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正月十五，湖南汨罗凤形村，一个女孩伴着元宵灯火降生。因家乡有“三十的夜，十五的灯”之说，她被取名叫“黄灯”。从2岁到12岁，她在隘口村的外婆家度过童年，那是一个至今保留着“故事会”和“打讲”（闲聊）传统的村庄，她跟着人缘好的外婆走街串巷，听家长里短，也独自走过乡间小路，两旁是比自己还高的庄稼。“那个时候你就会有种感觉，人是渺小的，而你跟这个世界之间有一层明确的关系。”她后来说：“我的童年是一颗没有被破坏的种子。”

这颗种子，最终长成了一棵将根须深深扎进现实土壤的大树。

黄灯

1995年，从岳阳大学（现湖南理工大学）本科毕业后，她被分配到一家国营纺织厂。1999年考上武汉大学硕士，后入中山大学攻读博士，毕业后先后任教于广东金融学院、深圳职业技术大学。2024年底，黄灯回到中山大学任教。

二十年间，她在“学者”与“写作者”之间从容切换。从2016年《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引发的千万级阅读现象，到《大地上的亲人》《我的二本学生》《去家访》等非虚构作品带来广泛的社会关注，她的目光始终投向那些“隐匿沉默的大多数”，在“普通”里看见光亮，在“下沉”处倾听回声。

2026年“三八”妇女节前夕，在与封面新闻记者进行深度对话时，黄灯分享了重返中山大学的新观察，对不同学府年轻人的理解，对教育与成功学的反思，以及作为女性写作者温柔而坚韧的力量。

看家族命运起落 以“非虚构”面向大众

封面新闻：2016年写那篇出圈文章有怎样的契机？

黄灯：2016年，我跟丈夫结婚快10年，看他的家庭成员这些年的各种变化、命运的起落，我有很多话想说。写作对我来说是一种“清理”——不一定知道有什么“价值”，但对自己而言，是一种情感的梳理：我想重新看看家里的人到底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婆婆2015年去世，公公后来也走了，大哥去世时还不到60岁。与此同时，下一代又在出生、结婚、生子，生命在延续，也在挣扎。侄女生了三个孩子，嫂子生病，大侄子因妈妈生病返乡却赚不到钱，近期又要外出打工。整个家庭给人的感觉是浮浮沉沉、起起落落，总被日子在后面追着走。

封面新闻：那篇出圈文章，亲戚看过吗？

黄灯：婆家没有人就文章和我进行过正面交流，我也不好意思问。可能有些读了书的外甥看过，但姐姐那一辈估计没看。

封面新闻：如果《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没出圈，今天的您会怎样？

黄灯：可能不会拥有“非虚构作家”这个身份，但肯定会写《我的二本学生》和《大地上的亲人》这两本书，因为有太多话要说。写作形式可能会不同——我会以大学老师的角度，用非虚构的形式去写，但不会以“作家”的身份进入。

这些写作从一开始就没有指望进入学术评价体系，也不符合论著格式。但我一定是面向大众读者的——希望写出来的东西被更多人看到，而不是只在学术圈里。其实我从2003年开始就一直在写随笔，写论文，同时，写那些基于个人经验和社会观察的文字，风格和非虚构很像。今年十月文艺出版社将出版我的散文集，收录了多年来的随笔。回头再看，这些随笔和后来《我的二本学生》《大地上的亲人》气质很像——我关注的东西，始终没变。

开创意写作课 让学生学会“看见自己”

封面新闻：您在中山大学开创意写作课，理想中的创意写作教育应该是什么样的？

黄灯：我不太建议把创意写作搞得太学科化。一旦学科化，就会磨损它原本的生命力，边界搞得太清晰，反而失去了开放性。我觉得写作这件事应该渗透到大学生的所有课程中去，因为写作的本质，是让学生学会叙述自己，能够讲清楚自己的来路和去处。

很多时候，我是把写作跟教育、跟一个学生的成长联系在一起的。我上课时，虽然只有几十个学时，但最希望的是让学生学会去“看见自己”，并把它表达出来，这比教任何技巧都重要。

封面新闻：让他们去关注自己的家族、家庭，其实也是一种自我疗愈吧？

黄灯：是的。一方面是自我疗愈，另一方面是让学生获得更多观照世界的维度。当他有机会重新审视自己和身边人的关系，他会更理解自己的成长，内心也会变得更宽阔，更宽阔就更容易原谅，更容易放下。一个人的情感滋养，是非常重要的生命资源。

重点大学的学生未必更有松弛感

封面新闻：从广东金融学院、深圳职业技术大学，转到中山大学任教，您接触的学生群体发生了变化。外界有个印象：相比二本学生，重点大学的学生似乎更有松弛感，显得更自信。您观察到的真实情况是怎样的？

黄灯：你说的松弛感，在像北大、清华这样的顶尖名校学生身上可能确实存在，因为他们有很强的底气托底。但据我对一些重点大学学生的近距离观察，他们身处更高水平的竞争环境，从小到大都是佼佼者，对自己的要求极高，内心的压力一点都不小。他们其实也非常累，时间观念极强，日程排得满满当当。比如说在中大，学生们因为保研、考研、找工作的压力，从大一开始就要为绩点进入状态，一刻也不敢松懈。相反，我在深职院教书时，反而觉得那里的学生更有一种松弛感。一方面是因为深圳这座城市产业机会多，深职院本身在职业教育领域又是“龙头”；另一方面，他们的目标非常明确——毕业后就直接工作，进入实践领域。这种确定性，反而减少了迷茫。

封面新闻：据您观察和了解，比起二本学生，名校的学生有哪些共通的地方？

黄灯：我在不同学校上过同样的课，比如“非虚构写作”。从课堂讨论的质量来看，中大学生在深度、逻辑和知识准备上，确实普遍做得更好。但这不见得完全是智商的差异，更多是学习习惯和背后家庭支持的差异。在中大，我能听到一些学生分享他们的高中经历，提到父母如何为他们规划学业、报各种补习班，不少家长对应试教育非常重视，也很懂行。而在深职院，我很少听到学生谈论父母对他们的学业规划。一个孩子考上好大学，往往是个人努力、学习习惯和家庭资源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我必须强调，过早、过度的“鸡娃”也是有代价的，一些孩子虽然学业优秀，但内心也被伤得很厉害。

黄灯作品《我的二本学生》

年轻人要允许自己普通 别被“成功学”裹挟太深

封面新闻：您之前说过“不一定要发光，允许自己做一个平凡的普通人”，这句话引发了很多讨论。

黄灯：我讲这句话，是因为看到整个社会，尤其是年轻人，被“成功学”裹挟得太深了。所谓的“绩优主义”，本质上都是以淘汰别人为前提，最后只有一个第一名。但世界上绝大部分人，都是第一名之后的普通人。我认为，“发光”不仅仅是指狭隘的世俗成功。一个清洁工把工作做得漂漂亮亮，待人接物让人舒服，他在自己的小社区里就是一束光；一个护士对病人温柔善良，她也在发光。普通人完全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找到力量。

封面新闻：前不久您支持自己儿子去考驾照开货车，在网上很出圈。

黄灯：我儿子现在读高三，我跟他无话不谈，是很好的朋友。他的确曾跟我说他想开货车，我表示支持。很多人听到觉得不可思议。他喜欢汽车，想研究汽车。他觉得如果有开货车的经验，再去做汽车研究，会更有意思。他不是“不上学就去开货车”，而是在大学期间或毕业后，把开货车作为一部分经历。一毕业先考C1，过两年才能申请货车驾照，需要有两年内表现优秀才有资格。这不是单纯的“浪漫幻想”，而是有内在逻辑的热爱。

封面新闻：如果真的只开货车，作为妈妈会不会担心？

黄灯：如果有机会读大学，他肯定会去读。但如果他真的喜欢，我也不会拦着。开货车的人不一定“没文化”，一个人喜不喜欢阅读、有没有思考能力，和做什么职业没有必然关系。他如果真心喜欢这个职业，我不会觉得难为情。我在广州看到很多做小生意的普通人，安定、自在、有力量——这也是我下一本书想写的：那些没读过大学、受教育程度不高，却在广州扎扎实实立足的普通人。孩子想开货车，不是放弃读书，而是想带着热爱去读、去试、去活。我看得开，是因为见过太多不读大学也活得很好的人。我这几年太忙，折腾得厉害，没时间写新东西。下一本非虚构作品，就准备写写没有文凭的普通人是如何在广州立足的。

黄灯

拎清线上和线下 不要活得太“键盘”

封面新闻：现在网络上流行很多概念，比如“断亲”，很多年轻人觉得很有道理。

黄灯：孩子们如果整天沉浸在网络话语里，没有合适的机会被提醒，很容易陷进去，觉得断亲很有道理。网上那些极端、激烈的表达，很多时候和你的真实生活没有关系。你要分得清什么是网络，什么是生活。网络是放大器，不是真实世界——网上流行的“断亲”等极端声音，经过发酵后容易变形，不代表真实的日常。真正支撑你的是身边的人——当你需要力量的时候，不是键盘侠在帮你，而是现实中的具体关系在托底。要有“现实感”——认知和观念不能只来自抽象的概念，要和自己的真实生活、亲身体验连在一起。线上线下要拎得清，不要活得太“键盘”。

我作为老师、长辈，很适合去提醒学生“试着站在父母的角度想一想，理解一下他们”，很多学生会豁然开朗。人是社会的存在，不能活成孤独的个体。我们当老师的，就是要让学生看到：生活不是只有网络上的那一种声音，你的父母、兄弟姐妹也有他们的来路和难处。我鼓励学生写自己的家庭，当你用写作的眼光去重新打量这一切，你会发现，理解本身，就是一种力量。

封面新闻：一些人喜欢把“牛马”挂在嘴边，你曾建议不要这样，为什么？或许，有人这么说只是自嘲一下而已。

黄灯：语言是有魔力的。我从小到大，整个家族的人性格就是不给自己泄气，不给自己上枷锁。你总是自嘲，天天说自己是“牛马”，说久了，人会真的泄气，气场会自然而然变弱。偶尔自嘲一句当然没关系，但千万别让它成为一种弥漫性的情绪，无意识地接受，变成一种自我定位。这样说，可能有人会觉得是“心灵鸡汤”，但真不是。我性格乐观，也是经历了很多挫折走过来的，很多时候就是靠自己给自己打气撑过来的。

希望社会更宽容，把成长空间还给年轻人

封面新闻：有些年轻人就是觉得纠结、无力，该怎么办？您有什么具体的建议吗？

黄灯：面对这种无力感，我觉得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看——

首先，要理解这种感受的来源，不要一味地自我归罪。90后、00后其实是很让人心疼的一代，很多人从小是留守儿童，物质条件比我们小时候好多了，但父母的陪伴缺失。他们没有足够的机会在日常相处中，自然而然地学会怎么去爱、怎么与人建立深度连接，这是时代高速发展付出的代价，我们对他们是有所亏欠的。年轻人的困境背后，有很多结构性的问题，不是一句简单的“不努力”能概括的。在这个层面上，我最大的希望是：社会能对年轻人更宽容一些，把成长的空间还给他们。

但在外部条件暂时无法改变的情况下，我们总得自己想办法，不能坐以待毙。我有个甘肃的学生，刚进学校时有点抑郁，整个人打不起精神。后来她下定决心自己救自己，天天去爬山，半年后什么毛病都没有了。我给年轻人的建议是：实在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就先从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开始，气血足了，脑子清楚了，你会发现事情也会慢慢开始起变化。

