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前的一九三六年，可称金克木先生的“高光时刻”。这一年，年仅二十四岁的他，出版了第一部新诗集《蝙蝠集》，在中国新诗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同年连续翻译了《流转的星辰》《通俗天文学》两部科学名著，为中国读者普及天文学知识做了开创性工作。

金克木生前有不少头衔，在多个领域都有突出的成就，尤其是印度宗教、哲学、梵文等教学和研究工作，伴随了他的一生。但他的学术人生，首先是从新诗写作开始的。他祖籍安徽寿县，出生在江西。在家乡从塾师学古诗文，后读小学至中学，做过短期小学教员。一九三〇年十八岁到北平，没钱进高等学府，就在几所大学旁听，并在图书馆自修。之后开始写新诗，投稿给上海的《现代》杂志，他的诗，深得刊物主编施蛰存和诗歌编辑戴望舒的赞赏。因为符合施关于诗的理念：“《现代》中的诗是诗，而且纯然是现代的诗。它们是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到的现代的情绪用现代的词藻排列成的现代的诗形。”（《现代》第四卷第一期“又关于本刊的诗”）。金克木从一九三三年十月《现代》第三卷第一期起，发表《诗四首》（秋思、晚眺、古意、眢井），在第三卷第六期发表《诗二章》（黄昏、灯前）。第四卷第一期发表《旅人（外四章）》（旅人、愁春、生命、年华、默讼），第六卷第一期发表《诗选》（镜铭、十月之夜），前后共在《现代》发表了十三首新诗。他的新诗创作是从《现代》起步的，后人把他归入“《现代》诗派”也在情理之中。经施蛰存介绍，他又与戴望舒、徐迟等诗人相识并结下深厚友情，继而在《诗志》《新诗》《文艺风景》《现代诗风》《文饭小品》等刊物发表诗歌及诗论。

一九三六年初，戴望舒从上海去杭州看望金克木，两人算是第一次见面。戴说邵洵美正在上海组稿出版“新诗库”，每集十种，要金克木赶快编一本诗集送去。金便把手头已发表和未发表的诗编成一本《蝙蝠集》交去。书倒是很快在当年三月印出来了，据说只印五百册，给作者五册作为稿酬。施蛰存给金来信，说此书印得太差，其他如卞之琳、戴望舒等人，在见到《蝙蝠集》后，也被如此劣质吓得要回了自己的诗稿。金克木的样书四本送了人，一本自存的也在抗战时弄丢了。后来还是女作家苏雪林送了他一本，有她自己的收藏签名。金留着这本《蝙蝠集》，一直感念在心。不料此书在十年浩劫中也随废纸进了炉膛。其实，这一诗丛，邵洵美原计划先出第一集十种，《蝙蝠集》列第四种，共四十六首诗，创作于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五年间，分缘木辑、美人辑、永夜辑等。前面有方玮德《玮德诗文集》，梁宗岱译诗集《一切的峰顶》，陈梦家《梦家存诗》，后面有邵洵美《诗二十五首》，朱湘《永言集》，罗念生《龙诞》等。我找出《玮德诗文集》等原版诗集，觉得装帧印刷除了封面淡些，没有差到哪里。邵洵美是诗人兼画家，他的时代图书公司向以装帧别致而称誉出版界。可由于稿源缺乏，这套诗丛就没有续出第二集。而《蝙蝠集》则成了金克木民国时期唯一出版的新诗集。后来，戴望舒另计划出版“新诗社丛书”，广告中有戴望舒、施蛰存、徐迟、金克木等。却因抗战烽起，这套诗丛全部胎死腹中。时隔整整五十年，一九八六年五月，诗评家周良沛主编的“袖珍诗丛”，编入了金克木的《雨雪集》，这是他的第二本新诗集，选诗二十八首，是金克木再次搜寻、抄录《蝙蝠集》出版后写的所见新诗。周良沛在《集后》写道：“比起一九三六年的本子，作品更丰富了，它们在今天，再也不会遇到战争的变化而带来诗集的夭折，让读者知道一些对他们不熟悉、也是不应该忘记的诗人和作品。”

