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量衡，是中国历史上度器、量器、衡器的总称。度计量长短，量测定容积，衡测量轻重。

《史记·大戴礼记》记载，黄帝时期创立了度量、衡、里（亩）、数“五量”，也包括“权衡、斗斛、尺丈、里步、十百”，其中前“三量”，就是度量衡。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扫平六国，一统天下，以法令形式统一度量衡，并制作了系列标准器，传递至不同地区，以彰显和实施计量统一性[1]。按照秦朝的标准容量器和重量器计算，当时每尺合现今的23.1厘米，每升合现今的200.2毫升，每斤合现今的258.0克。

汉承秦制，汉代的度量衡基本没有突破秦代的模式，但在单位制的制定、进位制关系、单位量值、标准器形、管理制度等方面取得了很高成就。统治者采用“累黍”的方法首次确立了度量衡的基准，西汉末年王莽令律历学家刘歆修订度量衡，著成《审度》《嘉量》《权衡》等篇，后被收录在《汉书·律历志》，成为最早的度量衡专著，标志着中国度量衡技术和管理工作的规范化和制度化。

衡器

衡器最早出现于夏朝。《史记·夏本纪》记载大禹治水，“声为律，身为度，称以出。”[2]即大禹在治水之时以自己的声音确定音高标准，把自己的身长作为长度标准，从而导出称重的标准。这是衡器最早的实物标准。湖北荆州雨台山410号楚墓出土的竹制天平衡杆与4枚铜环权，年代不晚于春秋中期，是中国迄今确认最早的成套衡器及砝码实物。

汉代时衡器有天平和杆秤两种。天平是中国产生最早的计量仪器，春秋战国时期制作技术已相当精密，秦代普遍使用，汉代持续发展；杆秤产生于先秦时期，直至东汉时期逐渐普及，因制作简单、携带方便，成为中国古代最基本的测量工具，广泛运用于日常生活。

图1:天平（战国·楚·1954年湖南省长沙市左家公山出土）[3]与天平和杆秤配套使用的则是秤锤。秤锤即为“权”，俗称“秤砣”。夏朝时就已经出现秤锤，春秋战国时期主要配套天平使用，均为环形或半球形的铜质砝码，用于称量贵重物品，在考古发掘中通常成套发现（见图1）。

秦代出现铁质权与铜质权并行，出土的皆为半球形权，未见环形权；至两汉时期，铁质权数量超过铜权，成为主流材质，环形权复苏与半球形成为主流形状，同时也出现了陶质权，且重量单位逐渐统一，每斤约重250克。

秦始皇廿六年诏书铁权（秦·1988年河南省宝丰县古城村出土）[4]

环形权（汉·新朝·1927年甘肃省定西县秤钩驿出土）[5]海昏侯墓出土铜砝码

与路县故城遗址出土铁权

目前博物馆展出有海昏侯墓出土的6件铜砝码和路县故城遗址出土的1件铁权，同为衡器中的秤锤，是汉代两类材质、两种精度、两种用途的权衡实物典型。

1.海昏侯墓出土铜砝码

“海昏侯——身历王帝民侯 墓藏大汉风云”展览中的铜砝码海昏侯墓共出土12枚铜砝码，年代为西汉时期，形状为圆环形，即环形铜权。分为“大刘权”与“市权”两套，每套6枚，重量呈等比数列分布，此为其中之一。

大刘权每斤合246.6克，市权平均偏轻1.25克，约当两铢。根据《睡虎地秦墓竹简·效律》记载衡器的法定标准“斤不正，三铢以上……黄金衡累不正，半铢以上，赀（zī）各一盾。”[6]大刘权就是“黄金衡”，市权就是允许误差为“三铢”的普通衡器。而根据《汉书·食货志》“至管仲相桓公，通轻、重之权”的记载，海昏侯墓出土的“大刘权”就是“重权”，另一种市场通行权就是“轻权”[7]，说明西汉存在“轻重权”并行之制。

墓中同出金饼墨书“南藩海昏侯臣贺昧死奉，元康四年酎黄金一斤”，实测重量达263.5克以上，均超出大刘权标准一斤一两多，据推测可能是刘贺为规避“酎金失侯”风险而刻意增重。

关于出土铜砝码的用途，徐龙国做过推测，认为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砝码是日常用具，可以用来称量黄金、贵重药材、进口香料、金银器及部分珍贵铜器等，却并不用来称量铜钱。

海昏侯墓出土12枚铜环权及数据[8]2.路县故城遗址出土铁权

千年之城——路县故城遗址历史文化展中的铁权此件铁权为东汉时期，出土于城郊遗址区2号水井，权高3.6厘米，直径4厘米，重187克，为当时常见的鼻纽半球形铁权。除此之外，路县故城城址外东南部考古发掘出土了丰富的铁器，其中包括12号水井1件相同形制铁权，为西汉时期，高4.5厘米，底径5.3厘米，重340克。

