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硕（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副教授）

有学者指出，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与知识教育尤为注重“通”的培养。自孔子倡言“博学于文”，庄子申说“道通为一”，此类理念为后世学者所承袭，渐次衍生出“文、史、哲不分家”“文、艺不分家”等说法。这并非意在泯灭专精之学，而是揭示出中国古代知识系统中，各学科、领域与门类间存在着深刻而复杂的关联。对任何具体领域的深究，皆需建立在整体性的文化脉络之上，“以通御专”正是对此思路的概括。随着近现代学术体制的演进，道术渐为天下所裂，“通人之学”日益式微，取而代之的是门类清晰的“专家之学”。此一转变自有其历史必然性，亦取得了诸多创获，然其造成的畛域分明、壁垒森严的问题，愈发为今人所体察。在此语境下，回顾历史传统，接续文化脉络，尤其是系统整理、继承与弘扬前辈学者的宝贵遗产，便显得尤为重要。

《归网遗珍——蒋维崧学术艺术文献》

徐超 靳永 闫井贺 编山东大学出版社

在此背景下，《归网遗珍——蒋维崧学术艺术文献》的出版可谓恰逢其时。全书分为八章，系统收录了山东大学已故资深教授，语言文字学家、书法篆刻家蒋维崧先生（1915—2006）的著作、论文、诗词、往来信札及各时期手迹、书法篆刻作品数百件，其中相当部分为首度公开，较为全面地呈现了其人生经历、学术成就与艺术轨迹，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以往关于蒋氏的研究，对其学术经历（如曾任《汉语大词典》副主编）与艺术成就已有所阐发，但囿于蒋氏慎于著述、为人低调，总令人生“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之憾。此书的出版，既为深入了解蒋氏其人提供了大量真切可据的一手资料，也为研究近现代学术史乃至中国文化传统，提供了一个珍贵的个案。

若从艺术史的角度审视，本书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于以下三方面。

第一，清晰地呈现出蒋氏行草书与篆书的早、中期面目，及其一生书风的演变轨迹。今人所熟知的，多为其晚年风格成熟之作，然对其风格何以演变至此，以往认知有限。据本书可知，蒋氏的行草书发展，可被视为从沈尹默书风中逐渐抽离，直至自立的过程。书中收录其部分早岁书作，大都是相当典型的沈体，与其他沈书传人如褚保权、朱家济等相去不远。至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其书风始与沈体拉开距离，晚年许多典型的书写技术已初现端倪。结合徐超著《崧高维岳——蒋维崧和他的书法篆刻艺术》等材料，可以推测，这一系列变化的发生与蒋氏长期耕耘于篆书书写，且在此过程中有意开发柔毫笔、生宣纸的表现空间有直接关系。在沈氏传人中，唯蒋氏于篆书一体倾力最深、创获最巨，这恰是其能突破藩篱、自成格度的关键。或可更进一步说，他似有意以篆书笔意为沈体“做减法”，即弱化后者笔法中琐碎、甜媚与雕琢的倾向，代之以温厚、苍润、淡雅的趣味。而其金文书写风格的逐渐明晰，大抵与行草书同时，但真正成熟，应是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从本书所示蒋氏早岁篆书书迹看，诸作面目虽已具有相当的辨识度，但文字本身的排布尚近于在乔大壮篆刻用字形态的延长线上做工作，或者说，有些“写印稿”的色彩——在篆书书写与古代金石铭刻之间，多少要依赖篆刻语言的“转译”。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的同类作品，则显然具有更为浓郁的殷周器铭意蕴，与前者拉开了不小的距离，这应与蒋氏在退休后深研金文、大量临摹有关。当然，生活条件改善后，蒋氏得以善用优质柔毫笔与生宣纸，并由此摸索出一套与个人审美及书写习惯相契的表现技法，亦最终塑成了其晚年金文书写的经典样貌。其间所体现的从“书从印入”、兼采金石到直溯三代器铭的转化路径，尤为值得关注。