对于金克木的新诗，有评论家说：“诗人成名早，却始终是一位业余诗人。他不是为写诗而写诗，一旦冲动起来不得不写诗，他绝无敷衍、应景之作，不仅动情而写，而且总是循照自己的艺术追求在写，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正如金克木自己所说：“能用文表达，就不写成诗了，诗中有文意似乎就不大好，那就不是诗了。”金克木早期的诗歌创作，明显受到戴望舒象征主义风格的影响，而晚年的诗作，更被认为“比戴望舒还戴望舒”。

这让我想到，那年戴望舒到杭州，见金克木在翻译天文学专著，大为惊异，回到上海，戴望舒写了《赠克木》一诗，其中愿自己“成一个宇宙，有它的日月星/来供你钻究，让你皓首穷经”。这就说到了金克木对于天文学的贡献。

而另一本天文学译著《通俗天文学》，虽比《流转的星辰》稍后动手翻译，却成了金克木第一本出版的天文学译著。一九三六年，金克木应邀到南浔徐迟家，住了约一个月时间，译完了《通俗天文学》最后一部分，译稿也是交给曹未风，很快就被商务印书馆接纳，并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初版，之后不断再版再印，至一九五一年八月已印第六版，可见此书深受读者欢迎。金克木在书前有简短的《译者序》，开宗明义写道：“译这本书的动机很简单：国内近年来天文学方面的书籍虽然比从前较多，却大都是谈星座以及新发现的书，否则又往往过于专门，似乎还缺少一本较有系统而又不是课本的通俗天文学，这本书恰好够这条件，正可补我们的不足，因此译者不揣谫陋做了这件工作。”

九十年前的一九三六年，可称金克木先生的“高光时刻”。这一年，年仅二十四岁的他，出版了第一部新诗集《蝙蝠集》，在中国新诗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同年连续翻译了《流转的星辰》《通俗天文学》两部科学名著，为中国读者普及天文学知识做了开创性工作。

金克木生前有不少头衔，在多个领域都有突出的成就，尤其是印度宗教、哲学、梵文等教学和研究工作，伴随了他的一生。但他的学术人生，首先是从新诗写作开始的。他祖籍安徽寿县，出生在江西。在家乡从塾师学古诗文，后读小学至中学，做过短期小学教员。一九三〇年十八岁到北平，没钱进高等学府，就在几所大学旁听，并在图书馆自修。之后开始写新诗，投稿给上海的《现代》杂志，他的诗，深得刊物主编施蛰存和诗歌编辑戴望舒的赞赏。因为符合施关于诗的理念：“《现代》中的诗是诗，而且纯然是现代的诗。它们是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到的现代的情绪用现代的词藻排列成的现代的诗形。”（《现代》第四卷第一期“又关于本刊的诗”）。金克木从一九三三年十月《现代》第三卷第一期起，发表《诗四首》（秋思、晚眺、古意、眢井），在第三卷第六期发表《诗二章》（黄昏、灯前）。第四卷第一期发表《旅人（外四章）》（旅人、愁春、生命、年华、默讼），第六卷第一期发表《诗选》（镜铭、十月之夜），前后共在《现代》发表了十三首新诗。他的新诗创作是从《现代》起步的，后人把他归入“《现代》诗派”也在情理之中。经施蛰存介绍，他又与戴望舒、徐迟等诗人相识并结下深厚友情，继而在《诗志》《新诗》《文艺风景》《现代诗风》《文饭小品》等刊物发表诗歌及诗论。