千年之城——路县故城遗址历史文化展中的铁权根据2019年路县故城城外西南部集中出土了炼渣、炉壁残块、陶范残块等冶铸相关遗物的情况，结合路县故城其他区域出土铁器的数量和质量，推测连同此铁权在内的铁器很可能为本地产品，说明两汉时期路（潞）县地区已有属于自己的铁器手工业作坊[9]。

千年之城——路县故城遗址历史文化展中的铁权两权一重187克，一重340克，若以汉代一斤250克计，二者一约为12两，一约为22两，均非整斤权，推测为当地用来进行特定称量用途的日用衡器。

3.二者差异分析

1.材质不同。海昏侯墓出土砝码为青铜合金铸造成型，耐腐蚀、密度均匀、表面光洁、流动性好，能制作小型精细权；路县故城遗址出土铁权采用生铁铸造，原料成本低、产量大，但易锈，且流动性差，适合制作大型权。

2.单个权体的重量不同。海昏侯墓出土6枚铜权为六铢、一两、二两、四两、半斤（八两）、一斤（十六两），路县故城遗址出土此两枚铁权约为十二两和二十二两，二者对比发现海昏侯墓整体单个计量较小成套，更为精密，路县故城遗址出土单个计量较大且不成套。

3.使用场景不同。海昏侯铜砝码与金饼、马蹄金、金板同出，还伴有贵重药材、进口香料、金银器及部分珍贵铜等，结合权体重量和等比例组合，推测是汉代贵族对于重量的极致要求下的产物；路县故城遗址发现的2件铁权出土于不同的水井堆积，与陶罐、棘轮、铁钩等伴生，结合单个权体重量和单独出土情况，应是局限于本地居民日常生活中称量某种用品的工具。

结论

海昏侯墓出土的铜砝码与路县故城遗址出土的铁权，均为汉代衡器的典型实物例证，为考察汉代“轻重权”制度的具体实践提供了珍贵样本。二者虽在材质、形制、重量、使用场景上存在地域差异，却共同彰显出汉代度量衡体系的全国统一性，反映出汉代衡器制度的成熟与稳定发展，也从侧面印证了秦汉以来大一统格局的逐步形成与巩固。

参考文献：

[1]马晓利,马丙辉,胡伟建. 浅谈度量衡文化中的“衡”知识 [J]. 衡器, 2025, 54 (09): 53-56.

[2]（汉）司马迁：《史记·夏本纪》，中华书局，2013年，第51页。

[3]图片来自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官网。

[4]图片来自于河南博物院。

[5]图片来自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官网。

[6]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释文第70页。

[7]武家璧,陈熜,杨军. 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砝码研究——兼说西汉的“黄金标准” [J]. 南方文物, 2025, (05): 250-258.

[8]徐龙国：《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砝码用途浅析》，《中国文物报》2016年11月4日。

[9]杨菊、李伟敏：《北京路县故城遗址东南部出土汉代铁器的科技研究》，《文物》2024年第3期。

撰稿：藏品管理研究部

度量衡，是中国历史上度器、量器、衡器的总称。度计量长短，量测定容积，衡测量轻重。

《史记·大戴礼记》记载，黄帝时期创立了度量、衡、里（亩）、数“五量”，也包括“权衡、斗斛、尺丈、里步、十百”，其中前“三量”，就是度量衡。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扫平六国，一统天下，以法令形式统一度量衡，并制作了系列标准器，传递至不同地区，以彰显和实施计量统一性[1]。按照秦朝的标准容量器和重量器计算，当时每尺合现今的23.1厘米，每升合现今的200.2毫升，每斤合现今的258.0克。

汉承秦制，汉代的度量衡基本没有突破秦代的模式，但在单位制的制定、进位制关系、单位量值、标准器形、管理制度等方面取得了很高成就。统治者采用“累黍”的方法首次确立了度量衡的基准，西汉末年王莽令律历学家刘歆修订度量衡，著成《审度》《嘉量》《权衡》等篇，后被收录在《汉书·律历志》，成为最早的度量衡专著，标志着中国度量衡技术和管理工作的规范化和制度化。

衡器

衡器最早出现于夏朝。《史记·夏本纪》记载大禹治水，“声为律，身为度，称以出。”[2]即大禹在治水之时以自己的声音确定音高标准，把自己的身长作为长度标准，从而导出称重的标准。这是衡器最早的实物标准。湖北荆州雨台山410号楚墓出土的竹制天平衡杆与4枚铜环权，年代不晚于春秋中期，是中国迄今确认最早的成套衡器及砝码实物。

汉代时衡器有天平和杆秤两种。天平是中国产生最早的计量仪器，春秋战国时期制作技术已相当精密，秦代普遍使用，汉代持续发展；杆秤产生于先秦时期，直至东汉时期逐渐普及，因制作简单、携带方便，成为中国古代最基本的测量工具，广泛运用于日常生活。

