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回密云，过了古北口隧道，一眼看到了后山的长城。虽然年久失修，斑驳的墙体仍竖立在卧虎山山顶，尽显它的刚毅身姿。我突然想起书房的架子上保存着半块长城砖

进屋后，赶紧打开书房门，看书架上的一块红布包还在，打开后，半块灰白色的墙砖像一面镜子照得我眼睛发亮。在立面凹进去的地方，清晰可见“万历柒”字迹，后边的字迹应该在另半块砖上。

记得那年我去古北口水关下巡视，一辆十轮大车在潮河上装沙土。装车的小李拿着铁铣喊：“王哥，这有半块砖，你看看有用吗？”我赶紧凑上前，仔细打量一番，看到立面上的几个字后如获至宝，遂抱回了办公室。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的一天，我和父亲去边墙外刨药材，回来时在边墙门洞里休息，我摸着墙洞的砖问父亲：“您说这边墙啥时候修的？”父亲连眼都没眨说：“明朝洪武时期修的。”我说：“不对吧，我记得老师说过是万历年修的。”父亲说就是洪武那年徐达找人修的。我虽有不同答案，可也不好和他老人家犟嘴。随后父亲扛起镐和药材口袋走出洞口，随口说：“这边墙可比咱家院墙结实多了。”

那时候，我脑子里就有一个念想，非要把老家后山的边墙掰扯清楚。不论去县里还是到外地出差，我都要到书店转转，目的是淘换边墙的书。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到门头沟三家店参加水厂建设，休班时去城里理发，顺便转了新华书店，在书店的东书架上看到了一本《中国长城》简本，于是用仅剩下的一块二毛钱买下。

买长城书籍成了我的嗜好。不管走到哪儿，只要有长城书我就买，有一次去宁夏考察，在书店里看到一本《明实录长城资料辑录》，标价180元，一页没翻，看标题就拿下。八十多本长城书籍中的描写，让我知道了老家的明长城是洪武年间修的石头墙，到万历年间戚继光主政蓟镇时，在原基础上采取了外包砖和城墙楼橹。

拿回半块长城砖后，有一天，我从单位回家，见父亲正在盘土炕。我赶紧上前帮忙，顺口把发现半块长城砖的事和父亲学说，父亲笑着说：“我说洪武徐达修的，你说万历戚继光修的，咱爷儿俩没输赢。”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一天，我正在文化站整理全镇的文物资料，小梁推开办公室门说：“大哥，外面有人找，她说她叫娜仁花。”我放下手中的活计，出门一眼就认出了娜仁花，她和《大众电影》封面一样，不愧是大明星。

沏上茶，娜仁花说她在英国一家影视公司，这次要拍一部纪录片《中国长城》。然后说找一段黄土墙，拍摄一段当年明朝工匠修长城的实景。

寒暄一会，我便带他们到二里沟后山看一段当年被日寇拆毁后的长城，两边没有了城砖，只剩一条黄土的夹心，其中还有几个断口。娜仁花让我帮找十几位当地人，剧组提供明代军队和村民服装。拍摄从挖基础开始，打围、抬土、砸夯等工序一样一样地做。娜仁花指挥着一个镜头一个镜头拍，有时一个动作要拍上十几次，前后拍了五天。

从娜仁花拍长城，我联想到半块长城砖。取土，做模，打坯，刻字，晾晒，取柴，码放，烘窖到一块砖的烧成需要十几道工序。砖烧好后，还要人工一块一块背上山。一块长城砖按18斤计算，每人背五块，背到山顶要走十多公里，少则半天，多则一天，累不死，也得脱层皮。可想我们的祖先修长城的艰辛和苦难。

进入二十一世纪初，有一天晚上值班，当我再看到那半块长城砖时，我的心怦然而动，想到有些村民拆长城砖盖房子、搭鸡窝、垒猪圈，有人在长城上乱刻乱画，有人把牛羊轰上长城乘凉。脑子里迸发出长城再不能这样被糟蹋的念头。于是，我拿起笔，写了一份《古北口镇长城保护办法》，送上去后得到领导肯定。于是有了北京郊区第一个长城保护办法。

