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人都叫他老刘，很少有人知道他真实的名字。老刘出现在大家视野里的时候已经不年轻了，那是1998年的春天。他50岁出头，刚办理了内退从新疆回到上海。忙碌了半辈子，老刘不想从此“荡”在家里。他买来一个80cmX45cm的保温箱，往里面装上几十斤肉。把箱子搁在一辆28寸“老坦克”的后座上，每天从家所在的蓬莱路骑到方斜路大吉路路口，摆起了烧烤摊。此后的21年里，他风雨无阻几乎夜夜出摊，老刘的烧烤摊在上海的黑暗料理界作出了名气。但他同时也面临着所有流动摊贩的困境，萌生了退意。此时事情出现了意外的转机——三个经常去他摊上吃烤串的上海年轻人打来电话，他们决定合资帮助他开一家烧烤店，彻底终结他的“游击”生涯。老刘本帮烧烤经过了两次搬迁后，如今开在了武夷路定西路路口，老刘的家也从蓬莱路动迁到了佘山。但每周五夜里，他定规会乘上一个多小时地铁来到这里，和新老客人聊聊天，问问他们对菜品的意见。客人们说，老刘在闹市住惯了，过来解解恹气。在餐厅常换常新的上海滩，老刘的烧烤生意可以延续近30年，关键在于一口酱，这是他自己研制的甜面酱。曾经有人花20元买走半瓶酱，又付了7000元送去检验，结果只验出了四种原料中的一种——他的甜面酱是不可复制的。如今，老刘每隔一段时间就在家中做好几桶甜面酱，由车子运到饭店。他虽然已不再亲自烤肉了，但他仍然是那个不可取代的人。他说，没想到活到毛80岁还能有点用场。不但要让东西好吃更要在上海滩出名

1963年，16岁的刘平良去新疆支边。做了五年农民后，被派去阿克苏修小铁路。1968年，又前往巴基斯坦修公路。一干三年，回国以后入了团，分去厂里做锻工。

刘平良向领导摊摊手：“我这么小的模子，怎么打铁？”领导鼓励他：“你多锻炼锻炼，也就行了。”这一做，一直做到他回上海。

回上海这年是1998年，刘平良工资卡上最后一个月进账的数目是340元，行李里还装了自己打的八把菜刀。后来他做烧烤生意的时候，就是用这些菜刀来处理各类肉品。28年以后的今天，早已时移世易，他打的菜刀还好端端在那里。

老刘前半生从事的职业和烧烤并不沾边，但他是个聪明人，生性又要强，做什么都要做到最好。

“我打铁很像样，研究吃的东西也是一句话。家里的菜都是我烧的，多钻研钻研，烧烤就不成问题。”

常年的锻工生涯严重损耗了他的两只膝盖，他出摊时几次“推着自行车在路上走走就摔了，打电话把老婆叫来，扶着再往摊头去。”那辆陪伴他度过21年烧烤生涯的28寸自行车，如今被摆在店外，常有食客慕名去参观。

方斜路上当时有三个烧烤摊，可谓竞争激烈，因此老刘一开始做的时候客人并不多。他每天使用新鲜食材，隔夜的就扔掉。由于生意惨淡，扔的肉也不计其数。一个普通退休工人的退休工资，禁不起这样折腾。

他想，要吸引客人就得做点和别人不一样的，他决定在蘸料上下功夫，“不但要让它好吃，还要独一无二，更要在上海滩上出名，所以我挖空心思穷想。”

老刘最出名的甜面酱最初是为了搭配烤香菇专门研制出来的，“因为香菇要烤得有汁水，干了就不好吃，所以要蘸酱。”老刘回忆，“这个蘸料的用料要实在，化学东西不能用的。开始几次都失败了，钞票浪费不少，但失败是成功之母。一个礼拜后，七调八调倒也被我调出来了。”

他尝尝味道，觉得这次终于可以了。

“一根钎串三只，香菇先入水，再把甜面酱的料刷上去。然后烤，烤完之后再刷层甜面酱。甜面酱一定要前一天调好，第二天刷上去，这样更入味。客人吃完以后都说，‘喔唷老刘，这个香菇好吃啊，敲耳光不肯放啊！’”

被人认可，老刘就感到高兴。他觉得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如果做人做事得不到认可是很失败的。就像在新疆的时候，因为整个连队属他农具打得最好，连长也曾经指名让他打工具。他不觉得这是额外的负担，反而自豪于自己被需要。

有时候老刘想到新疆，就有些后悔。如果当时性格不是那么倔强以至于和领导搞僵了关系，估计后来也能有不错的发展，就不至于早早内退了。但他相信自己是有本事的人，这样的人在哪里都能吃上一口饭……

“这个酱，不但适用于香菇，它刷在肉串上也好吃。”老刘自豪介绍道，“人家在旁边吃个炒面也问我要甜面酱，吃馄饨也要放点甜面酱。我的甜面酱里一点面粉也不放，其实外面都放的，放面粉不稀奇的。”

曾经有一个客人，一定想知道他的酱里到底用了什么料。问老刘，他自然不肯说。这么多年了，他的口风一直把得很紧。这个客人就花20块，买了半瓶甜面酱回去。

“他买回去做啥你知道哇？去化验。这只瘪三坏哦，他花了7000块钱去化验。只化验出来四分之一的东西，这个我承认的，是有的。还有四分之三，没有化验出来，他还是没有成功。”

烧烤摊开了一年左右就开始出名了，上海电视台都市频道的《人气美食》节目组也来探访。他的生意越做越火，执着于老刘甜面酱的人也越来越多。曾有人开价几十万元，问他买甜面酱的配方。

老刘一口回绝。他身上有一种老上海人过日子的智慧：不贪图眼前一点小利，因为相信一个人过日子还是要往长远做打算。“我如果卖给他，那么生意就等于被他垄断了，我自己就不能做了。

老刘觉得自己能做成烧烤这件事，主要还是因为他“动得出脑筋，别人动不出，这不是掼浪头”。

做生意某种方面和做人是一个道理，都是一招一式做出来的，都被别人看在眼里。里脊肉是烧烤摊的必备，别人从外面批来的里脊肉，成本8角一串，卖两块。老刘则是每天跑到菜场买了鸡胸脯肉，自己制做。“我自己批肉，自己腌制，自己串，很多人都服帖我。我情愿慢一点，晚上迟点出摊头也可以。只要大家认为好，我就满足了。”

边上两个摊主试过向客人开坏他，“他们说我这里的味道不灵的，想把我的客人拉过去，拉不过去的呀。我的客人怎么和他们说：‘钞票在我自己口袋里，想吃谁家就吃谁家。’”讲到这里，老刘露出了得意的笑容，英雄偶尔也可以提提当年勇。

开始时客人全部站着吃烤串，时间一长老刘心里也过意不去。后来添置了三张台子，十几只椅子。每晚平均总有七八十个客人，有时候生意好，做通宵也是有的。“当时马路上还有安徽人开的炒面摊头，我就在天蒙蒙亮的时候去吃碗炒面，回到摊头继续烤，因为不断来人。”

天太冷的时候，老刘就买上两把大阳伞，让客人躲在伞下吃。吃着吃着，大家就喊老刘讲故事。“我面皮老得出的，他们让我讲，我就讲，大家听了哈哈一笑。如果啥人惹我不开心，我面孔还是笑嘻嘻。上海人和气，做人就要互相尊重。”客人过来，一人点一串他也一样烤。

“我赚多赚少无所谓，关键是大家开心。如果你一串吃得高兴那我就高兴，因为我把你服务好了。你哪怕过来看看我一串都不买，我也开心，你心里还想得到我。”

曾有客人开着五百多万元的豪车来他的摊头上吃烧烤，隔壁摊头上的人就搓他：“你牛的，开豪车的人也来吃哦。”老刘眼睛不抬回了句，“人家为什么开着豪车到我这里来吃？只能说明我的东西好吃呀。”