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建议：别整天躺着刷手机。我赞同项飚的观点，刷手机是一种“消耗型”的娱乐，你是在往外散能量，刷完只觉得更空、更累；而爬山、打球、运动，是“输入型”的，能把人的精气神聚拢起来。人不能一直处在消耗的状态里，精气神一旦耗干了，做什么都觉得没力气。每一个具体的人，都能在平凡生活中找到光亮，为自己积蓄力量。暂时无力没关系，从照顾好自己开始。我觉得年轻人，不管男女，一定要有意识保护自己的生命力，少一些损耗。

封面新闻：如果让您对现在的年轻人分享，您最想说什么？

黄灯：我非常想分享两点：首先，一定要相信爱。只有相信了，你才会拥有爱的可能。如果不相信，不可能去付出，不可能去坚持一些东西，那自然也就没有得到爱的可能。不要因为网络上那些极端的言论，就对爱情本身失去信心。就我的观察，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资格得到爱。并不是说一定要功成名就才行。我以前在工厂上班，就发现那些青工现实条件真的不好，但他们就很有生命力，就敢去追女孩子。爱情当然不是生活的全部，但它确实是人生中非常珍贵的一部分。如果你从一开始就关闭了这扇门，你可能避免了一些伤害，但你也错过了遇到美好的机会。

第二个，还是要相信自己。人一辈子时间很长，不要因为现在暂时过得不好，就觉得自己没有希望了。

黄灯作品《去家访》

充沛的能量驱动我去看见、去承担

封面新闻：看您的书会觉得您很严肃、忧心忡忡，但其实现实中您比较乐观。

黄灯：关注沉重是需要“力气”的。那些社会议题、他人的困境、无力解决的难题，其实是一种精神消耗，能去关注、去体恤、去担忧，本身就需要很大的勇气和心力。这恰恰证明我还能量充沛——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日常生活都撑不起来，是没有余力去关心“更大的圈层”的。这种关注不是刻意为之，而是性格里的乐观和生命力驱动着我去看见、去承担。中间虽然会有无力感，会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但这并不妨碍我去关心。因为关心本身，就是活着、有温度、有血性的证明。

封面新闻：您身上有一种蓬勃的生命力和乐观，这种能量从何而来？能聊聊您的童年和家庭吗？

黄灯：这和我小时候在农村长大有很大关系，在乡村奔跑过的孩子是不一样的，放牛、捡柴、捉鱼，和田野里的风、秋天的气息融为一体，那种浑然天成的感觉，可以滋养你一辈子。我说话声音大，也是在空旷田野里“喊”出来的，这就是生命力。我父母给了我一个非常松弛的成长环境。我爸是乡村教师，我妈是农妇，家里四个孩子，爸妈对我完全是“散养”，他们甚至差点忘了送我上学，我快8岁才被舅舅提醒，和表妹一起入学。我有一个弟弟，但我爸不重男轻女。我出生时是第三个女儿，有人安慰他又生了个女儿，他很生气，专门为我的出生办了酒席。他后来解释为何又生下我弟弟，是因为看到村里没儿子的老人连挑水都无人帮忙，纯粹是出于现实的体力劳动考量，而不是观念上轻视女孩。

这种宽松的家庭氛围，让我有了安全感。所以我对自己儿子也很松弛：一个人最后能走到哪一步，有太多不可控的因素，健康和开心最重要。但松弛不代表不管，我从怀孕起就为他写日记，记录他成长的每个瞬间——这份对日常的珍视，也成了我后来关注普通人生活的起点。

女性力量不在宏大叙事，而在具体生活

封面新闻：您的作品里写了很多普通女性——婆婆、妈妈、嫂子。您觉得，她们身上体现出来的女性力量，和网上推崇的“大女主”“独立女性”有何不同？

黄灯：她们就是最传统的中国女性，也是我很多学生的家长。日常生活中，她们极有力量、坚韧、担当，对社会的贡献其实非常大，尽管没有得到世俗意义上的巨大成功。她们还有一个特点：善于忍耐，在家庭关系里受一些委屈，能够吞下去。过度忍耐自然也不对，但她们往往更认可——一个家庭要维持下去，是需要很多东西维系的。

封面新闻：您从农村儿媳到大学老师，从写作者到公共人物，有没有哪一个时刻让您觉得女性是一种特别的存在？有没有作为女性的困境时刻？

黄灯：我不是一个性别观念特别强的人。作为女性，在职场中确实会面临一些不利，但女性身份有时也有方便的一面。我长相普通，从小到大没被人夸过漂亮，但这反而让我没有容貌焦虑，活得特别自在，跟异性聊天也不用担心被误解。任何事情，换一个角度看，都有它积极的一面。

封面新闻：如何看待当下年轻女性面临的职场与家庭双重压力？

黄灯：关键是要尽可能地去协调，很多女孩担心婚姻和生孩子会影响工作，但我相信很多人可以平稳过渡。比如说我，2007年生下儿子，除了完成正常的教学工作，之后三年几乎一个字都没写，天天陪着他。我当时觉得，孩子的前三年对我很重要，我愿意主动把评职称、写论文的事先放一放，我不觉得自己损失了很多。从写作者的角度看，婚姻和生育反而为我打开了很多扇窗户：因为有孩子，我就多了机会去了解教育，去和小区里的家长聊天，这些都是最宝贵的生命经验，对写作也有帮助。很多事情有很多个面向，需要我们把视野打开，放得长远宽阔一些。

封面新闻：在您看来，什么是女性的力量？如何让女性的力量被更多人看见？

黄灯：女性的力量从来不在宏大的叙事里，而在具体的生活中。我写过的那些普通女性——我的婆婆、妈妈、嫂子，没有一个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女性”。她们一辈子操持家务、生儿育女，在田里地里忙活，在家庭最困难的时候咬牙撑住，在家人最需要的时候默默出现。她们的力量，是“扛得住”的力量。要让女性的力量被更多人看见，我觉得需要两种眼光：

一是写作的眼光。把她们写下来，让她们从沉默中走出来。我写《大地上的亲人》，就是想让我婆婆、我妈妈这样的人，在文字里留下痕迹。她们的一生没有被历史记录，但她们真实地活过、撑过、爱过。

二是日常的眼光。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生活里，看见身边的女性——那个每天早起给全家做饭的妈妈，那个在病房里守夜的护士，那个在菜市场里讨价还价却把孩子送进大学的阿姨。她们的力量，不需要登上舞台才被承认。在日常生活中被看见、被尊重，就是最好的认可。最重要的是，女性自己要先相信：我们是有力量的。不是非要成为“大女主”才算有力量，不是非要赢过男人才算有力量。能把自己活明白，能把身边的日子过好，能在困难的时候不趴下——这就是力量。

（人物照片由采访对象提供，图书封面图由出版社提供）

1974年正月十五，湖南汨罗凤形村，一个女孩伴着元宵灯火降生。因家乡有“三十的夜，十五的灯”之说，她被取名叫“黄灯”。从2岁到12岁，她在隘口村的外婆家度过童年，那是一个至今保留着“故事会”和“打讲”（闲聊）传统的村庄，她跟着人缘好的外婆走街串巷，听家长里短，也独自走过乡间小路，两旁是比自己还高的庄稼。“那个时候你就会有种感觉，人是渺小的，而你跟这个世界之间有一层明确的关系。”她后来说：“我的童年是一颗没有被破坏的种子。”

这颗种子，最终长成了一棵将根须深深扎进现实土壤的大树。

黄灯

1995年，从岳阳大学（现湖南理工大学）本科毕业后，她被分配到一家国营纺织厂。1999年考上武汉大学硕士，后入中山大学攻读博士，毕业后先后任教于广东金融学院、深圳职业技术大学。2024年底，黄灯回到中山大学任教。

二十年间，她在“学者”与“写作者”之间从容切换。从2016年《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引发的千万级阅读现象，到《大地上的亲人》《我的二本学生》《去家访》等非虚构作品带来广泛的社会关注，她的目光始终投向那些“隐匿沉默的大多数”，在“普通”里看见光亮，在“下沉”处倾听回声。

2026年“三八”妇女节前夕，在与封面新闻记者进行深度对话时，黄灯分享了重返中山大学的新观察，对不同学府年轻人的理解，对教育与成功学的反思，以及作为女性写作者温柔而坚韧的力量。

看家族命运起落 以“非虚构”面向大众

封面新闻：2016年写那篇出圈文章有怎样的契机？

黄灯：2016年，我跟丈夫结婚快10年，看他的家庭成员这些年的各种变化、命运的起落，我有很多话想说。写作对我来说是一种“清理”——不一定知道有什么“价值”，但对自己而言，是一种情感的梳理：我想重新看看家里的人到底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婆婆2015年去世，公公后来也走了，大哥去世时还不到60岁。与此同时，下一代又在出生、结婚、生子，生命在延续，也在挣扎。侄女生了三个孩子，嫂子生病，大侄子因妈妈生病返乡却赚不到钱，近期又要外出打工。整个家庭给人的感觉是浮浮沉沉、起起落落，总被日子在后面追着走。

封面新闻：那篇出圈文章，亲戚看过吗？

黄灯：婆家没有人就文章和我进行过正面交流，我也不好意思问。可能有些读了书的外甥看过，但姐姐那一辈估计没看。

封面新闻：如果《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没出圈，今天的您会怎样？

黄灯：可能不会拥有“非虚构作家”这个身份，但肯定会写《我的二本学生》和《大地上的亲人》这两本书，因为有太多话要说。写作形式可能会不同——我会以大学老师的角度，用非虚构的形式去写，但不会以“作家”的身份进入。

这些写作从一开始就没有指望进入学术评价体系，也不符合论著格式。但我一定是面向大众读者的——希望写出来的东西被更多人看到，而不是只在学术圈里。其实我从2003年开始就一直在写随笔，写论文，同时，写那些基于个人经验和社会观察的文字，风格和非虚构很像。今年十月文艺出版社将出版我的散文集，收录了多年来的随笔。回头再看，这些随笔和后来《我的二本学生》《大地上的亲人》气质很像——我关注的东西，始终没变。

开创意写作课 让学生学会“看见自己”

封面新闻：您在中山大学开创意写作课，理想中的创意写作教育应该是什么样的？

黄灯：我不太建议把创意写作搞得太学科化。一旦学科化，就会磨损它原本的生命力，边界搞得太清晰，反而失去了开放性。我觉得写作这件事应该渗透到大学生的所有课程中去，因为写作的本质，是让学生学会叙述自己，能够讲清楚自己的来路和去处。

很多时候，我是把写作跟教育、跟一个学生的成长联系在一起的。我上课时，虽然只有几十个学时，但最希望的是让学生学会去“看见自己”，并把它表达出来，这比教任何技巧都重要。

封面新闻：让他们去关注自己的家族、家庭，其实也是一种自我疗愈吧？

黄灯：是的。一方面是自我疗愈，另一方面是让学生获得更多观照世界的维度。当他有机会重新审视自己和身边人的关系，他会更理解自己的成长，内心也会变得更宽阔，更宽阔就更容易原谅，更容易放下。一个人的情感滋养，是非常重要的生命资源。

重点大学的学生未必更有松弛感

封面新闻：从广东金融学院、深圳职业技术大学，转到中山大学任教，您接触的学生群体发生了变化。外界有个印象：相比二本学生，重点大学的学生似乎更有松弛感，显得更自信。您观察到的真实情况是怎样的？