图1:天平（战国·楚·1954年湖南省长沙市左家公山出土）[3]与天平和杆秤配套使用的则是秤锤。秤锤即为“权”，俗称“秤砣”。夏朝时就已经出现秤锤，春秋战国时期主要配套天平使用，均为环形或半球形的铜质砝码，用于称量贵重物品，在考古发掘中通常成套发现（见图1）。

秦代出现铁质权与铜质权并行，出土的皆为半球形权，未见环形权；至两汉时期，铁质权数量超过铜权，成为主流材质，环形权复苏与半球形成为主流形状，同时也出现了陶质权，且重量单位逐渐统一，每斤约重250克。

秦始皇廿六年诏书铁权（秦·1988年河南省宝丰县古城村出土）[4]

环形权（汉·新朝·1927年甘肃省定西县秤钩驿出土）[5]海昏侯墓出土铜砝码

与路县故城遗址出土铁权

目前博物馆展出有海昏侯墓出土的6件铜砝码和路县故城遗址出土的1件铁权，同为衡器中的秤锤，是汉代两类材质、两种精度、两种用途的权衡实物典型。

1.海昏侯墓出土铜砝码

“海昏侯——身历王帝民侯 墓藏大汉风云”展览中的铜砝码海昏侯墓共出土12枚铜砝码，年代为西汉时期，形状为圆环形，即环形铜权。分为“大刘权”与“市权”两套，每套6枚，重量呈等比数列分布，此为其中之一。

大刘权每斤合246.6克，市权平均偏轻1.25克，约当两铢。根据《睡虎地秦墓竹简·效律》记载衡器的法定标准“斤不正，三铢以上……黄金衡累不正，半铢以上，赀（zī）各一盾。”[6]大刘权就是“黄金衡”，市权就是允许误差为“三铢”的普通衡器。而根据《汉书·食货志》“至管仲相桓公，通轻、重之权”的记载，海昏侯墓出土的“大刘权”就是“重权”，另一种市场通行权就是“轻权”[7]，说明西汉存在“轻重权”并行之制。

墓中同出金饼墨书“南藩海昏侯臣贺昧死奉，元康四年酎黄金一斤”，实测重量达263.5克以上，均超出大刘权标准一斤一两多，据推测可能是刘贺为规避“酎金失侯”风险而刻意增重。

关于出土铜砝码的用途，徐龙国做过推测，认为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砝码是日常用具，可以用来称量黄金、贵重药材、进口香料、金银器及部分珍贵铜器等，却并不用来称量铜钱。

海昏侯墓出土12枚铜环权及数据[8]2.路县故城遗址出土铁权

千年之城——路县故城遗址历史文化展中的铁权此件铁权为东汉时期，出土于城郊遗址区2号水井，权高3.6厘米，直径4厘米，重187克，为当时常见的鼻纽半球形铁权。除此之外，路县故城城址外东南部考古发掘出土了丰富的铁器，其中包括12号水井1件相同形制铁权，为西汉时期，高4.5厘米，底径5.3厘米，重340克。

千年之城——路县故城遗址历史文化展中的铁权根据2019年路县故城城外西南部集中出土了炼渣、炉壁残块、陶范残块等冶铸相关遗物的情况，结合路县故城其他区域出土铁器的数量和质量，推测连同此铁权在内的铁器很可能为本地产品，说明两汉时期路（潞）县地区已有属于自己的铁器手工业作坊[9]。

千年之城——路县故城遗址历史文化展中的铁权两权一重187克，一重340克，若以汉代一斤250克计，二者一约为12两，一约为22两，均非整斤权，推测为当地用来进行特定称量用途的日用衡器。

3.二者差异分析

1.材质不同。海昏侯墓出土砝码为青铜合金铸造成型，耐腐蚀、密度均匀、表面光洁、流动性好，能制作小型精细权；路县故城遗址出土铁权采用生铁铸造，原料成本低、产量大，但易锈，且流动性差，适合制作大型权。

2.单个权体的重量不同。海昏侯墓出土6枚铜权为六铢、一两、二两、四两、半斤（八两）、一斤（十六两），路县故城遗址出土此两枚铁权约为十二两和二十二两，二者对比发现海昏侯墓整体单个计量较小成套，更为精密，路县故城遗址出土单个计量较大且不成套。

3.使用场景不同。海昏侯铜砝码与金饼、马蹄金、金板同出，还伴有贵重药材、进口香料、金银器及部分珍贵铜等，结合权体重量和等比例组合，推测是汉代贵族对于重量的极致要求下的产物；路县故城遗址发现的2件铁权出土于不同的水井堆积，与陶罐、棘轮、铁钩等伴生，结合单个权体重量和单独出土情况，应是局限于本地居民日常生活中称量某种用品的工具。

结论

海昏侯墓出土的铜砝码与路县故城遗址出土的铁权，均为汉代衡器的典型实物例证，为考察汉代“轻重权”制度的具体实践提供了珍贵样本。二者虽在材质、形制、重量、使用场景上存在地域差异，却共同彰显出汉代度量衡体系的全国统一性，反映出汉代衡器制度的成熟与稳定发展，也从侧面印证了秦汉以来大一统格局的逐步形成与巩固。

参考文献：

[1]马晓利,马丙辉,胡伟建. 浅谈度量衡文化中的“衡”知识 [J]. 衡器, 2025, 54 (09): 53-56.