经常还有人包他场，他去外滩的一个小派对，为30个客人烧烤，一个晚上能赚6000元。

老刘16岁去支边，虽然没读过什么书，但他相信一个人只要有点脑子，再加上勤奋，就一定能干成点事情。

后来，对流动摊贩的管理越来越紧，他不得不经常换地方。熟悉的老客人跑了个空打电话给他，电话里说出个不一样的地址，“今天在这里，迎勋路上面。”两天以后，又是一个新的地方。

他还尝试了一段时间在家里烧烤，客人们都集中在弄堂里吃，但很快被居民举报了。有个开饭店的朋友看他东躲西藏也是作孽，便让他在自己饭店门口摆摊，客人就在店里吃。“但他后来觉得烟太大了，那我还是去马路边上摆，但那里也不让摆，我想想算了不做了。”

此时，几个经常去吃老刘烧烤的年轻人，决定为他开一家店。他们都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把老刘的烧烤摊看成上海烟火气的一部分，留住了它，就是留住了这座城市一隅的烟火气。

最早发现老刘摊头的是老王（名字听起来老，年龄并不大），他尝过觉得好，后来又把太太和两个朋友带了去。很快，大家都成了老刘的常客。他们都是申花球迷，在看台上是并肩作战的兄弟，生活里是志同道合的朋友。

在虹口足球场看完申花比赛的晚上，和太太吵架喝闷酒的深夜，一不留神又加班过点的凌晨，好像只有几串烤肉落肚，心里才真的安稳下来。三个朋友听说老刘要结束生意后一致商定，哪怕自己掏钱也不能让他消失于江湖，他们就这样合资开了店，既留住这烟火气，也留住老刘的梦想。

老刘本帮烧烤最初开在虹桥路上，店铺是一家面馆的。白天卖面，晚上空置觉得不划算。他们打听到了消息，便一个电话打给了老刘。老刘的烧烤摊就这样被搬进了室内，他说，上海的年轻人有这样的情怀，让他觉得实在感动。

随着生意越来越好，他们渐渐和面馆之间出现了一些合作上的分歧，于是老刘本帮烧烤搬到了长宁路上的玫瑰坊，独门独户经营。

烧烤其实向来和上海的城市气质不十分搭，因此本帮烧烤的名号刚喊出来时还被人嘲笑过。但是因为甜面酱里的那一份甜，倒也贴合了本帮的传承。

店里的客人多还是上海人，但也有来自其他地方的人。每个客人都有自己的爱和怕，以及跟随他们一生的、独一无二的经历。2019年，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节目组在店里蹲点拍摄了72小时，采访了不少人。有和先生商量好做丁克的销售员，养了一条叫Posh的狗，并把狗当成了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有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30岁青年，憧憬却也担心自己是否能对另一半负起责任；还有知道繁华必将散尽的店老板，决定尽情享受现在的一切。纪录片《烤肉店里的三日人生》，不仅记录了老刘的故事，也记录了这家店里普通人的欢笑和眼泪。

纪录片传递的更多是情怀，但在老刘看来，如果没有味道的支撑，一家店不可能走得太远。“无论大饭店小饭店，全部是靠一个味道撑着的，用味道吊住你，你不去可能哇？”

刚开店的时候，他亲自在后厨负责烧烤。后来想想年纪太大了，还是让年轻人来接班，他负责培训。

“大火烤什么？中火烤什么？小火烤什么？都有讲究的，我统统教好。越是大块的肉，越是要小火烤，因为要把料渗透到肉里去，又不能把水分烤干掉。”

他如今虽然不亲自烤串了，但他每20天做一次的甜面酱，仍然是店里的招牌。他每次花上三五个小时做上80斤酱料，用5升的桶装满8桶，再由车子从佘山拉来店里。

在纪实频道的那次采访中，老刘把节目组带到了自己曾经摆摊的地方。动迁后，方斜路大吉路冷清了很多。他站在空旷的街头，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再后来，老刘一家人也搬离了位于蓬莱路的家，他们如今住到了佘山。

老刘现在每次来店里只让店员泡一壶茶，一个人坐着慢慢喝。他说，自己做了半辈子烧烤，不想再吃了。这个周五的晚上，他看到店里桌桌坐满了人，笑意就漫上了眼角。

他提出带我们去看自己的那辆“老坦克”，先前店开在玫瑰坊的时候，自行车放在店铺里。搬到这里来，车子就放在外面的上街沿。

“我老刘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白活一场，我也算做了点事业出来。”老刘摸了把自行车的坐垫，弹掉点灰尘，

“我觉得自己的人生是成功的，我不管做什么都成功，因为我做什么事想的都是要做到最好，要比别人都强。一个人如果没这点追求，就永远只能混成中不溜秋。”

所有人都叫他老刘，很少有人知道他真实的名字。老刘出现在大家视野里的时候已经不年轻了，那是1998年的春天。他50岁出头，刚办理了内退从新疆回到上海。忙碌了半辈子，老刘不想从此“荡”在家里。他买来一个80cmX45cm的保温箱，往里面装上几十斤肉。把箱子搁在一辆28寸“老坦克”的后座上，每天从家所在的蓬莱路骑到方斜路大吉路路口，摆起了烧烤摊。此后的21年里，他风雨无阻几乎夜夜出摊，老刘的烧烤摊在上海的黑暗料理界作出了名气。但他同时也面临着所有流动摊贩的困境，萌生了退意。此时事情出现了意外的转机——三个经常去他摊上吃烤串的上海年轻人打来电话，他们决定合资帮助他开一家烧烤店，彻底终结他的“游击”生涯。老刘本帮烧烤经过了两次搬迁后，如今开在了武夷路定西路路口，老刘的家也从蓬莱路动迁到了佘山。但每周五夜里，他定规会乘上一个多小时地铁来到这里，和新老客人聊聊天，问问他们对菜品的意见。客人们说，老刘在闹市住惯了，过来解解恹气。在餐厅常换常新的上海滩，老刘的烧烤生意可以延续近30年，关键在于一口酱，这是他自己研制的甜面酱。曾经有人花20元买走半瓶酱，又付了7000元送去检验，结果只验出了四种原料中的一种——他的甜面酱是不可复制的。如今，老刘每隔一段时间就在家中做好几桶甜面酱，由车子运到饭店。他虽然已不再亲自烤肉了，但他仍然是那个不可取代的人。他说，没想到活到毛80岁还能有点用场。不但要让东西好吃更要在上海滩出名

1963年，16岁的刘平良去新疆支边。做了五年农民后，被派去阿克苏修小铁路。1968年，又前往巴基斯坦修公路。一干三年，回国以后入了团，分去厂里做锻工。

刘平良向领导摊摊手：“我这么小的模子，怎么打铁？”领导鼓励他：“你多锻炼锻炼，也就行了。”这一做，一直做到他回上海。

回上海这年是1998年，刘平良工资卡上最后一个月进账的数目是340元，行李里还装了自己打的八把菜刀。后来他做烧烤生意的时候，就是用这些菜刀来处理各类肉品。28年以后的今天，早已时移世易，他打的菜刀还好端端在那里。

老刘前半生从事的职业和烧烤并不沾边，但他是个聪明人，生性又要强，做什么都要做到最好。

“我打铁很像样，研究吃的东西也是一句话。家里的菜都是我烧的，多钻研钻研，烧烤就不成问题。”

常年的锻工生涯严重损耗了他的两只膝盖，他出摊时几次“推着自行车在路上走走就摔了，打电话把老婆叫来，扶着再往摊头去。”那辆陪伴他度过21年烧烤生涯的28寸自行车，如今被摆在店外，常有食客慕名去参观。

方斜路上当时有三个烧烤摊，可谓竞争激烈，因此老刘一开始做的时候客人并不多。他每天使用新鲜食材，隔夜的就扔掉。由于生意惨淡，扔的肉也不计其数。一个普通退休工人的退休工资，禁不起这样折腾。