黄灯：你说的松弛感，在像北大、清华这样的顶尖名校学生身上可能确实存在，因为他们有很强的底气托底。但据我对一些重点大学学生的近距离观察，他们身处更高水平的竞争环境，从小到大都是佼佼者，对自己的要求极高，内心的压力一点都不小。他们其实也非常累，时间观念极强，日程排得满满当当。比如说在中大，学生们因为保研、考研、找工作的压力，从大一开始就要为绩点进入状态，一刻也不敢松懈。相反，我在深职院教书时，反而觉得那里的学生更有一种松弛感。一方面是因为深圳这座城市产业机会多，深职院本身在职业教育领域又是“龙头”；另一方面，他们的目标非常明确——毕业后就直接工作，进入实践领域。这种确定性，反而减少了迷茫。

封面新闻：据您观察和了解，比起二本学生，名校的学生有哪些共通的地方？

黄灯：我在不同学校上过同样的课，比如“非虚构写作”。从课堂讨论的质量来看，中大学生在深度、逻辑和知识准备上，确实普遍做得更好。但这不见得完全是智商的差异，更多是学习习惯和背后家庭支持的差异。在中大，我能听到一些学生分享他们的高中经历，提到父母如何为他们规划学业、报各种补习班，不少家长对应试教育非常重视，也很懂行。而在深职院，我很少听到学生谈论父母对他们的学业规划。一个孩子考上好大学，往往是个人努力、学习习惯和家庭资源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我必须强调，过早、过度的“鸡娃”也是有代价的，一些孩子虽然学业优秀，但内心也被伤得很厉害。

黄灯作品《我的二本学生》

年轻人要允许自己普通 别被“成功学”裹挟太深

封面新闻：您之前说过“不一定要发光，允许自己做一个平凡的普通人”，这句话引发了很多讨论。

黄灯：我讲这句话，是因为看到整个社会，尤其是年轻人，被“成功学”裹挟得太深了。所谓的“绩优主义”，本质上都是以淘汰别人为前提，最后只有一个第一名。但世界上绝大部分人，都是第一名之后的普通人。我认为，“发光”不仅仅是指狭隘的世俗成功。一个清洁工把工作做得漂漂亮亮，待人接物让人舒服，他在自己的小社区里就是一束光；一个护士对病人温柔善良，她也在发光。普通人完全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找到力量。

封面新闻：前不久您支持自己儿子去考驾照开货车，在网上很出圈。

黄灯：我儿子现在读高三，我跟他无话不谈，是很好的朋友。他的确曾跟我说他想开货车，我表示支持。很多人听到觉得不可思议。他喜欢汽车，想研究汽车。他觉得如果有开货车的经验，再去做汽车研究，会更有意思。他不是“不上学就去开货车”，而是在大学期间或毕业后，把开货车作为一部分经历。一毕业先考C1，过两年才能申请货车驾照，需要有两年内表现优秀才有资格。这不是单纯的“浪漫幻想”，而是有内在逻辑的热爱。

封面新闻：如果真的只开货车，作为妈妈会不会担心？

黄灯：如果有机会读大学，他肯定会去读。但如果他真的喜欢，我也不会拦着。开货车的人不一定“没文化”，一个人喜不喜欢阅读、有没有思考能力，和做什么职业没有必然关系。他如果真心喜欢这个职业，我不会觉得难为情。我在广州看到很多做小生意的普通人，安定、自在、有力量——这也是我下一本书想写的：那些没读过大学、受教育程度不高，却在广州扎扎实实立足的普通人。孩子想开货车，不是放弃读书，而是想带着热爱去读、去试、去活。我看得开，是因为见过太多不读大学也活得很好的人。我这几年太忙，折腾得厉害，没时间写新东西。下一本非虚构作品，就准备写写没有文凭的普通人是如何在广州立足的。

黄灯

拎清线上和线下 不要活得太“键盘”

封面新闻：现在网络上流行很多概念，比如“断亲”，很多年轻人觉得很有道理。

黄灯：孩子们如果整天沉浸在网络话语里，没有合适的机会被提醒，很容易陷进去，觉得断亲很有道理。网上那些极端、激烈的表达，很多时候和你的真实生活没有关系。你要分得清什么是网络，什么是生活。网络是放大器，不是真实世界——网上流行的“断亲”等极端声音，经过发酵后容易变形，不代表真实的日常。真正支撑你的是身边的人——当你需要力量的时候，不是键盘侠在帮你，而是现实中的具体关系在托底。要有“现实感”——认知和观念不能只来自抽象的概念，要和自己的真实生活、亲身体验连在一起。线上线下要拎得清，不要活得太“键盘”。

我作为老师、长辈，很适合去提醒学生“试着站在父母的角度想一想，理解一下他们”，很多学生会豁然开朗。人是社会的存在，不能活成孤独的个体。我们当老师的，就是要让学生看到：生活不是只有网络上的那一种声音，你的父母、兄弟姐妹也有他们的来路和难处。我鼓励学生写自己的家庭，当你用写作的眼光去重新打量这一切，你会发现，理解本身，就是一种力量。

封面新闻：一些人喜欢把“牛马”挂在嘴边，你曾建议不要这样，为什么？或许，有人这么说只是自嘲一下而已。

黄灯：语言是有魔力的。我从小到大，整个家族的人性格就是不给自己泄气，不给自己上枷锁。你总是自嘲，天天说自己是“牛马”，说久了，人会真的泄气，气场会自然而然变弱。偶尔自嘲一句当然没关系，但千万别让它成为一种弥漫性的情绪，无意识地接受，变成一种自我定位。这样说，可能有人会觉得是“心灵鸡汤”，但真不是。我性格乐观，也是经历了很多挫折走过来的，很多时候就是靠自己给自己打气撑过来的。

希望社会更宽容，把成长空间还给年轻人

封面新闻：有些年轻人就是觉得纠结、无力，该怎么办？您有什么具体的建议吗？

黄灯：面对这种无力感，我觉得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看——

首先，要理解这种感受的来源，不要一味地自我归罪。90后、00后其实是很让人心疼的一代，很多人从小是留守儿童，物质条件比我们小时候好多了，但父母的陪伴缺失。他们没有足够的机会在日常相处中，自然而然地学会怎么去爱、怎么与人建立深度连接，这是时代高速发展付出的代价，我们对他们是有所亏欠的。年轻人的困境背后，有很多结构性的问题，不是一句简单的“不努力”能概括的。在这个层面上，我最大的希望是：社会能对年轻人更宽容一些，把成长的空间还给他们。

但在外部条件暂时无法改变的情况下，我们总得自己想办法，不能坐以待毙。我有个甘肃的学生，刚进学校时有点抑郁，整个人打不起精神。后来她下定决心自己救自己，天天去爬山，半年后什么毛病都没有了。我给年轻人的建议是：实在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就先从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开始，气血足了，脑子清楚了，你会发现事情也会慢慢开始起变化。

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建议：别整天躺着刷手机。我赞同项飚的观点，刷手机是一种“消耗型”的娱乐，你是在往外散能量，刷完只觉得更空、更累；而爬山、打球、运动，是“输入型”的，能把人的精气神聚拢起来。人不能一直处在消耗的状态里，精气神一旦耗干了，做什么都觉得没力气。每一个具体的人，都能在平凡生活中找到光亮，为自己积蓄力量。暂时无力没关系，从照顾好自己开始。我觉得年轻人，不管男女，一定要有意识保护自己的生命力，少一些损耗。

封面新闻：如果让您对现在的年轻人分享，您最想说什么？

黄灯：我非常想分享两点：首先，一定要相信爱。只有相信了，你才会拥有爱的可能。如果不相信，不可能去付出，不可能去坚持一些东西，那自然也就没有得到爱的可能。不要因为网络上那些极端的言论，就对爱情本身失去信心。就我的观察，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资格得到爱。并不是说一定要功成名就才行。我以前在工厂上班，就发现那些青工现实条件真的不好，但他们就很有生命力，就敢去追女孩子。爱情当然不是生活的全部，但它确实是人生中非常珍贵的一部分。如果你从一开始就关闭了这扇门，你可能避免了一些伤害，但你也错过了遇到美好的机会。

第二个，还是要相信自己。人一辈子时间很长，不要因为现在暂时过得不好，就觉得自己没有希望了。

黄灯作品《去家访》

充沛的能量驱动我去看见、去承担

封面新闻：看您的书会觉得您很严肃、忧心忡忡，但其实现实中您比较乐观。

黄灯：关注沉重是需要“力气”的。那些社会议题、他人的困境、无力解决的难题，其实是一种精神消耗，能去关注、去体恤、去担忧，本身就需要很大的勇气和心力。这恰恰证明我还能量充沛——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日常生活都撑不起来，是没有余力去关心“更大的圈层”的。这种关注不是刻意为之，而是性格里的乐观和生命力驱动着我去看见、去承担。中间虽然会有无力感，会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但这并不妨碍我去关心。因为关心本身，就是活着、有温度、有血性的证明。

封面新闻：您身上有一种蓬勃的生命力和乐观，这种能量从何而来？能聊聊您的童年和家庭吗？

黄灯：这和我小时候在农村长大有很大关系，在乡村奔跑过的孩子是不一样的，放牛、捡柴、捉鱼，和田野里的风、秋天的气息融为一体，那种浑然天成的感觉，可以滋养你一辈子。我说话声音大，也是在空旷田野里“喊”出来的，这就是生命力。我父母给了我一个非常松弛的成长环境。我爸是乡村教师，我妈是农妇，家里四个孩子，爸妈对我完全是“散养”，他们甚至差点忘了送我上学，我快8岁才被舅舅提醒，和表妹一起入学。我有一个弟弟，但我爸不重男轻女。我出生时是第三个女儿，有人安慰他又生了个女儿，他很生气，专门为我的出生办了酒席。他后来解释为何又生下我弟弟，是因为看到村里没儿子的老人连挑水都无人帮忙，纯粹是出于现实的体力劳动考量，而不是观念上轻视女孩。

这种宽松的家庭氛围，让我有了安全感。所以我对自己儿子也很松弛：一个人最后能走到哪一步，有太多不可控的因素，健康和开心最重要。但松弛不代表不管，我从怀孕起就为他写日记，记录他成长的每个瞬间——这份对日常的珍视，也成了我后来关注普通人生活的起点。

女性力量不在宏大叙事，而在具体生活

封面新闻：您的作品里写了很多普通女性——婆婆、妈妈、嫂子。您觉得，她们身上体现出来的女性力量，和网上推崇的“大女主”“独立女性”有何不同？

黄灯：她们就是最传统的中国女性，也是我很多学生的家长。日常生活中，她们极有力量、坚韧、担当，对社会的贡献其实非常大，尽管没有得到世俗意义上的巨大成功。她们还有一个特点：善于忍耐，在家庭关系里受一些委屈，能够吞下去。过度忍耐自然也不对，但她们往往更认可——一个家庭要维持下去，是需要很多东西维系的。

封面新闻：您从农村儿媳到大学老师，从写作者到公共人物，有没有哪一个时刻让您觉得女性是一种特别的存在？有没有作为女性的困境时刻？

黄灯：我不是一个性别观念特别强的人。作为女性，在职场中确实会面临一些不利，但女性身份有时也有方便的一面。我长相普通，从小到大没被人夸过漂亮，但这反而让我没有容貌焦虑，活得特别自在，跟异性聊天也不用担心被误解。任何事情，换一个角度看，都有它积极的一面。

