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柏莉

广州茶楼一天三茶市、每客一茶盅、随堂叫卖的点心，以茶会友的地方习俗，历百年而不衰。时至今日，广州人早起见面的第一句话，仍是那句耳熟能详的“饮咗茶未”，人们用“饮茶”作为早安的问候，也以“饮茶”作为招待亲朋的传统礼节，周末上茶楼共聚天伦是广州人“不成文的家规”。茶楼，承载着广州百年的城市记忆，延续着广府人家的伦常温情，沉淀为一代代人心中最深厚的文化乡愁。

岭南风土滋养茶脉，市井生活催生茶楼

广州地处岭南，气候湿热，为先民采茶制茶、孕育饮茶风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作为千年不衰的通商口岸，广州自唐宋以来便是中国茶叶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茶叶更在一口通商后依托十三行构建的国际贸易网络远销海外。

于外，这片“东方树叶”远渡重洋；于内，其深深浸入本地街巷的肌理，催生出独具特色的饮茶空间。清代，广州已出现卖茶的摊肆，徐珂在《清稗类钞》中记：“粤人有于杂物肆中兼售茶者，不设座，过客立而饮之。”至清咸丰、同治年间，在街市、鱼栏和码头等处，又出现了因茶资仅收二厘而得名的“二厘馆”，民谣传唱：“去二厘馆饮餐茶，茶银二厘不多花。糕饼样样都抵食，最能顶肚不花假。”至清光绪中期，环境更为雅致、以“居”为名的茶居开始兴起，内设“云石面的台，雕花的座椅”，茶品日趋精致。随着一口通商后佛山资本转移至省城，佛山七堡乡人开始在广州兴办茶楼，缔造了名动省港的金华、利南、其昌、祥珍等老字号。这些新式茶楼，占地较广，楼高三层，其规制之宏阔、气韵之堂皇，殊非旧日茶居所能企及，由此奠定了粤人品茗“上高楼”的传统。至民国时期，广州茶楼林立，长堤一带新建筑中“尤以茶楼为多，且皆新式洋楼，高可数层，窗明几净”，形成“五步一楼、十步一阁”的繁盛景象，时人由此发出“到处相逢是茶楼”的感叹。

广州茶楼的发展历程根植于自然条件、经济结构与市井文化的互动之中。岭南风土孕育茶贸根基，港口贸易推动茶叶从山间草木变为关乎民生的利市之物，市井需求催生出饮茶空间分化：从劳作者歇脚的二厘馆，到适应商业发展的茶居、茶楼，这一过程体现了城市经济结构与消费市场的分层化，更反映出饮茶从单纯的饮食行为向社交休闲的功能转变，以及岭南生活方式在公共空间中的日常化沉淀与持续演进。

“一日三叹”滋养身心，“一盅两件”沉淀生活

胡子晋《广州竹枝词》云：“桂香品茗或祥珍，久坐谈天度早晨”，生动描绘了广州人在茶楼中的日常生活。

广州人的“叹茶”，得益于茶楼提供了一个平等、开放的公共空间。近代以来，随着传统祠庙和会馆的逐渐减少，茶楼为人们提供了脱离血缘与地缘纽带后新的场域。“登茶楼者，士农工商，无一不有……无男无女，无老无幼，无贵无贱，莫不乐于饮茶矣。”正是这种全民参与的“叹茶”，使茶楼成为平等共享的公共场域，人们在“饮茶”这一日常实践中重塑着城市生活的公共秩序与人际联结，饮茶成为人们调剂生活、安顿身心的日常仪式。

广州人的“叹茶”，在“一盅两件”的饮食形制中得到升华，并通过茶点的持续创新而历久弥新。与北方茶馆清饮为主的传统不同，广州茶楼创制出独具匠心的茶点，比如晶莹剔透的虾饺、松软可口的叉烧包，品茗与美食相得益彰，构筑了丰富多彩的美食景观。茶楼点心师傅善于吸收姑苏、京、沪和西点风味，博采各地名家之长，正是这种持续而自觉的融合与创新，见证了多元饮食文化的深度对话，延续着广州作为美食之都的传奇。

广州茶楼的袅袅茶香中，“叹”既是一种生活仪式，也是一种持续生长的文化实践，它将“敢为人先”的锐气与“得闲饮茶”的从容融合，沉淀为一种独特的广式生活哲学。正是这种于进取中不失从容、在闲适中孕育新机的独特智慧，让“食在广州”的美誉超越了舌尖，升华为一种深刻的文化生命力，生动诠释了岭南文化开放包容、务实创新的深层底蕴。

茶楼汇聚市井百态，构筑社会生活舞台

作为集娱乐休闲、社会交往、商业洽谈于一体的多元复合场域，广州茶楼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深深植根于城市的社会脉络之中，构成了近代广州社会生活的核心舞台。