谢稚柳 题 蒋维崧 篆刻

第二，立体地勾勒出在当今几成绝响的“艺舟双楫”式人生轨迹。细致梳理本书所呈现的蒋氏生平，可以直观感受到，其个人修养与学术积累始终与艺术实践紧密关联，并形成了良性的互动。相较于时流及诸多同辈，蒋氏的行笔、奏刀并不以技术繁难、动作炫目见长，然观其书、印，却绝无简单空洞之感；后人即便摹其形迹，亦难企及其风规与格调。造成此种“可望而难追”或“得形忘意”境况的根源，恰在于技术之外学养与修为的缺失，致使本属“文人之艺”的汉字书写与镌刻实践，降格为纯粹技术的花样展演。这印证了沈尹默早年对其的谆谆告诫：“峻斋想已行。此君才情可喜，唯愁其走入时下‘名士’一路。兄等与有旧，望提醒之，我则不便也。拙书不可学，当学我用功之经过。自来专学一家书，往往不能驾而上之，且每不如远甚，其故即在未曾用过同样功夫，所得者仅其表面而已。”沈氏所力劝的，即勿效时人书、勿走名士路，研读旧籍、钻研实学才是读书人的正路，其见解之透辟，高于寻常“书家”多矣。后来蒋氏研读群籍，深耕小学，在学术研究和教书育人上取得了一系列成果，自是在这一思路指导下的产物。不必讳言，精通语言文字、熟悉古典文献的一项收获，乃是其将对文字形体的深邃认知与长年涵养出的渊雅修为有效融入笔锋、刀锋，一面直接古体，一面隔绝时流，最终成为助益其艺术实践（尤其是金文方面）的利器。古人所推崇的“以学养书”“艺舟双楫”，在蒋维崧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第三，较为典型地反映出厚积薄发、大器晚成的艺术发展规律。蒋氏虽早年即显露非凡才情，但其个人艺术语言的彻底成熟与创作高峰，却集中涌现于晚年。这与当代艺术生态中常见的风格早熟、追求速成的趋势形成鲜明对比，却深契于中国艺术史的内在逻辑。从沈曾植、黄宾虹到林散之、沙孟海，诸多大家皆循此径。艺术风格的纯化与升华，绝非单纯技巧积累，实乃个人性情、学识修养、审美取向、人生阅历与技法淬炼经年累月交融涵化的结果。蒋氏的艺术生涯清晰地分为两个发力阶段：青年时期重在广博汲取、陶冶性情、锤炼技法；暮年时期则凭借逾半个世纪的深厚积淀，融会贯通，终使个人风格在醇熟中抵达化境。其技术从熟练臻于从容，笔调从轻灵转向圆融，风格从俊美化为清雅，一切独特的艺术语言要素——无论是精微的笔法、节奏、墨法，还是充盈其间的书卷气息——皆经漫长磨砺，至晚年方炉火纯青。这一轨迹，虽未必符合孙过庭“平正—险绝—平正”的三阶段理想划分，但不论是“通会之际，人书俱老”的整体定位，抑或是“思虑通审，志气和平，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的具体描述，却意外地与蒋氏晚年书作高度契合。在此古今交融的印证中，我们得以重新领悟书法作为“文人之艺”其生命赖以生长的丰厚土壤与内在法则。

将蒋维崧置于近百年的文化史中审视，其学艺兼修、博涉多优的成就，既凝结着“成如容易却艰辛”的个人耕耘，更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知识教育在近现代得以延续与发展所滋养出的杰出成果。在他所属的一代学人中，学问深湛而兼擅文艺、诸艺相通且相资为用者，并非孤例。然而时移世易，今人论“专家”，常对其“专”背后所必需的“博”及其中复杂的关联机制，已渐生隔膜。本书的出版，正为今人清晰呈现了这一“游于艺”的古老传统——学者如何以艺养心，艺者又如何将创作深植于人文传统的沃土之中。

作者：陈硕（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副教授）

有学者指出，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与知识教育尤为注重“通”的培养。自孔子倡言“博学于文”，庄子申说“道通为一”，此类理念为后世学者所承袭，渐次衍生出“文、史、哲不分家”“文、艺不分家”等说法。这并非意在泯灭专精之学，而是揭示出中国古代知识系统中，各学科、领域与门类间存在着深刻而复杂的关联。对任何具体领域的深究，皆需建立在整体性的文化脉络之上，“以通御专”正是对此思路的概括。随着近现代学术体制的演进，道术渐为天下所裂，“通人之学”日益式微，取而代之的是门类清晰的“专家之学”。此一转变自有其历史必然性，亦取得了诸多创获，然其造成的畛域分明、壁垒森严的问题，愈发为今人所体察。在此语境下，回顾历史传统，接续文化脉络，尤其是系统整理、继承与弘扬前辈学者的宝贵遗产，便显得尤为重要。

《归网遗珍——蒋维崧学术艺术文献》

徐超 靳永 闫井贺 编山东大学出版社

在此背景下，《归网遗珍——蒋维崧学术艺术文献》的出版可谓恰逢其时。全书分为八章，系统收录了山东大学已故资深教授，语言文字学家、书法篆刻家蒋维崧先生（1915—2006）的著作、论文、诗词、往来信札及各时期手迹、书法篆刻作品数百件，其中相当部分为首度公开，较为全面地呈现了其人生经历、学术成就与艺术轨迹，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以往关于蒋氏的研究，对其学术经历（如曾任《汉语大词典》副主编）与艺术成就已有所阐发，但囿于蒋氏慎于著述、为人低调，总令人生“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之憾。此书的出版，既为深入了解蒋氏其人提供了大量真切可据的一手资料，也为研究近现代学术史乃至中国文化传统，提供了一个珍贵的个案。