封面新闻：如何看待当下年轻女性面临的职场与家庭双重压力？

黄灯：关键是要尽可能地去协调，很多女孩担心婚姻和生孩子会影响工作，但我相信很多人可以平稳过渡。比如说我，2007年生下儿子，除了完成正常的教学工作，之后三年几乎一个字都没写，天天陪着他。我当时觉得，孩子的前三年对我很重要，我愿意主动把评职称、写论文的事先放一放，我不觉得自己损失了很多。从写作者的角度看，婚姻和生育反而为我打开了很多扇窗户：因为有孩子，我就多了机会去了解教育，去和小区里的家长聊天，这些都是最宝贵的生命经验，对写作也有帮助。很多事情有很多个面向，需要我们把视野打开，放得长远宽阔一些。

封面新闻：在您看来，什么是女性的力量？如何让女性的力量被更多人看见？

黄灯：女性的力量从来不在宏大的叙事里，而在具体的生活中。我写过的那些普通女性——我的婆婆、妈妈、嫂子，没有一个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女性”。她们一辈子操持家务、生儿育女，在田里地里忙活，在家庭最困难的时候咬牙撑住，在家人最需要的时候默默出现。她们的力量，是“扛得住”的力量。要让女性的力量被更多人看见，我觉得需要两种眼光：

一是写作的眼光。把她们写下来，让她们从沉默中走出来。我写《大地上的亲人》，就是想让我婆婆、我妈妈这样的人，在文字里留下痕迹。她们的一生没有被历史记录，但她们真实地活过、撑过、爱过。

二是日常的眼光。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生活里，看见身边的女性——那个每天早起给全家做饭的妈妈，那个在病房里守夜的护士，那个在菜市场里讨价还价却把孩子送进大学的阿姨。她们的力量，不需要登上舞台才被承认。在日常生活中被看见、被尊重，就是最好的认可。最重要的是，女性自己要先相信：我们是有力量的。不是非要成为“大女主”才算有力量，不是非要赢过男人才算有力量。能把自己活明白，能把身边的日子过好，能在困难的时候不趴下——这就是力量。

（人物照片由采访对象提供，图书封面图由出版社提供）

1974年正月十五，湖南汨罗凤形村，一个女孩伴着元宵灯火降生。因家乡有“三十的夜，十五的灯”之说，她被取名叫“黄灯”。从2岁到12岁，她在隘口村的外婆家度过童年，那是一个至今保留着“故事会”和“打讲”（闲聊）传统的村庄，她跟着人缘好的外婆走街串巷，听家长里短，也独自走过乡间小路，两旁是比自己还高的庄稼。“那个时候你就会有种感觉，人是渺小的，而你跟这个世界之间有一层明确的关系。”她后来说：“我的童年是一颗没有被破坏的种子。”

这颗种子，最终长成了一棵将根须深深扎进现实土壤的大树。

黄灯

1995年，从岳阳大学（现湖南理工大学）本科毕业后，她被分配到一家国营纺织厂。1999年考上武汉大学硕士，后入中山大学攻读博士，毕业后先后任教于广东金融学院、深圳职业技术大学。2024年底，黄灯回到中山大学任教。

二十年间，她在“学者”与“写作者”之间从容切换。从2016年《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引发的千万级阅读现象，到《大地上的亲人》《我的二本学生》《去家访》等非虚构作品带来广泛的社会关注，她的目光始终投向那些“隐匿沉默的大多数”，在“普通”里看见光亮，在“下沉”处倾听回声。

2026年“三八”妇女节前夕，在与封面新闻记者进行深度对话时，黄灯分享了重返中山大学的新观察，对不同学府年轻人的理解，对教育与成功学的反思，以及作为女性写作者温柔而坚韧的力量。

看家族命运起落 以“非虚构”面向大众

封面新闻：2016年写那篇出圈文章有怎样的契机？

黄灯：2016年，我跟丈夫结婚快10年，看他的家庭成员这些年的各种变化、命运的起落，我有很多话想说。写作对我来说是一种“清理”——不一定知道有什么“价值”，但对自己而言，是一种情感的梳理：我想重新看看家里的人到底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婆婆2015年去世，公公后来也走了，大哥去世时还不到60岁。与此同时，下一代又在出生、结婚、生子，生命在延续，也在挣扎。侄女生了三个孩子，嫂子生病，大侄子因妈妈生病返乡却赚不到钱，近期又要外出打工。整个家庭给人的感觉是浮浮沉沉、起起落落，总被日子在后面追着走。

封面新闻：那篇出圈文章，亲戚看过吗？

黄灯：婆家没有人就文章和我进行过正面交流，我也不好意思问。可能有些读了书的外甥看过，但姐姐那一辈估计没看。

封面新闻：如果《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没出圈，今天的您会怎样？

黄灯：可能不会拥有“非虚构作家”这个身份，但肯定会写《我的二本学生》和《大地上的亲人》这两本书，因为有太多话要说。写作形式可能会不同——我会以大学老师的角度，用非虚构的形式去写，但不会以“作家”的身份进入。

这些写作从一开始就没有指望进入学术评价体系，也不符合论著格式。但我一定是面向大众读者的——希望写出来的东西被更多人看到，而不是只在学术圈里。其实我从2003年开始就一直在写随笔，写论文，同时，写那些基于个人经验和社会观察的文字，风格和非虚构很像。今年十月文艺出版社将出版我的散文集，收录了多年来的随笔。回头再看，这些随笔和后来《我的二本学生》《大地上的亲人》气质很像——我关注的东西，始终没变。

开创意写作课 让学生学会“看见自己”

封面新闻：您在中山大学开创意写作课，理想中的创意写作教育应该是什么样的？

黄灯：我不太建议把创意写作搞得太学科化。一旦学科化，就会磨损它原本的生命力，边界搞得太清晰，反而失去了开放性。我觉得写作这件事应该渗透到大学生的所有课程中去，因为写作的本质，是让学生学会叙述自己，能够讲清楚自己的来路和去处。

很多时候，我是把写作跟教育、跟一个学生的成长联系在一起的。我上课时，虽然只有几十个学时，但最希望的是让学生学会去“看见自己”，并把它表达出来，这比教任何技巧都重要。

封面新闻：让他们去关注自己的家族、家庭，其实也是一种自我疗愈吧？

黄灯：是的。一方面是自我疗愈，另一方面是让学生获得更多观照世界的维度。当他有机会重新审视自己和身边人的关系，他会更理解自己的成长，内心也会变得更宽阔，更宽阔就更容易原谅，更容易放下。一个人的情感滋养，是非常重要的生命资源。

重点大学的学生未必更有松弛感

封面新闻：从广东金融学院、深圳职业技术大学，转到中山大学任教，您接触的学生群体发生了变化。外界有个印象：相比二本学生，重点大学的学生似乎更有松弛感，显得更自信。您观察到的真实情况是怎样的？

黄灯：你说的松弛感，在像北大、清华这样的顶尖名校学生身上可能确实存在，因为他们有很强的底气托底。但据我对一些重点大学学生的近距离观察，他们身处更高水平的竞争环境，从小到大都是佼佼者，对自己的要求极高，内心的压力一点都不小。他们其实也非常累，时间观念极强，日程排得满满当当。比如说在中大，学生们因为保研、考研、找工作的压力，从大一开始就要为绩点进入状态，一刻也不敢松懈。相反，我在深职院教书时，反而觉得那里的学生更有一种松弛感。一方面是因为深圳这座城市产业机会多，深职院本身在职业教育领域又是“龙头”；另一方面，他们的目标非常明确——毕业后就直接工作，进入实践领域。这种确定性，反而减少了迷茫。

封面新闻：据您观察和了解，比起二本学生，名校的学生有哪些共通的地方？

黄灯：我在不同学校上过同样的课，比如“非虚构写作”。从课堂讨论的质量来看，中大学生在深度、逻辑和知识准备上，确实普遍做得更好。但这不见得完全是智商的差异，更多是学习习惯和背后家庭支持的差异。在中大，我能听到一些学生分享他们的高中经历，提到父母如何为他们规划学业、报各种补习班，不少家长对应试教育非常重视，也很懂行。而在深职院，我很少听到学生谈论父母对他们的学业规划。一个孩子考上好大学，往往是个人努力、学习习惯和家庭资源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我必须强调，过早、过度的“鸡娃”也是有代价的，一些孩子虽然学业优秀，但内心也被伤得很厉害。

黄灯作品《我的二本学生》

年轻人要允许自己普通 别被“成功学”裹挟太深

封面新闻：您之前说过“不一定要发光，允许自己做一个平凡的普通人”，这句话引发了很多讨论。

黄灯：我讲这句话，是因为看到整个社会，尤其是年轻人，被“成功学”裹挟得太深了。所谓的“绩优主义”，本质上都是以淘汰别人为前提，最后只有一个第一名。但世界上绝大部分人，都是第一名之后的普通人。我认为，“发光”不仅仅是指狭隘的世俗成功。一个清洁工把工作做得漂漂亮亮，待人接物让人舒服，他在自己的小社区里就是一束光；一个护士对病人温柔善良，她也在发光。普通人完全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找到力量。

封面新闻：前不久您支持自己儿子去考驾照开货车，在网上很出圈。

黄灯：我儿子现在读高三，我跟他无话不谈，是很好的朋友。他的确曾跟我说他想开货车，我表示支持。很多人听到觉得不可思议。他喜欢汽车，想研究汽车。他觉得如果有开货车的经验，再去做汽车研究，会更有意思。他不是“不上学就去开货车”，而是在大学期间或毕业后，把开货车作为一部分经历。一毕业先考C1，过两年才能申请货车驾照，需要有两年内表现优秀才有资格。这不是单纯的“浪漫幻想”，而是有内在逻辑的热爱。

封面新闻：如果真的只开货车，作为妈妈会不会担心？

黄灯：如果有机会读大学，他肯定会去读。但如果他真的喜欢，我也不会拦着。开货车的人不一定“没文化”，一个人喜不喜欢阅读、有没有思考能力，和做什么职业没有必然关系。他如果真心喜欢这个职业，我不会觉得难为情。我在广州看到很多做小生意的普通人，安定、自在、有力量——这也是我下一本书想写的：那些没读过大学、受教育程度不高，却在广州扎扎实实立足的普通人。孩子想开货车，不是放弃读书，而是想带着热爱去读、去试、去活。我看得开，是因为见过太多不读大学也活得很好的人。我这几年太忙，折腾得厉害，没时间写新东西。下一本非虚构作品，就准备写写没有文凭的普通人是如何在广州立足的。

黄灯

拎清线上和线下 不要活得太“键盘”

封面新闻：现在网络上流行很多概念，比如“断亲”，很多年轻人觉得很有道理。

黄灯：孩子们如果整天沉浸在网络话语里，没有合适的机会被提醒，很容易陷进去，觉得断亲很有道理。网上那些极端、激烈的表达，很多时候和你的真实生活没有关系。你要分得清什么是网络，什么是生活。网络是放大器，不是真实世界——网上流行的“断亲”等极端声音，经过发酵后容易变形，不代表真实的日常。真正支撑你的是身边的人——当你需要力量的时候，不是键盘侠在帮你，而是现实中的具体关系在托底。要有“现实感”——认知和观念不能只来自抽象的概念，要和自己的真实生活、亲身体验连在一起。线上线下要拎得清，不要活得太“键盘”。