从2000年开始，古北口长城保护志愿者在卧虎山、蟠龙山长城下，把毁塌下来的半块砖或角砖都拾捡起来，整整齐齐地码放在长城下面，以备抢险修复时使用。

2008年春天，我和几个朋友去泉水河看V字型长城，当爬到长城边，见满山的半块砖遍地都是，心里很不是滋味。下山后，我找到了大队书记老赵，请求他找人把砖捡起来在长城下码好，然后再设立几个长城保护员。我告诉赵书记，这样做对非开放的长城是最好的保护办法，这对以后修缮也是极好的利用。书记听了我的话，当场表示可行。那年秋天再去的时候，一堆一堆的长城砖整齐地码放在长城下面。后来这段长城得到市文物局批复，进行了加固。

十多年来，我写下数百万字都和长城有关，这就是我对半块长城砖的表达和回馈。

当我把半块长城砖的故事写完后，我毅然决定把它放在历史文化展览馆里，让所有参观的人记住长城的伟大。我知道，那半块长城砖上的年轮，还在一圈圈生长，生生不息，我要把它的故事传下去，唤起一代又一代人对长城的热爱。

前些天回密云，过了古北口隧道，一眼看到了后山的长城。虽然年久失修，斑驳的墙体仍竖立在卧虎山山顶，尽显它的刚毅身姿。我突然想起书房的架子上保存着半块长城砖

进屋后，赶紧打开书房门，看书架上的一块红布包还在，打开后，半块灰白色的墙砖像一面镜子照得我眼睛发亮。在立面凹进去的地方，清晰可见“万历柒”字迹，后边的字迹应该在另半块砖上。

记得那年我去古北口水关下巡视，一辆十轮大车在潮河上装沙土。装车的小李拿着铁铣喊：“王哥，这有半块砖，你看看有用吗？”我赶紧凑上前，仔细打量一番，看到立面上的几个字后如获至宝，遂抱回了办公室。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的一天，我和父亲去边墙外刨药材，回来时在边墙门洞里休息，我摸着墙洞的砖问父亲：“您说这边墙啥时候修的？”父亲连眼都没眨说：“明朝洪武时期修的。”我说：“不对吧，我记得老师说过是万历年修的。”父亲说就是洪武那年徐达找人修的。我虽有不同答案，可也不好和他老人家犟嘴。随后父亲扛起镐和药材口袋走出洞口，随口说：“这边墙可比咱家院墙结实多了。”

那时候，我脑子里就有一个念想，非要把老家后山的边墙掰扯清楚。不论去县里还是到外地出差，我都要到书店转转，目的是淘换边墙的书。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到门头沟三家店参加水厂建设，休班时去城里理发，顺便转了新华书店，在书店的东书架上看到了一本《中国长城》简本，于是用仅剩下的一块二毛钱买下。

买长城书籍成了我的嗜好。不管走到哪儿，只要有长城书我就买，有一次去宁夏考察，在书店里看到一本《明实录长城资料辑录》，标价180元，一页没翻，看标题就拿下。八十多本长城书籍中的描写，让我知道了老家的明长城是洪武年间修的石头墙，到万历年间戚继光主政蓟镇时，在原基础上采取了外包砖和城墙楼橹。

拿回半块长城砖后，有一天，我从单位回家，见父亲正在盘土炕。我赶紧上前帮忙，顺口把发现半块长城砖的事和父亲学说，父亲笑着说：“我说洪武徐达修的，你说万历戚继光修的，咱爷儿俩没输赢。”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一天，我正在文化站整理全镇的文物资料，小梁推开办公室门说：“大哥，外面有人找，她说她叫娜仁花。”我放下手中的活计，出门一眼就认出了娜仁花，她和《大众电影》封面一样，不愧是大明星。

沏上茶，娜仁花说她在英国一家影视公司，这次要拍一部纪录片《中国长城》。然后说找一段黄土墙，拍摄一段当年明朝工匠修长城的实景。

寒暄一会，我便带他们到二里沟后山看一段当年被日寇拆毁后的长城，两边没有了城砖，只剩一条黄土的夹心，其中还有几个断口。娜仁花让我帮找十几位当地人，剧组提供明代军队和村民服装。拍摄从挖基础开始，打围、抬土、砸夯等工序一样一样地做。娜仁花指挥着一个镜头一个镜头拍，有时一个动作要拍上十几次，前后拍了五天。

从娜仁花拍长城，我联想到半块长城砖。取土，做模，打坯，刻字，晾晒，取柴，码放，烘窖到一块砖的烧成需要十几道工序。砖烧好后，还要人工一块一块背上山。一块长城砖按18斤计算，每人背五块，背到山顶要走十多公里，少则半天，多则一天，累不死，也得脱层皮。可想我们的祖先修长城的艰辛和苦难。