一九三六年初，戴望舒从上海去杭州看望金克木，两人算是第一次见面。戴说邵洵美正在上海组稿出版“新诗库”，每集十种，要金克木赶快编一本诗集送去。金便把手头已发表和未发表的诗编成一本《蝙蝠集》交去。书倒是很快在当年三月印出来了，据说只印五百册，给作者五册作为稿酬。施蛰存给金来信，说此书印得太差，其他如卞之琳、戴望舒等人，在见到《蝙蝠集》后，也被如此劣质吓得要回了自己的诗稿。金克木的样书四本送了人，一本自存的也在抗战时弄丢了。后来还是女作家苏雪林送了他一本，有她自己的收藏签名。金留着这本《蝙蝠集》，一直感念在心。不料此书在十年浩劫中也随废纸进了炉膛。其实，这一诗丛，邵洵美原计划先出第一集十种，《蝙蝠集》列第四种，共四十六首诗，创作于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五年间，分缘木辑、美人辑、永夜辑等。前面有方玮德《玮德诗文集》，梁宗岱译诗集《一切的峰顶》，陈梦家《梦家存诗》，后面有邵洵美《诗二十五首》，朱湘《永言集》，罗念生《龙诞》等。我找出《玮德诗文集》等原版诗集，觉得装帧印刷除了封面淡些，没有差到哪里。邵洵美是诗人兼画家，他的时代图书公司向以装帧别致而称誉出版界。可由于稿源缺乏，这套诗丛就没有续出第二集。而《蝙蝠集》则成了金克木民国时期唯一出版的新诗集。后来，戴望舒另计划出版“新诗社丛书”，广告中有戴望舒、施蛰存、徐迟、金克木等。却因抗战烽起，这套诗丛全部胎死腹中。时隔整整五十年，一九八六年五月，诗评家周良沛主编的“袖珍诗丛”，编入了金克木的《雨雪集》，这是他的第二本新诗集，选诗二十八首，是金克木再次搜寻、抄录《蝙蝠集》出版后写的所见新诗。周良沛在《集后》写道：“比起一九三六年的本子，作品更丰富了，它们在今天，再也不会遇到战争的变化而带来诗集的夭折，让读者知道一些对他们不熟悉、也是不应该忘记的诗人和作品。”

对于金克木的新诗，有评论家说：“诗人成名早，却始终是一位业余诗人。他不是为写诗而写诗，一旦冲动起来不得不写诗，他绝无敷衍、应景之作，不仅动情而写，而且总是循照自己的艺术追求在写，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正如金克木自己所说：“能用文表达，就不写成诗了，诗中有文意似乎就不大好，那就不是诗了。”金克木早期的诗歌创作，明显受到戴望舒象征主义风格的影响，而晚年的诗作，更被认为“比戴望舒还戴望舒”。

这让我想到，那年戴望舒到杭州，见金克木在翻译天文学专著，大为惊异，回到上海，戴望舒写了《赠克木》一诗，其中愿自己“成一个宇宙，有它的日月星/来供你钻究，让你皓首穷经”。这就说到了金克木对于天文学的贡献。

而另一本天文学译著《通俗天文学》，虽比《流转的星辰》稍后动手翻译，却成了金克木第一本出版的天文学译著。一九三六年，金克木应邀到南浔徐迟家，住了约一个月时间，译完了《通俗天文学》最后一部分，译稿也是交给曹未风，很快就被商务印书馆接纳，并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初版，之后不断再版再印，至一九五一年八月已印第六版，可见此书深受读者欢迎。金克木在书前有简短的《译者序》，开宗明义写道：“译这本书的动机很简单：国内近年来天文学方面的书籍虽然比从前较多，却大都是谈星座以及新发现的书，否则又往往过于专门，似乎还缺少一本较有系统而又不是课本的通俗天文学，这本书恰好够这条件，正可补我们的不足，因此译者不揣谫陋做了这件工作。”

九十年前的一九三六年，可称金克木先生的“高光时刻”。这一年，年仅二十四岁的他，出版了第一部新诗集《蝙蝠集》，在中国新诗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同年连续翻译了《流转的星辰》《通俗天文学》两部科学名著，为中国读者普及天文学知识做了开创性工作。

