听。”他的愁怨得不到理解和回应，自认为英明的君王也不听取他的忠言和诉求。

接下来便是这段极具梦幻和浪漫色彩的文字，屈原塑造了自己的一个形象——月光底下永不安宁的灵魂。屈原把自己比作一只从郢都来到汉北的孤独美丽的鸟儿，既茕茕孑立没有伙伴，也没有“良媒”在他和君王之间传话，可谓举目无路，因此只能望山流涕，对水叹息。

屈原这样的形象很难让我们与他外交官、改革者的政治身份联系起来，这完全就是一个敏感而多愁、思虑过重的诗人形象。此前他担任的左徒之职是掌管国家外交有关事宜的职位，屈原也曾经提出过一些具有眼光的外交政策。《史记·屈原列传》中也记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赵逵夫认为屈原曾在楚怀王的支持下拟定了一份变法条例，也就是改革建议，所以至少在那时也可以视屈原为一名改革者。只是守旧者反对改革并且想方设法影响楚怀王，并驱逐了屈原。

这时候的屈原，还没有忘记他曾经的改革主张和外交政策，而他也只能在诗歌中模糊地提及并深深地喟叹。看来，理想的寂灭绝对可以把一个锐气盎然的改革者摧残成一个对月长叹的敏感诗人。不过，如果楚怀王坚定地支持屈原的主张，历史会不会有微小的改写？我们很难假设出答案了。

接下来的诗句又从现实链接到了梦幻的神性。四月的初夏，诗人仍然觉得黑夜无比漫长，回郢都的路是那么遥远，但是魂魄可以在一夜之间往来九次！他甚至不介意往来的路是笔直还是弯曲，只是向着夜空中南方的星月的方向前行。诗人多想寻找到一条回去的捷径，为此他的灵魂一直来来往往、匆匆忙忙。有理由相信，流放在汉北的一个夜晚，屈原真的按捺不住对郢都的思念而不顾一切地急急南行，靠着星月辨认方向却还是迷失在半途中黯然神伤。诗人极度渴求而不得，痛苦至极。

后两句屈原进行了反思和质问。为什么我的灵魂如此忠诚正直？因为本性就和别人不一样。我和君王之间也难以通过媒介有效沟通，其实他们也都不知道我的从容。《抽思》的最后一部分尾声，诗人总结了这首诗反复表达的情绪：无人代为倾诉，回望南方颠沛难行，灵魂永远遥遥地思念着郢都。

黄晓丹在《九诗心》中谈到了一个有趣又有见地的观点，她认为屈原是一个站在神话时代和理性时代门槛上的人，是一名精神流亡者，所写的是关于时间的焦虑。这个观点颇有启发性，我们理解了为何对屈原来说“清醒本身就是一种痛苦”。就《抽思》等几首在汉北创作的诗歌而言，我觉得屈原是一个清醒而固执的理想主义者。他不仅是个人失意，精神世界完全与外界失联，还伴随着眼看着楚国日渐沉沦，直到最后真的实践了自己所说的“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

那个在月光下躁动不安的灵魂，或许在汨罗江里实现了永久的安眠。

你有没有行走在月光之下时，观察和感受过这个遍布着悲欢离合的人间？

幼时从我家到姥姥的路并不远，不过会经过一处墓地。那时候在姥姥家总觉得天黑得好早，很多次回家时暮色早已升腾，一弯新月和几颗星星散布在广袤的蓝黑色夜空中，安静地审视着大地上的一切。母亲骑自行车带着我回家，经过那处墓地时我心中会涌上一些惊慌的情绪，因为偶尔听人说起里面有时会燃起“鬼火”。我会把头深深埋在母亲和自己的衣服中，不敢朝那个方向张望，又依稀记得似乎真的看到过“鬼火”？也可能只是自己的想象而已，我不能确定。路上也会遇到顶着灰黄色的月光匆匆赶路的人们，静默而匆忙。