我作为老师、长辈，很适合去提醒学生“试着站在父母的角度想一想，理解一下他们”，很多学生会豁然开朗。人是社会的存在，不能活成孤独的个体。我们当老师的，就是要让学生看到：生活不是只有网络上的那一种声音，你的父母、兄弟姐妹也有他们的来路和难处。我鼓励学生写自己的家庭，当你用写作的眼光去重新打量这一切，你会发现，理解本身，就是一种力量。

封面新闻：一些人喜欢把“牛马”挂在嘴边，你曾建议不要这样，为什么？或许，有人这么说只是自嘲一下而已。

黄灯：语言是有魔力的。我从小到大，整个家族的人性格就是不给自己泄气，不给自己上枷锁。你总是自嘲，天天说自己是“牛马”，说久了，人会真的泄气，气场会自然而然变弱。偶尔自嘲一句当然没关系，但千万别让它成为一种弥漫性的情绪，无意识地接受，变成一种自我定位。这样说，可能有人会觉得是“心灵鸡汤”，但真不是。我性格乐观，也是经历了很多挫折走过来的，很多时候就是靠自己给自己打气撑过来的。

希望社会更宽容，把成长空间还给年轻人

封面新闻：有些年轻人就是觉得纠结、无力，该怎么办？您有什么具体的建议吗？

黄灯：面对这种无力感，我觉得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看——

首先，要理解这种感受的来源，不要一味地自我归罪。90后、00后其实是很让人心疼的一代，很多人从小是留守儿童，物质条件比我们小时候好多了，但父母的陪伴缺失。他们没有足够的机会在日常相处中，自然而然地学会怎么去爱、怎么与人建立深度连接，这是时代高速发展付出的代价，我们对他们是有所亏欠的。年轻人的困境背后，有很多结构性的问题，不是一句简单的“不努力”能概括的。在这个层面上，我最大的希望是：社会能对年轻人更宽容一些，把成长的空间还给他们。

但在外部条件暂时无法改变的情况下，我们总得自己想办法，不能坐以待毙。我有个甘肃的学生，刚进学校时有点抑郁，整个人打不起精神。后来她下定决心自己救自己，天天去爬山，半年后什么毛病都没有了。我给年轻人的建议是：实在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就先从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开始，气血足了，脑子清楚了，你会发现事情也会慢慢开始起变化。

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建议：别整天躺着刷手机。我赞同项飚的观点，刷手机是一种“消耗型”的娱乐，你是在往外散能量，刷完只觉得更空、更累；而爬山、打球、运动，是“输入型”的，能把人的精气神聚拢起来。人不能一直处在消耗的状态里，精气神一旦耗干了，做什么都觉得没力气。每一个具体的人，都能在平凡生活中找到光亮，为自己积蓄力量。暂时无力没关系，从照顾好自己开始。我觉得年轻人，不管男女，一定要有意识保护自己的生命力，少一些损耗。

封面新闻：如果让您对现在的年轻人分享，您最想说什么？

黄灯：我非常想分享两点：首先，一定要相信爱。只有相信了，你才会拥有爱的可能。如果不相信，不可能去付出，不可能去坚持一些东西，那自然也就没有得到爱的可能。不要因为网络上那些极端的言论，就对爱情本身失去信心。就我的观察，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资格得到爱。并不是说一定要功成名就才行。我以前在工厂上班，就发现那些青工现实条件真的不好，但他们就很有生命力，就敢去追女孩子。爱情当然不是生活的全部，但它确实是人生中非常珍贵的一部分。如果你从一开始就关闭了这扇门，你可能避免了一些伤害，但你也错过了遇到美好的机会。

第二个，还是要相信自己。人一辈子时间很长，不要因为现在暂时过得不好，就觉得自己没有希望了。

黄灯作品《去家访》

充沛的能量驱动我去看见、去承担

封面新闻：看您的书会觉得您很严肃、忧心忡忡，但其实现实中您比较乐观。

黄灯：关注沉重是需要“力气”的。那些社会议题、他人的困境、无力解决的难题，其实是一种精神消耗，能去关注、去体恤、去担忧，本身就需要很大的勇气和心力。这恰恰证明我还能量充沛——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日常生活都撑不起来，是没有余力去关心“更大的圈层”的。这种关注不是刻意为之，而是性格里的乐观和生命力驱动着我去看见、去承担。中间虽然会有无力感，会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但这并不妨碍我去关心。因为关心本身，就是活着、有温度、有血性的证明。

封面新闻：您身上有一种蓬勃的生命力和乐观，这种能量从何而来？能聊聊您的童年和家庭吗？

黄灯：这和我小时候在农村长大有很大关系，在乡村奔跑过的孩子是不一样的，放牛、捡柴、捉鱼，和田野里的风、秋天的气息融为一体，那种浑然天成的感觉，可以滋养你一辈子。我说话声音大，也是在空旷田野里“喊”出来的，这就是生命力。我父母给了我一个非常松弛的成长环境。我爸是乡村教师，我妈是农妇，家里四个孩子，爸妈对我完全是“散养”，他们甚至差点忘了送我上学，我快8岁才被舅舅提醒，和表妹一起入学。我有一个弟弟，但我爸不重男轻女。我出生时是第三个女儿，有人安慰他又生了个女儿，他很生气，专门为我的出生办了酒席。他后来解释为何又生下我弟弟，是因为看到村里没儿子的老人连挑水都无人帮忙，纯粹是出于现实的体力劳动考量，而不是观念上轻视女孩。

这种宽松的家庭氛围，让我有了安全感。所以我对自己儿子也很松弛：一个人最后能走到哪一步，有太多不可控的因素，健康和开心最重要。但松弛不代表不管，我从怀孕起就为他写日记，记录他成长的每个瞬间——这份对日常的珍视，也成了我后来关注普通人生活的起点。

女性力量不在宏大叙事，而在具体生活

封面新闻：您的作品里写了很多普通女性——婆婆、妈妈、嫂子。您觉得，她们身上体现出来的女性力量，和网上推崇的“大女主”“独立女性”有何不同？

黄灯：她们就是最传统的中国女性，也是我很多学生的家长。日常生活中，她们极有力量、坚韧、担当，对社会的贡献其实非常大，尽管没有得到世俗意义上的巨大成功。她们还有一个特点：善于忍耐，在家庭关系里受一些委屈，能够吞下去。过度忍耐自然也不对，但她们往往更认可——一个家庭要维持下去，是需要很多东西维系的。

封面新闻：您从农村儿媳到大学老师，从写作者到公共人物，有没有哪一个时刻让您觉得女性是一种特别的存在？有没有作为女性的困境时刻？

黄灯：我不是一个性别观念特别强的人。作为女性，在职场中确实会面临一些不利，但女性身份有时也有方便的一面。我长相普通，从小到大没被人夸过漂亮，但这反而让我没有容貌焦虑，活得特别自在，跟异性聊天也不用担心被误解。任何事情，换一个角度看，都有它积极的一面。

封面新闻：如何看待当下年轻女性面临的职场与家庭双重压力？

黄灯：关键是要尽可能地去协调，很多女孩担心婚姻和生孩子会影响工作，但我相信很多人可以平稳过渡。比如说我，2007年生下儿子，除了完成正常的教学工作，之后三年几乎一个字都没写，天天陪着他。我当时觉得，孩子的前三年对我很重要，我愿意主动把评职称、写论文的事先放一放，我不觉得自己损失了很多。从写作者的角度看，婚姻和生育反而为我打开了很多扇窗户：因为有孩子，我就多了机会去了解教育，去和小区里的家长聊天，这些都是最宝贵的生命经验，对写作也有帮助。很多事情有很多个面向，需要我们把视野打开，放得长远宽阔一些。

封面新闻：在您看来，什么是女性的力量？如何让女性的力量被更多人看见？

黄灯：女性的力量从来不在宏大的叙事里，而在具体的生活中。我写过的那些普通女性——我的婆婆、妈妈、嫂子，没有一个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女性”。她们一辈子操持家务、生儿育女，在田里地里忙活，在家庭最困难的时候咬牙撑住，在家人最需要的时候默默出现。她们的力量，是“扛得住”的力量。要让女性的力量被更多人看见，我觉得需要两种眼光：

一是写作的眼光。把她们写下来，让她们从沉默中走出来。我写《大地上的亲人》，就是想让我婆婆、我妈妈这样的人，在文字里留下痕迹。她们的一生没有被历史记录，但她们真实地活过、撑过、爱过。

二是日常的眼光。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生活里，看见身边的女性——那个每天早起给全家做饭的妈妈，那个在病房里守夜的护士，那个在菜市场里讨价还价却把孩子送进大学的阿姨。她们的力量，不需要登上舞台才被承认。在日常生活中被看见、被尊重，就是最好的认可。最重要的是，女性自己要先相信：我们是有力量的。不是非要成为“大女主”才算有力量，不是非要赢过男人才算有力量。能把自己活明白，能把身边的日子过好，能在困难的时候不趴下——这就是力量。

（人物照片由采访对象提供，图书封面图由出版社提供）

1974年正月十五，湖南汨罗凤形村，一个女孩伴着元宵灯火降生。因家乡有“三十的夜，十五的灯”之说，她被取名叫“黄灯”。从2岁到12岁，她在隘口村的外婆家度过童年，那是一个至今保留着“故事会”和“打讲”（闲聊）传统的村庄，她跟着人缘好的外婆走街串巷，听家长里短，也独自走过乡间小路，两旁是比自己还高的庄稼。“那个时候你就会有种感觉，人是渺小的，而你跟这个世界之间有一层明确的关系。”她后来说：“我的童年是一颗没有被破坏的种子。”

这颗种子，最终长成了一棵将根须深深扎进现实土壤的大树。

黄灯

1995年，从岳阳大学（现湖南理工大学）本科毕业后，她被分配到一家国营纺织厂。1999年考上武汉大学硕士，后入中山大学攻读博士，毕业后先后任教于广东金融学院、深圳职业技术大学。2024年底，黄灯回到中山大学任教。

二十年间，她在“学者”与“写作者”之间从容切换。从2016年《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引发的千万级阅读现象，到《大地上的亲人》《我的二本学生》《去家访》等非虚构作品带来广泛的社会关注，她的目光始终投向那些“隐匿沉默的大多数”，在“普通”里看见光亮，在“下沉”处倾听回声。

2026年“三八”妇女节前夕，在与封面新闻记者进行深度对话时，黄灯分享了重返中山大学的新观察，对不同学府年轻人的理解，对教育与成功学的反思，以及作为女性写作者温柔而坚韧的力量。

看家族命运起落 以“非虚构”面向大众

封面新闻：2016年写那篇出圈文章有怎样的契机？

黄灯：2016年，我跟丈夫结婚快10年，看他的家庭成员这些年的各种变化、命运的起落，我有很多话想说。写作对我来说是一种“清理”——不一定知道有什么“价值”，但对自己而言，是一种情感的梳理：我想重新看看家里的人到底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婆婆2015年去世，公公后来也走了，大哥去世时还不到60岁。与此同时，下一代又在出生、结婚、生子，生命在延续，也在挣扎。侄女生了三个孩子，嫂子生病，大侄子因妈妈生病返乡却赚不到钱，近期又要外出打工。整个家庭给人的感觉是浮浮沉沉、起起落落，总被日子在后面追着走。