若从艺术史的角度审视，本书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于以下三方面。

第一，清晰地呈现出蒋氏行草书与篆书的早、中期面目，及其一生书风的演变轨迹。今人所熟知的，多为其晚年风格成熟之作，然对其风格何以演变至此，以往认知有限。据本书可知，蒋氏的行草书发展，可被视为从沈尹默书风中逐渐抽离，直至自立的过程。书中收录其部分早岁书作，大都是相当典型的沈体，与其他沈书传人如褚保权、朱家济等相去不远。至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其书风始与沈体拉开距离，晚年许多典型的书写技术已初现端倪。结合徐超著《崧高维岳——蒋维崧和他的书法篆刻艺术》等材料，可以推测，这一系列变化的发生与蒋氏长期耕耘于篆书书写，且在此过程中有意开发柔毫笔、生宣纸的表现空间有直接关系。在沈氏传人中，唯蒋氏于篆书一体倾力最深、创获最巨，这恰是其能突破藩篱、自成格度的关键。或可更进一步说，他似有意以篆书笔意为沈体“做减法”，即弱化后者笔法中琐碎、甜媚与雕琢的倾向，代之以温厚、苍润、淡雅的趣味。而其金文书写风格的逐渐明晰，大抵与行草书同时，但真正成熟，应是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从本书所示蒋氏早岁篆书书迹看，诸作面目虽已具有相当的辨识度，但文字本身的排布尚近于在乔大壮篆刻用字形态的延长线上做工作，或者说，有些“写印稿”的色彩——在篆书书写与古代金石铭刻之间，多少要依赖篆刻语言的“转译”。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的同类作品，则显然具有更为浓郁的殷周器铭意蕴，与前者拉开了不小的距离，这应与蒋氏在退休后深研金文、大量临摹有关。当然，生活条件改善后，蒋氏得以善用优质柔毫笔与生宣纸，并由此摸索出一套与个人审美及书写习惯相契的表现技法，亦最终塑成了其晚年金文书写的经典样貌。其间所体现的从“书从印入”、兼采金石到直溯三代器铭的转化路径，尤为值得关注。

谢稚柳 题 蒋维崧 篆刻

第二，立体地勾勒出在当今几成绝响的“艺舟双楫”式人生轨迹。细致梳理本书所呈现的蒋氏生平，可以直观感受到，其个人修养与学术积累始终与艺术实践紧密关联，并形成了良性的互动。相较于时流及诸多同辈，蒋氏的行笔、奏刀并不以技术繁难、动作炫目见长，然观其书、印，却绝无简单空洞之感；后人即便摹其形迹，亦难企及其风规与格调。造成此种“可望而难追”或“得形忘意”境况的根源，恰在于技术之外学养与修为的缺失，致使本属“文人之艺”的汉字书写与镌刻实践，降格为纯粹技术的花样展演。这印证了沈尹默早年对其的谆谆告诫：“峻斋想已行。此君才情可喜，唯愁其走入时下‘名士’一路。兄等与有旧，望提醒之，我则不便也。拙书不可学，当学我用功之经过。自来专学一家书，往往不能驾而上之，且每不如远甚，其故即在未曾用过同样功夫，所得者仅其表面而已。”沈氏所力劝的，即勿效时人书、勿走名士路，研读旧籍、钻研实学才是读书人的正路，其见解之透辟，高于寻常“书家”多矣。后来蒋氏研读群籍，深耕小学，在学术研究和教书育人上取得了一系列成果，自是在这一思路指导下的产物。不必讳言，精通语言文字、熟悉古典文献的一项收获，乃是其将对文字形体的深邃认知与长年涵养出的渊雅修为有效融入笔锋、刀锋，一面直接古体，一面隔绝时流，最终成为助益其艺术实践（尤其是金文方面）的利器。古人所推崇的“以学养书”“艺舟双楫”，在蒋维崧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第三，较为典型地反映出厚积薄发、大器晚成的艺术发展规律。蒋氏虽早年即显露非凡才情，但其个人艺术语言的彻底成熟与创作高峰，却集中涌现于晚年。这与当代艺术生态中常见的风格早熟、追求速成的趋势形成鲜明对比，却深契于中国艺术史的内在逻辑。从沈曾植、黄宾虹到林散之、沙孟海，诸多大家皆循此径。艺术风格的纯化与升华，绝非单纯技巧积累，实乃个人性情、学识修养、审美取向、人生阅历与技法淬炼经年累月交融涵化的结果。蒋氏的艺术生涯清晰地分为两个发力阶段：青年时期重在广博汲取、陶冶性情、锤炼技法；暮年时期则凭借逾半个世纪的深厚积淀，融会贯通，终使个人风格在醇熟中抵达化境。其技术从熟练臻于从容，笔调从轻灵转向圆融，风格从俊美化为清雅，一切独特的艺术语言要素——无论是精微的笔法、节奏、墨法，还是充盈其间的书卷气息——皆经漫长磨砺，至晚年方炉火纯青。这一轨迹，虽未必符合孙过庭“平正—险绝—平正”的三阶段理想划分，但不论是“通会之际，人书俱老”的整体定位，抑或是“思虑通审，志气和平，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的具体描述，却意外地与蒋氏晚年书作高度契合。在此古今交融的印证中，我们得以重新领悟书法作为“文人之艺”其生命赖以生长的丰厚土壤与内在法则。

