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彩黑釉陶马。 国家博物馆供图

《郎世宁万吉骦轴》。 故宫博物院供图

铜奔马。 甘肃省博物馆供图

秦青铜马车。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供图

《虢国夫人游春图》。 辽宁省博物馆供图

从秦始皇陵精美绝伦的青铜马车到汉墓画像石上的奔腾马群，从唐太宗的昭陵六骏到清代圆明园的马首，马的形象贯穿中华文明史，成为力量、速度、潇洒的象征，彰显着中华民族奋发昂扬、勇往直前的精神。

新春，且循马蹄声声，在展厅与史卷之间，追寻文物中的马——那奔腾千年的文化印记。

在中国历史和文化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

头戴当卢、高束发髻，举手投足间彬彬有礼，既复刻了古代车马文化的经典元素，又传递出朝气蓬勃、心怀远志的奋进姿态，更寄寓着“成为突破自我的黑马”的新春祝福。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晚吉祥物“骐骐”一经发布，就受到了很多观众的喜爱。“骐骐”的设计灵感源自西周“盠”青铜驹尊。这件青铜器1955年出土于陕西眉县，通高32厘米，是已知最早的驹形青铜器。

驹尊是一件盛酒器，马儿腹内中空，用以盛酒，背部开口，配以方盖。更重要的是，它的颈胸和盖内铸有105字铭文，记载了周王在执驹礼中赏赐盠两匹幼驹。

“斯须九重真龙出，一洗万古凡马空”，纵观历史，马在中国历史和文化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中国是世界上最早驯化马的国家之一，多个距今4000—3000年的考古遗址中都有马骨发现。甲骨文中的“马”字，就是一匹昂扬挺立的马的缩影。在历史发展中，马的形象，融入中国的古建砖瓦、艺术遗存与民俗记忆里，在岁月长河中不断传递。

曾侯乙墓的战国车马展示了古代马文化的丰富内涵。在湖北省博物馆举办的“简读中国——中国出土简牍展”中，曾侯乙墓竹简记载了先秦车、马的丰富内容。“车”“马”“乘”等字迹在竹简上依稀可见。“曾侯乙墓是目前考古发现的所记载的随葬车马最多且最早的墓葬。”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萧圣中介绍，其中，马的名称大部分以马的毛色加以区分命名。如“骐”指有青黑斑纹的马、“犊骐”指青斑小马、“踦马”前足左白……各类雪白、苍黑、黄毛等马匹，仿佛绘制出一幅骏马图。

秦始皇陵的青铜马车阵列静静伫立上千年，却仍散发着秦军“车千乘，骑万匹”的磅礴气势。

这些马四蹄坚实，肌肉饱满，通体施以彩绘，有云纹、几何纹、夔龙纹等图案，红、绿、紫、蓝等色彩艳丽丰富，生动描绘了秦代皇家属车的华贵富丽。国家博物馆图书资料部主任翁淮南说，铜马车采用了铸造、镶嵌、焊接、子母扣连接、活铰连接等多种工艺组装而成，是中国考古史上迄今出土的体形最大、结构最复杂、系驾关系最完整的古代车马，被誉为“青铜之冠”。

唐代是中国马艺术的高峰。唐太宗李世民为表彰随他征战沙场的六匹战马，令画家阎立本先画出六骏的图形，再由雕刻家阎立德依形复刻于石上，由当时的大书法家欧阳询将唐太宗亲自书写的赞美诗书在原石上角，刻成后放置在昭陵北麓的祭坛两侧。六匹马分别命名为：特勤骠、青骓、什伐赤、飒露紫、拳毛騧、白蹄乌。这组石刻每块高2.5米、宽3米，采用高浮雕的形式将六匹骏马生动地再现在石板上。其中三匹做立状，三匹为奔驰状，姿态英俊，神韵飒爽，造型生动，眉目传神。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袁靖说，这些简练明确的造型，娴熟浑厚的手法，栩栩如生地突出了六骏的性格和在战阵中的不同遭遇，以形传神、形神结合，充分展现了六骏的勇武和刚烈，表现了初唐时期写实性极强的艺术风格。

一件件文物中，跨越千年的骏马，不仅展现了不同时代的审美变迁，更承载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成为连接历史与现实的活态纽带。

从威严的战骑变为承载民众美好愿望的吉祥符号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在古代，马是国力强盛的标志。中国古代的“马政”是衡量国力强弱的重要指标。西周“盠”驹尊铭文记载的“执驹礼”(即马驹在两岁离开母马服役时，训练让它试驾的典礼)，正是早期马政管理的实物证据。汉代在西北地区设立数十处官营养马场，甘肃河西走廊出土的大量汉代木简中，就有关于马匹饲养、训练、调配的详细记录。

唐代更是建立了史上完备的马政体系，这些制度在文物中均有反映，如唐代墓葬出土的各种马具、马俑，不仅工艺精湛，而且规格统一，反映出国家层面系统化管理的高度成熟。

马，也是多民族文化交融的证据。陕西历史博物馆藏的唐代“三彩胡人牵马俑”，塑造了深目高鼻的胡人形象，他们牵引的马匹体形高大，明显具有西域马种特征。这类文物生动反映了唐代丝绸之路上的人员往来与物种交流。

随着西夏陵申遗成功，藏于宁夏博物馆的大石马，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长130厘米、宽38厘米、高70厘米的大石马，用一整块白砂石以通体圆雕的手法雕刻而成。马头稍垂，颈部弯曲，比例匀称，马鬃整齐流畅地披散在脖子上，层次丰富，线条舒展、流畅，艺术地再现了马的生动形象。

宁夏博物馆馆长王效军说，这尊大石马和鎏金铜牛在同一墓葬中出土，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考古队员在发掘现场发现，马头冲外、牛头冲内，体现了党项人“马出则征战，牛入则耕作”，展现了党项族征战和农耕密切结合的社会风尚。“以铜牛、石马随葬，不仅反映了党项族对马、牛等家畜的崇尚，更是他们从游牧文化走向农耕文化的标志。”王效军说。