金克木生前有不少头衔，在多个领域都有突出的成就，尤其是印度宗教、哲学、梵文等教学和研究工作，伴随了他的一生。但他的学术人生，首先是从新诗写作开始的。他祖籍安徽寿县，出生在江西。在家乡从塾师学古诗文，后读小学至中学，做过短期小学教员。一九三〇年十八岁到北平，没钱进高等学府，就在几所大学旁听，并在图书馆自修。之后开始写新诗，投稿给上海的《现代》杂志，他的诗，深得刊物主编施蛰存和诗歌编辑戴望舒的赞赏。因为符合施关于诗的理念：“《现代》中的诗是诗，而且纯然是现代的诗。它们是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到的现代的情绪用现代的词藻排列成的现代的诗形。”（《现代》第四卷第一期“又关于本刊的诗”）。金克木从一九三三年十月《现代》第三卷第一期起，发表《诗四首》（秋思、晚眺、古意、眢井），在第三卷第六期发表《诗二章》（黄昏、灯前）。第四卷第一期发表《旅人（外四章）》（旅人、愁春、生命、年华、默讼），第六卷第一期发表《诗选》（镜铭、十月之夜），前后共在《现代》发表了十三首新诗。他的新诗创作是从《现代》起步的，后人把他归入“《现代》诗派”也在情理之中。经施蛰存介绍，他又与戴望舒、徐迟等诗人相识并结下深厚友情，继而在《诗志》《新诗》《文艺风景》《现代诗风》《文饭小品》等刊物发表诗歌及诗论。

一九三六年初，戴望舒从上海去杭州看望金克木，两人算是第一次见面。戴说邵洵美正在上海组稿出版“新诗库”，每集十种，要金克木赶快编一本诗集送去。金便把手头已发表和未发表的诗编成一本《蝙蝠集》交去。书倒是很快在当年三月印出来了，据说只印五百册，给作者五册作为稿酬。施蛰存给金来信，说此书印得太差，其他如卞之琳、戴望舒等人，在见到《蝙蝠集》后，也被如此劣质吓得要回了自己的诗稿。金克木的样书四本送了人，一本自存的也在抗战时弄丢了。后来还是女作家苏雪林送了他一本，有她自己的收藏签名。金留着这本《蝙蝠集》，一直感念在心。不料此书在十年浩劫中也随废纸进了炉膛。其实，这一诗丛，邵洵美原计划先出第一集十种，《蝙蝠集》列第四种，共四十六首诗，创作于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五年间，分缘木辑、美人辑、永夜辑等。前面有方玮德《玮德诗文集》，梁宗岱译诗集《一切的峰顶》，陈梦家《梦家存诗》，后面有邵洵美《诗二十五首》，朱湘《永言集》，罗念生《龙诞》等。我找出《玮德诗文集》等原版诗集，觉得装帧印刷除了封面淡些，没有差到哪里。邵洵美是诗人兼画家，他的时代图书公司向以装帧别致而称誉出版界。可由于稿源缺乏，这套诗丛就没有续出第二集。而《蝙蝠集》则成了金克木民国时期唯一出版的新诗集。后来，戴望舒另计划出版“新诗社丛书”，广告中有戴望舒、施蛰存、徐迟、金克木等。却因抗战烽起，这套诗丛全部胎死腹中。时隔整整五十年，一九八六年五月，诗评家周良沛主编的“袖珍诗丛”，编入了金克木的《雨雪集》，这是他的第二本新诗集，选诗二十八首，是金克木再次搜寻、抄录《蝙蝠集》出版后写的所见新诗。周良沛在《集后》写道：“比起一九三六年的本子，作品更丰富了，它们在今天，再也不会遇到战争的变化而带来诗集的夭折，让读者知道一些对他们不熟悉、也是不应该忘记的诗人和作品。”

对于金克木的新诗，有评论家说：“诗人成名早，却始终是一位业余诗人。他不是为写诗而写诗，一旦冲动起来不得不写诗，他绝无敷衍、应景之作，不仅动情而写，而且总是循照自己的艺术追求在写，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正如金克木自己所说：“能用文表达，就不写成诗了，诗中有文意似乎就不大好，那就不是诗了。”金克木早期的诗歌创作，明显受到戴望舒象征主义风格的影响，而晚年的诗作，更被认为“比戴望舒还戴望舒”。

这让我想到，那年戴望舒到杭州，见金克木在翻译天文学专著，大为惊异，回到上海，戴望舒写了《赠克木》一诗，其中愿自己“成一个宇宙，有它的日月星/来供你钻究，让你皓首穷经”。这就说到了金克木对于天文学的贡献。