他想，要吸引客人就得做点和别人不一样的，他决定在蘸料上下功夫，“不但要让它好吃，还要独一无二，更要在上海滩上出名，所以我挖空心思穷想。”

老刘最出名的甜面酱最初是为了搭配烤香菇专门研制出来的，“因为香菇要烤得有汁水，干了就不好吃，所以要蘸酱。”老刘回忆，“这个蘸料的用料要实在，化学东西不能用的。开始几次都失败了，钞票浪费不少，但失败是成功之母。一个礼拜后，七调八调倒也被我调出来了。”

他尝尝味道，觉得这次终于可以了。

“一根钎串三只，香菇先入水，再把甜面酱的料刷上去。然后烤，烤完之后再刷层甜面酱。甜面酱一定要前一天调好，第二天刷上去，这样更入味。客人吃完以后都说，‘喔唷老刘，这个香菇好吃啊，敲耳光不肯放啊！’”

被人认可，老刘就感到高兴。他觉得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如果做人做事得不到认可是很失败的。就像在新疆的时候，因为整个连队属他农具打得最好，连长也曾经指名让他打工具。他不觉得这是额外的负担，反而自豪于自己被需要。

有时候老刘想到新疆，就有些后悔。如果当时性格不是那么倔强以至于和领导搞僵了关系，估计后来也能有不错的发展，就不至于早早内退了。但他相信自己是有本事的人，这样的人在哪里都能吃上一口饭……

“这个酱，不但适用于香菇，它刷在肉串上也好吃。”老刘自豪介绍道，“人家在旁边吃个炒面也问我要甜面酱，吃馄饨也要放点甜面酱。我的甜面酱里一点面粉也不放，其实外面都放的，放面粉不稀奇的。”

曾经有一个客人，一定想知道他的酱里到底用了什么料。问老刘，他自然不肯说。这么多年了，他的口风一直把得很紧。这个客人就花20块，买了半瓶甜面酱回去。

“他买回去做啥你知道哇？去化验。这只瘪三坏哦，他花了7000块钱去化验。只化验出来四分之一的东西，这个我承认的，是有的。还有四分之三，没有化验出来，他还是没有成功。”

烧烤摊开了一年左右就开始出名了，上海电视台都市频道的《人气美食》节目组也来探访。他的生意越做越火，执着于老刘甜面酱的人也越来越多。曾有人开价几十万元，问他买甜面酱的配方。

老刘一口回绝。他身上有一种老上海人过日子的智慧：不贪图眼前一点小利，因为相信一个人过日子还是要往长远做打算。“我如果卖给他，那么生意就等于被他垄断了，我自己就不能做了。

老刘觉得自己能做成烧烤这件事，主要还是因为他“动得出脑筋，别人动不出，这不是掼浪头”。

做生意某种方面和做人是一个道理，都是一招一式做出来的，都被别人看在眼里。里脊肉是烧烤摊的必备，别人从外面批来的里脊肉，成本8角一串，卖两块。老刘则是每天跑到菜场买了鸡胸脯肉，自己制做。“我自己批肉，自己腌制，自己串，很多人都服帖我。我情愿慢一点，晚上迟点出摊头也可以。只要大家认为好，我就满足了。”

边上两个摊主试过向客人开坏他，“他们说我这里的味道不灵的，想把我的客人拉过去，拉不过去的呀。我的客人怎么和他们说：‘钞票在我自己口袋里，想吃谁家就吃谁家。’”讲到这里，老刘露出了得意的笑容，英雄偶尔也可以提提当年勇。

开始时客人全部站着吃烤串，时间一长老刘心里也过意不去。后来添置了三张台子，十几只椅子。每晚平均总有七八十个客人，有时候生意好，做通宵也是有的。“当时马路上还有安徽人开的炒面摊头，我就在天蒙蒙亮的时候去吃碗炒面，回到摊头继续烤，因为不断来人。”

天太冷的时候，老刘就买上两把大阳伞，让客人躲在伞下吃。吃着吃着，大家就喊老刘讲故事。“我面皮老得出的，他们让我讲，我就讲，大家听了哈哈一笑。如果啥人惹我不开心，我面孔还是笑嘻嘻。上海人和气，做人就要互相尊重。”客人过来，一人点一串他也一样烤。

“我赚多赚少无所谓，关键是大家开心。如果你一串吃得高兴那我就高兴，因为我把你服务好了。你哪怕过来看看我一串都不买，我也开心，你心里还想得到我。”

曾有客人开着五百多万元的豪车来他的摊头上吃烧烤，隔壁摊头上的人就搓他：“你牛的，开豪车的人也来吃哦。”老刘眼睛不抬回了句，“人家为什么开着豪车到我这里来吃？只能说明我的东西好吃呀。”

经常还有人包他场，他去外滩的一个小派对，为30个客人烧烤，一个晚上能赚6000元。

老刘16岁去支边，虽然没读过什么书，但他相信一个人只要有点脑子，再加上勤奋，就一定能干成点事情。

后来，对流动摊贩的管理越来越紧，他不得不经常换地方。熟悉的老客人跑了个空打电话给他，电话里说出个不一样的地址，“今天在这里，迎勋路上面。”两天以后，又是一个新的地方。

他还尝试了一段时间在家里烧烤，客人们都集中在弄堂里吃，但很快被居民举报了。有个开饭店的朋友看他东躲西藏也是作孽，便让他在自己饭店门口摆摊，客人就在店里吃。“但他后来觉得烟太大了，那我还是去马路边上摆，但那里也不让摆，我想想算了不做了。”

此时，几个经常去吃老刘烧烤的年轻人，决定为他开一家店。他们都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把老刘的烧烤摊看成上海烟火气的一部分，留住了它，就是留住了这座城市一隅的烟火气。

最早发现老刘摊头的是老王（名字听起来老，年龄并不大），他尝过觉得好，后来又把太太和两个朋友带了去。很快，大家都成了老刘的常客。他们都是申花球迷，在看台上是并肩作战的兄弟，生活里是志同道合的朋友。

在虹口足球场看完申花比赛的晚上，和太太吵架喝闷酒的深夜，一不留神又加班过点的凌晨，好像只有几串烤肉落肚，心里才真的安稳下来。三个朋友听说老刘要结束生意后一致商定，哪怕自己掏钱也不能让他消失于江湖，他们就这样合资开了店，既留住这烟火气，也留住老刘的梦想。

老刘本帮烧烤最初开在虹桥路上，店铺是一家面馆的。白天卖面，晚上空置觉得不划算。他们打听到了消息，便一个电话打给了老刘。老刘的烧烤摊就这样被搬进了室内，他说，上海的年轻人有这样的情怀，让他觉得实在感动。

随着生意越来越好，他们渐渐和面馆之间出现了一些合作上的分歧，于是老刘本帮烧烤搬到了长宁路上的玫瑰坊，独门独户经营。

烧烤其实向来和上海的城市气质不十分搭，因此本帮烧烤的名号刚喊出来时还被人嘲笑过。但是因为甜面酱里的那一份甜，倒也贴合了本帮的传承。

店里的客人多还是上海人，但也有来自其他地方的人。每个客人都有自己的爱和怕，以及跟随他们一生的、独一无二的经历。2019年，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节目组在店里蹲点拍摄了72小时，采访了不少人。有和先生商量好做丁克的销售员，养了一条叫Posh的狗，并把狗当成了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有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30岁青年，憧憬却也担心自己是否能对另一半负起责任；还有知道繁华必将散尽的店老板，决定尽情享受现在的一切。纪录片《烤肉店里的三日人生》，不仅记录了老刘的故事，也记录了这家店里普通人的欢笑和眼泪。

纪录片传递的更多是情怀，但在老刘看来，如果没有味道的支撑，一家店不可能走得太远。“无论大饭店小饭店，全部是靠一个味道撑着的，用味道吊住你，你不去可能哇？”