宋元以后，马的形象逐渐从庙堂走入民间。木版年画“马上封侯”题材盛行不衰。一匹骏马背载猴与蜂，“猴”谐音“侯”，“蜂”谐音“封”，组合成“马上封侯”的吉祥寓意。“马上封侯”的年画在春节期间广受欢迎，张贴于千家万户。

在辽宁省博物馆的展厅内，一件清代的“马上封侯”白玉圆雕静静陈列。整器玉质温润莹白，雕工细腻流畅，生动刻画了一匹体态丰腴、四肢稳健的骏马，正温顺地回首凝望。其背上一只灵猴姿态活泼，与马回首的目光形成巧妙呼应，仿佛在进行一场无声的对话。这种经典组合，是清代“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社会审美与玉雕工艺融合的集中体现。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文物中的马从庙堂、战场、丝路逐渐渗入民间日常生活与集体心理。马的形象也从威严的战骑转变为承载民众美好愿望的吉祥符号，变得可亲可感、历久弥新。

成为奋发向上、豪迈进取的精神象征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图景中，动物不仅是自然生物的简单描写，而且还被赋予了丰富而系统的象征意义。马，因其长久的耐力、矫健的身姿，从交通动力转化为精神象征，成为连接物质与精神、凡俗和理想的独特载体。

马踏飞燕，昂首嘶鸣，三足腾空，一足轻踏燕背——这件汉代青铜器不仅是中国旅游标志，更是中国古代艺术家对马之美之力的巧妙诠释。

这件出土于甘肃武威雷台汉墓的铜奔马，通高34.5厘米、长45厘米、宽13.1厘米、重7.3千克，被后人亲切地称为“马踏飞燕”。它不再拘泥于静态的威严，而是捕捉了马匹风驰电掣的瞬间。奔马一蹄轻踏飞燕，三足凌空飞扬，飞鸟回首惊顾，更增强奔马急速向前的动势。奔马全身的着力点集注于超越飞鸟的一足之上，将速度具象化为一种超越地心引力的飘逸之美。袁靖说，“马踏飞燕”的制作工艺十分精湛，造型矫健精美，显示了一种勇往直前的豪情壮志。

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清代郎世宁《郎世宁万吉骦轴》，将中西绘画技法巧妙融合。这位意大利传教士用中国画的绢本和颜料，结合西方透视与明暗技法，描绘了一匹俊逸的白马。

画家以细腻的笔触描绘出马的神态、毛皮的质感，辅以阴影高光，使得马的肌肉分毫毕现，充满力量感。如果细看马脸，还能发现白马上缰绳的印记。这种中西合璧的风格，正是中华文明包容创新的生动体现。

随着时代发展，马也被赋予越来越丰富的人格化品质。《周易》将乾卦喻为“龙马”，取其刚健中正之德；孔子曰：“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将马的外在筋骨之力，转向内在的忠诚、坚韧与道义等品德。“龙马精神”也成为形容人精神健旺、奋发有为的常用词。

翁淮南说，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马成为独特的中华文明标识符号，彰显中国人民的伟大精神，也展现中国形象、中国气派。

今天，“马到成功”“一马当先”“龙马精神”等成语已深入日常，寄托着人们对事业成功、生活美满的期盼。从庄严的国家典礼到温馨的民间祝福，马的精神内涵完成了从“庙堂”到“人间”的贯穿。

当我们凝视这些文物中的骏马，感受的不仅是古人的艺术创造，更是中华文明奋发向上、豪迈进取的精神。

三彩黑釉陶马。 国家博物馆供图

《郎世宁万吉骦轴》。 故宫博物院供图

铜奔马。 甘肃省博物馆供图

秦青铜马车。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供图

《虢国夫人游春图》。 辽宁省博物馆供图

从秦始皇陵精美绝伦的青铜马车到汉墓画像石上的奔腾马群，从唐太宗的昭陵六骏到清代圆明园的马首，马的形象贯穿中华文明史，成为力量、速度、潇洒的象征，彰显着中华民族奋发昂扬、勇往直前的精神。

新春，且循马蹄声声，在展厅与史卷之间，追寻文物中的马——那奔腾千年的文化印记。

在中国历史和文化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

头戴当卢、高束发髻，举手投足间彬彬有礼，既复刻了古代车马文化的经典元素，又传递出朝气蓬勃、心怀远志的奋进姿态，更寄寓着“成为突破自我的黑马”的新春祝福。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晚吉祥物“骐骐”一经发布，就受到了很多观众的喜爱。“骐骐”的设计灵感源自西周“盠”青铜驹尊。这件青铜器1955年出土于陕西眉县，通高32厘米，是已知最早的驹形青铜器。

驹尊是一件盛酒器，马儿腹内中空，用以盛酒，背部开口，配以方盖。更重要的是，它的颈胸和盖内铸有105字铭文，记载了周王在执驹礼中赏赐盠两匹幼驹。

“斯须九重真龙出，一洗万古凡马空”，纵观历史，马在中国历史和文化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中国是世界上最早驯化马的国家之一，多个距今4000—3000年的考古遗址中都有马骨发现。甲骨文中的“马”字，就是一匹昂扬挺立的马的缩影。在历史发展中，马的形象，融入中国的古建砖瓦、艺术遗存与民俗记忆里，在岁月长河中不断传递。

曾侯乙墓的战国车马展示了古代马文化的丰富内涵。在湖北省博物馆举办的“简读中国——中国出土简牍展”中，曾侯乙墓竹简记载了先秦车、马的丰富内容。“车”“马”“乘”等字迹在竹简上依稀可见。“曾侯乙墓是目前考古发现的所记载的随葬车马最多且最早的墓葬。”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萧圣中介绍，其中，马的名称大部分以马的毛色加以区分命名。如“骐”指有青黑斑纹的马、“犊骐”指青斑小马、“踦马”前足左白……各类雪白、苍黑、黄毛等马匹，仿佛绘制出一幅骏马图。