将蒋维崧置于近百年的文化史中审视，其学艺兼修、博涉多优的成就，既凝结着“成如容易却艰辛”的个人耕耘，更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知识教育在近现代得以延续与发展所滋养出的杰出成果。在他所属的一代学人中，学问深湛而兼擅文艺、诸艺相通且相资为用者，并非孤例。然而时移世易，今人论“专家”，常对其“专”背后所必需的“博”及其中复杂的关联机制，已渐生隔膜。本书的出版，正为今人清晰呈现了这一“游于艺”的古老传统——学者如何以艺养心，艺者又如何将创作深植于人文传统的沃土之中。

作者：陈硕（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副教授）

有学者指出，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与知识教育尤为注重“通”的培养。自孔子倡言“博学于文”，庄子申说“道通为一”，此类理念为后世学者所承袭，渐次衍生出“文、史、哲不分家”“文、艺不分家”等说法。这并非意在泯灭专精之学，而是揭示出中国古代知识系统中，各学科、领域与门类间存在着深刻而复杂的关联。对任何具体领域的深究，皆需建立在整体性的文化脉络之上，“以通御专”正是对此思路的概括。随着近现代学术体制的演进，道术渐为天下所裂，“通人之学”日益式微，取而代之的是门类清晰的“专家之学”。此一转变自有其历史必然性，亦取得了诸多创获，然其造成的畛域分明、壁垒森严的问题，愈发为今人所体察。在此语境下，回顾历史传统，接续文化脉络，尤其是系统整理、继承与弘扬前辈学者的宝贵遗产，便显得尤为重要。

《归网遗珍——蒋维崧学术艺术文献》

徐超 靳永 闫井贺 编山东大学出版社

在此背景下，《归网遗珍——蒋维崧学术艺术文献》的出版可谓恰逢其时。全书分为八章，系统收录了山东大学已故资深教授，语言文字学家、书法篆刻家蒋维崧先生（1915—2006）的著作、论文、诗词、往来信札及各时期手迹、书法篆刻作品数百件，其中相当部分为首度公开，较为全面地呈现了其人生经历、学术成就与艺术轨迹，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以往关于蒋氏的研究，对其学术经历（如曾任《汉语大词典》副主编）与艺术成就已有所阐发，但囿于蒋氏慎于著述、为人低调，总令人生“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之憾。此书的出版，既为深入了解蒋氏其人提供了大量真切可据的一手资料，也为研究近现代学术史乃至中国文化传统，提供了一个珍贵的个案。

若从艺术史的角度审视，本书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于以下三方面。

第一，清晰地呈现出蒋氏行草书与篆书的早、中期面目，及其一生书风的演变轨迹。今人所熟知的，多为其晚年风格成熟之作，然对其风格何以演变至此，以往认知有限。据本书可知，蒋氏的行草书发展，可被视为从沈尹默书风中逐渐抽离，直至自立的过程。书中收录其部分早岁书作，大都是相当典型的沈体，与其他沈书传人如褚保权、朱家济等相去不远。至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其书风始与沈体拉开距离，晚年许多典型的书写技术已初现端倪。结合徐超著《崧高维岳——蒋维崧和他的书法篆刻艺术》等材料，可以推测，这一系列变化的发生与蒋氏长期耕耘于篆书书写，且在此过程中有意开发柔毫笔、生宣纸的表现空间有直接关系。在沈氏传人中，唯蒋氏于篆书一体倾力最深、创获最巨，这恰是其能突破藩篱、自成格度的关键。或可更进一步说，他似有意以篆书笔意为沈体“做减法”，即弱化后者笔法中琐碎、甜媚与雕琢的倾向，代之以温厚、苍润、淡雅的趣味。而其金文书写风格的逐渐明晰，大抵与行草书同时，但真正成熟，应是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从本书所示蒋氏早岁篆书书迹看，诸作面目虽已具有相当的辨识度，但文字本身的排布尚近于在乔大壮篆刻用字形态的延长线上做工作，或者说，有些“写印稿”的色彩——在篆书书写与古代金石铭刻之间，多少要依赖篆刻语言的“转译”。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的同类作品，则显然具有更为浓郁的殷周器铭意蕴，与前者拉开了不小的距离，这应与蒋氏在退休后深研金文、大量临摹有关。当然，生活条件改善后，蒋氏得以善用优质柔毫笔与生宣纸，并由此摸索出一套与个人审美及书写习惯相契的表现技法，亦最终塑成了其晚年金文书写的经典样貌。其间所体现的从“书从印入”、兼采金石到直溯三代器铭的转化路径，尤为值得关注。