刚开店的时候，他亲自在后厨负责烧烤。后来想想年纪太大了，还是让年轻人来接班，他负责培训。

“大火烤什么？中火烤什么？小火烤什么？都有讲究的，我统统教好。越是大块的肉，越是要小火烤，因为要把料渗透到肉里去，又不能把水分烤干掉。”

他如今虽然不亲自烤串了，但他每20天做一次的甜面酱，仍然是店里的招牌。他每次花上三五个小时做上80斤酱料，用5升的桶装满8桶，再由车子从佘山拉来店里。

在纪实频道的那次采访中，老刘把节目组带到了自己曾经摆摊的地方。动迁后，方斜路大吉路冷清了很多。他站在空旷的街头，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再后来，老刘一家人也搬离了位于蓬莱路的家，他们如今住到了佘山。

老刘现在每次来店里只让店员泡一壶茶，一个人坐着慢慢喝。他说，自己做了半辈子烧烤，不想再吃了。这个周五的晚上，他看到店里桌桌坐满了人，笑意就漫上了眼角。

他提出带我们去看自己的那辆“老坦克”，先前店开在玫瑰坊的时候，自行车放在店铺里。搬到这里来，车子就放在外面的上街沿。

“我老刘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白活一场，我也算做了点事业出来。”老刘摸了把自行车的坐垫，弹掉点灰尘，

“我觉得自己的人生是成功的，我不管做什么都成功，因为我做什么事想的都是要做到最好，要比别人都强。一个人如果没这点追求，就永远只能混成中不溜秋。”

所有人都叫他老刘，很少有人知道他真实的名字。老刘出现在大家视野里的时候已经不年轻了，那是1998年的春天。他50岁出头，刚办理了内退从新疆回到上海。忙碌了半辈子，老刘不想从此“荡”在家里。他买来一个80cmX45cm的保温箱，往里面装上几十斤肉。把箱子搁在一辆28寸“老坦克”的后座上，每天从家所在的蓬莱路骑到方斜路大吉路路口，摆起了烧烤摊。此后的21年里，他风雨无阻几乎夜夜出摊，老刘的烧烤摊在上海的黑暗料理界作出了名气。但他同时也面临着所有流动摊贩的困境，萌生了退意。此时事情出现了意外的转机——三个经常去他摊上吃烤串的上海年轻人打来电话，他们决定合资帮助他开一家烧烤店，彻底终结他的“游击”生涯。老刘本帮烧烤经过了两次搬迁后，如今开在了武夷路定西路路口，老刘的家也从蓬莱路动迁到了佘山。但每周五夜里，他定规会乘上一个多小时地铁来到这里，和新老客人聊聊天，问问他们对菜品的意见。客人们说，老刘在闹市住惯了，过来解解恹气。在餐厅常换常新的上海滩，老刘的烧烤生意可以延续近30年，关键在于一口酱，这是他自己研制的甜面酱。曾经有人花20元买走半瓶酱，又付了7000元送去检验，结果只验出了四种原料中的一种——他的甜面酱是不可复制的。如今，老刘每隔一段时间就在家中做好几桶甜面酱，由车子运到饭店。他虽然已不再亲自烤肉了，但他仍然是那个不可取代的人。他说，没想到活到毛80岁还能有点用场。不但要让东西好吃更要在上海滩出名

1963年，16岁的刘平良去新疆支边。做了五年农民后，被派去阿克苏修小铁路。1968年，又前往巴基斯坦修公路。一干三年，回国以后入了团，分去厂里做锻工。

刘平良向领导摊摊手：“我这么小的模子，怎么打铁？”领导鼓励他：“你多锻炼锻炼，也就行了。”这一做，一直做到他回上海。

回上海这年是1998年，刘平良工资卡上最后一个月进账的数目是340元，行李里还装了自己打的八把菜刀。后来他做烧烤生意的时候，就是用这些菜刀来处理各类肉品。28年以后的今天，早已时移世易，他打的菜刀还好端端在那里。

老刘前半生从事的职业和烧烤并不沾边，但他是个聪明人，生性又要强，做什么都要做到最好。

“我打铁很像样，研究吃的东西也是一句话。家里的菜都是我烧的，多钻研钻研，烧烤就不成问题。”

常年的锻工生涯严重损耗了他的两只膝盖，他出摊时几次“推着自行车在路上走走就摔了，打电话把老婆叫来，扶着再往摊头去。”那辆陪伴他度过21年烧烤生涯的28寸自行车，如今被摆在店外，常有食客慕名去参观。

方斜路上当时有三个烧烤摊，可谓竞争激烈，因此老刘一开始做的时候客人并不多。他每天使用新鲜食材，隔夜的就扔掉。由于生意惨淡，扔的肉也不计其数。一个普通退休工人的退休工资，禁不起这样折腾。

他想，要吸引客人就得做点和别人不一样的，他决定在蘸料上下功夫，“不但要让它好吃，还要独一无二，更要在上海滩上出名，所以我挖空心思穷想。”

老刘最出名的甜面酱最初是为了搭配烤香菇专门研制出来的，“因为香菇要烤得有汁水，干了就不好吃，所以要蘸酱。”老刘回忆，“这个蘸料的用料要实在，化学东西不能用的。开始几次都失败了，钞票浪费不少，但失败是成功之母。一个礼拜后，七调八调倒也被我调出来了。”

他尝尝味道，觉得这次终于可以了。

“一根钎串三只，香菇先入水，再把甜面酱的料刷上去。然后烤，烤完之后再刷层甜面酱。甜面酱一定要前一天调好，第二天刷上去，这样更入味。客人吃完以后都说，‘喔唷老刘，这个香菇好吃啊，敲耳光不肯放啊！’”

被人认可，老刘就感到高兴。他觉得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如果做人做事得不到认可是很失败的。就像在新疆的时候，因为整个连队属他农具打得最好，连长也曾经指名让他打工具。他不觉得这是额外的负担，反而自豪于自己被需要。

有时候老刘想到新疆，就有些后悔。如果当时性格不是那么倔强以至于和领导搞僵了关系，估计后来也能有不错的发展，就不至于早早内退了。但他相信自己是有本事的人，这样的人在哪里都能吃上一口饭……

“这个酱，不但适用于香菇，它刷在肉串上也好吃。”老刘自豪介绍道，“人家在旁边吃个炒面也问我要甜面酱，吃馄饨也要放点甜面酱。我的甜面酱里一点面粉也不放，其实外面都放的，放面粉不稀奇的。”

曾经有一个客人，一定想知道他的酱里到底用了什么料。问老刘，他自然不肯说。这么多年了，他的口风一直把得很紧。这个客人就花20块，买了半瓶甜面酱回去。

“他买回去做啥你知道哇？去化验。这只瘪三坏哦，他花了7000块钱去化验。只化验出来四分之一的东西，这个我承认的，是有的。还有四分之三，没有化验出来，他还是没有成功。”

烧烤摊开了一年左右就开始出名了，上海电视台都市频道的《人气美食》节目组也来探访。他的生意越做越火，执着于老刘甜面酱的人也越来越多。曾有人开价几十万元，问他买甜面酱的配方。

老刘一口回绝。他身上有一种老上海人过日子的智慧：不贪图眼前一点小利，因为相信一个人过日子还是要往长远做打算。“我如果卖给他，那么生意就等于被他垄断了，我自己就不能做了。

老刘觉得自己能做成烧烤这件事，主要还是因为他“动得出脑筋，别人动不出，这不是掼浪头”。

做生意某种方面和做人是一个道理，都是一招一式做出来的，都被别人看在眼里。里脊肉是烧烤摊的必备，别人从外面批来的里脊肉，成本8角一串，卖两块。老刘则是每天跑到菜场买了鸡胸脯肉，自己制做。“我自己批肉，自己腌制，自己串，很多人都服帖我。我情愿慢一点，晚上迟点出摊头也可以。只要大家认为好，我就满足了。”