这个月夜行路的经历一直保留在我的记忆中。后来我明白，那处墓地和世界上的其他地方没有什么不同，或者说那里反而是最平静的地方，世间所有的躁动都归于安宁。

十几年前，有一段时间我观察过北京的夜晚——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的夜晚。即便有月亮，城市里的万千灯火也让月光显得黯淡起来。而无论走到哪里，宽阔或狭窄的街道上，地铁里，地下通道里，看到的多是神色疲惫的人们。有人在地铁上戴着帽子挂着耳机，很努力地想和外界隔离；有人在地下通道中弹唱，不知道是为了理想还是过路人的一点赏钱；也有人在天桥上售卖一整晚的鲜花，他们似乎是北京户外距离月亮最近的人。如我们常说的，每个人都有一段故事，月光下的人们沉静从容的少，多少都有一些慌乱在心头。

博尔赫斯有一首名为《月亮》的诗，诗中写道：“在漫长的岁月里/守夜的人们已用古老的悲哀/将她填满。看她，她是你的明镜。（西川译文）”

自古至今，皆是如此。

我们今天对屈原的定义是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爱国诗人。其浪漫的诗作风格我们只需读一些诗歌片段就可以感受到，而其对祖国的深挚热爱还需结合屈原大致的生平经历和思想。而因为屈原距离我们的时代太过遥远，且他的时代正处于神话时代向理性时代过渡的阶段，楚文化对神灵世界的依赖度很高，所以总觉得屈原和他的作品弥漫着扑朔迷离、浪漫神性的气息，漫漶、莫测。再加上屈原在诗歌中体现出来的对他的祖国以及国君的忠诚程度，甚至有学者怀疑屈原其人是否真的在历史上存在过。比如胡适在写于20世纪20年代的《读〈楚辞〉》一文中说：“传说的屈原，若真有其人，必不会发生在秦汉以前。”他认为：“这种忠臣在汉以前是不发生的。”20世纪60年代日本汉学界也出现过“屈原否定论”的风潮。后来随着学者的研究发现和越来越多考古实物的佐证，这种疑古风潮自然烟消云散。

屈原生活在战国时期，约公元前4世纪末到3世纪初。屈原与庄子基本生活在同一时期，两人的生活年代有数十年的重叠（不过两人未有交集），只是庄子出生年份略早于屈原近二十年。楚顷襄王十六年（公元前283年）五月五日，屈原投汨罗江。屈原去世62年后，秦灭六国，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一统。

从今天的视角来审视作为诗人的屈原，他几乎是一名“完美”的文人形象。这里的“完美”并非说屈原的人生平顺圆满，而是他的经历和创作集合了所有文人该有的生命经验，“文人生命”的完成度非常高。屈原出身没落的贵族，族中历代都有人在朝中担任军事要职，青少年时期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他的人生本以成为国家的股肱之臣为理想而并非成为一名诗人，不过却因为政治纷争而被楚王疏远，后来长期遭到流放，从而借诗抒怀，书写自己的忧愁和愤懑，成了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而最后理想破碎投身汨罗江而死的谢幕，充满令人哀恸的诗意。后世“不如意”的文人经历，都没有突破屈原的生命经验。

被流放汉北时期的一个孟夏的夜晚，屈原的内心万般缠绵怨愤，无论如何都放不下对郢都和君王的惦念，于是他——或者说他的魂魄披星戴月穿越沼泽山川和河滩密林，反反复复往返于郢都和汉北。这种奇幻的梦魂月夜穿行经历，屈原写在了《九章·抽思》中，以下是《抽思》节选：

倡曰：

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

好姱佳丽兮，牉独处此异域。

既茕独而不群兮，又无良媒在其侧。

道卓远而日忘兮，愿自申而不得。

望北山而流涕兮，临流水而太息。

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岁。

惟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

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指月与列星。

愿径逝而未得兮，魂识路之营营。

何灵魂之信直兮，人之心不与吾心同。

理弱而媒不通兮，尚不知余之从容。

清人王萌《楚辞评注》说：“抽思者，心绪万端，抽而思之，以陈于君也。”此前屈原担任左徒之职时因其主张损害了旧贵族的利益，所以遭到构陷，如《史记·屈原列传》中所言，“王怒而疏屈平”，后来又经过一系列波折，屈原被流放汉北。汉北具体在什么位置尚无定论，楚辞学家赵逵夫认为当时楚人所说的汉北在郢都以东的汉水北面，即古云梦泽之地，距离郢都不远。也有人认为汉北是很大一片地理方位，无论如何是在郢都往北的方向，因为屈原说“有鸟自南兮”。