茶楼是行业交往与社群联结的活态空间。20世纪20年代，广州茶楼呈现出鲜明的社群分化图景：雀友相会于成珠楼，“每晨辄有雀友品茗，以致茶厅之上，遍悬雀笼，雀声人声，喧嚣不已”；惠如茶楼光顾者多学界中人，常常“自踞一房，开茶一盅，挟册观书，久而弗去”；一德路源源茶楼多见“庄口商人及海味行伙伴”，大北附近的义全茶居则聚集着“种植农夫与附近凿石工人”。不同职业和背景的人群在茶楼形成稳定聚点，编织出一张细腻而生动的地缘与业缘网络。

茶楼是信息流转与意见交汇的公共领域。长寿新街的朱冠兰，茶客“打听商业行情，盖同业品茗时，高谈侃议，彼此互通消息”，诸多交易契约于谈笑间缔结；知识分子时常在茶楼以茶点宴请介绍人，探问工作机会；各茶楼门前必设报摊，茶客通常“约同二三好友，携了一二份大报及小报，慢慢地吃喝，一面谈笑，上下古今，大小闲要，均在品论之列”。

茶楼是民间曲艺与棋艺的展演空间。20世纪初，为迎合粤人喜茶好曲的传统习俗，茶楼娱乐由休闲品茗扩展至听曲赏乐，吸引听众形成派别鲜明的“曲迷党”，并孕育了“小明星”等一代名伶。与此同时，翩翩茶室汇聚冯敬如、黄松轩等“四大天王”，吸引了“七省棋王”周德裕前来对弈，“钟珍大破黄松轩”更成棋坛佳话。此后，祥珍、大华等茶楼相继成为棋坛据点，陈松顺、杨官璘等名手皆曾在此纹枰论道，茶楼成为市井智慧与雅趣交融的独特空间。

茶楼还是一方丰饶的文化现场。江孔殷、黄慈博等名士常聚陶陶居的霜华小苑谈诗论文；郭沫若在北园留下“仿佛如到家”的诗句，在泮溪赞叹“盘中粒粒皆辛苦”；老舍在泮溪许下“糯米支红来再游”的约定。茶楼更是思想对话的场所，鲁迅日记中频现前往陶陶居、陆园饮茗的记录；南中国文学会在东如茶楼宣告成立……从文人酬唱到思潮萌蘖，茶楼见证了近代广州文化的鲜活脉动。

茶楼中流淌的，不仅是茶香与滋味，更是一代代广州人安顿身心的乡愁所系，是广式生活从容务实、开放包容精神的鲜活注脚。这份源于市井、融于日常的生机，正是一座城市永葆活力、向新而行的深厚底气，也是岭南文化在岁月长河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温暖明证。

作者系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

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GD25LN13）研究成果

文｜黄柏莉

广州茶楼一天三茶市、每客一茶盅、随堂叫卖的点心，以茶会友的地方习俗，历百年而不衰。时至今日，广州人早起见面的第一句话，仍是那句耳熟能详的“饮咗茶未”，人们用“饮茶”作为早安的问候，也以“饮茶”作为招待亲朋的传统礼节，周末上茶楼共聚天伦是广州人“不成文的家规”。茶楼，承载着广州百年的城市记忆，延续着广府人家的伦常温情，沉淀为一代代人心中最深厚的文化乡愁。

岭南风土滋养茶脉，市井生活催生茶楼

广州地处岭南，气候湿热，为先民采茶制茶、孕育饮茶风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作为千年不衰的通商口岸，广州自唐宋以来便是中国茶叶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茶叶更在一口通商后依托十三行构建的国际贸易网络远销海外。

于外，这片“东方树叶”远渡重洋；于内，其深深浸入本地街巷的肌理，催生出独具特色的饮茶空间。清代，广州已出现卖茶的摊肆，徐珂在《清稗类钞》中记：“粤人有于杂物肆中兼售茶者，不设座，过客立而饮之。”至清咸丰、同治年间，在街市、鱼栏和码头等处，又出现了因茶资仅收二厘而得名的“二厘馆”，民谣传唱：“去二厘馆饮餐茶，茶银二厘不多花。糕饼样样都抵食，最能顶肚不花假。”至清光绪中期，环境更为雅致、以“居”为名的茶居开始兴起，内设“云石面的台，雕花的座椅”，茶品日趋精致。随着一口通商后佛山资本转移至省城，佛山七堡乡人开始在广州兴办茶楼，缔造了名动省港的金华、利南、其昌、祥珍等老字号。这些新式茶楼，占地较广，楼高三层，其规制之宏阔、气韵之堂皇，殊非旧日茶居所能企及，由此奠定了粤人品茗“上高楼”的传统。至民国时期，广州茶楼林立，长堤一带新建筑中“尤以茶楼为多，且皆新式洋楼，高可数层，窗明几净”，形成“五步一楼、十步一阁”的繁盛景象，时人由此发出“到处相逢是茶楼”的感叹。