边上两个摊主试过向客人开坏他，“他们说我这里的味道不灵的，想把我的客人拉过去，拉不过去的呀。我的客人怎么和他们说：‘钞票在我自己口袋里，想吃谁家就吃谁家。’”讲到这里，老刘露出了得意的笑容，英雄偶尔也可以提提当年勇。

开始时客人全部站着吃烤串，时间一长老刘心里也过意不去。后来添置了三张台子，十几只椅子。每晚平均总有七八十个客人，有时候生意好，做通宵也是有的。“当时马路上还有安徽人开的炒面摊头，我就在天蒙蒙亮的时候去吃碗炒面，回到摊头继续烤，因为不断来人。”

天太冷的时候，老刘就买上两把大阳伞，让客人躲在伞下吃。吃着吃着，大家就喊老刘讲故事。“我面皮老得出的，他们让我讲，我就讲，大家听了哈哈一笑。如果啥人惹我不开心，我面孔还是笑嘻嘻。上海人和气，做人就要互相尊重。”客人过来，一人点一串他也一样烤。

“我赚多赚少无所谓，关键是大家开心。如果你一串吃得高兴那我就高兴，因为我把你服务好了。你哪怕过来看看我一串都不买，我也开心，你心里还想得到我。”

曾有客人开着五百多万元的豪车来他的摊头上吃烧烤，隔壁摊头上的人就搓他：“你牛的，开豪车的人也来吃哦。”老刘眼睛不抬回了句，“人家为什么开着豪车到我这里来吃？只能说明我的东西好吃呀。”

经常还有人包他场，他去外滩的一个小派对，为30个客人烧烤，一个晚上能赚6000元。

老刘16岁去支边，虽然没读过什么书，但他相信一个人只要有点脑子，再加上勤奋，就一定能干成点事情。

后来，对流动摊贩的管理越来越紧，他不得不经常换地方。熟悉的老客人跑了个空打电话给他，电话里说出个不一样的地址，“今天在这里，迎勋路上面。”两天以后，又是一个新的地方。

他还尝试了一段时间在家里烧烤，客人们都集中在弄堂里吃，但很快被居民举报了。有个开饭店的朋友看他东躲西藏也是作孽，便让他在自己饭店门口摆摊，客人就在店里吃。“但他后来觉得烟太大了，那我还是去马路边上摆，但那里也不让摆，我想想算了不做了。”

此时，几个经常去吃老刘烧烤的年轻人，决定为他开一家店。他们都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把老刘的烧烤摊看成上海烟火气的一部分，留住了它，就是留住了这座城市一隅的烟火气。

最早发现老刘摊头的是老王（名字听起来老，年龄并不大），他尝过觉得好，后来又把太太和两个朋友带了去。很快，大家都成了老刘的常客。他们都是申花球迷，在看台上是并肩作战的兄弟，生活里是志同道合的朋友。

在虹口足球场看完申花比赛的晚上，和太太吵架喝闷酒的深夜，一不留神又加班过点的凌晨，好像只有几串烤肉落肚，心里才真的安稳下来。三个朋友听说老刘要结束生意后一致商定，哪怕自己掏钱也不能让他消失于江湖，他们就这样合资开了店，既留住这烟火气，也留住老刘的梦想。

老刘本帮烧烤最初开在虹桥路上，店铺是一家面馆的。白天卖面，晚上空置觉得不划算。他们打听到了消息，便一个电话打给了老刘。老刘的烧烤摊就这样被搬进了室内，他说，上海的年轻人有这样的情怀，让他觉得实在感动。

随着生意越来越好，他们渐渐和面馆之间出现了一些合作上的分歧，于是老刘本帮烧烤搬到了长宁路上的玫瑰坊，独门独户经营。

烧烤其实向来和上海的城市气质不十分搭，因此本帮烧烤的名号刚喊出来时还被人嘲笑过。但是因为甜面酱里的那一份甜，倒也贴合了本帮的传承。

店里的客人多还是上海人，但也有来自其他地方的人。每个客人都有自己的爱和怕，以及跟随他们一生的、独一无二的经历。2019年，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节目组在店里蹲点拍摄了72小时，采访了不少人。有和先生商量好做丁克的销售员，养了一条叫Posh的狗，并把狗当成了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有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30岁青年，憧憬却也担心自己是否能对另一半负起责任；还有知道繁华必将散尽的店老板，决定尽情享受现在的一切。纪录片《烤肉店里的三日人生》，不仅记录了老刘的故事，也记录了这家店里普通人的欢笑和眼泪。

纪录片传递的更多是情怀，但在老刘看来，如果没有味道的支撑，一家店不可能走得太远。“无论大饭店小饭店，全部是靠一个味道撑着的，用味道吊住你，你不去可能哇？”

刚开店的时候，他亲自在后厨负责烧烤。后来想想年纪太大了，还是让年轻人来接班，他负责培训。

“大火烤什么？中火烤什么？小火烤什么？都有讲究的，我统统教好。越是大块的肉，越是要小火烤，因为要把料渗透到肉里去，又不能把水分烤干掉。”

他如今虽然不亲自烤串了，但他每20天做一次的甜面酱，仍然是店里的招牌。他每次花上三五个小时做上80斤酱料，用5升的桶装满8桶，再由车子从佘山拉来店里。

在纪实频道的那次采访中，老刘把节目组带到了自己曾经摆摊的地方。动迁后，方斜路大吉路冷清了很多。他站在空旷的街头，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再后来，老刘一家人也搬离了位于蓬莱路的家，他们如今住到了佘山。

老刘现在每次来店里只让店员泡一壶茶，一个人坐着慢慢喝。他说，自己做了半辈子烧烤，不想再吃了。这个周五的晚上，他看到店里桌桌坐满了人，笑意就漫上了眼角。

他提出带我们去看自己的那辆“老坦克”，先前店开在玫瑰坊的时候，自行车放在店铺里。搬到这里来，车子就放在外面的上街沿。

“我老刘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白活一场，我也算做了点事业出来。”老刘摸了把自行车的坐垫，弹掉点灰尘，

“我觉得自己的人生是成功的，我不管做什么都成功，因为我做什么事想的都是要做到最好，要比别人都强。一个人如果没这点追求，就永远只能混成中不溜秋。”

所有人都叫他老刘，很少有人知道他真实的名字。老刘出现在大家视野里的时候已经不年轻了，那是1998年的春天。他50岁出头，刚办理了内退从新疆回到上海。忙碌了半辈子，老刘不想从此“荡”在家里。他买来一个80cmX45cm的保温箱，往里面装上几十斤肉。把箱子搁在一辆28寸“老坦克”的后座上，每天从家所在的蓬莱路骑到方斜路大吉路路口，摆起了烧烤摊。此后的21年里，他风雨无阻几乎夜夜出摊，老刘的烧烤摊在上海的黑暗料理界作出了名气。但他同时也面临着所有流动摊贩的困境，萌生了退意。此时事情出现了意外的转机——三个经常去他摊上吃烤串的上海年轻人打来电话，他们决定合资帮助他开一家烧烤店，彻底终结他的“游击”生涯。老刘本帮烧烤经过了两次搬迁后，如今开在了武夷路定西路路口，老刘的家也从蓬莱路动迁到了佘山。但每周五夜里，他定规会乘上一个多小时地铁来到这里，和新老客人聊聊天，问问他们对菜品的意见。客人们说，老刘在闹市住惯了，过来解解恹气。在餐厅常换常新的上海滩，老刘的烧烤生意可以延续近30年，关键在于一口酱，这是他自己研制的甜面酱。曾经有人花20元买走半瓶酱，又付了7000元送去检验，结果只验出了四种原料中的一种——他的甜面酱是不可复制的。如今，老刘每隔一段时间就在家中做好几桶甜面酱，由车子运到饭店。他虽然已不再亲自烤肉了，但他仍然是那个不可取代的人。他说，没想到活到毛80岁还能有点用场。不但要让东西好吃更要在上海滩出名