进入二十一世纪初，有一天晚上值班，当我再看到那半块长城砖时，我的心怦然而动，想到有些村民拆长城砖盖房子、搭鸡窝、垒猪圈，有人在长城上乱刻乱画，有人把牛羊轰上长城乘凉。脑子里迸发出长城再不能这样被糟蹋的念头。于是，我拿起笔，写了一份《古北口镇长城保护办法》，送上去后得到领导肯定。于是有了北京郊区第一个长城保护办法。

从2000年开始，古北口长城保护志愿者在卧虎山、蟠龙山长城下，把毁塌下来的半块砖或角砖都拾捡起来，整整齐齐地码放在长城下面，以备抢险修复时使用。

2008年春天，我和几个朋友去泉水河看V字型长城，当爬到长城边，见满山的半块砖遍地都是，心里很不是滋味。下山后，我找到了大队书记老赵，请求他找人把砖捡起来在长城下码好，然后再设立几个长城保护员。我告诉赵书记，这样做对非开放的长城是最好的保护办法，这对以后修缮也是极好的利用。书记听了我的话，当场表示可行。那年秋天再去的时候，一堆一堆的长城砖整齐地码放在长城下面。后来这段长城得到市文物局批复，进行了加固。

十多年来，我写下数百万字都和长城有关，这就是我对半块长城砖的表达和回馈。

当我把半块长城砖的故事写完后，我毅然决定把它放在历史文化展览馆里，让所有参观的人记住长城的伟大。我知道，那半块长城砖上的年轮，还在一圈圈生长，生生不息，我要把它的故事传下去，唤起一代又一代人对长城的热爱。

前些天回密云，过了古北口隧道，一眼看到了后山的长城。虽然年久失修，斑驳的墙体仍竖立在卧虎山山顶，尽显它的刚毅身姿。我突然想起书房的架子上保存着半块长城砖

进屋后，赶紧打开书房门，看书架上的一块红布包还在，打开后，半块灰白色的墙砖像一面镜子照得我眼睛发亮。在立面凹进去的地方，清晰可见“万历柒”字迹，后边的字迹应该在另半块砖上。

记得那年我去古北口水关下巡视，一辆十轮大车在潮河上装沙土。装车的小李拿着铁铣喊：“王哥，这有半块砖，你看看有用吗？”我赶紧凑上前，仔细打量一番，看到立面上的几个字后如获至宝，遂抱回了办公室。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的一天，我和父亲去边墙外刨药材，回来时在边墙门洞里休息，我摸着墙洞的砖问父亲：“您说这边墙啥时候修的？”父亲连眼都没眨说：“明朝洪武时期修的。”我说：“不对吧，我记得老师说过是万历年修的。”父亲说就是洪武那年徐达找人修的。我虽有不同答案，可也不好和他老人家犟嘴。随后父亲扛起镐和药材口袋走出洞口，随口说：“这边墙可比咱家院墙结实多了。”

那时候，我脑子里就有一个念想，非要把老家后山的边墙掰扯清楚。不论去县里还是到外地出差，我都要到书店转转，目的是淘换边墙的书。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到门头沟三家店参加水厂建设，休班时去城里理发，顺便转了新华书店，在书店的东书架上看到了一本《中国长城》简本，于是用仅剩下的一块二毛钱买下。

买长城书籍成了我的嗜好。不管走到哪儿，只要有长城书我就买，有一次去宁夏考察，在书店里看到一本《明实录长城资料辑录》，标价180元，一页没翻，看标题就拿下。八十多本长城书籍中的描写，让我知道了老家的明长城是洪武年间修的石头墙，到万历年间戚继光主政蓟镇时，在原基础上采取了外包砖和城墙楼橹。

拿回半块长城砖后，有一天，我从单位回家，见父亲正在盘土炕。我赶紧上前帮忙，顺口把发现半块长城砖的事和父亲学说，父亲笑着说：“我说洪武徐达修的，你说万历戚继光修的，咱爷儿俩没输赢。”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一天，我正在文化站整理全镇的文物资料，小梁推开办公室门说：“大哥，外面有人找，她说她叫娜仁花。”我放下手中的活计，出门一眼就认出了娜仁花，她和《大众电影》封面一样，不愧是大明星。