广州茶楼的发展历程根植于自然条件、经济结构与市井文化的互动之中。岭南风土孕育茶贸根基，港口贸易推动茶叶从山间草木变为关乎民生的利市之物，市井需求催生出饮茶空间分化：从劳作者歇脚的二厘馆，到适应商业发展的茶居、茶楼，这一过程体现了城市经济结构与消费市场的分层化，更反映出饮茶从单纯的饮食行为向社交休闲的功能转变，以及岭南生活方式在公共空间中的日常化沉淀与持续演进。

“一日三叹”滋养身心，“一盅两件”沉淀生活

胡子晋《广州竹枝词》云：“桂香品茗或祥珍，久坐谈天度早晨”，生动描绘了广州人在茶楼中的日常生活。

广州人的“叹茶”，得益于茶楼提供了一个平等、开放的公共空间。近代以来，随着传统祠庙和会馆的逐渐减少，茶楼为人们提供了脱离血缘与地缘纽带后新的场域。“登茶楼者，士农工商，无一不有……无男无女，无老无幼，无贵无贱，莫不乐于饮茶矣。”正是这种全民参与的“叹茶”，使茶楼成为平等共享的公共场域，人们在“饮茶”这一日常实践中重塑着城市生活的公共秩序与人际联结，饮茶成为人们调剂生活、安顿身心的日常仪式。

广州人的“叹茶”，在“一盅两件”的饮食形制中得到升华，并通过茶点的持续创新而历久弥新。与北方茶馆清饮为主的传统不同，广州茶楼创制出独具匠心的茶点，比如晶莹剔透的虾饺、松软可口的叉烧包，品茗与美食相得益彰，构筑了丰富多彩的美食景观。茶楼点心师傅善于吸收姑苏、京、沪和西点风味，博采各地名家之长，正是这种持续而自觉的融合与创新，见证了多元饮食文化的深度对话，延续着广州作为美食之都的传奇。

广州茶楼的袅袅茶香中，“叹”既是一种生活仪式，也是一种持续生长的文化实践，它将“敢为人先”的锐气与“得闲饮茶”的从容融合，沉淀为一种独特的广式生活哲学。正是这种于进取中不失从容、在闲适中孕育新机的独特智慧，让“食在广州”的美誉超越了舌尖，升华为一种深刻的文化生命力，生动诠释了岭南文化开放包容、务实创新的深层底蕴。

茶楼汇聚市井百态，构筑社会生活舞台

作为集娱乐休闲、社会交往、商业洽谈于一体的多元复合场域，广州茶楼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深深植根于城市的社会脉络之中，构成了近代广州社会生活的核心舞台。

茶楼是行业交往与社群联结的活态空间。20世纪20年代，广州茶楼呈现出鲜明的社群分化图景：雀友相会于成珠楼，“每晨辄有雀友品茗，以致茶厅之上，遍悬雀笼，雀声人声，喧嚣不已”；惠如茶楼光顾者多学界中人，常常“自踞一房，开茶一盅，挟册观书，久而弗去”；一德路源源茶楼多见“庄口商人及海味行伙伴”，大北附近的义全茶居则聚集着“种植农夫与附近凿石工人”。不同职业和背景的人群在茶楼形成稳定聚点，编织出一张细腻而生动的地缘与业缘网络。

茶楼是信息流转与意见交汇的公共领域。长寿新街的朱冠兰，茶客“打听商业行情，盖同业品茗时，高谈侃议，彼此互通消息”，诸多交易契约于谈笑间缔结；知识分子时常在茶楼以茶点宴请介绍人，探问工作机会；各茶楼门前必设报摊，茶客通常“约同二三好友，携了一二份大报及小报，慢慢地吃喝，一面谈笑，上下古今，大小闲要，均在品论之列”。

茶楼是民间曲艺与棋艺的展演空间。20世纪初，为迎合粤人喜茶好曲的传统习俗，茶楼娱乐由休闲品茗扩展至听曲赏乐，吸引听众形成派别鲜明的“曲迷党”，并孕育了“小明星”等一代名伶。与此同时，翩翩茶室汇聚冯敬如、黄松轩等“四大天王”，吸引了“七省棋王”周德裕前来对弈，“钟珍大破黄松轩”更成棋坛佳话。此后，祥珍、大华等茶楼相继成为棋坛据点，陈松顺、杨官璘等名手皆曾在此纹枰论道，茶楼成为市井智慧与雅趣交融的独特空间。