1963年，16岁的刘平良去新疆支边。做了五年农民后，被派去阿克苏修小铁路。1968年，又前往巴基斯坦修公路。一干三年，回国以后入了团，分去厂里做锻工。

刘平良向领导摊摊手：“我这么小的模子，怎么打铁？”领导鼓励他：“你多锻炼锻炼，也就行了。”这一做，一直做到他回上海。

回上海这年是1998年，刘平良工资卡上最后一个月进账的数目是340元，行李里还装了自己打的八把菜刀。后来他做烧烤生意的时候，就是用这些菜刀来处理各类肉品。28年以后的今天，早已时移世易，他打的菜刀还好端端在那里。

老刘前半生从事的职业和烧烤并不沾边，但他是个聪明人，生性又要强，做什么都要做到最好。

“我打铁很像样，研究吃的东西也是一句话。家里的菜都是我烧的，多钻研钻研，烧烤就不成问题。”

常年的锻工生涯严重损耗了他的两只膝盖，他出摊时几次“推着自行车在路上走走就摔了，打电话把老婆叫来，扶着再往摊头去。”那辆陪伴他度过21年烧烤生涯的28寸自行车，如今被摆在店外，常有食客慕名去参观。

方斜路上当时有三个烧烤摊，可谓竞争激烈，因此老刘一开始做的时候客人并不多。他每天使用新鲜食材，隔夜的就扔掉。由于生意惨淡，扔的肉也不计其数。一个普通退休工人的退休工资，禁不起这样折腾。

他想，要吸引客人就得做点和别人不一样的，他决定在蘸料上下功夫，“不但要让它好吃，还要独一无二，更要在上海滩上出名，所以我挖空心思穷想。”

老刘最出名的甜面酱最初是为了搭配烤香菇专门研制出来的，“因为香菇要烤得有汁水，干了就不好吃，所以要蘸酱。”老刘回忆，“这个蘸料的用料要实在，化学东西不能用的。开始几次都失败了，钞票浪费不少，但失败是成功之母。一个礼拜后，七调八调倒也被我调出来了。”

他尝尝味道，觉得这次终于可以了。

“一根钎串三只，香菇先入水，再把甜面酱的料刷上去。然后烤，烤完之后再刷层甜面酱。甜面酱一定要前一天调好，第二天刷上去，这样更入味。客人吃完以后都说，‘喔唷老刘，这个香菇好吃啊，敲耳光不肯放啊！’”

被人认可，老刘就感到高兴。他觉得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如果做人做事得不到认可是很失败的。就像在新疆的时候，因为整个连队属他农具打得最好，连长也曾经指名让他打工具。他不觉得这是额外的负担，反而自豪于自己被需要。

有时候老刘想到新疆，就有些后悔。如果当时性格不是那么倔强以至于和领导搞僵了关系，估计后来也能有不错的发展，就不至于早早内退了。但他相信自己是有本事的人，这样的人在哪里都能吃上一口饭……

“这个酱，不但适用于香菇，它刷在肉串上也好吃。”老刘自豪介绍道，“人家在旁边吃个炒面也问我要甜面酱，吃馄饨也要放点甜面酱。我的甜面酱里一点面粉也不放，其实外面都放的，放面粉不稀奇的。”

曾经有一个客人，一定想知道他的酱里到底用了什么料。问老刘，他自然不肯说。这么多年了，他的口风一直把得很紧。这个客人就花20块，买了半瓶甜面酱回去。

“他买回去做啥你知道哇？去化验。这只瘪三坏哦，他花了7000块钱去化验。只化验出来四分之一的东西，这个我承认的，是有的。还有四分之三，没有化验出来，他还是没有成功。”

烧烤摊开了一年左右就开始出名了，上海电视台都市频道的《人气美食》节目组也来探访。他的生意越做越火，执着于老刘甜面酱的人也越来越多。曾有人开价几十万元，问他买甜面酱的配方。

老刘一口回绝。他身上有一种老上海人过日子的智慧：不贪图眼前一点小利，因为相信一个人过日子还是要往长远做打算。“我如果卖给他，那么生意就等于被他垄断了，我自己就不能做了。

老刘觉得自己能做成烧烤这件事，主要还是因为他“动得出脑筋，别人动不出，这不是掼浪头”。

做生意某种方面和做人是一个道理，都是一招一式做出来的，都被别人看在眼里。里脊肉是烧烤摊的必备，别人从外面批来的里脊肉，成本8角一串，卖两块。老刘则是每天跑到菜场买了鸡胸脯肉，自己制做。“我自己批肉，自己腌制，自己串，很多人都服帖我。我情愿慢一点，晚上迟点出摊头也可以。只要大家认为好，我就满足了。”

边上两个摊主试过向客人开坏他，“他们说我这里的味道不灵的，想把我的客人拉过去，拉不过去的呀。我的客人怎么和他们说：‘钞票在我自己口袋里，想吃谁家就吃谁家。’”讲到这里，老刘露出了得意的笑容，英雄偶尔也可以提提当年勇。

开始时客人全部站着吃烤串，时间一长老刘心里也过意不去。后来添置了三张台子，十几只椅子。每晚平均总有七八十个客人，有时候生意好，做通宵也是有的。“当时马路上还有安徽人开的炒面摊头，我就在天蒙蒙亮的时候去吃碗炒面，回到摊头继续烤，因为不断来人。”

天太冷的时候，老刘就买上两把大阳伞，让客人躲在伞下吃。吃着吃着，大家就喊老刘讲故事。“我面皮老得出的，他们让我讲，我就讲，大家听了哈哈一笑。如果啥人惹我不开心，我面孔还是笑嘻嘻。上海人和气，做人就要互相尊重。”客人过来，一人点一串他也一样烤。

“我赚多赚少无所谓，关键是大家开心。如果你一串吃得高兴那我就高兴，因为我把你服务好了。你哪怕过来看看我一串都不买，我也开心，你心里还想得到我。”

曾有客人开着五百多万元的豪车来他的摊头上吃烧烤，隔壁摊头上的人就搓他：“你牛的，开豪车的人也来吃哦。”老刘眼睛不抬回了句，“人家为什么开着豪车到我这里来吃？只能说明我的东西好吃呀。”

经常还有人包他场，他去外滩的一个小派对，为30个客人烧烤，一个晚上能赚6000元。

老刘16岁去支边，虽然没读过什么书，但他相信一个人只要有点脑子，再加上勤奋，就一定能干成点事情。

后来，对流动摊贩的管理越来越紧，他不得不经常换地方。熟悉的老客人跑了个空打电话给他，电话里说出个不一样的地址，“今天在这里，迎勋路上面。”两天以后，又是一个新的地方。

他还尝试了一段时间在家里烧烤，客人们都集中在弄堂里吃，但很快被居民举报了。有个开饭店的朋友看他东躲西藏也是作孽，便让他在自己饭店门口摆摊，客人就在店里吃。“但他后来觉得烟太大了，那我还是去马路边上摆，但那里也不让摆，我想想算了不做了。”

此时，几个经常去吃老刘烧烤的年轻人，决定为他开一家店。他们都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把老刘的烧烤摊看成上海烟火气的一部分，留住了它，就是留住了这座城市一隅的烟火气。

最早发现老刘摊头的是老王（名字听起来老，年龄并不大），他尝过觉得好，后来又把太太和两个朋友带了去。很快，大家都成了老刘的常客。他们都是申花球迷，在看台上是并肩作战的兄弟，生活里是志同道合的朋友。

在虹口足球场看完申花比赛的晚上，和太太吵架喝闷酒的深夜，一不留神又加班过点的凌晨，好像只有几串烤肉落肚，心里才真的安稳下来。三个朋友听说老刘要结束生意后一致商定，哪怕自己掏钱也不能让他消失于江湖，他们就这样合资开了店，既留住这烟火气，也留住老刘的梦想。