谢稚柳 题 蒋维崧 篆刻

第二，立体地勾勒出在当今几成绝响的“艺舟双楫”式人生轨迹。细致梳理本书所呈现的蒋氏生平，可以直观感受到，其个人修养与学术积累始终与艺术实践紧密关联，并形成了良性的互动。相较于时流及诸多同辈，蒋氏的行笔、奏刀并不以技术繁难、动作炫目见长，然观其书、印，却绝无简单空洞之感；后人即便摹其形迹，亦难企及其风规与格调。造成此种“可望而难追”或“得形忘意”境况的根源，恰在于技术之外学养与修为的缺失，致使本属“文人之艺”的汉字书写与镌刻实践，降格为纯粹技术的花样展演。这印证了沈尹默早年对其的谆谆告诫：“峻斋想已行。此君才情可喜，唯愁其走入时下‘名士’一路。兄等与有旧，望提醒之，我则不便也。拙书不可学，当学我用功之经过。自来专学一家书，往往不能驾而上之，且每不如远甚，其故即在未曾用过同样功夫，所得者仅其表面而已。”沈氏所力劝的，即勿效时人书、勿走名士路，研读旧籍、钻研实学才是读书人的正路，其见解之透辟，高于寻常“书家”多矣。后来蒋氏研读群籍，深耕小学，在学术研究和教书育人上取得了一系列成果，自是在这一思路指导下的产物。不必讳言，精通语言文字、熟悉古典文献的一项收获，乃是其将对文字形体的深邃认知与长年涵养出的渊雅修为有效融入笔锋、刀锋，一面直接古体，一面隔绝时流，最终成为助益其艺术实践（尤其是金文方面）的利器。古人所推崇的“以学养书”“艺舟双楫”，在蒋维崧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第三，较为典型地反映出厚积薄发、大器晚成的艺术发展规律。蒋氏虽早年即显露非凡才情，但其个人艺术语言的彻底成熟与创作高峰，却集中涌现于晚年。这与当代艺术生态中常见的风格早熟、追求速成的趋势形成鲜明对比，却深契于中国艺术史的内在逻辑。从沈曾植、黄宾虹到林散之、沙孟海，诸多大家皆循此径。艺术风格的纯化与升华，绝非单纯技巧积累，实乃个人性情、学识修养、审美取向、人生阅历与技法淬炼经年累月交融涵化的结果。蒋氏的艺术生涯清晰地分为两个发力阶段：青年时期重在广博汲取、陶冶性情、锤炼技法；暮年时期则凭借逾半个世纪的深厚积淀，融会贯通，终使个人风格在醇熟中抵达化境。其技术从熟练臻于从容，笔调从轻灵转向圆融，风格从俊美化为清雅，一切独特的艺术语言要素——无论是精微的笔法、节奏、墨法，还是充盈其间的书卷气息——皆经漫长磨砺，至晚年方炉火纯青。这一轨迹，虽未必符合孙过庭“平正—险绝—平正”的三阶段理想划分，但不论是“通会之际，人书俱老”的整体定位，抑或是“思虑通审，志气和平，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的具体描述，却意外地与蒋氏晚年书作高度契合。在此古今交融的印证中，我们得以重新领悟书法作为“文人之艺”其生命赖以生长的丰厚土壤与内在法则。

将蒋维崧置于近百年的文化史中审视，其学艺兼修、博涉多优的成就，既凝结着“成如容易却艰辛”的个人耕耘，更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知识教育在近现代得以延续与发展所滋养出的杰出成果。在他所属的一代学人中，学问深湛而兼擅文艺、诸艺相通且相资为用者，并非孤例。然而时移世易，今人论“专家”，常对其“专”背后所必需的“博”及其中复杂的关联机制，已渐生隔膜。本书的出版，正为今人清晰呈现了这一“游于艺”的古老传统——学者如何以艺养心，艺者又如何将创作深植于人文传统的沃土之中。

作者：陈硕（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副教授）

有学者指出，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与知识教育尤为注重“通”的培养。自孔子倡言“博学于文”，庄子申说“道通为一”，此类理念为后世学者所承袭，渐次衍生出“文、史、哲不分家”“文、艺不分家”等说法。这并非意在泯灭专精之学，而是揭示出中国古代知识系统中，各学科、领域与门类间存在着深刻而复杂的关联。对任何具体领域的深究，皆需建立在整体性的文化脉络之上，“以通御专”正是对此思路的概括。随着近现代学术体制的演进，道术渐为天下所裂，“通人之学”日益式微，取而代之的是门类清晰的“专家之学”。此一转变自有其历史必然性，亦取得了诸多创获，然其造成的畛域分明、壁垒森严的问题，愈发为今人所体察。在此语境下，回顾历史传统，接续文化脉络，尤其是系统整理、继承与弘扬前辈学者的宝贵遗产，便显得尤为重要。