秦始皇陵的青铜马车阵列静静伫立上千年，却仍散发着秦军“车千乘，骑万匹”的磅礴气势。

这些马四蹄坚实，肌肉饱满，通体施以彩绘，有云纹、几何纹、夔龙纹等图案，红、绿、紫、蓝等色彩艳丽丰富，生动描绘了秦代皇家属车的华贵富丽。国家博物馆图书资料部主任翁淮南说，铜马车采用了铸造、镶嵌、焊接、子母扣连接、活铰连接等多种工艺组装而成，是中国考古史上迄今出土的体形最大、结构最复杂、系驾关系最完整的古代车马，被誉为“青铜之冠”。

唐代是中国马艺术的高峰。唐太宗李世民为表彰随他征战沙场的六匹战马，令画家阎立本先画出六骏的图形，再由雕刻家阎立德依形复刻于石上，由当时的大书法家欧阳询将唐太宗亲自书写的赞美诗书在原石上角，刻成后放置在昭陵北麓的祭坛两侧。六匹马分别命名为：特勤骠、青骓、什伐赤、飒露紫、拳毛騧、白蹄乌。这组石刻每块高2.5米、宽3米，采用高浮雕的形式将六匹骏马生动地再现在石板上。其中三匹做立状，三匹为奔驰状，姿态英俊，神韵飒爽，造型生动，眉目传神。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袁靖说，这些简练明确的造型，娴熟浑厚的手法，栩栩如生地突出了六骏的性格和在战阵中的不同遭遇，以形传神、形神结合，充分展现了六骏的勇武和刚烈，表现了初唐时期写实性极强的艺术风格。

一件件文物中，跨越千年的骏马，不仅展现了不同时代的审美变迁，更承载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成为连接历史与现实的活态纽带。

从威严的战骑变为承载民众美好愿望的吉祥符号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在古代，马是国力强盛的标志。中国古代的“马政”是衡量国力强弱的重要指标。西周“盠”驹尊铭文记载的“执驹礼”(即马驹在两岁离开母马服役时，训练让它试驾的典礼)，正是早期马政管理的实物证据。汉代在西北地区设立数十处官营养马场，甘肃河西走廊出土的大量汉代木简中，就有关于马匹饲养、训练、调配的详细记录。

唐代更是建立了史上完备的马政体系，这些制度在文物中均有反映，如唐代墓葬出土的各种马具、马俑，不仅工艺精湛，而且规格统一，反映出国家层面系统化管理的高度成熟。

马，也是多民族文化交融的证据。陕西历史博物馆藏的唐代“三彩胡人牵马俑”，塑造了深目高鼻的胡人形象，他们牵引的马匹体形高大，明显具有西域马种特征。这类文物生动反映了唐代丝绸之路上的人员往来与物种交流。

随着西夏陵申遗成功，藏于宁夏博物馆的大石马，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长130厘米、宽38厘米、高70厘米的大石马，用一整块白砂石以通体圆雕的手法雕刻而成。马头稍垂，颈部弯曲，比例匀称，马鬃整齐流畅地披散在脖子上，层次丰富，线条舒展、流畅，艺术地再现了马的生动形象。

宁夏博物馆馆长王效军说，这尊大石马和鎏金铜牛在同一墓葬中出土，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考古队员在发掘现场发现，马头冲外、牛头冲内，体现了党项人“马出则征战，牛入则耕作”，展现了党项族征战和农耕密切结合的社会风尚。“以铜牛、石马随葬，不仅反映了党项族对马、牛等家畜的崇尚，更是他们从游牧文化走向农耕文化的标志。”王效军说。

宋元以后，马的形象逐渐从庙堂走入民间。木版年画“马上封侯”题材盛行不衰。一匹骏马背载猴与蜂，“猴”谐音“侯”，“蜂”谐音“封”，组合成“马上封侯”的吉祥寓意。“马上封侯”的年画在春节期间广受欢迎，张贴于千家万户。

在辽宁省博物馆的展厅内，一件清代的“马上封侯”白玉圆雕静静陈列。整器玉质温润莹白，雕工细腻流畅，生动刻画了一匹体态丰腴、四肢稳健的骏马，正温顺地回首凝望。其背上一只灵猴姿态活泼，与马回首的目光形成巧妙呼应，仿佛在进行一场无声的对话。这种经典组合，是清代“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社会审美与玉雕工艺融合的集中体现。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文物中的马从庙堂、战场、丝路逐渐渗入民间日常生活与集体心理。马的形象也从威严的战骑转变为承载民众美好愿望的吉祥符号，变得可亲可感、历久弥新。

成为奋发向上、豪迈进取的精神象征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图景中，动物不仅是自然生物的简单描写，而且还被赋予了丰富而系统的象征意义。马，因其长久的耐力、矫健的身姿，从交通动力转化为精神象征，成为连接物质与精神、凡俗和理想的独特载体。

马踏飞燕，昂首嘶鸣，三足腾空，一足轻踏燕背——这件汉代青铜器不仅是中国旅游标志，更是中国古代艺术家对马之美之力的巧妙诠释。

这件出土于甘肃武威雷台汉墓的铜奔马，通高34.5厘米、长45厘米、宽13.1厘米、重7.3千克，被后人亲切地称为“马踏飞燕”。它不再拘泥于静态的威严，而是捕捉了马匹风驰电掣的瞬间。奔马一蹄轻踏飞燕，三足凌空飞扬，飞鸟回首惊顾，更增强奔马急速向前的动势。奔马全身的着力点集注于超越飞鸟的一足之上，将速度具象化为一种超越地心引力的飘逸之美。袁靖说，“马踏飞燕”的制作工艺十分精湛，造型矫健精美，显示了一种勇往直前的豪情壮志。

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清代郎世宁《郎世宁万吉骦轴》，将中西绘画技法巧妙融合。这位意大利传教士用中国画的绢本和颜料，结合西方透视与明暗技法，描绘了一匹俊逸的白马。