老刘本帮烧烤最初开在虹桥路上，店铺是一家面馆的。白天卖面，晚上空置觉得不划算。他们打听到了消息，便一个电话打给了老刘。老刘的烧烤摊就这样被搬进了室内，他说，上海的年轻人有这样的情怀，让他觉得实在感动。

随着生意越来越好，他们渐渐和面馆之间出现了一些合作上的分歧，于是老刘本帮烧烤搬到了长宁路上的玫瑰坊，独门独户经营。

烧烤其实向来和上海的城市气质不十分搭，因此本帮烧烤的名号刚喊出来时还被人嘲笑过。但是因为甜面酱里的那一份甜，倒也贴合了本帮的传承。

店里的客人多还是上海人，但也有来自其他地方的人。每个客人都有自己的爱和怕，以及跟随他们一生的、独一无二的经历。2019年，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节目组在店里蹲点拍摄了72小时，采访了不少人。有和先生商量好做丁克的销售员，养了一条叫Posh的狗，并把狗当成了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有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30岁青年，憧憬却也担心自己是否能对另一半负起责任；还有知道繁华必将散尽的店老板，决定尽情享受现在的一切。纪录片《烤肉店里的三日人生》，不仅记录了老刘的故事，也记录了这家店里普通人的欢笑和眼泪。

纪录片传递的更多是情怀，但在老刘看来，如果没有味道的支撑，一家店不可能走得太远。“无论大饭店小饭店，全部是靠一个味道撑着的，用味道吊住你，你不去可能哇？”

刚开店的时候，他亲自在后厨负责烧烤。后来想想年纪太大了，还是让年轻人来接班，他负责培训。

“大火烤什么？中火烤什么？小火烤什么？都有讲究的，我统统教好。越是大块的肉，越是要小火烤，因为要把料渗透到肉里去，又不能把水分烤干掉。”

他如今虽然不亲自烤串了，但他每20天做一次的甜面酱，仍然是店里的招牌。他每次花上三五个小时做上80斤酱料，用5升的桶装满8桶，再由车子从佘山拉来店里。

在纪实频道的那次采访中，老刘把节目组带到了自己曾经摆摊的地方。动迁后，方斜路大吉路冷清了很多。他站在空旷的街头，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再后来，老刘一家人也搬离了位于蓬莱路的家，他们如今住到了佘山。

老刘现在每次来店里只让店员泡一壶茶，一个人坐着慢慢喝。他说，自己做了半辈子烧烤，不想再吃了。这个周五的晚上，他看到店里桌桌坐满了人，笑意就漫上了眼角。

他提出带我们去看自己的那辆“老坦克”，先前店开在玫瑰坊的时候，自行车放在店铺里。搬到这里来，车子就放在外面的上街沿。

“我老刘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白活一场，我也算做了点事业出来。”老刘摸了把自行车的坐垫，弹掉点灰尘，

“我觉得自己的人生是成功的，我不管做什么都成功，因为我做什么事想的都是要做到最好，要比别人都强。一个人如果没这点追求，就永远只能混成中不溜秋。”

所有人都叫他老刘，很少有人知道他真实的名字。老刘出现在大家视野里的时候已经不年轻了，那是1998年的春天。他50岁出头，刚办理了内退从新疆回到上海。忙碌了半辈子，老刘不想从此“荡”在家里。他买来一个80cmX45cm的保温箱，往里面装上几十斤肉。把箱子搁在一辆28寸“老坦克”的后座上，每天从家所在的蓬莱路骑到方斜路大吉路路口，摆起了烧烤摊。此后的21年里，他风雨无阻几乎夜夜出摊，老刘的烧烤摊在上海的黑暗料理界作出了名气。但他同时也面临着所有流动摊贩的困境，萌生了退意。此时事情出现了意外的转机——三个经常去他摊上吃烤串的上海年轻人打来电话，他们决定合资帮助他开一家烧烤店，彻底终结他的“游击”生涯。老刘本帮烧烤经过了两次搬迁后，如今开在了武夷路定西路路口，老刘的家也从蓬莱路动迁到了佘山。但每周五夜里，他定规会乘上一个多小时地铁来到这里，和新老客人聊聊天，问问他们对菜品的意见。客人们说，老刘在闹市住惯了，过来解解恹气。在餐厅常换常新的上海滩，老刘的烧烤生意可以延续近30年，关键在于一口酱，这是他自己研制的甜面酱。曾经有人花20元买走半瓶酱，又付了7000元送去检验，结果只验出了四种原料中的一种——他的甜面酱是不可复制的。如今，老刘每隔一段时间就在家中做好几桶甜面酱，由车子运到饭店。他虽然已不再亲自烤肉了，但他仍然是那个不可取代的人。他说，没想到活到毛80岁还能有点用场。不但要让东西好吃更要在上海滩出名

1963年，16岁的刘平良去新疆支边。做了五年农民后，被派去阿克苏修小铁路。1968年，又前往巴基斯坦修公路。一干三年，回国以后入了团，分去厂里做锻工。

刘平良向领导摊摊手：“我这么小的模子，怎么打铁？”领导鼓励他：“你多锻炼锻炼，也就行了。”这一做，一直做到他回上海。

回上海这年是1998年，刘平良工资卡上最后一个月进账的数目是340元，行李里还装了自己打的八把菜刀。后来他做烧烤生意的时候，就是用这些菜刀来处理各类肉品。28年以后的今天，早已时移世易，他打的菜刀还好端端在那里。

老刘前半生从事的职业和烧烤并不沾边，但他是个聪明人，生性又要强，做什么都要做到最好。

“我打铁很像样，研究吃的东西也是一句话。家里的菜都是我烧的，多钻研钻研，烧烤就不成问题。”

常年的锻工生涯严重损耗了他的两只膝盖，他出摊时几次“推着自行车在路上走走就摔了，打电话把老婆叫来，扶着再往摊头去。”那辆陪伴他度过21年烧烤生涯的28寸自行车，如今被摆在店外，常有食客慕名去参观。

方斜路上当时有三个烧烤摊，可谓竞争激烈，因此老刘一开始做的时候客人并不多。他每天使用新鲜食材，隔夜的就扔掉。由于生意惨淡，扔的肉也不计其数。一个普通退休工人的退休工资，禁不起这样折腾。

他想，要吸引客人就得做点和别人不一样的，他决定在蘸料上下功夫，“不但要让它好吃，还要独一无二，更要在上海滩上出名，所以我挖空心思穷想。”

老刘最出名的甜面酱最初是为了搭配烤香菇专门研制出来的，“因为香菇要烤得有汁水，干了就不好吃，所以要蘸酱。”老刘回忆，“这个蘸料的用料要实在，化学东西不能用的。开始几次都失败了，钞票浪费不少，但失败是成功之母。一个礼拜后，七调八调倒也被我调出来了。”

他尝尝味道，觉得这次终于可以了。

“一根钎串三只，香菇先入水，再把甜面酱的料刷上去。然后烤，烤完之后再刷层甜面酱。甜面酱一定要前一天调好，第二天刷上去，这样更入味。客人吃完以后都说，‘喔唷老刘，这个香菇好吃啊，敲耳光不肯放啊！’”

被人认可，老刘就感到高兴。他觉得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如果做人做事得不到认可是很失败的。就像在新疆的时候，因为整个连队属他农具打得最好，连长也曾经指名让他打工具。他不觉得这是额外的负担，反而自豪于自己被需要。

有时候老刘想到新疆，就有些后悔。如果当时性格不是那么倔强以至于和领导搞僵了关系，估计后来也能有不错的发展，就不至于早早内退了。但他相信自己是有本事的人，这样的人在哪里都能吃上一口饭……