[2]（汉）司马迁：《史记·夏本纪》，中华书局，2013年，第51页。

[3]图片来自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官网。

[4]图片来自于河南博物院。

[5]图片来自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官网。

[6]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释文第70页。

[7]武家璧,陈熜,杨军. 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砝码研究——兼说西汉的“黄金标准” [J]. 南方文物, 2025, (05): 250-258.

[8]徐龙国：《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砝码用途浅析》，《中国文物报》2016年11月4日。

[9]杨菊、李伟敏：《北京路县故城遗址东南部出土汉代铁器的科技研究》，《文物》2024年第3期。

撰稿：藏品管理研究部

度量衡，是中国历史上度器、量器、衡器的总称。度计量长短，量测定容积，衡测量轻重。

《史记·大戴礼记》记载，黄帝时期创立了度量、衡、里（亩）、数“五量”，也包括“权衡、斗斛、尺丈、里步、十百”，其中前“三量”，就是度量衡。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扫平六国，一统天下，以法令形式统一度量衡，并制作了系列标准器，传递至不同地区，以彰显和实施计量统一性[1]。按照秦朝的标准容量器和重量器计算，当时每尺合现今的23.1厘米，每升合现今的200.2毫升，每斤合现今的258.0克。

汉承秦制，汉代的度量衡基本没有突破秦代的模式，但在单位制的制定、进位制关系、单位量值、标准器形、管理制度等方面取得了很高成就。统治者采用“累黍”的方法首次确立了度量衡的基准，西汉末年王莽令律历学家刘歆修订度量衡，著成《审度》《嘉量》《权衡》等篇，后被收录在《汉书·律历志》，成为最早的度量衡专著，标志着中国度量衡技术和管理工作的规范化和制度化。

衡器

衡器最早出现于夏朝。《史记·夏本纪》记载大禹治水，“声为律，身为度，称以出。”[2]即大禹在治水之时以自己的声音确定音高标准，把自己的身长作为长度标准，从而导出称重的标准。这是衡器最早的实物标准。湖北荆州雨台山410号楚墓出土的竹制天平衡杆与4枚铜环权，年代不晚于春秋中期，是中国迄今确认最早的成套衡器及砝码实物。

汉代时衡器有天平和杆秤两种。天平是中国产生最早的计量仪器，春秋战国时期制作技术已相当精密，秦代普遍使用，汉代持续发展；杆秤产生于先秦时期，直至东汉时期逐渐普及，因制作简单、携带方便，成为中国古代最基本的测量工具，广泛运用于日常生活。

图1:天平（战国·楚·1954年湖南省长沙市左家公山出土）[3]与天平和杆秤配套使用的则是秤锤。秤锤即为“权”，俗称“秤砣”。夏朝时就已经出现秤锤，春秋战国时期主要配套天平使用，均为环形或半球形的铜质砝码，用于称量贵重物品，在考古发掘中通常成套发现（见图1）。

秦代出现铁质权与铜质权并行，出土的皆为半球形权，未见环形权；至两汉时期，铁质权数量超过铜权，成为主流材质，环形权复苏与半球形成为主流形状，同时也出现了陶质权，且重量单位逐渐统一，每斤约重250克。

秦始皇廿六年诏书铁权（秦·1988年河南省宝丰县古城村出土）[4]

环形权（汉·新朝·1927年甘肃省定西县秤钩驿出土）[5]海昏侯墓出土铜砝码

与路县故城遗址出土铁权

目前博物馆展出有海昏侯墓出土的6件铜砝码和路县故城遗址出土的1件铁权，同为衡器中的秤锤，是汉代两类材质、两种精度、两种用途的权衡实物典型。

1.海昏侯墓出土铜砝码

“海昏侯——身历王帝民侯 墓藏大汉风云”展览中的铜砝码海昏侯墓共出土12枚铜砝码，年代为西汉时期，形状为圆环形，即环形铜权。分为“大刘权”与“市权”两套，每套6枚，重量呈等比数列分布，此为其中之一。

大刘权每斤合246.6克，市权平均偏轻1.25克，约当两铢。根据《睡虎地秦墓竹简·效律》记载衡器的法定标准“斤不正，三铢以上……黄金衡累不正，半铢以上，赀（zī）各一盾。”[6]大刘权就是“黄金衡”，市权就是允许误差为“三铢”的普通衡器。而根据《汉书·食货志》“至管仲相桓公，通轻、重之权”的记载，海昏侯墓出土的“大刘权”就是“重权”，另一种市场通行权就是“轻权”[7]，说明西汉存在“轻重权”并行之制。