茶楼还是一方丰饶的文化现场。江孔殷、黄慈博等名士常聚陶陶居的霜华小苑谈诗论文；郭沫若在北园留下“仿佛如到家”的诗句，在泮溪赞叹“盘中粒粒皆辛苦”；老舍在泮溪许下“糯米支红来再游”的约定。茶楼更是思想对话的场所，鲁迅日记中频现前往陶陶居、陆园饮茗的记录；南中国文学会在东如茶楼宣告成立……从文人酬唱到思潮萌蘖，茶楼见证了近代广州文化的鲜活脉动。

茶楼中流淌的，不仅是茶香与滋味，更是一代代广州人安顿身心的乡愁所系，是广式生活从容务实、开放包容精神的鲜活注脚。这份源于市井、融于日常的生机，正是一座城市永葆活力、向新而行的深厚底气，也是岭南文化在岁月长河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温暖明证。

作者系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

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GD25LN13）研究成果

文｜黄柏莉

广州茶楼一天三茶市、每客一茶盅、随堂叫卖的点心，以茶会友的地方习俗，历百年而不衰。时至今日，广州人早起见面的第一句话，仍是那句耳熟能详的“饮咗茶未”，人们用“饮茶”作为早安的问候，也以“饮茶”作为招待亲朋的传统礼节，周末上茶楼共聚天伦是广州人“不成文的家规”。茶楼，承载着广州百年的城市记忆，延续着广府人家的伦常温情，沉淀为一代代人心中最深厚的文化乡愁。

岭南风土滋养茶脉，市井生活催生茶楼

广州地处岭南，气候湿热，为先民采茶制茶、孕育饮茶风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作为千年不衰的通商口岸，广州自唐宋以来便是中国茶叶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茶叶更在一口通商后依托十三行构建的国际贸易网络远销海外。

于外，这片“东方树叶”远渡重洋；于内，其深深浸入本地街巷的肌理，催生出独具特色的饮茶空间。清代，广州已出现卖茶的摊肆，徐珂在《清稗类钞》中记：“粤人有于杂物肆中兼售茶者，不设座，过客立而饮之。”至清咸丰、同治年间，在街市、鱼栏和码头等处，又出现了因茶资仅收二厘而得名的“二厘馆”，民谣传唱：“去二厘馆饮餐茶，茶银二厘不多花。糕饼样样都抵食，最能顶肚不花假。”至清光绪中期，环境更为雅致、以“居”为名的茶居开始兴起，内设“云石面的台，雕花的座椅”，茶品日趋精致。随着一口通商后佛山资本转移至省城，佛山七堡乡人开始在广州兴办茶楼，缔造了名动省港的金华、利南、其昌、祥珍等老字号。这些新式茶楼，占地较广，楼高三层，其规制之宏阔、气韵之堂皇，殊非旧日茶居所能企及，由此奠定了粤人品茗“上高楼”的传统。至民国时期，广州茶楼林立，长堤一带新建筑中“尤以茶楼为多，且皆新式洋楼，高可数层，窗明几净”，形成“五步一楼、十步一阁”的繁盛景象，时人由此发出“到处相逢是茶楼”的感叹。

广州茶楼的发展历程根植于自然条件、经济结构与市井文化的互动之中。岭南风土孕育茶贸根基，港口贸易推动茶叶从山间草木变为关乎民生的利市之物，市井需求催生出饮茶空间分化：从劳作者歇脚的二厘馆，到适应商业发展的茶居、茶楼，这一过程体现了城市经济结构与消费市场的分层化，更反映出饮茶从单纯的饮食行为向社交休闲的功能转变，以及岭南生活方式在公共空间中的日常化沉淀与持续演进。

“一日三叹”滋养身心，“一盅两件”沉淀生活

胡子晋《广州竹枝词》云：“桂香品茗或祥珍，久坐谈天度早晨”，生动描绘了广州人在茶楼中的日常生活。

广州人的“叹茶”，得益于茶楼提供了一个平等、开放的公共空间。近代以来，随着传统祠庙和会馆的逐渐减少，茶楼为人们提供了脱离血缘与地缘纽带后新的场域。“登茶楼者，士农工商，无一不有……无男无女，无老无幼，无贵无贱，莫不乐于饮茶矣。”正是这种全民参与的“叹茶”，使茶楼成为平等共享的公共场域，人们在“饮茶”这一日常实践中重塑着城市生活的公共秩序与人际联结，饮茶成为人们调剂生活、安顿身心的日常仪式。