画家以细腻的笔触描绘出马的神态、毛皮的质感，辅以阴影高光，使得马的肌肉分毫毕现，充满力量感。如果细看马脸，还能发现白马上缰绳的印记。这种中西合璧的风格，正是中华文明包容创新的生动体现。

随着时代发展，马也被赋予越来越丰富的人格化品质。《周易》将乾卦喻为“龙马”，取其刚健中正之德；孔子曰：“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将马的外在筋骨之力，转向内在的忠诚、坚韧与道义等品德。“龙马精神”也成为形容人精神健旺、奋发有为的常用词。

翁淮南说，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马成为独特的中华文明标识符号，彰显中国人民的伟大精神，也展现中国形象、中国气派。

今天，“马到成功”“一马当先”“龙马精神”等成语已深入日常，寄托着人们对事业成功、生活美满的期盼。从庄严的国家典礼到温馨的民间祝福，马的精神内涵完成了从“庙堂”到“人间”的贯穿。

当我们凝视这些文物中的骏马，感受的不仅是古人的艺术创造，更是中华文明奋发向上、豪迈进取的精神。

三彩黑釉陶马。 国家博物馆供图

《郎世宁万吉骦轴》。 故宫博物院供图

铜奔马。 甘肃省博物馆供图

秦青铜马车。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供图

《虢国夫人游春图》。 辽宁省博物馆供图

从秦始皇陵精美绝伦的青铜马车到汉墓画像石上的奔腾马群，从唐太宗的昭陵六骏到清代圆明园的马首，马的形象贯穿中华文明史，成为力量、速度、潇洒的象征，彰显着中华民族奋发昂扬、勇往直前的精神。

新春，且循马蹄声声，在展厅与史卷之间，追寻文物中的马——那奔腾千年的文化印记。

在中国历史和文化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

头戴当卢、高束发髻，举手投足间彬彬有礼，既复刻了古代车马文化的经典元素，又传递出朝气蓬勃、心怀远志的奋进姿态，更寄寓着“成为突破自我的黑马”的新春祝福。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晚吉祥物“骐骐”一经发布，就受到了很多观众的喜爱。“骐骐”的设计灵感源自西周“盠”青铜驹尊。这件青铜器1955年出土于陕西眉县，通高32厘米，是已知最早的驹形青铜器。

驹尊是一件盛酒器，马儿腹内中空，用以盛酒，背部开口，配以方盖。更重要的是，它的颈胸和盖内铸有105字铭文，记载了周王在执驹礼中赏赐盠两匹幼驹。

“斯须九重真龙出，一洗万古凡马空”，纵观历史，马在中国历史和文化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中国是世界上最早驯化马的国家之一，多个距今4000—3000年的考古遗址中都有马骨发现。甲骨文中的“马”字，就是一匹昂扬挺立的马的缩影。在历史发展中，马的形象，融入中国的古建砖瓦、艺术遗存与民俗记忆里，在岁月长河中不断传递。

曾侯乙墓的战国车马展示了古代马文化的丰富内涵。在湖北省博物馆举办的“简读中国——中国出土简牍展”中，曾侯乙墓竹简记载了先秦车、马的丰富内容。“车”“马”“乘”等字迹在竹简上依稀可见。“曾侯乙墓是目前考古发现的所记载的随葬车马最多且最早的墓葬。”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萧圣中介绍，其中，马的名称大部分以马的毛色加以区分命名。如“骐”指有青黑斑纹的马、“犊骐”指青斑小马、“踦马”前足左白……各类雪白、苍黑、黄毛等马匹，仿佛绘制出一幅骏马图。

秦始皇陵的青铜马车阵列静静伫立上千年，却仍散发着秦军“车千乘，骑万匹”的磅礴气势。

这些马四蹄坚实，肌肉饱满，通体施以彩绘，有云纹、几何纹、夔龙纹等图案，红、绿、紫、蓝等色彩艳丽丰富，生动描绘了秦代皇家属车的华贵富丽。国家博物馆图书资料部主任翁淮南说，铜马车采用了铸造、镶嵌、焊接、子母扣连接、活铰连接等多种工艺组装而成，是中国考古史上迄今出土的体形最大、结构最复杂、系驾关系最完整的古代车马，被誉为“青铜之冠”。

唐代是中国马艺术的高峰。唐太宗李世民为表彰随他征战沙场的六匹战马，令画家阎立本先画出六骏的图形，再由雕刻家阎立德依形复刻于石上，由当时的大书法家欧阳询将唐太宗亲自书写的赞美诗书在原石上角，刻成后放置在昭陵北麓的祭坛两侧。六匹马分别命名为：特勤骠、青骓、什伐赤、飒露紫、拳毛騧、白蹄乌。这组石刻每块高2.5米、宽3米，采用高浮雕的形式将六匹骏马生动地再现在石板上。其中三匹做立状，三匹为奔驰状，姿态英俊，神韵飒爽，造型生动，眉目传神。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袁靖说，这些简练明确的造型，娴熟浑厚的手法，栩栩如生地突出了六骏的性格和在战阵中的不同遭遇，以形传神、形神结合，充分展现了六骏的勇武和刚烈，表现了初唐时期写实性极强的艺术风格。

一件件文物中，跨越千年的骏马，不仅展现了不同时代的审美变迁，更承载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成为连接历史与现实的活态纽带。

从威严的战骑变为承载民众美好愿望的吉祥符号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在古代，马是国力强盛的标志。中国古代的“马政”是衡量国力强弱的重要指标。西周“盠”驹尊铭文记载的“执驹礼”(即马驹在两岁离开母马服役时，训练让它试驾的典礼)，正是早期马政管理的实物证据。汉代在西北地区设立数十处官营养马场，甘肃河西走廊出土的大量汉代木简中，就有关于马匹饲养、训练、调配的详细记录。