墓中同出金饼墨书“南藩海昏侯臣贺昧死奉，元康四年酎黄金一斤”，实测重量达263.5克以上，均超出大刘权标准一斤一两多，据推测可能是刘贺为规避“酎金失侯”风险而刻意增重。

关于出土铜砝码的用途，徐龙国做过推测，认为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砝码是日常用具，可以用来称量黄金、贵重药材、进口香料、金银器及部分珍贵铜器等，却并不用来称量铜钱。

海昏侯墓出土12枚铜环权及数据[8]2.路县故城遗址出土铁权

千年之城——路县故城遗址历史文化展中的铁权此件铁权为东汉时期，出土于城郊遗址区2号水井，权高3.6厘米，直径4厘米，重187克，为当时常见的鼻纽半球形铁权。除此之外，路县故城城址外东南部考古发掘出土了丰富的铁器，其中包括12号水井1件相同形制铁权，为西汉时期，高4.5厘米，底径5.3厘米，重340克。

千年之城——路县故城遗址历史文化展中的铁权根据2019年路县故城城外西南部集中出土了炼渣、炉壁残块、陶范残块等冶铸相关遗物的情况，结合路县故城其他区域出土铁器的数量和质量，推测连同此铁权在内的铁器很可能为本地产品，说明两汉时期路（潞）县地区已有属于自己的铁器手工业作坊[9]。

千年之城——路县故城遗址历史文化展中的铁权两权一重187克，一重340克，若以汉代一斤250克计，二者一约为12两，一约为22两，均非整斤权，推测为当地用来进行特定称量用途的日用衡器。

3.二者差异分析

1.材质不同。海昏侯墓出土砝码为青铜合金铸造成型，耐腐蚀、密度均匀、表面光洁、流动性好，能制作小型精细权；路县故城遗址出土铁权采用生铁铸造，原料成本低、产量大，但易锈，且流动性差，适合制作大型权。

2.单个权体的重量不同。海昏侯墓出土6枚铜权为六铢、一两、二两、四两、半斤（八两）、一斤（十六两），路县故城遗址出土此两枚铁权约为十二两和二十二两，二者对比发现海昏侯墓整体单个计量较小成套，更为精密，路县故城遗址出土单个计量较大且不成套。

3.使用场景不同。海昏侯铜砝码与金饼、马蹄金、金板同出，还伴有贵重药材、进口香料、金银器及部分珍贵铜等，结合权体重量和等比例组合，推测是汉代贵族对于重量的极致要求下的产物；路县故城遗址发现的2件铁权出土于不同的水井堆积，与陶罐、棘轮、铁钩等伴生，结合单个权体重量和单独出土情况，应是局限于本地居民日常生活中称量某种用品的工具。

结论

海昏侯墓出土的铜砝码与路县故城遗址出土的铁权，均为汉代衡器的典型实物例证，为考察汉代“轻重权”制度的具体实践提供了珍贵样本。二者虽在材质、形制、重量、使用场景上存在地域差异，却共同彰显出汉代度量衡体系的全国统一性，反映出汉代衡器制度的成熟与稳定发展，也从侧面印证了秦汉以来大一统格局的逐步形成与巩固。

参考文献：

[1]马晓利,马丙辉,胡伟建. 浅谈度量衡文化中的“衡”知识 [J]. 衡器, 2025, 54 (09): 53-56.

[2]（汉）司马迁：《史记·夏本纪》，中华书局，2013年，第51页。

[3]图片来自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官网。

[4]图片来自于河南博物院。

[5]图片来自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官网。

[6]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释文第70页。

[7]武家璧,陈熜,杨军. 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砝码研究——兼说西汉的“黄金标准” [J]. 南方文物, 2025, (05): 250-258.

[8]徐龙国：《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砝码用途浅析》，《中国文物报》2016年11月4日。

[9]杨菊、李伟敏：《北京路县故城遗址东南部出土汉代铁器的科技研究》，《文物》2024年第3期。

撰稿：藏品管理研究部

度量衡，是中国历史上度器、量器、衡器的总称。度计量长短，量测定容积，衡测量轻重。

《史记·大戴礼记》记载，黄帝时期创立了度量、衡、里（亩）、数“五量”，也包括“权衡、斗斛、尺丈、里步、十百”，其中前“三量”，就是度量衡。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扫平六国，一统天下，以法令形式统一度量衡，并制作了系列标准器，传递至不同地区，以彰显和实施计量统一性[1]。按照秦朝的标准容量器和重量器计算，当时每尺合现今的23.1厘米，每升合现今的200.2毫升，每斤合现今的258.0克。

汉承秦制，汉代的度量衡基本没有突破秦代的模式，但在单位制的制定、进位制关系、单位量值、标准器形、管理制度等方面取得了很高成就。统治者采用“累黍”的方法首次确立了度量衡的基准，西汉末年王莽令律历学家刘歆修订度量衡，著成《审度》《嘉量》《权衡》等篇，后被收录在《汉书·律历志》，成为最早的度量衡专著，标志着中国度量衡技术和管理工作的规范化和制度化。