“这个酱，不但适用于香菇，它刷在肉串上也好吃。”老刘自豪介绍道，“人家在旁边吃个炒面也问我要甜面酱，吃馄饨也要放点甜面酱。我的甜面酱里一点面粉也不放，其实外面都放的，放面粉不稀奇的。”

曾经有一个客人，一定想知道他的酱里到底用了什么料。问老刘，他自然不肯说。这么多年了，他的口风一直把得很紧。这个客人就花20块，买了半瓶甜面酱回去。

“他买回去做啥你知道哇？去化验。这只瘪三坏哦，他花了7000块钱去化验。只化验出来四分之一的东西，这个我承认的，是有的。还有四分之三，没有化验出来，他还是没有成功。”

烧烤摊开了一年左右就开始出名了，上海电视台都市频道的《人气美食》节目组也来探访。他的生意越做越火，执着于老刘甜面酱的人也越来越多。曾有人开价几十万元，问他买甜面酱的配方。

老刘一口回绝。他身上有一种老上海人过日子的智慧：不贪图眼前一点小利，因为相信一个人过日子还是要往长远做打算。“我如果卖给他，那么生意就等于被他垄断了，我自己就不能做了。

老刘觉得自己能做成烧烤这件事，主要还是因为他“动得出脑筋，别人动不出，这不是掼浪头”。

做生意某种方面和做人是一个道理，都是一招一式做出来的，都被别人看在眼里。里脊肉是烧烤摊的必备，别人从外面批来的里脊肉，成本8角一串，卖两块。老刘则是每天跑到菜场买了鸡胸脯肉，自己制做。“我自己批肉，自己腌制，自己串，很多人都服帖我。我情愿慢一点，晚上迟点出摊头也可以。只要大家认为好，我就满足了。”

边上两个摊主试过向客人开坏他，“他们说我这里的味道不灵的，想把我的客人拉过去，拉不过去的呀。我的客人怎么和他们说：‘钞票在我自己口袋里，想吃谁家就吃谁家。’”讲到这里，老刘露出了得意的笑容，英雄偶尔也可以提提当年勇。

开始时客人全部站着吃烤串，时间一长老刘心里也过意不去。后来添置了三张台子，十几只椅子。每晚平均总有七八十个客人，有时候生意好，做通宵也是有的。“当时马路上还有安徽人开的炒面摊头，我就在天蒙蒙亮的时候去吃碗炒面，回到摊头继续烤，因为不断来人。”

天太冷的时候，老刘就买上两把大阳伞，让客人躲在伞下吃。吃着吃着，大家就喊老刘讲故事。“我面皮老得出的，他们让我讲，我就讲，大家听了哈哈一笑。如果啥人惹我不开心，我面孔还是笑嘻嘻。上海人和气，做人就要互相尊重。”客人过来，一人点一串他也一样烤。

“我赚多赚少无所谓，关键是大家开心。如果你一串吃得高兴那我就高兴，因为我把你服务好了。你哪怕过来看看我一串都不买，我也开心，你心里还想得到我。”

曾有客人开着五百多万元的豪车来他的摊头上吃烧烤，隔壁摊头上的人就搓他：“你牛的，开豪车的人也来吃哦。”老刘眼睛不抬回了句，“人家为什么开着豪车到我这里来吃？只能说明我的东西好吃呀。”

经常还有人包他场，他去外滩的一个小派对，为30个客人烧烤，一个晚上能赚6000元。

老刘16岁去支边，虽然没读过什么书，但他相信一个人只要有点脑子，再加上勤奋，就一定能干成点事情。

后来，对流动摊贩的管理越来越紧，他不得不经常换地方。熟悉的老客人跑了个空打电话给他，电话里说出个不一样的地址，“今天在这里，迎勋路上面。”两天以后，又是一个新的地方。

他还尝试了一段时间在家里烧烤，客人们都集中在弄堂里吃，但很快被居民举报了。有个开饭店的朋友看他东躲西藏也是作孽，便让他在自己饭店门口摆摊，客人就在店里吃。“但他后来觉得烟太大了，那我还是去马路边上摆，但那里也不让摆，我想想算了不做了。”

此时，几个经常去吃老刘烧烤的年轻人，决定为他开一家店。他们都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把老刘的烧烤摊看成上海烟火气的一部分，留住了它，就是留住了这座城市一隅的烟火气。

最早发现老刘摊头的是老王（名字听起来老，年龄并不大），他尝过觉得好，后来又把太太和两个朋友带了去。很快，大家都成了老刘的常客。他们都是申花球迷，在看台上是并肩作战的兄弟，生活里是志同道合的朋友。

在虹口足球场看完申花比赛的晚上，和太太吵架喝闷酒的深夜，一不留神又加班过点的凌晨，好像只有几串烤肉落肚，心里才真的安稳下来。三个朋友听说老刘要结束生意后一致商定，哪怕自己掏钱也不能让他消失于江湖，他们就这样合资开了店，既留住这烟火气，也留住老刘的梦想。

老刘本帮烧烤最初开在虹桥路上，店铺是一家面馆的。白天卖面，晚上空置觉得不划算。他们打听到了消息，便一个电话打给了老刘。老刘的烧烤摊就这样被搬进了室内，他说，上海的年轻人有这样的情怀，让他觉得实在感动。

随着生意越来越好，他们渐渐和面馆之间出现了一些合作上的分歧，于是老刘本帮烧烤搬到了长宁路上的玫瑰坊，独门独户经营。

烧烤其实向来和上海的城市气质不十分搭，因此本帮烧烤的名号刚喊出来时还被人嘲笑过。但是因为甜面酱里的那一份甜，倒也贴合了本帮的传承。

店里的客人多还是上海人，但也有来自其他地方的人。每个客人都有自己的爱和怕，以及跟随他们一生的、独一无二的经历。2019年，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节目组在店里蹲点拍摄了72小时，采访了不少人。有和先生商量好做丁克的销售员，养了一条叫Posh的狗，并把狗当成了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有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30岁青年，憧憬却也担心自己是否能对另一半负起责任；还有知道繁华必将散尽的店老板，决定尽情享受现在的一切。纪录片《烤肉店里的三日人生》，不仅记录了老刘的故事，也记录了这家店里普通人的欢笑和眼泪。

纪录片传递的更多是情怀，但在老刘看来，如果没有味道的支撑，一家店不可能走得太远。“无论大饭店小饭店，全部是靠一个味道撑着的，用味道吊住你，你不去可能哇？”

刚开店的时候，他亲自在后厨负责烧烤。后来想想年纪太大了，还是让年轻人来接班，他负责培训。

“大火烤什么？中火烤什么？小火烤什么？都有讲究的，我统统教好。越是大块的肉，越是要小火烤，因为要把料渗透到肉里去，又不能把水分烤干掉。”

他如今虽然不亲自烤串了，但他每20天做一次的甜面酱，仍然是店里的招牌。他每次花上三五个小时做上80斤酱料，用5升的桶装满8桶，再由车子从佘山拉来店里。

在纪实频道的那次采访中，老刘把节目组带到了自己曾经摆摊的地方。动迁后，方斜路大吉路冷清了很多。他站在空旷的街头，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再后来，老刘一家人也搬离了位于蓬莱路的家，他们如今住到了佘山。

老刘现在每次来店里只让店员泡一壶茶，一个人坐着慢慢喝。他说，自己做了半辈子烧烤，不想再吃了。这个周五的晚上，他看到店里桌桌坐满了人，笑意就漫上了眼角。

他提出带我们去看自己的那辆“老坦克”，先前店开在玫瑰坊的时候，自行车放在店铺里。搬到这里来，车子就放在外面的上街沿。

“我老刘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白活一场，我也算做了点事业出来。”老刘摸了把自行车的坐垫，弹掉点灰尘，

“我觉得自己的人生是成功的，我不管做什么都成功，因为我做什么事想的都是要做到最好，要比别人都强。一个人如果没这点追求，就永远只能混成中不溜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