广州人的“叹茶”，在“一盅两件”的饮食形制中得到升华，并通过茶点的持续创新而历久弥新。与北方茶馆清饮为主的传统不同，广州茶楼创制出独具匠心的茶点，比如晶莹剔透的虾饺、松软可口的叉烧包，品茗与美食相得益彰，构筑了丰富多彩的美食景观。茶楼点心师傅善于吸收姑苏、京、沪和西点风味，博采各地名家之长，正是这种持续而自觉的融合与创新，见证了多元饮食文化的深度对话，延续着广州作为美食之都的传奇。

广州茶楼的袅袅茶香中，“叹”既是一种生活仪式，也是一种持续生长的文化实践，它将“敢为人先”的锐气与“得闲饮茶”的从容融合，沉淀为一种独特的广式生活哲学。正是这种于进取中不失从容、在闲适中孕育新机的独特智慧，让“食在广州”的美誉超越了舌尖，升华为一种深刻的文化生命力，生动诠释了岭南文化开放包容、务实创新的深层底蕴。

茶楼汇聚市井百态，构筑社会生活舞台

作为集娱乐休闲、社会交往、商业洽谈于一体的多元复合场域，广州茶楼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深深植根于城市的社会脉络之中，构成了近代广州社会生活的核心舞台。

茶楼是行业交往与社群联结的活态空间。20世纪20年代，广州茶楼呈现出鲜明的社群分化图景：雀友相会于成珠楼，“每晨辄有雀友品茗，以致茶厅之上，遍悬雀笼，雀声人声，喧嚣不已”；惠如茶楼光顾者多学界中人，常常“自踞一房，开茶一盅，挟册观书，久而弗去”；一德路源源茶楼多见“庄口商人及海味行伙伴”，大北附近的义全茶居则聚集着“种植农夫与附近凿石工人”。不同职业和背景的人群在茶楼形成稳定聚点，编织出一张细腻而生动的地缘与业缘网络。

茶楼是信息流转与意见交汇的公共领域。长寿新街的朱冠兰，茶客“打听商业行情，盖同业品茗时，高谈侃议，彼此互通消息”，诸多交易契约于谈笑间缔结；知识分子时常在茶楼以茶点宴请介绍人，探问工作机会；各茶楼门前必设报摊，茶客通常“约同二三好友，携了一二份大报及小报，慢慢地吃喝，一面谈笑，上下古今，大小闲要，均在品论之列”。

茶楼是民间曲艺与棋艺的展演空间。20世纪初，为迎合粤人喜茶好曲的传统习俗，茶楼娱乐由休闲品茗扩展至听曲赏乐，吸引听众形成派别鲜明的“曲迷党”，并孕育了“小明星”等一代名伶。与此同时，翩翩茶室汇聚冯敬如、黄松轩等“四大天王”，吸引了“七省棋王”周德裕前来对弈，“钟珍大破黄松轩”更成棋坛佳话。此后，祥珍、大华等茶楼相继成为棋坛据点，陈松顺、杨官璘等名手皆曾在此纹枰论道，茶楼成为市井智慧与雅趣交融的独特空间。

茶楼还是一方丰饶的文化现场。江孔殷、黄慈博等名士常聚陶陶居的霜华小苑谈诗论文；郭沫若在北园留下“仿佛如到家”的诗句，在泮溪赞叹“盘中粒粒皆辛苦”；老舍在泮溪许下“糯米支红来再游”的约定。茶楼更是思想对话的场所，鲁迅日记中频现前往陶陶居、陆园饮茗的记录；南中国文学会在东如茶楼宣告成立……从文人酬唱到思潮萌蘖，茶楼见证了近代广州文化的鲜活脉动。

茶楼中流淌的，不仅是茶香与滋味，更是一代代广州人安顿身心的乡愁所系，是广式生活从容务实、开放包容精神的鲜活注脚。这份源于市井、融于日常的生机，正是一座城市永葆活力、向新而行的深厚底气，也是岭南文化在岁月长河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温暖明证。

作者系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

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GD25LN13）研究成果

文｜黄柏莉

广州茶楼一天三茶市、每客一茶盅、随堂叫卖的点心，以茶会友的地方习俗，历百年而不衰。时至今日，广州人早起见面的第一句话，仍是那句耳熟能详的“饮咗茶未”，人们用“饮茶”作为早安的问候，也以“饮茶”作为招待亲朋的传统礼节，周末上茶楼共聚天伦是广州人“不成文的家规”。茶楼，承载着广州百年的城市记忆，延续着广府人家的伦常温情，沉淀为一代代人心中最深厚的文化乡愁。

岭南风土滋养茶脉，市井生活催生茶楼

广州地处岭南，气候湿热，为先民采茶制茶、孕育饮茶风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作为千年不衰的通商口岸，广州自唐宋以来便是中国茶叶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茶叶更在一口通商后依托十三行构建的国际贸易网络远销海外。