沏上茶，娜仁花说她在英国一家影视公司，这次要拍一部纪录片《中国长城》。然后说找一段黄土墙，拍摄一段当年明朝工匠修长城的实景。

寒暄一会，我便带他们到二里沟后山看一段当年被日寇拆毁后的长城，两边没有了城砖，只剩一条黄土的夹心，其中还有几个断口。娜仁花让我帮找十几位当地人，剧组提供明代军队和村民服装。拍摄从挖基础开始，打围、抬土、砸夯等工序一样一样地做。娜仁花指挥着一个镜头一个镜头拍，有时一个动作要拍上十几次，前后拍了五天。

从娜仁花拍长城，我联想到半块长城砖。取土，做模，打坯，刻字，晾晒，取柴，码放，烘窖到一块砖的烧成需要十几道工序。砖烧好后，还要人工一块一块背上山。一块长城砖按18斤计算，每人背五块，背到山顶要走十多公里，少则半天，多则一天，累不死，也得脱层皮。可想我们的祖先修长城的艰辛和苦难。

进入二十一世纪初，有一天晚上值班，当我再看到那半块长城砖时，我的心怦然而动，想到有些村民拆长城砖盖房子、搭鸡窝、垒猪圈，有人在长城上乱刻乱画，有人把牛羊轰上长城乘凉。脑子里迸发出长城再不能这样被糟蹋的念头。于是，我拿起笔，写了一份《古北口镇长城保护办法》，送上去后得到领导肯定。于是有了北京郊区第一个长城保护办法。

从2000年开始，古北口长城保护志愿者在卧虎山、蟠龙山长城下，把毁塌下来的半块砖或角砖都拾捡起来，整整齐齐地码放在长城下面，以备抢险修复时使用。

2008年春天，我和几个朋友去泉水河看V字型长城，当爬到长城边，见满山的半块砖遍地都是，心里很不是滋味。下山后，我找到了大队书记老赵，请求他找人把砖捡起来在长城下码好，然后再设立几个长城保护员。我告诉赵书记，这样做对非开放的长城是最好的保护办法，这对以后修缮也是极好的利用。书记听了我的话，当场表示可行。那年秋天再去的时候，一堆一堆的长城砖整齐地码放在长城下面。后来这段长城得到市文物局批复，进行了加固。

十多年来，我写下数百万字都和长城有关，这就是我对半块长城砖的表达和回馈。

当我把半块长城砖的故事写完后，我毅然决定把它放在历史文化展览馆里，让所有参观的人记住长城的伟大。我知道，那半块长城砖上的年轮，还在一圈圈生长，生生不息，我要把它的故事传下去，唤起一代又一代人对长城的热爱。

前些天回密云，过了古北口隧道，一眼看到了后山的长城。虽然年久失修，斑驳的墙体仍竖立在卧虎山山顶，尽显它的刚毅身姿。我突然想起书房的架子上保存着半块长城砖

进屋后，赶紧打开书房门，看书架上的一块红布包还在，打开后，半块灰白色的墙砖像一面镜子照得我眼睛发亮。在立面凹进去的地方，清晰可见“万历柒”字迹，后边的字迹应该在另半块砖上。

记得那年我去古北口水关下巡视，一辆十轮大车在潮河上装沙土。装车的小李拿着铁铣喊：“王哥，这有半块砖，你看看有用吗？”我赶紧凑上前，仔细打量一番，看到立面上的几个字后如获至宝，遂抱回了办公室。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的一天，我和父亲去边墙外刨药材，回来时在边墙门洞里休息，我摸着墙洞的砖问父亲：“您说这边墙啥时候修的？”父亲连眼都没眨说：“明朝洪武时期修的。”我说：“不对吧，我记得老师说过是万历年修的。”父亲说就是洪武那年徐达找人修的。我虽有不同答案，可也不好和他老人家犟嘴。随后父亲扛起镐和药材口袋走出洞口，随口说：“这边墙可比咱家院墙结实多了。”

那时候，我脑子里就有一个念想，非要把老家后山的边墙掰扯清楚。不论去县里还是到外地出差，我都要到书店转转，目的是淘换边墙的书。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到门头沟三家店参加水厂建设，休班时去城里理发，顺便转了新华书店，在书店的东书架上看到了一本《中国长城》简本，于是用仅剩下的一块二毛钱买下。