而另一本天文学译著《通俗天文学》，虽比《流转的星辰》稍后动手翻译，却成了金克木第一本出版的天文学译著。一九三六年，金克木应邀到南浔徐迟家，住了约一个月时间，译完了《通俗天文学》最后一部分，译稿也是交给曹未风，很快就被商务印书馆接纳，并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初版，之后不断再版再印，至一九五一年八月已印第六版，可见此书深受读者欢迎。金克木在书前有简短的《译者序》，开宗明义写道：“译这本书的动机很简单：国内近年来天文学方面的书籍虽然比从前较多，却大都是谈星座以及新发现的书，否则又往往过于专门，似乎还缺少一本较有系统而又不是课本的通俗天文学，这本书恰好够这条件，正可补我们的不足，因此译者不揣谫陋做了这件工作。”

九十年前的一九三六年，可称金克木先生的“高光时刻”。这一年，年仅二十四岁的他，出版了第一部新诗集《蝙蝠集》，在中国新诗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同年连续翻译了《流转的星辰》《通俗天文学》两部科学名著，为中国读者普及天文学知识做了开创性工作。

金克木生前有不少头衔，在多个领域都有突出的成就，尤其是印度宗教、哲学、梵文等教学和研究工作，伴随了他的一生。但他的学术人生，首先是从新诗写作开始的。他祖籍安徽寿县，出生在江西。在家乡从塾师学古诗文，后读小学至中学，做过短期小学教员。一九三〇年十八岁到北平，没钱进高等学府，就在几所大学旁听，并在图书馆自修。之后开始写新诗，投稿给上海的《现代》杂志，他的诗，深得刊物主编施蛰存和诗歌编辑戴望舒的赞赏。因为符合施关于诗的理念：“《现代》中的诗是诗，而且纯然是现代的诗。它们是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到的现代的情绪用现代的词藻排列成的现代的诗形。”（《现代》第四卷第一期“又关于本刊的诗”）。金克木从一九三三年十月《现代》第三卷第一期起，发表《诗四首》（秋思、晚眺、古意、眢井），在第三卷第六期发表《诗二章》（黄昏、灯前）。第四卷第一期发表《旅人（外四章）》（旅人、愁春、生命、年华、默讼），第六卷第一期发表《诗选》（镜铭、十月之夜），前后共在《现代》发表了十三首新诗。他的新诗创作是从《现代》起步的，后人把他归入“《现代》诗派”也在情理之中。经施蛰存介绍，他又与戴望舒、徐迟等诗人相识并结下深厚友情，继而在《诗志》《新诗》《文艺风景》《现代诗风》《文饭小品》等刊物发表诗歌及诗论。

一九三六年初，戴望舒从上海去杭州看望金克木，两人算是第一次见面。戴说邵洵美正在上海组稿出版“新诗库”，每集十种，要金克木赶快编一本诗集送去。金便把手头已发表和未发表的诗编成一本《蝙蝠集》交去。书倒是很快在当年三月印出来了，据说只印五百册，给作者五册作为稿酬。施蛰存给金来信，说此书印得太差，其他如卞之琳、戴望舒等人，在见到《蝙蝠集》后，也被如此劣质吓得要回了自己的诗稿。金克木的样书四本送了人，一本自存的也在抗战时弄丢了。后来还是女作家苏雪林送了他一本，有她自己的收藏签名。金留着这本《蝙蝠集》，一直感念在心。不料此书在十年浩劫中也随废纸进了炉膛。其实，这一诗丛，邵洵美原计划先出第一集十种，《蝙蝠集》列第四种，共四十六首诗，创作于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五年间，分缘木辑、美人辑、永夜辑等。前面有方玮德《玮德诗文集》，梁宗岱译诗集《一切的峰顶》，陈梦家《梦家存诗》，后面有邵洵美《诗二十五首》，朱湘《永言集》，罗念生《龙诞》等。我找出《玮德诗文集》等原版诗集，觉得装帧印刷除了封面淡些，没有差到哪里。邵洵美是诗人兼画家，他的时代图书公司向以装帧别致而称誉出版界。可由于稿源缺乏，这套诗丛就没有续出第二集。而《蝙蝠集》则成了金克木民国时期唯一出版的新诗集。后来，戴望舒另计划出版“新诗社丛书”，广告中有戴望舒、施蛰存、徐迟、金克木等。却因抗战烽起，这套诗丛全部胎死腹中。时隔整整五十年，一九八六年五月，诗评家周良沛主编的“袖珍诗丛”，编入了金克木的《雨雪集》，这是他的第二本新诗集，选诗二十八首，是金克木再次搜寻、抄录《蝙蝠集》出版后写的所见新诗。周良沛在《集后》写道：“比起一九三六年的本子，作品更丰富了，它们在今天，再也不会遇到战争的变化而带来诗集的夭折，让读者知道一些对他们不熟悉、也是不应该忘记的诗人和作品。”