唐代更是建立了史上完备的马政体系，这些制度在文物中均有反映，如唐代墓葬出土的各种马具、马俑，不仅工艺精湛，而且规格统一，反映出国家层面系统化管理的高度成熟。

马，也是多民族文化交融的证据。陕西历史博物馆藏的唐代“三彩胡人牵马俑”，塑造了深目高鼻的胡人形象，他们牵引的马匹体形高大，明显具有西域马种特征。这类文物生动反映了唐代丝绸之路上的人员往来与物种交流。

随着西夏陵申遗成功，藏于宁夏博物馆的大石马，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长130厘米、宽38厘米、高70厘米的大石马，用一整块白砂石以通体圆雕的手法雕刻而成。马头稍垂，颈部弯曲，比例匀称，马鬃整齐流畅地披散在脖子上，层次丰富，线条舒展、流畅，艺术地再现了马的生动形象。

宁夏博物馆馆长王效军说，这尊大石马和鎏金铜牛在同一墓葬中出土，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考古队员在发掘现场发现，马头冲外、牛头冲内，体现了党项人“马出则征战，牛入则耕作”，展现了党项族征战和农耕密切结合的社会风尚。“以铜牛、石马随葬，不仅反映了党项族对马、牛等家畜的崇尚，更是他们从游牧文化走向农耕文化的标志。”王效军说。

宋元以后，马的形象逐渐从庙堂走入民间。木版年画“马上封侯”题材盛行不衰。一匹骏马背载猴与蜂，“猴”谐音“侯”，“蜂”谐音“封”，组合成“马上封侯”的吉祥寓意。“马上封侯”的年画在春节期间广受欢迎，张贴于千家万户。

在辽宁省博物馆的展厅内，一件清代的“马上封侯”白玉圆雕静静陈列。整器玉质温润莹白，雕工细腻流畅，生动刻画了一匹体态丰腴、四肢稳健的骏马，正温顺地回首凝望。其背上一只灵猴姿态活泼，与马回首的目光形成巧妙呼应，仿佛在进行一场无声的对话。这种经典组合，是清代“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社会审美与玉雕工艺融合的集中体现。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文物中的马从庙堂、战场、丝路逐渐渗入民间日常生活与集体心理。马的形象也从威严的战骑转变为承载民众美好愿望的吉祥符号，变得可亲可感、历久弥新。

成为奋发向上、豪迈进取的精神象征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图景中，动物不仅是自然生物的简单描写，而且还被赋予了丰富而系统的象征意义。马，因其长久的耐力、矫健的身姿，从交通动力转化为精神象征，成为连接物质与精神、凡俗和理想的独特载体。

马踏飞燕，昂首嘶鸣，三足腾空，一足轻踏燕背——这件汉代青铜器不仅是中国旅游标志，更是中国古代艺术家对马之美之力的巧妙诠释。

这件出土于甘肃武威雷台汉墓的铜奔马，通高34.5厘米、长45厘米、宽13.1厘米、重7.3千克，被后人亲切地称为“马踏飞燕”。它不再拘泥于静态的威严，而是捕捉了马匹风驰电掣的瞬间。奔马一蹄轻踏飞燕，三足凌空飞扬，飞鸟回首惊顾，更增强奔马急速向前的动势。奔马全身的着力点集注于超越飞鸟的一足之上，将速度具象化为一种超越地心引力的飘逸之美。袁靖说，“马踏飞燕”的制作工艺十分精湛，造型矫健精美，显示了一种勇往直前的豪情壮志。

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清代郎世宁《郎世宁万吉骦轴》，将中西绘画技法巧妙融合。这位意大利传教士用中国画的绢本和颜料，结合西方透视与明暗技法，描绘了一匹俊逸的白马。

画家以细腻的笔触描绘出马的神态、毛皮的质感，辅以阴影高光，使得马的肌肉分毫毕现，充满力量感。如果细看马脸，还能发现白马上缰绳的印记。这种中西合璧的风格，正是中华文明包容创新的生动体现。

随着时代发展，马也被赋予越来越丰富的人格化品质。《周易》将乾卦喻为“龙马”，取其刚健中正之德；孔子曰：“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将马的外在筋骨之力，转向内在的忠诚、坚韧与道义等品德。“龙马精神”也成为形容人精神健旺、奋发有为的常用词。

翁淮南说，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马成为独特的中华文明标识符号，彰显中国人民的伟大精神，也展现中国形象、中国气派。

今天，“马到成功”“一马当先”“龙马精神”等成语已深入日常，寄托着人们对事业成功、生活美满的期盼。从庄严的国家典礼到温馨的民间祝福，马的精神内涵完成了从“庙堂”到“人间”的贯穿。

当我们凝视这些文物中的骏马，感受的不仅是古人的艺术创造，更是中华文明奋发向上、豪迈进取的精神。

三彩黑釉陶马。 国家博物馆供图

《郎世宁万吉骦轴》。 故宫博物院供图

铜奔马。 甘肃省博物馆供图

秦青铜马车。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供图

《虢国夫人游春图》。 辽宁省博物馆供图

从秦始皇陵精美绝伦的青铜马车到汉墓画像石上的奔腾马群，从唐太宗的昭陵六骏到清代圆明园的马首，马的形象贯穿中华文明史，成为力量、速度、潇洒的象征，彰显着中华民族奋发昂扬、勇往直前的精神。

新春，且循马蹄声声，在展厅与史卷之间，追寻文物中的马——那奔腾千年的文化印记。

在中国历史和文化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

头戴当卢、高束发髻，举手投足间彬彬有礼，既复刻了古代车马文化的经典元素，又传递出朝气蓬勃、心怀远志的奋进姿态，更寄寓着“成为突破自我的黑马”的新春祝福。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晚吉祥物“骐骐”一经发布，就受到了很多观众的喜爱。“骐骐”的设计灵感源自西周“盠”青铜驹尊。这件青铜器1955年出土于陕西眉县，通高32厘米，是已知最早的驹形青铜器。