买长城书籍成了我的嗜好。不管走到哪儿，只要有长城书我就买，有一次去宁夏考察，在书店里看到一本《明实录长城资料辑录》，标价180元，一页没翻，看标题就拿下。八十多本长城书籍中的描写，让我知道了老家的明长城是洪武年间修的石头墙，到万历年间戚继光主政蓟镇时，在原基础上采取了外包砖和城墙楼橹。

拿回半块长城砖后，有一天，我从单位回家，见父亲正在盘土炕。我赶紧上前帮忙，顺口把发现半块长城砖的事和父亲学说，父亲笑着说：“我说洪武徐达修的，你说万历戚继光修的，咱爷儿俩没输赢。”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一天，我正在文化站整理全镇的文物资料，小梁推开办公室门说：“大哥，外面有人找，她说她叫娜仁花。”我放下手中的活计，出门一眼就认出了娜仁花，她和《大众电影》封面一样，不愧是大明星。

沏上茶，娜仁花说她在英国一家影视公司，这次要拍一部纪录片《中国长城》。然后说找一段黄土墙，拍摄一段当年明朝工匠修长城的实景。

寒暄一会，我便带他们到二里沟后山看一段当年被日寇拆毁后的长城，两边没有了城砖，只剩一条黄土的夹心，其中还有几个断口。娜仁花让我帮找十几位当地人，剧组提供明代军队和村民服装。拍摄从挖基础开始，打围、抬土、砸夯等工序一样一样地做。娜仁花指挥着一个镜头一个镜头拍，有时一个动作要拍上十几次，前后拍了五天。

从娜仁花拍长城，我联想到半块长城砖。取土，做模，打坯，刻字，晾晒，取柴，码放，烘窖到一块砖的烧成需要十几道工序。砖烧好后，还要人工一块一块背上山。一块长城砖按18斤计算，每人背五块，背到山顶要走十多公里，少则半天，多则一天，累不死，也得脱层皮。可想我们的祖先修长城的艰辛和苦难。

进入二十一世纪初，有一天晚上值班，当我再看到那半块长城砖时，我的心怦然而动，想到有些村民拆长城砖盖房子、搭鸡窝、垒猪圈，有人在长城上乱刻乱画，有人把牛羊轰上长城乘凉。脑子里迸发出长城再不能这样被糟蹋的念头。于是，我拿起笔，写了一份《古北口镇长城保护办法》，送上去后得到领导肯定。于是有了北京郊区第一个长城保护办法。

从2000年开始，古北口长城保护志愿者在卧虎山、蟠龙山长城下，把毁塌下来的半块砖或角砖都拾捡起来，整整齐齐地码放在长城下面，以备抢险修复时使用。

2008年春天，我和几个朋友去泉水河看V字型长城，当爬到长城边，见满山的半块砖遍地都是，心里很不是滋味。下山后，我找到了大队书记老赵，请求他找人把砖捡起来在长城下码好，然后再设立几个长城保护员。我告诉赵书记，这样做对非开放的长城是最好的保护办法，这对以后修缮也是极好的利用。书记听了我的话，当场表示可行。那年秋天再去的时候，一堆一堆的长城砖整齐地码放在长城下面。后来这段长城得到市文物局批复，进行了加固。

十多年来，我写下数百万字都和长城有关，这就是我对半块长城砖的表达和回馈。

当我把半块长城砖的故事写完后，我毅然决定把它放在历史文化展览馆里，让所有参观的人记住长城的伟大。我知道，那半块长城砖上的年轮，还在一圈圈生长，生生不息，我要把它的故事传下去，唤起一代又一代人对长城的热爱。

前些天回密云，过了古北口隧道，一眼看到了后山的长城。虽然年久失修，斑驳的墙体仍竖立在卧虎山山顶，尽显它的刚毅身姿。我突然想起书房的架子上保存着半块长城砖

进屋后，赶紧打开书房门，看书架上的一块红布包还在，打开后，半块灰白色的墙砖像一面镜子照得我眼睛发亮。在立面凹进去的地方，清晰可见“万历柒”字迹，后边的字迹应该在另半块砖上。