对于金克木的新诗，有评论家说：“诗人成名早，却始终是一位业余诗人。他不是为写诗而写诗，一旦冲动起来不得不写诗，他绝无敷衍、应景之作，不仅动情而写，而且总是循照自己的艺术追求在写，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正如金克木自己所说：“能用文表达，就不写成诗了，诗中有文意似乎就不大好，那就不是诗了。”金克木早期的诗歌创作，明显受到戴望舒象征主义风格的影响，而晚年的诗作，更被认为“比戴望舒还戴望舒”。

这让我想到，那年戴望舒到杭州，见金克木在翻译天文学专著，大为惊异，回到上海，戴望舒写了《赠克木》一诗，其中愿自己“成一个宇宙，有它的日月星/来供你钻究，让你皓首穷经”。这就说到了金克木对于天文学的贡献。

而另一本天文学译著《通俗天文学》，虽比《流转的星辰》稍后动手翻译，却成了金克木第一本出版的天文学译著。一九三六年，金克木应邀到南浔徐迟家，住了约一个月时间，译完了《通俗天文学》最后一部分，译稿也是交给曹未风，很快就被商务印书馆接纳，并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初版，之后不断再版再印，至一九五一年八月已印第六版，可见此书深受读者欢迎。金克木在书前有简短的《译者序》，开宗明义写道：“译这本书的动机很简单：国内近年来天文学方面的书籍虽然比从前较多，却大都是谈星座以及新发现的书，否则又往往过于专门，似乎还缺少一本较有系统而又不是课本的通俗天文学，这本书恰好够这条件，正可补我们的不足，因此译者不揣谫陋做了这件工作。”

九十年前的一九三六年，可称金克木先生的“高光时刻”。这一年，年仅二十四岁的他，出版了第一部新诗集《蝙蝠集》，在中国新诗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同年连续翻译了《流转的星辰》《通俗天文学》两部科学名著，为中国读者普及天文学知识做了开创性工作。

金克木生前有不少头衔，在多个领域都有突出的成就，尤其是印度宗教、哲学、梵文等教学和研究工作，伴随了他的一生。但他的学术人生，首先是从新诗写作开始的。他祖籍安徽寿县，出生在江西。在家乡从塾师学古诗文，后读小学至中学，做过短期小学教员。一九三〇年十八岁到北平，没钱进高等学府，就在几所大学旁听，并在图书馆自修。之后开始写新诗，投稿给上海的《现代》杂志，他的诗，深得刊物主编施蛰存和诗歌编辑戴望舒的赞赏。因为符合施关于诗的理念：“《现代》中的诗是诗，而且纯然是现代的诗。它们是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到的现代的情绪用现代的词藻排列成的现代的诗形。”（《现代》第四卷第一期“又关于本刊的诗”）。金克木从一九三三年十月《现代》第三卷第一期起，发表《诗四首》（秋思、晚眺、古意、眢井），在第三卷第六期发表《诗二章》（黄昏、灯前）。第四卷第一期发表《旅人（外四章）》（旅人、愁春、生命、年华、默讼），第六卷第一期发表《诗选》（镜铭、十月之夜），前后共在《现代》发表了十三首新诗。他的新诗创作是从《现代》起步的，后人把他归入“《现代》诗派”也在情理之中。经施蛰存介绍，他又与戴望舒、徐迟等诗人相识并结下深厚友情，继而在《诗志》《新诗》《文艺风景》《现代诗风》《文饭小品》等刊物发表诗歌及诗论。