驹尊是一件盛酒器，马儿腹内中空，用以盛酒，背部开口，配以方盖。更重要的是，它的颈胸和盖内铸有105字铭文，记载了周王在执驹礼中赏赐盠两匹幼驹。

“斯须九重真龙出，一洗万古凡马空”，纵观历史，马在中国历史和文化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中国是世界上最早驯化马的国家之一，多个距今4000—3000年的考古遗址中都有马骨发现。甲骨文中的“马”字，就是一匹昂扬挺立的马的缩影。在历史发展中，马的形象，融入中国的古建砖瓦、艺术遗存与民俗记忆里，在岁月长河中不断传递。

曾侯乙墓的战国车马展示了古代马文化的丰富内涵。在湖北省博物馆举办的“简读中国——中国出土简牍展”中，曾侯乙墓竹简记载了先秦车、马的丰富内容。“车”“马”“乘”等字迹在竹简上依稀可见。“曾侯乙墓是目前考古发现的所记载的随葬车马最多且最早的墓葬。”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萧圣中介绍，其中，马的名称大部分以马的毛色加以区分命名。如“骐”指有青黑斑纹的马、“犊骐”指青斑小马、“踦马”前足左白……各类雪白、苍黑、黄毛等马匹，仿佛绘制出一幅骏马图。

秦始皇陵的青铜马车阵列静静伫立上千年，却仍散发着秦军“车千乘，骑万匹”的磅礴气势。

这些马四蹄坚实，肌肉饱满，通体施以彩绘，有云纹、几何纹、夔龙纹等图案，红、绿、紫、蓝等色彩艳丽丰富，生动描绘了秦代皇家属车的华贵富丽。国家博物馆图书资料部主任翁淮南说，铜马车采用了铸造、镶嵌、焊接、子母扣连接、活铰连接等多种工艺组装而成，是中国考古史上迄今出土的体形最大、结构最复杂、系驾关系最完整的古代车马，被誉为“青铜之冠”。

唐代是中国马艺术的高峰。唐太宗李世民为表彰随他征战沙场的六匹战马，令画家阎立本先画出六骏的图形，再由雕刻家阎立德依形复刻于石上，由当时的大书法家欧阳询将唐太宗亲自书写的赞美诗书在原石上角，刻成后放置在昭陵北麓的祭坛两侧。六匹马分别命名为：特勤骠、青骓、什伐赤、飒露紫、拳毛騧、白蹄乌。这组石刻每块高2.5米、宽3米，采用高浮雕的形式将六匹骏马生动地再现在石板上。其中三匹做立状，三匹为奔驰状，姿态英俊，神韵飒爽，造型生动，眉目传神。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袁靖说，这些简练明确的造型，娴熟浑厚的手法，栩栩如生地突出了六骏的性格和在战阵中的不同遭遇，以形传神、形神结合，充分展现了六骏的勇武和刚烈，表现了初唐时期写实性极强的艺术风格。

一件件文物中，跨越千年的骏马，不仅展现了不同时代的审美变迁，更承载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成为连接历史与现实的活态纽带。

从威严的战骑变为承载民众美好愿望的吉祥符号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在古代，马是国力强盛的标志。中国古代的“马政”是衡量国力强弱的重要指标。西周“盠”驹尊铭文记载的“执驹礼”(即马驹在两岁离开母马服役时，训练让它试驾的典礼)，正是早期马政管理的实物证据。汉代在西北地区设立数十处官营养马场，甘肃河西走廊出土的大量汉代木简中，就有关于马匹饲养、训练、调配的详细记录。

唐代更是建立了史上完备的马政体系，这些制度在文物中均有反映，如唐代墓葬出土的各种马具、马俑，不仅工艺精湛，而且规格统一，反映出国家层面系统化管理的高度成熟。

马，也是多民族文化交融的证据。陕西历史博物馆藏的唐代“三彩胡人牵马俑”，塑造了深目高鼻的胡人形象，他们牵引的马匹体形高大，明显具有西域马种特征。这类文物生动反映了唐代丝绸之路上的人员往来与物种交流。

随着西夏陵申遗成功，藏于宁夏博物馆的大石马，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长130厘米、宽38厘米、高70厘米的大石马，用一整块白砂石以通体圆雕的手法雕刻而成。马头稍垂，颈部弯曲，比例匀称，马鬃整齐流畅地披散在脖子上，层次丰富，线条舒展、流畅，艺术地再现了马的生动形象。

宁夏博物馆馆长王效军说，这尊大石马和鎏金铜牛在同一墓葬中出土，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考古队员在发掘现场发现，马头冲外、牛头冲内，体现了党项人“马出则征战，牛入则耕作”，展现了党项族征战和农耕密切结合的社会风尚。“以铜牛、石马随葬，不仅反映了党项族对马、牛等家畜的崇尚，更是他们从游牧文化走向农耕文化的标志。”王效军说。

宋元以后，马的形象逐渐从庙堂走入民间。木版年画“马上封侯”题材盛行不衰。一匹骏马背载猴与蜂，“猴”谐音“侯”，“蜂”谐音“封”，组合成“马上封侯”的吉祥寓意。“马上封侯”的年画在春节期间广受欢迎，张贴于千家万户。

在辽宁省博物馆的展厅内，一件清代的“马上封侯”白玉圆雕静静陈列。整器玉质温润莹白，雕工细腻流畅，生动刻画了一匹体态丰腴、四肢稳健的骏马，正温顺地回首凝望。其背上一只灵猴姿态活泼，与马回首的目光形成巧妙呼应，仿佛在进行一场无声的对话。这种经典组合，是清代“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社会审美与玉雕工艺融合的集中体现。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文物中的马从庙堂、战场、丝路逐渐渗入民间日常生活与集体心理。马的形象也从威严的战骑转变为承载民众美好愿望的吉祥符号，变得可亲可感、历久弥新。