衡器

衡器最早出现于夏朝。《史记·夏本纪》记载大禹治水，“声为律，身为度，称以出。”[2]即大禹在治水之时以自己的声音确定音高标准，把自己的身长作为长度标准，从而导出称重的标准。这是衡器最早的实物标准。湖北荆州雨台山410号楚墓出土的竹制天平衡杆与4枚铜环权，年代不晚于春秋中期，是中国迄今确认最早的成套衡器及砝码实物。

汉代时衡器有天平和杆秤两种。天平是中国产生最早的计量仪器，春秋战国时期制作技术已相当精密，秦代普遍使用，汉代持续发展；杆秤产生于先秦时期，直至东汉时期逐渐普及，因制作简单、携带方便，成为中国古代最基本的测量工具，广泛运用于日常生活。

图1:天平（战国·楚·1954年湖南省长沙市左家公山出土）[3]与天平和杆秤配套使用的则是秤锤。秤锤即为“权”，俗称“秤砣”。夏朝时就已经出现秤锤，春秋战国时期主要配套天平使用，均为环形或半球形的铜质砝码，用于称量贵重物品，在考古发掘中通常成套发现（见图1）。

秦代出现铁质权与铜质权并行，出土的皆为半球形权，未见环形权；至两汉时期，铁质权数量超过铜权，成为主流材质，环形权复苏与半球形成为主流形状，同时也出现了陶质权，且重量单位逐渐统一，每斤约重250克。

秦始皇廿六年诏书铁权（秦·1988年河南省宝丰县古城村出土）[4]

环形权（汉·新朝·1927年甘肃省定西县秤钩驿出土）[5]海昏侯墓出土铜砝码

与路县故城遗址出土铁权

目前博物馆展出有海昏侯墓出土的6件铜砝码和路县故城遗址出土的1件铁权，同为衡器中的秤锤，是汉代两类材质、两种精度、两种用途的权衡实物典型。

1.海昏侯墓出土铜砝码

“海昏侯——身历王帝民侯 墓藏大汉风云”展览中的铜砝码海昏侯墓共出土12枚铜砝码，年代为西汉时期，形状为圆环形，即环形铜权。分为“大刘权”与“市权”两套，每套6枚，重量呈等比数列分布，此为其中之一。

大刘权每斤合246.6克，市权平均偏轻1.25克，约当两铢。根据《睡虎地秦墓竹简·效律》记载衡器的法定标准“斤不正，三铢以上……黄金衡累不正，半铢以上，赀（zī）各一盾。”[6]大刘权就是“黄金衡”，市权就是允许误差为“三铢”的普通衡器。而根据《汉书·食货志》“至管仲相桓公，通轻、重之权”的记载，海昏侯墓出土的“大刘权”就是“重权”，另一种市场通行权就是“轻权”[7]，说明西汉存在“轻重权”并行之制。

墓中同出金饼墨书“南藩海昏侯臣贺昧死奉，元康四年酎黄金一斤”，实测重量达263.5克以上，均超出大刘权标准一斤一两多，据推测可能是刘贺为规避“酎金失侯”风险而刻意增重。

关于出土铜砝码的用途，徐龙国做过推测，认为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砝码是日常用具，可以用来称量黄金、贵重药材、进口香料、金银器及部分珍贵铜器等，却并不用来称量铜钱。

海昏侯墓出土12枚铜环权及数据[8]2.路县故城遗址出土铁权

千年之城——路县故城遗址历史文化展中的铁权此件铁权为东汉时期，出土于城郊遗址区2号水井，权高3.6厘米，直径4厘米，重187克，为当时常见的鼻纽半球形铁权。除此之外，路县故城城址外东南部考古发掘出土了丰富的铁器，其中包括12号水井1件相同形制铁权，为西汉时期，高4.5厘米，底径5.3厘米，重340克。

千年之城——路县故城遗址历史文化展中的铁权根据2019年路县故城城外西南部集中出土了炼渣、炉壁残块、陶范残块等冶铸相关遗物的情况，结合路县故城其他区域出土铁器的数量和质量，推测连同此铁权在内的铁器很可能为本地产品，说明两汉时期路（潞）县地区已有属于自己的铁器手工业作坊[9]。

千年之城——路县故城遗址历史文化展中的铁权两权一重187克，一重340克，若以汉代一斤250克计，二者一约为12两，一约为22两，均非整斤权，推测为当地用来进行特定称量用途的日用衡器。

3.二者差异分析

1.材质不同。海昏侯墓出土砝码为青铜合金铸造成型，耐腐蚀、密度均匀、表面光洁、流动性好，能制作小型精细权；路县故城遗址出土铁权采用生铁铸造，原料成本低、产量大，但易锈，且流动性差，适合制作大型权。