一九三六年初，戴望舒从上海去杭州看望金克木，两人算是第一次见面。戴说邵洵美正在上海组稿出版“新诗库”，每集十种，要金克木赶快编一本诗集送去。金便把手头已发表和未发表的诗编成一本《蝙蝠集》交去。书倒是很快在当年三月印出来了，据说只印五百册，给作者五册作为稿酬。施蛰存给金来信，说此书印得太差，其他如卞之琳、戴望舒等人，在见到《蝙蝠集》后，也被如此劣质吓得要回了自己的诗稿。金克木的样书四本送了人，一本自存的也在抗战时弄丢了。后来还是女作家苏雪林送了他一本，有她自己的收藏签名。金留着这本《蝙蝠集》，一直感念在心。不料此书在十年浩劫中也随废纸进了炉膛。其实，这一诗丛，邵洵美原计划先出第一集十种，《蝙蝠集》列第四种，共四十六首诗，创作于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五年间，分缘木辑、美人辑、永夜辑等。前面有方玮德《玮德诗文集》，梁宗岱译诗集《一切的峰顶》，陈梦家《梦家存诗》，后面有邵洵美《诗二十五首》，朱湘《永言集》，罗念生《龙诞》等。我找出《玮德诗文集》等原版诗集，觉得装帧印刷除了封面淡些，没有差到哪里。邵洵美是诗人兼画家，他的时代图书公司向以装帧别致而称誉出版界。可由于稿源缺乏，这套诗丛就没有续出第二集。而《蝙蝠集》则成了金克木民国时期唯一出版的新诗集。后来，戴望舒另计划出版“新诗社丛书”，广告中有戴望舒、施蛰存、徐迟、金克木等。却因抗战烽起，这套诗丛全部胎死腹中。时隔整整五十年，一九八六年五月，诗评家周良沛主编的“袖珍诗丛”，编入了金克木的《雨雪集》，这是他的第二本新诗集，选诗二十八首，是金克木再次搜寻、抄录《蝙蝠集》出版后写的所见新诗。周良沛在《集后》写道：“比起一九三六年的本子，作品更丰富了，它们在今天，再也不会遇到战争的变化而带来诗集的夭折，让读者知道一些对他们不熟悉、也是不应该忘记的诗人和作品。”

对于金克木的新诗，有评论家说：“诗人成名早，却始终是一位业余诗人。他不是为写诗而写诗，一旦冲动起来不得不写诗，他绝无敷衍、应景之作，不仅动情而写，而且总是循照自己的艺术追求在写，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正如金克木自己所说：“能用文表达，就不写成诗了，诗中有文意似乎就不大好，那就不是诗了。”金克木早期的诗歌创作，明显受到戴望舒象征主义风格的影响，而晚年的诗作，更被认为“比戴望舒还戴望舒”。

这让我想到，那年戴望舒到杭州，见金克木在翻译天文学专著，大为惊异，回到上海，戴望舒写了《赠克木》一诗，其中愿自己“成一个宇宙，有它的日月星/来供你钻究，让你皓首穷经”。这就说到了金克木对于天文学的贡献。

而另一本天文学译著《通俗天文学》，虽比《流转的星辰》稍后动手翻译，却成了金克木第一本出版的天文学译著。一九三六年，金克木应邀到南浔徐迟家，住了约一个月时间，译完了《通俗天文学》最后一部分，译稿也是交给曹未风，很快就被商务印书馆接纳，并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初版，之后不断再版再印，至一九五一年八月已印第六版，可见此书深受读者欢迎。金克木在书前有简短的《译者序》，开宗明义写道：“译这本书的动机很简单：国内近年来天文学方面的书籍虽然比从前较多，却大都是谈星座以及新发现的书，否则又往往过于专门，似乎还缺少一本较有系统而又不是课本的通俗天文学，这本书恰好够这条件，正可补我们的不足，因此译者不揣谫陋做了这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