成为奋发向上、豪迈进取的精神象征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图景中，动物不仅是自然生物的简单描写，而且还被赋予了丰富而系统的象征意义。马，因其长久的耐力、矫健的身姿，从交通动力转化为精神象征，成为连接物质与精神、凡俗和理想的独特载体。

马踏飞燕，昂首嘶鸣，三足腾空，一足轻踏燕背——这件汉代青铜器不仅是中国旅游标志，更是中国古代艺术家对马之美之力的巧妙诠释。

这件出土于甘肃武威雷台汉墓的铜奔马，通高34.5厘米、长45厘米、宽13.1厘米、重7.3千克，被后人亲切地称为“马踏飞燕”。它不再拘泥于静态的威严，而是捕捉了马匹风驰电掣的瞬间。奔马一蹄轻踏飞燕，三足凌空飞扬，飞鸟回首惊顾，更增强奔马急速向前的动势。奔马全身的着力点集注于超越飞鸟的一足之上，将速度具象化为一种超越地心引力的飘逸之美。袁靖说，“马踏飞燕”的制作工艺十分精湛，造型矫健精美，显示了一种勇往直前的豪情壮志。

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清代郎世宁《郎世宁万吉骦轴》，将中西绘画技法巧妙融合。这位意大利传教士用中国画的绢本和颜料，结合西方透视与明暗技法，描绘了一匹俊逸的白马。

画家以细腻的笔触描绘出马的神态、毛皮的质感，辅以阴影高光，使得马的肌肉分毫毕现，充满力量感。如果细看马脸，还能发现白马上缰绳的印记。这种中西合璧的风格，正是中华文明包容创新的生动体现。

随着时代发展，马也被赋予越来越丰富的人格化品质。《周易》将乾卦喻为“龙马”，取其刚健中正之德；孔子曰：“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将马的外在筋骨之力，转向内在的忠诚、坚韧与道义等品德。“龙马精神”也成为形容人精神健旺、奋发有为的常用词。

翁淮南说，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马成为独特的中华文明标识符号，彰显中国人民的伟大精神，也展现中国形象、中国气派。

今天，“马到成功”“一马当先”“龙马精神”等成语已深入日常，寄托着人们对事业成功、生活美满的期盼。从庄严的国家典礼到温馨的民间祝福，马的精神内涵完成了从“庙堂”到“人间”的贯穿。

当我们凝视这些文物中的骏马，感受的不仅是古人的艺术创造，更是中华文明奋发向上、豪迈进取的精神。

三彩黑釉陶马。 国家博物馆供图

《郎世宁万吉骦轴》。 故宫博物院供图

铜奔马。 甘肃省博物馆供图

秦青铜马车。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供图

《虢国夫人游春图》。 辽宁省博物馆供图

从秦始皇陵精美绝伦的青铜马车到汉墓画像石上的奔腾马群，从唐太宗的昭陵六骏到清代圆明园的马首，马的形象贯穿中华文明史，成为力量、速度、潇洒的象征，彰显着中华民族奋发昂扬、勇往直前的精神。

新春，且循马蹄声声，在展厅与史卷之间，追寻文物中的马——那奔腾千年的文化印记。

在中国历史和文化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

头戴当卢、高束发髻，举手投足间彬彬有礼，既复刻了古代车马文化的经典元素，又传递出朝气蓬勃、心怀远志的奋进姿态，更寄寓着“成为突破自我的黑马”的新春祝福。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晚吉祥物“骐骐”一经发布，就受到了很多观众的喜爱。“骐骐”的设计灵感源自西周“盠”青铜驹尊。这件青铜器1955年出土于陕西眉县，通高32厘米，是已知最早的驹形青铜器。

驹尊是一件盛酒器，马儿腹内中空，用以盛酒，背部开口，配以方盖。更重要的是，它的颈胸和盖内铸有105字铭文，记载了周王在执驹礼中赏赐盠两匹幼驹。

“斯须九重真龙出，一洗万古凡马空”，纵观历史，马在中国历史和文化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中国是世界上最早驯化马的国家之一，多个距今4000—3000年的考古遗址中都有马骨发现。甲骨文中的“马”字，就是一匹昂扬挺立的马的缩影。在历史发展中，马的形象，融入中国的古建砖瓦、艺术遗存与民俗记忆里，在岁月长河中不断传递。

曾侯乙墓的战国车马展示了古代马文化的丰富内涵。在湖北省博物馆举办的“简读中国——中国出土简牍展”中，曾侯乙墓竹简记载了先秦车、马的丰富内容。“车”“马”“乘”等字迹在竹简上依稀可见。“曾侯乙墓是目前考古发现的所记载的随葬车马最多且最早的墓葬。”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萧圣中介绍，其中，马的名称大部分以马的毛色加以区分命名。如“骐”指有青黑斑纹的马、“犊骐”指青斑小马、“踦马”前足左白……各类雪白、苍黑、黄毛等马匹，仿佛绘制出一幅骏马图。

秦始皇陵的青铜马车阵列静静伫立上千年，却仍散发着秦军“车千乘，骑万匹”的磅礴气势。

这些马四蹄坚实，肌肉饱满，通体施以彩绘，有云纹、几何纹、夔龙纹等图案，红、绿、紫、蓝等色彩艳丽丰富，生动描绘了秦代皇家属车的华贵富丽。国家博物馆图书资料部主任翁淮南说，铜马车采用了铸造、镶嵌、焊接、子母扣连接、活铰连接等多种工艺组装而成，是中国考古史上迄今出土的体形最大、结构最复杂、系驾关系最完整的古代车马，被誉为“青铜之冠”。