封面新闻：那篇出圈文章，亲戚看过吗？

黄灯：婆家没有人就文章和我进行过正面交流，我也不好意思问。可能有些读了书的外甥看过，但姐姐那一辈估计没看。

封面新闻：如果《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没出圈，今天的您会怎样？

黄灯：可能不会拥有“非虚构作家”这个身份，但肯定会写《我的二本学生》和《大地上的亲人》这两本书，因为有太多话要说。写作形式可能会不同——我会以大学老师的角度，用非虚构的形式去写，但不会以“作家”的身份进入。

这些写作从一开始就没有指望进入学术评价体系，也不符合论著格式。但我一定是面向大众读者的——希望写出来的东西被更多人看到，而不是只在学术圈里。其实我从2003年开始就一直在写随笔，写论文，同时，写那些基于个人经验和社会观察的文字，风格和非虚构很像。今年十月文艺出版社将出版我的散文集，收录了多年来的随笔。回头再看，这些随笔和后来《我的二本学生》《大地上的亲人》气质很像——我关注的东西，始终没变。

开创意写作课 让学生学会“看见自己”

封面新闻：您在中山大学开创意写作课，理想中的创意写作教育应该是什么样的？

黄灯：我不太建议把创意写作搞得太学科化。一旦学科化，就会磨损它原本的生命力，边界搞得太清晰，反而失去了开放性。我觉得写作这件事应该渗透到大学生的所有课程中去，因为写作的本质，是让学生学会叙述自己，能够讲清楚自己的来路和去处。

很多时候，我是把写作跟教育、跟一个学生的成长联系在一起的。我上课时，虽然只有几十个学时，但最希望的是让学生学会去“看见自己”，并把它表达出来，这比教任何技巧都重要。

封面新闻：让他们去关注自己的家族、家庭，其实也是一种自我疗愈吧？

黄灯：是的。一方面是自我疗愈，另一方面是让学生获得更多观照世界的维度。当他有机会重新审视自己和身边人的关系，他会更理解自己的成长，内心也会变得更宽阔，更宽阔就更容易原谅，更容易放下。一个人的情感滋养，是非常重要的生命资源。

重点大学的学生未必更有松弛感

封面新闻：从广东金融学院、深圳职业技术大学，转到中山大学任教，您接触的学生群体发生了变化。外界有个印象：相比二本学生，重点大学的学生似乎更有松弛感，显得更自信。您观察到的真实情况是怎样的？

黄灯：你说的松弛感，在像北大、清华这样的顶尖名校学生身上可能确实存在，因为他们有很强的底气托底。但据我对一些重点大学学生的近距离观察，他们身处更高水平的竞争环境，从小到大都是佼佼者，对自己的要求极高，内心的压力一点都不小。他们其实也非常累，时间观念极强，日程排得满满当当。比如说在中大，学生们因为保研、考研、找工作的压力，从大一开始就要为绩点进入状态，一刻也不敢松懈。相反，我在深职院教书时，反而觉得那里的学生更有一种松弛感。一方面是因为深圳这座城市产业机会多，深职院本身在职业教育领域又是“龙头”；另一方面，他们的目标非常明确——毕业后就直接工作，进入实践领域。这种确定性，反而减少了迷茫。

封面新闻：据您观察和了解，比起二本学生，名校的学生有哪些共通的地方？

黄灯：我在不同学校上过同样的课，比如“非虚构写作”。从课堂讨论的质量来看，中大学生在深度、逻辑和知识准备上，确实普遍做得更好。但这不见得完全是智商的差异，更多是学习习惯和背后家庭支持的差异。在中大，我能听到一些学生分享他们的高中经历，提到父母如何为他们规划学业、报各种补习班，不少家长对应试教育非常重视，也很懂行。而在深职院，我很少听到学生谈论父母对他们的学业规划。一个孩子考上好大学，往往是个人努力、学习习惯和家庭资源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我必须强调，过早、过度的“鸡娃”也是有代价的，一些孩子虽然学业优秀，但内心也被伤得很厉害。

黄灯作品《我的二本学生》

年轻人要允许自己普通 别被“成功学”裹挟太深

封面新闻：您之前说过“不一定要发光，允许自己做一个平凡的普通人”，这句话引发了很多讨论。

黄灯：我讲这句话，是因为看到整个社会，尤其是年轻人，被“成功学”裹挟得太深了。所谓的“绩优主义”，本质上都是以淘汰别人为前提，最后只有一个第一名。但世界上绝大部分人，都是第一名之后的普通人。我认为，“发光”不仅仅是指狭隘的世俗成功。一个清洁工把工作做得漂漂亮亮，待人接物让人舒服，他在自己的小社区里就是一束光；一个护士对病人温柔善良，她也在发光。普通人完全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找到力量。

封面新闻：前不久您支持自己儿子去考驾照开货车，在网上很出圈。

黄灯：我儿子现在读高三，我跟他无话不谈，是很好的朋友。他的确曾跟我说他想开货车，我表示支持。很多人听到觉得不可思议。他喜欢汽车，想研究汽车。他觉得如果有开货车的经验，再去做汽车研究，会更有意思。他不是“不上学就去开货车”，而是在大学期间或毕业后，把开货车作为一部分经历。一毕业先考C1，过两年才能申请货车驾照，需要有两年内表现优秀才有资格。这不是单纯的“浪漫幻想”，而是有内在逻辑的热爱。

封面新闻：如果真的只开货车，作为妈妈会不会担心？

黄灯：如果有机会读大学，他肯定会去读。但如果他真的喜欢，我也不会拦着。开货车的人不一定“没文化”，一个人喜不喜欢阅读、有没有思考能力，和做什么职业没有必然关系。他如果真心喜欢这个职业，我不会觉得难为情。我在广州看到很多做小生意的普通人，安定、自在、有力量——这也是我下一本书想写的：那些没读过大学、受教育程度不高，却在广州扎扎实实立足的普通人。孩子想开货车，不是放弃读书，而是想带着热爱去读、去试、去活。我看得开，是因为见过太多不读大学也活得很好的人。我这几年太忙，折腾得厉害，没时间写新东西。下一本非虚构作品，就准备写写没有文凭的普通人是如何在广州立足的。

黄灯

拎清线上和线下 不要活得太“键盘”

封面新闻：现在网络上流行很多概念，比如“断亲”，很多年轻人觉得很有道理。

黄灯：孩子们如果整天沉浸在网络话语里，没有合适的机会被提醒，很容易陷进去，觉得断亲很有道理。网上那些极端、激烈的表达，很多时候和你的真实生活没有关系。你要分得清什么是网络，什么是生活。网络是放大器，不是真实世界——网上流行的“断亲”等极端声音，经过发酵后容易变形，不代表真实的日常。真正支撑你的是身边的人——当你需要力量的时候，不是键盘侠在帮你，而是现实中的具体关系在托底。要有“现实感”——认知和观念不能只来自抽象的概念，要和自己的真实生活、亲身体验连在一起。线上线下要拎得清，不要活得太“键盘”。

我作为老师、长辈，很适合去提醒学生“试着站在父母的角度想一想，理解一下他们”，很多学生会豁然开朗。人是社会的存在，不能活成孤独的个体。我们当老师的，就是要让学生看到：生活不是只有网络上的那一种声音，你的父母、兄弟姐妹也有他们的来路和难处。我鼓励学生写自己的家庭，当你用写作的眼光去重新打量这一切，你会发现，理解本身，就是一种力量。

封面新闻：一些人喜欢把“牛马”挂在嘴边，你曾建议不要这样，为什么？或许，有人这么说只是自嘲一下而已。

黄灯：语言是有魔力的。我从小到大，整个家族的人性格就是不给自己泄气，不给自己上枷锁。你总是自嘲，天天说自己是“牛马”，说久了，人会真的泄气，气场会自然而然变弱。偶尔自嘲一句当然没关系，但千万别让它成为一种弥漫性的情绪，无意识地接受，变成一种自我定位。这样说，可能有人会觉得是“心灵鸡汤”，但真不是。我性格乐观，也是经历了很多挫折走过来的，很多时候就是靠自己给自己打气撑过来的。

希望社会更宽容，把成长空间还给年轻人

封面新闻：有些年轻人就是觉得纠结、无力，该怎么办？您有什么具体的建议吗？

黄灯：面对这种无力感，我觉得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看——

首先，要理解这种感受的来源，不要一味地自我归罪。90后、00后其实是很让人心疼的一代，很多人从小是留守儿童，物质条件比我们小时候好多了，但父母的陪伴缺失。他们没有足够的机会在日常相处中，自然而然地学会怎么去爱、怎么与人建立深度连接，这是时代高速发展付出的代价，我们对他们是有所亏欠的。年轻人的困境背后，有很多结构性的问题，不是一句简单的“不努力”能概括的。在这个层面上，我最大的希望是：社会能对年轻人更宽容一些，把成长的空间还给他们。

但在外部条件暂时无法改变的情况下，我们总得自己想办法，不能坐以待毙。我有个甘肃的学生，刚进学校时有点抑郁，整个人打不起精神。后来她下定决心自己救自己，天天去爬山，半年后什么毛病都没有了。我给年轻人的建议是：实在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就先从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开始，气血足了，脑子清楚了，你会发现事情也会慢慢开始起变化。

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建议：别整天躺着刷手机。我赞同项飚的观点，刷手机是一种“消耗型”的娱乐，你是在往外散能量，刷完只觉得更空、更累；而爬山、打球、运动，是“输入型”的，能把人的精气神聚拢起来。人不能一直处在消耗的状态里，精气神一旦耗干了，做什么都觉得没力气。每一个具体的人，都能在平凡生活中找到光亮，为自己积蓄力量。暂时无力没关系，从照顾好自己开始。我觉得年轻人，不管男女，一定要有意识保护自己的生命力，少一些损耗。

封面新闻：如果让您对现在的年轻人分享，您最想说什么？

黄灯：我非常想分享两点：首先，一定要相信爱。只有相信了，你才会拥有爱的可能。如果不相信，不可能去付出，不可能去坚持一些东西，那自然也就没有得到爱的可能。不要因为网络上那些极端的言论，就对爱情本身失去信心。就我的观察，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资格得到爱。并不是说一定要功成名就才行。我以前在工厂上班，就发现那些青工现实条件真的不好，但他们就很有生命力，就敢去追女孩子。爱情当然不是生活的全部，但它确实是人生中非常珍贵的一部分。如果你从一开始就关闭了这扇门，你可能避免了一些伤害，但你也错过了遇到美好的机会。

第二个，还是要相信自己。人一辈子时间很长，不要因为现在暂时过得不好，就觉得自己没有希望了。

黄灯作品《去家访》

充沛的能量驱动我去看见、去承担

封面新闻：看您的书会觉得您很严肃、忧心忡忡，但其实现实中您比较乐观。

黄灯：关注沉重是需要“力气”的。那些社会议题、他人的困境、无力解决的难题，其实是一种精神消耗，能去关注、去体恤、去担忧，本身就需要很大的勇气和心力。这恰恰证明我还能量充沛——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日常生活都撑不起来，是没有余力去关心“更大的圈层”的。这种关注不是刻意为之，而是性格里的乐观和生命力驱动着我去看见、去承担。中间虽然会有无力感，会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但这并不妨碍我去关心。因为关心本身，就是活着、有温度、有血性的证明。