于外，这片“东方树叶”远渡重洋；于内，其深深浸入本地街巷的肌理，催生出独具特色的饮茶空间。清代，广州已出现卖茶的摊肆，徐珂在《清稗类钞》中记：“粤人有于杂物肆中兼售茶者，不设座，过客立而饮之。”至清咸丰、同治年间，在街市、鱼栏和码头等处，又出现了因茶资仅收二厘而得名的“二厘馆”，民谣传唱：“去二厘馆饮餐茶，茶银二厘不多花。糕饼样样都抵食，最能顶肚不花假。”至清光绪中期，环境更为雅致、以“居”为名的茶居开始兴起，内设“云石面的台，雕花的座椅”，茶品日趋精致。随着一口通商后佛山资本转移至省城，佛山七堡乡人开始在广州兴办茶楼，缔造了名动省港的金华、利南、其昌、祥珍等老字号。这些新式茶楼，占地较广，楼高三层，其规制之宏阔、气韵之堂皇，殊非旧日茶居所能企及，由此奠定了粤人品茗“上高楼”的传统。至民国时期，广州茶楼林立，长堤一带新建筑中“尤以茶楼为多，且皆新式洋楼，高可数层，窗明几净”，形成“五步一楼、十步一阁”的繁盛景象，时人由此发出“到处相逢是茶楼”的感叹。

广州茶楼的发展历程根植于自然条件、经济结构与市井文化的互动之中。岭南风土孕育茶贸根基，港口贸易推动茶叶从山间草木变为关乎民生的利市之物，市井需求催生出饮茶空间分化：从劳作者歇脚的二厘馆，到适应商业发展的茶居、茶楼，这一过程体现了城市经济结构与消费市场的分层化，更反映出饮茶从单纯的饮食行为向社交休闲的功能转变，以及岭南生活方式在公共空间中的日常化沉淀与持续演进。

“一日三叹”滋养身心，“一盅两件”沉淀生活

胡子晋《广州竹枝词》云：“桂香品茗或祥珍，久坐谈天度早晨”，生动描绘了广州人在茶楼中的日常生活。

广州人的“叹茶”，得益于茶楼提供了一个平等、开放的公共空间。近代以来，随着传统祠庙和会馆的逐渐减少，茶楼为人们提供了脱离血缘与地缘纽带后新的场域。“登茶楼者，士农工商，无一不有……无男无女，无老无幼，无贵无贱，莫不乐于饮茶矣。”正是这种全民参与的“叹茶”，使茶楼成为平等共享的公共场域，人们在“饮茶”这一日常实践中重塑着城市生活的公共秩序与人际联结，饮茶成为人们调剂生活、安顿身心的日常仪式。

广州人的“叹茶”，在“一盅两件”的饮食形制中得到升华，并通过茶点的持续创新而历久弥新。与北方茶馆清饮为主的传统不同，广州茶楼创制出独具匠心的茶点，比如晶莹剔透的虾饺、松软可口的叉烧包，品茗与美食相得益彰，构筑了丰富多彩的美食景观。茶楼点心师傅善于吸收姑苏、京、沪和西点风味，博采各地名家之长，正是这种持续而自觉的融合与创新，见证了多元饮食文化的深度对话，延续着广州作为美食之都的传奇。

广州茶楼的袅袅茶香中，“叹”既是一种生活仪式，也是一种持续生长的文化实践，它将“敢为人先”的锐气与“得闲饮茶”的从容融合，沉淀为一种独特的广式生活哲学。正是这种于进取中不失从容、在闲适中孕育新机的独特智慧，让“食在广州”的美誉超越了舌尖，升华为一种深刻的文化生命力，生动诠释了岭南文化开放包容、务实创新的深层底蕴。

茶楼汇聚市井百态，构筑社会生活舞台

作为集娱乐休闲、社会交往、商业洽谈于一体的多元复合场域，广州茶楼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深深植根于城市的社会脉络之中，构成了近代广州社会生活的核心舞台。

茶楼是行业交往与社群联结的活态空间。20世纪20年代，广州茶楼呈现出鲜明的社群分化图景：雀友相会于成珠楼，“每晨辄有雀友品茗，以致茶厅之上，遍悬雀笼，雀声人声，喧嚣不已”；惠如茶楼光顾者多学界中人，常常“自踞一房，开茶一盅，挟册观书，久而弗去”；一德路源源茶楼多见“庄口商人及海味行伙伴”，大北附近的义全茶居则聚集着“种植农夫与附近凿石工人”。不同职业和背景的人群在茶楼形成稳定聚点，编织出一张细腻而生动的地缘与业缘网络。