2.单个权体的重量不同。海昏侯墓出土6枚铜权为六铢、一两、二两、四两、半斤（八两）、一斤（十六两），路县故城遗址出土此两枚铁权约为十二两和二十二两，二者对比发现海昏侯墓整体单个计量较小成套，更为精密，路县故城遗址出土单个计量较大且不成套。

3.使用场景不同。海昏侯铜砝码与金饼、马蹄金、金板同出，还伴有贵重药材、进口香料、金银器及部分珍贵铜等，结合权体重量和等比例组合，推测是汉代贵族对于重量的极致要求下的产物；路县故城遗址发现的2件铁权出土于不同的水井堆积，与陶罐、棘轮、铁钩等伴生，结合单个权体重量和单独出土情况，应是局限于本地居民日常生活中称量某种用品的工具。

结论

海昏侯墓出土的铜砝码与路县故城遗址出土的铁权，均为汉代衡器的典型实物例证，为考察汉代“轻重权”制度的具体实践提供了珍贵样本。二者虽在材质、形制、重量、使用场景上存在地域差异，却共同彰显出汉代度量衡体系的全国统一性，反映出汉代衡器制度的成熟与稳定发展，也从侧面印证了秦汉以来大一统格局的逐步形成与巩固。

参考文献：

[1]马晓利,马丙辉,胡伟建. 浅谈度量衡文化中的“衡”知识 [J]. 衡器, 2025, 54 (09): 53-56.

[2]（汉）司马迁：《史记·夏本纪》，中华书局，2013年，第51页。

[3]图片来自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官网。

[4]图片来自于河南博物院。

[5]图片来自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官网。

[6]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释文第70页。

[7]武家璧,陈熜,杨军. 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砝码研究——兼说西汉的“黄金标准” [J]. 南方文物, 2025, (05): 250-258.

[8]徐龙国：《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砝码用途浅析》，《中国文物报》2016年11月4日。

[9]杨菊、李伟敏：《北京路县故城遗址东南部出土汉代铁器的科技研究》，《文物》2024年第3期。

撰稿：藏品管理研究部

度量衡，是中国历史上度器、量器、衡器的总称。度计量长短，量测定容积，衡测量轻重。

《史记·大戴礼记》记载，黄帝时期创立了度量、衡、里（亩）、数“五量”，也包括“权衡、斗斛、尺丈、里步、十百”，其中前“三量”，就是度量衡。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扫平六国，一统天下，以法令形式统一度量衡，并制作了系列标准器，传递至不同地区，以彰显和实施计量统一性[1]。按照秦朝的标准容量器和重量器计算，当时每尺合现今的23.1厘米，每升合现今的200.2毫升，每斤合现今的258.0克。

汉承秦制，汉代的度量衡基本没有突破秦代的模式，但在单位制的制定、进位制关系、单位量值、标准器形、管理制度等方面取得了很高成就。统治者采用“累黍”的方法首次确立了度量衡的基准，西汉末年王莽令律历学家刘歆修订度量衡，著成《审度》《嘉量》《权衡》等篇，后被收录在《汉书·律历志》，成为最早的度量衡专著，标志着中国度量衡技术和管理工作的规范化和制度化。

衡器

衡器最早出现于夏朝。《史记·夏本纪》记载大禹治水，“声为律，身为度，称以出。”[2]即大禹在治水之时以自己的声音确定音高标准，把自己的身长作为长度标准，从而导出称重的标准。这是衡器最早的实物标准。湖北荆州雨台山410号楚墓出土的竹制天平衡杆与4枚铜环权，年代不晚于春秋中期，是中国迄今确认最早的成套衡器及砝码实物。

汉代时衡器有天平和杆秤两种。天平是中国产生最早的计量仪器，春秋战国时期制作技术已相当精密，秦代普遍使用，汉代持续发展；杆秤产生于先秦时期，直至东汉时期逐渐普及，因制作简单、携带方便，成为中国古代最基本的测量工具，广泛运用于日常生活。

图1:天平（战国·楚·1954年湖南省长沙市左家公山出土）[3]与天平和杆秤配套使用的则是秤锤。秤锤即为“权”，俗称“秤砣”。夏朝时就已经出现秤锤，春秋战国时期主要配套天平使用，均为环形或半球形的铜质砝码，用于称量贵重物品，在考古发掘中通常成套发现（见图1）。

秦代出现铁质权与铜质权并行，出土的皆为半球形权，未见环形权；至两汉时期，铁质权数量超过铜权，成为主流材质，环形权复苏与半球形成为主流形状，同时也出现了陶质权，且重量单位逐渐统一，每斤约重250克。

秦始皇廿六年诏书铁权（秦·1988年河南省宝丰县古城村出土）[4]