封面新闻：您身上有一种蓬勃的生命力和乐观，这种能量从何而来？能聊聊您的童年和家庭吗？

黄灯：这和我小时候在农村长大有很大关系，在乡村奔跑过的孩子是不一样的，放牛、捡柴、捉鱼，和田野里的风、秋天的气息融为一体，那种浑然天成的感觉，可以滋养你一辈子。我说话声音大，也是在空旷田野里“喊”出来的，这就是生命力。我父母给了我一个非常松弛的成长环境。我爸是乡村教师，我妈是农妇，家里四个孩子，爸妈对我完全是“散养”，他们甚至差点忘了送我上学，我快8岁才被舅舅提醒，和表妹一起入学。我有一个弟弟，但我爸不重男轻女。我出生时是第三个女儿，有人安慰他又生了个女儿，他很生气，专门为我的出生办了酒席。他后来解释为何又生下我弟弟，是因为看到村里没儿子的老人连挑水都无人帮忙，纯粹是出于现实的体力劳动考量，而不是观念上轻视女孩。

这种宽松的家庭氛围，让我有了安全感。所以我对自己儿子也很松弛：一个人最后能走到哪一步，有太多不可控的因素，健康和开心最重要。但松弛不代表不管，我从怀孕起就为他写日记，记录他成长的每个瞬间——这份对日常的珍视，也成了我后来关注普通人生活的起点。

女性力量不在宏大叙事，而在具体生活

封面新闻：您的作品里写了很多普通女性——婆婆、妈妈、嫂子。您觉得，她们身上体现出来的女性力量，和网上推崇的“大女主”“独立女性”有何不同？

黄灯：她们就是最传统的中国女性，也是我很多学生的家长。日常生活中，她们极有力量、坚韧、担当，对社会的贡献其实非常大，尽管没有得到世俗意义上的巨大成功。她们还有一个特点：善于忍耐，在家庭关系里受一些委屈，能够吞下去。过度忍耐自然也不对，但她们往往更认可——一个家庭要维持下去，是需要很多东西维系的。

封面新闻：您从农村儿媳到大学老师，从写作者到公共人物，有没有哪一个时刻让您觉得女性是一种特别的存在？有没有作为女性的困境时刻？

黄灯：我不是一个性别观念特别强的人。作为女性，在职场中确实会面临一些不利，但女性身份有时也有方便的一面。我长相普通，从小到大没被人夸过漂亮，但这反而让我没有容貌焦虑，活得特别自在，跟异性聊天也不用担心被误解。任何事情，换一个角度看，都有它积极的一面。

封面新闻：如何看待当下年轻女性面临的职场与家庭双重压力？

黄灯：关键是要尽可能地去协调，很多女孩担心婚姻和生孩子会影响工作，但我相信很多人可以平稳过渡。比如说我，2007年生下儿子，除了完成正常的教学工作，之后三年几乎一个字都没写，天天陪着他。我当时觉得，孩子的前三年对我很重要，我愿意主动把评职称、写论文的事先放一放，我不觉得自己损失了很多。从写作者的角度看，婚姻和生育反而为我打开了很多扇窗户：因为有孩子，我就多了机会去了解教育，去和小区里的家长聊天，这些都是最宝贵的生命经验，对写作也有帮助。很多事情有很多个面向，需要我们把视野打开，放得长远宽阔一些。

封面新闻：在您看来，什么是女性的力量？如何让女性的力量被更多人看见？

黄灯：女性的力量从来不在宏大的叙事里，而在具体的生活中。我写过的那些普通女性——我的婆婆、妈妈、嫂子，没有一个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女性”。她们一辈子操持家务、生儿育女，在田里地里忙活，在家庭最困难的时候咬牙撑住，在家人最需要的时候默默出现。她们的力量，是“扛得住”的力量。要让女性的力量被更多人看见，我觉得需要两种眼光：

一是写作的眼光。把她们写下来，让她们从沉默中走出来。我写《大地上的亲人》，就是想让我婆婆、我妈妈这样的人，在文字里留下痕迹。她们的一生没有被历史记录，但她们真实地活过、撑过、爱过。

二是日常的眼光。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生活里，看见身边的女性——那个每天早起给全家做饭的妈妈，那个在病房里守夜的护士，那个在菜市场里讨价还价却把孩子送进大学的阿姨。她们的力量，不需要登上舞台才被承认。在日常生活中被看见、被尊重，就是最好的认可。最重要的是，女性自己要先相信：我们是有力量的。不是非要成为“大女主”才算有力量，不是非要赢过男人才算有力量。能把自己活明白，能把身边的日子过好，能在困难的时候不趴下——这就是力量。

（人物照片由采访对象提供，图书封面图由出版社提供）

1974年正月十五，湖南汨罗凤形村，一个女孩伴着元宵灯火降生。因家乡有“三十的夜，十五的灯”之说，她被取名叫“黄灯”。从2岁到12岁，她在隘口村的外婆家度过童年，那是一个至今保留着“故事会”和“打讲”（闲聊）传统的村庄，她跟着人缘好的外婆走街串巷，听家长里短，也独自走过乡间小路，两旁是比自己还高的庄稼。“那个时候你就会有种感觉，人是渺小的，而你跟这个世界之间有一层明确的关系。”她后来说：“我的童年是一颗没有被破坏的种子。”

这颗种子，最终长成了一棵将根须深深扎进现实土壤的大树。

黄灯

1995年，从岳阳大学（现湖南理工大学）本科毕业后，她被分配到一家国营纺织厂。1999年考上武汉大学硕士，后入中山大学攻读博士，毕业后先后任教于广东金融学院、深圳职业技术大学。2024年底，黄灯回到中山大学任教。

二十年间，她在“学者”与“写作者”之间从容切换。从2016年《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引发的千万级阅读现象，到《大地上的亲人》《我的二本学生》《去家访》等非虚构作品带来广泛的社会关注，她的目光始终投向那些“隐匿沉默的大多数”，在“普通”里看见光亮，在“下沉”处倾听回声。

2026年“三八”妇女节前夕，在与封面新闻记者进行深度对话时，黄灯分享了重返中山大学的新观察，对不同学府年轻人的理解，对教育与成功学的反思，以及作为女性写作者温柔而坚韧的力量。

看家族命运起落 以“非虚构”面向大众

封面新闻：2016年写那篇出圈文章有怎样的契机？

黄灯：2016年，我跟丈夫结婚快10年，看他的家庭成员这些年的各种变化、命运的起落，我有很多话想说。写作对我来说是一种“清理”——不一定知道有什么“价值”，但对自己而言，是一种情感的梳理：我想重新看看家里的人到底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婆婆2015年去世，公公后来也走了，大哥去世时还不到60岁。与此同时，下一代又在出生、结婚、生子，生命在延续，也在挣扎。侄女生了三个孩子，嫂子生病，大侄子因妈妈生病返乡却赚不到钱，近期又要外出打工。整个家庭给人的感觉是浮浮沉沉、起起落落，总被日子在后面追着走。

封面新闻：那篇出圈文章，亲戚看过吗？

黄灯：婆家没有人就文章和我进行过正面交流，我也不好意思问。可能有些读了书的外甥看过，但姐姐那一辈估计没看。

封面新闻：如果《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没出圈，今天的您会怎样？

黄灯：可能不会拥有“非虚构作家”这个身份，但肯定会写《我的二本学生》和《大地上的亲人》这两本书，因为有太多话要说。写作形式可能会不同——我会以大学老师的角度，用非虚构的形式去写，但不会以“作家”的身份进入。

这些写作从一开始就没有指望进入学术评价体系，也不符合论著格式。但我一定是面向大众读者的——希望写出来的东西被更多人看到，而不是只在学术圈里。其实我从2003年开始就一直在写随笔，写论文，同时，写那些基于个人经验和社会观察的文字，风格和非虚构很像。今年十月文艺出版社将出版我的散文集，收录了多年来的随笔。回头再看，这些随笔和后来《我的二本学生》《大地上的亲人》气质很像——我关注的东西，始终没变。

开创意写作课 让学生学会“看见自己”

封面新闻：您在中山大学开创意写作课，理想中的创意写作教育应该是什么样的？

黄灯：我不太建议把创意写作搞得太学科化。一旦学科化，就会磨损它原本的生命力，边界搞得太清晰，反而失去了开放性。我觉得写作这件事应该渗透到大学生的所有课程中去，因为写作的本质，是让学生学会叙述自己，能够讲清楚自己的来路和去处。

很多时候，我是把写作跟教育、跟一个学生的成长联系在一起的。我上课时，虽然只有几十个学时，但最希望的是让学生学会去“看见自己”，并把它表达出来，这比教任何技巧都重要。

封面新闻：让他们去关注自己的家族、家庭，其实也是一种自我疗愈吧？

黄灯：是的。一方面是自我疗愈，另一方面是让学生获得更多观照世界的维度。当他有机会重新审视自己和身边人的关系，他会更理解自己的成长，内心也会变得更宽阔，更宽阔就更容易原谅，更容易放下。一个人的情感滋养，是非常重要的生命资源。

重点大学的学生未必更有松弛感

封面新闻：从广东金融学院、深圳职业技术大学，转到中山大学任教，您接触的学生群体发生了变化。外界有个印象：相比二本学生，重点大学的学生似乎更有松弛感，显得更自信。您观察到的真实情况是怎样的？

黄灯：你说的松弛感，在像北大、清华这样的顶尖名校学生身上可能确实存在，因为他们有很强的底气托底。但据我对一些重点大学学生的近距离观察，他们身处更高水平的竞争环境，从小到大都是佼佼者，对自己的要求极高，内心的压力一点都不小。他们其实也非常累，时间观念极强，日程排得满满当当。比如说在中大，学生们因为保研、考研、找工作的压力，从大一开始就要为绩点进入状态，一刻也不敢松懈。相反，我在深职院教书时，反而觉得那里的学生更有一种松弛感。一方面是因为深圳这座城市产业机会多，深职院本身在职业教育领域又是“龙头”；另一方面，他们的目标非常明确——毕业后就直接工作，进入实践领域。这种确定性，反而减少了迷茫。

封面新闻：据您观察和了解，比起二本学生，名校的学生有哪些共通的地方？

黄灯：我在不同学校上过同样的课，比如“非虚构写作”。从课堂讨论的质量来看，中大学生在深度、逻辑和知识准备上，确实普遍做得更好。但这不见得完全是智商的差异，更多是学习习惯和背后家庭支持的差异。在中大，我能听到一些学生分享他们的高中经历，提到父母如何为他们规划学业、报各种补习班，不少家长对应试教育非常重视，也很懂行。而在深职院，我很少听到学生谈论父母对他们的学业规划。一个孩子考上好大学，往往是个人努力、学习习惯和家庭资源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我必须强调，过早、过度的“鸡娃”也是有代价的，一些孩子虽然学业优秀，但内心也被伤得很厉害。

黄灯作品《我的二本学生》

年轻人要允许自己普通 别被“成功学”裹挟太深

封面新闻：您之前说过“不一定要发光，允许自己做一个平凡的普通人”，这句话引发了很多讨论。

黄灯：我讲这句话，是因为看到整个社会，尤其是年轻人，被“成功学”裹挟得太深了。所谓的“绩优主义”，本质上都是以淘汰别人为前提，最后只有一个第一名。但世界上绝大部分人，都是第一名之后的普通人。我认为，“发光”不仅仅是指狭隘的世俗成功。一个清洁工把工作做得漂漂亮亮，待人接物让人舒服，他在自己的小社区里就是一束光；一个护士对病人温柔善良，她也在发光。普通人完全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找到力量。