茶楼是信息流转与意见交汇的公共领域。长寿新街的朱冠兰，茶客“打听商业行情，盖同业品茗时，高谈侃议，彼此互通消息”，诸多交易契约于谈笑间缔结；知识分子时常在茶楼以茶点宴请介绍人，探问工作机会；各茶楼门前必设报摊，茶客通常“约同二三好友，携了一二份大报及小报，慢慢地吃喝，一面谈笑，上下古今，大小闲要，均在品论之列”。

茶楼是民间曲艺与棋艺的展演空间。20世纪初，为迎合粤人喜茶好曲的传统习俗，茶楼娱乐由休闲品茗扩展至听曲赏乐，吸引听众形成派别鲜明的“曲迷党”，并孕育了“小明星”等一代名伶。与此同时，翩翩茶室汇聚冯敬如、黄松轩等“四大天王”，吸引了“七省棋王”周德裕前来对弈，“钟珍大破黄松轩”更成棋坛佳话。此后，祥珍、大华等茶楼相继成为棋坛据点，陈松顺、杨官璘等名手皆曾在此纹枰论道，茶楼成为市井智慧与雅趣交融的独特空间。

茶楼还是一方丰饶的文化现场。江孔殷、黄慈博等名士常聚陶陶居的霜华小苑谈诗论文；郭沫若在北园留下“仿佛如到家”的诗句，在泮溪赞叹“盘中粒粒皆辛苦”；老舍在泮溪许下“糯米支红来再游”的约定。茶楼更是思想对话的场所，鲁迅日记中频现前往陶陶居、陆园饮茗的记录；南中国文学会在东如茶楼宣告成立……从文人酬唱到思潮萌蘖，茶楼见证了近代广州文化的鲜活脉动。

茶楼中流淌的，不仅是茶香与滋味，更是一代代广州人安顿身心的乡愁所系，是广式生活从容务实、开放包容精神的鲜活注脚。这份源于市井、融于日常的生机，正是一座城市永葆活力、向新而行的深厚底气，也是岭南文化在岁月长河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温暖明证。

作者系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

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GD25LN13）研究成果

文｜黄柏莉

广州茶楼一天三茶市、每客一茶盅、随堂叫卖的点心，以茶会友的地方习俗，历百年而不衰。时至今日，广州人早起见面的第一句话，仍是那句耳熟能详的“饮咗茶未”，人们用“饮茶”作为早安的问候，也以“饮茶”作为招待亲朋的传统礼节，周末上茶楼共聚天伦是广州人“不成文的家规”。茶楼，承载着广州百年的城市记忆，延续着广府人家的伦常温情，沉淀为一代代人心中最深厚的文化乡愁。

岭南风土滋养茶脉，市井生活催生茶楼

广州地处岭南，气候湿热，为先民采茶制茶、孕育饮茶风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作为千年不衰的通商口岸，广州自唐宋以来便是中国茶叶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茶叶更在一口通商后依托十三行构建的国际贸易网络远销海外。

于外，这片“东方树叶”远渡重洋；于内，其深深浸入本地街巷的肌理，催生出独具特色的饮茶空间。清代，广州已出现卖茶的摊肆，徐珂在《清稗类钞》中记：“粤人有于杂物肆中兼售茶者，不设座，过客立而饮之。”至清咸丰、同治年间，在街市、鱼栏和码头等处，又出现了因茶资仅收二厘而得名的“二厘馆”，民谣传唱：“去二厘馆饮餐茶，茶银二厘不多花。糕饼样样都抵食，最能顶肚不花假。”至清光绪中期，环境更为雅致、以“居”为名的茶居开始兴起，内设“云石面的台，雕花的座椅”，茶品日趋精致。随着一口通商后佛山资本转移至省城，佛山七堡乡人开始在广州兴办茶楼，缔造了名动省港的金华、利南、其昌、祥珍等老字号。这些新式茶楼，占地较广，楼高三层，其规制之宏阔、气韵之堂皇，殊非旧日茶居所能企及，由此奠定了粤人品茗“上高楼”的传统。至民国时期，广州茶楼林立，长堤一带新建筑中“尤以茶楼为多，且皆新式洋楼，高可数层，窗明几净”，形成“五步一楼、十步一阁”的繁盛景象，时人由此发出“到处相逢是茶楼”的感叹。

广州茶楼的发展历程根植于自然条件、经济结构与市井文化的互动之中。岭南风土孕育茶贸根基，港口贸易推动茶叶从山间草木变为关乎民生的利市之物，市井需求催生出饮茶空间分化：从劳作者歇脚的二厘馆，到适应商业发展的茶居、茶楼，这一过程体现了城市经济结构与消费市场的分层化，更反映出饮茶从单纯的饮食行为向社交休闲的功能转变，以及岭南生活方式在公共空间中的日常化沉淀与持续演进。