《归网遗珍——蒋维崧学术艺术文献》

徐超 靳永 闫井贺 编山东大学出版社

在此背景下，《归网遗珍——蒋维崧学术艺术文献》的出版可谓恰逢其时。全书分为八章，系统收录了山东大学已故资深教授，语言文字学家、书法篆刻家蒋维崧先生（1915—2006）的著作、论文、诗词、往来信札及各时期手迹、书法篆刻作品数百件，其中相当部分为首度公开，较为全面地呈现了其人生经历、学术成就与艺术轨迹，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以往关于蒋氏的研究，对其学术经历（如曾任《汉语大词典》副主编）与艺术成就已有所阐发，但囿于蒋氏慎于著述、为人低调，总令人生“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之憾。此书的出版，既为深入了解蒋氏其人提供了大量真切可据的一手资料，也为研究近现代学术史乃至中国文化传统，提供了一个珍贵的个案。

若从艺术史的角度审视，本书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于以下三方面。

第一，清晰地呈现出蒋氏行草书与篆书的早、中期面目，及其一生书风的演变轨迹。今人所熟知的，多为其晚年风格成熟之作，然对其风格何以演变至此，以往认知有限。据本书可知，蒋氏的行草书发展，可被视为从沈尹默书风中逐渐抽离，直至自立的过程。书中收录其部分早岁书作，大都是相当典型的沈体，与其他沈书传人如褚保权、朱家济等相去不远。至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其书风始与沈体拉开距离，晚年许多典型的书写技术已初现端倪。结合徐超著《崧高维岳——蒋维崧和他的书法篆刻艺术》等材料，可以推测，这一系列变化的发生与蒋氏长期耕耘于篆书书写，且在此过程中有意开发柔毫笔、生宣纸的表现空间有直接关系。在沈氏传人中，唯蒋氏于篆书一体倾力最深、创获最巨，这恰是其能突破藩篱、自成格度的关键。或可更进一步说，他似有意以篆书笔意为沈体“做减法”，即弱化后者笔法中琐碎、甜媚与雕琢的倾向，代之以温厚、苍润、淡雅的趣味。而其金文书写风格的逐渐明晰，大抵与行草书同时，但真正成熟，应是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从本书所示蒋氏早岁篆书书迹看，诸作面目虽已具有相当的辨识度，但文字本身的排布尚近于在乔大壮篆刻用字形态的延长线上做工作，或者说，有些“写印稿”的色彩——在篆书书写与古代金石铭刻之间，多少要依赖篆刻语言的“转译”。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的同类作品，则显然具有更为浓郁的殷周器铭意蕴，与前者拉开了不小的距离，这应与蒋氏在退休后深研金文、大量临摹有关。当然，生活条件改善后，蒋氏得以善用优质柔毫笔与生宣纸，并由此摸索出一套与个人审美及书写习惯相契的表现技法，亦最终塑成了其晚年金文书写的经典样貌。其间所体现的从“书从印入”、兼采金石到直溯三代器铭的转化路径，尤为值得关注。

谢稚柳 题 蒋维崧 篆刻

第二，立体地勾勒出在当今几成绝响的“艺舟双楫”式人生轨迹。细致梳理本书所呈现的蒋氏生平，可以直观感受到，其个人修养与学术积累始终与艺术实践紧密关联，并形成了良性的互动。相较于时流及诸多同辈，蒋氏的行笔、奏刀并不以技术繁难、动作炫目见长，然观其书、印，却绝无简单空洞之感；后人即便摹其形迹，亦难企及其风规与格调。造成此种“可望而难追”或“得形忘意”境况的根源，恰在于技术之外学养与修为的缺失，致使本属“文人之艺”的汉字书写与镌刻实践，降格为纯粹技术的花样展演。这印证了沈尹默早年对其的谆谆告诫：“峻斋想已行。此君才情可喜，唯愁其走入时下‘名士’一路。兄等与有旧，望提醒之，我则不便也。拙书不可学，当学我用功之经过。自来专学一家书，往往不能驾而上之，且每不如远甚，其故即在未曾用过同样功夫，所得者仅其表面而已。”沈氏所力劝的，即勿效时人书、勿走名士路，研读旧籍、钻研实学才是读书人的正路，其见解之透辟，高于寻常“书家”多矣。后来蒋氏研读群籍，深耕小学，在学术研究和教书育人上取得了一系列成果，自是在这一思路指导下的产物。不必讳言，精通语言文字、熟悉古典文献的一项收获，乃是其将对文字形体的深邃认知与长年涵养出的渊雅修为有效融入笔锋、刀锋，一面直接古体，一面隔绝时流，最终成为助益其艺术实践（尤其是金文方面）的利器。古人所推崇的“以学养书”“艺舟双楫”，在蒋维崧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第三，较为典型地反映出厚积薄发、大器晚成的艺术发展规律。蒋氏虽早年即显露非凡才情，但其个人艺术语言的彻底成熟与创作高峰，却集中涌现于晚年。这与当代艺术生态中常见的风格早熟、追求速成的趋势形成鲜明对比，却深契于中国艺术史的内在逻辑。从沈曾植、黄宾虹到林散之、沙孟海，诸多大家皆循此径。艺术风格的纯化与升华，绝非单纯技巧积累，实乃个人性情、学识修养、审美取向、人生阅历与技法淬炼经年累月交融涵化的结果。蒋氏的艺术生涯清晰地分为两个发力阶段：青年时期重在广博汲取、陶冶性情、锤炼技法；暮年时期则凭借逾半个世纪的深厚积淀，融会贯通，终使个人风格在醇熟中抵达化境。其技术从熟练臻于从容，笔调从轻灵转向圆融，风格从俊美化为清雅，一切独特的艺术语言要素——无论是精微的笔法、节奏、墨法，还是充盈其间的书卷气息——皆经漫长磨砺，至晚年方炉火纯青。这一轨迹，虽未必符合孙过庭“平正—险绝—平正”的三阶段理想划分，但不论是“通会之际，人书俱老”的整体定位，抑或是“思虑通审，志气和平，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的具体描述，却意外地与蒋氏晚年书作高度契合。在此古今交融的印证中，我们得以重新领悟书法作为“文人之艺”其生命赖以生长的丰厚土壤与内在法则。