封面新闻：前不久您支持自己儿子去考驾照开货车，在网上很出圈。

黄灯：我儿子现在读高三，我跟他无话不谈，是很好的朋友。他的确曾跟我说他想开货车，我表示支持。很多人听到觉得不可思议。他喜欢汽车，想研究汽车。他觉得如果有开货车的经验，再去做汽车研究，会更有意思。他不是“不上学就去开货车”，而是在大学期间或毕业后，把开货车作为一部分经历。一毕业先考C1，过两年才能申请货车驾照，需要有两年内表现优秀才有资格。这不是单纯的“浪漫幻想”，而是有内在逻辑的热爱。

封面新闻：如果真的只开货车，作为妈妈会不会担心？

黄灯：如果有机会读大学，他肯定会去读。但如果他真的喜欢，我也不会拦着。开货车的人不一定“没文化”，一个人喜不喜欢阅读、有没有思考能力，和做什么职业没有必然关系。他如果真心喜欢这个职业，我不会觉得难为情。我在广州看到很多做小生意的普通人，安定、自在、有力量——这也是我下一本书想写的：那些没读过大学、受教育程度不高，却在广州扎扎实实立足的普通人。孩子想开货车，不是放弃读书，而是想带着热爱去读、去试、去活。我看得开，是因为见过太多不读大学也活得很好的人。我这几年太忙，折腾得厉害，没时间写新东西。下一本非虚构作品，就准备写写没有文凭的普通人是如何在广州立足的。

黄灯

拎清线上和线下 不要活得太“键盘”

封面新闻：现在网络上流行很多概念，比如“断亲”，很多年轻人觉得很有道理。

黄灯：孩子们如果整天沉浸在网络话语里，没有合适的机会被提醒，很容易陷进去，觉得断亲很有道理。网上那些极端、激烈的表达，很多时候和你的真实生活没有关系。你要分得清什么是网络，什么是生活。网络是放大器，不是真实世界——网上流行的“断亲”等极端声音，经过发酵后容易变形，不代表真实的日常。真正支撑你的是身边的人——当你需要力量的时候，不是键盘侠在帮你，而是现实中的具体关系在托底。要有“现实感”——认知和观念不能只来自抽象的概念，要和自己的真实生活、亲身体验连在一起。线上线下要拎得清，不要活得太“键盘”。

我作为老师、长辈，很适合去提醒学生“试着站在父母的角度想一想，理解一下他们”，很多学生会豁然开朗。人是社会的存在，不能活成孤独的个体。我们当老师的，就是要让学生看到：生活不是只有网络上的那一种声音，你的父母、兄弟姐妹也有他们的来路和难处。我鼓励学生写自己的家庭，当你用写作的眼光去重新打量这一切，你会发现，理解本身，就是一种力量。

封面新闻：一些人喜欢把“牛马”挂在嘴边，你曾建议不要这样，为什么？或许，有人这么说只是自嘲一下而已。

黄灯：语言是有魔力的。我从小到大，整个家族的人性格就是不给自己泄气，不给自己上枷锁。你总是自嘲，天天说自己是“牛马”，说久了，人会真的泄气，气场会自然而然变弱。偶尔自嘲一句当然没关系，但千万别让它成为一种弥漫性的情绪，无意识地接受，变成一种自我定位。这样说，可能有人会觉得是“心灵鸡汤”，但真不是。我性格乐观，也是经历了很多挫折走过来的，很多时候就是靠自己给自己打气撑过来的。

希望社会更宽容，把成长空间还给年轻人

封面新闻：有些年轻人就是觉得纠结、无力，该怎么办？您有什么具体的建议吗？

黄灯：面对这种无力感，我觉得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看——

首先，要理解这种感受的来源，不要一味地自我归罪。90后、00后其实是很让人心疼的一代，很多人从小是留守儿童，物质条件比我们小时候好多了，但父母的陪伴缺失。他们没有足够的机会在日常相处中，自然而然地学会怎么去爱、怎么与人建立深度连接，这是时代高速发展付出的代价，我们对他们是有所亏欠的。年轻人的困境背后，有很多结构性的问题，不是一句简单的“不努力”能概括的。在这个层面上，我最大的希望是：社会能对年轻人更宽容一些，把成长的空间还给他们。

但在外部条件暂时无法改变的情况下，我们总得自己想办法，不能坐以待毙。我有个甘肃的学生，刚进学校时有点抑郁，整个人打不起精神。后来她下定决心自己救自己，天天去爬山，半年后什么毛病都没有了。我给年轻人的建议是：实在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就先从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开始，气血足了，脑子清楚了，你会发现事情也会慢慢开始起变化。

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建议：别整天躺着刷手机。我赞同项飚的观点，刷手机是一种“消耗型”的娱乐，你是在往外散能量，刷完只觉得更空、更累；而爬山、打球、运动，是“输入型”的，能把人的精气神聚拢起来。人不能一直处在消耗的状态里，精气神一旦耗干了，做什么都觉得没力气。每一个具体的人，都能在平凡生活中找到光亮，为自己积蓄力量。暂时无力没关系，从照顾好自己开始。我觉得年轻人，不管男女，一定要有意识保护自己的生命力，少一些损耗。

封面新闻：如果让您对现在的年轻人分享，您最想说什么？

黄灯：我非常想分享两点：首先，一定要相信爱。只有相信了，你才会拥有爱的可能。如果不相信，不可能去付出，不可能去坚持一些东西，那自然也就没有得到爱的可能。不要因为网络上那些极端的言论，就对爱情本身失去信心。就我的观察，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资格得到爱。并不是说一定要功成名就才行。我以前在工厂上班，就发现那些青工现实条件真的不好，但他们就很有生命力，就敢去追女孩子。爱情当然不是生活的全部，但它确实是人生中非常珍贵的一部分。如果你从一开始就关闭了这扇门，你可能避免了一些伤害，但你也错过了遇到美好的机会。

第二个，还是要相信自己。人一辈子时间很长，不要因为现在暂时过得不好，就觉得自己没有希望了。

黄灯作品《去家访》

充沛的能量驱动我去看见、去承担

封面新闻：看您的书会觉得您很严肃、忧心忡忡，但其实现实中您比较乐观。

黄灯：关注沉重是需要“力气”的。那些社会议题、他人的困境、无力解决的难题，其实是一种精神消耗，能去关注、去体恤、去担忧，本身就需要很大的勇气和心力。这恰恰证明我还能量充沛——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日常生活都撑不起来，是没有余力去关心“更大的圈层”的。这种关注不是刻意为之，而是性格里的乐观和生命力驱动着我去看见、去承担。中间虽然会有无力感，会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但这并不妨碍我去关心。因为关心本身，就是活着、有温度、有血性的证明。

封面新闻：您身上有一种蓬勃的生命力和乐观，这种能量从何而来？能聊聊您的童年和家庭吗？

黄灯：这和我小时候在农村长大有很大关系，在乡村奔跑过的孩子是不一样的，放牛、捡柴、捉鱼，和田野里的风、秋天的气息融为一体，那种浑然天成的感觉，可以滋养你一辈子。我说话声音大，也是在空旷田野里“喊”出来的，这就是生命力。我父母给了我一个非常松弛的成长环境。我爸是乡村教师，我妈是农妇，家里四个孩子，爸妈对我完全是“散养”，他们甚至差点忘了送我上学，我快8岁才被舅舅提醒，和表妹一起入学。我有一个弟弟，但我爸不重男轻女。我出生时是第三个女儿，有人安慰他又生了个女儿，他很生气，专门为我的出生办了酒席。他后来解释为何又生下我弟弟，是因为看到村里没儿子的老人连挑水都无人帮忙，纯粹是出于现实的体力劳动考量，而不是观念上轻视女孩。

这种宽松的家庭氛围，让我有了安全感。所以我对自己儿子也很松弛：一个人最后能走到哪一步，有太多不可控的因素，健康和开心最重要。但松弛不代表不管，我从怀孕起就为他写日记，记录他成长的每个瞬间——这份对日常的珍视，也成了我后来关注普通人生活的起点。

女性力量不在宏大叙事，而在具体生活

封面新闻：您的作品里写了很多普通女性——婆婆、妈妈、嫂子。您觉得，她们身上体现出来的女性力量，和网上推崇的“大女主”“独立女性”有何不同？

黄灯：她们就是最传统的中国女性，也是我很多学生的家长。日常生活中，她们极有力量、坚韧、担当，对社会的贡献其实非常大，尽管没有得到世俗意义上的巨大成功。她们还有一个特点：善于忍耐，在家庭关系里受一些委屈，能够吞下去。过度忍耐自然也不对，但她们往往更认可——一个家庭要维持下去，是需要很多东西维系的。

封面新闻：您从农村儿媳到大学老师，从写作者到公共人物，有没有哪一个时刻让您觉得女性是一种特别的存在？有没有作为女性的困境时刻？

黄灯：我不是一个性别观念特别强的人。作为女性，在职场中确实会面临一些不利，但女性身份有时也有方便的一面。我长相普通，从小到大没被人夸过漂亮，但这反而让我没有容貌焦虑，活得特别自在，跟异性聊天也不用担心被误解。任何事情，换一个角度看，都有它积极的一面。

封面新闻：如何看待当下年轻女性面临的职场与家庭双重压力？

黄灯：关键是要尽可能地去协调，很多女孩担心婚姻和生孩子会影响工作，但我相信很多人可以平稳过渡。比如说我，2007年生下儿子，除了完成正常的教学工作，之后三年几乎一个字都没写，天天陪着他。我当时觉得，孩子的前三年对我很重要，我愿意主动把评职称、写论文的事先放一放，我不觉得自己损失了很多。从写作者的角度看，婚姻和生育反而为我打开了很多扇窗户：因为有孩子，我就多了机会去了解教育，去和小区里的家长聊天，这些都是最宝贵的生命经验，对写作也有帮助。很多事情有很多个面向，需要我们把视野打开，放得长远宽阔一些。

封面新闻：在您看来，什么是女性的力量？如何让女性的力量被更多人看见？

黄灯：女性的力量从来不在宏大的叙事里，而在具体的生活中。我写过的那些普通女性——我的婆婆、妈妈、嫂子，没有一个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女性”。她们一辈子操持家务、生儿育女，在田里地里忙活，在家庭最困难的时候咬牙撑住，在家人最需要的时候默默出现。她们的力量，是“扛得住”的力量。要让女性的力量被更多人看见，我觉得需要两种眼光：

一是写作的眼光。把她们写下来，让她们从沉默中走出来。我写《大地上的亲人》，就是想让我婆婆、我妈妈这样的人，在文字里留下痕迹。她们的一生没有被历史记录，但她们真实地活过、撑过、爱过。

二是日常的眼光。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生活里，看见身边的女性——那个每天早起给全家做饭的妈妈，那个在病房里守夜的护士，那个在菜市场里讨价还价却把孩子送进大学的阿姨。她们的力量，不需要登上舞台才被承认。在日常生活中被看见、被尊重，就是最好的认可。最重要的是，女性自己要先相信：我们是有力量的。不是非要成为“大女主”才算有力量，不是非要赢过男人才算有力量。能把自己活明白，能把身边的日子过好，能在困难的时候不趴下——这就是力量。

（人物照片由采访对象提供，图书封面图由出版社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