“一日三叹”滋养身心，“一盅两件”沉淀生活

胡子晋《广州竹枝词》云：“桂香品茗或祥珍，久坐谈天度早晨”，生动描绘了广州人在茶楼中的日常生活。

广州人的“叹茶”，得益于茶楼提供了一个平等、开放的公共空间。近代以来，随着传统祠庙和会馆的逐渐减少，茶楼为人们提供了脱离血缘与地缘纽带后新的场域。“登茶楼者，士农工商，无一不有……无男无女，无老无幼，无贵无贱，莫不乐于饮茶矣。”正是这种全民参与的“叹茶”，使茶楼成为平等共享的公共场域，人们在“饮茶”这一日常实践中重塑着城市生活的公共秩序与人际联结，饮茶成为人们调剂生活、安顿身心的日常仪式。

广州人的“叹茶”，在“一盅两件”的饮食形制中得到升华，并通过茶点的持续创新而历久弥新。与北方茶馆清饮为主的传统不同，广州茶楼创制出独具匠心的茶点，比如晶莹剔透的虾饺、松软可口的叉烧包，品茗与美食相得益彰，构筑了丰富多彩的美食景观。茶楼点心师傅善于吸收姑苏、京、沪和西点风味，博采各地名家之长，正是这种持续而自觉的融合与创新，见证了多元饮食文化的深度对话，延续着广州作为美食之都的传奇。

广州茶楼的袅袅茶香中，“叹”既是一种生活仪式，也是一种持续生长的文化实践，它将“敢为人先”的锐气与“得闲饮茶”的从容融合，沉淀为一种独特的广式生活哲学。正是这种于进取中不失从容、在闲适中孕育新机的独特智慧，让“食在广州”的美誉超越了舌尖，升华为一种深刻的文化生命力，生动诠释了岭南文化开放包容、务实创新的深层底蕴。

茶楼汇聚市井百态，构筑社会生活舞台

作为集娱乐休闲、社会交往、商业洽谈于一体的多元复合场域，广州茶楼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深深植根于城市的社会脉络之中，构成了近代广州社会生活的核心舞台。

茶楼是行业交往与社群联结的活态空间。20世纪20年代，广州茶楼呈现出鲜明的社群分化图景：雀友相会于成珠楼，“每晨辄有雀友品茗，以致茶厅之上，遍悬雀笼，雀声人声，喧嚣不已”；惠如茶楼光顾者多学界中人，常常“自踞一房，开茶一盅，挟册观书，久而弗去”；一德路源源茶楼多见“庄口商人及海味行伙伴”，大北附近的义全茶居则聚集着“种植农夫与附近凿石工人”。不同职业和背景的人群在茶楼形成稳定聚点，编织出一张细腻而生动的地缘与业缘网络。

茶楼是信息流转与意见交汇的公共领域。长寿新街的朱冠兰，茶客“打听商业行情，盖同业品茗时，高谈侃议，彼此互通消息”，诸多交易契约于谈笑间缔结；知识分子时常在茶楼以茶点宴请介绍人，探问工作机会；各茶楼门前必设报摊，茶客通常“约同二三好友，携了一二份大报及小报，慢慢地吃喝，一面谈笑，上下古今，大小闲要，均在品论之列”。

茶楼是民间曲艺与棋艺的展演空间。20世纪初，为迎合粤人喜茶好曲的传统习俗，茶楼娱乐由休闲品茗扩展至听曲赏乐，吸引听众形成派别鲜明的“曲迷党”，并孕育了“小明星”等一代名伶。与此同时，翩翩茶室汇聚冯敬如、黄松轩等“四大天王”，吸引了“七省棋王”周德裕前来对弈，“钟珍大破黄松轩”更成棋坛佳话。此后，祥珍、大华等茶楼相继成为棋坛据点，陈松顺、杨官璘等名手皆曾在此纹枰论道，茶楼成为市井智慧与雅趣交融的独特空间。

茶楼还是一方丰饶的文化现场。江孔殷、黄慈博等名士常聚陶陶居的霜华小苑谈诗论文；郭沫若在北园留下“仿佛如到家”的诗句，在泮溪赞叹“盘中粒粒皆辛苦”；老舍在泮溪许下“糯米支红来再游”的约定。茶楼更是思想对话的场所，鲁迅日记中频现前往陶陶居、陆园饮茗的记录；南中国文学会在东如茶楼宣告成立……从文人酬唱到思潮萌蘖，茶楼见证了近代广州文化的鲜活脉动。

茶楼中流淌的，不仅是茶香与滋味，更是一代代广州人安顿身心的乡愁所系，是广式生活从容务实、开放包容精神的鲜活注脚。这份源于市井、融于日常的生机，正是一座城市永葆活力、向新而行的深厚底气，也是岭南文化在岁月长河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温暖明证。

作者系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

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GD25LN13）研究成果