记得那年我去古北口水关下巡视，一辆十轮大车在潮河上装沙土。装车的小李拿着铁铣喊：“王哥，这有半块砖，你看看有用吗？”我赶紧凑上前，仔细打量一番，看到立面上的几个字后如获至宝，遂抱回了办公室。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的一天，我和父亲去边墙外刨药材，回来时在边墙门洞里休息，我摸着墙洞的砖问父亲：“您说这边墙啥时候修的？”父亲连眼都没眨说：“明朝洪武时期修的。”我说：“不对吧，我记得老师说过是万历年修的。”父亲说就是洪武那年徐达找人修的。我虽有不同答案，可也不好和他老人家犟嘴。随后父亲扛起镐和药材口袋走出洞口，随口说：“这边墙可比咱家院墙结实多了。”

那时候，我脑子里就有一个念想，非要把老家后山的边墙掰扯清楚。不论去县里还是到外地出差，我都要到书店转转，目的是淘换边墙的书。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到门头沟三家店参加水厂建设，休班时去城里理发，顺便转了新华书店，在书店的东书架上看到了一本《中国长城》简本，于是用仅剩下的一块二毛钱买下。

买长城书籍成了我的嗜好。不管走到哪儿，只要有长城书我就买，有一次去宁夏考察，在书店里看到一本《明实录长城资料辑录》，标价180元，一页没翻，看标题就拿下。八十多本长城书籍中的描写，让我知道了老家的明长城是洪武年间修的石头墙，到万历年间戚继光主政蓟镇时，在原基础上采取了外包砖和城墙楼橹。

拿回半块长城砖后，有一天，我从单位回家，见父亲正在盘土炕。我赶紧上前帮忙，顺口把发现半块长城砖的事和父亲学说，父亲笑着说：“我说洪武徐达修的，你说万历戚继光修的，咱爷儿俩没输赢。”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一天，我正在文化站整理全镇的文物资料，小梁推开办公室门说：“大哥，外面有人找，她说她叫娜仁花。”我放下手中的活计，出门一眼就认出了娜仁花，她和《大众电影》封面一样，不愧是大明星。

沏上茶，娜仁花说她在英国一家影视公司，这次要拍一部纪录片《中国长城》。然后说找一段黄土墙，拍摄一段当年明朝工匠修长城的实景。

寒暄一会，我便带他们到二里沟后山看一段当年被日寇拆毁后的长城，两边没有了城砖，只剩一条黄土的夹心，其中还有几个断口。娜仁花让我帮找十几位当地人，剧组提供明代军队和村民服装。拍摄从挖基础开始，打围、抬土、砸夯等工序一样一样地做。娜仁花指挥着一个镜头一个镜头拍，有时一个动作要拍上十几次，前后拍了五天。

从娜仁花拍长城，我联想到半块长城砖。取土，做模，打坯，刻字，晾晒，取柴，码放，烘窖到一块砖的烧成需要十几道工序。砖烧好后，还要人工一块一块背上山。一块长城砖按18斤计算，每人背五块，背到山顶要走十多公里，少则半天，多则一天，累不死，也得脱层皮。可想我们的祖先修长城的艰辛和苦难。

进入二十一世纪初，有一天晚上值班，当我再看到那半块长城砖时，我的心怦然而动，想到有些村民拆长城砖盖房子、搭鸡窝、垒猪圈，有人在长城上乱刻乱画，有人把牛羊轰上长城乘凉。脑子里迸发出长城再不能这样被糟蹋的念头。于是，我拿起笔，写了一份《古北口镇长城保护办法》，送上去后得到领导肯定。于是有了北京郊区第一个长城保护办法。

从2000年开始，古北口长城保护志愿者在卧虎山、蟠龙山长城下，把毁塌下来的半块砖或角砖都拾捡起来，整整齐齐地码放在长城下面，以备抢险修复时使用。

2008年春天，我和几个朋友去泉水河看V字型长城，当爬到长城边，见满山的半块砖遍地都是，心里很不是滋味。下山后，我找到了大队书记老赵，请求他找人把砖捡起来在长城下码好，然后再设立几个长城保护员。我告诉赵书记，这样做对非开放的长城是最好的保护办法，这对以后修缮也是极好的利用。书记听了我的话，当场表示可行。那年秋天再去的时候，一堆一堆的长城砖整齐地码放在长城下面。后来这段长城得到市文物局批复，进行了加固。

十多年来，我写下数百万字都和长城有关，这就是我对半块长城砖的表达和回馈。

当我把半块长城砖的故事写完后，我毅然决定把它放在历史文化展览馆里，让所有参观的人记住长城的伟大。我知道，那半块长城砖上的年轮，还在一圈圈生长，生生不息，我要把它的故事传下去，唤起一代又一代人对长城的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