此时楚怀王还在位，屈原对重返郢都参与朝政还抱有微弱的希望。在这首《抽思》中，他先是反复阐述自己郁结于心的幽怨，向君王表明自己的忠心和爱戴以及失去信任之后的彷徨忧戚。在前两部分的小结即“少歌”部分，屈原写道：“与美人抽怨兮，并日夜而无正。憍吾以其美好兮，敖朕辞而不听。”他的愁怨得不到理解和回应，自认为英明的君王也不听取他的忠言和诉求。

接下来便是这段极具梦幻和浪漫色彩的文字，屈原塑造了自己的一个形象——月光底下永不安宁的灵魂。屈原把自己比作一只从郢都来到汉北的孤独美丽的鸟儿，既茕茕孑立没有伙伴，也没有“良媒”在他和君王之间传话，可谓举目无路，因此只能望山流涕，对水叹息。

屈原这样的形象很难让我们与他外交官、改革者的政治身份联系起来，这完全就是一个敏感而多愁、思虑过重的诗人形象。此前他担任的左徒之职是掌管国家外交有关事宜的职位，屈原也曾经提出过一些具有眼光的外交政策。《史记·屈原列传》中也记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赵逵夫认为屈原曾在楚怀王的支持下拟定了一份变法条例，也就是改革建议，所以至少在那时也可以视屈原为一名改革者。只是守旧者反对改革并且想方设法影响楚怀王，并驱逐了屈原。

这时候的屈原，还没有忘记他曾经的改革主张和外交政策，而他也只能在诗歌中模糊地提及并深深地喟叹。看来，理想的寂灭绝对可以把一个锐气盎然的改革者摧残成一个对月长叹的敏感诗人。不过，如果楚怀王坚定地支持屈原的主张，历史会不会有微小的改写？我们很难假设出答案了。

接下来的诗句又从现实链接到了梦幻的神性。四月的初夏，诗人仍然觉得黑夜无比漫长，回郢都的路是那么遥远，但是魂魄可以在一夜之间往来九次！他甚至不介意往来的路是笔直还是弯曲，只是向着夜空中南方的星月的方向前行。诗人多想寻找到一条回去的捷径，为此他的灵魂一直来来往往、匆匆忙忙。有理由相信，流放在汉北的一个夜晚，屈原真的按捺不住对郢都的思念而不顾一切地急急南行，靠着星月辨认方向却还是迷失在半途中黯然神伤。诗人极度渴求而不得，痛苦至极。

后两句屈原进行了反思和质问。为什么我的灵魂如此忠诚正直？因为本性就和别人不一样。我和君王之间也难以通过媒介有效沟通，其实他们也都不知道我的从容。《抽思》的最后一部分尾声，诗人总结了这首诗反复表达的情绪：无人代为倾诉，回望南方颠沛难行，灵魂永远遥遥地思念着郢都。

黄晓丹在《九诗心》中谈到了一个有趣又有见地的观点，她认为屈原是一个站在神话时代和理性时代门槛上的人，是一名精神流亡者，所写的是关于时间的焦虑。这个观点颇有启发性，我们理解了为何对屈原来说“清醒本身就是一种痛苦”。就《抽思》等几首在汉北创作的诗歌而言，我觉得屈原是一个清醒而固执的理想主义者。他不仅是个人失意，精神世界完全与外界失联，还伴随着眼看着楚国日渐沉沦，直到最后真的实践了自己所说的“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

那个在月光下躁动不安的灵魂，或许在汨罗江里实现了永久的安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