环形权（汉·新朝·1927年甘肃省定西县秤钩驿出土）[5]海昏侯墓出土铜砝码

与路县故城遗址出土铁权

目前博物馆展出有海昏侯墓出土的6件铜砝码和路县故城遗址出土的1件铁权，同为衡器中的秤锤，是汉代两类材质、两种精度、两种用途的权衡实物典型。

1.海昏侯墓出土铜砝码

“海昏侯——身历王帝民侯 墓藏大汉风云”展览中的铜砝码海昏侯墓共出土12枚铜砝码，年代为西汉时期，形状为圆环形，即环形铜权。分为“大刘权”与“市权”两套，每套6枚，重量呈等比数列分布，此为其中之一。

大刘权每斤合246.6克，市权平均偏轻1.25克，约当两铢。根据《睡虎地秦墓竹简·效律》记载衡器的法定标准“斤不正，三铢以上……黄金衡累不正，半铢以上，赀（zī）各一盾。”[6]大刘权就是“黄金衡”，市权就是允许误差为“三铢”的普通衡器。而根据《汉书·食货志》“至管仲相桓公，通轻、重之权”的记载，海昏侯墓出土的“大刘权”就是“重权”，另一种市场通行权就是“轻权”[7]，说明西汉存在“轻重权”并行之制。

墓中同出金饼墨书“南藩海昏侯臣贺昧死奉，元康四年酎黄金一斤”，实测重量达263.5克以上，均超出大刘权标准一斤一两多，据推测可能是刘贺为规避“酎金失侯”风险而刻意增重。

关于出土铜砝码的用途，徐龙国做过推测，认为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砝码是日常用具，可以用来称量黄金、贵重药材、进口香料、金银器及部分珍贵铜器等，却并不用来称量铜钱。

海昏侯墓出土12枚铜环权及数据[8]2.路县故城遗址出土铁权

千年之城——路县故城遗址历史文化展中的铁权此件铁权为东汉时期，出土于城郊遗址区2号水井，权高3.6厘米，直径4厘米，重187克，为当时常见的鼻纽半球形铁权。除此之外，路县故城城址外东南部考古发掘出土了丰富的铁器，其中包括12号水井1件相同形制铁权，为西汉时期，高4.5厘米，底径5.3厘米，重340克。

千年之城——路县故城遗址历史文化展中的铁权根据2019年路县故城城外西南部集中出土了炼渣、炉壁残块、陶范残块等冶铸相关遗物的情况，结合路县故城其他区域出土铁器的数量和质量，推测连同此铁权在内的铁器很可能为本地产品，说明两汉时期路（潞）县地区已有属于自己的铁器手工业作坊[9]。

千年之城——路县故城遗址历史文化展中的铁权两权一重187克，一重340克，若以汉代一斤250克计，二者一约为12两，一约为22两，均非整斤权，推测为当地用来进行特定称量用途的日用衡器。

3.二者差异分析

1.材质不同。海昏侯墓出土砝码为青铜合金铸造成型，耐腐蚀、密度均匀、表面光洁、流动性好，能制作小型精细权；路县故城遗址出土铁权采用生铁铸造，原料成本低、产量大，但易锈，且流动性差，适合制作大型权。

2.单个权体的重量不同。海昏侯墓出土6枚铜权为六铢、一两、二两、四两、半斤（八两）、一斤（十六两），路县故城遗址出土此两枚铁权约为十二两和二十二两，二者对比发现海昏侯墓整体单个计量较小成套，更为精密，路县故城遗址出土单个计量较大且不成套。

3.使用场景不同。海昏侯铜砝码与金饼、马蹄金、金板同出，还伴有贵重药材、进口香料、金银器及部分珍贵铜等，结合权体重量和等比例组合，推测是汉代贵族对于重量的极致要求下的产物；路县故城遗址发现的2件铁权出土于不同的水井堆积，与陶罐、棘轮、铁钩等伴生，结合单个权体重量和单独出土情况，应是局限于本地居民日常生活中称量某种用品的工具。

结论

海昏侯墓出土的铜砝码与路县故城遗址出土的铁权，均为汉代衡器的典型实物例证，为考察汉代“轻重权”制度的具体实践提供了珍贵样本。二者虽在材质、形制、重量、使用场景上存在地域差异，却共同彰显出汉代度量衡体系的全国统一性，反映出汉代衡器制度的成熟与稳定发展，也从侧面印证了秦汉以来大一统格局的逐步形成与巩固。

参考文献：

[1]马晓利,马丙辉,胡伟建. 浅谈度量衡文化中的“衡”知识 [J]. 衡器, 2025, 54 (09): 53-56.

[2]（汉）司马迁：《史记·夏本纪》，中华书局，2013年，第51页。

[3]图片来自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官网。

[4]图片来自于河南博物院。

[5]图片来自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官网。

[6]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释文第70页。

[7]武家璧,陈熜,杨军. 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砝码研究——兼说西汉的“黄金标准” [J]. 南方文物, 2025, (05): 250-258.

[8]徐龙国：《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砝码用途浅析》，《中国文物报》2016年11月4日。

[9]杨菊、李伟敏：《北京路县故城遗址东南部出土汉代铁器的科技研究》，《文物》2024年第3期。

撰稿：藏品管理研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