唐代是中国马艺术的高峰。唐太宗李世民为表彰随他征战沙场的六匹战马，令画家阎立本先画出六骏的图形，再由雕刻家阎立德依形复刻于石上，由当时的大书法家欧阳询将唐太宗亲自书写的赞美诗书在原石上角，刻成后放置在昭陵北麓的祭坛两侧。六匹马分别命名为：特勤骠、青骓、什伐赤、飒露紫、拳毛騧、白蹄乌。这组石刻每块高2.5米、宽3米，采用高浮雕的形式将六匹骏马生动地再现在石板上。其中三匹做立状，三匹为奔驰状，姿态英俊，神韵飒爽，造型生动，眉目传神。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袁靖说，这些简练明确的造型，娴熟浑厚的手法，栩栩如生地突出了六骏的性格和在战阵中的不同遭遇，以形传神、形神结合，充分展现了六骏的勇武和刚烈，表现了初唐时期写实性极强的艺术风格。

一件件文物中，跨越千年的骏马，不仅展现了不同时代的审美变迁，更承载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成为连接历史与现实的活态纽带。

从威严的战骑变为承载民众美好愿望的吉祥符号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在古代，马是国力强盛的标志。中国古代的“马政”是衡量国力强弱的重要指标。西周“盠”驹尊铭文记载的“执驹礼”(即马驹在两岁离开母马服役时，训练让它试驾的典礼)，正是早期马政管理的实物证据。汉代在西北地区设立数十处官营养马场，甘肃河西走廊出土的大量汉代木简中，就有关于马匹饲养、训练、调配的详细记录。

唐代更是建立了史上完备的马政体系，这些制度在文物中均有反映，如唐代墓葬出土的各种马具、马俑，不仅工艺精湛，而且规格统一，反映出国家层面系统化管理的高度成熟。

马，也是多民族文化交融的证据。陕西历史博物馆藏的唐代“三彩胡人牵马俑”，塑造了深目高鼻的胡人形象，他们牵引的马匹体形高大，明显具有西域马种特征。这类文物生动反映了唐代丝绸之路上的人员往来与物种交流。

随着西夏陵申遗成功，藏于宁夏博物馆的大石马，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长130厘米、宽38厘米、高70厘米的大石马，用一整块白砂石以通体圆雕的手法雕刻而成。马头稍垂，颈部弯曲，比例匀称，马鬃整齐流畅地披散在脖子上，层次丰富，线条舒展、流畅，艺术地再现了马的生动形象。

宁夏博物馆馆长王效军说，这尊大石马和鎏金铜牛在同一墓葬中出土，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考古队员在发掘现场发现，马头冲外、牛头冲内，体现了党项人“马出则征战，牛入则耕作”，展现了党项族征战和农耕密切结合的社会风尚。“以铜牛、石马随葬，不仅反映了党项族对马、牛等家畜的崇尚，更是他们从游牧文化走向农耕文化的标志。”王效军说。

宋元以后，马的形象逐渐从庙堂走入民间。木版年画“马上封侯”题材盛行不衰。一匹骏马背载猴与蜂，“猴”谐音“侯”，“蜂”谐音“封”，组合成“马上封侯”的吉祥寓意。“马上封侯”的年画在春节期间广受欢迎，张贴于千家万户。

在辽宁省博物馆的展厅内，一件清代的“马上封侯”白玉圆雕静静陈列。整器玉质温润莹白，雕工细腻流畅，生动刻画了一匹体态丰腴、四肢稳健的骏马，正温顺地回首凝望。其背上一只灵猴姿态活泼，与马回首的目光形成巧妙呼应，仿佛在进行一场无声的对话。这种经典组合，是清代“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社会审美与玉雕工艺融合的集中体现。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文物中的马从庙堂、战场、丝路逐渐渗入民间日常生活与集体心理。马的形象也从威严的战骑转变为承载民众美好愿望的吉祥符号，变得可亲可感、历久弥新。

成为奋发向上、豪迈进取的精神象征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图景中，动物不仅是自然生物的简单描写，而且还被赋予了丰富而系统的象征意义。马，因其长久的耐力、矫健的身姿，从交通动力转化为精神象征，成为连接物质与精神、凡俗和理想的独特载体。

马踏飞燕，昂首嘶鸣，三足腾空，一足轻踏燕背——这件汉代青铜器不仅是中国旅游标志，更是中国古代艺术家对马之美之力的巧妙诠释。

这件出土于甘肃武威雷台汉墓的铜奔马，通高34.5厘米、长45厘米、宽13.1厘米、重7.3千克，被后人亲切地称为“马踏飞燕”。它不再拘泥于静态的威严，而是捕捉了马匹风驰电掣的瞬间。奔马一蹄轻踏飞燕，三足凌空飞扬，飞鸟回首惊顾，更增强奔马急速向前的动势。奔马全身的着力点集注于超越飞鸟的一足之上，将速度具象化为一种超越地心引力的飘逸之美。袁靖说，“马踏飞燕”的制作工艺十分精湛，造型矫健精美，显示了一种勇往直前的豪情壮志。

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清代郎世宁《郎世宁万吉骦轴》，将中西绘画技法巧妙融合。这位意大利传教士用中国画的绢本和颜料，结合西方透视与明暗技法，描绘了一匹俊逸的白马。

画家以细腻的笔触描绘出马的神态、毛皮的质感，辅以阴影高光，使得马的肌肉分毫毕现，充满力量感。如果细看马脸，还能发现白马上缰绳的印记。这种中西合璧的风格，正是中华文明包容创新的生动体现。

随着时代发展，马也被赋予越来越丰富的人格化品质。《周易》将乾卦喻为“龙马”，取其刚健中正之德；孔子曰：“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将马的外在筋骨之力，转向内在的忠诚、坚韧与道义等品德。“龙马精神”也成为形容人精神健旺、奋发有为的常用词。

翁淮南说，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马成为独特的中华文明标识符号，彰显中国人民的伟大精神，也展现中国形象、中国气派。

今天，“马到成功”“一马当先”“龙马精神”等成语已深入日常，寄托着人们对事业成功、生活美满的期盼。从庄严的国家典礼到温馨的民间祝福，马的精神内涵完成了从“庙堂”到“人间”的贯穿。

当我们凝视这些文物中的骏马，感受的不仅是古人的艺术创造，更是中华文明奋发向上、豪迈进取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