将蒋维崧置于近百年的文化史中审视，其学艺兼修、博涉多优的成就，既凝结着“成如容易却艰辛”的个人耕耘，更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知识教育在近现代得以延续与发展所滋养出的杰出成果。在他所属的一代学人中，学问深湛而兼擅文艺、诸艺相通且相资为用者，并非孤例。然而时移世易，今人论“专家”，常对其“专”背后所必需的“博”及其中复杂的关联机制，已渐生隔膜。本书的出版，正为今人清晰呈现了这一“游于艺”的古老传统——学者如何以艺养心，艺者又如何将创作深植于人文传统的沃土之中。

作者：陈硕（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副教授）

有学者指出，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与知识教育尤为注重“通”的培养。自孔子倡言“博学于文”，庄子申说“道通为一”，此类理念为后世学者所承袭，渐次衍生出“文、史、哲不分家”“文、艺不分家”等说法。这并非意在泯灭专精之学，而是揭示出中国古代知识系统中，各学科、领域与门类间存在着深刻而复杂的关联。对任何具体领域的深究，皆需建立在整体性的文化脉络之上，“以通御专”正是对此思路的概括。随着近现代学术体制的演进，道术渐为天下所裂，“通人之学”日益式微，取而代之的是门类清晰的“专家之学”。此一转变自有其历史必然性，亦取得了诸多创获，然其造成的畛域分明、壁垒森严的问题，愈发为今人所体察。在此语境下，回顾历史传统，接续文化脉络，尤其是系统整理、继承与弘扬前辈学者的宝贵遗产，便显得尤为重要。

《归网遗珍——蒋维崧学术艺术文献》

徐超 靳永 闫井贺 编山东大学出版社

在此背景下，《归网遗珍——蒋维崧学术艺术文献》的出版可谓恰逢其时。全书分为八章，系统收录了山东大学已故资深教授，语言文字学家、书法篆刻家蒋维崧先生（1915—2006）的著作、论文、诗词、往来信札及各时期手迹、书法篆刻作品数百件，其中相当部分为首度公开，较为全面地呈现了其人生经历、学术成就与艺术轨迹，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以往关于蒋氏的研究，对其学术经历（如曾任《汉语大词典》副主编）与艺术成就已有所阐发，但囿于蒋氏慎于著述、为人低调，总令人生“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之憾。此书的出版，既为深入了解蒋氏其人提供了大量真切可据的一手资料，也为研究近现代学术史乃至中国文化传统，提供了一个珍贵的个案。

若从艺术史的角度审视，本书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于以下三方面。

第一，清晰地呈现出蒋氏行草书与篆书的早、中期面目，及其一生书风的演变轨迹。今人所熟知的，多为其晚年风格成熟之作，然对其风格何以演变至此，以往认知有限。据本书可知，蒋氏的行草书发展，可被视为从沈尹默书风中逐渐抽离，直至自立的过程。书中收录其部分早岁书作，大都是相当典型的沈体，与其他沈书传人如褚保权、朱家济等相去不远。至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其书风始与沈体拉开距离，晚年许多典型的书写技术已初现端倪。结合徐超著《崧高维岳——蒋维崧和他的书法篆刻艺术》等材料，可以推测，这一系列变化的发生与蒋氏长期耕耘于篆书书写，且在此过程中有意开发柔毫笔、生宣纸的表现空间有直接关系。在沈氏传人中，唯蒋氏于篆书一体倾力最深、创获最巨，这恰是其能突破藩篱、自成格度的关键。或可更进一步说，他似有意以篆书笔意为沈体“做减法”，即弱化后者笔法中琐碎、甜媚与雕琢的倾向，代之以温厚、苍润、淡雅的趣味。而其金文书写风格的逐渐明晰，大抵与行草书同时，但真正成熟，应是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从本书所示蒋氏早岁篆书书迹看，诸作面目虽已具有相当的辨识度，但文字本身的排布尚近于在乔大壮篆刻用字形态的延长线上做工作，或者说，有些“写印稿”的色彩——在篆书书写与古代金石铭刻之间，多少要依赖篆刻语言的“转译”。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的同类作品，则显然具有更为浓郁的殷周器铭意蕴，与前者拉开了不小的距离，这应与蒋氏在退休后深研金文、大量临摹有关。当然，生活条件改善后，蒋氏得以善用优质柔毫笔与生宣纸，并由此摸索出一套与个人审美及书写习惯相契的表现技法，亦最终塑成了其晚年金文书写的经典样貌。其间所体现的从“书从印入”、兼采金石到直溯三代器铭的转化路径，尤为值得关注。

谢稚柳 题 蒋维崧 篆刻

第二，立体地勾勒出在当今几成绝响的“艺舟双楫”式人生轨迹。细致梳理本书所呈现的蒋氏生平，可以直观感受到，其个人修养与学术积累始终与艺术实践紧密关联，并形成了良性的互动。相较于时流及诸多同辈，蒋氏的行笔、奏刀并不以技术繁难、动作炫目见长，然观其书、印，却绝无简单空洞之感；后人即便摹其形迹，亦难企及其风规与格调。造成此种“可望而难追”或“得形忘意”境况的根源，恰在于技术之外学养与修为的缺失，致使本属“文人之艺”的汉字书写与镌刻实践，降格为纯粹技术的花样展演。这印证了沈尹默早年对其的谆谆告诫：“峻斋想已行。此君才情可喜，唯愁其走入时下‘名士’一路。兄等与有旧，望提醒之，我则不便也。拙书不可学，当学我用功之经过。自来专学一家书，往往不能驾而上之，且每不如远甚，其故即在未曾用过同样功夫，所得者仅其表面而已。”沈氏所力劝的，即勿效时人书、勿走名士路，研读旧籍、钻研实学才是读书人的正路，其见解之透辟，高于寻常“书家”多矣。后来蒋氏研读群籍，深耕小学，在学术研究和教书育人上取得了一系列成果，自是在这一思路指导下的产物。不必讳言，精通语言文字、熟悉古典文献的一项收获，乃是其将对文字形体的深邃认知与长年涵养出的渊雅修为有效融入笔锋、刀锋，一面直接古体，一面隔绝时流，最终成为助益其艺术实践（尤其是金文方面）的利器。古人所推崇的“以学养书”“艺舟双楫”，在蒋维崧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第三，较为典型地反映出厚积薄发、大器晚成的艺术发展规律。蒋氏虽早年即显露非凡才情，但其个人艺术语言的彻底成熟与创作高峰，却集中涌现于晚年。这与当代艺术生态中常见的风格早熟、追求速成的趋势形成鲜明对比，却深契于中国艺术史的内在逻辑。从沈曾植、黄宾虹到林散之、沙孟海，诸多大家皆循此径。艺术风格的纯化与升华，绝非单纯技巧积累，实乃个人性情、学识修养、审美取向、人生阅历与技法淬炼经年累月交融涵化的结果。蒋氏的艺术生涯清晰地分为两个发力阶段：青年时期重在广博汲取、陶冶性情、锤炼技法；暮年时期则凭借逾半个世纪的深厚积淀，融会贯通，终使个人风格在醇熟中抵达化境。其技术从熟练臻于从容，笔调从轻灵转向圆融，风格从俊美化为清雅，一切独特的艺术语言要素——无论是精微的笔法、节奏、墨法，还是充盈其间的书卷气息——皆经漫长磨砺，至晚年方炉火纯青。这一轨迹，虽未必符合孙过庭“平正—险绝—平正”的三阶段理想划分，但不论是“通会之际，人书俱老”的整体定位，抑或是“思虑通审，志气和平，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的具体描述，却意外地与蒋氏晚年书作高度契合。在此古今交融的印证中，我们得以重新领悟书法作为“文人之艺”其生命赖以生长的丰厚土壤与内在法则。

将蒋维崧置于近百年的文化史中审视，其学艺兼修、博涉多优的成就，既凝结着“成如容易却艰辛”的个人耕耘，更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知识教育在近现代得以延续与发展所滋养出的杰出成果。在他所属的一代学人中，学问深湛而兼擅文艺、诸艺相通且相资为用者，并非孤例。然而时移世易，今人论“专家”，常对其“专”背后所必需的“博”及其中复杂的关联机制，已渐生隔膜。本书的出版，正为今人清晰呈现了这一“游于艺”的古老传统——学者如何以艺养心，艺者又如何将创作深植于人文传统的沃土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